中共人物传杨静仁生平故事简介,杨静仁历史评价,杨静仁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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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仁·回族有影响的革命青年

1918年，杨静仁诞生在兰州市一个贫寒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家中。他的父亲杨润霖，是一位在当地较有名气的阿訇。杨静仁5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就把他过继给无嗣的堂兄杨汝霖。杨静仁过继到堂伯父家，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有了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环境，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他又从这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经济活动中，看到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反抗不公平的现实社会的种子。

杨静仁9岁到13岁读过4年私塾，背诵过“四书”、“五经”。从13岁起，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先后在市内孝友街私立第四小学和省立第一中学就学。他嗜爱文学，埋头阅读文学书籍，作文成绩屡屡名列前茅。他立志要做一名“文学家”，初中二年级就尝试文学创作，先后以“火花”、“春魂”、“晓云”、“铁奋”为笔名，在《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小说、小品文和诗等。这些作品，洋溢着作者同情劳动人民和批判旧社会的战斗激情。他的小说《小六子忍不住了》，写一个贫苦农民小六子不堪剥削压迫，打死了催款委员；《失掉了狗子的悲哀》，写一个老工人的悲惨生活；《跳出了粉红色的梦圈》，写一个穷学生因被富豪子弟夺去了爱人而觉悟到必须改造旧社会。

作品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杨静仁每月可领到四五块大洋的稿费。他把这些钱大都用来订阅《生活》、《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他敬佩鲁迅、茅盾张天翼等左翼文学家，渴望追随他们的足迹而成为以笔杆子抨击时弊的革命文学家。

杨静仁的堂伯父家常年雇工五到六人，住在他家菜园子里。杨静仁经常到雇工的住处去玩，亲眼看到他们的悲惨生活。他们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所挣的工资不能维持全家生活，不得不向堂伯父预支工资。但预支工资的人，每月必须无偿作夜工（夜里浇水）三五次，生病也不准请假。有一位老雇工因过度劳累而死，他的家属连棺材都买不起，托人向堂伯父求情，拖延了一个多月才买了一口薄棺材下葬。更令杨静仁深受刺激的一件事，是1928年和1929年，甘肃连遭旱灾，生父一家已无收入，不得不向堂伯父借钱。狠心的堂伯父竟不肯，强迫父亲将房子抵押给他。这件事使他认识到有钱的人是非常刻薄吝啬的，穷人则是很善良的[1]。

杨静仁在初中三年时，有一位从北平请来的史地老师任佩章。上课时常讲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马列主义理论常识，使杨静仁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从进步刊物《读书生活》上读到艾思奇的哲学讲座、柳湜的街头讲话；又从翻译书籍中读到神州国光社的《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杨静仁决心放弃做文学家的志向，而要做一名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者。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在兰州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有郑重远、吴鸿宾等人。按照工委的布置，吴鸿宾深入回族群众，尤其是在回族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

杨静仁和他的同学马明德、鲜维峻，有机会聆听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所作的时事报告，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7年10月左右，吴鸿宾和杨静仁、马明德、鲜维峻取得了联系，具体商议了组织回族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事宜。

杨静仁、马明德、鲜维峻等一些回族学生筹备成立一个回民青年抗日组织，被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以“回教人不应单独成立抗战团体”为由不予批准。针对这种情况，在吴鸿宾的建议下，杨静仁、马明德、鲜维峻等决定利用“伊斯兰教学会”这个社团组织名称，联系兰州回族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斗争实践中，杨静仁同党组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党组织让杨静仁先参加党的同情者小组，在小组里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培养，中共甘肃工委于1937年吸收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入党[2]。杨静仁的入党介绍人是吴鸿宾、孙作宾，预备期半年，于第二年春天转正。

不久，中共甘肃工委建立“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简称“回支”），鲜维峻任书记，马明德负责组织，杨静仁负责宣传。

1938年春，伊斯兰教学会对另一个回民教育组织“回教教育促进会”进行了改组。“回教教育促进会”成立于1931年。抗战前，该组织实权掌握在国民党顽固分子和大绅士手里，广大回族群众早已对这个组织强烈不满。“回支”就以“伊斯兰教学会”的名义发动回族群众，胜利地改组了“回教教育促进会”。改组后的“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回民教育促进会”，杨静仁被选为常委兼书记，另一常委吴鸿业（吴鸿宾的胞弟，进步知识分子）实际负责会务。

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十分活跃，除了配合伊斯兰教学会办夜校出壁报进行抗日宣传外，还整顿了兰州回族各坊的5所小学，清除了把持校长、教务长职位的顽固派分子；在兰州、榆中等地创办7所小学、1所中学；在回族较集中的27个县设立了分会。

