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明斋人物传,杨明斋生平事迹,杨明斋评价

Posted 2022-05-04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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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明斋人物传,杨明斋生平事迹,杨明斋评价

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最早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工作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他对党的早期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是我党历史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①。

(一)

杨明斋原名杨好德，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五、六岁时，家有祖父母、父母、姐姐共六口人，有一些田产，生活还算富裕; 七岁以后，天灾人祸不断。据《平度县志》记载：一八八八年“秋大雨，河口皆溢，附近村庄庄稼、房舍都被损伤。是年地震，又有大瘟灾。”一八九○年“大瘟流行，城内外日死五六十人，医生昼夜不停，棺材卖空。秋又有虻蝗虫灾。”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盘剥更为加剧，“知州茅恩绶，以办兵役纵役扰民”，闹得“民多饥饿，十室九空”。在这荒年暴月之中，杨明斋的姐姐早夭，母亲病逝，家境很快败落下来，仅靠六亩田地维持生活。

杨明斋的父亲杨仁，一生务农，略懂一些诗书。为了使儿子知书达理，他省吃俭用，竭力供明斋读书。杨明斋七岁入学，十五岁读完四书五经，成了马戈庄的有学问的人。但是，越来越贫穷的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深造，终于一八九八年辍学务农。随后，他结了婚，但不久妻子就去世了。内忧外患，国衰家败，使性格活跃的杨明斋变得孤僻起来。他常常独自在村西胶莱河岸上往返踱步，苦苦思索着出路何在?

“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这是旧社会流传在胶东一带破产农民中间的口头语。《平度县志》记载，常有大批贫苦百姓“无所得食率北走关外，近客蓬黄(蓬莱、黄县)大连，久之辄落不返。”杨明斋的许多亲邻都被逼无奈而走了这条路，他也决定走出去试一试。一九○一年春，杨明斋告别了父老乡亲，出走海参崴，开始了“闯俄罗斯”的生涯。

(二)

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有许多从山东来谋生的同胞，仅从平度县马戈庄来的就有很多家。杨明斋一九○一年三、四月间来到这里后，通过其族叔的介绍，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帐员。因为他有文化，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之后，他学会了俄语。

一九○八年，杨明斋深入西伯利亚一带，有时做工，有时半工半读，和当地矿工有了较多的接触，並结识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几年的劳工生活，使他对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流落在俄国的华工的状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帝俄时期，流入俄国的华侨苦力达二三十万之众①。他们大都在边远地区从事开矿、修路、装卸等笨重劳动，而所得报酬甚少。以修路为例，俄国工人日工资是一卢布零二十戈比，而华工却只得八十戈比②。工人为什么受资本家的欺压盘剥?华工的生活为什么更苦?这些问题杨明斋开始并不清楚。通过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他逐渐明白了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都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全世界的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明斋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並被推选为华侨工人的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光荣地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③。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热烈欢呼这一胜利的同时，帝国主义和俄国反动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进攻。为了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踊跃参加红军，和俄国工人阶级並肩战斗。杨明斋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④。局势渐趋稳定之后，俄共 (布) 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

杨明斋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完成学习任务后，受俄共(布)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了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秘密为党工作。这里有许多华侨，他开展工作的公开身分是海参崴地区“华侨负责人”①。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怀下，旅俄华侨不仅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十分关注祖国的革命斗争。中国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引起了旅俄华侨和俄共党组织的极大注意。一九二○年初，俄共 (布) 海参崴党组织先后向俄共(布) 中央和共产国际报告，打算派一个小组到中国了解情况，並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同意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派出人员到中国开展工作②。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也夫等人。他们于是年四月起程，前来中国。

杨明斋被选派为小组的重要成员，並不是偶然的。首先，他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得到俄共 (布) 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其次，他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又通晓俄语; 再次，他是旅俄华侨，对苏俄对中国都比较了解，便于和中国同志接触;同时，他与维经斯基都曾在海参崴从事过革命斗争，相互比较了解、熟悉。这些因素使他能够很好地起到翻译、参谋和向导作用，成为维经斯基的主要助手①。

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领袖，正积极酝酿建党事宜。共产国际工作小组的来华，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小组成员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与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当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最早的桥梁作用。

(四)

一九二○年四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达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他们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那里，了解到李大钊的基本情况。然后通过柏烈伟的介绍，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安排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会谈②。由杨明斋担任翻译，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谈非常融洽。他们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同认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並向大家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③。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进一步了解到五四运动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杨明斋遂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马迈也夫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起程赴上海。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到达上海后，访问了陈独秀，並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进行了会晤。经过多次交谈，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五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研究会的负责工作。八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杨明斋这时也就由俄共 (布) 党员转为中共党员①。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把《新青年》杂志改成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从一九二○年九月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除了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外，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十一月，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旗帜鲜明的理论性月刊《共产党》，为在全国建党作理论思想准备。杨明斋参加了这两个刊物的发起和印刷出版工作的研究②，並亲自撰写稿件。《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译著《苏维埃的平民教育》，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教育情况。第三号上又发表了他翻译的《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这些文章，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海发起组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推动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其间，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作了大量工作。北京共产党小组继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于同年十月成立。杨明斋和维经斯基还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见，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①。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在党的上海发起组筹建过程中，为了建立一个活动基地，由杨明斋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的房子。这是一幢二楼二底的有一个独院的石库门的建筑，杨明斋住在楼上的一个亭子间里。党的一些公开、半公开的工作机构，如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都曾设在这里。渔阳里六号成为上海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特别是开展青年工作的主要活动场所。

