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史文彬人物传,史文彬生平事迹,史文彬评价

Posted 2022-05-0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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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史文彬人物传,史文彬生平事迹,史文彬评价

史文彬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历任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一度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活动，受到打击、排挤，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一年夏，离开上海返回山东青城县。一九四一年和中共清河区委接上关系，一九四二年冬，病逝于八路军淳化镇后方医院。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

史文彬，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出生于山东省青城县 (今高青县) 史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降生后取名银子，入学时改名史文彬，号志卿，一九三一年化名史志清。史文彬的祖父史印谭，父亲史德森，母亲史李氏都是淳朴的劳动人民。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

史家村的后边，是浪涛滚滚的黄河。晚清末年，黄河连年泛滥，史家的房屋和土地经常遭受浸害，使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保障。为此，其父拆卖部分家产在“省城济南，置茔田、买西更道住宅一所”①。家中仅留土屋五间，沙滩地三亩。

一八九五年夏，青城县暴雨如注，黄河泛滥，“全境成泽国”。史家仅留的土地被淹没，房屋被冲塌，全家生活没有了着落。第二年，年仅九岁的史文彬和兄妹，跟随双亲迁往济南西更道住宅。为了使全家得以温饱，史家在济南趵突泉附近，开一小杂货铺，零售家乡特产——桑皮毛头纸。但因杂货铺本小利薄，收入甚微，生活难以维持。随后，受街痞讹诈，遭了官司，只好卖掉济南家产，全家搬进关帝庙寄居。史文彬父母忧戚悲愤，贫病交加，于一八九八、一九○○年在济南相继去世。其兄史文成托人把史文彬送进了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 自己带领三个妹妹返回故乡青城，寻求生计。

史文彬进校后，一边刻苦读书，一边认真学艺。经过学徒三年、谢师三年的生活，于一九○七年转到济南铁厂做工。这期间，他目睹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自己所遭受的凌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于是，他和周围的工人紧密团结一起，经常向厂主、监工展开斗争。一九一一年夏，厂主察觉后，企图串通警察将史文彬逮捕入狱，他得知这一消息，及时逃出铁厂，隐蔽起来。

(二)

一九一二年，史文彬经朋友推荐和参加技术应试，被招进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机厂，当了铆工场的白铁匠(钳工)，加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

长辛店铁路机厂，创建于一九○一年，是法、比帝国主义管辖的京汉铁路机车修理厂。建厂初期，有工人约三百多人，大部分是来自平、津和河北一带的破产手工业者，以及赤贫如洗的农民。工人们在洋人和大小工头的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经常进行自发性的反抗斗争。

史文彬入厂后，由于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技术熟练，说话又很有条理，深得工人们的敬重和喜爱。在短短几年内，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工人朋友。一九一五年，经人介绍，他与铁路机厂附近城镇的一位张氏姑娘结了婚。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长辛店大街上经常有扶老携幼的灾民过往。史文彬见此情景，勾起他对昔日苦难生活的回忆，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他经常和工人们议论：怎样才能使天下的穷人有饭吃?怎样才能使工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正当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批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于一九一八年夏，来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半工半读。史文彬给予他们热情的帮助，青年学生也给他传播先进思想。当年曾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勤工俭学的何长工回忆说：“长辛店的工人阶级从爱国热情出发，对我们这些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勉工作，奋勉学习，准备远渡重洋，寻求救国道理的青年人百倍地爱护，并寄予无限的期望。还记得我们那麻子师傅①，钳工技术很高，他拿来圆钢，要我们锉成三角形，或六角形，锉完了，他就把工件放在抹油的平面样板上检验，如果有的地方没粘上油，那就是没锉平，还得锉。他很严格，一点不放松。老师傅费了很大苦心来教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本领拿出来，唯恐我们学不会，希望我们在国外勤工俭学中，有生活的本领，可以多求得些革命救国的办法”①。史文彬从学生那里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他的脑海里掀起了激浪，好象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亮，从朦胧中获得了智慧，革命思想日渐萌芽生长。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长辛店铁路机厂，看望湖南勤工俭学的学生。他深入车间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并和史文彬等工人促膝谈心。毛泽东的谈话，使史文彬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