1938年8—9月间，中共甘肃工委派“回支”书记鲜维峻去延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同年9月，又派鲜维峻、杨静仁以甘肃回族人民敦促抗日给国民党当局献旗的名义，去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请示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族工作，并学习抗日救亡团体的经验。在武汉，董必武和秦邦宪接见了他们，给他们讲了开展地下斗争的方针、策略。经董必武介绍他们会见了当时在武汉的沈钧儒、史良、柳湜、张仲实等著名爱国人士。针对广大回族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情况，杨静仁等人以伊斯兰教学会的名义大力开展文化教育。他们办夜校、出壁报、建图书室，吸引回族群众学习文化，寓抗日宣传于文化教育之中。他们创办了兰州地区第一份回民自己的刊物《回声》，登载过谢觉哉等人的文章。此外，还邀请来兰州的进步学者作家顾颉刚、张仲实、茅盾作报告，扩大抗日宣传。

1939年初，在回民教育促进会倡议下成立甘肃回民救灾会。杨静仁被推选为负责人。为了救济武汉、甘肃平凉的受灾回族同胞，杨静仁等人举行了两次游艺大会，募集捐款数千元。杨静仁以回民教育促进会和救灾会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平凉慰问回族同胞，并广泛接触回族上层人士，与他们建立统战关系。他还在伊斯兰师范学校师生中讲演，呼吁各民族团结抗日，受到平凉回族群众的欢迎。

1940年6月，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甘肃工委进行了一次大的破坏运动，逮捕了工委主要领导人。伊斯兰教学会也被勒令解散，成员先后有数人被捕。面对严重的局势，党中央立即采取停止甘肃各地党的活动、严密隐蔽党的组织、调动已暴露面貌的同志来延安等应变措施。在此背景下，经甘工委同意，杨静仁以回民教育促进会募捐教育基金的名义去宁夏住了半年，募集了一些钱款，并于是年冬返回兰州。这时，环境已万分险恶，中共甘肃工委指示杨静仁尽快离开甘肃去延安。

但此时的杨静仁，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要脱身是很难的。1941年初，杨静仁找到了脱身的机会。他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时，认识两位宁夏的回族开明人士，一个姓武，是宁夏统税局长；一个姓杨，是国民党驻军旅长。这两人曾为杨静仁说媒。杨静仁就借此发电报给他们，说：“你们介绍我的婚姻父母同意，请前往女家说合。”过了两天，对方回电：“婚事已成，办法函详。”杨静仁得到肯定的答复，就在《民国日报》上登出订婚启事，还张张扬扬地打听首饰、衣料的价钱，拿些布料样子请特务们看，使特务们对杨静仁要去宁夏结婚之事深信不疑。杨静仁又以要去宁夏结婚的名义，设法筹措了一笔路费，暗暗托人买了去平凉的车票。临行前他给亲朋好友发了一批明信片，声明此次赴宁夏喜结良缘，一周后即返回，将补办酒席。就这样，杨静仁悄悄地离开兰州。两天后到平凉，紧接着转道西安。费了一番周折，才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上头，住进了办事处。等杨静仁离开兰州，国民党特务才发觉不对头，赶紧向上级报告。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马上给驻军发电报，命令沿途追捕杨静仁，缉拿到案立即就地正法。杨静仁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41年3月中旬到达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他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并让他担任了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在民族部的3个月，他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主要是民族理论和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

1941年6月，聚居在甘肃海源、固原两县的回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举行了“海固农民暴动”，遭国民党镇压而失败。起义军所剩200余人在团长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对这支回民起义军十分重视，决定派杨静仁去做政治工作，改造这支农民起义军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部队。

1941年7月，杨静仁陪同马思义等起义军军官去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亲切会见。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尊重、关怀的诚恳态度，给杨静仁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思义等军官在延安期间，边区联防司令部与他们充分协商后决定，将这支200多人的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宁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简称回民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杨静仁以政治教员名义任党代表、团政委。部队归八路军385旅代管，仍驻守陇东。

回民骑兵团官兵出身、思想比较复杂。当初是在敌人重兵围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抱着借助八路军打国民党的愿望进入边区的，没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他们缺乏正规军的严格训练，也没有革命理论的思想武装。要把它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必须做十分艰巨的政治思想工作。

杨静仁和中央派去的另外几名回族党员一道，与回民骑兵团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亲密无间。他们一面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一面手把手地教战士读书写字，学习文化，教唱革命歌曲，使这些从大山沟里出来的农民，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人民革命”的词语。原来只知道报仇雪恨的回族子弟，眼界打开了，心胸宽广了，回民骑兵团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杨静仁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1942年春，他选送马思义等十几名指战员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以后又陆续轮训，在回族农民中培养了一批干部。回民骑兵团终于在八路军的革命大熔炉中锻炼成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1943年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杨静仁被调往保安处接受审查。一直到1945年7月，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杨静仁没有任何问题。他重新开始工作，先后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长、机关游击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注释