中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等人访华期间的公开工作机构，由杨明斋担任社长。通讯社的工作是一方面从北京、上海把中国的消息通过电报发往莫斯科，另一方面又把介绍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稿送《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通讯社改由发起组领导，仍由杨明斋负责。一九二○年十月，《新青年》发表《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粮食问题和教育发展情况，就是采用中俄通讯社的来稿。通讯社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时，为了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党组织，决定同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派发起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这一工作，派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李震瀛、叶天底、金家风等八名青年为首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在党的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络和推动下，北京、长沙、广州、武昌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组织。以后，团中央机关仍设在上海渔阳里六号。

为了掩护党、团组织在渔阳里六号的活动，同时也为了培训进步青年准备赴俄深造，在这幢楼房里又办起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社门口挂有招牌，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广告宣称：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在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 “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①。许多青年慕名而来，学生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许多成员都在此讲课或学习过。杨明斋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兼听俄语课，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还有陈望道、沈泽民都任过课和听过课。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应聘教过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学生除了学习外语课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学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冬至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党团组织从中挑选出二三十名团员，由杨明斋具体安排，分批介绍去苏俄学习②。其中有许多同志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六)

上海发起组在建立过程中，还注意开展工运工作。出身农民、当过工人的杨明斋，是比较重视工人运动的。他常深入工人中间，关心工人疾苦，积极引导工人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斗争。

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上海发起组成员的引导和支持下，上海机器工人首先建立起自己的新型工会组织。一九二○年十月三日，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恒丰纱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在杨明斋住所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等被邀参加这个发起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向大家讲述了工人受剥削是因为资本家有“资本”，而“他们的资本，就是我们劳工替他们挣的; 没有劳力，(资本家的资本) 就不会发达” 。他说： “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都拉到资本家手里去了。所以我们劳工的生活，也就在资本家手里拿着了。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打了无数的铁锁，把我们锁住了。他们叫我们受苦痛，我们不能不受苦痛”。工人要解放，就得推翻这种剥削制度; 而要推翻这种制度，工人就得联合起来。杨明斋说，我们成立工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减轻自己底苦痛，救济自己底生活”①。这个机器工会，在陈独秀、杨明斋等的关怀下，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七十多名会员的有影响的工人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机器工人》。机器工会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的新型工会，标志着党领导工人运动迈出了新的步伐。

此后，上海党组织以外国语学社为活动基地，还领导成立了印刷、纺织等工会组织，一九二○年十二月又发起建立了跨行业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十二月二十日，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的有会员四百余人和许多来宾。杨明斋、李启汉、沈玄庐、邵力子等参加了大会。杨明斋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向工人们祝贺①。游艺会和党后来领导建立的工人俱乐部一样，成为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场所，为各行各业工人的团结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渔阳里六号成了上海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地。一九二○年上海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一九二一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纪念会和十余个劳工团体联合纪念五一的筹备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渔阳里六号的革命气氛，引起法租界反动派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五一前夕，敌人突然搜查了这个地方。但是，杨明斋和他的同志们、学生们、工友们并没有畏惧。党组织还是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五一劳动节这天，举行了有万余人参加的纪念会。

(七)

一九二一年春，各地共产党组织相继成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党组织的代表专程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情况，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同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①。根据会谈的结果，他们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六月，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在这大会上代表中国党发了言。他们还同其他东方代表一起，在会议上努力促成共产国际作出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张太雷和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杨明斋主要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是年九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党的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住宅渔阳里二号成立了一个支部，其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俞秀松等。党支部每周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二时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的是杨明斋和李达②。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后来，杨明斋将这些讲义草稿修改付印。在此期间，由于陈独秀住宅常有各种会议，人员来往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十月四日下午，法国巡捕查抄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等被捕。后经我党和共产国际多方营救，以接受“罚款” 的方式将他们保释出来。

一九二二年七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以后，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杨明斋和许多党员一样，对此曾持不同意见，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个“复杂主义”，和北洋军阀宣扬的“宪法”相雷同。因此，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①。但是，党的西湖会议和“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后，杨明斋不仅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决议，并且在行动上积极为国共合作事业而努力。随后，他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②。

(八)

