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徐冰生平故事简介,徐冰历史评价,徐冰怎么死的？
Posted 民主党派
篇首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 徐冰生平故事简介,徐冰历史评价,徐冰怎么死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 徐冰生平故事简介,徐冰历史评价,徐冰怎么死的？
徐冰·青少年时代
徐冰，原名邢萍舟，又名邢西萍[1]，河北省南宫县人，190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商人的家庭。徐冰出生时，家中异母长兄已经23岁，还有同母的姐姐与二哥。他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幺，但按家中男子排序，他行三，人称“徐三少爷”。父亲早逝。从小跟着长兄邢詹亭生活。长兄对他的影响与帮助很大。
邢詹亭，又名邢之襄，1880年出生。早年受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律。归国后曾任保定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院长）、司法部参事、安徽督办、全国烟酒事务总署总务厅厅长、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北平最高法院顾问等职。“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他弃官从商，并嘱家中所有人不准出去工作[2]。
邢詹亭十分重视家人的文化教育，一直鼓励家中子弟努力读书上进，说“只要你们肯用功，我就供你们到大学毕业”。约在徐冰10岁左右，邢家迁到北京。但徐冰仍在上海读完中学，并考入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学生时代的徐冰，“聪明，不用功，好打好闹，谁都不敢惹”。[3]因长期远离家庭与亲人，他习惯并喜欢上了“一个人闯”的生活方式。他耳闻目睹旧社会的一些丑恶和腐败，内心激起了不平和不满，特别是在上海时，看到流落在街头的穷人因生活所迫出卖亲生孩子，感到万难承受，萌发了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时，徐冰积极参加学生宣传队及查禁日货活动，这是他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开始。[4]
注释
[1] 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徐冰原名邢西萍，此说有误。徐冰与张晓梅结婚后，因地下工作需要，才开始使用“邢西萍”的名字。由于张晓梅原名张锡珍，“锡”、“西”同音，再加上自己原名“萍舟”，故改名为“西萍”，以后又根据谐音改名为“徐冰”。
[2] 邢詹亭还是一位实业家，曾任“德顺隆新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唐山第六瓷厂的前身）董事长，同时经营生生工厂和生生银号。他还是一位收藏家，1952年，他将自己平生收藏图书437种共3640册全部捐献给国家。解放后，邢詹亭是北京市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后来又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3] 徐冰：《关于集体领导与团结问题》，原件存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档案处。
[4]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访徐冰家人谈话记录。
·
徐冰·海外求学，投身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了出国留学热潮，1923年，徐冰赴德国留学，同行的有二哥邢之澄与侄儿邢岗。时年，徐冰已与南宫老家的高氏成婚并育有一女。之所以选择到德国留学，经济上的考虑是战败的德国马克贬值，费用较低。但到德国后不久，由于侄儿不用功读书，长兄一气之下不再给他们寄钱，从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以后，侄儿终因吃不了苦，中断学业回国。而徐冰和二哥仍羁留在国外，主要靠发表译作为生，经济十分拮据。
起初，徐冰在哥廷根大学医科学习。当时，战败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容易买到。徐冰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24年2月（一说3月），由房师亮等介绍，徐冰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同一个党小组的有朱德、房师亮、章伯钧等。30年后，徐冰谈到自己入党时说，“1924年入党时我只二十岁，那时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对于旧社会的不满，谈不到对马列主义有什么认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也是极模糊的，严格说起来，当时入党是民主主义成份较多，马列主义成份很少，只有一些皮毛的知识而已。”[1]
徐冰入党后，先作支部工作，后负责共青团工作并被党指派在国民党驻德支部内工作，在驻德学生会也工作过一个时期。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还担任了国际宣传工作，并因此第一次遭到德国政府的拘捕，幸而数日后即被释放。[2]
1925年9月的一个深夜，由于参加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而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赵毅敏、任卓宣（叶青）等四人，被强行押送上一列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下车后，他们饥肠辘辘而又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外加语言不通，真不知该如何安顿自己。当一个德国小男孩把他们带到中国留德学生总会时，本已就寝的徐冰很快披衣起床，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嘴里不停地说“同志来了，同志来了!”满脸的高兴与喜悦。他告诉赵毅敏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报道，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徐冰安排了他们当晚的住宿，并说，今天你们先住在这儿，明天去找中国驻德大使。赵毅敏等在徐冰的亲切、热情关怀中度过了到达德国后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赵毅敏等找到了中国驻德大使馆。经过反复交涉，大使答应帮助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安排他们住在一个饭店里，费用由他解决。当赵毅敏将交涉结果告诉徐冰时，徐冰说，可以不住饭店，住在德国工人家里，但钱得要。与此同时，徐冰将赵毅敏他们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德国共产党，协商提出了一些需待解决的问题。后来，德共派人与赵等联系，不仅将他们分别安排住进了两家工人家里，而且带他们检查了身体，还给了他们一些买书钱、零花钱。所有这些，赵毅敏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阶级与革命情谊的温暖与珍贵。他满含深情地说：“徐冰是我到德国后接触的第一批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非常热情、直率、平易近人，非常愿意帮助人，这使我们见面就成为朋友。”[1]
在德期间，徐冰与朱德交往密切。他们有很长时间住在一起，并有一连三个月付不起房租的故事。
1925年冬天，徐冰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还担任了翻译工作。
1928年5月，徐冰结束了在中山大学近三年的学习生活，回到祖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翻译科任德文翻译。在上海四年多的岁月里，他与周恩来、邓小平更加熟识。周恩来从1928年1月开始担负起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职责，而翻译科编制虽属秘书处，实际却受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徐冰与邓小平同是由欧洲到中山大学的一届学员。在上海时，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他把自己的小姨子张晓梅介绍给了徐冰，结为夫妇。1930年邓夫人张锡瑗不幸去世后，徐、邓两家仍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1931年6月，徐冰与翻译科翻译浦化人一起，从中央机关转移出大批党的文件资料，避免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损失。1932年5月调中央职工部工作，同年8月职工部取消，他被调到全总工作。10月，他以全总特派员身份到山东青岛巡视，一个多月后，由于叛徒出卖，徐冰被捕。[2]
在狱中，徐冰虽受重刑，仍坚不吐实。由于党组织营救有困难，长兄邢詹亭获悉后，表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徐冰救出来。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政界关系，经半年多的努力，终将徐冰保释出狱。出狱后，由于上海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捕，也由于在狱中受酷刑腿部受伤，徐冰暂回北平家中养伤。[1]