[1]　《杨静仁同志档案》，存中央组织部。
[2]　《杨静仁同志档案》，存中央组织部。

· 杨静仁·开创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得力干部

1949年3月，杨静仁被中共中央从西北局调到北平，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干事。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杨静仁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出席会议。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任命李维汉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静仁等任委员[1]。22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指定乌兰夫、刘格平、刘春、杨静仁四人起草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工作条例草案。杨静仁为中央民委委员，并兼任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和中央统战部四处（民族工作处）处长。

1951年3月4日，杨静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年来的民族工作》一文，从宣传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5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来的民族工作。

为全面推动民族工作向前发展，在中央统战部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的基础上，杨静仁经过7天7夜起草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初稿，经李维汉改定、刘春进行文字改写和润色后，报送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赞誉[1]，并于1954年10月经中央批发，成为党在50年代和以后指导民族工作的重要文件之一。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几年内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经验，正确地阐明了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和政策，中央认为是正确的，请各有关地区依据不同情况加以执行。

1954年，为了切实掌握西康藏区和凉山彝区的情况，给中央解决这类地区的民族问题提供依据和参考意见，杨静仁带领李子杰、邓锐龄、常怀光等人先后到西康藏区和凉山彝区进行调查研究。当时，虽然这两个地区已经解放，但匪患未除，再加上公路不通，交通极为困难，所以调查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骑马或徒步翻山越岭进行的。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于6月14日写出了《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由李维汉报送中央。报告首先分析了西康藏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沿革情况，简述了解放几年来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工作情况，然后写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上层统战工作”、“关于发展生产”和“关于培养革命力量的工作”3个部分。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上层统战工作”中，报告写道：西康藏区于解放后8个月（1950年11月）就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个自治区政府成立得早，也成立得好。当时藏族对我们的不信任心理是很严重的，他们顾虑我们带来新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上层人物还十分惧怕社会改革，表现疑虑不安，其中一部分野心份子，则成立所谓“自治促进会”、“民主促进会”等组织，蛊惑群众，表面上向我们要求自治，骨子里却是想保持他们的封建王国；而匪特分子则乘机造谣挑拨，企图煽动民族叛乱。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成立，对于解决西康藏区民族问题，是一个关键，是一把钥匙。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任命汪锋、刘春、韦国清、萨空了、杨静仁为中央民委副主任。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民委和地方民委有关人事的任命，其中任命刘春为中央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杨静仁为副主任。

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杨静仁承担了为国务院起草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和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12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发了《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应该建立民族乡凡是过去建立的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改建为民族乡。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各民族都应该有适当的代表名额。民族乡的人民委员会应该以少数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民族乡的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注意当地民族的特点。

1957年8月，在青岛举行民族工作座谈会，周恩来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这个《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经典文献。在这次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作了总结性发言，讲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民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这个民族大家庭内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民族自治区地方内的国家事务与民族内部事务的区分，自治区机关的民族化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个总结性发言是杨静仁为乌兰夫主持起草的。

1958年，杨静仁到宁夏等地调查了宗教方面的问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讲了宗教负担、宗教封建剥削、门宦教权统治等情况，说明宗教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60年，西藏在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中发生“左”的偏差。杨静仁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工作队去西藏，帮助西藏工委检查纠正了这些偏差，如：统战工作中未充分注意对班禅和其他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寺庙改革中未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叛斗争中忽视政治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镇反斗争中打击面过宽；群众工作中发生侵犯中农利益；合作化问题上过急冒进，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中价格过低等问题。同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杨静仁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西藏实行合作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因为：（一）平叛、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工作量很大，有些问题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去做。（二）刚从三大领主所有制转变为农奴个人所有制，个体经济还有必要让它发展一个时期，适当利用其积极性发展生产。（三）最重要的是群众觉悟问题，培养干部、教育农民都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西藏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今后几年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集中力量，彻底完成民主改革，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干部，发展党员，教育群众，并做好上层工作，以便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可靠的和坚固的基础。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个报告，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文件。

注释

[1]　中央统战部档案。
[1]　中央统战部档案。

杨静仁·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

1961年杨静仁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杨静仁受命宁夏工作之始，正是国家遭遇经济困难之时。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又遇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夏秋两季，宁夏受灾面积累计达400多万亩，约占全区播种面积的30％。1959年征购粮食高达当年总产量的42％，已严重过头；1960年征购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因减产，农村留粮又比1959年减少了近4000万斤。而当年为实现新的“跃进”，安排了大、中、小基本建设项目781个（年内开工的有520项），基建队伍猛增至7.8万人，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上陆续接收浙江青年以及北京、天津、三门峡库区移民20万人，使全区人口猛增10％以上，更加重了经济负担，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农村每人每月口粮只有15斤，城市居民月定量24斤。一些县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人浮肿，有些地方饿死了人。同时，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干部；1960年的反坏人坏事运动，扩大化更为严重。一段时间内，捕人权下放到公社，出现了乱抓乱捕的现象。据后来复查，运动中共涉及2.7万多人，复查维持原案的只有4000多人。这些政治运动的扩大化，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杨静仁带领区党委一班人，坚定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宁夏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克服困难，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较快地渡过了困难。

