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一辰人物传,杨一辰生平事迹,杨一辰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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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辰

杨一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共八届侯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他为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

杨一辰原名杨翼辰，字德如，曾用名刘孟平、杨横如、黑杨、李德录等。1905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杨瓦屋村。祖父杨新民在村里教私塾。父亲杨化坤和两个叔父都在中学教书。杨一辰弟兄二人，兄杨翼张在家种田，有田60多亩，家中生活能得温饱。

1901年，杨一辰5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2岁随叔父到济南读高小。1919年五四运动，他被同学选为高小学生代表，参加省城学生外交后援会，成为该会的评议员。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①。在一师，他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同学王尽美②，常去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听讲演，并从中得到启发，学会思索一些社会问题，他读书勤奋，孜孜不倦。既攻读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又学习文史等社会科学，更注意研究中国近百年史。除听课外，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这种好学精神，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敬佩。1925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给杨一辰以很大的震动。他开始对自己读书救国的抱负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要救国，要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政府，就必须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

不久，杨一辰的父亲病故，家中无力继续供他读书，他于1926年秋退学回到济南，在山东一师附属小学当教员。以后，经一师的同学张洛书的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任教员区分部书记。这时，他经常有机会看到《新青年》、《向导》、《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等进步书刊，使他“更多的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加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后，更为愤激，更明确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①。于是，他多次找张洛书交谈，两人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走革命救国的道路。1927年5月，杨一辰经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省委组织部部长丁君羊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

杨一辰入党后，一方面仍继续在一师附属小学当教员，一方面积极做党的工作，在党内任中共山东一师支部书记。这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陈韵轩、王祝晨、赵华叔等重新组织了一个左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辰在省党部任青年干事，参加中共山东国民党党团 (即党组) 工作，开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斗争。宁汉合流后，由于陈韵轩等投靠了蒋介石控制的以张苇村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辰遂退出了国民党，专门从事共产党的工作。这年冬，他被一师附小校长辞退。第二年春，他经考试被录用为潍县坊子铁路小学教员，在中共党内任坊子铁路支部委员并负责山东省委鲁东交通站的工作。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制造了五三惨案，激起了山东和全国人民的愤慨。杨一辰根据省委的部署，在潍县地区组织铁路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和茂子庄暴动。当军阀当局在全省大肆逮捕、杀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发出通缉令缉捕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邓恩铭等同志时，他又接受将领导人转移到乡下的任务。杨一辰精心地选择转移地点，了解沿途情况，为保证省委领导人的安全作出了很大努力。

杨一辰在潍县地区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常有行迹可疑的人在学校周围探视。为了应付敌人的行动，他每天放学之后就不在学校里住宿。1928年10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特务扑向坊子小学。他得知这一消息，连夜跑到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他留下担任省委秘书和山东省济难总会党团书记。

年底，山东的中共组织连遭破坏。在济南，敌人先后逮捕了省委负责人吴克敬、蓝志政以及来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等多人。1929年1月，由于叛徒王天生告密，省委又遭破坏，杨一辰也被捕入狱，被关押在济南山东省警察厅拘留所。

在狱中，杨一辰坚贞不屈，积极参予邓恩铭领导的为改善政治犯待遇、不带脚镣、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等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不久，狱中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动难友作好越狱准备。杨一辰积极作同囚室李殿臣的工作，得到李殿臣等人的赞同，并表示愿意带头冲锋。但这一计划为一不坚定分子得知，图谋告密，李殿臣等人遂于4月19日晚仓猝举事，打倒看守，夺下武器，鸣枪越狱。越狱出来的二十几个人，因道路不熟都往一个方向跑，只有杨一辰一人跑向另一个方向，得以脱险; 其他的人皆被追捕的狱警抓了回去。

杨一辰连夜绕道奔到表亲姚三大娘家，理了发，换了衣服，拿了些钱，第二天天一黑便逃出济南，经青岛前往大连。在大连，他遇到了由山东去苏联学习的张洛书、孙兆彭等，得知中共山东省委的通讯处，急忙给省委写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四一九越狱斗争的经过，并迫切地要求组织给他分配工作。山东省委将他的报告转给中共中央，中央随即通知他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6月，杨一辰来到中共满洲省委，任省委组织部干事。7月，他以省委巡视员身分，去抚顺巡视工作。

这时，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8月，杨一辰奉刘少奇派遣，随省委组织部部长孟坚去奉天纺纱厂 (今沈阳纺织厂) 开展工人运动。奉天纺纱厂是刘少奇选定的满洲省委工运重点之一。“全总”代表张昆弟在孟坚、杨一辰陪同下来到纱厂，向党团支部了解工人斗争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当时，工厂自7月份起，只给工人开半支(余者拖欠) ，而且发的是奉票。由于奉票贬值，工人损失很大，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张昆弟等与党团支部研究，认为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解决。经讨论决定由杨一辰起草一个传单在厂内散发，提出要八成现洋并及时开支的要求，如果厂方不答应，就在8月27日开支那天举行罢工，把以前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汇合成大的斗争。