1933年春季，徐冰与夫人张晓梅回到北平家中，长兄对他说，这次救你我已经尽了全力，以后再出事我也没有办法了，言下之意是叫他考虑是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徐冰回答说，我自己的路自己走。他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一面利用合法的方式从事革命与救亡活动。他在上层知识分子中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徐冰成为刘少奇的联络员，奔走于北平、太原与天津之间，时而埋头于教学、译著与撰写文章，时而出入于一些上层知识分子的家中，为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而奔波。
在北平，徐冰以“徐三爷”身份为掩护，很快同左翼进步文化界人士交往起来，如张申府、刘清扬、许德珩、劳君展、张友渔、韩幽桐等等。徐冰把很大精力用在编辑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上。在《世界论坛》、《中外论坛》、《世界动态》、《人人周报》、《时代文化》等刊物上，频频见到“邢西萍”的名字，他是这些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徐冰翻译了多篇文章，多以德国政治经济问题为中心，兼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中心思想是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黑暗，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虚伪与好战，歌颂民族解放斗争，歌颂人民的革命与斗争。他翻译的《显微镜下的德国政变》一文，就是对希特勒进行了辛辣嘲讽的译作。在《世界论坛》上发表的每一篇译文前面都附有译者短语，这个短语实际上就是徐冰翻译此作的真实用心。他在《二十年前》的译者短语中说“二十年前（一九一四）正是惨杀人类的世界大战底爆发期。二十年后的今天，大战的惨痛印象尚深刻地印在人类的脑海里，但是黑暗的战云又已弥漫于全宇宙了!各国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一切专家又在举起‘文明’、‘人道’的旗帜狂妄地准备战事了!为甚么发生战事？如何制止战事？是读者值得深思的!”[2]
1935年初，因北平市委出了叛徒，徐冰与张友渔一起逃亡至太原，在太原国民师范任教授，并同时做阎锡山的工作。阎的亲信征求徐冰意见，希望他加入阎的御用组织，徐冰婉言拒绝后返回了北平。但恰在此时，北方局柯庆施、赵振声找他并立即又把他派回太原工作，要他继续从事上层文化工作并兼及情报工作。4月，徐冰参与《中外论坛》的编辑工作，发起组织了“华北救亡会”，并主持该会工作。1935年秋天，徐冰回到北平。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秘密地召开“华北各界救亡会”。8月间，他邀集了一部分进步教授在西郊玉泉山聚谈，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10月，他与一些左翼人士共同组织“华北民众救亡同盟”。11月间，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北平文化界积极声援，发出“致国民政府电”，提出“完全开释”沈钧儒等人的要求，徐冰、张晓梅参加了109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签名活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释放，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理解共产党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主张，思想上有些疙瘩与顾虑。徐冰与张友渔、杨秀峰商量后，在徐冰家里召集救国会的负责人开会，向大家讲解党的方针是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内战，一致抗战，并且动员救国会的负责人分头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还与许德珩商量，邀请各校一些进步人士，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出面讲解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1]
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政策下，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是重要的关押地之一。1936年夏季的一天，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找到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营救计划，让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手续尽快出狱。”柯要徐冰想办法与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执行北方局的营救计划。徐冰想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孔祥桢。
这时，孔祥桢在一个伪满大汉奸家里任家庭教师，他按规定时间经常到徐冰家碰头。7月里的一天，孔按时来到徐家，徐冰一见孔祥桢的面，就匆匆忙忙地把他拉进了内屋：“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大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话，孔祥桢先是感到震惊，后又觉得毫无可能。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徐冰说：“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完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孔祥桢见到了魏文伯。孔确知魏有办法与狱中同志取得联系后，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徐冰。于是，他们商定由徐冰口授、孔作笔记并以孔的名义给狱中写信。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指上级党组织）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你们可以履行狱中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如果平津失陷，再办就困难了。
信发出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监狱同志的任何回音。心急如焚的孔祥桢把情况报告了徐冰。徐冰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已送达监狱同志手中，那就干脆把中央对他们的有关指示送去好了。要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要坚决执行组织命令。孔祥桢按照徐冰所说，马上写成第二封信并送到了监狱。信中有“过去你们不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那你们就要犯严重错误。现在要求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等语。
狱中同志收到第一封信后，非常怀疑信的来路。有的担心是监狱当局在耍阴谋，有的认为可能是孔祥桢不可靠。出于谨慎，他们决定“不付讨论”。当收到第二封态度鲜明、措辞严厉的信后，他们开始想办法了解外面的实情了。最后，监狱党支部干事会决定坚决执行信中指示，并对出狱同志的批次作了具体安排。就这样，从1936年8月31日起至1937年3月，总共53位（习惯上称为61人）同志走出了敌人的监狱，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等。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出狱后，徐冰在太庙（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树林与茶馆里分别和他们见了面。此后，徐冰还与薄一波保持单线联系。
1934年冬和1935年春天前后，北方局陆续派徐冰、张友渔、温健公、孔祥桢等以左翼教授和名流学者的名义到山西借阎锡山的“学术自由、真理战胜”招牌来讲学，并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专门做阎锡山上层统治集团的统战工作。徐冰等人在讲学过程中，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们以“中外语文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中外论坛》杂志，徐冰在刊物上翻译介绍苏、德、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理论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而学会的名誉会长就是阎锡山。
