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陈毅生平故事简介,陈毅历史评价,陈毅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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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陈毅生平故事简介,陈毅历史评价,陈毅怎么死的？
·困苦彷徨中的少年英才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一作仲宏）。1901年8月26日，诞生于四川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户破落地主家庭。
陈毅的祖父陈荣盛，文不举，武不进，生有五子，且治家无方，无力让五个儿子都受教育，把希望寄托在老三身上，送他到成都读书。然而这老三后来也只能在老家附近办私塾，收几个学生，得几份微薄的束修。这老三，名叫陈昌礼，就是陈毅的父亲。陈毅的母亲叫黄培善，虽出身富家，但能吃苦，持家教子有方，生了五个儿女，陈毅排行第二。
陈毅小时跟父亲认字。父亲看他聪慧可教，又恐自己不忍严格要求，想到“易子而教”，到陈毅五岁时，便把他和胞兄陈孟熙送到邻村书房湾财主杨达三开办的私塾就读，启蒙老师为毛崇芝。毛是秀才出身，学问渊博，以管教学生极严而闻名乡里。他考核学生的方法是“背书程”，即任意在课文中念上一句或一个词，学生就得接着背下去，三次接不下去便要挨戒尺。可怜七八岁的孩子，谁也逃不过这老先生的戒尺，唯独陈毅入塾几个月，却从未挨过老先生的板子。陈毅后来回忆道：“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1]
1908年，陈毅7岁时，家住乐至县凉水铺三尖山的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九品小官。黄福钦赴任以后，需要一个帮手，他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便找女婿——陈毅的父亲去当文书，并嘱咐带一个外孙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陈毅刚到时，外祖父很高兴，吩咐手下人对外孙要以“孙少爷”相称，还派了一个叫周恒的跟班衙役教他官场礼仪，并带他到当地豪绅家去走动，拜老庚，认干亲，结识当地的权贵。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诘奸宄”的职责。衙门里三天两头审案子，经常动刑拷打“犯人”，非将被告苦打成招不可。有一天，周恒对陈毅说：“今天老爷审一个案子，犯人誓死不招，非动大刑不可，但又不能打死，若打死就没有苦主，所以要你出去求个情。”周恒领他到了屏风后面，果见一个犯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老爷还在发怒。周恒将他一拍，他急急奔出去，双膝跪下，大声高叫：“求老爷看在孙儿的面上免打!”老爷马上接过去说：“照准，免打。”这场戏演得很好。退堂以后，黄福钦拈着胡须夸奖说：“你能做点事了，很好。”[1]
后来，陈毅从父亲和周恒那里了解到，外祖父抓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百姓，有的还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于是，有时老爷未示意，陈毅也主动去求情。
大约年余，黄福钦不愿给当文书的女婿薪金，翁婿之间发生矛盾。陈毅的父亲愤然离职回川。从此，外祖父也不再喜欢陈毅，满口称赞变成了经常咒骂，总是说陈家的子孙都是败家子，吃我黄家的。陈毅气不过，也和外祖父闹起别扭来。
最后，终于闹到无法在巡检衙门住下去了。于是，父亲专程从家中赶来，把陈毅接回去。
在外祖父任上两年的生活，给陈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这两年的生活，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印象很深。特别是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自发地同情劳动人民。”[2]又说：“在我的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然不平的种子。”[3]
1910年春，陈毅跟着父亲到了成都。原来，陈家已在1909年将50亩祖传的土地抵押了2000两银子，举家搬迁到成都东门外上河心居住了。种的地和住的房子，都是从一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那里租来的。陈家搬迁的动因，是由于大伯父不甘心僻处山乡，要搬到大城市去，以便送子侄辈进大学堂读书，求取长远发达，重振家业。
陈毅到成都后，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了锦官驿初等小学学习。这所小学既注重旧学根底，也讲究新派教育，课程除国文外，还有算术、体操等。祖父望孙成龙，令陈昌礼为陈毅等找一个私塾老师，以能在放学后从其学《诗经》及唐诗宋词。
1911年开春不久，“保路风潮”席卷四川全省。成都各大中小学校纷纷举行罢课，组织学生军参加斗争。十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他和胞兄陈孟熙等也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整天跟在保路同志军的宣传队后面看热闹，壮声威。后来，他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1]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秋天，陈毅和胞兄陈孟熙被母亲送回乐至乡下三尖山外婆家寄读，进了青海寺脚下杨家大院的塾馆。塾师陈玉堂精通文墨，思想开明，为清末民初乐至的名士，颇器重陈毅，专门向他传授一些诗词音韵方面的知识，教作对联，写诗词。陈毅后来回忆道：他写诗是从三尖山开始的，在那里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年初，母亲带着陈毅和孟熙回到了成都，恢复在锦官驿小学的学业。这一年，因前几年川西大旱歉收，而地主林四顽子仍逼陈家交租。大伯陈昌仁和林四顽子争吵时，打了林四顽子家人的耳光，惹出了一场官司。林四顽子贿赂官府，陈家败诉。陈毅亲眼看见差役用铁链将大伯父锁走。在官府和地主的逼迫下，祖父耗尽他所有的财产，才偿清欠债，搬离上河心，到法华寺附近的邝家老院子去住。不久，祖父连气带病，与世长辞。
1913年秋，陈毅在锦官驿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华阳县（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学家，被人誉称为“冯刷板”（意即作文像油印刷子刷制得那么快捷端正）。陈毅在冯校长亲自所授的班学国文和习字，对冯很钦佩，学习格外努力，作文进步很快。有一次作文比赛时，同样的题目，他连作7篇，荣获全校第一名，冯校长高兴地夸他是“陈刷板”。
高小毕业时，家庭经济已十分困难。陈毅为尽快得到就业谋生的机会，入成都工业讲习所学习。不久，祖母又病重，为减轻家庭负担，胞兄陈孟熙辍学务农，陈毅离开讲习所，去一家当铺做学徒。1916年，祖母去世后，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艰难，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带着孩子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家中不要说白米饭很难吃到，就是能吃饱红苕（番薯）稀粥、麦麸面饼，也就不错了。
即使生活这样艰难，陈毅的母亲还是主张最低限度也要供一个孩子上学。这样，陈毅才有机会重新上学，考入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纺织专业[2]。然而，由于在校接受的是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对陈毅震动很大，以至他公开与赏识自己但比较守旧的国文老师发生顶撞，引起老师的忌恨，不到半年陈毅便愤然退学[1]。退学后，想去考熊克武[2]的讲武堂，但数学考试不利，结果名落孙山。落榜后，想去当兵，母亲当然不允。陈毅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
注释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1963年8月），《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2]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1963年8月）。
[3] 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1942年3月），《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1] 《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93页。
[2] 一说染织专业。
[1] 一说陈毅退学是因家庭经济破产之故。
[2] 熊克武，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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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法兰西
