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李劳工人物传,李劳工生平事迹,李劳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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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李劳工人物传,李劳工生平事迹,李劳工评价
(一)
李劳工是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一位领袖,在革命军东征战役中荣立战功。一九二五年九月壮烈牺牲。
李劳工,原名李克家。一九二二年参加农民运动后,取“劳工神圣”之意,改名李劳工。一九○一年八月一日生于海丰捷胜镇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李允熙,父亲李恭安,都以务农为业。因人多田少,不足自给,又兼营小本生意,但仍然度日艰难。劳工聪明好学,念小学时,便养成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读习惯,邻里都很赞誉他。稍长,进入捷胜文亭高级小学,和林务农等同学,组织了一个以研究学术、接受新知识为主的“励学会” (读书会) ,经常阅读进步书刊,从这些书刊中,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思想认识逐步提高。他热爱祖国,热爱真理,不满当时的黑暗社会,常为受欺压的穷苦人民抱不平。一九一八年,他高小毕业后,又跟当地秀才张江槎读了半年古文。因家庭生活困难,无法继续就学,在亲友帮助下,受聘到南町小学教书,所得微薄工资,除部分供家用外,其余便积蓄下来准备以后有机会再去升学。
当时“实业救国”的口号在青年中颇有影响。一九二○年海丰县蚕桑局招收学员,李劳工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辞去教学职务,满腔热情到蚕桑局学习。他的祖父看他热心好学,大力支持,把仅有的四亩田地忍痛卖了一亩,给劳工做生活费用。蚕桑局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既要养蚕又要种桑,劳工不怕劳累专心学习,成绩卓著。但由于家庭穷困,不待学完,又辍学回家。
捷胜当时一个何姓的地主,有荒地三十亩,开荒后适合种桑。李劳工便想尽办法,筹足资金,向他批赁。双方言明批金若干,批期三年,三年之内,没有欠租,不得升租吊佃。协商既定,劳工便着手开荒。他起早摸黑,辛勤劳作,边开荒边种植,既种桑又养蚕,经常忙到深夜。仅仅经营一年,就桑茂蚕增,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不意地主看着桑田眼红,蛮不讲理,背弃诺言,撕毁协约,硬要升租。劳工一怒之下,挥斧把全部桑树砍光,离开了捷胜,又到海丰县城蚕桑局去工作。
(二)
一九二二年,彭湃在海丰开展的农民运动,大开了李劳工的眼界。李劳工经过一番观察,放弃了 “实业救国”的理想,坚决参加农会,从此和彭湃战斗在一起。一九二三年秋,他在《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一文中提及他参加农会的过程,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从前曾在海丰的蚕桑局服务,简直是一个农民。我和做农民运动的彭湃君原来是绝不相识的。当彭湃君初起农会运动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的。当时海丰的绅士和田主们骂彭湃的声浪,时时刻刻打到我的耳鼓,同时一部份人如乡村的农民却说道: ‘农会是我们的救星’ !更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对他表同情。我知道彭湃自日本回来曾一度做过海丰的劝学所长①,然后才来做农民运动。劝学所长虽算不得什么,但也是一个小小的官儿。彭湃既做过官儿,怎能和农民接近? 这怕是堕落无聊的失意者,挟一种野心来拢民罢了! 我当时虽然下过这个武断,但我没有亲眼去观察过,心里头总是免不了带着个很大的怀疑。后来我以一个农民的资格,加入农会,和彭湃谈了两三个小时。那时彭湃穿着一件短袖的内衣,和一条黄污的裤子,状很忙碌,毫不见着有官儿气。会中的职员很多是农民,也孜孜各做各的工作。我初见着,很是奇异。心里想: ‘高洁可爱的农民出来了! ’ 我问彭湃道:‘你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吗?还是社会主义的一派?’ 