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李白人物传,李白生平事迹,李白评价

Posted 2022-05-06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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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李白人物传,李白生平事迹,李白评价

(一)

李白，一九一○年五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板溪村。幼名华初，参加红军后改名李朴、李白、化名李霞、李静安。

李白的父亲李荣德仅有七分六厘山岭薄地和一小栋棚屋，以贩纸为业。李白八岁时进本乡公祠小学读书，课余暇时，砍柴刈草，挑水做饭，乡亲们无不夸奖他是个聪明、懂事而又能干的孩子。

十三岁那年，李白因家庭无钱支付学费而辍学，父亲把他送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当学徒。在这里辛勤劳动了一个月，老板给他的报酬只是几个理发钱。他一气之下，离开了 “乾源裕染坊”。父亲又托人四处求情，把李白送入“太和昌染坊”。奴隶般的学徒生活，使他深感世道的不平。

一九二五年，在长沙求学的同乡王业柏、李元增、高福田等回到张坊，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宣传革命真理。李白顿觉空气清新，精神振奋。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工农大众要翻身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斗争的浪潮震动着李白热血奔涌的心。他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冲进土豪劣绅的宅楼深院，贴标语、烧地契、罚钱粮。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吓得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李白感受到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斗争劲头更足了。经过革命思想熏陶和实际斗争锻炼，他政治上日渐成熟，当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坊区的王业柏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戮。在这风云突变，形势逆转的严峻时刻，李白毫不动摇，坚持革命，矢志不移。九月，他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年冬，张启龙、王首道、李元增等在张坊进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地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农民赤卫军。翌年七月，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张坊又掀起革命热潮，李白受青少年的拥戴，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他带领少先队员为乡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替红军家属挑水送柴，还指挥队员们操练、唱歌。张坊山区呈现着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一九三○年八月，县苏维埃政府向赤卫军发出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紧急动员令。李白闻讯后即扛起梭标，来不及向家人告别，跟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去战斗。由于长沙守敌工事坚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屡攻不克，遂移师江西。农民赤卫军回到浏阳，李白等二百多名青年急切地到县委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县委很快把这二百多人组成学兵连。学兵连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跋涉数百里，赶上了红军队伍。李白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二)

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随部征战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

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先后缴获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为此命令各军选派人员参加。训练班条件简陋，但教员王诤和刘寅自己动手，自编讲义，克服困难。不到六个月就培养出了第一批报务员。一九三一年六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暴动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中央军委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工作。其中何长工调到董振堂为军长的十三军任政委。李白这时正从训练班毕业，被调任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十三军无线电队技术力量较强，但尚存旧军队作风。李白到任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和战士，同时注意工作方法。当时十三军报务员靳子云回忆说： “别看李政委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心可细着呢。战士的鞋破了，他把打好的草鞋悄悄地塞进了战士的背包; 战士病了，他端水送药，嘘寒问暖; 他到无线电队不久，就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 ‘老婆婆’ 的称号”。在李白的言传身教下，无线电队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的通讯队伍。

第四次反“围剿”时，有一次五军团在枫山坡与数倍于我的敌军突然遭遇，处在腹背受敌的险境之中。任军团部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命令报务员从速架机向总部报告。但是，弹密如雨，电台无法安装。李白察看了一下地形，向监护排把手一挥： “跟我来! ”监护排随着他的话音，冒着呼啸的子弹，一口气冲到数百米远的地方，与敌展开顽强的阻击战。报务员趁势架起电台，把敌情及时地报告给总部。总部立即向一、三军团发出增援五军团、火速向枫山坡进军的电令。这消息传到了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士气振奋，愈战愈勇。当一、三军团援军赶到后，五军团指战员就象一只只猛虎冲入敌群之中，霎时间，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横尸遍野。在这次战斗中，李白显示出了一个红军指挥员沉着、果敢的才能，保证了联络的畅通和战斗的胜利，受到总部的嘉奖。

长征中，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任务艰巨。由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监护班一百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带着收发机、充电机、汽油、蓄电瓶等器械，行动更是困难。李白与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上级给了他一匹马，他从来不骑，专门用来驮机器或给病号骑。他提出 “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带领大家克服一个个困难，每到宿营地，立即安机架线，收发电报。并以一个普通报务员的身份参加守台值班。

