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李六如生平故事简介,李六如历史评价,李六如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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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发愤攻读
李六如，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生。1887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五月二十一日）（李氏族谱。）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东街砚泉巷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李元畅，号贡斋，原是店倌，后跟堂兄李紫亭在富商兼大地主全义生总商号当总管事，掌管平江、长沙、汉口等地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与李紫亭合伙从中搭股做生意赚了钱，买得田地200多石及房屋等不动产，拥有两处住宅。尤其是离县城25公里的献钟泊头乡间那一处，高堂大厦，陈设讲究，是一阔绰大户。母亲童少英原是王姓佃户的女儿，勤劳、纯朴、善良，因父死无钱埋葬，被迫卖给童姓做丫头，改姓童。李贡斋因原配妻子吴越华不生育，故买了童少英做二房，生下李六如、李柏年、李治平三兄弟。李六如从小跟着父母在县城华丽的小公馆里过着优越的生活。
1893年，李六如7岁时开始在蒙馆读书。1894年夏天，不幸父亲病故。人称“笑老虎”的堂伯父李紫亭，趁此机会把李六如的父亲和他共同经商的资本一口独吞，并对其家进行排挤。至此，李六如家只剩下200多石田地，依靠收租为生。他先是随堂伯父李紫亭搬到乡下濯水凌家湾，后又被其排挤而搬到偏僻的庄屋董家源，以后几年间，连这里的田地也卖了。李六如10多岁时，搬回老家献钟泊头大屋。父亲离开人世，李六如兄弟幼小，母亲孤苦无靠，不仅家境渐贫，且里外受气，面对愁眉苦脸的母亲，李六如劝慰说：“我快长大了，总有你出气的一天。”悲愤中的母亲也一再叮嘱李六如：“发愤读书做官，替我出口气”。
1897年，李六如11岁那年离开家到几里外的田岩经馆勤学苦读，听讲经书和历史，做经义和策论。他对《新民丛报》、《日本国志》、《盛世危言》、《泰西新史揽要》等“洋书”特别感兴趣。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他渴望读到专载新闻时事的报章，即写信给在汉口开茶栈的叔父李曙阶，请求代买。信中写道：“侄僻处乡间，知识有限，迩乃从长沙购得一批洋书，始悉读书必先爱国，国强然后家安，维新变法，大势所趋，侄虽年幼，不忍置若罔闻，亟欲购买专载新闻时事之报章一部，借广见闻”。李六如收到叔父寄回的《申报》30张，如获至宝，圈圈点点，用心阅读。他在老师命题所写的《报章论》一文中写道：“世界广漠无垠之场，有一大动物焉，不胫以走，不翼以飞，忽而庄，忽而谐，忽而讥笑，忽而怒骂。其庄严也，有如‘春秋’，其诙谐也，有如‘笑林’。此何物哉？非报章乎。”老师读后非常赞赏，从头到尾加上密圈，当作范文，批上“发看”二字，发给同学传阅，同学们甚为敬佩。
李六如在田岩经馆读了两年之后，学识大有长进。至1901年夏，赶赴县城应科考，得童生头排第11名，受了知县一顿公宴的奖赏。同年秋，李六如到岳州府考秀才，按题目写文章。首题是《四书》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迅笔写完，自感满意；次题是“中西兵政得失比较论”，由于没有学习过这类内容，李六如交了一半白卷，因此府考落第。这使寄予厚望的母亲非常失望，一气之下不让他再读书，要他到商店去学做生意。不久，李六如遵母命与比自己大3岁的钟桓英成了婚。成婚后李六如还是坚持要读书，不肯学做买卖，经再三恳求，母亲终于同意他到离县城七八里的甲山学堂就读。在这里，除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外，还增加了地理和西洋史等课程。府考受挫后的李六如，更加发愤攻读；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李六如·反清志士
1908年夏初，甲山学堂来了一位在日本留学、因闹“取缔规则”风潮刚被驱逐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凌容众，甲山大屋是他的故里。李六如通过同窗好友凌鹤梅，结识了凌容众夫妇，经常出入凌家，得以阅读一些秘密读物，如记载清兵入关屠杀汉人及汉人如何反抗清兵的《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和叙述清朝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卖国媚外，主张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一类内容的新刊物《洞庭波》，特别是看到凌容众密藏的禁书——同盟会出版的《民报》后，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对《民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主张有了了解。在同凌容众的交谈中，凌向他讲了民主革命者陈天华在日本投海的壮行义举：陈天华留学日本时，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日学生从事政治活动。为反击日本报纸的攻击诬蔑，激发中国留日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陈天华留下《绝命辞》，在东京愤然投海自尽。听着凌容众动情的讲述，读着陈天华痛切的《绝命辞》，李六如异常悲愤，思想受到深刻触动，把原来对旧家庭的愤恨，转移到了清朝皇帝与洋鬼子身上。凌容众进而鼓动说：“如果你们想打倒满清鞑子，只有投笔从戎罢！”[1]受到这番刺激和鼓动之后，李六如怀着杀敌报国之心，决定弃文就武，投笔从戎。
1908年秋，李六如邀凌鹤梅一起到湖北武昌报考陆军学堂。他们赶到汉口后才得知需要有陆军小学资格才许应考。于是又转赴九江，去找凌鹤梅的七舅父、当时在九江新军一营当队官的高遂耿，想在那里当兵“拿枪杆子”。不料高遂耿听了李六如想拿枪杆子干革命的话，生怕惹下大祸，即以赠路费的方式，将李六如下了“逐客令”。李六如说了一声“我有钱！”愤然离去。
李六如又独自从九江到汉口，去找同乡熟人、担任硚口警察局局长的凌少槎，想在警察局拿枪杆子，凌没有留他，但从凌口里得知平江有些同乡在武昌陆军特别小学堂读书。经再打听，认识了过去在湖北新军统领黎元洪部下当兵、正在陆军特别小学堂当学兵的平江人单兆祥，向他表明了当兵的决心。单兆祥见李六如决心很大，要他上书给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的统领黎元洪试试。李六如于是写了5000字的上书，题为《自愿投笔从戎，请求破格录用》。他说：“列强环伺，深感危亡，此贾生可为痛哭流涕者三。矧甲午庚子，辱国丧师，印度高丽，深堪殷鉴。苟不急起直追，力图振奋，四万万同胞，其将有噍类乎。生虽不才，兴亡有责，自愿投效麾下，借报国家。倘蒙录用，马革裹尸，在所不辞。”黎元洪被其上书所打动，将他安排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相当于连）。左队队官潘康时是新军中有知识的青年军官，司书杨王鹏也是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们都对李六如的上书很欣赏，将他分配在五棚（相当于班）当副兵。尔后他又进入新军中的军事学校——讲武堂学习。
1908年12月，第二十一混成协刚从太湖回到武昌后的几天，杨王鹏、章裕昆、钟畸等人鉴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已死，为准备发动起义，而发展成立了反清的秘密团体群治学社，由杨王鹏负责。这时因为杨王鹏已被提升到第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当司书生，这左队就无形中成了群治学社的总机关。由于李六如年纪轻，文笔好，是个有新思想的人，不久，就由杨王鹏介绍，加入了群治学社，同时担任了群治学社的庶务，成了该社的骨干。队上多数是不识字的农民和失业工人出身的士兵，李六如经常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识字、写家信等，并经常悄悄地向士兵宣传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卖国媚外，洋鬼子要灭中国，穷人必须起来革命等道理。李六如一面在士兵中积极做思想发动工作，一面向杨王鹏建议，抓紧扩大组织，在各协、标、营、队和陆军中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建立代表制度，责成他们负责扩充人员，并破格吸收队官潘康时入社，把组织向中层发展。由于李六如等人积极开展工作，两三个月就发展社员近百人。
