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徐向前生平故事简介,徐向前历史评价,徐向前怎么死的？

Posted 2022-05-03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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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徐向前生平故事简介,徐向前历史评价,徐向前怎么死的？

徐向前·生在一个“穷秀才”家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排行老六，乳名“银存”。父亲徐懋淮，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没做上官，又不会经商、种地，靠教书养家糊口。他先是在本地教书，尔后去了远离五台县的内蒙古教书。徐向前九岁时仍得不到入学读书的机会，只是父亲放假从外地回家后，才教他读读诗书，描描红模字。徐向前的母亲赵金銮没读过书，每天除了家务事，就是烧香拜佛。徐向前刚刚能劳动，母亲便给他和他的哥哥立下条规矩：天不亮起床，背着箩头去拣粪，拣不满箩头，不许吃早饭。幼年的徐向前，从母亲勤劳、积德好善的言行中，领教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养成了起小会劳动的习惯。拾粪、砍柴、挖野菜，伴母亲念佛，是徐向前幼年的全部生活。

徐向前十岁那年，入了村上办的私塾。三间土房，左右支着两个炕，炕上既是课桌，又是座位。十几个孩子，挤在炕上读书、写字。读书，是孩童认识世界的开端。可是，私塾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只能学着背书歌，什么大事都不懂。孙中山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和许多男孩子，头上还留着条小辫子。有一天，爸爸叫妈妈把他的小辫剪掉，只说不时兴了。

徐向前“四书”、“五经”没读完，在离家五里的东冶镇，兴办了沱阳小学。徐向前这才从枯燥无味的私塾解放出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在沱阳学校读书时，我是住宿生。我们家离东冶镇五六里路，不住校也是可以的，但我喜欢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同学们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谈话很有趣。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一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学习十分用心，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比较差，第二年就赶上去了。正课之外，还看了不少书报。”[1]

徐向前在沱阳小学刚读了三年多，父亲从外地教书回来了。老秀才说他的作文不好，认定读“洋学堂”“误人子弟”。他令徐向前从沱阳小学退出，又送进了本村的私塾。徐向前只得再去读他不愿意读的“四书”、“五经”。

父亲常年在外，每逢年节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得回家来。每到腊月快过春节时，徐向前和哥哥、姐姐，总是数着指头算日子，盼着在“口外”教书的爸爸回家来，带来些钱，让全家人欢欢乐乐过个好年。

这一年，春节又快到了，徐向前跟着姐姐每天在村头张望，盼爸爸回来。等啊，盼啊，一连盼了几天，爸爸终于出现了。徐向前和姐姐奔跑、呼叫着迎上去。可是，爸爸的脸像冰霜一样，身上穿的长袍没了，两手空空，跌跌撞撞走回家。全家人都惊呆了。

“出什么事了?”妈妈着急地问：“这么冷的天气，袍子呢?”

“唉!”爸爸叹口气说，“路上遇着劫道的，把钱劫去，袍子给扒走了。若不是看我是个穷教书的，命也搭上哩。”

妈妈流着心酸的眼泪，赶忙烧香拜佛。她感谢佛的保佑，使丈夫平安回家来。刚刚懂事的徐向前，愣在一旁，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经。来到徐家，就让人从五台山请来一尊菩萨，供奉在屋里。她常常讲给儿女听的，多是听来的有关五台山的神话故事。

五台山又叫清凉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风景优美，名扬四海。方圆二百五十多公里，高山峻岭，奇峰参天。有五座高峰，隐在云雾里，每座山头都有一个平台。五台山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徐向前从小常听说。他信，又不信。小小的年纪，总幻想着去五台山看看，赶个庙会，可是，路远又没钱。他和五台县许多穷孩子一样，只能远远望着五台山。

妈妈信佛入了迷，她每天不只烧香，还打坐，吃“清口斋”。家中有什么难处，她求佛，儿女生了病，她又求佛。徐向前很爱妈妈，就是难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求佛。懂事了，他问妈：

“佛是什么?”