宁夏一向是粮食调出的地区，每年调出粮食5000万斤左右。鉴于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城乡口粮都很紧张，杨静仁果敢地提出并争取区党委一班人同意，不能再调出粮食，还要向中央借点粮食。1962年夏，他向中央提出借3000万—5000万斤粮食。经毛主席同意，从中央调来3000万斤。调入和停止调出两项合计为8000万斤左右，全区平均每人增加40多斤粮食，相当于2个月的口粮，这对缓解粮食紧张、安排群众生活、渡过困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粮食工作上，杨静仁坚持实行“少购少销”的方针。自治区1961年开始减少征购任务，当年的征购率为26.7％，比1960年下降15.3个百分点。同时根据中央的规定，提高了粮、油、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这样就使群众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杨静仁首先根据中央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坚决纠正“一平二调”。1961年2月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退赔平调财物的情况，针对自治区和市、县许多部门退赔不力不快的问题，决定自治区机关应该退赔的3000万元，要坚决兑现，并强调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会议之后，山川各地纷纷召开退赔兑现大会，公开向群众检讨“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当场退赔财物，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接着，杨静仁和区党委根据中央1961年3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结合宁夏的实际，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先是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1962年春，又进一步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全区实行这种结构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达到99％以上。结合所有制结构的变更，对农村社队的规模也进行了调整。事先，杨静仁到贺兰县等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当时普遍反映农村社队规模偏大，同农村生产、生活状况和干部管理水平不相适应。因此，结合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对全区社队规模进行了调整。人民公社由原来的119个（平均2837户）调整为214个（平均1500户），生产大队由原来的1427个调整为1956个，生产队由原来的7103个（平均48户）调整为12874个（平均26户）。这些工作，由于实行先作调查研究、然后典型试办、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的办法，认真贯彻了群众路线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因而进行得很顺利。

对于广大农民反映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杨静仁亲自参加调查，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在永宁县农村调查时，为了不使群众有顾虑，采取背面投豆子的办法。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群众不赞成公共食堂。在1961年夏季召开的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把公共食堂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公共食堂办不办、怎样办的问题，完全由社员群众民主决定。此后，全自治区农村的近万个公共食堂就相继解散了。

杨静仁和区党委对于调整社员自留地和放宽“小自由”，也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和灵活的做法。1961年自治区规定，留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实际耕地面积的5％；1963年初，进一步规定可以占到5％至7％，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加在一起，可以达到耕地面积的10％，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达到15％。针对个别县社耕地特少的情况，还规定自留地最低限度不能少于0.1亩。并且再三申明划给社员的自留地要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以促使社员放心经营。1962年，杨静仁提议，在粮食收获以后，把集体的耕地借给社员一部分，种植一季蔬菜。这对改善农民的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杨静仁和自治区党委，下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1961年全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压缩到9819万元，比上一年度减少了59.8％，1962年进一步削减到3964万元，比1960年减少了83.8％。对前几年迅速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下决心进行精减。1960年底全区城镇人口由1957年只占全区总人口的13.85％，增长到23.71％。经过深入的宣传动员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到1962年底，全区职工队伍从1960年的25.7万人减少到13.8万人，城镇人口从45.5万人减少到32.9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从46.3万人减少到28.6万人。自治区一级带头裁并了一些机构，党政机关强调人员编制少而精。由于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几十万人的切身利益，杨静仁和区党委再三提出，既要强调决心大，又要注意步子稳。在精减中，对于支援宁夏建设的上海、北京等地职工规定了一些照顾政策，以便尽量为刚刚起步的基础工业、支农工业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保留骨干。对于很大一部分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回族等少数民族职工和本地干部，在精减中也作了适当照顾。并于1962年8月规定，原则上不再精减少数民族干部和职工。通过调整和精减，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对于宁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杨静仁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在深入山川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历次重要会议上，他的报告和讲话，都以大量的篇幅讲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问题，即使在后来开展社教运动占据了重要地位的时候，他也总是强调要抓紧抓好农业生产，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在他的主持下，自治区多次召开专门研究部署发展农业生产的会议。杨静仁和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要求，组织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组织工矿企业同农村社队挂钩。工业、交通等部门把支农列为主要任务。在全区农业布局上，提出山川并举，重点抓川（即引黄灌区）的方针。在灌区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山区建设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对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分别确定了以牧为主和在粮食自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牧业的方针。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宁夏的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8.33亿公斤，比1960年增长了78.3％，并且再度调出粮食。这一年的农业总产值达到48514万元，比1962年增长了56.1％。1965年底，大牲畜存栏57.89万头，生猪存栏43.86万头，羊存栏334.35万只，分别比1962年增长33.6％、89.1％和31.4％。