薄一波出狱后，由徐冰与他联系。一天，薄一波顺便讲起阎锡山曾派人到监狱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已拒绝。徐冰当即表示，对阎的邀请不应拒绝，当前华北和山西的革命形势都很好。尤其是山西已成立了牺盟会，但托派有人从中捣乱，我们不能不去做工作。薄是把此事当作过去事随口说说而已。而徐冰却立即赶赴天津，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一重要情况。第二天，他又返回北京，找到薄一波说：“胡服（刘少奇化名）讲了，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听完徐冰这番话，薄一波知道徐冰把他不愿意回山西的情况也报告了胡服。于是他说“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我不去山西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这样，徐冰再次去天津面见胡服，转达了薄的想法。回来后，他告诉薄一波说，胡服一听就冒火了，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薄认为毛泽东的电报指示与胡服的话是对的，要他到山西去是党的决定，但他仍然请徐冰报告胡服，希望给他个把月时间，先到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形势究竟如何，然后再确定自己今后的行止。徐冰满足了薄的要求，又一次往返天津并带回了胡服同意的消息。
薄一波在山西考察了一段时间，回北平后，即向徐冰详细报告了此行考察的情况。徐冰很快将情况反馈给了北方局，并向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均、周仲英五人传达了北方局给他们的指示。徐冰说，这次到山西，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由薄等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做公开工作，合法工作。徐冰还根据北方局的指示，要薄去山西后想办法营救王若飞出狱。随着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6年5月，阎锡山决定要联共抗日并第三次派代表面见朱蕴山。朱蕴山向北方局汇报后，徐冰向朱传达了中央意见，同时还带来了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决定彭雪枫（彭已在太原）、南汉宸二人为正式代表和阎锡山谈判[1]。
当月，身体极度虚弱并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邓颖超秘密来到北平。她化名李知凡太太。徐冰、张晓梅夫妇亲自到车站迎接“李太太”。站台上人来人往，徐冰一眼便能看穿哪些是国民党宪兵团的密探。起初，邓颖超住在徐冰家中，后经邢詹亭安排，到西郊平民疗养院疗养。三个月后，病体康复。为确保路上安全，邓颖超决定从南线返回延安。徐冰还不放心，特地请美国进步记者爱德加·斯诺陪邓颖超离开北平。徐冰与斯诺商量好，请他和邓颖超坐同一列火车去天津。在途中或到天津时日本人如找麻烦（此时京津均已沦陷），请斯诺出面帮忙。估计日军对美国人要客气些。邓颖超平安到达天津后，又经烟台最后回到了延安。
北平时期，徐冰还代表党组织与罗隆基合办《民生日报》，主持撰写该报社论[2]他与文化界一些人士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徐冰与夫人张晓梅到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中作客。交谈中，徐冰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下，延安的物资供应比较困难，日用品和食品都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许德珩夫妇听后，当即决定由他们出钱买些日用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给延安。这时，徐冰又告诉他们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买了正好带走。于是，劳君展与张晓梅兴致冲冲地到了东安市场，选购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条火腿。当东西交给要去延安的同志时，张晓梅问许德珩夫妇，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许夫妇说不用了。[3]
注释
[1]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
[2] 中央组织部徐冰档案材料。
[1] 1996年4月15日访赵毅敏谈话记录。赵为原中联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 关于徐冰被捕经过，说法不一。我们采用徐冰本人说法。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1]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访徐冰家人谈话记录。
[2] 《世界论坛》1934年第l卷，第12期，第3页。
[1]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
[1] 此节材料请参看：《送往草岚子监狱的两封信——孔祥桢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革命史资料》第6期；王生甫、任惠媛著：《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2] 中组部徐冰档案材料。
[3]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时，徐冰夫妇、许德珩夫妇均在重庆。
徐冰·在延安编辑党刊
1937年3月，徐冰结束了白区四年的生活，来到了延安。4月，他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代表北方局做工作报告。七七事变后，他被派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负责《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编辑工作。
《解放周刊》创刊于1937年4月24日，徐冰负责编辑后，提出要注意刊登反映各地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开展情形、民众生活情形及民众的希望等方面的作品。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也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发表在第43、44两期合刊上。在《论持久战》排印前夕，徐冰邀请毛泽东到周刊社并陪同毛泽东到排字车间，毛泽东亲自做起了校对工作。当合刊最终印刷装订后，徐冰又带领同志们放弃休息日，加班加点地把它发往全国各地。1939年春，徐冰请毛泽东为中央印刷厂自己建立起来的俱乐部题词，毛泽东欣然题写了“艰苦奋斗”四个字。后来，这四个字也出现在《解放周刊》上。徐冰说：“艰苦奋斗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就必须艰苦奋斗。”
1937年七八月间，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解放周刊》社搬迁到了清凉山上。徐冰的办公室兼卧室在一个小石窑洞里。周刊社还出版发行一些马列著作，这些书刊的发售范围远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及绥远等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售这些书刊，有时一天要将几百包书搬上搬下，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星期天也不休息。徐冰也同大家一样，编辑、校对、搬书入库、包捆发运书刊、写贴头、应付门市，样样都干。他常对大家说，我们这些搞出版发行的同志，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革命。收发图书、打包、写通讯地址、到邮局送书刊邮件，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每当大家汗流浃背时，他又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十分光荣的革命任务，又锻炼了身体，蛮不错吗!”徐冰和大家吃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同志们之间亲密无间[1]。
《新中华报》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从1939年2月7日起，改组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2月16日，徐冰主持召开了延安文化界座谈会，座谈新中华报改组的意义。张闻天在发言中对《新中华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新中华报要在全国起核心作用，要用自己的特点影响全国，要成为全国报纸的模范。那时在延安，大家笑称“《新中华报》是我们的《消息报》，《解放周刊》是我们的《真理报》”。
延安时期，徐冰仍然笔耕不辍。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怎样进行暑假工作》。他敏锐地察觉当时学生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学生的工作还只是束缚在学生群众的圈子里，未能有计划有系统地扩展到其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范围内。因此学生运动目前迫切任务之一，是怎样把工作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救亡阵线！9月，徐冰又发表《抗战中的青年学生》一文，呼吁青年学生“以明确的认识，铁的毅力与大无畏的精神”，“把一切都集中在抗日战争上”，坚决斗争以争取光明的未来[1]。在主持《解放周刊》工作期间，徐冰总共有12篇文章见诸报端。这时，徐冰先后翻译出版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联共（布）中央决议》、《再到瓦伦西亚》（文艺作品）。1939年7月，由徐冰、成仿吾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中国出版社印行；1939年12月，他与何思敬共同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此书被几家出版社出版，总印数近5万册。
