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鸣珂人物传,李鸣珂生平事迹,李鸣珂评价

Posted 2022-05-06 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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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鸣珂人物传,李鸣珂生平事迹,李鸣珂评价

(一)

嘉陵江水，蜿蜒曲折，穿南部县城向东南方向流去。在江左岸安坝乡龙王沱嘴的小山包上，有一幢草房，破旧不堪，李鸣珂于一八九九年就出生在那里。他家世代清贫，父亲李阳初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李赵氏是邻近赵家教书先生的女儿，能勤俭持家。

李鸣珂先上私塾，一九一一年转入白登观村小学。四川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激励着他幼小的心灵。他非常爱听老师和长者讲述有关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故事，为国为民的思想开始在他脑子里萌发。老师赞扬说： “鸣珂年纪虽小，犹有救国之志。”不久，李鸣珂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劳碌奔波，省吃俭用，供鸣珂在收半费的南部乙种农业学校继续上学。他读书非常自觉，刻苦努力。当时县上实行 “月考”制度，成绩优异者给以奖学金，李鸣珂常常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强奸民意，爬上皇帝宝座。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首先是云南护国军宣布起义，四川及其他各省也相继响应。消息传到南部，激起了青年学生们的无比义愤，李鸣珂与同学李载溥、李孔章、马安华等一道，四处宣传反袁反日的道理，抵制仇货，在偏僻的县镇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浪潮。

一九一九年，李鸣珂从南部到成都，考入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成都后，李鸣珂跟同学们一道上街宣传，焚毁日货，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他很快结识了吴玉章，得到吴玉章等的器重。从此，他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成都组织南部县旅省各界人士，揭发该县的贪官污吏，与之斗争。

一九二二年，李鸣珂在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毕业，经学校和袁诗尧推荐，回南部县任实业所长。他在县城创办农业训练班，招收知识青年一百七十多人入学，学技术，学政治，毕业后分回各乡办桑园、苗圃和林场，有的还开办缫丝厂，工作成绩显著，颇受乡亲们的欢迎。

于此同时，李鸣珂还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新文化，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演文明戏(话剧) 的办法，传播新思想。又与进步青年李载溥、赵文浩、马安华等组织青年义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①。

县知事毛光祖和当地土豪劣绅都忌恨李鸣珂。李鸣珂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坚持斗争。他团结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一方面向驻顺庆(南充) 的川军师长何光烈控告毛光祖贪赃枉法;另一方面通过成渝两地有关人士，登报和散发传单，揭露毛光祖草营人命、鱼肉乡里的罪行。何光烈迫不得已，撤

毛光祖丢了官，土豪劣绅余锦江、颜万鉴等更加仇视李鸣珂。他们诬蔑李鸣珂宣传共产，赤化民众，捣毁庙宇，不孝不忠，分别向省署、道尹、防区等处控告。林伏崇虽倾向进步，但难为申辩，执拗不过顶头上司，只好将李鸣珂撤职。

当李鸣珂被撤职，要离开南部县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各界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官府此举均极为不满，咒骂他们践踏民意，迫害善良，为李鸣珂鸣不平。

李鸣珂离开南部到了顺庆，在张澜主办的职业中学教书。他经过一番思索，决心去当兵，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

(二)

去文从武，这是李鸣珂一生的一个转折。一九二四年，他到川军何光烈师二十团任一等书记(文书) 。当时，刘伯承在川军中当团长，经同乡贾良俊介绍，李鸣珂与刘认识，后在斗争中结为战友。一九二五年，李鸣珂经陈任民介绍去广东熊克武的建国联军干部学校受训，后来又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①。

黄埔军校情况复杂，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异常激烈。李鸣珂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由于他的年纪比一般同学稍大，个性秉直，为人忠厚，群众关系好;加上他当过兵、会讲话，懂文又懂武，同学们称他为“老军务”，夸耀他既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又有武松打虎的本领。一次，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广州市区参加群众游行，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杨引之、潘佑强等先有预谋，率领一批顽固分子进行捣乱。这伙人先是信口雌黄，挑起争论;争论输了理，便大打出手。李鸣珂带领同学们奋起还击，将那帮顽固分子打得抱头鼠窜，杨引之等人被打伤，住了医院，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左派学生获得了全胜。

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同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黄埔军校内，强迫凡是具有双重党籍的党员，交出共产党的党证，保留国民党的党证。对此，李鸣珂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分头给同学们做工作。结果，国民党右派未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

(三)

一九二六年秋，李鸣珂由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以叶挺为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工作。二十四师是我们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党中央为了培养党的军事骨干，在该师下面成立了一个教导大队。李鸣珂等到二十四师后，受命赴湖南长沙、湘阴、浏阳等地，为教导大队招募了一千多名进步青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热情和一定的政治觉悟。教导大队为团的建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为申朝宗，下设四个中队，李鸣珂为第一中队的中队长，队员中有粟裕、谭家述等①。