工业方面，在1961年、1962年两年调整的基础上，提出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调整生产方向，培养技术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生产配套工作，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产适销对路产品。从1963年初开始，他和主管工业交通等工作的负责人，亲自动手抓增产节约运动，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年的1—4月份，有29个工交企业、23个商业企业扭亏、减亏上百万元。半年间工交、水电、商业等部门节约煤炭1.4万多吨。手工业生产，从1963年到1965年恢复发展得很快。这期间先后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组织230多个，从业人员超过7000人，产品品种增加了200多种，100多种产品降低了价格，大批手工业者上山下乡，巡回修理农机具，支援了农业生产。食品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产值达到5197万元，比1962年增长了43％，糕点、糖果等食品从满足回族群众的需要出发，保持了清真特色。在宁夏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煤炭工业，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1965年全区原煤产量达到308万吨。煤炭工业总产值达到7864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5％。大量的优质太西煤东供包钢、西援酒钢，并有部分出口。电力工业发展更快，1965年发电量达1.29亿度，产值达到860万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8％。在全国电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宁夏长时期拥有充裕的电力。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沿海和内地迁来一批工厂，加速了宁夏工业的发展。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市场逐步繁荣，流通渠道更加开放，集市贸易也活跃起来。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全区消费品市场上，吃的方面大幅度增加，基本满足需要；穿的方面虽有困难，但花色品种明显增多；用的方面供应正常，可供挑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宁夏的文教卫生科技等事业，在杨静仁主持工作期间也有相应的发展。1962年正式成立宁夏大学，设中文、外语、农学、畜牧、林业、数学、物理、化学、医疗10个系。全日制小学和耕读小学都有所发展。196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5％。同时还兴办了一批半农半读、半工半读中学。扫盲和成人教育也稳步发展起来，1965年全区参加扫盲班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的有8万多人。1961年建立了水电、工业、医学、粮食及煤炭综合利用等一批科学研究所。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逐步成长起来。自治区制订了以银南地区稳产高产、银北地区低产变高产、南部山区水土保持和草原改良利用等10大综合样板为主要内容的十年规划（1963年至1972年），有力地推动了以样板田为中心的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活动，促进了农牧林业的发展。1962年建立了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结束了宁夏历史上没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状况。这个研究室承担了民族、宗教、历史等学科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1962年至1966年的五年中，收集整理了一批回族历史资料，编印了《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关于回族的来源》、《西北回民起事》等资料汇编。1964年正式成立了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学会，同时建立了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并入），陆续调集了一批专业人员，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

对于过去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杨静仁作了一些甄别纠正。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对1960年“反对坏人坏事”运动，各级干部议论很多，领导上看法也不一致。杨静仁本着既要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定为成绩和错误三七开或四六开，释放了一大批错捕错抓的人。对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的扩大化，也作了一些纠正，重新安排和调整了在斗争中受到处理的同志的工作。全区的政治形势逐渐好转和趋向稳定，干部和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

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面，杨静仁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内采取“神仙会”方式，贯彻“三自”、“三不”（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原则，对各界人士进行形势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陆续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对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重申了“五不变”政策（即安排、高薪、定息、学衔、改造不变），对各界人士的生活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1962年认真传达贯彻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讲话精神，使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受到了很大鼓舞。这些工作，对稳定局势、克服困难、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缓解由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扩大化造成的党与各界非党人士关系紧张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民族、宗教问题，杨静仁既明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民族与宗教的界限，又坚持慎重的方针，采取稳妥的政策。在巩固改革宗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成果的同时，继续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干预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不刺激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他特别注意培养本地的民族干部，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的水平，还开展了马列主义民族观和无神论的教育。

为了贯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满足回族群众的需要，积极开展了民族贸易工作。1962年自治区对民贸地区某些商品实行专项指标优先照顾，特需商品增加生产供应，特别是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的民族贸易实行特殊照顾政策。1963年起，自治区先后批准固原、海原、泾源、西吉、同心、吴忠、灵武等10个边远山区或回族聚居的县、市，享受国家规定的民贸三项照顾（流动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民族用品、清真食品的生产供应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回族群众对这些措施十分满意。

1962年12月，杨静仁在自治区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

196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该报记者汪琦、金凤、国卿采写的长篇报告《宁夏在踏踏实实前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高潮中看如何冷热结合》，并配发了题为《求实》的社论。报道说：“今年1月，我们访问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不论在渠道纵横的黄河灌区、风沙弥漫的干旱地区，还是六盘山麓的阴湿地区，到处看到热气腾腾，听到议论纷纷。全区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形势之中。在这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很见效，全区连续三年获得丰收，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都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宁夏的同志们在生产高潮中处理某些问题时，具体分析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表现了求实精神，对人很有启发。”