注释
[1] 任楚：《回忆徐冰同志在清凉山上》，未刊稿。任楚为北京理工大学离休干部，1937年初到延安解放周刊社工作。
[1] 《解放周刊》第1卷，第5、16期。
徐冰·在重庆的日日夜夜
1939年8月，徐冰来到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参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
1939年冬，董必武指示徐冰领导由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党员骨干，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
接受任务后，徐冰与周、孙两人研究确定了发展方针，即先抓进步骨干，在骨干中统一认识，然后依靠进步骨干介绍爱国心较强的正直的科学技术人员入会。为此，他们在深入到重庆科技人员集中的学校、工厂等展开工作的同时，还将工作推向其他省市，并很快联系到了一批骨干人物，如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张兴富（时在重庆第二十四兵工厂工作），以及广西的高昌瑞、贵阳的杨锦山、成都的许锡瓒等。然后再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将工作做到了社会名流、进步专家与工业界上层人士中，如后来以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的李烛尘、章乃器、梁希、潘菽、李士豪、谢立惠等。1940年5月，“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又陆续在成都、贵阳、桂林、遵义、昆明、浙东等地筹建了分会。到1941年初，会员发展到200余人。
1940年夏“青科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开办自己的公司。徐冰亲自出面，争取华洋义赈会的李再耘支持，筹积资金先后办起开源建筑公司、新基工程公司、巴山石墨制品公司等。这些公司的开办，保障了“青科协”的会务经费，发挥了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并先后安排吸收进步青年与地下党员近30人，为南方局党的秘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职业掩护与便利的社会条件。
在指导“青科协”工作中，针对有的人试图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想法，徐冰明确要求大家在交朋友的同时，要努力深入研究各自的专业。他说：“在这个时期，除了广交朋友外，应该将你们的工程知识深入研究。对于青年朋友，使他们致力于工程技术、地质学等等，将来都可以凭着这些技术、知识为社会做贡献，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将来新社会的建设者。”在这一极有远见的思想指导下，“青科协”会员都努力钻研科技知识，会员小组认真进行科技知识的交流和综合性科技问题的讨论，有些地区还开展有一定规模的科普活动、创办科技刊物等。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卓有建树，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优秀人才。
皖南事变爆发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1月下旬，为研究解决面临危险的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疏散问题，董必武、叶剑英、徐冰等召集孙友余、周建南二人，研究布置了沿嘉陵江一线建立往北通往川陕边境的交通线。这条“孙友余交通线”，是南方局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叶、徐还研究确定了撤离方案，提出了撤留的安排名单。紧接着，徐冰又“全力说服文化界文艺界友人离渝，为其筹划路费，安排去处”[1]。对要疏散出重庆的同志，徐冰亲自给他们送去路费，向他们交代沿途接洽的具体地址和联络人员情况，并教他们摆脱敌人跟踪的办法。这时，部分“青科协”骨干参加紧急应变工作，不少会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配合这一工作，原兴办的一些企业也转变为掩护秘密交通的机构，仅“青科协”几位骨干向附近两所中学就安排近30人[2]。
1941年3月，得知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被捕后，徐冰要高昌瑞连夜通过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党组织说服同学，不要采取罢课形式，避免陷入特务布置的抓人的圈套。还通过“青科协”骨干、沈钧儒之女沈谱，让翁燕娟将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材料送给其父翁文灏。翁文灏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后来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八、九月间，徐冰向周建南、高昌瑞等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要求“青科协”活动转向地下。他说，“任何鲁莽的行动，都会带来太多的牺牲，实力的保存是后方工作者必须牢牢坚持的原则”，并指示今后工作采用不定形式的“据点”活动方式。遵照这个指示，“青科协”迅速将活动转为地下，并在一些地方与单位保留着一些“据点”，张兴富、高昌瑞一直在徐冰直接领导下负责协会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徐冰、张明指示“青科协”恢复公开的组织活动，并以协会原有骨干为基础成立了“建社”[1]。
提起重庆的“二流堂”是文化人唐瑜出资盖的房子，不少著名作家、音乐家、记者、演员居住此处，是文艺界朋友的重要集会地。徐冰经常到这里来，或参加他们的集会，或是讲讲政治形势，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或了解一些文化界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沟通一些看法。一次，徐冰和郭沫若来到这里，闲谈中提到延安秧歌剧《二流子改造》，联想到这批文化人没有固定职业，就像二流子一样，徐冰亲切、风趣地将此房舍命名为“二流堂”，一时传为美谈[2]。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文化的统治与思想控制，重庆文化界一片沉闷，不少文化人纷纷要求去延安，有的远去南洋。为寻找突破口，徐冰与阳翰笙请示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要抓住当局尚未十分注意、又能与群众直接交流的演剧界展开工作。这时，重庆还有一批上海30年代文艺界左翼进步人士，他们对国民党的禁锢也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一个以话剧为突破口的雾季戏剧演出运动开始了。为更好地组织这次运动，徐冰、阳翰笙商议要筹建一个专业话剧团。他们挑选了办事果断、业务懂行、社会交际甚广、又在国民党中央电影制映厂供职的应云卫担任剧团负责人，并最终筹建成立了“中华剧艺社”。1941年10月11日，雾季戏剧节的第一炮、陈白尘的《大地回春》首先打响。紧接着，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曹禺的《北京人》、《家》，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夜上海》，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优秀作品争相问世。中华剧艺社经费很困难，演员经常饿着肚子上台演戏，徐冰和“文委”成员经常想办法弄一点大米、白面或少许菜金、零用钱等送去，给以适当的资助。当曹禺的《北京人》再次上演时，徐冰以茜萍署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的剧评。文章说，“《北京人》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1]
与此同时，徐冰出面组织、联络，“借文化人的红白日”开展活动，如“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2]等等。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统战工作。
1945年6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叶圣陶、老舍积极筹备庆祝茅盾先生50岁生日和25年创作生活活动的消息。这本是南方局的特意安排。徐冰专程赶往远离市区的江北唐家沱茅盾住处，告其《新华日报》发消息之事。茅盾起初不同意。徐冰郑重地说明庆贺活动不是先生个人之事，而是文艺界朋友荟萃一堂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是形势所需要的。最后，茅盾欣然接受了。庆祝大会在6月24日举行，文化界及各界人士到会者七八百人，王若飞到会讲话并在《新华日报》刊登《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一文，对茅盾给予高度评价。10月30日，年仅40岁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不幸逝世。南方局决定组织冼星海同志追悼会和遗作音乐会。徐冰上下联络，为筹措活动经费和演出场地来回奔波，并设法解决各方面来人的食宿和安全，还要抵制防范反动派的有意刁难和骚扰。这次活动组织得十分成功，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会。