1918年初，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起高潮。陈毅和胞兄陈孟熙也一起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春又双双考取官费留法生，由四川省政府补助留法路费。同年6月1日，他们踏上了赴法的征途。
6月27日，陈毅一行到达上海，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风暴由北京刮到上海，陈毅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响应抵制日货，和全体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拒绝搭乘原先已联系好的日船赴法。
在上海滞留一个半月后，才登上一艘货船“麦浪号”启程赴法。陈毅和胞兄在上海临上船时，患了脚气病，8月12日上船后，加之海上浪大船颠，船舱里的空气又很污浊，不久就病倒了。10月10日到达法国马赛时，已不能行走，由同伴背下船，住进了军医院，不久又转入华工医院。
年底，陈毅和孟熙病愈后，即乘火车到巴黎，入蒙达尼公学专为勤工俭学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在补习班里，遇到从湖南来的蔡和森，他们在同一教室听课、学习、讨论，成为亲密朋友。
在蒙达尼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后，陈毅和孟熙被分配到巴黎近郊克里西门外施奈德公司所属的一个分厂做工。陈毅所去的分厂是专造耕田机的。他进厂后，被分在钳工车间做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而工资却十分低微，每日只有12法郎[3]，除了生活费用外所剩无几。
刚进工厂做工时，陈毅仍和蔡和森保持着密切联系，对蔡和森等所说的中国也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觉得很新鲜，有强烈兴趣。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时，陈毅也上街和法国工人手挽手地参加游行。
入厂三个月后，陈毅的思想出现了波折。他此时已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充当油漆工和制图员，工资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于是陈毅就“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1]他开始疏远蔡和森等朋友，做起“文学博士”梦。
但陈毅的“文学博士”梦很快就破灭了。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在法国，工人大批失业。陈毅所在的工厂因产品滞销，也不断遣散工人。陈毅和孟熙于1921年初也被解雇出厂[2]，不得不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每天几个法郎艰难度日，陷入了欲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这样，陈毅的“求学和就业问题都尖锐起来”，“遂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3]，和先进分子的关系又密切起来，并参加了工学世界社。该社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的。陈毅在社里开始读《共产党宣言》，书中深刻的分析，新鲜的提法，引起他深深的思索。
1921年初，被解雇的勤工俭学生不断增多，而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为了甩包袱，竟于1月间接连发表两次通告，声言维持费只能发到2月底止，以后要学生自己设法解决自己的生活。学生们无奈，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吁请北京政府解决，北京政府又以“中央度支奇绌，无款可资挹注，已分电各省迅行设法接济”，拒绝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要求，并责成陈篆将无钱无工的学生分批遣送回国。同学们闻讯后，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聚会。2月28日，陈毅和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的领导下，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虽然由于遭到法国宪警的驱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因为这次运动势盛气壮，也迫使中国和法国当局作了某些让步。中国驻法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同意继续发放“维持费”，并答应为候工同学找工作，法国当局也组织了“少年监护委员会”[4]，负责联系安排学生的劳动和生活救济。不久，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公学，后又改入沙多居里公学读书。
6月间，陈毅从法国工程师加尼埃处得悉，北京政府派专使到了法国，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商借三亿法郎以购买军火。在巴黎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是一起丧权辱国的交易。陈毅和周恩来等把消息传出去之后，旅法华工、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各界华人，无不义愤填膺，于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的“拒款大会”。
陈毅在这次拒款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留法勤工俭学生参加斗争，还深入到华工区进行演说和动员华工一起参加。
在拒款斗争的巨大声势面前，中法两国政府不得不扬言停止借款谈判，实际上在暗地里还在继续进行。7月下旬，法国《巴黎时报》透露，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于本月25日签字，而且借款总额由原来的三亿增至五亿法郎。这一消息迅即把已经平伏下来的拒款斗争，又推向高潮。
8月13日，陈毅和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巴黎主持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会上，愤怒的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这一罪行，痛打了代陈篆出席会议并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并迫使他代表陈篆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这场拒款斗争中，陈毅更多的工作是在文字宣传方面。金满城曾回忆道：“陈毅似乎是我们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他天天不得闲了。”[1]
中法两国政府旋即采取报复措施，于9月初发出通告，以“维持费已将用尽”为由，撤销“少年监护委员会”，决定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留法学生的维持费，抛出了他们“制勤工俭学生死命的第一条妙计”[2]。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另招新生的消息。
里昂中法大学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生海外求学问题，由华法教育会向国内募集经费，加上法国政府捐赠的一座旧炮台而开办的，校长为吴稚晖。该校1920年3月动工，到1921年9月竣工。学校即将建成之时，吴稚晖却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抛在一边，在国内另招贵族子弟入校。
消息传来，留法勤工俭学生异常气愤。陈毅和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克鲁邹勤工俭学的147名学生，首先集会，商量对策，决定成立“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昂）比（利时）两大（学）运动团”，并由陈毅执笔起草《宣言》和《通告》，呼吁各地勤工俭学生成立同样团体，以期互相联络。
《宣言》和《通告》发出后，得到各地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积极响应。9月6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二百多人，在巴黎召开会议，根据克鲁邹工厂“运动团”的建议，组成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推举陈毅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为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的成立，使争回“里大”的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委员会成立不久，就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新生即将到达马赛的消息。情况紧急，联合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直接行动，由陈毅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率领一百多人作为先发队，赶在他们之前占据“里大”，以作交涉。