教导大队继承叶挺独立团的优良传统，在叶挺师长的领导下，无论在军事训练或政治教育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李鸣珂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事事认真。他严格要求学员，更严格要求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常常把节约下来的津贴交给伙食团，改善大家的生活。学员中有谁生了病，他都一一过问，亲自将病号送到医务所，甚至背着重病号去看病，感动得战友们热泪盈眶。李鸣珂的行动，给士兵们带来了党的温暖，全队学员视他为亲兄长、贴心人。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先后失败和广州国民政府迁都之际，新军阀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更加暴露。李鸣珂等在党的领导下，于武汉地区组织起来，进行讨蒋活动。在武昌阅马厂召开的一次讨蒋大会上，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并宣读了讨蒋宣言。李鸣珂还十分警惕地注视着右派分子的活动，一旦发现，便及时痛击。例如，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杨引之、戴弁等，北伐期间被蒋介石派到四川拉拢军阀刘湘等，分裂革命，制造了一九二七年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李鸣珂在武汉闻此消息，十分悲痛，立即和吴玉章、王维舟等一起，没收了四川军阀杨森驻汉办事处机关的全部房屋，成立起“三·三一”惨案救济会，声讨蒋介石，声讨四川军阀。

一九二七年五月，夏斗寅叛变革命，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打到了距武汉城四十公里左右的纸坊、土地堂一带。当时留在武汉的只有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教导大队; 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武汉农讲所的学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决定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上述部队前往讨伐。李鸣珂所在的教导队，负责扼守洪山，保卫武汉南大门。出战前，他召集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由于指战员英勇作战，很快把夏斗寅部打得一败涂地，保卫了武汉，巩固了武汉国民政府。

在武汉期间，李鸣珂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还函邀原在家乡与他一起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青年李载溥、李宗昭、阳永盛等，到武汉参加革命队伍。经请示领导和吴玉章等的介绍，李载溥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书记(文书)、李宗昭任军需员、阳永盛任湖北省总工会纠察大队中队长①。李鸣珂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研究政治形势，讨论国家前途，决心共同奋斗。

(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决定把我党掌握的部队集中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于七月中旬受命离开武汉向南昌开拔。出发前，周恩来亲临部队讲话。那天正下大雨，李鸣珂担任值日官，他看到周老师(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站在过膝的水中，十分心痛，连忙说： “您讲重大问题就行了，具体事情我来布置。”周恩来说了声“好”，然后对着全体指战员严肃地说道：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国为民的。经过一年的斗争，我们打垮了旧军阀，可又出了新军阀蒋介石，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现在，我们需要转移阵地，离开武汉去江西，讨伐新军阀，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勇敢坚强，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②。

部队乘船东下，经大冶、黄石、九江，于七月下旬抵达南昌。一路上，李鸣珂领导的第一中队，还担负着警卫周恩来、叶挺等负责同志的光荣任务。

教导大队到达南昌后，住在朱德所在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左侧的一所小学里，军事和政治训练比在武昌更为紧张。李鸣珂废寝忘食，终日辛劳，除搞好所属部队的军政训练外，还要警卫前敌指挥部负责同志的安全，经常向周恩来、吴玉章、恽代英、刘伯承等请示工作。

“八一”起义前夕的南昌，情况复杂，斗争异常激烈。一天，李鸣珂一个在黄埔时的同学突然来访，自称他是第二十四师参谋长的亲戚，刚调来师部作参谋，但言谈之间，渐渐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原形。李鸣珂强压怒火，一边听着他的满口胡道，一边秘密的向上级报告，经领导决定，立即将这个家伙镇压，为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教导大队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李鸣珂和大家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按命令要求认真做着准备。八月一日凌晨，指挥枪打响了，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李鸣珂带领战士迅速完成了策应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接着又率队冲入敌阵，支援其他中队。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驻在贡院后面，遭到我军进攻后，先向北面湖边败退，由于我军阻击，又折回向我教导大队扑来。敌人困兽犹斗，来势凶猛，十多个学兵有些抵挡不住，中队长陈守礼又身负重伤，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李鸣珂率领队伍从左侧冲杀过来，将敌人打垮了①。

起义胜利后，由周恩来主持，对部队进行整编。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①。警卫营除担负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保卫工作外，还负责保卫文书档案、押送起义时所缴获的武器和现金，协助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惩治反革命分子。李鸣珂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五)

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保卫前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李鸣珂率领的警卫战士，走在领导机关的前面，勇敢杀敌，扫清道路，并主动和兄弟部队配合阻击敌人。刚过宜黄，主力部队在前面广昌与敌人钱大钧部接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突然有一小股敌人迎面来犯。李鸣珂把领导同志、伤病员和民伕安排到隐蔽的地方，然后带领部队冲上山包，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终于击退了敌人。