杨静仁生活上艰苦朴素，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办公室不铺地毯，只铺草席。汽车不许家属子女使用。区党委、政府开会，他极少在招待所用餐。他下乡调查和蹲点，总是轻车简从。在农村，他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困难时和群众一起喝稀糊糊，几次患了浮肿。

在“文化大革命”中，杨静仁多次遭批斗，长期被监管，受到严重的迫害。但是，他从不作违心的检讨，不诿过于人。他总是说，区党委如有错误，由我负责。同时，他坚信总有一天，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1975年夏，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史玉林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说杨静仁这个人是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如果没有历史问题，不用是可惜的，即使有点历史问题也要用。邓小平还批示让他到北京治病。其后，杨静仁出来担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任宁夏三届政协主席。

杨静仁·主持民族工作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饱经磨难的杨静仁开始了新的征程。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杨静仁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杨静仁被任命为主任。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0年，他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中央民委机构被取消，人员被遣散，民族工作陷入停顿。1978年5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新组建起来，并逐步开展了新时期的民族工作。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杨静仁结合民族工作的实际，多次讲了这一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党在解放后坚持从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所制定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拨乱反正中，他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民族工作战线许多被颠倒了的是非，摘掉了强加在民族工作部门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大帽子，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民族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5，杨静仁在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会议上明确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力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少数民族能够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他还指出，现代化非常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非常需要现代化。我们民族工作部门也要相应地把工作重心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协助有关部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牧区、山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职责。

在重申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杨静仁下大力抓了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的罪行，平反民族工作方面的冤假错案。民委系统召开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会小会50多次，并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漫画展（其后还到民族地区巡回展出）。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召开大会，为原北大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平反昭雪[1]。林彪、“四人帮”在民族地区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内入党”冤案，数十万群众和干部被诬陷，1万余人致死；云南省的“沙甸事件”和其他许多冤案，伤残3万余人，致死19000多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叛国暴乱”等4大冤案中，干部、群众被揪斗两万余人，致死近3000人。此外，还有以前历史遗留的问题，如青海藏区平叛扩大化问题等。对于这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国家民委协同有关部门帮助有关地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策，进行平反、纠正和清理，从而使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解放出来，民族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杨静仁始终坚持原则，反对无原则的全盘否定。如有人想借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和纠正“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企图否定1958年对宗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改革的成果，恢复已被改革了的宗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并把个别人的严重问题一风吹掉。

“文革”中，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遭到践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破坏。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和西部地区被分别划入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宁夏。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适时地恢复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原有区划。杨静仁和国家民委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在杨静仁主持下，国家民委协助有关部委和省、自治区新建了一批自治州、自治县，并调查研究了满族区域自治问题。1978年至1983年期间，全国新建立了2个自治州32个自治县。长期以来没有自治地区的满族，也建立了3个自治县。至此，全国的民族自治地方达到132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1个，自治县（旗）96个。

杨静仁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并亲自着手起草了一部分条文，提到国家民委党组会议上讨论。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指示，成立了有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等单位参加的起草小组，1983年又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任、杨静仁为副主任的领导小组。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

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特别是“文革”中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遭受严重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才得到重视和恢复。在杨静仁主持下，1979年5月，国家民委恢复后的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报告》对切实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帮助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认真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党的领导、恢复与健全各级民族工作机构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当年10月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各有关部门对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有关问题制定了专门文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杨静仁重视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1978年6月21日至7月2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以中央组织部为主，会同国家民委，召开了有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15个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和部分自治州、县负责同志参加的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会议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几点意见》，要求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为了加快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杨静仁提出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的一把手，逐步过渡到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党委第一书记等重要意见。

国家民委把办好民族院校作为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杨静仁主持下，恢复了“文革”中被取消的中南民族学院，帮助恢复了贵州民族学院，加强了对中央、中南、西北、西南四所民族学院的领导和对其他各省、自治区民族学院的指导工作，尽可能地帮助各民院兴建校舍，增添设备。此外，还创办东北民族学院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在党校、全总干校、妇干校、团干校特设民族班。

杨静仁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他主持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调查组到西藏和其他一些地区，了解贫困情况和如何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支援救济的办法。