一九一九年，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曹汝霖的女婿，长辛店铁路机厂副厂长刘家骥，反对工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扬言“谁闹事就开革”，还公开辱骂进步工人是“劣马害群”。因此，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史文彬和几个工人、学生一起，拿着钳子、大锤、铁铲等工具，抬着煤油桶，到刘家骥住宅，点着了刘家大门。从这次惩办刘家骥的斗争中，史文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学生团结起来的力量。

六月三、四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了近千名爱国学生，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等地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消息传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史文彬、陶善琮等人马上带领几百名工人、学生，到长辛店大街上游行示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这是长辛店铁路机厂的工人第一次上街游行，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久，史文彬等工人又组织了提灯游行，继续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六月中旬，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和它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选举史文彬、陶善琮、陈励茂和留法预备班、商民协会的代表为联合会委员。十人团成立后，史文彬和张珍等人动员了五百多工人参加，每十人为一组，互相监督不买日本货。史文彬还带领十人团成员打着大旗、小旗到附近的大井、小井、琉璃河等农村集市上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道理;还挎着布袋子到火车站、商店门口和街头巷尾叫卖中国货——“无敌牌”牙粉。由于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一时间，购买“无敌牌”牙粉仿佛成了长辛店爱国反帝的标志。

八月间，救国十人团派出以史文彬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为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历时三天的斗争中，史文彬和大家一起，白天进行爱国反帝反军阀宣传活动，晚上在总统府门前露宿。天津觉悟社社员马骏等人也不断向大家作宣传，进行鼓动。当军警来捕捉马骏时，他毫无畏惧地仍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发表演讲，并挥手叩揖向大家告别。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史文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很受感动，心胸更加开阔，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更积极地投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涌现出了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九二○年四月，正当春风吹绿华北大地的时候，他们打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旗子，来到长辛店铁路机厂进行演讲。受到史文彬、王俊等先进工人的热情迎接，并组织工人听讲演。“讲演团”还和史文彬商议了以后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办法，并决定在铁路机厂找一间房子，作为讲演和进行其他活动的场所。在长辛店铁路机厂开辟了一个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是年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在工人中深入地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铁路机厂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经过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努力帮助和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热情操办，一九二一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委员，同时又是该校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当时，担任讲课的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等人; 李大钊也来校讲课。他们从《新青年》、《劳动周刊》等杂志上选择有针对性的文章，以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并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等革命道理。上述革命活动，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长辛店铁路机厂一千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和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章程，史文彬当选为工人俱乐部(工会)委员长①。会后，工人们高举着“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一小时学习”的标语牌，到大街上游行。史文彬和大家一起，边走边唱着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们编写的歌曲：

如今世界太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

冲破乌云满天红①!

雄壮的歌声，震荡着古老的长辛店小镇上空，预示着红色风暴即将兴起。游行完毕，大家三呼“劳工万岁”后散会。

《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报导了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会成立的消息，并热情地称赞工会“办的很有精神，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五一节后，史文彬在邓中夏、罗章龙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其中一位有名的工人成员②。

工会成立后，史文彬等人积极带领工人开展反工头、斗监工、撵厂长和为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史文彬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思想逐渐成熟。正如当年邓中夏所说： “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按人的诚恳忠实，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①。一九二一年秋天，史文彬在长辛店铁路机厂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和他同时入党的还有王俊、杨宝昆等人。他们是我党创建后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建立和发展党团，发展工会组织的通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做出关于发展铁路、矿山等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的计划。为了加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史文彬被推选为书记部成员③。

一九二二年夏，史文彬等人领导工人痛打了该厂翻砂场一个被交通系收买的势力很大的工头邓长荣。此人欺压工人，独霸一方，是个“站在街心一跺脚，大街南北两头摇” 的坏家伙，工人们早就要求对其进行制裁。史文彬和委员们商量，要狠狠地惩罚他，打掉他的“威风”，为工人们撑腰说话，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一天中午，下班的笛声响后，邓长荣刚走到桥头，被几个工人拦住去路，问他为什么打工人，顺手把他推到桥下臭水沟。邓长荣连忙爬起来，一边央求饶命，一边向桥南头逃命。