在瑞金休整时，警卫营总结了前段行军的经验教训。他们还根据上级指示，将监护运送的文件进行清理，重要的交地方党收藏保管，次要的就地销毁，只留下极少数非常必须用的文件随军携带;警卫营保管的现金 (银元) ，上级也决定分发给各战斗部队，作为途中开支。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量就大大减轻了。加之离开瑞金以后，前委恽代英常深入各部队讲述当前的形势，进行政治动员;吴玉章常与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一道行军; 因而警卫首长的任务，也不象先前那样繁重。李鸣珂主动找担子挑。他带领警卫战士在搞好警卫工作的同时，沿途积极参加宣传活动; 那里战斗吃紧，就分出一支部队支援。他那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饱满的激情，深受战士们的赞扬。部队进入福建河田，上级命令李鸣珂担任临时城防司令，负责警戒巡逻。李鸣珂观察地形，布置城内外岗哨，亲自带人巡回检查，通宵没有合眼。第二天拂晓，远处传来敌人的枪声。部队集合出发，照原定计划向上杭转移，李鸣珂奉命率警卫营和二十四师一部负责断后。他们埋伏在两山之山腰，等待敌人的追兵。当敌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下时，李鸣珂等指挥部队左右出击，很快打退了敌人，掩护了主力顺利前进。为此，上级曾口头嘉奖李鸣珂等。

行军途中，李鸣珂还尽量作争取敌军的工作。在去上杭的路上，部队经过一个小镇子，镇子上驻有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李鸣珂带着副官李宇等徒手先入镇子交涉，说明我军路过此地，暂借一宿，希望双方互不侵犯。他的诚意得到了对方的赞同，从而避免了双方的消耗和伤亡。

在向广东大埔行军途中，一天，部队突然遇到敌人伏兵的袭击。李鸣珂马上组织反击，保卫领导机关。背运文件和银元的军需员李宗昭，为了抢快脱险，从一个崖坎上跳了下去，结果把装文件的箱子丢失了。李鸣珂闻讯后马上向秘书长吴玉章作了汇报。吴玉章指示要立即派人把文件箱子找回来，因为里边还装有不少中央发来的机密文件。李鸣珂领了一个机枪排、一个手枪连和一个步兵连，摸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文件箱。在归途中被敌人发现，连续开枪射击。李鸣珂为了不让中央文件落入敌手，决定不与敌人纠缠，率领部队快速冲出险区，安全地回到了驻地。同志们见了十分欢喜，领导上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进行了表扬。

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部队到达三河坝。由于部队冒酷暑长途跋涉，不少人生病掉队，加上连续作战伤亡较大，有的人害怕艰苦又开了小差，因而，兵员大为减少。就在此时，敌黄绍竑部乘机向我第二十五师发动进攻，情况非常危急。一天深夜，朱德来到警卫营驻地，对李鸣珂下达命令说： “敌人一个团的兵力从梅县方向扑来。离这里约三十里的蜈蚣岭是个要冲，决定派你队前往死守，不得命令，不准撤离。”李鸣珂迅速集合部队，跑步到达指定地点，加紧修筑工事。骄横愚昧的敌人，根本未想到这里设有伏兵，大摇大摆地向山梁上爬来。当接近我阵地时，李鸣珂一声喊“打”，全队指战员排枪齐放，手榴弹遍地开花。敌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毫无准备，慌忙退缩。战后，李鸣珂一边命令在原阵地上继续加修工事，一边派出侦察员访问当地群众，看是否另有通道上山，结果查明确实还有一条平时很少行人的小路通往山上。他立即决定抽一个班带机枪去小路扼守。次日拂晓，敌人果然沿大、小两条道路向山上进攻。由于我军早有准备，沉着应战，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

起义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时，警卫营还被派去镇守汕头炮台，阻击敌人从海上登陆偷袭，前后坚持了一个星期。后因整个部队失利而转移，李鸣珂也取道香港返回上海。

(六)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到上海后，具体领导中央军委和中央特科。陈赓、李强和李鸣珂等在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各负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时党中央实行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即党的各个部门以社会团体、商店、企业、医院等灰色面目出现，或以建立一个家庭为掩护。李鸣珂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身份开展活动，同黄云桥装扮成假夫妻，住上海南成都路，同住的还有原第二十军党代表廖乾吾、中央机关交通员李觉鸣等。

不久，中央派李鸣珂去广东执行任务。时值广州起义失败，敌人正四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城内外岗哨林立，密探四布，形势十分紧张。李鸣珂同交通员刚进入市区，就被敌人的便衣特务盯上了。李鸣珂见势不妙，很快地走进一家大百货店，又由百货店的另一道门走出，但仍未甩脱尾巴。他穿过一条街，迅速地闪进一家旅馆。跟踪的特务以为这一下可以手到擒拿，便严密地把守住旅馆的大门。然而，机警的李鸣珂却从旅馆后面的一个小门飞步走出了。

李鸣珂赴广州执行任务返回上海，时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未及歇缓，中央又派他到湖南给朱德送信。这封信根据南昌起义和各地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指示朱德及其所部要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充分发动工农群众，相信群众力量，建立工农群众武装;注意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不要以武力包办一切，要“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不要盲目暴动，而要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进军;要迅速脱离范石生部，以“避免消灭的危险”。信中还写道：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认真解决部队给养，注意应急措施等。全信共十二条，其中心是指明了工农暴动的方向，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是一份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文件。

中央派李鸣珂送信给朱德，决不是把他当作一般的交通员，而是作为中央的特派员，这可从信中的几段文字看出：“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去了联系。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出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又派人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在你们的踪迹，从报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是驻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系，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还有以下的话要说……。” “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在那边工作，他可以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同志面达，此次就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 ”①