1909年初冬，四十一标各营队奉命开到湖北天门县等地驻防，李六如被指定留在武昌，主持全社一切事宜。1910年初，立志改革社会的宛思演、刘复基、詹大悲等主办《商务日报》（后改为《大江报》），李六如以“兼善生”的笔名积极参与撰稿。不久，该报遇到经费困难。李六如主张既要抓枪杆子，也要抓笔杆子，因而提出将《商务日报》改归社办，经费由群治学社按月津贴，并要报纸大胆说话，秉笔直书，多登些时事新闻、少登些商业消息，不必专靠广告费。此后，《商务日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遇事敢言，销路日广，仅湖北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份，影响很大。
清朝末年，修筑川汉、粤汉铁路一事，原已决定完全商办，而且筑路费用已经征收，但清朝政府却又借筑路为名，打算大借外债，并以将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出卖主权。因此，南方各省一致反对清朝政府这一出卖主权、违反民意的行径。1910年4月，湖南咨议局派代表团进京请愿，受到主张借外债的四品京官杨度[1]的阻挠。因此，李六如与刘复基等组织《商务日报》同仁和旅鄂的湖南学生数百人，准备趁杨度离湘北上路经汉口之机前往质问杨度。李六如与刘复基等被推举为八代表之一。1910年4月11日李六如、刘复基等率领众人前往杨度在汉口的住处，准备将杨度扭至武昌湖南会馆进行质问，遭到英领事馆所派的百余印度巡警的干涉，李六如、刘复基被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捕关押。后因《商务日报》大造舆论，两湖总督害怕事态扩大，不得已派员到汉口领事团疏通，李六如等被关押一天之后释放。
1910年夏，湖南长沙发生饥民闹事风潮。此时，李六如想到：自铁路风潮发生，全国震动，现在又发生两湖饥荒。群治学社团体虽还不算十分强大，但在各标营队都已打下基础，有了核心有了枪，假使有了机会，也就可以起义。于是，他与刘复基商议之后，立即秘密召集各标代表开会，提议借长沙饥民闹事之机，举行起义。商得大家赞成后，进行了周密部署。后来由于长沙饥民闹事风潮被镇压下去，加上李六如等举行起义之事走漏消息，新军里边有革命党的风声很快传开，黎元洪派宪兵进行搜查。急图起事未成，群治学社活动也由此而日渐停顿。
1910年冬，李六如、杨王鹏等将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由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辅助杨王鹏进行活动。这时刘复基、蒋翊武先后到四十二标当兵，也加入了振武学社。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革命运动发展很快，因而引起湖广总督瑞澂严重不安，严令统领黎元洪切实查办。黎元洪未查出革命党的证据，但还是将有嫌疑的潘康时、杨王鹏、李六如等人一一进行处置。11月，黎元洪以“治军不严”的罪名，首先将四十一标第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撤职，由黎的心腹施化龙代替。施奉秘密使命，又以“行为不正”的罪名，将本队司书生杨王鹏撤差。接着又以“不守军纪”的罪名将李六如开除。施化龙还提出捉杨度一事，责问李六如：“那是国家的事情，你是军人，为什么不安分，犯军纪？”李六如理直气壮地辩称：“军人就是要保护国家的啦！”施化龙恼羞成怒，下令将李压在地上用军棍狠打。李奋身挣脱，跳起来怒骂施化龙是“狗奴才！”施又用脚、军棍把李踢打得鲜血淋漓，昏倒在地。
李六如和杨王鹏被开除出营后，隐蔽在附近的破庙文昌阁，继续他们的秘密活动，并将社务移交蒋翊武负责，约定保持秘密联系。过了10来天，队里来人密告：黎元洪已探清你们的问题，很快要会同警察局来捉，你们赶快走！李六如被迫出走钦州，在州官、同乡人李铁桓处当冒牌侄少爷与学习文案，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了一段浪漫生活。他从中看透了官场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肮脏内幕，更加鄙弃那些腐败的旧官吏，决心改造旧社会。
杨王鹏、李六如离开新军后，蒋翊武等人于1911年1月30日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9月，蒋翊武写信告诉李六如：“现正加紧筹备，拟于秋季开学。但须增聘教职员，如愿俯就，望即命驾前来。”李六如看信后，明白即将举行起义，迅即托故离开钦州，经上海乘船奔赴武汉。
1911年10月10日，（阴历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李六如见到了起义统领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等人。此时，起义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已将黎元洪临时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李六如本不愿去见他，后在蒋翊武等人“不念旧恶为好”等语相劝之下，随同蒋等走进都督室，见了黎元洪。詹大悲说，李六如来得好，正用人，提议要李到都督府负责秘书厅的工作，黎表示同意。
武昌起义的枪声，使清政府大为惊恐，除在京城加强防备之外，还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以全权。袁一面与革命军议和，一面大增援军，南下武汉，镇压革命起义。此时，正值袁世凯派冯国璋的北洋兵准备大举进攻汉口，镇压革命党人之时，都督府担心民军力量不足，难以抵抗，决定派李六如赶到长沙去催请早就答应出兵支援湖北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赶快出兵。李六如赶到长沙后，摸清谭延闿徘徊观望的思想，以“两湖是唇齿相依的邻省，假如湖北失败，湖南就独立不了，黎都督站不住，你谭都督就会孤立”等语将谭一军，促使谭改变徘徊观望态度，决定马上出兵援鄂。
1911年11月上旬，湖北民军抵抗来犯的清军冯国璋部，袁世凯调来段祺瑞增援冯国璋，猛扑汉口，湖北民军败退汉阳，进行整编。此时黎元洪委派李六如担任整编后的四镇第十六标标统，黄申芗任协统，参加阳夏[1]战役。李六如等奉战时总司令黄兴“所有全线各军，限于本夜偷渡汉水，拂晓反攻”的命令，将船只、排筏准备齐全，率同协统黄申芗、教练官廖湘芸准备到时率队向硚口方面进攻。拂晓，各路战斗打响，冯军败退时，段祺瑞援兵赶到，大举反攻，双方相持不下，战斗中李六如左腿受伤，队官叶得胜将他背下火线。激战之中，民军黑山炮队反水，引来北洋兵向第十六标后方包抄，李六如奉命率队退守汉阳。在坚守汉阳的战斗中，与李六如同患难共艰苦数年的亲密同志、部下队官叶得胜阵亡，李极度悲伤，紧紧抱住叶痛哭不止。就在这一天，鄂、湘民军均奉命退守武昌。这时，起义军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
注释
[1] 阳即汉阳，夏即汉口。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杨度（1874～1931），字哲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参与创办《游学译编》，主编《中国新报》。支持预备立宪，主张君宪制度。辛亥革命时依附袁世凯，1915年，参与组织筹安会，支持洪宪帝制。1922年起支持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李六如·寻找新路
1912年1月1日，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不久，文学社全体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李六如也成了同盟会会员。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不久，即向交出政权的革命势力开刀。为了离间分化革命党，袁世凯以“裁军”的名义，颁布了退伍条例，成立嵇勋局，授予起义有功人员军衔和文武勋章。凡文学社社员因起义有功，均身膺要职，唯独李六如因从钦州赶回武昌稍迟，未得上赏。李六如很不以当一标统和补授陆军少将军衔为满足，而是想当大官。李六如总觉得没有学问和知识不行，而自己知识太少，许多政治问题不大懂，因此想趁年纪还轻，出洋去留几年学，回来再干些年，当上一名督军或许可以替国家多出一点力。李六如很快给黎元洪递交了请求辞职资送出洋留学的申请书。黎没有同意资送出洋留学，只批了“自请洁身引退，足见磊落光明，深堪嘉许。当照退休办法，从优待遇”等语。据此，李六如每月领取官费80元，同时，领得黎元洪私赠出洋费3000元，即办了移交，将家眷送回平江老家。期间，在族人的帮助下，将母亲的遗产、200石租的董家源田地照原价3000块钱赎回，以此对家人生活作了安置。