三月下旬，担负钳制敌人任务的五军团驻在赤水河边的茅台一带。为防空袭，无线电队驻在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中。一天午后，报务员在草屋子里发着电报，忽然，两架敌机出现在空中。“快! 快进防空壕! ”李白急促地命令着，和战友们一个个跳进防空壕。这时，李白突然望见草屋门口还竖着两根孤零零的天线杆： “糟糕! ”他跃身而起，似离弦之箭飞奔到草屋门前，对准天线杆猛踢两脚。敌机向他俯冲过来，并扔下两颗炸弹。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顿时，烟雾弥漫，尘土飞扬。“政委! ”战友们都失声惊叫起来。李白仆卧在地，向战友们摆摆手，示意不要暴露目标。然后向防空壕匍匐前进。敌机仍在空中“嗡嗡”轰鸣，还在扩大盘旋范围，继续向地面扔炸弹，这对驻在茅台村内许多友邻部队是极大的威胁。山顶防空哨开始向敌机射击，李白也跑到山顶哨位，他架起机枪，瞄准敌机射击，一架敌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倒栽在山沟里。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赶快逃命。

六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县、懋功地区会师后，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北上。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不足，部队发生了粮荒。李白带领无线电队进山打猎，来到一座人迹罕至的大山坳里。这里有木耳、蘑菇及其它野菜，不到半天工夫，大家就采摘了满满几大兜，并打到了一头似鹿非鹿、似牛非牛的动物。经李白建议，大家把满满两担肉送到附近第二战伤医院。伤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这两担肉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

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进入草地。五军团为左路军的前卫，九月初抵墨洼附近，如果再过噶曲河，很快就能与右路军会合。可是，左路军总部却突然下令返回阿坝。为什么要重返草地?为什么不跟党中央一起北上?大家的心头聚集起疑云。四方面军中一部分人受张国焘的煽动和蒙骗，对一方面军的人进行辱骂，战士们心中都窝着一股子火。李白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对大家说： “目前的情况十分反常，原因也许很复杂，相信历史会作出公论。情况越是复杂越是要头脑清醒，要加强团结，防止涣散。”张国焘又对五军团进行了所谓“改造”，调走许多优秀干部，同时将无线电队全部人马调到三十一军，李白和周维分别担任电台政委和台长 (四方面军的通讯编制为“台”) 。接着，张国焘又另立中央，自称主席，擅自下令向川康边境退却。饥饿、劳累、愤懑，终使李白病倒在芦山。连日高烧折磨得他面容憔悴，力不能支。战友们要送他去治疗，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大家，说： “我离不开电台，也离不开你们。特别是现在，我更一步也离不开呵! 革命这些年了，什么苦我都能吃，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寥寥数语，辞切意诚，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在危难之中坚定的革命意志。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阴谋败露了。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李白调任四军电台台长。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南京建立电台，担任报务工作。在中央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云阳镇，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与他长夜竟谈，殷殷叮嘱。李白也深感任务艰巨，决心要象圣洁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坚定地履行党所赋予的崇高职责。王诤陪送他乘卡车到达西安。当时秦邦宪(博古) 正在西安即将启程去南京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李白便与他一起乘火车抵南京。由于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阻挠，党中央这次在南京设立公开通讯电台的计划未能实现。李白又奉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十月十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闸旅社，等待前来接头的同志。由于地下工作的特点，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并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当时与延安通讯电台的报务员是田保洪，朱志良担任译电工作，涂作潮负责电台的修理。李白到上海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和秘书长刘少文指派田保洪、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闸旅社“会客”。李白见到自己的同志非常高兴。李白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紧紧地握着“客人”的手，悄声说：“我只盼望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哪! ”

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各电讯材料商店对器材的严格控制，涂作潮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就不便在商店公开购买，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一点一点地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舍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上海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沪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 贝勒路 (现黄陂南路) 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李克农有一位同乡朋友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嵩山法国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

过惯了戎马生活的李白初居都市，恍如踏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与十里洋场上灯红酒绿格格不入; 反动军警遍地、捕房林立，使他的心中充满无限愤慨。为了李白和电台的安全，在建台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交给李白的任务就是熟悉并适应社会环境。十一月初，上海除英法势力控制的“租界”外，其余地界均被日军占领，“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迁址转入秘密活动，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在“八办”迁移期间，随刘少文身边工作的译电员朱志良到白住所待了十多天。他们一起分析形势，李白情绪激动地说： “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哪! ”他坚持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以熟练抄报技术，为电台的建立作积极准备。