李鸣珂对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表示坚决完成。他带着党的期望同交通员李觉鸣立刻离开上海，踏上去湖南的征途。他们装扮成做小生意的两兄弟，沿途买些浏阳的夏布、长沙的雨伞和湘南的木屐随身贩卖，以此作为掩护。到长沙后，他们向湖南省委汇报了中央的意图。湖南省委介绍他们到湘潭县委去。可是，这时湘赣粤几省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南游击区，严密封锁各地，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李鸣珂和李觉鸣几经转折，均未能在湘南找到朱德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只好返回上海，仍留中央军委工作。

(七)

为了加强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力量，一九二八年夏，经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全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此前不久，即一九二八年三月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时，不幸被捕牺牲。李鸣珂入川后，不畏艰险，立即开展工作，为完成先烈们未竟事业而英勇斗争。

在重庆，李鸣珂化名李春华、钟鸣等，时而装扮成医生，穿着褪色的蓝布长衫，出没于大街小巷，宣传组织群众，指导工作;时而又变成商人，到涪陵、江津、泸州、自贡、南充和成都等地检查工作，组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将爱人李和鸣、妹妹李蜀俊、堂弟李孔章①等从家乡南部接到重庆，在顺城街租佃一间房屋住家。这个“家”门上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从外表看完全象个商号; 实际上，它是党的交通联络站。联络站由李和鸣负责，人们尊称她为三嫂。她热情接待外地来的革命同志，安排食宿，煮饭、洗衣，十分耐心;她保管党的文件，井井有条，往来传递消息，非常认真细致，深受同志们的爱戴。李鸣珂的妹妹李蜀俊由党派到南岸区做工人和妇女工作，公开职业为小学教师。李鸣珂的哥哥李祥如，为人忠厚老实，勤劳纯朴，安排在重庆十八梯浩池街开一家酱园铺，以掩护设在三楼上的省委机关。李鸣珂的一家，结成了一个革命集体，分别战斗在各个岗位上，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勤奋地工作着。

李鸣珂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敌友我三方面的力量对比，决定在军事方面进行三大项工作：第一，开展军事运动。省军委派出共产党员到川军各部，把川军各部队中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争取在一些师或旅部中建立起特别支部。大革命失败后，党从上海、武汉、北京等地陆续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四川工作，其中不少去到川军各部，如共产党员胡成杰任郭汝栋部政治部主任，秦晴川任邓锡候部第七混成旅政治部主任，刘文仕、秦仲文任第二十八军第五混成旅团长等等;第二，发动士兵群众，开展兵运，建立江 (北) 巴 (县)士兵运动委员会，争取士兵倒戈; 同时，在省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伪军和警察工作小组，派共产党员打入伪军和警察局内部，搜集情报，同伪军官、警官中的中下层交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为我们送情报，透露消息，暗中对革命者进行一些保护;第三，建立保卫小组，保卫党的组织，镇压叛徒和特务。三项任务，都建立在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

李鸣珂仔细地研究了四川各军阀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决定在兵运工作中紧紧抓住三个环节，即兵运、民(团)运和匪运，主动向敌人展开进攻。他认为：一，四川军阀多，统治残酷，各有靠山，矛盾重重，可以利用; 二，各地民团系地主武装，是军阀统治的基础，是地头蛇，残暴凶狠，压迫老百姓最直接; 三，当时的四川，土匪多，占山为王，常给老百姓带来痛苦。所以，人民群众称军阀、民团 (或团阀)和土匪为三大祸害，并编了一首民谣： “兵如梳，匪如篦，团防好似剃头刀子剃。”由于这三大祸害横征暴敛，百般搜刮，把天府之国的四川弄得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过着 “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如果做好这三项工作，就可以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将矛头指向新军阀蒋介石和他在四川的走卒刘湘之流，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疾苦，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便于发动群众。李鸣珂对各地搞军运的同志讲：“我们的军运，包括了兵运、匪运和团运三种工作对象，只要瓦解了人民头上这三把刀子，我们的工作就事半功倍了。”李鸣珂虽为省委军委领导，但毫无半点架子。他事事身体力行，亲自深入虎穴，在争取重庆城防司令郭勋祺、师长潘文华，合川驻军师长陈书农，广汉驻军旅长陈静珊，邻 (水) 、岳 (池) 、广 (安) 驻军旅长任玮章、陈杰才等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李鸣珂不但重视武 (掌握枪杆子) ，也很重视文 (抓宣传舆论) 。他动员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派驻重庆的师长张清平①出经费办一报纸，名《新社会日报》，由我党掌握，社长为罗承烈，编辑有项鼎②、刘仁伯等。省委书记刘愿庵和李鸣珂等都十分重视这家报纸，亲自为报纸写社论和文章，帮助审稿，常彻夜不眠。这家报纸以新颖的文风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宣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和我们党的各种主张;狠狠抨击国家主义派，群众爱看，效果良好，发行量由每天二千份增加到五千份，仍然供不应求。军阀刘湘很讨厌这家报纸，但因这是以张师长的名义办的，社长罗承烈是刘文辉派出同友军谈判的代表，而刘湘与刘文辉又是叔侄关系，所以不好宣布查封。我们党就利用这种复杂关系，将报纸办了一个时期。