1940年初，《中苏文化》改组后，侯外庐担任杂志主编。1941年1月的一天，正在组织友人疏散的徐冰找到侯外庐，问他“香港你去不去？”侯说，“香港我不去，要去就去延安”。几天后，徐冰通知侯，说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要他留下，继续主编《中苏文化》。这年秋天，一位友人动员侯外庐参加一个名叫“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组织。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徐冰。不久，徐冰、张友渔先后找他，授意他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城里搞统战，正式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侯正式参加这个组织后很快成为其核心成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主要发起人有谭平山、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后来习惯上称为“小民革”[3]。
1942年4月，夏衍由桂林到重庆。周恩来指示夏衍要争取以进步文化人面貌出现，并要徐冰向夏衍系统地介绍国内外情势和南方局的情况。当夏衍去找徐冰时，徐冰已认真地准备好了提纲，并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进行介绍。徐冰的介绍给夏衍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在晚年所著的《懒寻旧梦录》中生动地写道：徐冰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廖承志一样地爱开玩笑，所以传达文件之间，也讲了不少战时陪都的“奇闻怪事”，这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文艺界人士的性格特点。他告诉我，不能把国民党看作“铁板一块”，也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要求民主人士，也就是说，这里的情况既复杂又微妙，要看到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徐冰还曾说：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党外认识党内，靠的就是对具体人的形象来认识的，对共产党也一样。民主人士在对你有好感时，你说话他才愿意听，才能建立友谊，否则，他就只是应酬你，对你打哈哈[1]。
宋之的是一位进步文艺工作者，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私人关系很好。张邀宋当“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说不必上班办公，月致车马费100元，并说他们已向从香港回来的文化人发了十几份聘书。宋就此事征求夏衍的意见，夏衍把事情告诉了徐冰，徐冰回答夏衍说，组织上决定，党员一律不接受聘书，非党同志则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徐冰还跟夏衍说，可以告诉之的，受了聘，我们也决不会见外，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拿他们的钱，做我们的事”，也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办法。当夏衍将决定告诉宋之的时，宋说，党员不拿。我也不拿[2]。
沈剡也是一位进步文艺人士，他多次向徐冰提出要去延安，徐冰考虑到他懂外语，就安排他到墨西哥大使馆任中文秘书，同时在苏联大使馆教中文，实际上成为南方局了解使馆情况的一个渠道。
1943年初，在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启发与授意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后来，他们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为主，也有教育界、工商界人士参加的组织。“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熊瑾玎等，分别和民联及座谈会的部分人是朋友，经常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与会者也常向他们反映座谈会上的情况、问题和有特色的观点。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可供南方局领导决策时参考。”[1]
1944年底，日军发动了对我国大西南的进攻，国民党政府中投降空气浓厚，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如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叶鼎彝、税西恒等，对时局感到非常焦虑。在徐冰鼓励和支持下，他们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以聚餐形式聚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2]。这就是后来“九三学社”的雏形。
这时，徐冰还不时陪同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出席与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活动。1945年1月12日，徐冰陪同王若飞为沈钧儒先生71龄寿辰祝贺并座谈时事；1月14日，徐冰与王若飞等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交谈国共接触情况。1月25日，徐冰陪同刚刚由延安返渝的周恩来及王若飞，在曾家岩50号邀约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左舜生、冷通、张申府、邓初民等各方面民主人士，商讨召集党派会议等问题。2月14日晚又在特园设宴，由周恩来报告国共会谈情况。
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7月1日，王若飞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南方局工作由徐冰、张明负责。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际，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进一步暴露，有些人对中共坚持和平、民主的主张尚持怀疑态度。7月22日，毛泽东致电徐冰、张明，指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应将延安和各地反内战情况在大后方设法传播；应“用最大的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的农村据点，准备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打游击”，并且要求立即派人领导贵州等地的民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再致电徐冰、张明，告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调集9个师的军队进攻边区。应设法将延安和各地反内战情况向大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及各国使节、新闻界传播，说明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呼吁共同起来制止[3]。徐冰积极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指示，25日，他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向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了国民党军队在参政会期间进攻边区，发生“淳化事件”的经过。他还为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引起冲突事往访邵力子，提出双方军队“各回原地”。27日，徐冰又将南方局编印的《淳化事件真相》材料分送各界人士。《新华日报》发表了徐冰与邵力子的谈话，并加编者按，说明“淳化事件”的真相。8月9日，徐冰、张明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在宣传抗日战争胜利时，应着重宣传各解放区政府政策、人民生活、选举情形等。8月11日，徐、张又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日本投降后的三条对外宣传方针。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宣传方针是对的。”[1]
从8月14日开始的10天时间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面民主人士，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徐冰、张明进行着马不停蹄的联络组织工作。毛泽东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九三学社等党派核心成员时，徐冰还陪同参加。后来，徐冰对夏衍说起这段工作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只摇摇笔杆子，我可腿也快跑断了。”[2]
注释