为组织这次罢工斗争，刘少奇决定亲自去纱厂。8月22日下午，当刘少奇和孟坚按约定的时间相继来到纱厂北大门时，一队厂警涌出大门迎面扑来，他们躲闪不及，遂遭扣押，并准备移交给警察局。

刘少奇、孟坚被捕后，省委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的帮助下，由丁君羊、任国桢、饶漱石三人组成临时常委，主持工作。临时常委把营救刘少奇、孟坚出狱的工作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杨一辰，要他迅速了解刘少奇的下落和在狱中的情况。当他探听到刘少奇可能被关到警察局的消息，立即向省委汇报并去奉天第一监狱了解虚实。

这所监狱经营了一个酱油厂，门市部就设在狱门东侧。当时，监狱中有一个快出狱的中共党员名叫周世昌，被放到门市部卖酱油。杨一辰手提瓶子，装做买酱油的模样来到门市部找周世昌，在递瓶子时递给周一张纸条，询问有无新被捕的同志，同时用暗语问： “有香油吗?”周回答说： “没有，只剩些油底子了。你后天来看看吧。”当他第二次去时，周递给他一张条子，说狱中最近新关进来几个人，还没有最后审理。于是省委决定让他带着钱和一些水果、点心，以朋友的身分去探监，和刘少奇见了面。由于刘少奇在审讯中坚不吐实，并在狱中做了不坚定分子的工作，再加上省委积极组织营救，特别是通过杨一辰沟通内外情况，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了结此案。省委通过关系在宝兴店取了铺保，刘少奇和孟坚遂于1929年9月中旬获释出狱。

同年10月，杨一辰奉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去奉天兵工厂工作。奉天兵工厂也是当时满洲省委工运工作重点之一。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里的工人斗争，在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经指出： “奉天兵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大的兵工厂，内部有3万多工人，这不仅是奉系军阀的武器基础，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基础。我们无论在破坏上与夺取敌人武器，便利将来总暴动上，都必须要在兵工厂建立工作。特别是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兵工厂更成为我们必须工作的目标。”①但兵工厂的大门把守极严，外人很难出进，无法在厂内接触工人，开展工作很困难。杨一辰经过多次调查，在兵工厂附近的三家子，用化名杨静远的名义，办起了一所静远学校，白天教学生，晚间组织工人学习，用办夜校的办法接触工人，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到1930年初，不仅兵工厂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发展了十余名赤色工会会员。在兵工厂内，反对厂方压迫工人和要求工资全部发现洋的斗争，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久，杨一辰又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北宁路工作，发动铁路工人开展年关“花红”②斗争。1930年春节在即，当局却以“财政状况不佳”为借口，宣布当年“花红”取消，引起工人们强烈不满。中共满洲省委认为这是发动工人进行斗争的大好时机。杨一辰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先后到大虎山、沟帮子、彰武、营口、锦州等地调查了解，最后确定以沟帮子为中心搞好各站段的统一行动。经过他几天的奔波，各主要站段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这场斗争持续了20多天。1930年2月8日，路局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各站段发了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的“花红”，斗争取得了胜利。

3月，杨一辰去抚顺任中共特支书记。这月下旬，刘少奇离开了满洲省委。由于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满洲省委于4月5日通过了《满洲党团省委对于五一工作的决议》，要求抚顺特支“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

为了贯彻这一决议，杨一辰带领特支同志到南花园、古城子等一些厂矿，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在矿坑、工人宿舍和工人住宅区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串联工人群众，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地进行动员和组织。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有的亲手把传单交给工人看，有的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找人谈话，号召工人一致行动起来，参加五一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由于这些“左”的行动，使抚顺特支遭到破坏，除杨一辰赴奉天向省委汇报工作得以幸免外，其余党员几乎全部被捕。在此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等地党的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是满洲省委成立以来所遭到的一次最大的破坏，损失是严重的。杨一辰从这次事件中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满洲省委被破坏后，当时正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省职委书记、“全总”驻满代表林仲丹 (张浩)，由哈回奉组织了临时省委。林仲丹任临时省委书记，杨一辰任组织部部长，赵毅敏任宣传部部长，主鹤寿负责团的工作。临时省委组成后便投入了紧张的恢复组织工作。1930年9月，省委派杨一辰组织奉天市委并任市委书记。