9月21日，陈毅和蔡和森等率领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后，旋即被校方勾结法国军警押解到附近的一个旧兵营里囚禁起来。10月14日，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又以“过激党”、“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押上波儿加号船，强行遣送回国。
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一个“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推举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二十几个人的干事会成员，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经过香港时，蔡和森、李立三等因急着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先期下船。这样，以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陈毅的肩上。
11月23日傍晚，波儿加号船驶抵上海港后，陈毅连夜偕金满城、喻正衡、马寿征等四处奔走，敲开了各家报馆的大门，送上了由陈毅事先起草好的《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并发表谈话，控诉北洋政府和法帝国主义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上海《民国日报》、《新闻报》先后在第二天、第三天，全文刊登了他们的《通启》和有关文章。
在《通启》见报的同时，陈毅等又派出代表，分头出动，到“护军署”、“交涉署”、“县公署”、商会，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处请愿，还分别致电全国父老、北京蔡元培和广州政府，要求维持生活，解决就学问题。同时，召开各种茶话会、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出席，陈述遭遇，吁请救助。
这种种措施，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迫使上海当局不得不支付给他们食宿费和部分愿意回乡同学的路费。
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决定推举代表分赴北京、广州、四川等地请愿。陈毅和黎纯一、伍桂馨被推举为四川请愿代表，于12月12日离开上海，回川请愿。
临行前，蔡和森从香港来到上海。蔡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陈毅愿不愿入党，陈毅有些犹豫。后蔡又问陈毅愿不愿去苏联学习，陈毅也拒绝了。不过，陈毅表示愿意为党发行宣传刊物。此时的陈毅，一是想完成勤工俭学同学的委托，二是想当一名自由作家。
经过宜昌时，伍桂馨以“才疏学浅”、“难负重托”为借口，辞去代表职。陈毅与黎纯一苦劝无效，带着极不愉快的心情于1922年1月底到达重庆。
在重庆，陈毅和黎纯一面见了总节川省军政事务的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向他们陈述了在法及被迫归国同学的种种遭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他们目前的生活困难及继续求学问题。
刘湘和杨森一时都表现得很热情，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谋一根本解决办法，而不是枝节解决办法。并说陈毅、黎纯一旅途辛劳，可在渝稍待时日。
然而，刘、杨口惠而实不至，几个月后，陈毅和黎纯一又急又气，给杨森去了一信，对刘、杨颇有微词。杨森很快给陈毅、黎纯一复了信。信中仍要陈毅、黎纯一耐心等待，说什么“想不数日，必有慰诸生者”[1]。
陈毅和黎纯一在重庆耐心等待的结果，却是一场四川军阀的混战。5月间，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取得了制川权。
在重庆希望破灭后，陈毅和黎纯一又于6月间风尘仆仆地赶到成都，想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而成都的当权者，此时正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归国学生的要求，仅派属下敷衍搪塞一番。陈毅等在成都奔走了几个月，又以毫无结果告终。
请愿失败后，陈毅想找一个职业，但又未成。他后来回忆道：“想找一个职业，但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太低了，不肯俯就。”[2]
失败接着失败。陈毅目睹的是军阀的腐朽，深知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会有什么出路，他的心情陷入苦闷。他终于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摧毁腐朽的军阀政府，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他下了决心，给在上海的蔡和森写了一封要求加入组织的信，不久，蔡和森给他回了信，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初冬，陈毅和在成都上中学的弟弟陈季让一起回到乐至。在陈毅留法期间，母亲已从成都搬回老家，因没有房子，寄居在三元坝陈氏宗祠内的两间西屋里。母子相见，百感交集。
这一年除夕之夜，陈毅给陈氏祠堂写了副春联：
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
横批是：春待来年[1]
陈毅在家过完元宵节后，又告别了母亲，到达成都，以履行给蔡和森许下的诺言，发行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报。不久，又到重庆，在《新蜀报》任主笔。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武装》的文章，猛烈抨击军阀政治，触怒了重庆当局，被“礼送出川”。
注释
[3] 一说17法郎
[1]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
[2] 李季伟：《留法勤工俭学亲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有文章说陈毅因参加二二八运动被解雇，系误。
[3]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
[4] 也有称“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中国青年监护处”、“勤工俭学监督委员会”等。
[1] 秋羊：《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大公报》，1949年5月30日—6月4日。秋羊是金满城的笔名。
[2] 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天津《益世报》，1921年12月28日。
[1] 《留法川生代表回后近状》，《申报》1922年5月24日。
[2] 陈毅：《选择革命道路》。
[1] 此联据陈修和陈毅堂兄认定。另外，还有其他几种说法。
·从文学青年到职业革命者
1923年秋，陈毅离开重庆，到北京进入西山脚下的中法大学。
原来，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请愿活动失败后，蔡元培、李石曾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也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他们乃设法在西山碧云寺开办了一个大学班，收容一部分被迫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取名为“陆谟克学院”，隶属于中法大学，学生的费用由各省地方当局负担。
入学后，陈毅发现中法大学的条件很差，没有食堂，没有澡堂，没有自来水，学生喝水要自己挑，上课的教室原是庙堂，冬天滴水成冰，也没有火炉。
为了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陈毅和石国曾、傅增湜等7个同学联名贴出一张“意见书”，要求改善办学条件，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指责宋不认真办学，专去北京城里官场、名利场、风月场中鬼混，只有任用新人，学校才能办好。意见书贴出后，李石曾、宋春舫等人恼羞成怒，竟然欲把陈毅等7人开除，结果引起学生起来罢课。后来校方虽然没有撤换宋春舫，但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自来水，盖了简易澡堂，砌了热水炉，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不了了之，罢课才告结束。
11月，经中法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颜昌颐、萧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颜昌颐、萧振声等毕业后，由陈毅继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