打击邓长荣的消息传开后，要求入会的工人日益增多。但史文彬观察到有的工人虽然看到工会力量大，要求入会。但思想上仍然有顾虑，害怕邓长荣打击报复。于是，他和委员们商量决定，把邓长荣赶出长辛店，以解除工人后顾之忧。随后，史文彬等人找到邓长荣，当面警告他说：不许你再胡闹，我们工会人多，谁也没办法，今天找你就是先告诉你，趁早离开这里，如果不走，工人们是饶不了你的。邓长荣看到工会力量大，又怕再挨打，只好乖乖地离开长辛店到天津去了。

赶走了邓长荣，工会威信大大提高，工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人参加了工会。史文彬和其他委员们在邓中夏的指导下，抓紧时机，培养骨干，准备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了以要求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八小时工作制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劳动立法运动。史文彬等人带领工人们向厂方和北京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提出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革除“五强”为主要内容的九条要求，并要赵继贤迅速答复。但呈文上交一月有余，赵继贤仍拖延不办，引起工人极大激愤。工会委员会立即作出决定，再通知赵继贤，限三天内答复，如不答复，就采取最后手段——罢工。八月二十日，工会又发出宣言指出，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因感受生活困难和一部分暴戾厂长工头的欺凌痛苦，要求革除无端虐待我们的——“五强”，该五人平时对工人的欺骗、体罚、克扣等恶劣行为，罄竹难书，不驱逐他们，工人们永无安宁之日。到了二十三日，赵继贤还在观望。根据这一形势，史文彬在当天晚上主持召开了工会委员和积极分子会议，邓中夏也到会指导。会上，史文彬布置了罢工事项并提出了要求，他郑重地说： “明天的事，不要担心，咱们是一定要胜利; 要给他们那伙东西看看咱们工人的骨头。真要有人牺牲了，将来子孙后代会纪念这个人的”①。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罢工的笛声响彻长辛店上空，货车、客车一律停驶，车间的工人全部停产。罢工的阵势把洋人、厂长和大小工头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

长辛店工人罢工后，京汉铁路中段、南段的工人也相继举行了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陇海、津浦等铁路工人马上拍来声援电报，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派代表前来慰问。他们一致表示，“三日内如不解决，亦当随之以一致罢工”①。

赵继贤害怕罢工风潮扩大到全国铁路干线，给他造成更大损失，遂于二十六日通知工人代表赴京谈判。经过会议桌上的斗争，迫使赵继贤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开除“五强”之一的郭福祥，其他人查实后处理; 从九月起工人每人每日加薪水一角; 二年以上的短牌工人，一律改成长牌工;工人因罢工、集会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罚款、扣薪水。罢工取得了胜利。

八月罢工的胜利，在北方各铁路干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罢工怒潮滚滚而来。十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路工厂举行了几千人的大罢工; 十月十三日，唐山制造厂三千多工人罢工; 十一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车务段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席卷着中国北方的铁路干线。史文彬在“八月风暴”中成长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受“八月风暴”的影响，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先后成立了十六个工会。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倡议下，一九二三年一月，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认为，各站工会组织已经成立，召开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会议决定成立筹备会，杨德甫被推举为委员长，史文彬、凌楚藩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①; 还拟定了总工会章程，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一月底，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和各地代表、来宾先后到达郑州。但是，一月二十八日，郑州铁路局长突然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筹备会宣布吴佩孚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会。一月三十日，吴佩孚又召工人代表到洛阳计议。筹备会决定派史文彬、杨德甫、李震瀛、李章焕、凌楚藩前往谈判。一月三十一日，吴佩孚对代表们说，京汉铁路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视部属如子弟吗! 郑州是军事区域，现在时局不静，岂能开会……。史文彬等五人当即驳斥：成立总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劳动立法大纲》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成立总工会已向京汉铁路管理局备案，得到了许可，又在报纸上登过声明。吴佩孚威胁说，你们若是非要在郑州开会不可，那我就对不起。五位代表见吴佩孚这种态度，立即退出会场，火速赶回郑州向筹备会汇报。筹备会最后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干涉，总工会成立大会如期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