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了国会中主张政党政治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并下令免除革命派担任的江西、广东等三省都督。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组织讨袁军，通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同年夏，李六如离开平江到长沙，原本准备去日本留学。到长沙时，恰逢蒋翊武在湖南都督谭延闿手下担任鄂豫招讨使，与杨王鹏正在组织反袁军队，蒋、杨力劝李六如暂缓去日留学，参与二次革命。蒋指着杨王鹏说：他要出发去安徽，想请你马上到九江去一趟，然后去湘西。不管外国如何借款给袁世凯帮他打国民党，我们也要“破釜沉舟”干一下。李六如立即赶赴九江，接着又到湘西随部队去鄂西攻打吴光新部。“二次革命”进行不到三个月，就被袁世凯打败。9月，袁世凯的北洋兵开到岳州后，蒋翊武、杨王鹏被通缉，李六如赶回平江家里作了布置之后，怀着对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担心，取道上海到日本求学。
当年秋，李六如到日本东京后，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探索新的人生之路。他接触了许多中国留日学生，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明白了什么是议会政治，知道了中国原是军阀专政，于是放弃了过去的督军思想，做起了当议员的梦。为此，他没有进士官学校，而是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课程。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六如继续关注国内形势变化与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自从孙中山与黄兴于1913年9月再次到达日本后，东京又一次成为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在这里，李六如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公然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为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锦辉馆集会，一大批日本警察破门而入，勒令散会，而且大骂：“马鹿”，“清国奴！”[1]身为代表之一的李六如据理力争，坚持不散，日本警察竟拳打脚踢，李六如等人的衣服也被撕破。李六如忍无可忍，回赏了他们几个耳光。
自举行反对二十一条的活动后，日本公然告示：不再租房给中国人住。中国留学生愤然反对，于5月间掀起罢学归国运动。李六如经上海回到长沙、平江等地积极从事救国宣传活动，和归国的同学一道深入学校、街头、工厂、农村，向学生、市民、工人、农民宣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散发“反对二十一条”传单。李六如还到县立学堂、启明女校、开明士绅家里，宣讲救国之道。10月，李六如回到日本继续求学。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李六如怀着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参加了他俩的婚礼。在日期间，李六如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日译本《资本论》第1卷等。还常去参加各大学举办的关于“苏俄”、“劳农政府”等校外讲座。1918年，李六如大学毕业回国。到上海后在友人佘叔奎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陆续见到辛亥革命时的老友詹大悲、潘康时、覃振等人，见到和听到了许多情况。本以为在国内总比在国外好，可是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却使李六如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撼。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兵灾匪祸，各省逃来上海英、法租界的富户、军阀、政客、流氓、土匪就像虫蛆一样多。这些人为所欲为，尽干坏事。他忧虑起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一时陷入彷徨。佘叔奎原也是留日学生，此时在上海的日本中国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他劝李六如去《申报》当副刊编辑。李六如觉得这与自己的志愿不相符。他想：干革命没有坚强领导的政党不行，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他想找到潘康时问个明白，假如好的话，那就同他们一起干。只要打倒军阀，建立民主，中国总有富强的一天，那就学有所用了。第二天，李六如见到了潘康时、詹大悲。他在詹、潘的住处看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交换了对李大钊提出的中国也要走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这条路能不能行？李六如开始了新的思考和研究。他从詹大悲等人那里了解到国民党里边，虽然有些好的，但腐败渣滓不少，没有希望。因此，他最后下决心暂回老家平江，静观形势，探索革命前途。
时近重阳。李六如回到家乡平江县城。第二天，李六如到启明女校，会见曾鼓励他去从军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凌容众。凌容众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气愤地谈起几年来由于洋鬼子的洋纱布抢生意，平江的大布卖不出去，本国工商业都被洋货挤倒；北洋军阀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农民交不起预征税，被逼死或抓进监狱。听了这些诉说，李六如心情更加沉重。他见过了在城里读书的大女鸣皋，二女浩然，儿子铁钧，想立即回泊头村老家。这时凌容众约他和县知事等人到城西陈大仙庙的山顶，饮酒吟诗，李六如只好应约，但心情不舒畅，想来想去写不成。他走出仙庙，四周环视，只见山上的衰草枯杨和山下的颓垣败瓦，反映出世乱时艰、民生凋敝的景象，他略加思索，很有感触地写道：
众山惟有此山高，
怕瞰垣颓草木凋，
遍地干戈何日靖，
恨无刀剑与征袍。[1]
李六如回到乡下泊头老家，妻子钟桓英和婶母连雪梅等家人喜出望外。他从妻子口里知道，家里年年躲兵，连床上的絮被都被当兵的抢走了，还欠了500块钱的债。李六如回家见到亲人时刹那的愉快心情，被妻子的泪水一下子泼得无影无踪。
在乡下，李六如看到农民仍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吃的茴拌菜，穿的露肩背，困在门板上，冬天抱秆盖[2]。他心如刀绞。不久，李六如到世所称颂的江苏南通进行考察，他对张謇在南通实施的自治行政，以及招股集资办实业，遍设各类学校，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很是赞赏，似乎从南通看到了希望。他在考察笔记中说：“各邑如南通，尽人如张謇，则吾国千七百五十四县，俱为乐土，何患乎无郅治之隆也。”[3]这时，他认为只要把全国占多数的工人、农民教育起来，振兴实业，国家就有希望。于是，李六如决定在平江也从开工厂、办教育做起。当时，凌容众等人正在筹办公立救贫工厂。在凌容众的极力推荐下，李六如担任了公立救贫工厂的厂长，厂里很快就招了200多人。他们都是因连年兵灾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厂址设在平江县城，厂房早由财神庙等一部分装修改建，大小百多间，分设缝纫、染织、木工、鞋工等生产车间，大都是手工操作。为了使更多的失业工人有个谋生的地方，也为振兴民族工业争一个场所，李六如在举办公立救贫工厂之后，又集资办起了兴业织布公司。他没资金，便跟妻子商量，把董家源那200石庄田卖了，除去还债款500元，剩了3000元，一共集资300股，共有股金3万元。李六如兼任经理，公司厂址也设在县城。他们派人从宜昌买回100架比木机提高工效4倍的铁机，招收了百来个工人和学徒。还在县城设立了营业股，兼做贩卖纱布的生意。
李六如除每周在启明女校师范班教几节国文课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工厂上。李六如看到工人们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开口喊天，闭口怨命，深深地同情他们，决心提倡平民教育，先在救贫工厂和兴业织布工厂办工人夜校，“灌输知识，开启民智”。不久，这两个工厂都正式办起了工人夜校。开学那天，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开学典礼，邀请了县知事和各公法团负责人参加。李六如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工人受穷并不是八字不好，命苦；也不是他们祖宗的坟墓风水不好，该穷。他们穷的原因是被富人吃了他们的血汗，好比一头母牛，它的奶都被人家挤出吃掉了，所以牛瘦，吃牛奶的却很胖。李六如说，世界上穷人很多，我们平江也一样，穷人要团结起来，反对那些欺压我们，敲诈我们的洋大人和军阀，大家才有生路。他最后还说，你们穷，就是因为你们不懂得穷的原因。这就需要你们发愤读书，认字求知识。开办夜校就是帮助你们认字，习算，求知识，学本事。[1]