1924年底，学友金满城有一部译作法郎士的《友人之书》为北新书局以200元购去出版。由此激起金满城和陈毅文学上的一阵狂热。他俩找到一位四川学友李嵩高，在西山脚下租了一座叫“宋氏别墅”的房子，成立一文学团体，自命为“斗千社”。陈毅自取笔名“曲秋”，金满城则取笔名“秋羊”。房租和三人的伙食费每月预算80元，他们认定靠卖稿子能赚来数倍于这笔开销的钱。从此，陈毅开始了频繁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实现做文学家的夙愿。
1925年元旦，陈毅又与三五好友创办了一个叫《燕风》的半月刊。此后，每期上都有他的文章。
“斗千社”成立不到三个月，陈毅就发表了五篇作品，金满城八篇，引起北京文坛的注目。但因稿费太低，房租太重，“斗千社”濒临倒闭。在这危难之际，《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己来信，要他们为《晨报》编一文学周刊。陈毅代表“斗千社”去报社商谈条件，要求对方每月至少80元报酬。三天后，对方回答，按惯例，周刊最高费为每月24元，距离他们的要求相差甚远，于是告吹。“斗千社”不久也难以维持。金满城应朋友之邀去了广东，李嵩高回四川，陈毅则留下继续他的学业，并在学校与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西山文社”。4月5日，在《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成立启事”。这是一个文学团体，主要事务有四项：（一）组织文学研究会；（二）举行报告会；（三）成立图书室；（四）出版作品。该社社员多通法文，还要负责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
这一时期，陈毅因从事文学活动，结识了王统照（剑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经常与该会同人“在中山公园聚谈”，积极进行创作活动，特别是常与王统照谈诗说文，非常融洽。
1925年初秋，正当陈毅在文苑中初露锋芒的时候，党组织决定调他到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并决定让他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除此之外，陈毅还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主办的《革命周报》的编辑委员，几乎每周都要为该报写稿。他还担任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的重要撰稿人。这年年底，陈毅通过了在中法大学的毕业考试。从此，陈毅停止了自己的文学生活，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公然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赶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纠合美、英、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口实，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在44小时内撤除天津至大沽口间的防御工事。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京之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6日晚上，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教育宣传委员会议，陈毅等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准备在18日通牒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八国通牒。
在陈毅等人的联络下，3月17日下午1时，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18日大会的名称和主席团成员及会议程序，并决定把到会代表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交涉，“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会后，陈毅等率67人到国务院去见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刺刀刺伤多人。这就预伏了第二天的大屠杀。
3月18日上午10时，如期在天安门前召开了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会场上挂着头一天受伤代表的血衣，并用大字标明：这是“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大会通过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贩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随后进行了示威游行。
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陈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群情激愤，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l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早有预谋的段祺瑞动用军警的排枪子弹来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46人，重伤15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三一八惨案”，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
注释
[1]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在川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1926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进入湖南，开始北伐。
四川军阀杨森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急忙派喻正衡到北京想通过陈毅找李大钊，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喻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当时任杨森司令部秘书。喻到达北京后，找到陈毅说明了缘由，陈毅便引他去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森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很高兴，当即决定派陈毅到他那里工作。
8月25日，陈毅经武汉到达四川万县杨森的司令部。
但此时，杨森却脚踩两只船，又接受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长”之职。因此，当陈毅把李大钊的介绍信递上去时，杨森竟吞吞吐吐地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1]。陈毅见杨森态度暧昧，便婉转地劝他：“你最好先将部队改造好，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2]杨森听了这话，转而神气活现地说：我要出十万大军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并说：第三国际也派了代表来接洽，要求参加世界革命。[3]第二天，杨森给陈毅介绍了那位“第三国际”代表，他不是别人，正是朱德。
原来，朱德和杨森曾是中学同学、滇军同事。1922年朱德为寻求真理，游学欧洲，路过万县时，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曾以师长之职挽留，又表示“虚位以待”。1926年朱德从德国经苏联归国后，得知杨森曾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便主动地向陈独秀提出，愿以国民党员和滇军同僚的身份到杨森部工作，以阻止杨森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朱德到杨森部比陈毅只早几天，因杨森只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便把他说成是第三国际派来的。陈毅和朱德彼此说明了身份之后，决定共同做杨森的工作。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商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上浪沉杨森部运载军饷的木船三只，淹死杨森部官兵58人、民夫10余人，损失枪56支、银元8.5万元。该船到万县时，杨森派轮船检查长率兵八名前往查询，又遭英驻万军舰“柯克捷夫”号枪击，士兵二人受伤，英舰掩护“万流”号逃离万县。杨森十分恼怒。
陈毅闻讯后，连夜携杜钢百到朱德寓所进行商量，决定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态度，要求英国严惩祸首，赔偿损失。
第二天，刚好有英太古公司的“万县”号和“万通”号两艘轮船从重庆驶抵万县，陈毅和朱德即敦促杨森把它扣留起来，以作交涉。
9月1日，驻重庆英领事抵万县，同杨森谈判，蛮横要求杨森立即释放被扣两轮，而对赔偿事项则只字未提。