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军警荷枪实弹，沿路排列，如临大敌，全城戒严。代表们不顾敌人的刀枪威胁冲进会场，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上，史文彬当选为副委员长②，杨德甫为委员长。最后，史文彬、康景星、施洋等人登上讲台，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等口号。

为了抗议吴佩孚破坏总工会成立，为了工人阶级“争人权、争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于二月一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二月四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 代表和来宾马上离开郑州，回去组织领导罢工斗争; 总工会迁江岸办公;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全路的罢工委员会由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①。决定长辛店罢工负责人为吴雨铭、史文彬。史文彬在会上最后说： “长辛店没问题，我们保证坚决执行决议。”

会议一结束，史文彬、王俊、陈励茂马上登上北去的火车。在火车上，史文彬和琉璃河、高碑店、保定等车站分会的代表，研究布置了罢工计划和注意事项。他们返回铁路机厂后，立即召开了工会委员会议。史文彬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郑州的情况，说： “自从一九二一年工会建立以后，两年来声势越来越大，工头总管们是打着的就服，撵着的就跑，连路局也不敢说二话。工人们也觉得铁路上的事自己能当一分家了，不料想吴佩孚在郑州公然动刀动枪解散工会，这真叫人忍受不了!”② “这次要不然就是妥协，要不然就是胜利。可是这回的胜利，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手，军阀再用什么手段，谁也不敢保险。这形势不能不想到。”③接着他们研究了长辛店罢工计划、罢工命令和注意事宜。

二月四日上午，罢工的笛声响了。工人们马上停电停水，中断通讯，熄炉灭火，丢掉铁锤，放下锉刀，涌向娘娘宫，参加三千人的罢工誓师大会。史文彬在会上宣布了总工会罢工宣言。接着他说： “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 语云： ‘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要与侵略我们自由的人宣战! 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的指挥。”①工人们听了史文彬这慷慨激昂的讲话，情绪十分高涨，决心为自由而战。接着，纠察队员高举“月牙斧”跑到火车站阻拦南来北往的军车、货车、客车; 工人们手拿旗子、木棒、铁锤在工厂内维持秩序。有的工人还把《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本路司员》、《敬告旅客》等传单张贴在厂房、车站。

与此同时，保定、正定、石家庄、道清、郑州、江岸等地在十二时前，都相继罢工。偌长的京汉铁路，象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大地上。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和吴佩孚大为震惊。五日，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北京政府尽快使用武力解决罢工”。赵继贤马上限令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十二小时内复工，如不复工就解押出境。面对敌人的威胁恫吓，有谋有勇的史文彬等人，在一起商量对策，为了进一步向各界揭露军阀的罪行，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长辛店机厂工会于六日再次发表宣言，申明“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②赵继贤仍不死心，六日下午派宛平县知事汤小秋等人，到机厂工会要求单独谈判。史文彬回答说，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它，我们已有言在先，没有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我们分会没有权利与你们单独谈判。宛平县知事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六日深夜，吴佩孚调来两营部队，包围了长辛店铁路机厂，逮捕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等十一人①，关押在长辛店火神庙兵营，准备天明解押保定。

七日晨，一千多工人聚集在火神庙兵营门口呼喊： “还我工友、还我委员，再不放人就冲进去! ”军警立即向工人开枪，弹如雨下; 继之马队赶来，横冲直撞，造成工人五人重伤，四人死亡，轻伤无数。