除了办报，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还办了一些刊物，用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党团员，指导四川党和团的工作，如《四川通讯》、《青年通讯》等。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保证省委和各地组织的联系，同省委有关单位配合，在重庆市区开设商店、茶铺、饭馆，作为党的交通站或联络点，如“协合寄宿店”、“南来燕食店”等。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激发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动员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开战，李鸣珂、刘愿庵和穆青等还研究决定开设了两个书店，发售进步书报杂志，聚集革命力量，一为“九七书店”、一为“掘新书店”。书店曾以“招股”的办法筹积资金，以避免反动当局怀疑为我党所办。

李鸣珂、刘愿庵和穆青等就这样日夜战斗在敌人残酷统治的山城。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艰苦努力，工作进展很快，短短半年时间，党的组织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的统治者对此大为惊恐，一九二八年十月的《国民公报》，曾以《四川共党如此多耶》为题，专门作了报道，原文照录如下：

渝讯：此次卫戍部破获共案牵涉甚大，四川共党

查有四千余名，女党员约八、九百人，其最高领袖，

现尚在省外某最高机关担任要职，闻刘湘拟将前后一

切情形，向国府呈报，请示办法云。

可见，李鸣珂等的工作，是何等的有成效啊!

(八)

重庆有个戴弁，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派到四川勾结反动军阀的特使，时任刘湘的二十一军政训部主任。这家伙是制造“三·三一”惨案和一系列白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李鸣珂与省军委其他同志一致认为，如不迅速除掉这个残暴的豺狼，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于是作出了处死戴弁的决定。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听了李鸣珂的汇报后，同意了省军委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九月下旬的一个下雨天，李鸣珂带上李觉鸣和一位姓陈的同志，在戴弁平日由较场口附近公寓乘轿往大梁子二十一军军部办公的路上，枪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

戴弁被我枪决，惊动了全川军阀，有力地打击了刘湘的反动气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也大为震动。他和国民党政训部长戴季陶，一面致专电表示哀悼，一面要军阀刘湘严缉所谓“正凶”。此后，四川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武装进行疯狂的报复，先后破坏我党、团省委机关，并捕去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多人。

面对白色恐怖，李鸣珂和穆青等在积极设法营救战友的同时，领导全川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九)

一九二九年春，四川省委于成都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①，首先由刘愿庵报告在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的情况和传达“六大”的主要精神，接着讨论“六大”决议和四川的工运、农运、军运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作出四川党的决议案。在决议中指出：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苦，纷纷要求解放，革命高潮有首先到来的可能，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争取工农兵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会议选举刘愿庵、穆青、刘云简、李鸣珂、熊子良、刘远翔、曾海云、周敦婉、陈嘉钰等为省委委员，前五人为省委常委。

李鸣珂领导的四川省军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省党代表会议决议，在省委的领导下，分头去南充、涪陵、达县、泸州和川西北等地布置和检查工作，发动工农群众，搞兵变，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从一九二九年初开始至一九三○年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双江镇兵变、旷继勋部兵变和涪陵武装起义等等。

李鸣珂亲自指导了川军边防军第五混成旅瞿联承部的兵变。一九二七年初，刘伯承、朱德等发动领导顺泸起义时，瞿联承是驻南充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的一个团长。这个团后来改编为边防军第五混成旅，瞿联承升任旅长。在这个旅中，我们党的工作比较活跃，旅部秘书赵子文、十团团长刘文仕和十一团团长秦仲文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秋，瞿联承逐渐发现了我党在该旅进行革命活动，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向其主子边防军司令李家钰密报，说“共产党要在第五混成旅搞暴动。”李家钰一听，立即命令对刘文仕、秦仲文两个团进行改编。消息传出，赵子文等马上进行研究，决定一方面派人向省委汇报，一方面积极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李鸣珂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到瞿旅。这时，刘、秦两团已把瞿联承赶跑了，但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李鸣珂马上召开各级党员干部会，讨论部队的出路。会议根据李鸣珂等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独立第一旅，由刘文仕、秦仲文负责; 旅委改为前敌委员会，由赵子文任书记; 部队开往下川东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这支部队只有几十个党员，党的力量不强，思想不统一，担任团长职务的两个党员政治觉悟不高，部队行动缓慢，步调不一。李鸣珂等虽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效果均不很大。加之，部队无粮饷，生活发生困难，行至壁山，又遇刘湘重兵的阻击，伤亡重大。不久，早已下台的川军五师师长何光烈利用旧关系控制了这支部队。而刘湘又以委官发饷为诱饵，收买了何光烈，并将该部调至重庆浮图关整训。刘湘、何光烈仍恐刘文仕难于驾驭，便在浮图关驻地将其暗杀了。李鸣珂等为了继续作好这支部队的工作，再次派出思想好、能力强的干部李春畅等去加强该部党的领导;同时，将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调至其他部队或地方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开往邻水，何光烈实行“清共”，将官兵中有革命嫌疑的一律枪毙，我党的忠诚战士李春畅遇害牺牲。但我们也将何光烈这个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镇压了。至此，这支部队完全解体。