一九三八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息了喧闹的声浪，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就象听到了母亲的亲切呼唤，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电台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弱点。通报的时候，有灯光和电键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使用大功率电台这些现象显得更为严重。为了减轻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七十五瓦降低为三十瓦。但是，功率小发出的电波微弱，上海与延安遥距两千多公里，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和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巳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了梦乡，李白却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二十五瓦的灯泡拧下换上五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零点一到，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波互相传送，把两颗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电台担负着传达党中央指示，汇报党在上海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和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收集到的日、蒋、汪以及英、美、法各方面的情报。李白这部电台建立后不久，田保洪因另有任务撤出上海，李白挑起了上海与中央通报的这副重担。

(四)

一九三九年二月，党中央派遣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广泛社会基础的龚饮冰接任电台领导工作。他以湖南万源湘绣庄总经理的公开身份到达上海。五月初，他的夫人王一知也到沪协助领导工作。根据新出现的一些情况，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贝勒路148号，另觅电台地点。李白时年三十，仍孑然一身，长此下去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龚饮冰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来工作，表面上与李白扮作“夫妻” 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龚饮冰和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马纯古、张棋一同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共产党员、锦孙绸厂青年女工裘惠英①。不久，李白和裘惠英住进蒲石路 (现长乐路) 蒲石村18号底楼一个房间。蒲石村地处法租界，环境幽静。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俱，把房间布置得大方得体，既不寒碜，也不浮华。龚饮冰夫妇和朱志良等故意赶来“贺喜”。果然，邻居们都信以为真，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太”。

李白对待同志和蔼可亲，有时又极其严厉。裘慧英初来电台时，见自己干的工作仅仅是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活，很不甘心，想回工厂去。李白批评她说： “你怎能无组织纪律到这样程度! 你忘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的声音很低，却似千斤重锤直敲在裘慧英的心上。沉默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党把电台交给我们，我们都要对党的事业负责” ;“别看这工作单调，可每一个信号都与革命事业有关。所以，干这一行得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才行。”一席话深深打动了裘慧英。翌日起，李白又利用空余时间教她学习报务。裘慧英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李白就以当年训练班学员勤学苦练的事例鼓励她。裘慧英在他的影响下，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认识，并逐渐产生了兴趣，有时还担负一些传递情报的交通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电台的任务随之艰巨。每次通报，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的达数千组字码。盛夏溽暑，李白在门窗关闭的屋内工作，全身汗水涔涔。严冬苦寒，深夜室内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工作完毕，全身已经冷得发麻，手指冻得红肿。裘慧英则时而站在窗前，时而又走到门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为了使交通员尽量少露面，白天，有时他和裘慧英一起装作散步，把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中。就这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和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迅速传达到上海;上海以及周围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每当这时，李白和裘慧英常常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他们配合默契，互相体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一九四○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通报工作日趋繁忙，这部由陈旧的零件拼凑安装起来的电台连续发生故障。李白具有娴熟的报务技术，但并不精通机务，当电台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故障，就不得不中断联络，这使他产生了学习机务的愿望。他郑重地向组织提出这一要求，得到了党组织领导人龚饮冰的赞许。党组织出资在威海卫路(现威海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由涂作潮当 “老板”、李白做“帐房先生”，并从工厂抽调一个青年党员当“伙计”。“338号”有上下两层，两层中间有一个四平方米的亭子间。底层是“公司”，电台设在亭子间，李白夫妇和涂作潮一家分别住在楼上两个房间。他们同吃一锅饭，相处如同家人。然而，一到底楼，涂作潮就以“老板”的身份对李白“很不客气”。李白偶尔接错了线，他就大声责备。所以，周围的人谁也没有怀疑过这家“公司”。威海卫路与南京路相邻，“公司”以修理收音机为主，因收费比南京路上的同类商店低廉，生意十分兴隆。“公司”开张以后，顾客们把一只只收音机纷纷送来修理，李白真是如鱼得水。在涂作潮的指教下，他每天从早至晚，埋头坐在堆满了电阻、电容、变压器等零件的桌子前，一边修理收音机，同时钻研电台的安装和修理技术。