为了巩固杨森的决心，9月2日陈毅和朱德在万县图书馆主持召开了万县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五十多人参加的反帝预备会议，决定9月4日在西较场召开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陈毅和朱德还派杜钢百到重庆向中共四川地委汇报，并要杜钢百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云阳事件呼吁声援。
9月4日，万县各界数万名群众联合举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大会在西较场如期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发出了由陈毅起草的通电——《万县雪耻会宣言》，并提出了反对英帝的“六不主义”和“六大要求”。
骄横残暴至极的英帝国主义，不但拒绝赔偿云阳事件的中方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反而秘密调动“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兵舰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企图用武力劫走被扣轮船。9月5日下午，英帝国主义劫船未逞，竟动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财产损失二千多万元的惨案。当时，陈毅和朱德正在寓所，突闻炮声，迅即赶往杨森军部，敦促杨森截击英舰，并拟好通电，以杨森的名义发向全国，控诉英帝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万县惨案震惊中外，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一场声援万县人民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海外侨胞和欧洲、苏联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也纷纷起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九、十月间，陈毅经中共重庆地委安排，去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在达县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不久，又奉命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11月间，陈毅在重庆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川负责军事运动的。不久，陈毅参与了顺（庆）泸（州）起义的组织工作，并准备担任起义军的政治部主任[1]，起义军的总指挥为刘伯承。
12月下旬，陈毅又经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安的推荐，到合川县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秘书[2]。政治部主任由师长陈书农兼，副主任是陈书农的族叔陈梦云。陈梦云是陈毅在《新蜀报》期间结识的好友胡兰畦的丈夫，很支持陈毅的工作。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就和宣传部长范英士一起恢复政治部原有刊物《武力与民众》。陈毅为该刊撰写了复刊宣言。接着，陈毅又以师军事教育团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陈毅每星期去讲一次政治形势课外，并将自己选编的《社会进化史》、《武力与民众》等作为自学教材发给每个学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找学生个别谈心，了解情况，不到两个月，便在教育团里建立了一个秘密中共党小组。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陈毅在合川瑞山公园主持召开纪念会，借此扩大革命影响，激发民众革命热情。
3月31日，突然在重庆发生了流血事件，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日，“三三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合川，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险毒辣的代理师长王学姜急忙邀约陈毅、范英士等赴宴。一个在国民党县政府当差的工友悄悄告诉陈毅，这是王学姜与县长欧阳于彬设的“鸿门宴”，叫他当心。陈毅和范英士商量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把这一想法告诉陈梦云。陈梦云对陈毅、范英士的安全非常担心，决定亲自送他们出去。
第二天，陈毅和范英士在陈梦云的护送下，悄悄离开合川，经铜梁、璧山，于4日下午到达重庆附近江北县陈梦云的一个姓尹的朋友家。陈毅在尹家吃过晚饭后，即和陈梦云等分手，决心单独进重庆，去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联系。
陈毅进入重庆后，到处扑空，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只好去找郭勋祺。
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这时虽在刘湘属下任副师长，但思想比较进步，与共产党有接触。陈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小。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郭勋祺把陈毅留在司令部掩护了一段时间，随后叫陈毅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一个“买办”，坐上他的大轿，由他的副官周相桓率两名弁兵护送登上了去武汉的江轮。
注释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2]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3]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第3版；另外，有的著述根据范英士回忆，认为陈毅任组织科长，不确。
·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
1927年5月10日，陈毅逃离虎口到达武汉[1]，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了联系，军委分配他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党的工作。
此时，国民党中央已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谭延闾、邓演达、恽代英等九人，以谭、邓、恽三人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均是兼职的，校政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
陈毅到军校后，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组成中共校党委，陈毅任书记。公开身份是校政治部准尉文书。
军校共产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但是很健全，每个大队和分队都有党、团的支部和小组。陈毅到任后，即秘密开展工作，并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如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镛就是陈毅发展的。
5月13日，驻守在宜昌防范叛军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乘武汉政府主力部队北伐河南后方空虚之际，发表“反共通电”，调转枪口配合杨森向武汉进攻。武汉吃紧。军校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配合叶挺的二十四师在武昌附近纸坊、土地堂一带击溃夏斗寅部。接着，中央独立师又乘胜西征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一部在仙桃镇一带打败杨森部，使武汉转危为安。
部队回师武汉后，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不久，恽代英、施存统相继离去，陈毅领导军校的共产党组织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把一批名声较大、又已公开的党团员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或回到自己家乡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把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尽量隐蔽下来，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后，陈毅自己也曾一度隐蔽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后又转移到萧劲任连长的特务连，公开身份仍是准尉文书，继续和各营、连党组织秘密联系。
7月下旬，军校被张发奎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2日，教导团随张发奎“东征讨蒋”。4日行到九江时，被张发奎缴械。