长辛店惨案发生的同时，郑州、石家庄、江岸等地罢工工人，均遭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被杀害者四十余人，伤者数百人，投入监狱者四十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一千余人②。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工作人员被通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阶层群众非常愤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京汉铁路总工会都发表了宣言和通电，谴责吴佩孚惨无人道的罪行。长辛店机厂工会委员会在北京发表了《敬告国民宣言》，向全国各界发出电报，控诉赵继贤枪杀葛树贵、吴祯的罪行和非法逮捕史文彬等十一人的法西斯行为。中共北方区委还组织了长辛店机厂的工人到北京、天津、以及津浦沿线的济南、泰安等地，宣传长辛店惨案的真象。当时国会里有正义感的议员，到长辛店看了现场回来后，也发表宣言，指责政府不应当用对付强盗的办法来对付工人。除此以外，日本、朝鲜的劳动同盟也发表了宣言，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在国内外广大人民支持下，京汉铁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二月九日。京汉铁路总工会鉴于军阀继续实行残酷镇压政策，为避免无谓牺牲、保存力量，准备将来迎接更大的战斗，遂与武汉工团联合会联合下了复工令，劝导工人忍痛复工。“二七”大罢工工潮才渐渐平静下来。

(三)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清晨，史文彬等十一人被军警押上南去的火车，当晚到达保定，投入保定军政执法处牢房。审问时，敌军法处长恶狠狠地问史文彬等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主使，是不是要推翻政府? 史文彬、吴雨铭等人正气凛然地回答道： “我们罢工，完全是工人的自愿，为着争自由、争人权罢工，你们要问受了谁的主使，就是吴佩孚、赵继贤等人激成的，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①敌人听后暴跳如雷，叫打手用皮鞭抽打他们，并叫跪在铁尖上。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史文彬毫不屈服，总是咬紧牙关，进行无声的反抗。在狱中他还经常找战友谈心，鼓励他们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坚强意志。

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全国工人、学生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曹锟、吴佩孚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将史文彬、吴雨铭等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里，可以“放风”、看报纸、接见亲友。史文彬机智地利用这些合法机会，进行斗争。他和康景星在狱中还成立了党组织，发展张士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王尽美取得联系，继续关心工人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革命运动影响下，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分化。十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统治的北京政府，并把自己的部队改为国民军，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党利用冯玉祥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有利条件，与冯玉祥取得联系，把被吴佩孚逮捕的工人领袖史文彬、康景星等人，于十一月中旬从保定第二监狱救出。史文彬出狱后，代表“二七” 战友，专程到天津面见了北上的孙中山。孙中山很表慰勉。此后，党分配史文彬到保定火车站秘密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决议。在“四大”精神鼓舞下，工农运动迅速恢复发展。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在郑州隆重举行。史文彬代表保定铁路工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找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谈话，研究工会的巩固和发展工作。会上，他仍当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并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②。会后，他回到保定，积极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健全工会组织。不久，党任命他为保定市委书记①。为了纪念“二七”罢工两周年，他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二七”二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了题为《为“二七”死于忠义的工友二周年纪念放声一哭》的文章。文中写道： “我们正在纠合全国劳动阶级，重整前所固有精神，来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及反对、破坏我等团体的败类血战!我们必须誓死前进，以做“二七”诸烈士的继续者! ”充分反映了史文彬不畏强暴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了方便工作，史文彬把家属由长辛店迁到保定。

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有利形势下，全国铁路总工会为了总结工作，继续奋斗，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在天津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史文彬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他回保定途中，因工贼告密，在北京被捕，判刑四年，随后解押张家口监狱。他利用劳动机会，托人给张家口工会捎信，不久被张家口工会保释出狱。出狱后，史文彬继续在京绥铁路从事铁路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夏，吴佩孚、张作霖联合进攻国民军。南口一战国民军失利，向西撤退。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到达郑州。随后党派他到河南的国民军第三军铁道大队担任领导工作，负责维持铁路秩序，抢修被吴佩孚破坏的铁路。史文彬亲自带领铁道大队随军出征。洛阳一战国民军第三军失利，败退西北。史文彬在党的安排下，去广州革命政府从事工运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党又派史文彬组织北伐军铁道大队，随军出征。他亲自组织了六、七百人的铁路工人武装，身穿深蓝色制服，头戴有“工人”二字帽徽的大盖帽，斗志旺盛，夜以继日地为北伐军抢修铁路，保证了军事物资运输畅通无阻。他们还不断深入敌后，破坏敌人交通，配合北伐军打击吴佩孚。有的队员开动脑筋，设法把几层铁板铆在火车车厢四边，供北伐军当装甲车用，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十月，北伐军进攻武汉时，吴佩孚带领残兵败将和金银财宝，仓惶撤离武汉，沿京汉铁路北窜，妄图凭武胜关要塞负隅顽抗。史文彬马上带领铁道大队，秘密卸掉了横店车站铁道上的钢轨夹板，使吴佩孚乘坐的列车脱轨颠覆，残兵败将死伤无数，吴佩孚也被吓得胆战心惊。昔日屠杀“二七”工人的吴佩孚，终于尝到了京汉铁路工人有力的铁拳。十月下旬，北伐军光复武汉后，史文彬带领北伐军铁道大队进驻武汉，并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为了纪念“二七”罢工四周年，在武汉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有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参加的七十万人的纪念大会。史文彬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武汉国民政府还派出三架飞机，低空飞翔，向市民散发“二七”传单，宣传“二七”精神。