夜校办起来之后，李六如经常去给工人上课。为使工人有较多的时间学习，两个工厂每两个星期放半天假。厂里给工人发课本和纸张，还分红给奖。这些做法博得了工人的欢迎，一些开明人士也称赞李六如的夜校办得好。而出资的一些大股东如李铁桓等却很不满意，说兴业工厂标新立异，“这是大家集股办的公司，不是慈善堂”。李六如对这些冷嘲热讽，不予计较，仍然坚持办下去。他接二连三地到一些工业行会去演说，劝木工和缝纫工人进夜校。影响所及，县城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来找李六如请求帮助他们办夜校。那时，庙会财产很多，可以拿出来办学；各行帮也有不少会款，可以停酒兴学。可是这些财产都操在那些管公堂的绅士或工头手里，很不容易拿出来。尤其是那些举人秀才和管公堂发横财的人，更是添油加醋激烈反对。他们散布谣言说李六如提款兴学是“笼络人心另有所图”。李六如遭受无端诽谤，气得脸色铁青。凌容众提醒他：现在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单靠几个人，是斗不过旧势力的。李六如也知道，现时地方上的旧势力占优势，“欲速则不达”，只好同凌容众几位发起募捐，又在启明和培元两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中，找到几位义务教员。就这样，轩辕庙、鲁班庙等好几所夜校终于办起来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在长沙读书的平江学生回到县城找李六如，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同他们一道商议如何进行爱国宣传。在爱国知识分子张子谋、凌容众的支持下，他们在启明女师的大礼堂里，邀集各公法团及工农商学各界开大会。李六如在会上讲话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国不分贫富，是人人有份的大事。[1]他带领2000多人的队伍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各校学生宣布罢课。
在李六如的倡导下，县城各界组成了临时宣传队和话剧团、讲演团、救国十人团，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还到全县各集镇和农村进行爱国宣传。随后又组织了雪耻会，吸收各界人士参加。下设仇货检查组，口号是“提倡国货”，“抵制仇货”。各行业工人行动起来了，在缝纫工人吴创国等人带领下，他们到各商号查出了一批日货，立即举行烧毁日货游行大会，然后将所有查封的日货全都烧毁。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谁也不敢再贩卖日货。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张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个规模宏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李六如在平江发动各界人民投入驱张运动，他在群众中历数张敬尧打平江时在平江犯下的罪行，召开驱张大会，印发驱张宣言，从政治上给张敬尧及其爪牙以狠狠打击。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大批涌入平江。李六如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刊物，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李六如对工人农民的事业总是热情支持，一些工人农民通过读夜校和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认识到摆脱“下等人”的地位，没有知识，没有团体是不行的。工人吴创国等人找到李六如谈了自己的想法，李六如通过凌容众等找县知事备案，经过合法斗争，办起了平江县工会和农会。开成立大会时，还把县知事请来讲话，商会教育会也派代表参加。这样，不仅为工会农会的开办解决了经费等难题，同时也打破了社会阻力，使一些守旧顽固势力不便公开反对工会农会的建立，为工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通过工会、农会、夜校等，有效地提高了工农群众的觉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然而就在这时，李六如所办的兴业工厂却倒闭了，5万元的资本几乎损失殆尽。原因是由于当时落后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城乡洋货充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几乎都被洋货挤倒。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兴业公司所织造与贩卖的大布堆积在仓库，卖不出去。门市上所收进的张敬尧军阀的红版票，一下子变成废纸，而且张敬尧的兵从平江退走时，强行从兴业织布公司夺去饷银5000元。结果，李六如私人除破产以外，还负了好几千元的私债，仅留得房屋数十间。严酷的现实，压得李六如真是走投无路。这时，他才觉悟到“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些流行口号，是行不通的。只有仿效苏联，才是彻底的有效的办法。”[1]
注释
[1] 马鹿，日语，骂人的话。“清国奴”即亡国奴的意思。
[1] 李六如笔记。
[2] 指稻草，平江土话。
[3] 李六如：《南通视察谭》，载1921年1月长沙《大公报》。
[1] 李六如弟媳刘秦英的回忆。
[1] 吴创国的回忆。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李六如·结识毛泽东
兴业织布公司倒闭后，李六如左思右想，他回忆，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革命党同袁世凯妥协，结果弄得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领导革命无希望。他失望、忧愤、踌躇。“举世皆浊，可能教育界清高些”。于是，他决定到长沙去教书、著书。
1920年冬，李六如将救贫工厂移交给张子谋接办，自己去省城长沙，住进三兴街协和商号。除了出去见见教育界的几位熟人外，平日总是关门看书读报。身边没钱，一下又没找着教书的事，他便把到江苏南通考察的笔记写成书，题名为《南通视察谭》，于1921年初在长沙《大公报》上连载。迫于生计，李六如请求方维夏尽快给他找个教书的学校。这时，李六如已与有“方圣人”之称的方维夏结成莫逆之交。他向方倾诉苦衷，写稿子稿费不多，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因此愿意拿起粉笔，“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是一件有益的事。不久，方维夏告诉李六如：如今找点书教也难啦！费了好大的劲，才在高等商业专门学校，私立群治大学和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找了点课，可是3个学校每星期总共只有18个小时的课，每小时课费一块二角至一块五角。李六如原想有了这样的收入，倒也能勉强维持儿女读书和一家5口的生计。
后来，他耳闻目睹教育界所发生的一件件丑事，又使他愤慨不已。他的一个同寓好友，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很有才干，就因没有社会背景，而被排挤出教育界。自己含辛茹苦地教书，一点微薄的薪水，也被当局贪污拖欠和克扣。李六如不得不把自己的衣物，甚至他最心爱的在辛亥革命中用过的望远镜也拿出去当押，换回一点粮食糊口。事实使李六如清楚地看到，现时的中国没有一块净土，教育界与军政界同样的糟！校长们拿高薪，有钱住高级公馆，请春宴，政府欠薪拖了几月不发，穷教师们无钱买米，有病难医。教师们说“粉笔是圆的，肚子却饿成扁的，还有什么精神教书！”李六如大声疾呼：要生存就要吃饭，绝不能白白等死，应该去向政府要饭吃！他还当众揭露军政界的官员花天酒地，嫖赌逍遥，花钱如流水的种种事实，建议大家罢课索薪。他的主张得到教师们的支持，长沙各校教员一致罢课。长沙各报，都在显著地位登载这条消息。李六如被选为向省政府索薪的代表。经过斗争，省长赵恒惕只好让步，答应发还欠薪。这使李六如认识到，一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妥协也是不能胜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坚决斗争。