一九二九年底，李鸣珂又亲自去涪陵抓军运和农运。涪陵驻军为郭汝栋部，郭原是军阀杨森手下的一个师长，后杨森被军阀刘湘等赶出四川，郭曾一度任军长。此人善于投机，大革命时期，他眼看北伐将有成功的可能，想为个人增添革命色彩，为自己培植实力，就派了一些青年去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分校受训，并接纳了一些黄埔生到他的部队工作。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郭汝栋部，先后有尹绍洲、胡成杰、徐孔嘉、任狄犹、赵启明等，胡成杰还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李鸣珂原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在黄埔军校中有较高的威信，回到四川后，大家都尊重他。李鸣珂利用这种关系到涪陵，首先与胡成杰商量起义事宜。

一九三○年初，蒋冯阎大战正酣，后方空虚，蒋介石命郭汝栋部出川至湖北镇守。李鸣珂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涪陵发动郭部第一师第一团兵变。李鸣珂头缠布帕，身着蓝布对襟短衣，完全象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整天奔走在涪陵县城内外，调查起义出走的路线，布置起义计划，组织农民武装接应等等。二月的一个晚上，起义开始，但该部地下党组织中出了叛徒，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因而只有第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启明率领不到一连的兵力起义成功，进入罗云坝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三月初，在涪陵县的齐团镇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二路正式成立，赵启明为司令，梁歌为党代表。不久，部队进入忠县、丰都和石柱几县的边境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攻。李鸣珂在涪陵领导兵变和建立二路红军后，返回重庆投入新的战斗。

李鸣珂奔走四川各地，不仅抓军运，而且也重视工运、农运和学运，并以工运、农运和学运作为军运的基础。同时，他还很注意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一九二九年秋，他同老战友李载溥等一道回到家乡——南部，进行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李鸣珂深深感到，离开家乡整整四年，今日的南部与一九二五年的南部大不一样了，虽然山河依旧，但人民群众的觉悟已大为提高，不但打倒列强和铲除军阀的口号已成为群众的行动，而且共产主义理论也开始传播。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中，已有不少人经过了革命洗礼，意志坚强起来，并且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南部县是四川一个小军阀李伟如的防区，因李部所占地盘小，而部队开支大，加之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盘剥，每年所征粮款和苛捐杂税都非常重，广大人民生活极苦，因而要求推翻军阀封建势力的革命热情很高;同时，李伟如对南部县的统治又不如刘湘统治重庆那样严密，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发展革命力量。鉴于上述情况，李鸣珂等确定了“发展农村党组织，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的指导方针。他动员同乡尹绍伊从成都回到南部，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筹办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还把在外地加入党组织回到南部的马安华、李仕修等组织起来，成立了南部县第一个党支部。李鸣珂同南充中心县委派来的项志平一道，抓住国民党反动派捣毁左派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一事为导火线，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势力发起了一场猛攻。他们在黄金、三合、元坝、永定、流马、寒坡等乡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抗税抗捐。

这些革命活动，惊动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和封建余孽，他们纷纷要求军阀李伟如派兵镇压。为了回击反动派，我党动员各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由共产党员李仕修、赵文浩等率领永定区的数百名农协会会员，开往县城示威，队伍沿途不断扩大，增至数千，进入南部县城，冲入县衙门，高呼： “强烈要求县府惩办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仕卿、孙铸成! ”“发还农民修建潼(南)保(宁)公路的血汗钱! ”县知事和马路局长吓得魂飞云霄，怆惶从后门逃走。群众气愤之余，砸烂挂在墙上的“明镜高悬”匾，捣毁了公堂。接着，以县团练局长为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张友明，召集市民大会，揭露熊仕卿等人的罪行，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援农民的正义行动①。会后，将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仕卿、孙铸成游街示众，人民群众皆大欢喜。在觉悟了的人民面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军阀李伟如无可奈何，不得不把熊、孙二人监禁起来。

李鸣珂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积蓄革命力量，曾建议在县城办一所小学，作为党开展工作的联络点、交通站。不久，“群乐小学”诞生了。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革命斗争的深入，群众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有的被发展为党员，有的被吸收为团员。此后，南部县的党组织领导南部人民向敌人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如一九三二年发生的“昇保暴动”，声势之大，为全川之冠，这与李鸣珂等在那里艰苦斗争，创立南部县第一个党的支部是分不开的。

(十)

随着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工农运动的不断兴起，以及武装起义的蓬勃发展，军阀刘湘一伙胆战心惊，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四处网罗大小军阀联合“剿共”。刘湘还在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采取各种卑劣手法，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

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刘愿庵、李鸣珂、穆青等即时研究决定，在党员中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要求大家坚定革命立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克服暂时困难，去迎接新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阴谋。同时，由李鸣珂负责，加强锄奸保卫小组，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派出一些坚强的共产党员打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及其所领导的特务委员会中，了解敌人动向，摄取情报，便于对付敌人的破坏，进而主动地消灭敌人，处死叛徒。