国家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投入了大量资金。财政方面计有9项措施：1.在民族自治地方（或按自治地方对待的省）继续设立民族机动金。以上年各项行政事业支出决算数，另加5％作为民族机动金。2.设立高于一般地区的预备费。自治区预备费占当年支出的5％，比一般省、市高2％。省属的自治州、县（旗）的预备费比一般专区、县高1％—2％。3.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解决其他特殊困难。4.设立边境民族地区基本建设专款和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每年1亿元）。5.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6.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边远牧区县（旗）的民族贸易企业，在利润留成、自有流动资金和价格补贴上实行“三项照顾政策”。7.银行设立低息贷款。8.对民族地区实行基本建设投资。9.实行财政补贴。杨静仁主持国家民委讨论了以上9项资金的使用意见。一是积极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以利于中共中央决策。二是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某些资金的设立（如民贸三项照顾）。三是与有关部门商定民族地区在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中所占的份额。四是直接管理一部分资金（如民族补助费）。

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步伐，杨静仁责成国家民委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会议，发动经济发达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后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京支援内蒙古，上海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全国支援西藏。这项工作除少数未认真落实外，大多数对口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有的省也仿效中央的做法，在省内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如四川就组织重庆、成都、自贡等市对口支援阿坝、甘孜、凉山3个自治州和黔江地区。

杨静仁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和卫生事业，他确定在国家民委设立主管科学卫生工作的机构。为稳定和加强民族地区科技队伍，国家民委会同科委、劳动人事部等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科技队伍的状况和建设问题，写出了加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科技队伍建设的意见和若干政策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执行。还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交流了经验，表彰了1100多名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给32万长期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科技工作者发了荣誉证书。杨静仁还亲自部署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科普丛书，在少数民族中普及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杨静仁多次出席少数民族文体医药卫生图书出版会议并讲话。1980年9月20日，杨静仁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辉的文化。他们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极富民族特色。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以自己的多种形式的文化为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培养和建设了一支少数民族的文艺队伍。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文艺工作者，一些历史上从来没有专业人才的少数民族，也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文艺工作者。许多少数民族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才华创作出许多本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

杨静仁关注西藏工作。1980年3月，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负责同志都来京参加会议。座谈会在中央统战部举行，杨静仁受中央委托主持会议。4月7日，中央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决定对西藏工作采取八条方针。如“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对于有关西藏工作的重大问题，要事先征求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并请示报告中央决定。中央和中央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的编制和财政支出决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目前必须精兵简政，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确实最必需的地方。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了调派必要的领导骨干外，主要应有计划地输送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及其他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如医生、教员、科学技术人员。中央各部门，特别是计划、经济、文教、卫生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等方面给以积极的支援，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等等。

杨静仁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纠正各种“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农牧业、财贸、文教、民族、宗教、统战等各项政策。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中央《通知》同时指出，本通知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通知特别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980年5月，胡耀邦、万里去西藏视察，贯彻中央《通知》的方针。杨静仁带领工作组先期到西藏，帮助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好准备工作。杨静仁了解到西藏的一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万里同志到西藏推行包产到户不大理解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西藏工作的实际作了多次讲话，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反映很好，收到了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的好效果。在胡耀邦、万里离藏后，杨静仁率领工作组继续协助西藏自治区认真抓了落实政策的工作，解决了“文革”中和历史遗留的9大悬案，并得到中央批准。

1984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目的是对西藏的基本情况来一次再认识。会议强调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决定由北京等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个项目。会议由胡耀邦主持，杨静仁担任组织工作。

班禅和达赖是西藏工作中的两个重大问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班禅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班禅因多年未去藏区，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中共中央同意他去青海、甘肃、四川、西藏、云南藏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视察。为使班禅的参观视察顺利进行，杨静仁亲自主持安排视察事宜，对各省区视察前、视察过程以及视察后的有关工作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并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派出有关领导带领工作组帮助有关省、区做接待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做得扎实，使班禅副委员长的参观视察收到了圆满的效果。一方面班禅思乡心切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广大藏民见到了班禅大师确实非常高兴，因而清除了过去的一些积怨和疑虑，密切了党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同时，班禅副委员长还为解决藏区的山林、草场、土地等纠纷，为各地落实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做了工作。他的参观视察粉碎了达赖集团散布的“班禅没有自由”、“中央不许班禅到藏区去”的挑拨和谣传，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达赖1959年逃亡国外后，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搞西藏独立是绝对不行的，对他分裂祖国的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但他只要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活动，欢迎他回到祖国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一直在做争取达赖的工作，而杨静仁是直接做这一工作的领导者和执行者。达赖先后派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一些参观团回国联系和到藏区参观，杨静仁一直主管对他们的接待工作。1984年，达赖派出图登朗杰三人代表回来，向中央表示他希望在1985年回国参观访问。杨静仁同他们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对达赖愿意回来表示欢迎，同时对他在国外一系列搞西藏独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杨静仁针对西方利用达赖搞一中一台一藏的阴谋，在做班禅、达赖的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住一个是最好的爱国者，而一个是逃亡在外搞分裂活动的首领的原则区别，坚决反对任何模糊、混淆或颠倒这种区别的倾向。