10月，中共抚顺特支改为抚顺县委。杨一辰又调任中共抚顺县委书记。11月初，经过短期工作，抚顺又有了党团员近40名，赤色工会会员近200名。正当抚顺工人运动又出现好势头时，由于党内出了奸细，杨一辰和正在抚顺巡视工作的林仲丹，以及县委成员张翰民、李爱民被敌逮捕，抚顺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

杨一辰等被捕后，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敌人对他严刑拷问，每天都给他上大挂，悬在半空，以致两只胳膊全不会动了; 但他严守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得。后来，杨一辰被转到奉天的中国法院，又经多次审讯，他始终没有口供，法院只好让他取保释放。但由于他被捕后用的是李德录的化名，里外不通气，无法找到铺保，最后被判刑一年。1932年3月刑满出狱。

杨一辰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分配他担任哈尔滨反日会党团书记、工会党团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和省委东满代表团书记等职。1933年4月，奉天党团特委遭到破坏，满洲省委又派他到奉天担任中共特委书记，恢复党团组织。他到奉天后，终日四出走访，寻找关系，很快把特委恢复起来。当他抓紧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时，不幸又在与一个已经叛变的人接头时被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捕。入狱后，他接替已经出狱的杨靖宇的工作，担任监狱中共支部的负责人，领导难友开展了各种斗争。

奉天大部分党的组织，都掌握在杨一辰那里。他入狱后，就给省委写信，报告了自己被捕经过和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并教育看守把这封信送了出去。不料省委派到奉天的张适斋 (张适)与杨一辰在狱中接头后亦被捕，杨一辰又给省委写了第二次信。1934年2月，满洲省委又派夏尚志到奉天任特委书记。关于他在狱中与省委保持联系、积极恢复奉天党组织的情况，夏尚志同志有一段很精采的回忆： “我到沈阳后，首先找到狱中的杨一辰同志，通过老杨的介绍，找到监狱看守王惠凤和一个老桑，后来又介绍给我一个掌鞋的老梁头，由老梁头又介绍几个被服厂的关系，还有一个姓叶的，后又找到李北麟的妹妹和兵工厂的刘树林、王济宽。通过杨一辰同志的介绍又找到赵毅敏同志。” “我找到这些关系以后，就开始健全和发展组织，恢复了奉天特委组织。”当时，在奉天特委领导下，市内共有兵工厂、东山嘴子留日军官候补生、沈海路和监狱共四个支部。监狱支部，就“是杨一辰同志在狱中组织领导的”①。

杨一辰领导监狱支部，以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党员，“强调监狱就是革命战士的休养所”，组织大家学习，提高觉悟，坚定立场，接受考验，在狱中开展工作和斗争。他们积极做看守的工作，做难友的工作，甚至做有叛变行为的人的工作，叫他翻供，以减轻同志们的“罪名”，使被他咬的人得以出狱。此外，他们还发动过绝食斗争，反对“教悔师”说教，要求改善待遇，搞得监狱当局无可奈何。这次杨一辰被判了12年徒刑。

杨一辰入狱后，党组织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并经常送钱救济。1936年，日本宪兵队再一次大肆搜捕中共人员，并将与杨一辰见过面或有过通讯关系的人都加以逮捕，使党组织又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秘密通知奉天特委以后不要再和狱中联系了。就这样，他和组织失掉了联系。

1940年12月，日伪为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发布所谓“大赦令”，杨一辰得以假释出狱。但日本宪兵队对他十分不放心，在假释书中规定限期离开“满洲国”，回原籍老家。八年的铁窗生活，使杨一辰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视力大减，体质虚弱，只好先回家乡山东，一边养病，一边找党。于是，他在出狱当天，便徒步南去，晓行夜宿，离开了风云沧桑十多年的东北。

杨一辰回到家乡山东省金乡县，进入了与日寇铁蹄践踏下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湖西抗日根据地。当他找到中共湖西地委后，被湖西专署派到湖西抗日中学(简称湖中)任教员，担任两个班的历史课。在战斗岁月里创办起来的湖西抗日中学，行动和游击队一样，时常行军转移，树林当课堂，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学生都是十三四岁到十六七岁的小八路。由于杨一辰在这所学校教学有方，成绩显著，1942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把他调到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前身)教育处任科长，负责山东分局所属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工作。