彭答道:‘社会主义我是相信的,其中马克思派是我深表同情的。’ 我又问道: ‘你们办这个农会是不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呢?’ 彭湃答道: ‘现在农会还用不着主义二字,不过我们所奋斗的,是注重目前农民的痛苦,要之我们不是叫农民来曲就主义,我们是采取一种主义去帮助农民! ’ 我又问道: ‘那么,农民目前最痛苦的问题是什么?’ 彭湃答道: ‘那就不少了,现在海丰拿出几个重要的: 〈一〉农民……收入不敷支出…… 〈二〉海丰新资产一时骤增,田地的价格一时为之腾贵,田租亦同时增加…… 〈三〉官厅腐败…… 〈四〉地方官吏警察往往捣乱是非,鱼肉乡民,士绅把持乡政,包揽词讼,田主恃财作胆,动辄借故盘剥。’ 彭湃说罢,抽出农村的统计表来,处处说明,实在觉着很可骇怕! 此后,我对于彭湃的怀疑,不但渐次的打消了,而且对一般农民,更益引起我热烈的同情心,我就决心离开蚕桑局的职务,来极力帮助农会……”①。
李劳工参加农会后,便全心全意为农会工作,常常跟彭湃、杨其珊等农会领导干部下乡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组织区乡农会,为农会出谋献策。当时正值农会因会员余坤等六人,被田主诬告,含冤入狱,而与海丰“粮业维持会”②进行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之后,附近的紫金、五华、惠阳诸县农民加入农会逐日增加。为了适应农会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又成立了广东省总农会,李劳工被选为省农会的执行委员,担任农业部部长兼宣传部委员,成为彭湃的得力助手、农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五日,海陆丰连续发生了两次特大的风灾和水灾。在空前浩劫面前,农会及时组织救灾队、调查队、慰问队,分赴各乡各村工作。李劳工协助彭湃日夜奔波,指挥抢救。据调查,这两次灾害损失之大,是历来罕见的: 农作物损失达百分之九十,猪牛损失达百分之四十,房屋倒塌百分之四十,人身伤亡也很惨重。农会执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减租问题。讨论过程中展开激烈争论,有的认为按照农民团体的力量和环境,要在三年之后方可实行减租,现在只可用自由减租方法; 有的认为如此凶年提出减租,地主反对之理屈,农民必胜,况且自由减租不能激起农民阶级斗争的怒潮,失了阶级斗争意志的锻炼。李劳工坚决主张减租。农会为了慎重从事,执委会闭幕之后,又召开了各约①的农民代表大会,由代表们再三讨论,结果一致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案,并发出《为减租而告农民书》。
“三成交租”的决定,大大引起豪绅地主的不满。海丰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是教育局学租的承批商。他们下乡收租时强调“官租无减”,威迫乡民“十足交租”,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林斗文恃势欺人,派兵下乡,捕去乡民三人,钉镣入狱,激起农民群众的公愤。农会立即召开有二万多人参加的农民大会。彭湃在大会上报告事情经过之后,李劳工上台演说,语极激昂,会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县长王作新无法制止农民大会的召开,急电驻防汕尾的陈炯明部师长钟景棠,纠合军警三百多人,于次日凌晨包围海丰总农会,逮捕了农会骨干分子二十五人,并解散了农会。这次事件发生于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初五日,遂称为“七五”农潮。
这天晚上,李劳工和彭湃,恰好都没有住在农会,得以安全脱险。劳工探知彭湃等逃往大嶂山,便赶去大嶂山参加了彭湃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彭湃、林甦、蓝陈润三人往老隆向陈炯明交涉释放被捕农民和恢复农会等问题,留李劳工、彭汉垣等在海陆丰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当年九月,彭湃与陈炯明交涉没有结果,往汕头后拟回海丰,路过陆丰时遇到李劳工。他们交换了意见,连夜秘密赶回海丰,与彭汉垣等分析了陈炯明和王作新的情况,商定应付办法,并决定由彭湃与李劳工到汕头、香港一带活动,设法营救被捕农友,募款救济入狱难友及其家属。