“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是佛。”

妈妈被问得说不清楚，挥手撵他去拾粪。徐向前好奇心强，总想知道佛和人是啥关系。可是，妈妈说不明白。他问过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他不信佛，也懒得多说。直到徐向前参加革命以后，才弄明白了，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人心里造出来的。

又过了一年，父亲教书的私塾闭馆了。从此徐家再难供两个孩子读书。老秀才认定徐向前不如他哥哥有出息，决定要徐向前休学，省下些钱供他哥哥一人读书。这一年，徐向前不满15岁。

徐向前从小就不那么爱说爱笑，几年的“洋学堂”，使他的说笑多了起来，一转入私塾，接着又休学，一下像掉进一口枯井里。他没有了笑声，更没了歌声。他虽然几年前就剪掉了头上的小辫子，如今的生活又突然倒后去了许多年，每天闷闷不乐。

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15岁的徐向前，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动。冬天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梁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他非常羡慕私塾的学生，更向往哥哥在沱阳学校读“洋学堂”。他很想读书，可是家中只有几本父辈留下的“四书”和“五经”。他回忆那些日子，在《历史的回顾》里写了这么—件事：

“有天，沱阳学校一个同学告诉我，东冶镇书摊上来了好书，叫我去买。我手里没有钱，就在家里东翻西找，翻出了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背着母亲拿到当铺当了几个钱。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很生气。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失学在家的徐向前，希望读书，又希望找一个终身的饭碗。农家的贫穷子弟，出路上哪去找呢? 父母亲也都为他的前途着急。父亲原先最理想的愿望，是让他读好书，有学问，既便于考个“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也可以做名教书先生。哪知这儿子不成才，家境又不好，只好由他的命运了。母亲曾提出，要他去学个木匠活，在乡下人眼里，木匠是“一把斧头吃四乡。”可是，徐向前瘦弱，又不喜欢那种手艺。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4年7月、1985年 10月、1987年7月出版。本处引自上册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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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学徒与教书

徐向前16岁那年，父母托人情，为他找到了一个学徒的地方。这个地方，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一个铺子叫“广兴隆”。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100多公里，来到阜平县城，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活。

阜平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这儿有句话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卖书，又兼卖杂货。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店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外还有个伙计，是老板娘的弟弟。徐向前这个小学徒工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一切杂事都叫他干。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下文书：徒弟投河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徒满出师，要谢师一年。徐向前从小劳动惯了，学徒的艰辛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开头只是想家，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为了出师及有个饭碗，他忍耐着，默默苦熬。

小店老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表兄弟。俗话说，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向前说来，更不算亲了。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就是没了事，也要站在柜台前，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徐向前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他从小就有些犟，自己愿意干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干下去。有了空他还是读书，只是尽量设法躲开女老板的眼。男老板是个读书人，对徐向前看书，倒是眼睁眼闭，最多说一声：“不要把书弄脏，书脏就卖不出去了。”徐向前应着，小心翼翼翻书，读完了，又放原处。他从心里高兴，父亲为他找了这么个地方。女老板却不高兴新来的小伙计看书，一见他捧起书本，不是派他活，就是冷着脸说几句。徐向前怕看女主人的冷脸，书白天少看，晚上多看。女主人晚上关了店门，没事不要点灯。徐向前不管她，该看书还是看，想写字还是写。

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女当家的嘴，一会甜，一会尖。端人家碗，属人家管。徐向前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

一会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

一会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

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向前大，个头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多动手。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也常常板起脸，支派徐向前做杂事。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

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书店一天天冷落。从早到晚，难得卖出几本书。

“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老板看卖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买进小麦，支上盘磨，用两头骡子轮换拉磨。徐向前和另一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6斗小麦。磨了罗，罗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向前一个人身上。

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好支持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两头骡子还能倒替着休息，一头在拉磨，一头吃草，小徒工比骡子还苦。

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到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 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 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 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

这时候，唯一能安慰他的，是书店里的一些书。《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个夜晚。书中的故事，常常使他入迷。他喜欢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喜看孙悟空闹天宫，却对《荡寇志》中写的梁山好汉的下场，感到丧气。

在学徒中，对苦和累他不打怵，最怕的是派他去讨账。年关一到，老板就叫他出门去，揣着账本本，走东串西。欠债的人，不是躲着不见，就是苦苦央求宽限。每当空手回店，老板总要发火。好像他这学徒工欠了店里的钱似的。在困惑中，他得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徐向前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叉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心中高兴起来。他告别了店老板，奔向太原。

从此在那石头铺的小街上，人们看不到“广兴隆”小伙计了。邻里间只听说那个从山西来的小伙计跑了。小街上老槐树下，说闲话的人，传出这样的话：“那个小伙计投奔太原了，得了个什么官呢!”