当晚，陈毅秘密召集共产党干部开会，商量对策，决定：（一）连夜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军；（二）可以回乡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这二百多人组织了一个支部，跟随张发奎到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重要力量。
陈毅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教导团，决定星夜去南昌。同行的有特务连连长萧劲。
8月6日傍晚，陈毅和萧劲赶到南昌时，起义军已南下。两人决意追赶。
8月8日，陈毅和萧劲在抚州追上起义军，见到前委书记周恩来、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向他们报告了对教导团的处置情况。当时，赣东有一支自称“农民建国军”的武装，表示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们几百条枪。周恩来、刘伯承马上要陈毅、萧劲去联系，但未联络上，反被敌追兵朱培德部的哨兵抓住，说他们准是共产党。陈毅从口音中听出哨兵是云南人，便用地道的四川话对他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嘛!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那个哨兵一听陈毅是四川人，果然动了感情，连声说：对不起!并叫陈毅他们快走。[1]
8月13日，陈毅和萧劲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参谋团诸同志交换意见后，分配陈毅到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并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吧。”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2]
起义军在宜黄稍作休息后，继续南下，在瑞金以北壬田、会昌等地先后击退广东军阀钱大钧部的阻击，然后经福建长汀、上杭进入广东，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陈毅随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实一营兵）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军长朱德指挥。
10月2日，敌钱大钧纠集三师之众向三河坝疯狂扑来。起义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于4日晨在朱德指挥下撤出战斗，保持兵力二千余人，准备到潮汕与主力会合。当行至饶平（今三饶）县城附近时，与从潮汕撤下来的一部分起义部队约二百余人相遇，方知潮汕已经失守，主力部队在汤坑、揭阳一线已失败。
形势一下子险恶起来。整个南昌起义的两万余人部队，到这时除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一部由董朗带往海陆丰外，只剩下朱德身边这二千五百多人了，而且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东江地区陈兵数万，其势汹汹，随时都有向这支部队扑来的可能。
在这危难关头，朱德在饶平县茂芝镇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陈毅坚决拥护。会议最后决定迅速摆脱险境，到闽粤赣三省边境活动。部队随即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开始了艰苦转战的历程。敌钱大钧部一个师紧追不舍。10月17日，起义军在武平打退了钱大钧部两个团的进攻。接着，又在隘口石迳岭击溃了当地团防的阻击，随后，进入赣南山区。
此时，尾追的大股敌军虽然被摆脱了，但沿途不断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土匪的袭扰，起义军不得不避开大道和城镇，在山林中行进。此外，天气逐渐寒冷，部队还穿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短裤，寒冷、饥饿、疲乏、疾病折磨着起义残留部队。部队思想混乱，行军路上不时有人不辞而别，脱离革命队伍。面对悲观动摇的人，陈毅坚决地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陈毅的话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1]
10月下旬，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一级的政工干部也走得只剩下陈毅一个人，而且其中还有要走的。朱德和陈毅在这里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又充满信心地说：“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陈毅也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2]
10月底，部队到达信丰县城时，有少数人进饭馆白吃白喝，有的还闯进当铺要“当”手榴弹。陈毅闻讯，怒不可遏，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跑步到离城十多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宣布了革命纪律，处决了严重损害军誉的3个害群之马，刹住了破坏军纪的歪风。
不久，部队移至赣粤边境的大庾（今大余）地区。这时，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堵。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一难得的间隙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把全部五六十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各连设指导员。粟裕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1]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陈毅又协助朱德撤销了已成了空架子的军、师建制，把部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分四个支队（有说四路）。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这次整顿以后，部队中的悲观失望、消极低沉的情绪，开始消散了，谈笑声、欢唱声，又回到了部队中间。这支在南昌起义失败从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生存下来了。粟裕后来回忆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2]
11月上旬，陈毅和朱德率领起义军转移到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江西省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地区。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这里活动20天左右。
在上堡一带山区活动时，发现上犹鹅形地区到了一支队伍。陈毅化装前去联系。原来那支队伍竟是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营，营长张子清。他们是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时，在遂川大汾突遭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袭击而与团部失去联系转到这里的。陈毅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的情况，心里非常高兴，随即和朱德委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去与毛泽东联系。
毛泽覃走后不久，驻防在粤北仁化、东昌和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参谋韦伯萃（共产党员）来和朱德联系。范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滇军同事，素知朱德善于用兵，就想同朱德合作，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陈毅和朱德、王尔琢等鉴于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乃决定在确实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与范合作。随后，起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团。朱德仍以王楷名义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党代表。嗣后，又将张子清营改称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湘南宜章、汝城农军二百多人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了统一这三支部队的行动，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12月上旬，陈毅和朱德率部作为范石生的后卫开赴广东仁化。在仁化与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命令部队继续南下，参加广州起义。陈毅和朱德毫不犹豫，立即挥师兼程南下。但当赶到韶关城郊时，就得知广州起义失败了，于是转往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准备住进一个天主教堂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不让部队进内，在大门口“哇哩哇啦”对着部队吵闹。正好陈毅走到这里，上去用法语和神甫谈了一阵，神甫才让进去。粟裕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这时，大家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1]