七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史文彬进入上海，以摆摊卖毡帽头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为了便于掩护，他把全家接到上海，住在四川路一所小楼上。他经常化装成商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提皮包，戴副眼镜，在上海、武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到东北指导工人运动。他还在艰险繁忙的岁月里，写了纪念“二七”罢工五周年的文章，题目是《“二七”的精神是什么》。文中写道，“二七”罢工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成功是很大的! 第一他只一次就揭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自后就没有一个工人相信吴佩孚了。第二唤起全国工友对付敌人，只有斗争之一法，舍此更无他道。第三号召全国工人的阶级同盟，以与统治阶级作战。第四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检查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作战的教训。以上四点就是 ‘二七’ 的真精神，直到现在，还可以做我们全国工友们的模范! 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精神，我们就该不怕环境困难了，不怕敌人的强硬了，一切我们都不怕了。”文中最后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改良政策无论如何不能吓退无产阶级的战神的。自‘二七’ 以来经过大小数百战的中国工友，在觉悟和战术方面都已有了很大进步，所以在今日中国工友们只有团结你们的队伍，充实你们的气力，锻炼你们的战术，拿出你们的勇气，踏着 ‘二七’ 先烈的血路，勇往的向前吧! 一切的胜利，都在争斗中去取得呵! ”①

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由于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卓著成绩，已为代表们熟知，因此，在“六大”会议上，史文彬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②。

一九二九年一月，党派史文彬去河南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③。他克服一切困难险阻，在豫南、豫北成立起两个特委，并指导南北特委的工作①。九月，他去苏联参加了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职工会议。十一月，他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会后，他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为纪念“二七”罢工七周年，史文彬在《劳动周刊》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二七”热血激起了全国革命浪潮》一文。九月，他参加了六届三中全会后，秘密到哈尔滨工厂工作，一九三○年底返回上海。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进行宗派活动，米夫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选。史文彬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在会议上和王明等人进行了面对面斗争，怒斥了王明的宗派活动。并对中央委员、妇委书记张金保说： “我们都是工人出身，一定要和王明等人斗争，不能让他们拿革命开玩笑，这是千百万人生命问题，这可不是好玩的，你要表示态度。”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我都是工人阶级，可要维护党的利益……。”③由于史文彬和王明等人进行了斗争，因此，受到王明打击排挤，并在同年六月被开除党籍④。史文彬被错误的开除后，王明等人不给工作和经济津贴，使其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他为了减轻生活上的负担，六月下旬，告辞了张金保，带领妻子儿女，化各史志清，秘密离开了白色恐怖的上海。

(四)

史文彬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后，坐轮船到了青岛，后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在济南积极寻找党组织和谋生的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他只好带领全家返回故乡青城。这时，他老家发生很大变化，已无立身之地，只好暂住在其兄史文成的岳父家——亭子李村。

一九三三年初，史文彬靠亲友资助，在青城县内租土屋三间，到济南购置了修理钟表的工具和零件，开了“鼎新”钟表铺，以便长期隐蔽，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和解决家庭生活问题。