[1] 《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2]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1]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回忆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册、第二册。
[2] 唐瑜：《徐冰同志和“二流堂”》，《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2日。
[1] 《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2] 《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南方局党史资料》第六册。
[3]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册。
[1]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2]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481页。
[1] 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三册。甘为该会发起人之一。
[2] 许德珩：《抗战时期我在重庆的活动》，《重庆文史资料》第26辑，1986年6月。
[3]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一册。
[2] 夏衍《懒寻旧梦录》。
徐冰·参与济南、北平的接管工作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后，徐冰以中共顾问身份回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实际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工作，同时兼顾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并组织建立秘密交通网[3]。后又一度回到延安。
1947年9月14日，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徐冰就与张晓梅向罗瑞卿、周恩来提出搞半年土地工作的请求。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4]。很快，徐冰夫妇到了山东，先在渤海阳信县的沈庄作土改工作。1948年5月，徐冰又担任中共潍坊市市委书记。
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25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市政府成立。徐冰被任命为济南市特别军管会城区分会主任、济南特别市副市长，10月3日，任市委常委。不久，徐冰被任命为基层政权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兼）。
10月5日，市政府召开各区负责人会议，决定召开济南市首次各界各业代表座谈会。会上，徐冰指出，座谈会的中心内容是宣传我们的工商业政策，让他们尽快复业；宣传好劳资政策，让工人尽快复工。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复课问题。他还详细分析了济南的实际，资本家与雇工工人的心态，指出要区别对待各界各业代表，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提出具体的方法原则。在确定座谈会参加人选上，徐冰指出，“要注意选择在老百姓中有威信的、积极的人，准备日后做街长。不要太注意基层群众，如他能力不够、威信不够，形式地叫他来做，一定做不好。”10月8日，济南四区各界各业代表座谈会正式召开，徐冰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详细阐明了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主张，号召全体人民迅速复工、复业、复课，掀起生产和支前的高潮；他还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进一步消除了各界群众的顾虑和误会，密切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0月10日，济南市举行双十节庆祝济南解放大会，各机关部队各界人士代表共1300百余人参加，大会由徐冰主持并致开幕词。济南特别市党政领导同志到会讲话。
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起义。济南解放后，部分起义将领的家眷生活困难。徐冰得知情况后，主持批发粮食1.5万斤，煤炭2万斤，救济245家困难户，并就其家属随军子女入学等问题，进行了妥善安排。徐冰还亲自批示为吴化文及其亲属发放办理区别证明。
徐冰十分重视市政府组织机构与其他各项工作制度的建立。到任不久，他提出建立各局局长集体办公会制度。规定每星期一、三、五下午3到5时为各局局长集体办公时间，民政、财粮、教育、建设、工商五局局长与市政府秘书长必须参加，其他各局局长讨论相关问题时参加。从10月14日开始，他先后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局长集体办公会。在第一次局长办公会上，徐冰提出旧职员的使用与待遇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干部，量不够、质亦不高，因此，怎样团结运用和改造旧职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设法改进。”这对济南市团结使用旧职员进而弥补接管初期共产党干部力量不足，尽快恢复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接管工作的逐步深入，群众对一些区利用旧保甲人员进行管理反应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徐冰亲自起草停止使用旧保甲人员的通知发到各区。通知指出：“保甲人员的利用，现在到了应该停止的时候。”通知说，“入城初期，利用一下旧保甲长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全部利用。我们应该让群众知道我们暂时利用的道理。要群众监督他们，要这些保甲人员不再作威作福，奴役人民，努力工作，将功折罪，求得人民的宽恕。”在第二、第三次局长办公会上，确定了各局工作范围与机构编制，同时重点解决了恢复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包括旧职员的使用与管理改造，拆除碉堡，清扫街道，以及税收、户籍、外事管理、各类车辆管理、公话设立等[1]。
党中央、华北局对和平解放北平的一系列工作作出布署后，经叶剑英提议，徐冰被调动参加北平的和平谈判与接管工作。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布成立布告，宣布由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起初，市政府是在房山县的良乡镇办公。1月5日，市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徐冰就干部学习政策、市政府的编制与组织、各局的接管工作等问题作了布署。1月17日，在军管会会议上，市委成员韩均宣布市委的决定。他说，彭真、叶剑英先期入城后，良乡工作主要问题由徐冰同志负责。1月19日，徐冰向彭真、叶剑英汇报了接管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他说，市政府是军管会的一部分，但接管应以市政府名义进行。各局接管应向徐冰、薛子正等人汇报。会议确定由徐冰、薛子正等四人为代表，带领干部接管，并确定了接管方式。
在北平接收还未正式开始前，毛泽东就曾满怀期望地对叶剑英和彭真说，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水平，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但是，在北平接管开始之前和进行当中，也有一些“左”的情绪存在。主要表现是干部中存在着急躁情绪，不耐烦了解下情，调查研究，不耐心做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而在接收后各部门下层职员及工人中（包括学校）则有两种偏向，一是否定一切，希望改变一切旧制度，赶走一切旧人员；二是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化。针对这种情况，徐冰多次做了说服解释工作，指出“宁可慢、不可乱”；“要争取时间，考虑办法”。他反对空谈民主，指出，发动运动应该审慎，不轻易搞。
2月10日晚，徐冰在听取各局接收工作情况汇报时，针对当时较多地存在着的简单急躁、怕麻烦的思想情绪，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意见。他说，根据新的情况应有不同的认识。过去农村的行政工作比较分散，也比较简单，往往由少数人包办。但今天已不是过去的情况了。今天是集中的复杂的城市环境，我们了解不够，包办不下来。既然单独做不下去，就须研究与旧的人员如何合作的问题。此外，还有个党的严肃态度问题。我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城的，但不能认为一切都可包办。我们的一行一动都要对人民负责，都需谨慎，不可使党的形象受损失。一切取决于我们对情况了解得如何。而了解情况是需要时间的。今天布置工作，自然不会像过去那样简单。必须考虑群众觉悟程度，争取同党外人士和旧职员合作，慢慢改造他们。这就麻烦一些，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这些困难会比在战争中的困难更甚，应有精神准备。要打开脑筋想问题，找出更多不至于受损失的办法。一切不可贸然去搞，否则很容易乱。