12月下旬，部队移至韶关以北的犁铺头进行休整。何长工受毛泽东的委派辗转来到这里。陈毅和何长工是留法期间的同学，久别重逢，格外高兴。陈毅和朱德、王尔琢热情地接待了何长工，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情况，对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很感兴趣。
1928年元旦过后不久，陈毅和朱德突然收到范石生一封密信，大意是：合作事已败露，应从速离开，自谋出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并赠送了几万银元。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要朱、陈率部脱离范石生，到英德、清远等地发动群众进行暴动。[1]朱、陈即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撤离犁铺头北上，准备绕道南雄、翁源，到英德、清源目的地。行至仁化鸡笼附近江边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正沿着浈水开往南雄，截住去路，遂折回北进，到达宜章县境，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于1月12日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
1月下旬，驻粤北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率部直奔宜章而来。陈毅和朱德决定连夜率领部队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城西南40余公里的山地。随即在农军配合下，在岩泉、粟源地区击溃许克祥一部，并乘胜追至广东砰石，将该师主力击垮，共歼敌一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重占宜章城。
2月初，陈毅和朱德率部由宜章北上占领了郴州。随后，又分兵协助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军，夺取了这几个县的政权。和湘南特委一起将湘南农军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共八千余人，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部分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
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便立刻勾结起来，以7个师的优势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向湘南地区扑来，加上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起义军难以在湘南立足。4月初，陈毅和朱德率领起义军和农军分两路从耒阳、郴州向井冈山转移，在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宁冈的砻市胜利会师。
两部会师后，在龙江书院召开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第十、第十一两个师及一个教导大队。陈毅为教导大队大队长[2]。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
注释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第3版；有的论著认为陈毅于4月上旬到达武汉，不确。
[1] 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1页。
[2]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43页。
[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6页。
[2] 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1] 《粟裕战争回忆争》，第49页。
[1] 此据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1月16日、1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以往许多论著均认为朱、陈率部脱离范石生后，即决定去湘南或去海陆丰，不确。
[2] 《江西省委转给中央的信——录毛泽东同志关于永新、宁冈等根据地情况》（1928年5月19日）。
·战斗在井冈山
朱毛两军会师不久，驻江西永新、吉安、遂川等地的赣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从永新、遂川两地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进剿”。[1]陈毅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两个团迎敌，先在遂川五斗江歼敌一个团大部，接着在永新城附近击溃敌1营，迫使永新守敌逃往吉安，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通称“一打永新”。
5月中旬，赣敌杨如轩又在吉安纠集五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剿”。陈毅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动撤出永新，退回根据地的中心——宁冈。
5月16日，红四军为了了解形势，派三十一团一营到大军阀、曾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的家乡湖南边界茶陵县高陇抢报纸。不料打高陇不够顺利，得而复失，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牺牲，连长二人也牺牲了。陈毅和朱德率二十八团前往增援，途经高陇，忽接到毛泽东来信，说永新城内有两个团的敌人已出动，企图经龙源口直取宁冈。陈毅和朱德闻讯后即率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从高陇出发，一天急行军60多公里，于当晚赶到离永新城只有15公里的澧田集结待机。次日，在草市坳与永新城西进澧田的敌一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将敌人歼灭后，出敌不意地攻进永新城。这时敌师长杨如轩正在司令部驻地听留声机，听说红军来了，仓皇爬城墙出逃，手被击伤。陈毅和朱德率部再占永新城，胜利地击破了赣敌第三次“进剿”。
5月20日，陈毅和朱德率部撤回宁冈。在宁冈参加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陈毅和朱德等为候补常委。会后召开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因毛泽已任特委书记，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从此，陈毅全力进行红四军党的工作。杜修经在当年6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的起了作用。”[2]
5月下旬，因井冈山“人口不满五千，产谷不过万石”，无法解决上万名红军战士的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只好将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派回湘南，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全军共八千余人，二千二百余支枪。
6月中旬，赣敌又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四次“进剿”。6月23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指挥红四军两个多团，先后夺取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再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根据地人民赞扬：“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1]”
这一胜利，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湘、赣边界的割据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其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书记是陈毅。