传说的话添油加醋，有一点是真的：徐向前到了太原，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

太原是座历史名城。远在战国时期为郡，唐代以后改为府。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改成民国后，这儿变成了军阀阎锡山统治的地盘。阎锡山当了山西督办，坐镇太原城，用他父亲的名，开办了一个铜钱兑换所，手下抓着四个混成旅的军队。他曾经留洋上过日本的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为着扩充势力，办起了国民师范学校。阎锡山大力推行“国民政治”，提倡民德、民智、民财。为创办这所国民师范学校，耗资25万多元。学校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有1206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4个班，学生200多名。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穿着军服，打着绑腿，系着皮带，除了上军事课，还得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都是阎锡山军队里的营以上军官。

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可能是学生都发了军装，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太原城里，从此也流传着：“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有人说：它是军阀办的“穷人的学校”。这里完全像个军营，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徐向前回忆说：“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译音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1]

太原国民师范，使徐向前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使他从此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不久被学校辞退了。之后，他又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小找到一个任教的位置，可是不到二年，又失了业。这一次，是因为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故事，被校长找去训导。他认为校长无礼，当面争了几句，结果学校给了他一张“辞退书”。

教书每年能挣20块大洋，两次被辞退，使徐向前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他原以为阎锡山是提倡“新思想”的，就在以他的字命名的“川至”中学里，都只能照本领读，不准说句别的话，这难道就是“民智”! 徐向前这时刚与东冶镇朱门女子朱香蝉结婚，妻子和父母都劝他向校长去赔个礼，请求复教。徐向前断然拒绝了。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上) 第15-17页。

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

这一年，徐向前已经是22岁了，失业在家，家境又不好，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他奔到太原，想找个事做。

寒冬的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徐向前在太原城转了几天，工厂进不去，学校入不了门，每天在街头巷尾徘徊。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无处容下这个倔强的青年。一天，徐向前听到在军队中做事的哥哥徐受谦说，黄埔军校正招生，有位姓郭的军官，愿意暗中保举些人去投考。徐向前虽然不大了解黄埔军校，听说是孙中山办的，便约了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了上海。

黄埔军校招生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应考的条件和手续，规定了许多条。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是颇严的。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病、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规定既要笔试，又要口试。笔试要考作文、考政治、考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适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

徐向前从小听老人说，江南有个大上海。电灯、马路、高楼大厦，热 闹透了。人们常说：一生一世，若能到大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徐向前来到上海一看，心凉了。那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码头上，成群的乞丐；拉黄包车的人，赤着脚在马路上奔跑。他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幸得一位同学认识个姓赵的老乡，这人在上海任教，同情青年人考黄埔，帮助他们报了名，又指导他们复习功课。

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1号参加了初试。没想到，过不了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每人还发了五块钱。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徐向前和一块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

同学们一块说，一块笑，可又一块愁。怕复试题目太难，落了榜。有人说“广州有‘卖猪仔’，复试不上，我们‘卖猪仔’去!”“卖猪仔”是指到外国当劳工。上海不少青年人，没法生活，“卖”去了外国。徐向前不愿意把自己当“猪仔”卖，他希望复试有个好成绩，希望考取黄埔军校。

复试的考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徐向前居然顺利地通过了复试。5月初，他踏上了黄埔岛，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的。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1923年6月，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俄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孙中山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6月1日，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四百七十多名学生，一色的新军服。列队在黄埔岛大操场，迎接他们的总理孙中山大元帅。在军乐队雄壮、威武的吹打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着“江固号”军舰，从广州城沿珠江来到黄埔岛，在军校大礼堂里，孙中山向学生们作了演说。孙中山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国民之年号，没有国民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 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两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孙中山最后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1]