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李六如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在教书的同时，积极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经常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因触及封建军阀和守旧顽固势力而受到指责攻击，但他并没有停止在报纸上为追求真理而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1921年一年之中先后发表了10多篇文章，如：《妇女解放之三大疑问》、《社会破裂的自然趋势》、《总要能说能行》、《呜呼！如此教育界！》，等等，其矛头指向封建军阀、外国侵略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贫乏之原因与救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他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外国经济压迫”、“人口过剩与产业不振”、“政治不良”三个方面。至于解决的办法，李六如批驳了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光是改良政治，废督裁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而今正是瓦釜雷鸣、豺狼当道的时候。同这些人讲改良政治，等于对牛弹琴；讲废督裁兵，等于与虎谋皮。纵使换过一班人，也是以暴易暴”。因此，李六如主张先从改造社会入手，再图改革政治。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思考，李六如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这篇东西，问题很大，又很难。我原没有什么学问，不对的地方当然很多。还望读者诸君，大家讨论，原谅赐教。”[1]
在长沙教书期间，李六如与方维夏为了开启民智，大力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李六如被选为副董事长，董事长由赵恒惕的秘书长兼任，实际工作由李六如主持。促进会同那些反对派中的老秀才、县乡绅们作斗争，提拨了许多庙产充作平民教育基金，获得了胜利。而平民教育确实教育培养了许多革命分子。
平民教育之所以开展得如此顺利，取得相当满意的成果，一方面是由于李六如在省政府、省议会、省教育会当中，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故能从上而下地推动到各县；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军阀政府为了用平民教育装饰门面，所谓顺应“新潮流”。同时，在省城，李六如也发动依靠了各工厂及基督教青年会，遍设夜校100多所，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如王震将军就是铁路夜校的学生。
为了抨击不合理的社会，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李六如通过平民教育运动，还推动浏阳、醴陵等40多个县办起了县报，为了加强县报的联系，他还发起成立了全省县报联合会，并被选为会长。
1920年末到1921年上半年，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已蓬勃地开展起来，县报发展也形成了声势，李六如因而成为当地相当知名的进步分子，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一天，毛泽东派喻寄浑前来约见，喻说：“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要我介绍来会你谈谈。”[1]李六如高兴地答应了。他早就听说过毛泽东（润之）的大名，从《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大公报》等报刊上读过毛泽东写的许多文章，他兴奋地向喻寄浑诉说着这些文章的许多论点是怎样深深地吸引着他，他非常钦佩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在1920年6月28日上海《申报》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的公开信等。
就在这天，李六如同喻寄浑兴致勃勃地来到贡院西街的船山学社。他俩先会见了在这里担任社长的何叔衡。李六如与何叔衡交谈之后，接着与何一起参观这里的图书馆，何叫图书管理员挑出李六如想要看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新俄国之研究》、《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借给了李六如。
他们回到何叔衡的房子里时，毛泽东已坐在那里等候。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与李六如亲切地交谈起来。李六如钦佩地称赞毛泽东组织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又在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出力不少，立了大功。毛泽东谦逊地回答说：这算什么功，靠大众的力量嘛，少数人逞不起英雄的[1]。
毛泽东问起李六如在平江办夜校的情况，指出办夜校是好事，但单教几个字恐怕不够。还问到平江这时是否还在办夜校，由什么人主持。李六如将平江工业公会会长陈茀章、农事公会会长余贲民如何办工会、农会、夜校的事一一介绍，毛泽东注意地听着，接着仔细询问了平江农村和李六如近来的生活情况，回答了李六如提出的有关中国前途、人民命运等问题。毛泽东指出：“众志成城”，俄国十月革命为我们作出了好榜样。中国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有正确领导、有严密组织的民众基础。现在工商失业，农村破产，更是中国人民需要革命的时候。五四运动以来，各界人民开始有了组织，但还不够普遍。现在的问题，只要像俄国那样有坚强的党做核心，普遍深入地发动民众，就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军阀打不倒。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告诉李六如：历史车轮是前进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事在人为。[2]
李六如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心里开朗多了。此后，李六如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几天不见，李六如定要抽空去看看。毛泽东与何叔衡也常到李六如家里走走。他们无所不谈，亲密无间。
1920年冬至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着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很注意物色“真同志”，他早就把李六如看在眼里。在船山学社的一次交谈中，何叔衡试探性地问李六如是否知道毛润之他们那个组织？李六如很兴奋地低声详细询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后，毅然表示，他要求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叔衡让李六如去找毛泽东谈一谈。并很快将他与李六如谈话的经过告诉毛泽东。1921年秋，李六如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六如入团后，常到自修大学听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课程。一天，听完课后，何叔衡和毛泽东约李六如到何的住房里，毛泽东谈起中央决定，S·Y——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改为C·Y——共产主义青年团，限定年龄到28岁为止。这时李六如已34岁，他很着急。何叔衡告诉他，还有一个组织，就是共产党。它的代号是C·P。这个组织比C·Y要求更严格。何叔衡还将民主集中制和个人服从党的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等基本原则，给李六如讲述一遍。并针对李六如不愿接受学生的批评意见，认为有损教师尊严的想法，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心理，是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表现。何叔衡说，批评是我们的武器。共产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牺牲生命都不惜，难道批评就接受不了吗？还说后生可畏，不可藐视青年人。李六如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连连点头称是，坚定地表示：“只要党要我，我一定不顾一切，跟着党奋斗到底！”