徐冰还指出，要在思想上明确，今天的接管工作，不等于完全承认旧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及其运作程序；但反过来说，旧的规章制度中合理的方面我们也要利用、要吸收。要研究“我们的一套是否就是现在的这一套，是否适合城市，如不是，则如何改正。他们的一套其中有无可取、如何吸收，在一定的原则下，能否经选择溶化到我们的一套中”。这些重要意见，促使干部最终克服了“左”的急躁情绪，塌下心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而对保证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接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旧市府机构裁、并、留的思路大体已经确定，即凡属国民党人事、特务、情报类机构或全部打烂另换人，或裁、并、停止工作，其余如民政、工商、公用、地政等局继续保留，并继续进行有关的业务工作。在处理这个十分繁难的问题中，徐冰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指导实践，又考虑实际需要保留了适当的机构与人选，而对人的了解及其去留的决定更持慎重态度。2月21日，徐冰向市委并中央总前委书面汇报工作，重点汇报了旧市府机构裁、并、留的设想。他说，“北平市旧市府的机构如此庞大，情形又如此复杂，我们的干部，政治上虽然不算太弱，但对于城市工作及城市情况，太不熟习，人数又太少，贸然接管这个包袱实在背不起来。我们连各局、处的科长，甚至科员都派不出来。”他提议保留参事室，以便安置一些市政府专家及民主人士，使社会上看到有各党各派参与政府的领导。22日，徐冰召集有各局处军管代表与参事室参事参加的会议，通报了“待遇问题、工作及学习问题。”徐冰说，旧有同仁，以前是在反动政府之下工作，一切立场作风，自然不同。今后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应尽量争取团结，所有思想、认识、行动、作风均应有所转变，以期真实地能为人民服务。只要有工作能力，一定有工作可做。几天后，市委向中央、华北局提出组织人事处理委员会，由徐冰、刘仁、戎子和三人负责，统一并慎重地解决旧人员处理问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根据市委关于旧人员处理的原则办法，人事处理委员会首先拟定了《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处理方案》。《方案》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原则，指出，“工作、学习或回籍，均须征求本人志愿，不得强迫命令”，同时拟定了生活问题的解决办法。
2月26日，徐冰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各局长会议，讨论市府组织机构的设立与编制问题。他提出建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与市政府各项工作制度问题。他说，党的生活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党的生活不健全，就无法推动其他工作，就会陷入事务工作中去。要花点时间，整顿党小组与支部，讨论思想、行动以至纪律。各局也需要严格工作制度，办公室的制度需要建立健全。
这次会议以后，徐冰在继续关注政权建设、使之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把注意点进一步扩展到市政建设各方面。他要求从3月份起，各机关要开展业务工作，如修马路，清理垃圾、阴沟以及卫生防疫和植树等工作都需着手进行。3月5日，市委决定组成市财经委员会，由徐冰、程宏毅分别任正、副主任。6日，徐冰出席区县联席会议并简短地就几个问题作讲话。他说，区政权建立着重在建乡与村的问题。由于新、旧政权性质不同，阶级基础不同，所以建立的原则也不同。区工作的中心是如何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失业工人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非今天所能解决的问题，须相当时间的发展生产才能解决。要注意从政治上鼓励他们组织生产。此后几天，徐冰连续邀请市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工人几十人，座谈加紧改进车路修造与自来水管理问题，同时，以市政府名义号召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清除垃圾。此后，北京市的建设工作逐步展开[1]。
注释
[3] 1946年10月，徐冰、张明致电延安转林彪，提出迅速组织秘密交通网问题。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此节材料查阅自山东省档案局。
[1] 此节材料查阅自北京市档案馆。
徐冰·走上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
紧张繁重的接管工作，严重损害了徐冰的健康，他病倒了。1949年4月25日，徐冰从北平市副市长职位上离任养病。7月，中共中央调他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协助李维汉的工作。不久，由于李维汉腿部受伤，徐冰一度主持统战部工作。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他同时代理了李维汉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9月21日，徐冰与齐燕铭一起，以中共候补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18名代表中的一名。1951年，他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副部长。从这时起，徐冰历任全国政协一届副秘书长，二、三届秘书长，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其中任秘书长一职长达10年。长期以来，李维汉主管中央统战部全局工作，徐冰分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工作，李维汉病假期间，徐冰就成为统战部代理部长，这种格局基本上延续到了1964年12月。由于李维汉侧重于大政方针的研究与领导，因此，全国政协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徐冰负责。
建国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繁重，头绪繁多，许多事情要当面协商，许多政策制度有待于研究确定。而各方面新朋老友也常常找徐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老熟人周北峰就曾几次向他表示，希望能当政协代表。徐冰在向周恩来反映周北峰的愿望时说：“此公在解放北平以及绥远谈判上总算有功，请考虑是否可以由特约方面提出？”并说，“此公应该照顾一下”[1]，但如何照顾，请周总理考虑决定。后来，总理接受了徐冰的建议，使周北峰以特邀政协代表身份参加了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徐冰还尽量挤出时间看望各方面的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上的问题。一次，他找到了刚刚到北京的唐瑜。唐瑜对这次会面作了生动的记述，他写道：时间，已是入夜了，他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车子开到了东华门大街的夜市附近，他让司机把车子停在附近的胡同里，然后我们到“馄饨侯”蹲下来。我们就在那里边喝酒，边谈着工作上的事，也谈着家常。他说萨空了、阳翰笙和蔡楚生几位都告诉他，我来北京。萨谈到我的工作，说要向总理汇报。我说总理这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千万不要打扰他；我多年过惯了散漫的生活，陈沂和宋之的邀我到部队工作，我想过一过部队的生活也有好处。他说：“朋友们怕你不习惯，部队的生活和‘二流堂’的生活可是大不相同，你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部队内可不需要你搞‘二流堂’。”说着，他的豪爽的笑声震荡在这灯火通明的夜市中：“你有这决心，我支持你，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找我，我能办的，马上帮你解决”。他没有去告诉总理，但是，我仿佛已看到总理对我的关切[2]。
这样，徐冰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党内外人士、擅长交友联络的优势，不辞辛劳地“一天一天在外头跑”，而统战部“一般的接待工作也基本上由徐冰出面”[3]。
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徐冰共同致函陈毅、夏衍，询问周钦岳是否已经抵沪？函中称，周钦岳在重庆办《新蜀报》多年，非常有经验。建议四川解放后仍请周回川恢复《新蜀报》，并请征求周本人的意见[1]。不久，徐冰主持召开了一次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高级将领参加的统战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结合一个时期以来自身工作实践中的思考，徐冰认为，党关于统战工作的大政方针亟须明确，其中如各地方统战机构的建立、统战干部的配备及各统战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是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统战工作所必需解决的问题。为此，1949年9月20日，徐冰写信给周恩来，一方面汇报了统战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同时提出在政协会议闭幕后，请周恩来主持召集一二次会议、讨论统战工作并产生一个中央对统战工作指示的建议。10天后，也就是10月1日，徐冰再次致函周恩来，说“统战工作会议我们认为以快开为好，恐过几天各地代表走了不好开”。他还对会议的召开提出了详细的、具体的建议，包括议程、参加人（开列了中央、地方参加人的名单）、地点等。这时，徐冰对可能影响今后统战工作的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认识更加深刻。反映在预拟议程中，则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今后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二是我党统战工作的组织问题；三是目前要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其中有五项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此外，还有中共及各党派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地方委员会的关系问题[2]。