徐向前在队伍中听讲。他虽然还不怎么理解孙中山这番话的含义，但他很兴奋、鼓舞。

从此，徐向前正式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勤奋学习。每天，天不亮起床跑步。紧靠着珠江岸边的操场被潮水淹没了，仍在泥水中出操。黄埔军校的训练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报。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徐向前更是十分有兴趣。《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学生每月发10个毫子的零用钱，他除了偷偷买包烟抽（学生兵不准吸烟），大部分都买了书报。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参加了周恩来支持创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学会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和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进行着激烈斗争。从斗争中，徐向前结识了共产党员蒋先云。这位同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徐向前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革命军人作了楷模。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还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25岁。徐向前和一些同学，在黄埔就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斗争，从而奠定了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思想基础。

在军校期间，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还作为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出征到韶关。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着：“第一期开学不久，8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北伐军会师武汉，进窥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孙中山虽然是大元帅，但在广州只有个大本营，没有多少部队。那时陈炯明在东江，已经准备倒孙中山的台。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均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是靠不住的。当时我们山西有一支部队，也叫国民革命军，更不成样子。我们说笑话，它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又多于子弹。孙中山当时认为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9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老婆孩子。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喝水很成问题，水又不干净，蚊子很多，几乎没有不生病的。”“‘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部队英勇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

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作战，之后，1925年初，又参加了著名的第一次东征作战。东征开始，徐向前已提前从第一期毕业，留在第二期任入伍生副排长。这次东征作战，从广州出发，历时两个多月，打遍了东江，直捣汕头。作战中，徐向前所在的学生军，担任右翼攻击任务，人人奋勇，大显军威。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黄埔的学生不少人英勇献身。6月初，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占领了广州。东征军又立即回师广州，参加平乱，收复了广州。东征途中，由于徐向前带兵好，行军作战中以身作则，升为排长。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黄埔军校同学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无不悲痛。徐向前曾多次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又参加过他的卫队，孙中山积极创建革命军的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是普通一员。尽管他学习努力、作战勇敢，可是并没引起上级多少注意。校长蒋介石每日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一次和徐向前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一个个进去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半句话。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校长留下个好印象。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1925年夏，徐向前离开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先后任教官、参谋和团副。这支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军队，实际上成了新军阀争夺地盘的工具。徐向前开始没觉察到这点。他继承着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每到一处，热情参加工人、农民和学生进步活动，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仅在安阳一地，就有十多名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奔了黄埔军校。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安阳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我认识他，常到他家里去，以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使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1926年春，国民军二军军长岳维峻带部队向山东、山西进发，参加军阀混战。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转战到河北保定，被奉军截断退路，在向山西转移途中队伍溃散了。徐向前这时认识到这个军队不能救国救民，于是便和几个同乡离开了它，暂时回到五台县老家。他在家中只住了几天，又悄然离去，经过天津、上海，于11月到了北伐革命军占领的武汉。当年黄埔军校的许多同学，又在武昌城相会了。徐向前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武汉军校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开始由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1927年3月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邓演达、谭延闾、恽代英等五人组成校务委员会领导一切。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当时办的是第六期，入伍生总队有男生986人，女生195人。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就是女生队的入伍生。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学员，在两湖书院校舍中，学文习武。

武昌，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许多革命者的足迹，都踏上过这片土地。徐向前在这里选定了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在此之前的好多年，他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少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朦胧不清。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两年多的经历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他当队长尽管工作忙，每天夜晚都抽空读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书，都一一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和瞿秋白、鲁迅的文章，都使他大开眼界。他和几位要好的共产党员，常在一块谈志向，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时还发生激烈争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在一起聚谈。”“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像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都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在广东黄埔军校，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在粮道街第一次参加中共组织的活动，便见到了周恩来和陈毅。两年前和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多次见面，并听过他的讲演，可以说是老相识了；对陈毅，却是首次相见。就在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隐隐感到，革命正在危急关头。