过了几天，李六如又找到毛泽东，详细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向李六如详谈了党的有关情况后，决定由他与何叔衡介绍，李六如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六如入党后，担任中共湘区委文委委员，除平民教育外，做了些联络教职员及学生运动工作。同时，李六如开辟了平江县的党，第一批加入的是工会会长陈茀章、农会会长余贲民，还有吴创国等。[1]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人运动上，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相应地建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兼主任。由于安源是湘区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是工人最集中和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冬，毛泽东考察安源后，先后派李立三、蔡增准、蒋先云到安源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安源夜校开办后，工人入学人数很多，但是缺乏应用教材，全靠李立三等人临时选编，远远不能适应需要。
1922年春，毛泽东派李六如去安源调查，编写夜校教材。李六如接到毛泽东派给他的任务后，以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副董事长的公开身份，到萍乡安源矿区，从事调查工作，深入到井下进行实际体验。李六如经过调查，体验了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深深同情工人，为他们鸣不平。他说这哪里是煤矿，简直是人间地狱！他对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更加憎恨。同时进一步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真理。他对《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这一论述体会更深。既看到了工人阶级潜在的力量，也认识到要把工人组织起来，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启蒙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那时，“教育救国”的思潮颇有市场，李六如当时是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又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文委委员，他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继续大办工人夜校，并决心花大力气编好《平民读本》。
李六如到安源煤矿调查后，立即着手编写《平民读本》，至1922年10月，第一至第三册出了初版，1923年5月，第四册编成问世。《平民读本》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大量发行，至1924年3月，再版4次，发行之广，数量之多，是当时各种通俗读物中少有的。为了编好此书，李六如倾注满腔热情，花了很多心血。他专心致志，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凝炼成每课三四百字乃至二十多个字。《平民读本》多半是为年长或将成年的男女失学平民而编写的，“重在灌输常识，启发思想，提倡劳动”。其特点是：第一，通俗易懂，说理透彻。凡日常应用的字都活用于叙事言理之中，使读者发生兴趣，不致枯燥无味。第二，内容广泛，思想丰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如历史、地理、化学、生物、文化、教育、卫生及工农日常有关的科学知识都有介绍。特别是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平民读本》通过工农生活实际事例，讲明了“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认定“以脑力劳动的”，如工程师、著作家、教员、新闻记者，“也要算是一种精神劳工”，是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平民读本》还通过解释“工资”、“利润”、“地租”、“借贷”等课文，生动、具体、形象地揭示了工农遭受剥削的秘密，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指出生活资料等“应当按劳动量平均分配，不应该由资本家坐得”，“无论哪个都应该替社会上做一分事……切不可像那些吃老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吃人家现成的东西。”认为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其值”。第四册第六课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俄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基本政策，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众擎易举，束矢难折”，“无论兴办一桩什么事业，抵抗一种什么强权，改革一种什么制度，都非合群策群力不行”。《平民读本》还很重视“改良社会恶习惯”，宣传戒烟酒，禁牌赌，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破除迷信，揭示早婚之害，鼓励生育制限等。全书“适合新潮流，凡陈腐与平民不关痛痒之事，概未编入”。这四册富有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传播知识，启发工农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释
[1] 李六如：《贫乏之原因与救济》，长沙《大公报》，1921年1月。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1] 李六如笔记。
[2] 李六如笔记。
[1] 《李六如自传》，1940年5月31日。
李六如·北伐将军
1924年春，中共湘区委负责人夏曦为筹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而成立了省党部临时常委会，罗迈、何叔衡、夏曦、李六如、邱小陔5人任常委。省党部临时常委会成立后，李六如等积极地投入了组建工作。湖南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在学生中和工农民众中都打下了基础。1924年11月，省党部经费发生困难，夏曦等人提议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求援。李六如因曾去过广东，又认识湘军总司令兼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谭延闿，而且有些好友也在那边，因此，李六如主动承担了去广东筹款的任务。
身负重任的李六如带着国民党省党部的公函和中共湘区委给广东区委的信，先到上海，找到正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当秘书的毛泽东，经他介绍，向叶楚伧、邵力子先行垫借了300元汇寄回湘，使得湘区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李六如到达广州后，先到湘军总司令部找到时任第五军秘书长的方维夏。方同时在国民党湘军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他与谭延闿是有历史关系的熟人。李与方见面之后，即谈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经费困难，须向中央求援。方陪李六如去见谭延闿。李说明了湖南省党部的情形与来意。谭听后很高兴，答应为李六如写封介绍信去见中央党部负责人之一的廖仲恺先生，并要李留在这里帮他办党务。