6月上旬，湘赣两省敌人联合起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决定，除第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外，分兵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牵制赣敌，袭扰疲惫敌人；一路由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调动湘敌回援，然后集中力量打击赣敌，以粉碎敌之“会剿”。
7月12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攻克酃县城后，不料，由湘南宜章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士兵因家乡观念太重，借口湖南省委有指示去湘南发展，于当晚在酃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次日由酃县去湘南。还确定了出发的时间，找了向导。陈毅闻讯后，当即召开军委扩大会，对二十九团的返乡行动耐心予以劝阻。接着，朱德又召开二十九团士兵会，向大家晓之以理，反复说明去湘南的弊害，均未达目的。
为了防止二十九团溃于一旦，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回宁冈了解井冈山之围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军心，使部队向宁冈回师，但行动迟缓，“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改［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2]。后行至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士兵又吵吵闹闹，提出“打回老家去”、“打回湘南去”。于是，陈毅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动员工作。随红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但不出面制止二十九团的错误行动，反而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重提执行湖南省委要红四军主力去湘南的错误命令，进一步助长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1]。会议讨论了好长时间而无具体结果。后二十八团也表示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这样，朱德与陈毅又作复议，决定部队由酃县绕道进击遂川之敌，以解永新之围。
7月16日，行至酃县水口，二十九团的再次坚持要开向湘南，朱德和陈毅等只得同意二十九团的要求，并为了防止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作战被敌所算，决定带领二十八团也同去。另外，根据湖南省委6月26日信中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时组织前委的指示，取消了军委，组织了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因毛泽东不在，改以陈毅为书记。之后，陈毅将部队在酃县发生的情况写信报告给毛泽东。杜修经还专门去了一趟宁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不巧的是毛泽东已去了永新，仅见到新上任的特委书记杨开明。杨没作慎重考虑，既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2]这样，红军大队即于次日由水口出发，开始了向湘南冒进。
行军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泽东派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送来的亲笔信。信是写给杜修经、朱德和陈毅的。信中要求部队停止去湘南，急回边区解围。
第二天，由杜修经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会前，陈毅和朱德等曾打开地图，看离井冈山有多远，是否可以很快回井冈山。后听龚楚说，看来离井冈山近，因大山阻隔，实际很远。所以会议作出回边区已不能解边区之围、不如急打郴州的决定[3]。
7月24日，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发生激战，先胜后败，被迫撤出郴州，向资兴转移。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擅自向宜章方向开进，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璋的部队消灭，一部散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所终。
部队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时，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散人员和萧克的一个连共一百来人。陈毅和朱德将二十九团剩下的一百来人连同军部特务营，一起并入二十八团，称“新二十八团”。随后，派二营和团直机炮连为前卫，向罗霄山脉靠近。
这时，毛泽东闻“八月失败”，非常关心，亲率三十一团三营南下迎接红军大队。8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桂东见面后，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深刻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严重错误，决定部队一起回井冈山，并撤销了前委，另组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
10月初，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八月失败”也作出了相应的结论。陈毅在会上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当选为第二届特委委员。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陈毅为组织科长。前委之下组织红四军军委，朱德为书记，陈毅等为委员。
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诞生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12月12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红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陈毅兴奋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侧：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新世界。
注释
[1] 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在1928年2月。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汇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 “两只羊”，指敌师长杨如轩、杨池生。
[2]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42页。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2] 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21页。
[3] 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21页。
·取代毛泽东又请回毛泽东
1928年底，湘赣两省敌人又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上旬，陈毅出席中共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到外线作战，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以解国民党大军对井冈山之围。
1月14日，根据柏露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直、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约3600人离开井冈山，经大汾、营前、崇义向赣南出击。陈毅作为前委机关的组织科长随军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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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四军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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