注释

[1]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8页。

徐向前·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日子里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徐向前率队随军出征，配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两个团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领兵。战斗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就在保卫武汉作战刚刚取得胜利之际，5月21日，在长沙的许克祥、何键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共产党员遭到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观望着，有的消沉，有的逃走了。

6月的一天，徐向前突然接到党的“交通”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找毛泽东”。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徐向前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就听说有个毛泽东，是共产党中的著名人物，又是国民党中的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在广州办的《政治周报》，徐向前看过；毛泽东在广州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是出名。徐向前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打心里敬重。“交通”给的纸条上连个地址都没有，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 他在武汉? 在九江? 还是长沙?

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去找一个从不认识、没有地址的人，真比大海捞针还难! 徐向前漫步街头巷尾，想再找找那个“交通”。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交通”无踪影。只打听到一个消息：革命军、警卫团都开往九江了。

武汉不是久留之地，徐向前乘船奔往九江。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九江。在这支部队中，有不少黄埔的同学。徐向前经过同学的介绍，暂时在司令部落了脚。局势越来越紧张，找毛泽东找不到，靠着黄埔军校生的牌子，在二方面军司令部当了参谋。

他无心做事，暗中打听毛泽东的下落。一个月过去了，仍不知毛泽东在哪儿。想回武汉去，武汉汪精卫政府在7月15日公开叛变了。共产党人，在上海、武汉和长沙，都成了反革命追捕的对象。到处都在流血!

闷热的夜晚，难熬的白天，徐向前心里像火烧，他，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不知该往哪里奔。8月3日，突然得到消息：共产党在南昌暴动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等都在南昌。这消息，如同黑暗的天空中闪出明月，使徐向前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八一”南昌起义后，号称“革命将领”、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一天夜里，突然集合军官训话，公开宣布：“共产党员三天之内保护，三天以后不负责任。”向共产党员下了最后通牒。徐向前连夜离开九江，又乘船奔向武汉去找党组织。

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共产党员成了被捕杀的目标。徐向前原先联系的地下“交通”已无处去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徐向前像失去妈妈的孩子，从武汉又奔往上海。

1927年9月，徐向前在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此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动广州起义，那边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骨干，徐向前被派去了广州。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创立军队的新时期。徐向前在广州起义中培养带领了一支出色的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1]。这支队伍开始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组织，是一群热心参加革命的工人。

徐向前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1]

徐向前每夜训练的，多是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工人们开始不大敢接近这个“外乡佬”。他的热情和耐心，很快和工人亲切起来。老工人叫他“阿弟”，年轻人称他“阿哥”，他成了工人兄弟知心的朋友。他买菜做饭，工人帮忙，工人有什么难处，也向他倾诉。他们赤手空拳，“纸上谈兵”，继续了好多个夜晚。直到广州起义开始的当天夜晚，“交通”才给他们送来武器。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中这样写道：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篮子放在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

1927年12月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徐向前率领的第六联队，靠仅有的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参加了起义。这支工人队伍斗志昂扬，每个脖子系着红布条，挥舞着铁尺和刀棍，配合起义军主力警卫团作战。他们从战斗中缴获武器武装自己，参加攻打公安局和最后保卫观音山等战斗。在党代表阿陈牺牲后，徐向前一直指挥着这支队伍守卫着观音山的阵地。广州起义由于敌人强大，英国帝国主义的军舰参战，起义军寡不敌众，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后，部队失去指挥。徐向前所在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有的牺牲，有人去找饭吃，一去不返。他几次派人去指挥部联络，也不见消息。天黑，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指挥部，这里已空空无人。等了一会，跑来一个同志，一见是徐队长，就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撤退了，快到黄花岗去集合。”

徐向前这才算接到“命令”。他跑回观音山阵地，叫上第六联队最后几名战友，一路呼喊着“到黄花岗集合”，在密集的枪声中，向黄花岗方向奔跑。

广州起义失败了。徐向前和一部分起义军撤到广州城北花县。这里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12月16日，起义部队一些领导骨干在县立第一小学举行紧急会议，徐向前作为赤卫队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队伍整编问题，决定将从广州撤出的1400多人改编为红四师，叶镛为师长，袁国平为党代表。全师下编3个团，徐向前为第十团党代表。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闹得红四师日夜不安。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儿又转回来。部队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徐向前向叶镛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叶镛便叫徐向前带部队去打。徐向前带领一个连，出了花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 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他俩曾在武汉军校同事，两人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