杨明斋在党内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候，就很注意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梁梁章”，即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梁漱溟在其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讲演录中，打着“倡导东方文化”的旗帜，抵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文化，要把人们引到所谓“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梁启超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提出孔孟之道已包涵了社会主义，大可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主张“发扬国故”。章士钊的《农国辩》，更是一反儒学轻视经济的常态，从经济上大肆鼓吹“农村立国主义” ，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杨明斋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用了很大精力，参加了这场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他写出了对上述三本书的批判文稿，经李达阅后，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北京公开出版。这部题名为《评中西文化观》的著作，分四卷十六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阐明：第一，“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梁漱溟所说的“意欲决定文化”，是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这种“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一样无知可笑。第二，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杨明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类生活的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它和无限制的个人之私有制度相对峙，并且和资本私有之国家主义也不相和睦”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它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只能产生于工业发达的欧洲。它与中国的孔孟之道根本不是一回事。第三，指出章士钊等所宣扬的“农村立国主义”和儒学，不能救中国。他说，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杨明斋对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复古主义的批判和见解，在这场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维汉在当时写的一篇评介《评中西文化观》的文章中指出： “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至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又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象，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①。

(九)

一九二五年十月，苏共决定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党派杨明斋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学员的工作。十月下旬，杨明斋送走了第一批学员之后，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是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招收来的，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黄秀珍、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俞秀松等①。杨明斋受党中央的委托，照管着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在旅途上过得非常愉快。当时正逢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大家在船上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纪念联欢会。苏联、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同船朋友们讲了话，同声高唱《国际歌》，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气氛。船到海参崴后，他们又改乘火车向莫斯科进发。十一月底，杨明斋率领这批学员顺利到达莫斯科。

杨明斋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全校五百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并兼作生活方面的翻译。当时的苏联，还处在巨大困难之中，生活物资奇缺。杨明斋竭尽全力安排好大家的食宿，使这些远离祖国的青年人得以安心学习。

然而，杨明斋人在俄京，心却怀念祖国，热恋着国内火热的斗争。他多次向党提出要求回国工作，但均未获准。直到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才接受了党的指示，告别了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取道海参崴，再次踏上了归程。

(十)

杨明斋秘密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指派他到平津地区活动。此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隐居平津一带，花了两年的功夫，撰写了一部上下两卷共二十章、十八万多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他在这部著作里，以学术研究为掩护，从正面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评中西文化观》中的基本思想，大量地引证了中国文化的典籍，“意图找出个明瞭的社会进化的程序”。杨明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明确指出： “辩证法的唯物史观之应用是社会主义者求知识最重要的工具”。《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既批判了梁漱溟等人死抱着“东方文化”不放的守旧思想，又进一步指明了学习“西方文化” 究竟学什么。杨明斋说： “西洋文化大抵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之社会主义本是解决西洋文化推行时所产生的病弊，那么，我们既然必须、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西洋的自然科学，当然也要采纳社会主义，正如食米必需食水一样的道理。”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批评某些投机革命的分子“骑墙、投降、滑头、甚而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 ，热情鼓励大家要有“自己的信条，只要所持的人类生活之理是真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是对的，毅力是百折不曲的，一定会不但战胜了现在的中国，并且会战胜了将来的全世界。”

这时的杨明斋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恶劣的环境，使他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后来，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一九三一年以后病逝于伊尔库次克①。

杨明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生活简朴，勤奋工作，不务虚名，关怀青年，奖掖后生，当年同他一起共事的同志和他的学生们，一直怀念着这位革命老人。“忠厚长者”——周恩来的这句赞语，恰当地概括了他光辉一生的高尚品德。

作者附记：

1.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的外，主要还有：李达、陈望道、沈雁冰、许之桢、邵力子、包惠僧、华林和张国焘、盛岳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调查或访问刘仁静、王会悟、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罗章龙、曹靖华、丁君羊、王哲等人的信件或记录; 访问杨明斋的族叔杨仁曲、杨仁乐，侄子杨德信，邻人杨景宝，以及杨明斋的族弟兄杨好宾、杨好清的亲属的回忆记录。

2.平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崔学良、杨学进、李玉晓、王公革、崔建仁、李向政和华东石油学院的武革非参加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3. 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俞乐滨、余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云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征敬，广州博物馆的林鸿暖等，提供了有关资料。

注释

①周恩来对杨明斋的赞语,见《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

①②乌斯季洛夫: 《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石彦陶译,载《益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2—3期。

③1983年10月6日访问王哲记录。

④杨明斋族弟杨好宾生前的回忆。

①肖劲光: 《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载《红旗飘飘》第20集。

②转引自向青: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探讨》,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①李达、包惠僧以及张国焘等人的回忆。

②访问朱务善同志的记录。

③罗章龙:《亢斋回忆录》,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据李达: 《自传》;参考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郑佩刚的回忆》。

①据杨一辰、丁君羊、杨得信、杨仁曲等人回忆。

①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

②据肖劲光、许之桢、华林等的回忆。

①《劳动界》1920年10月10日第9册。

①1920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

①《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②茅盾:《回忆录》,载《新华文摘》1979年第7号。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包惠僧:《回忆张太雷》,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①《新民周报》第21期,1924年9月4日。

①据伍修权、黄秀珍、李培之、于树功等的回忆。

①杨明斋病逝的时间,是根据周恩来与曹靖华的谈话及杨明斋的侄子杨德信的回忆材料推断的。周恩来说,“后来他(指杨明斋——引者注)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次克。”见《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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