10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讨论通过。《条例》规定，全国政协设立八个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研讨和审议工作。10月25日，全国政协又召开秘书长及各组组长的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委会今后的日常工作。会后，徐冰（这时他代理李维汉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给“主席、副主席并各位常委”作了汇报，并就全委会机构的设立与工作推动问题进行请示。他说，大家一致认为，全委会的八个组，不应该只是一个空名，或只是安插几个人而已，应该充实它们的工作内容，如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及专门问题，应尽政府与人民间桥梁作用。此后，全国政协工作机构与制度陆续建立，如工作会议、双周座谈会、学习委员会等，徐冰是“工作会议”成员，是“双周座谈会”中共代表，是“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成员。与其他委员不同的是，他不仅要参加这些活动，而且还是活动的组织者与联络者，并且是活动内容与方式的筹划者。
就在徐冰积极提请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同时，各民主党派内部对于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各民主党派争民主的任务已尽，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种认为现有的几个民主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没有根本区别，可以合并到一起。救国会的同志认为今后救国的任务已不存在，开始酝酿取消救国会。徐冰了解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劝止酝酿解散的活动。11月中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干部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一种意见力主“光荣结束”，取消农工党组织。持这种意见的只是少数，但说话很有分量，因为被认为是“代表进步的意见”；另一种人数较多，不愿意取消组织，但不敢理直气壮地力争[1]。徐冰在会上提出“不忙于结束，创造将来结束的条件”的观点。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救国会解散宣言，宣告救国会正式解散[2]。史良在《回忆新政协》一文中也说，救国会“宣布结束的那一天，曾经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说明救国会要解散的道理。这时，毛泽东已于两天前离京访问苏联，他回来后对救国会解散的事很不高兴，认为应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此后，李维汉、徐冰等积极去各党派作工作，如农工党、民主建国会，说服他们不要取消，从而在政治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1950年3月，徐冰期盼的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了。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指出要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为了适应新时代、新任务，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他们现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过去的章程和纲领里边，还有旧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将修改过去的章程，总结过去的工作，整顿组织，以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努力。徐冰还讲到各民主党派会议以后党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是进步分子的团结问题。现在进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风，狭隘的宗派主义，不接近群众，不做群众工作，有被孤立的现象。二是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房
相关参考
黄敬··青少年时代黄敬原名俞启威，1912年出生在北平。他先在南京祖父家中读私塾，稍长又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小及东南大学附小。约在1924年，他随母至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及汇文中学。祖父俞明震是清末翰
谷牧·投身革命谷牧，原名刘家语，曾用名刘曼生、刘景希。1914年9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今荣成市）东墩村一个普通农家。他童年丧父，由祖父抚养。谷牧与其父都是独生子。他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加以家境
曾山··青少年时代曾山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在苏联学习时化名唐沽。1899年12月12日（清光绪己亥年十一月初十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曾家村。曾山的家庭是一个光荣的革命的家庭。
·贫苦农家子弟1896年3月22日（清朝光绪二十二年阴历二月九日），贺龙诞生在湖南省桑植县北部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贺龙的父亲叫贺士道，是一个忠厚勤劳的农民，他除了种地外，还会做裁缝。农忙时在家务
·从读书人到职业革命家李强，原姓曾，名培洪，字幼范，1905年9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辛峰巷。祖父曾士常为前清举人，父亲曾陈华是前清秀才，母亲杨慧贞。李强6岁进私塾，8岁直接上小学三年级，14岁
中共人物传 陈明仁生平故事简介,陈明仁历史评价,陈明仁怎么死的？
·黄埔精英陈明仁，号子良，1903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北部山区洪源乡洪源冲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祖父靠种田做工为生，因为忠厚勤劳，经常受人欺负和剥削。父亲有一定的文化，善理财，由自耕
中共人物传 李六如生平故事简介,李六如历史评价,李六如怎么死的？
李六如·发愤攻读李六如，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生。1887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五月二十一日）（李氏族谱。）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李元畅，号
编撰者话钱瑛，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女干部，1927年5月入党，参加了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建国后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她为人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无私，被称为“女青天
中共人物传 董健吾生平故事简介,董健吾历史评价,董健吾怎么死的？
·求学生涯董健吾，原名董选青。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早年当过几任县官，去世后，家里由续弦董沈氏掌管。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精明强干，颇善当家理财，除了
中共人物传 萧劲光生平故事简介,萧劲光历史评价,萧劲光怎么死的？
萧劲光·在苦难中成长萧劲光，原名萧玉成，乳名满哥，1903年1月4日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赵洲港。萧劲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业的手艺人，无房又无地。萧劲光两岁时，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母亲带着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