在参加根据地工作的同时，杨一辰向地委申请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对此，地委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但需有人证明。1942年5月，刘少奇从华中去延安，经过山东时，接见了阔别十几年的杨一辰，并听取他汇报有关东北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听取他有关个人的斗争经历和两次被捕入狱的经过，听取他与党失去联系的原因请求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的要求。刘少奇热情地为他写了证明，使他先恢复了组织生活。6月，又经赵毅敏、王鹤寿证明，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从此，杨一辰的组织关系问题全部得到解决。他又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1942年8月，杨一辰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学习和整风。从1943年8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先后担任山东分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城工科科长和城工部部长以及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他担任分局城工部部长期间，积极整顿与加强城市工作。当时，山东的城市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共中央指示“里应外合”的思想认识不足，“放松了依靠自己独立自主夺取城市交通线的准备工作”①。经过他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城市工作的面貌有了改观，胶东、鲁南、鲁中等地区的城市、矿山及交通要道打入和原有党员已达501人，团结群众2300余人; 还由城工部直接训练了117名敌占城市、敌占区、边缘区的青年，陆续派回去工作。所有这些，都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及后来夺取城市，作积极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运兵，发动内战。1946年3月，杨一辰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部长。1947年3月，当蒋介石调集60个旅、约45万人，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时，为了加强支援前线的工作，华东局又调杨一辰任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由军区副参谋长兼)兼华东野战军兵站部政治委员。支前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直接领导下，担负着组织运输，调剂物资，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合理使用、积蓄与调节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彻底胜利的使命。杨一辰主持支前委员会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华东野战军，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秋，他随军南下，到陇海路南，转做地方工作。10月，任豫皖苏行署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党委委员。在淮海战役期间，他深入斗争第一线，发动群众，积极做好战争的物资供应工作。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他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同山东和豫皖苏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迎来了全中国解放的曙光。

建国初期，杨一辰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专业知识，勤于探索，勇于开拓。在他所从事的党政、城市等各项工作中，都积累和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为党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1951年他被推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出席了十月革命节的观礼，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1955年以后，杨一辰调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财贸工作对于杨一辰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但他努力去熟悉，去探索。特别是在1958年他担任商业部部长期间，针对当时国营商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情况，曾多次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他很有见地的提出：不要“凡是一样东西紧张，我们就抓起来，不去发挥地方、群众积极性”，应当 “通过地方想办法解决”，国营商业不要管得过死，应该搞活。他对当时的物价问题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曾提出物价稳定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稳定和变动是什么关系?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是否对头等等发人深思的问题。

当然，杨一辰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探索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和挫折，影响了商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于1958年9月受到了撤职降级的过重处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一处分决定) 。11月，组织上分配他到青海省任商业厅厅长。

杨一辰是一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勇于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他的失误一经被指出，便认真做了检讨，吸取经验教训，并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虽然他受到了过重的处分，但毫无怨言，从严要求自己，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到青海以后，他更加忘我地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克服国民经济困难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1961年5月，中共中央调杨一辰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62年11月，又批准他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杨一辰在主管河北省财政经济工作期间，认真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注意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杨一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抓住杨一辰曾参加营救刘少奇出狱一事，竟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态度极不老实”的罪名，经康生、江青、戚本禹批准，对杨一辰实行隔离审查，日夜轮番审讯，强迫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甚至用枪威胁搞逼供信。杨一辰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审讯陷于僵局。于是，专案组限期要他写出书面揭发材料。杨一辰利用这一个机会，详详细细地写了材料，说明刘少奇不是“叛徒”。审讯、逼供、写材料，都没有达到目的，便施用残暴的肉刑。可是，他仍然铁骨铮铮，紧闭双唇，不说半句假话，最后竟被残忍地打掉三颗门牙，压断一根筋骨。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就此罢休，1975年5月，又将“有严重罪行”的“叛徒”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将他开除出党。6月，他被送到河北汉沽农场劳动改造。由于长达八年之久的隔离审查、监护和关押，杨一辰的身心已受到严重摧残，9月，获准回保定在家养病。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一辰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要求继续为党工作。1979年3月20日，他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写道：“我家居休养，多半年来，坚持读书，坚持锻炼身体，现在身心都很舒畅，我已向中央提出要求，想再去西北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尚未批回。我觉着西北潜力很大，新工矿区很多，如何发展，如何建设，如何互相联系，怎样建设才能适合于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都得详加研究。”这充分表达了杨一辰这位无产阶级战士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劫后余生，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并且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去工作，去搞调查研究。这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

中共中央对杨一辰十分关怀。1979年1月，中央组织部将他请到北京治病。198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杨一辰为“叛徒”的错误结论，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决定调杨一辰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3月，他到郑州，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一辰到河南以后，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仍然奋力工作。河南本是他所熟悉的地方，可是他一到河南还是抓紧搞调查研究，找各方面工作的同志谈情况，了解问题，研究如何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河南的优势。

1980年10月15日，杨一辰因患脑溢血病逝世。

①这个学校创办于1901年,是山东最早的师范学校,始称师范馆、高等师范学堂,191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②王尽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发起人。

①《杨一辰自传》 (1957年3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中央关于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2月15日) 。

②原来北宁路当局为刺激职工的积极性,从每年利润中取出很少一部分,在年关发给工人,名曰“花红”。

①夏尚志:《中共奉天特委的活动情况》 (1959年5月27日),未刊稿。

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3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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