由于军阀刘湘采取种种毒辣手段，从各个渠道破坏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我们党虽经多方防御抵制，但仍有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先后叛党投敌。在这方面，叛徒易觉先起了带头羊的作用。易觉先是四川长寿县人，曾任我党忠县县委组织部长、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联防总会秘书长①。他投入了刘湘的怀抱之后，经常带着特务在重庆城内外捕捉革命者，甚至去万县、成都等地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真是十恶不赦! 省军委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除掉这个害人虫。

与此同时，敌人也准备对李鸣珂下毒手。一九三○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在敌二十一军副官处当勤务兵的我地下工作者，找到李鸣珂报告情况，他说：“各地的军阀都急于要搜捕你，只苦于摸不着头脑，现易觉先叛变，他知道你的行踪，看来在重庆不能久留了，中央不是已经任命你为红六军军长吗?你快离开这里到湖北上任去吧! ”李鸣珂回答说： “易觉先不除，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生命要遭到更大的危害，个人安危算得什么。我一定要根据省军委集体的决定，先将这个叛徒除掉，然后再去新的工作岗位。”此前，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就发表了一则“通缉令”式的“消息”，要各地军警捉拿李鸣珂，“消息”说：共党四川“省党部委员李鸣珂，黄埔生，于前数日来渝，在各处活动甚力，盛传该党以图取重庆之故，近来特注意兵运匪运妓运三种，并以将其在涪陵所设之军委会移到重庆指挥一切云。”①

易觉先的叛变，报纸上的“通缉”，给李鸣珂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他自己也很清楚，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大义凛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洒热血，而不吝惜自己。他向同志们讲：“胜利是争取来的，我们要日夜不停地工作，不要怕牺牲。当然不能听任牺牲，要在死亡线上求生，为革命牺牲是值得的。”他还嘱咐爱人李和鸣，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抚养好孩子，并将各种文件进行处理，以防意外。

一天，叛徒易觉先带了几个匪徒破坏了我江北特支机关，逮捕了特支负责人。匪叛们由江北回转途中，刚爬上朝天门码头，恰巧遇见李鸣珂、邓文书等外出执行任务。冤家相遇，格外眼红。易觉先一下扑到李鸣珂面前，恶狠狠地说： “我已反了党。”话毕，就指使特务捉拿李鸣珂。李鸣珂从容不迫，回答了一句“我早已知道，你这无耻的叛徒。”接着，连发两枪，易觉先应声倒下，结果了性命。李鸣珂机警地又连发数枪，先后打倒几个匪徒，其余吓得目瞪口呆，不敢上前一步。此时被枪声惊动了的城防司令部和团务局航管处，出动了大批匪兵，并宣布全城戒严，李鸣珂等不幸被捕。

(十一)

李鸣珂被捕后，最初关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里。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积极组织营救，派省农委负责人陈茂华去找卫戍司令郭勋祺的亲戚、地下党员徐春芳，要想尽各种办法将李鸣珂救出来。可是，陈茂华这时已对革命发生动摇，虽口头答应，却迟迟不动。经刘愿庵再三催促陈才前往，结果晚了，李鸣珂已由卫戍司令部转押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李鸣珂在被捕、转押过程中，仍尽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以及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道理。对此，敌二十一军特委会写给刘湘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此人是有才华的，善于词辩，被逮捕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共产党人的魔力真可恶! ”①

李鸣珂被押解到刘湘二十一军军部后，刘湘首先派特务头子、二十一军副官兼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带着刽子手贺蜀筠、宋毓萍等前来审讯。这帮人虽采取种种威胁利诱的卑劣手法，但共产主义战士李鸣珂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把审讯室变成对敌人的审判室，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义正词严地同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根固问： “你是不是叫李鸣珂?”

李鸣珂答： “我就是，你要怎么样! ”

“你是共产党的省军委书记吗?”李根固又问。

“一点不假! ”李鸣珂毫无惧色，昂首回答。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天上地下，五湖四海。”

“你有那些同党?”

“千千万万，数不清。”

“难道你不怕死吗?”

“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

李鸣珂铿锵有力的回答，象一记记沉重的耳光，打在李根固的脸上。他凶狠的威胁道： “你打死侦缉队员易觉先要抵命。”

“可惜杀得太少，连你们这般狗东西也该杀! ”李鸣珂迎头反击，字字千钧。

理屈词穷的李根固暴跳如雷地吼道： “我要把你千刀万剐! ”

李鸣珂淡淡的一笑，说： “留取丹心照汗青，虽死犹生。”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李根固一伙象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对李鸣珂施以种种酷刑。但李鸣珂坚贞不屈，未向敌人供出半点党的机密。

在狱中，李鸣珂始终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团结难友，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讲述革命形势，鼓励大家继续斗争。同时，他也知道敌人很快就可能对自己下毒手，便抓紧时间给省委书记刘愿庵、爱人李和鸣等写了遗书，以表达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同志的无限深情。现抄录于后：

给刘愿庵的信

敦信同志：暂请出城，避免毒手。五弟请严施训练，将来是很有作为的，祝你领导四川革命成功!

给李觉鸣的信

五弟：与你永别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你必须爱护敦信，在他指导下努力学习，以后不要发孩子的脾气了，你目前可请省委派到中央学习一次，训练转来了，到游击区去或仍努力继续军委工作都可，临行前几分钟对你讲的话，望牢记!