九月二十六日,李劳工与彭湃到了汕头,随即转船到香港。在香港,李劳工与彭湃到香港人力车工人中去宣传 “七五”农潮的经过,揭露海丰县县长王作新和陈炯明等破坏农会的罪恶,香港人力车工人绝大多数是海陆丰人,他们对海丰农友十分同情,虽然自己生活困难,还是争先恐后解囊相助,捐了港币八十多元。李劳工和彭湃深受感动,也十分高兴,立即把款汇回海丰救济难友。
这时,居留香港的陈炯明的御用文人,利用《香港新闻报》、《建设周刊》等报刊,发表抨击海丰农会的文章。彭湃和李劳工并肩作战,予以回击。李劳工写了《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一文,用海丰农会半年来在农业、林业、教育、卫生、仲裁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批驳诬蔑海丰农运的谰言; 又用灾后海丰农民悲惨的生活现实,说明海丰农会提出“三成交租”是合乎情理的,“已经是忍着眼泪割肉”。王作新、钟景棠等不顾农民死活,解散农会,逮捕农会干部、查封农民医药房,多方敲诈勒索,对农民落井下石,是毫无人道的。他还驳斥那些田主吃亏论说: “田主和我们不过象合资经商一般吧! 他们拿出钱来买田地,我们拿出钱来买肥料、种籽、农具、工食,不幸遇着天灾,那就一定要双方都吃亏才对呀……我们现在把血本所残余的、拿出一部分 (三成) 来贡献与田主做利息,是大大吃亏了! 他们田主还想提出什么 ‘十足照收’ 、‘逢凶无减’ 、‘铁租’ 这些铁则,唉! 岂不是把我们迎头一棒,活活打死吗?” 这篇文章,言词痛切,语极感人,纠正了舆论,说出了农民的心声。
此后,李劳工又回到汕头,协助彭湃组织惠潮梅农会筹备处,并分别在五华、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等县成立农会。农会迅速发展,陈炯明虽然内心恐惧,表面也只得赞同,勉强答应恢复农会。海丰的反动统治者看风转舵,也不得不把被捕的农友释放出来。
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捷胜农会首先宣告恢复。李劳工和彭湃亲自到捷胜参加农会恢复大会。出席大会的农民有二千多人,鼓乐喧天,旌旗蔽日。彭湃和李劳工相继演说,台下掌声雷鸣。会后又示威游行,农民莫不扬眉吐气。此后,海丰县农会也召开恢复大会。但事隔数日,陈炯明又借故解散农会,通缉彭湃。彭湃被迫出走,李劳工等许多农会领导干部,也不得不撤离海丰县城,转入地下活动。
(三)
一九二四年四月,李劳工到了广州。彭湃派他和林甦在广州成立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与原有的黄色“手车工会”对立,进行革命活动。李劳工斗争坚决,工作积极,表现很好。不久,他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 二四年八月,李劳工得彭湃和廖仲恺的推荐,进入了黄埔军官学校。在学习期间,他曾与吴振民、周逸群等,团结一部分进步同学,秘密组织了一个火星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扩大党的宣传,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受到校方的表扬。他在同学中颇有威信,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声誉高的毕业生之一。
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发动东征前夕,周恩来估计到陈炯明打了败仗,很有可能退守惠阳与海丰交界的东都岭、埔心岭一带,凭着崇山峻岭据险顽抗,便指示李劳工和林务农在广州人力车工人俱乐部中挑选政治觉悟高、年轻力壮的海陆丰籍工人六十名,组成先遣队,担任惠 (阳) 海 (丰) 交界山区的向导,并带领该地农会会员组成小组,开展骚扰破坏活动。先遣队奉命在黄埔军校领了枪枝弹药,经过短期的训练,即由李劳工率领于二月四日从广州出发到石滩、石龙,又受训十天,于二月二十五日随东征军后继部队开往淡水,进入惠海边境。这次战役,确如周恩来所料,陈炯明部队溃败后,纷纷向东都岭、埔心岭逃窜。李劳工率领的先遣队,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从崎岖小道翻越云峰,登上了东都岭、埔心岭的制高点,使敌无法占领高地①。由于革命军英勇善战,加上先遣队和惠海边区农民武装的密切配合,把陈炯明残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二月二十八日,东征军胜利地进占了海丰县城。
