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谋略 柳传志：42度下孵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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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谋略 柳传志：42度下孵小鸡
42度下孵小鸡
柳传志曾将联想诞生之初的外部环境比喻为“42度下孵小鸡”，但他所遭遇的挑战远不止如此。
柳传志：“说到底，艰难有两类，一类是大环境不太好。比如我以前说，42度下一个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能，但就那么几个，必须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其实要求大多数鸡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改良环境。
“今天回忆真正最大的艰难，就是我肩跨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领导工作的时候，这两家企业又没能合在一起，在领导力度上给我带来了很大问题。香港是香港的业务，北京是北京的业务。那时我在北京，不敢把事抓到底，因为一抓的话，香港那边出事了我又要过去。有时一件事我做了一半，刚离开，跟我不同意见的同事马上会有大的反弹。同样道理，我到了香港，也不敢把香港总经理吕谭平调开自己做”。
“我如果坚持在香港，1995年、1996年的大亏损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如果坚决在北京，倪光南先生这个事也是不可能激化到后来的程度，而且在国内一度业务受挤压到那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不像今天，很多事我说完以后大家就会坚决去做，这是要经过考验的。那个时段是我感到最麻烦的时候。”
关于1994年至1997年的这段双线作战经历，有多重背景：其一，当时柳传志的身体极为糟糕，夜夜失眠；其二，柳传志和时任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的矛盾已经逐渐明确化；其三，当时杨元庆、郭为已崭露头角，但尚未支撑大局；其四，外国电脑厂商强势进攻中国市场；其五，原本以进口AST电脑为主业的香港联想管控失当，1995年、1996年两年亏损2. 5亿港元——柳传志如何能在这样一个腹背交困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至今仍令人难以想象。
柳传志：“我1987年得了美尼尔症，当时不知道有多严重，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班，本来可以养好的病落下了病根。在20世纪80年代，完全不知道脑力劳动也是个劳动，所以在任何时间都在想事，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事，因此经常头疼，美尼尔症一发作就要死要活的。
“1994年3月，总裁室开务虚会，布置全年业务，跟倪光南谈的很不愉快，会开不下去，我已经头疼到了没法忍受，只能到海军总院住院。住在医院里，一开始想事情弄得日夜睡不着，医生就让我停下思考，说睡一宿觉要是相当于一本书，你能不能先睡一页？睡不了一页咱睡一段、睡一句？后来我才发现，实在是疼得没有办法，把事情都搁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后来当我情绪逐渐稳定，能休息一会儿以后，医生就陪着我在玉渊潭跑步，每天早晨跑三四千米。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92年、1993年国内流行跳舞，我永远学不会，因为不可能有心思去学。在玉渊潭锻炼的时候我才知道跳舞要听音乐踩拍子。我记得第一次跳舞人家都不跟我跳，最开始我跟一个特胖的老太太跳，一下就把人脚踩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到，我的情绪就稳定了，才开始开会研究收拾局面的事儿。”
此后，柳传志形成了每临大事，在空旷的环境里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
柳传志说：“现在不用了，但以前就是怕头疼，重要的谈话一定要到颐和园，边走边谈。写东西也是写一段就头疼，只能出来散步。秘书都要陪着我，在外面要走很长时间，走完了，想完了，回去写一段。最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们到了钓鱼台，我是那里俱乐部的成员，就在钓鱼台的房间写，结果赶上俱乐部关门修整，我就坐在汽车里面，写一段就出来走走，然后再回去写。
“虽然有人陪着，但基本上还是自己思考。跟人辩论是一个重要的将思路捋顺的方法，我的秘书听我捋一遍思路，他提自己的意见。我在开重要会议时，有重要决策事先都跟参加会的人交流，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有所调整和共识，所以基本上很少有我在会上决定不下来的事。”
最终，柳传志选择了孤注一掷地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内。
柳传志说：“后来由于国内有跨国公司的挤压，倪光南的事情又出来之后，矛盾很尖锐，弄得整个队伍可能会散。我就下定决心，放手香港业务，完全回国。当时也没有运筹帷幄到很有远见的程度，只是判断国内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出大篓子。我回来，一是把倪光南的事挑开了，另外就是坚决把杨元庆的团队支持起来。
“当时把握没有多大，实际上是孤注一掷。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说的，先把几个死扣解开，那时候有死扣也必须那么做，不那么做更是死。后来说‘拐大弯’，真的就是经验越积累越多，本事越来越大，才游刃有余。当时的情况哪有那么大本事，我真有那么大本事就肯定不会病成那样儿”。
“离开香港时我交代香港的总经理，不是要命的事不必得到我的同意，你们自己做就完了。我离开香港第一年还不错，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就大亏损了。从1994年到1996年，国内的业务基本起来了，但1995年香港那边又亏了。巨亏以后，我已经想好了处理方案，把国内这边的事作了部署，无后顾之忧了，北京不会有任何事绊住我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很快处理香港的事，一是借钱把亏损给堵住；二是坚决撤换吕谭平，最后把内地和香港的业务合在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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