李六如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见到廖仲恺、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经研究，确定每月接济湖南1000元。李又向谭延闿及湘军军官如鲁涤平、陈嘉佑、张辉瓒等人为湘江学校（该校实际是共产党开办的）募了一大批款子。李六如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筹款期间，李六如来到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向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陈延年汇报了来广东的任务与完成任务的情况，以及谭延闿等留他帮办党务等事。陈延年告诉李六如，湘军里边还没有我们的同志，因此，他同意李六如留在湘军里做上层统战工作。李六如留下后，在湘、桂二军总部各挂了一个顾问官的双料头衔及湘军特别党部常务委员的职务，开始了他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参与军事征战的生涯。
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决定北伐，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孙亲自率领以湘军为主力的北伐各军齐集广东韶关，孙中山大元帅的行营设在这里。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准备带病北上商讨时局问题时，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事宜。此时，李六如被任命为北伐军总部党务处长。他通过谭延闿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从谭延闿的介绍中得知李六如既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临时常委会委员，便亲切地询问了湖南的情形，李六如将夏曦等怎样努力发展国民党党务，报告了一番。孙中山不时点头赞许。听完后，孙中山朝着谭延闿感慨地说：“还是共产党行，肯干，三大政策是对的嘛！不联他们联谁？北伐各军，都要赶快把党务办起来才行。”随后又对李六如高声道：“辛亥革命到现在十三年啦！政权操在反革命手里，越来越腐败黑暗……”“俄国革命比我们晚六年，不仅推翻了沙皇帝国主义，并且解决了政治经济上许多问题，真是彻底的成功。”孙中山指示李六如“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多做些宣传”。[1]
李六如回到党务处，经与方维夏商量后，很快执笔编写了《党务须知》和《为什么要北伐》两本小册子，对在军里克服中上层军官的阻力，在士兵中进行生动实际的思想教育，启发觉悟，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次北伐，师出江西赣州，谭延闿所率北伐军吃了军阀杨池生、杨如轩等一次大败仗，李六如跟着部队，撤退到广东南雄。
由南雄回到广州后，李六如任第二军校政治部指导主任与教官，仍兼任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委。他常到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向陈延年汇报情况。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李六如在湘军中积极慎重地开辟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那时湘军中仅有李六如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利于开展党的工作，党组织从黄埔军校学生中调来刘显黄到第二军校当李六如的助手。李六如首先挑选了方维夏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方维夏素有“方圣人”之称，秉性耿介，守正不阿。在湖南被选为省议员时，公开反对赵恒惕勾结吴佩孚贩卖鸦片。他拥护孙中山，赞成列宁主义，与李六如同为湘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常委，并任第二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政治教官。在李六如的引导下，方维夏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认识到“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成”。经李六如介绍，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方维夏于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共在湘军中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逐渐由第二军校发展到各团。到李富春由苏联回粤任湘军政治部主任时，党员人数渐多，始扩充为特支，由李六如任书记。
李六如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他更加积极热情地在湘军中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他和方维夏邀请毛泽东到湘军中去作工农运动的讲演。毛泽东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述依靠工农的重大意义，讲“工农是两个翅膀，缺一个也不行”。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5月，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不断高涨。尤其广州、香港等地，由共产党员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更是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李六如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睡狮怒吼了！”他对人民群众的觉醒表现了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的往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时，李六如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中将党代表。他到四师后，即着手建立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政治部。并在师里设秘密中共党支部，自任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党组织还有计划地派来一批党团员，作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
二军出发前，在谭延闿主持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四师师长张辉瓒提出政治部编制太大，党代表权力太大，企图取消党代表。李六如引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训导，讲明党代表制是苏俄红军的成功经验，列举前年北伐打败仗的教训，指出：要战胜北洋军，不能单凭这七八万枪杆子，还要靠老百姓。这就非有党代表，加强政治、宣传、民运等工作，用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不可。方维夏等力表赞同。谭延闿也表示“政治部的编制不算大，原封不动”。
李六如每天早上主持队前仪式，带领官兵背诵总理遗嘱，强调不要满足于会背，而要照着去做，言行一致。他严格遵照党的指示，忠诚地搞好国共合作。言必称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宣传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的道理，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在部队倡导民主，废除肉刑，实行经济公开。不准扣军饷，“喝兵血”，支持士兵代表清算伙食账。他还为士兵组织文艺演出队，丰富士兵文化生活，从而增强了士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26年7月7日，二军四师和六师从韶关出发，沿仁化一线北进，到茶陵集中，担负监视江西敌军，策应湖南醴陵友军的任务。9月初，四师与六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敌军。一路上，李六如率领的政工人员不断地向官兵进行政治宣传教育，讲明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强调要“不怕死，不扰民”；每到宿营地，他们总要同民众接洽，了解情况，做宣传工作。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