大家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 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打狗”的通俗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

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许多人中传诵着徐向前的“打狗战术”。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城大搜捕，大屠杀，三天就杀害了七千多人。显然花县也不是红军久留之地。他们听说东江海陆丰地区有个红二师，是南昌起义部队留下的。于是，红四师奔向东江。

在开进的路上，徐向前被调到师部任参谋长。师长叶镛是黄埔第三期学生，曾在第四军教导团当过营长。他指挥三个团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徐向前从入黄埔军校以来，多次参加过作战，又在二方面军做过团副和参谋，他协助叶师长一路上攻打民团，顺利前进，并智取紫金城。

紫金，是罗浮山脉东侧的一个小县城。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紫金的人民都起来参战。周恩来和彭湃都曾到过紫金。1923年春，这里办过农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紫金的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二六”大暴动，攻克了县城，活捉了县长郭民发。因此，在国民党新军阀眼里，紫金是一个要地。县长邱国忠，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红军经过汕头西进紫金县境后，邱国忠惊慌万状，多次向广州求援。徐向前率领红四师第十团，先头进入紫金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国忠误认为广州的援兵来了。便派人出城联络。徐向前将计就计，冒充是从广州来的“援兵”，派人请邱国忠出城迎接。邱国忠不知是计，天刚亮，就率领县政府17个头目，迎出城来。红军不放一枪，把他们全部活捉，占领了紫金城。接着，又把邱国忠反手绑上马，给他披件大衣，由他领路奔向龙窝，又将那里的一部分反动武装消灭了。

1928年初，徐向前随红四师胜利抵达海丰县城。

海丰县，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徐向前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曾到过海陆丰地区。海丰，南临大海，背靠莲花山，也是彭湃的出生地。他1921年5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局长，便辞去局长的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从此，农民称他“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的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

徐向前对彭湃和海陆丰地区人民革命精神十分赞扬。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他写道：“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横扫了海丰、陆丰、惠来、紫金、普宁等十几个县境的反动武装。徐向前协助叶镛在两个月之中，先后作战二十多次。从攻城战、山地战、伏击战中，徐向前锻炼了指挥才能。

4月初，在一次和民团的遭遇战中，徐向前腿部受伤，转移到普宁县的三坑山区养伤。不久，彭湃和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人也到了三坑。5月初，中共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有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形势与行动方向时，产生了分歧。当时的形势已十分危急，红军处境越来越不利，有的领导人却认为东江形势大好，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和叶镛师长多次交谈过，他们共同认为不应当再攻城夺镇，应把这一千多人的主力拉向粤赣边，那边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开展游击战争。联席会否定了徐向前的正确主张，决定红军西进，攻打海丰城。5月中旬，红军进攻海丰失利，又退回山区。

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艰难，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敌人封锁，最后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天气渐冷，身为参谋长的徐向前，还穿着一条单裤，负责管军需的女干部彭镜秋，看见他没有一条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无法穿。彭镜秋找了一块黑布，问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了，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下雨天，战士们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裤子湿了没有换的，就让身体渐渐暖干。

6月，叶镛师长因病倒在白木杨山后被俘，英勇就义。从此，红四师指挥的重任，落在徐向前一个人肩上。他继任师长，率领剩下的二百多人，在莲花山地区几乎全靠吃野菜和野果度生。

国民党新军阀大兵团的“搜剿”一天天加紧。弱小的红军，只有损伤，没有补充。伤的伤，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徐向前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人。

192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为保存革命骨干，决定把红军剩余人员分批撤出莲花山地区。于是，徐向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化装经惠州、樟木头到达九龙。在这里，徐向前才有机会看到用《牡丹亭》小说封面伪装的中共“六大”决议，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这些教训：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1]