一九四一年春，李白经过半年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巳能十分熟练地安装并修理电台。党组织决定登报出租“公司”和楼上的两个房间，涂作潮遂撤出“338号”。因为设台地点没有落实，李白夫妇移居亭子间，电台继续设在这里。党组织便对承接“公司”的人员作了安排。所以，当出租启事一见报，康瑜第一个赶来表示愿意照价支付，“双方”立即办好手续。李白和康瑜分属两条组织关系，相互间无横的关系。但是，李白与他相识不久，就判断出他是自己人。李白严守纪律，始终不同他谈论党内的事情。两个人心照不宣，关系和睦。

(五)

一九四二年七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 (现建国西路) 福禄村10号，这幢三层楼房系《新闻报》主编、爱国人士许彦飞出钱建造。许彦飞和龚饮冰早年在湖南一同办过进步报纸，过从甚密。因楼房上面有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阁楼，龚饮冰把这幢房子租赁下来，给郑执中作建台处所。但是郑执中不久又离开上海去新四军，留下家属居住在这里。李白夫妇即以“客人”的名义，准备在此渡过夏天。

当时日军进占“租界” ，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只有十五瓦，但是，仍被日寇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侦测出来。阴历八月十四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里发报，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朦胧的月色下，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对李白说：“不好，出事了! ”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①，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将它藏在下面，旋即抱着收音机 (为收报所用) 回到三楼。他刚把收音机放好，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狼藉满地。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李白坐在房间里，心象上了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突然，“咔”的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踏! 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狂似地窜到李白面前：“这是什么?!”李白从容地答道：“我们是郑家客人，郑太太住院，我们才住到这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李白的手看了又看： “哼! 你是老资格啦! ”不由分说，把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早巳停候在外面的汽车。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汽车开到四川路桥北崇明路6号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敌人对李白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施以苦肉计，在李白受刑的时候，把裘慧英也押来。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脚后跟加到第五块砖的时候，他的腿骨发出了 “嘎吱、嘎吱”的声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滴地落到地上。敌人咆哮着： “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李白从敌人的刑讯中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敌人再逼问时，李白便说： “我的朋友是专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气急败坏，又用老虎钳拔去他的手指甲，接着又把电线绕在他的手上，当拉上电闸，李白顿感万把尖刀扎身，眼前一片昏黑。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未吐露半点实情。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李白将生死置之度外，忍受了一切野蛮酷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坚强意志。

李白被关在7号牢房，裘慧英在1号牢房。每次提审，李白都必经1号牢房门口，他总是向裘慧英投以坚定的目光。一个月后，敌人释放了裘慧英。这时党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工作。张建石通过我党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利用其特殊关系，将李白先引渡到极司非尔路 (现万航渡路) 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便再进一步利用关系营救。李白在“76号”仍然坚持“私人商业电台”的“口供”，而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国际都市里也确有各种私设的电台，这个案子成了“无头案”。按照当时的规定，“无头案”期满六个月而没有其它的证据就应释放，但是“76号”却提出以殷实的铺保和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随时接受传讯为条件。有哪一家店铺愿为一个“囚犯”作保呢?裘慧英找到了许彦飞，请他帮忙。许彦飞找到一个朋友开设在漕家渡的酒店，以这家酒店做保，敌人释放了李白。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日，李白获释①，因仍处于敌人的监视中，他无法立即恢复工作。他度过了八个月的狱中生活，巳被折磨得形容枯槁，一到阴雨天，全身的伤痛使得他彻夜难眠。但是对于李白来说，不能为党工作而产生精神上的痛苦远比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难受。裘慧英安慰他说： “你这身体不好好调养一阵也没法工作呀。”李白情绪激动地说： “慧英啊，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毁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的残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责任。”一天，他收到龚饮冰托友人从重庆捎来的信，信中说：在上海如果生活有困难，可到四叔家去。暗示他到新四军去。李白忙打点行装准备启程。但是去新四军的交通均被敌人严密封锁，无法成行。

一九四四年秋，抗日战争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党的情报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李白的组织关系转到潘汉年领导的华中情报局。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偕同裘慧英一起离开上海。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一九四五年春末，场口一带战事吃紧，他奉命离场口西撤淳安，带了一部电台乘一艘交通船，溯富春江而上。船刚刚抵达淳安，一群国民党兵就上船进行搜查，电台立时就被查出。敌人把枪口对准李白的胸膛逼问，李白神色不变，从容不迫地从衣袋里掏出证件。但敌人仍然连推带搡地把他扣押起来，但李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交涉，翌日，他重新获得自由。