注释

[1]　翦伯赞：维吾尔族，“文革”中遭林彪、“四人帮”迫害，于1968年12月18日逝世。

杨静仁·全面主持统战工作

1982年杨静仁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全面主持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同时任六届政协第一副主席，协助邓颖超主持全国政协工作。

1982年12月，在全国统战工作座谈会上，杨静仁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总结了1982年出现的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1983年的10大任务，即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研究；抓紧落实各项政策；选拔人才、扩大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总结经验；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胡耀邦总书记称赞说：“这个报告有内容。因为做了工作，数成绩就比较实在。因为方针明确，讲任务就比较中肯。”[1]

1982年，胡耀邦发展了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之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方针。杨静仁坚决贯彻这个方针。首先，他坚决而又稳妥地贯彻胡耀邦关于从各民主党派中撤出共产党员，放手让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指示，从而改善了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加强了它们自主工作的能动性。其次，他帮助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使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有较大发展，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也开始起步。特别是主持起草了《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论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并适应多党合作制度新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新时期党对各民主党派工作的正确的方针和任务。

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热潮的高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在城市开展“经济咨询”和在民族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杨静仁充分肯定这一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做法。1982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杨静仁到会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两会推动和组织成员开展各种经济咨询活动，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它自己的特殊优势和有利条件。两会的优势，就在于拥有各行各业的人才，有多种技术知识，有办工厂、做生意、搞外贸的一定经验。”“开展咨询服务，将成为进一步调动两会成员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也是一条有着广阔前途的新路子。”他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2]八个字作为他这次讲话的题目。

杨静仁先后将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关于机械设备管理和维修的建议》、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决定的意见，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表扬。胡耀邦指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1]国务院也批示：两会“提出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的路子，是很适时的。”1982年2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支持民建、工商联协助扩大城镇就业的活动。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会同国家民委召开有5个民主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民革）参加的“智力支边挂钩会”，使五个民主党派同新疆、内蒙、云南、贵州、甘肃、宁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经济咨询等活动达成协议。1984年2月，杨静仁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工商经济服务部。

到1985年底杨静仁卸任时，除了民建、工商联派出2700多人次，向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经济咨询服务项目2000多个，培训管理和技术人员4万多人以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讲学办学、培养人才也成绩斐然。据1985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全国28个省、区、市创办各类业余学校1200多所。此外，民建、工商联各地成员参加举办了几千个集体企业，安排了大批城镇待业人员。

1984年11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联合召开了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习仲勋、谷牧到会做了重要讲话，杨静仁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今天统一战线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离不开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要是不为四化建设所必需的开放、搞活和改革服务，就会脱离经济基础，脱离最大的实际而变得十分狭隘。同样，对外开放也需要统一战线。我们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和人才，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都需要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台联等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密切合作，需要广大非党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需要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热忱帮助和支持。这就是说，需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如果没有统战工作，对外开放就难于开展。他指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不仅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也可以说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窗口。统战部门的干部需有经济观点，经济部门的干部要有统战观点。

杨静仁非常重视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安排。他认为，这是党的一项重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搞好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前提。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四化建设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需要，更要大量举荐、选拔人才，扩大对各种专门人才的人事安排。他说：“各界党外人士中蕴藏着大量有用人才，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宗教界爱国人士和起义军官中的各种人才，他们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然而现在许多人还没有被我们发现，没有得到适当的安排和使用，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了，就要多注意安排专门人才，这件事做好了，对全面开创新局面有很大的意义。”胡耀邦在1982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扩大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他说：“我看今年一年之内，如果全国能够再多安排5000名党外人士，统一战线的气氛就会很不相同，统战工作又会大进一步。”[1]杨静仁坚决贯彻执行了胡耀邦的这个指示。

在杨静仁的主持下，中央统战部和各级统战部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会同组织工作部门，努力宣传、落实这项统一战线政策，并大力发现和举荐各方面的人才。到1986年3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召开时，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党外代表达29万多人，占总数的1/3强。其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有7万多人，占总数的10％。全国各级政协委员中，党外委员22.2万人，占总数的62.6％。

举荐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的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到1985年底，全国有党外副州（市、地）长122人，省级正副厅、局长166人，正副县（市、区）长1260多人。党外正副县（市、区）长的数量比1983年增加了近一倍。

统战部门还对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外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知情、出力”，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发挥作用。

杨静仁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时，防止和反对另一种倾向。在第九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国家民委第二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时，杨静仁回答了会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指出：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对这句话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按照马克思主义，只要宗教存在一天，它就具有这样的本质。这一次文件中虽然没有引用这句话，但指出了宗教的麻醉作用，精神是一致的。文件虽然没有说要削弱宗教的影响，但写了“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规定这样的任务，当然不是为了维持有神论的影响，更不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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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仁·回族有影响的革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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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仁·开创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得力干部

杨静仁·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

杨静仁·主持民族工作

杨静仁·全面主持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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