(四)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李劳工接受了党的委派,在海丰县城林祖祠成立海丰农民自卫军,担任农民自卫军首任大队长; 全队有官兵二百人。党又调派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吴振民、宛旦平、陈烈、詹赓陶等一批人为农民自卫军的军事骨干,先遣队的六十名战士也编入农民自卫军。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农民自卫军训练所,训练农军骨干。周恩来对这支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十分重视,亲自授枪。李劳工对官兵严要求,勤训练,在短短时间内,把这支军队训练得团结、严肃、整齐、威武。海丰的农民自卫军成立不久,陆丰也成立了一个农民自卫军中队,统归李劳工领导。
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胜利后,海陆丰农军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封建残余势力,肃清反动武装,加强和扩大工农力量,保卫和巩固革命政权。党把维持社会治安、肃清残余反动武装这一艰巨任务,交给海丰农民自卫军。
海丰是陈炯明的家乡。陈的关系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陈炯明失败后,许多枪枝流散在海丰各处陈的余孽及其亲友中,不容易查获。李劳工对侦查黑枪抓得很紧。他一面依靠群众,特别是农会会友检举揭发,一面布告通知: 凡私藏黑枪必须上缴,否则,不仅没收枪枝,还要严加惩罚; 知情检举者有赏,知情不报者必罚。于是查获了不少黑枪,也严办了一些不法分子。陈炯明余孽非常惊慌,便勾结地方绅士,捏造事实,到汕头东征军总部诬告李劳工“敲诈勒索,鱼肉黎民”。李劳工向上申明: 严查黑枪,可以防止反革命势力东山再起和陈炯明余孽扰乱治安; 罚以重款,可以儆诫后人,还可用罚款充实我军军需,壮大我军力量,巩固革命政权。后经上级查明,农民自卫军收缴的黑枪全部归库,罚款点滴归公,条条有案可查,账目清楚,而且海丰农民自卫军军纪严明,军容整肃。因而李劳工不久即被委派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后方主任和东征军驻海陆丰后方办事处主任。
一九二五年夏,李劳工服从党的决定到陆丰工作。当年六月,驻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变革命。革命军回师广州镇压杨、刘,留守潮汕的建国粤军和海丰农民自卫军也撤回广州。当年九月二十三日,逃窜在闽粤边境的陈炯明残部刘志陆,乘机向潮汕进犯。李劳工在陆丰南塘得到党的紧急通知,立即带一位警卫员赶回陆丰县城东海,可是敌军已先入境,不得不绕山僻小道折回海丰。原拟到海丰田墘池兜村与农民武装取得取系,但这时已经天黑,路径模糊,误入畲林埔村。该村陈帽、陈禄、陈妈遮等①都系反动头子陈丙丁的亲信。他们认识李劳工,便把李劳工诱至陈帽家里,假献殷勤,敬茶敬水。劳工误中敌人诡计,信以为真,将枪交给警卫员,自己入室更衣洗澡。这时突闻人声杂沓,他急忙开门,但门已被锁住了。他知道上当,忙将身上文件,引火焚烧。敌人已推门入室,劳工情急智生,把仅存的几块银元向门外掷去,趁敌人忙于抢钱的一刹那间,把文件全部烧毁。
次日,李劳工被解往田墘。田墘群众闻讯,赶来看望者数千人。陈丙丁在一间祠堂内对李劳工重刑迫供。劳工坚强不屈,“慷慨对众演说一小时,痛陈无产阶级被压迫之苦,嘱农民在他死后要继续奋斗之后,遂唱革命歌”②,群众深受感动。陈丙丁怕群众把李劳工救走,不敢把他解往海丰县城,遂把他杀害于田墘郊外。李劳工就义时面不改色,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反动派! ” “共产党万岁! ”声震霄汉。刽子手心慌胆颤,连发数枪不中要害。李劳工胸喷鲜血仍巍然屹立,骂敌不休。群众掩面饮泣。陈丙丁手慌脚乱,连忙亲自上前连发十枪,劳工“饮十三弹”③,始如巨人倾倒。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周岁。
注释
①劝学所后来改为教育局。
① 《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载《彭湃研究史料》第315、317页。
②《海丰的地主集团》,见《彭湃文集》第128—133页。
①“约”是当时行政区域单位的名称,比现在的乡小。
①林务农: 《我在第一次东征前后所见所闻》,载《海丰党史资料通讯》第17期,1983年3月。
①②③《海丰农运死难诸烈士史略》,载《海丰党史资料通讯》刊载的《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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