(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依仗美国的力量，阴谋发动内战。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严重时刻，李白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与裘慧英回到上海，在张唯一的领导下，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龙潭虎穴里进行战斗。曾经两度被捕的李白更清楚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毫不畏惧，英勇机智地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上。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总署救济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他一清早就出门挤上开往上海市区东北端复兴岛的汽车，干完八小时的活，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深夜，他一往如故又进行通报。为了尽量使电台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七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络。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额头和眼角添上了几条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深的皱纹，原来穿着合身的长衫都明显的变大了，唯有那双敏锐的眼睛仍然灼灼有神。一九四六年的一个秋日，他在虹口公园附近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定睛一看，竟是王一知，不禁惊喜交集。他巡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迎上去，连声说： “好久不见，真想得慌! ”王一知见他比过去瘦多了，关切地说： “你在狱中吃苦了，现在可要注意身体啊。”李白满不在乎地说： “我年纪轻，受点刑，没什么的。”接着他伸出手来说： “敌人把我的手指甲拔去了，可我现在不是照样用这双手工作么! ”①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楼下的住户是党的情报工作者潘子康、何复基夫妇。是年下半年，复兴岛渔业管理处大批裁退人员，李白亦被裁退。从此，他失去了职业的掩护，内战爆发后的上海，国民党的统治日益黑暗，党为了积蓄力量，一大批干部陆续撤退上海，张唯一等也离开了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刘人寿(当时叫李清风) 。

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开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略过几分钟，那只小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起来，可是灯泡又熄灭了……。他的心猛然一沉：分区停电! 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巳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然而，他没有惧怕。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这一切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中央。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刘人寿郑重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表示赞同。李白即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十一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我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通报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那是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天低云暗，北风呼啸。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动几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白收藏机器! 李白一怔，但他马上又埋下头去，把最后几组电文发完，随即撕碎了电文底稿扔入厕所。这时，敌人巳在敲门。住在楼下的潘子康故意拖延时间，李白迅速地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顿，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这两户人家同时搜查。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摸摸床上的被窝，发现没有一丝热气，接着就去摸放在桌上的收音机。立刻狂叫：“啊!热的!你深更半夜的干什么?”“我有失眠症，睡不着觉听听广播，”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敌人立即动手严密搜查。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查了出来。敌人厉声逼问，李白神色沉静，说： “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当敌人发现这一堆零件里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血，从他的鼻孔涌流出来。李白又被逮捕。

敌人将李白押到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对他连续刑讯逼供三十多个小时，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敌人见刑具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又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但是，这一招又失败了。三十一日，李白被押到威海卫路稽查大队部;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被解至黄渡略警备司令部; 四月二十二日又解至蓬莱路警察局。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托人带出来，信中写道： “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而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

在狱中，李白把妻子送来的菜分给难友们吃，鼓励大家坚持到胜利的一天。五月七日，他对妻子说： “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儿子张开双手喊叫：“爸爸，抱抱我! ”李白用爱抚的眼光看着他，说： “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这时，解放大军正挥戈南下，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蒋介石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对李白案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五月七日深夜，李白被秘密枪杀在浦东戚家庙。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 八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纪念李白烈士。刘长胜、潘汉年、张祺、刘少文分别致词，高度赞扬了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访问过裘慧英、曾三、刘寅、江文、王子纲、涂作潮、王一知、朱志良、黄良成、梁茂成、黄萍、靳子云、邹毕兆、刘继山、邓国军、沈安娜、张建良、刘人寿、黄景荷、许彦飞、候德华、谈宗安、陈建邦等同志;参阅了中央有关文件、烈士生前家信、浏阳县档案馆革命斗争史资料、黄良成回忆录：《忆长征》、裘慧英、周维、王一知、袁以辉、刘人寿等人的回忆文章。

注释

①裘慧英原名裘兰芬,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调到电台工作后改名裘慧英。

①袁以辉: 《零点到了》,载《星火燎原》,战士出版社1980年第3期。

①李白1943年6月21日给父亲的信中说:“男前患病住院数月于旧历四月初七出院”意即获释;“旧历四月初七”即公历5月10日,信的原件存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①见1980年《人物》第2辑王一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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