给刘愿庵、李觉鸣的信

敦信、觉鸣两同志：请速下乡暂避，闻说军部专门捉拿你两个，并准备拿到就地正法，望珍重。

给李和鸣的信

和鸣：从此与你们一家大小永别了，不要伤心，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准备帮我复仇! 你不要回家，同五弟住，或由敦信指定你地方住，你今后惟有革命，并听五弟及敦信的话，紧紧记住。①

特务头子李根固的“审讯”，未捞到半点油水，刘湘便亲自出马，搞所谓公开“审讯”。他集合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大坝子里助威，想以此来慑服李鸣珂。李鸣珂带上沉重的脚镣，出牢房时，他向邓文书笑了一笑说： “今天是我俩效忠于党、效忠于人民的日子了。”说罢，便昂首挺胸而去。

刘湘见到李鸣珂后，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说： “李先生，你是既聪明又能干的人，要认清形势。你看过激党处处失败，只是捣乱，那象个成功的样子，如能翻然悔悟，我们同造国家，你说好吗?”

李鸣珂高声说道： “要我说，我就要说一点钟，不准插嘴。”

刘湘还以为李鸣珂要 “回头” 了，连忙答应： “好，好! ”这时，李鸣珂站在阶沿上，向左右看了看，然后说：

“士兵们，我们是穷人，世界上那样东西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受着火热太阳的暴晒，受着寒冷霜雪的刺扎，风吹雨打，肩挑背磨，白天晚上忙个不停，然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妻子老小病在床上吃不起药，无人管……”

李鸣珂的话打动了许多官兵的心弦，有的士兵流下泪来。他更提高嗓门说： “这都是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剥削压榨造成的。他们征粮派款，拉丁拉夫，喝干了我们的血，不是我们命不好。”

刘湘再也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拍案叫道： “不要听他宣传! ”

李鸣珂不理刘湘的恫吓，进一步说： “社会上的寄生虫，假造什么道德法律来束缚我们，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准我们活命，我们要撕碎这些条文，我们要作主人，不当奴隶，大家要起来革命，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军阀狗腿子……”

军阀刘湘急忙拦住了李鸣珂的话头，咆哮道： “这是我的部队，你敢鼓吹?! ”

李鸣珂轻蔑地笑着说： “你这没有灵魂的东西。你睁眼看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人，不是你的! 你如不迅速省悟，等几天，你的脑袋就要被他们的子弹穿过。”

刘湘恼羞成怒，狂吼： “给我拉出去枪毙! ”

是日下午，从二十一军军部到朝天门码头的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李鸣珂、邓文书、张绍武等四位同志被押赴刑场。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悲愤的人群。李鸣珂望着仍在受苦受难的工友、农友，高呼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 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朝天门外，时年三十一岁。

对李鸣珂等押赴刑场的情况，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国民公报》上，以《重庆共党开枪拒捕——打死侦探一名，拿获四名》为题进行了报道，原文如下：

“本报廿号特约渝讯：渝二十一军军部于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中央曾下通缉命令，该犯更名李春华，潜来渝市。竟敢于十八日晨，在城外击毙反共之调查易觉先，立即就擒，讯供不讳，临刑连受五弹。”

“又讯，十八日朝天门外有暴徒枪击侦缉员，死一人，伤三人，昨日下午四点钟，二十一军军部，已将当时拿获凶犯李春华、邓文书、龚佐新、张某四名，讯明枪毙。”

李鸣珂英勇就义后，刘湘仍不解其恨，张贴布告，下令示众三天，不准收尸。但李鸣珂一生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深受党内外群众的爱戴，因此当天夜里，就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尸体运往南岸弹子石，安葬在松柏成荫的青山之中。

同志们在掩埋李鸣珂烈士的时候，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这是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天愁地暗，惨雾凄凉，千万人声沸腾，来到杀场，不觉恨填胸。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 别了! 别了! 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躺在血地上，切莫为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①

注释

①《革命先烈李鸣珂小传》,见《南部县志》,1959年编印。去毛光祖县知事职务,改派林伏崇继任。

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 (1926年8月),藏重庆市档案馆。

①粟裕:《南昌起义前后》,载《星火燎原》第2集。

①《李鸣珂烈士》,存中共南部县委统战部。

②访问刘人奎谈话记录,1979年于武汉。

①《八一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藏李鸣珂烈士档案;参看刘伯承于1965年2月20日给程子健的信,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①《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

①李和鸣、李蜀俊和李孔章都是共产党员。

①张清平当时是共产党员。

②项鼎为共产党员,后任川东特委书记。

①一说是省委扩大会议。

①《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模范——记李鸣珂烈士》,1980年南部县文化馆撰写。

①《一个共党里过来人的遗墨——易觉先上刘湘书》,载《国民公报》1930年6月21日。

①见1930年1月7日《国民公报》。

①《朝天门事变》,1930年敌21军特委会报告,藏重庆市档案馆。

①四封信均转引自《朝天门事变》。

①《革命烈士李鸣珂小传》,载《南部县志》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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