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谋略 柳传志的“商业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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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谋略 柳传志的“商业童年”
柳传志的“商业童年”
1984年，柳传志刚开始创业不久就吃了苦头。
从1984年冬天到1985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道去干什么。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于是，包括柳传志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后来因为听说倒买一台彩电能赚1000元，联想也跟着去做。当时有说法“骗子比彩电还多”，尽管柳传志小心谨慎地叮嘱要看到电视机才付款，他们也的确看到了电视机，不过等钱汇过去，对方却消失了，联想一下被骗去14万元。公司更加艰难。
到了1985年，所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收入的各种业务几乎试了一遍。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计算所倪光南主导开发的“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成果产品化后就是后来知名的“汉卡”。当时电脑大部分靠进口，全是英文系统，必须装上汉卡，每台电脑经过改装后利润高达万元。联想在6个月内至少销售了100套，为公司带来了约40万元的毛利润。
曾茂朝的妻子，计算所研究员胡锡兰就在1985年的夏天从自家楼上看到了一个难忘的场景：烈日炎炎下，柳传志和李勤（现任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等人正在人拉肩扛，将一堆微机从大院门口搬进来。柳传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李勤把裤子卷到了大腿上，气喘吁吁。回想当日情景，柳传志后来表示：“我们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在企业的初期，目标是一种暗藏的、朦胧的意识。因为你还很弱小，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企业还缺乏把握，无论你具有怎样的信心，目标对于初创企业至多是一个远大抱负，因而无法量化与明确。
“那时候中科院计算所给我们投资了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我们打击很大。更让人感到痛苦的还是1987年我被人骗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真的是永远挥之不去。”柳传志说，闭上眼睛想的话，这是他想到的创业中最痛苦的事情。
那是1987年，联想第一次准备从香港进口计算机。由于资金不够，想了很多办法，凑了300万元人民币。过程就是先找一家进出口公司，拿到批文，找到外汇，把外汇打到香港去，这中间非常复杂。“我找的那人，虽然他那公司也挂了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实际上他是一个骗子。等我把上述一系列事情安排完了，再回去找那人的时候，公司没了，人也找不着了。”柳传志说，那个时候他特别紧张，那是联想创业以来积累的所有钱（还包括银行贷款），没想到钱被人骗了。
多方打听到那人的住址，就蹲在他家门口天天守着，看他回不回来。“我那时拿板儿砖拍他的心都有。这个人后来也弄明白了，原来这帮人的钱不是好弄走的。后来这个钱就追回来了。这个事情大概前前后后一个多礼拜，这一个多礼拜让我非常痛苦。”柳传志回忆说，“一到夜里两点多钟我就被梦吓醒了，心脏就狂跳不止。”钱虽然被追回来了，但柳传志一到夜里两点多钟就被惊吓醒来的毛病却落下了。后来又住了3个月的医院，总算好点了。
“对于诚信，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在柳传志看来，“人真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名誉”。
大约在1992年，联想一直从香港的中国银行贷款买元器件。那时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飙升得很厉害，原来跟进出口商定的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有一年突然涨到12元人民币换1美元。
“合作的进出口商不肯兑换了，因为这损失太大了。他们不履行合同，我就拿不到港币，就还不了银行的钱，这等于我们违背了跟银行的承诺。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们同意进出口公司按照12元人民币换1美元的比价，就是说我们要付出100多万人民币的代价。当我们按期按点儿地把钱还给银行时，银行接待我们的办事处经理还是很吃惊的，因为他知道行情，除我们外，没有一家中国的企业是按时还钱的。由于信贷资金周转好，那年我们多做了一轮生意，到年底结算时，我们并没有吃亏，营业额和利润都比以前做得更好。”柳传志说，跟银行贷款那么多年，联想从来没有一天晚还过一分钱，“正是联想信守承诺，从银行贷款一直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996年，联想在香港的业务出现重大失误，一下子亏了1. 9亿元。“我马上从北京赶到香港，先不说别的，先贷款借钱把现金流稳住，要是现金流一断，公司就不行了。这还得跟银行说实话，不能骗人家，当时国外的银行没人借，但中国银行坚决把钱借给我。”柳传志说，银行能借这么多钱给联想，确实说明联想有信誉。
对于公司内部的信誉，柳传志认为是一种求实精神。
1987年，联想第一次用承包的方式来进行内部激励。由于工作出色，承包销售的经理获得了6000多元的高额奖金。柳传志说：“那年我的工资是100多元，6000多元相当于总经理工资的60倍。他下面部门的人还有3000多元的，加起来应发的奖金很多。本来是挺好的事，我们赚钱应该发，但发不了。”
根据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如果发的奖金超过了3个月的工资，以上部分就要交税300％。
“最后，通过我们在广东的工厂与其他单位合作，拿到了现金。当然这也是很不正规的。我记得大概不到20万元，就把钱发了。没想到一年以后东窗事发，那家工厂出了别的事，把我们这个事查出来了。查完以后挺麻烦的，我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另外罚了款。但我心里一点没有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当时的制度实在是不合理。隔了一年，我们的经营能力比别人强得多，更觉得心里不用太愧疚。”柳传志说，过了几年，国家的税制就改了。
柳传志认为，虽然自己受到严肃批评，但这件事情给员工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人都知道发这个钱我自己一分不留，我无非也是替国家打工的，但我承担了这个责任，就是说，让员工能够相信你说了一句就算一句，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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