注释

[1]　工人赤卫队编制：每小队10人，3个小队为1个中队，3个中队为1个大队，3个大队为1个联队。
[1]　徐向前：《奔向海陆丰》，《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版。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66页。

徐向前·大别山区摆战场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它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在大革命失败后，把一批批革命的将才，派进大别山。

1929年3月，在上海一个小客栈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杨殷秘密会见了徐向前。杨殷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工人运动领袖，领导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过广州起义。他和徐向前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共同经历了广州起义，两个人相见之后，就像故友重逢。他听了有关东江斗争的情况，最后问徐向前往后有何打算。徐向前表示，最好还是搞军事工作。杨殷告诉他，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边缺少军事干部，中央决定派你去。

6月上旬，徐向前和黄埔的一位同学桂步蟾，在中共鄂东北特委派往上海汇报工作的何玉琳的陪伴下，由上海到了鄂东北。此时，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已经牺牲。徐向前到鄂东北担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不久，就赶上了6月底“李罗会剿”。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旅两个团三千多人，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一千六百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采取了“避强击弱”的战术，率领红军一部分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等选准敌人弱点，连续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由于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对内外一直保着密，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他们的新任师长是徐向前。

8、9月间，徐向前又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粉碎了“鄂豫会剿”，把蒋介石命令刘峙组织的湖北、河南两省“进剿”的部队，拖得半死不活，只得草草收兵。

10月，国民党军徐源泉部四十八师、夏斗寅部十三师两面夹攻，企图消灭红军于天台山区，被称为“徐夏会剿”。徐向前率红军与敌周旋，趁敌一个空隙，跳出包围。然后兵分三路向外出击，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枝。红军声威大震，驻黄坡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4个大队不足300人扩大为五个大队700多人。在11月召开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到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1]

怎么带兵，怎么打仗，这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一大难题。他来到大别山区之后，终日思索，经常找人交谈，注意了解各地游击战争的情况，认真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他认定游击战是弱小的红军保存自己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法宝。可是游击战术又不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呀，应该有几条原则。于是他经过和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共同研究，提出以下七条原则：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

（7）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特别区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案》，深受红军指战员的欢迎。大家都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规章。历史越来越证明：红军初创时期，在山沟沟游击环境中，能提出这些原则，确是一种创造。它是徐向前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丰碑，也是他参加广州起义以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

大别山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七条战术原则指导下，迅猛地发展。1930年春，红军扩大为三个师，正式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全军共二千多人。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的冒险主义错误，说什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正混战，红军应趁机大发展，要求红军“攻打武汉”。徐向前和军长许继慎认为，蒋、冯、阎混战虽可利用，但“攻打武汉”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于是，便指挥红军只向武汉游击，却不去攻打武汉。他们从6月到8月，兵分三路东西两线出击。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线，首战杨集车站，接着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杨坪口伏击；再攻花园车站。一个月内，三战三捷，消灭敌人三千多人。红一师还从此有了五门迫击炮、八挺重机关枪，开始组编了机炮团。这五门迫击炮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夜袭花园车站时，徐向前原想一定会缴到炮的，可是战斗结束后，只见机枪不见炮。徐向前问战士，战士们说：“没见什么迫击炮。”徐向前说：“刚才敌人还用迫击炮打我们呢。”说着用手比划着迫击炮是什么样。战士说：“那玩艺见过，太重了，我们没要它。”徐向前连忙命令战士赶快去找。于是，这才找回5门迫击炮。

还有一首歌谣，唱出了徐向前率领红军出击平汉线三战三捷的情景：

平汉游击五十天，

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威震武汉，

革命烽火遍地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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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底，根据党的指示，打进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为保卫上海党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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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曾中生别名：曾钟圣，字炎光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南资兴出生日期：1900年逝世日期：1935年职业：无产阶级军事家毕业院校：黄埔军校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成就：中共游击战、运动战理论曾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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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彷徨中的少年英才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一作仲宏）。1901年8月26日，诞生于四川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户破落地主家庭。陈毅的祖父陈荣盛，文不举，武不进，生有五子，且治家无方，无力让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