青城县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竭力推行反共政策，到处查缉共产党人。为了避免暴露身分，史文彬再三叮嘱妻子和告诫子女： “少说在外边的事情，如有人问就说在外边做生意，其他的事情就说不知道。”他自己从此埋头业务，沉默寡言，不参加社交活动。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党的前途，希望能得到党的消息。他曾多次借去济南买钟表零件的机会，打听共产党的消息。

史文彬的言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一九三四年秋，青城县保安队以“来路不明，思想行动可疑”为由，把史文彬抓到警察局，进行毒打审问。史文彬十分坚定，口不吐实。三天以后，经邻居亲友保释出狱。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侵，十月侵入山东德州地区，后占青城。国民党官吏纷纷南逃，青城境内秩序混乱，百业凋蔽，民不聊生。“鼎新”钟表铺因此停业。不幸的是，一九三八年秋，和史文彬相依为命的妻子病逝，家庭生活更加困难。

一九四○年，日寇在青城县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史文彬敏锐地观察到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在青城县内久住对隐蔽不利。因此，他把全家搬到偏僻的徐家寨村定居，待机参加革命①。

一九四一年春，八路军地方部队，在距青城县二十多里远的邹七区、长六区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史文彬得知后，于同年下半年，不顾个人安危，冲过日军几道封锁线，来到了邹七区，在该区乡长王凤祥带领下，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负责人李曼村。史文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请他们向上级反映。随后，李曼村向清河区委作了汇报。清河区委用电报向山东分局、党中央查询。中央回电说，“确有此人”，并指示：“先将史文彬从家中接出，送医院疗养，待机转送延安”②。史文彬得知后，眼含热泪激动地说：“可找到啦! 可找到啦! ”他高兴的几夜不能安眠。

一九四二年冬初，史文彬由其儿子史鸿祥陪同，一起到清河区委联系工作。清西分区马上派一个排护送他们到清河区委驻地——广北地区。途中，史文彬忽得急病，至博兴县境时，病情加重。清河区委得知后，马上派区委秘书主任王默林前去料理。王默林看到史文彬的病情严重，随即把他护送到淳化镇行署医院治疗。史文彬住院期间，得到医务人员很好护理，五天后因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终年五十五岁。

史文彬逝世后，清河区委领导人杨国夫、景晓村等赶到医院吊唁，安排丧事，并决定将史文彬遗体葬入淳化镇烈士墓地。

一九四七年，史文彬之子史鸿昌等弟兄，将史文彬遗体移至故乡，葬入史家茔地。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二七”罢工四十周年和二七剧场落成典礼大会上，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老工人在大会上叙述了该厂革命斗争的历史，谈到史文彬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二七”大罢工的光荣业绩，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当即询问史文彬的下落。充分表明了党对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九八○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顾问张金保谈到史文彬时说：他人很正直，至死不会投降，当时我们一起反王明，但我们没有野心，主要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一九八四年春，惠民地委、行署为了悼念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史文彬，在滨州市惠民地区烈士陵园，举行了史文彬骨灰安葬仪式。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保定市委、保定铁路局党委、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党委等单位派专人参加了安葬仪式，并送了花圈。

史文彬同志永垂不朽。

注释

① 《史家村家谱》。

①史文彬脸上有麻子,绰号称麻子哥,或麻子师傅。

①《北方的红星》,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①《北方红星》第61页。

①《北方红星》第69页。

②《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7期。

①《北方的红星》第59页。

②《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③《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① 《北方的红星》第107页。

①《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6页。

①1982年10月12日《文摘报》。

②《北方的红星》第162页。

①《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8页。

②③《北方的红星》第133页。

①《北方的红星》第137页。

②《京汉工人流血记》,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

①《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349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4页。

①《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365页。

①张士汉1958年的回忆。

②《北方的红星》第166页。

① 《中共惠民地区党史资料通讯》第6、7期。

①《中国工人》第6期,1929年2月出版。

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③《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

①张景曾1929年3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③1959年访问张金保纪录。

④《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81页。

①1983年访问史鸿昌记录。

②1983年7月访问李曼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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