在向江西萍乡进军途中，李六如与安源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获得重要敌情情报。安源党组织与附近的农民协会，暗中组织几千矿工和农民，准备了土枪和黄色炸药，携带铁器家伙，埋伏在敌军张凤歧师的附近，配合四师，一举攻下重要关隘峡山口。战斗中，李六如和四师共产党员在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带领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工农民众配合下，俘获敌军师长张凤歧，缴获了几门大炮等大批战利品。
四师在拟定攻打袁州的作战计划时，抓到了一个敌探，师长张辉瓒命令立即处死，李六如力主问清情况再作处理。听了那人的供词，李六如分析可能说了实情。经过侦察，果然如此。北伐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术，安源党组织又派人潜入袁州，火烧敌军军械库。这样内外配合，终于攻下袁州。
四师与六师进攻南昌时，四师在距离南昌20公里的上谌店，遭到敌军顽固阻击，相持两天两夜。李六如带着护兵到前沿阵地督战。在猛烈的炮火中，李六如不顾护兵和团党代表的劝阻，冒着浓浓的硝烟继续往前沿奔去。李六如亲赴前线，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鼓舞了四师全体指战员。在夺取德胜门以克复南昌的关键战斗中，十团连日强攻不克，团党代表彭见清毅然率领一连指战员，由向导带领，从城门旁的水沟爬进去，打开了城门，使埋伏在城外的大部队冲进去，终于攻克南昌。
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的野心明显暴露，为了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他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改变原定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决定，改迁南昌。第二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此不满。鲁涤平找岳森和李六如等商讨对策，并要岳、李等代表二军到广州报告情况，要求国民政府赶快迁武汉。李六如等立即赶往广州。7天后，李六如等返回南昌报告了国民政府马上北迁武汉的消息，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927年初，北伐军为了巩固北伐成果，军分3路（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进军长江下游。其中，中央军以第二、六、七军为主力，蒋介石兼总指挥，下分江左军和江右军两路，由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江右军由二、六军组成，程潜为总指挥。1927年2月上旬，浙江战局紧张，第二军奉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出兵浙江，李六如随部参加杭州会战。2月底进军南京，在南京外围与敌激战。李六如亲赴前沿阵地督战，率四师与兄弟部队六师一道夹击敌军，攻占雨花台，突破敌城区防线，于3月24日晚占领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乘坐炮艇到南京下关江面，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率四师师长张辉瓒、党代表李六如，五师师长谭道源、党代表方维夏等师以上军官匆匆赶去，准备与蒋见面，不料蒋连面都不照一下就走了，鲁涤平满脸不快。他自知不是蒋的嫡系，而忿忿不平。张辉瓒也发牢骚说：“寄人篱下啊！”李六如随即补上一句：“还没到胯下之辱的时候呢。”后来又传闻蒋介石要派一军驻防南京，二、六军要被吃掉。一次，鲁涤平邀集二军师以上军官在莫愁湖赏春，在闲谈中，鲁涤平认为蒋介石把自己看作异己，二军没有奔头。李六如赶紧插话：“我看我们应当有所打算了。蒋介石不仁，我们就不义。武汉方面谭主席[1]那里要我们反蒋，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李六如的话立即得到六师党代表萧劲光、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等人的支持，都劝鲁下决心，与武汉方面联合讨蒋。但鲁涤平却以总指挥程潜不在南京，无人主持为由而拒绝了。[2]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他蓄意屠杀工农运动领袖，迫害共产党人，勾结帝国主义。面对严重形势，李富春决定去上海请示中共中央。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等应约到李富春办公室，接受李富春临行前交给的任务：注意形势发展，团结军事长官，掌握好部队。李六如回到部队，向同级军事长官透露群众中的反蒋情绪，积极做好团结争取工作。他同张辉瓒的一些矛盾，经过解释，也有所缓和，张也表示了对蒋的不满情绪。
蒋介石对二军很不放心，借北伐之名，于4月份命令二军渡江追敌，调离二军出南京。李六如所部四师渡江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待命。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六如同我党同志力主返宁讨蒋。鲁涤平等亦主张反蒋，但他强调服从武汉国民政府命令，作出了移师西行，待命讨蒋的决定。
李富春奉命先期到达武汉，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委员。5月中旬，李六如接到李富春从汉口发来的密电，得知武汉方面的情况：“武汉国民政府，虽在左派力争之下，开除了蒋介石党籍并下令通缉他。可是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与川军杨森、奉军张作霖，将从东、西、南、北各方面包围武汉。停泊在汉口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外国军舰，增加到三四十艘之多，鄂军夏斗寅、刘佐龙两军与蒋有勾结，跟着叛变了。”李六如接电后忧虑万分，进而对反革命势力的阴谋活动更加警惕。
不久，二军奉命开到武汉，李六如和方维夏立即去见李富春。此时，萧劲光早就到了那里。他们一起听了李富春关于江浙地区白色恐怖、武汉当前困境以及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介绍，特别是了解到有关党内斗争的问题。李六如和方维夏向李富春汇报了部队反蒋的情况：各师在驻地召开了讨蒋大会，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并举行了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中共中央送来挽联，上书：“二军之功名已把孙尧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李六如还谈了部队到武汉后，一些出身地主豪绅家庭的湖南籍军官，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不满情绪，对打倒土豪劣绅有反感。李富春听后，强调要加强政治工作。李六如和方维夏回到部队后，在党员中传达了李富春的指示，针对指战员的思想动态，分别进行了个别交谈，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农民运动。
5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叛变，并受蒋介石的指使，率部3万余人由川东东下，占领宜昌，勾结夏斗寅，兵分三路向武汉进攻。5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杨森。李六如所部二军四师与六军、八军等参战部队在程潜指挥下西征，发起鄂西战役。6月初，西征部队与杨森叛军在襄河两岸激战，将其击溃，并继续追击。6月24日攻占宜昌，彻底解除了杨森叛军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威胁。鄂西战役后，李六如中暑生病，在鄂西住了一段时间。夏末秋初病体稍好，回到了汉口。
注释
[1] 李六如笔记。
[1] 谭主度，指谭延闿。
[2] 张炜、俊歧：《萧劲光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72页。
李六如·从领导平浏暴动到奉命走南洋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平江、浏阳一带的工农武装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向平、浏反扑。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决定立即派夏明翰、李六如到平、浏组织武装起义，以配合井冈山的斗争。
9月中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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