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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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基本经验
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时期。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指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党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在由农村进入到城市、由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不但要学习掌握新的领导本领，而且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为此，我们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一是开展整风整党，保持和增强党的战斗力。1950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整党的指示》和《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指出，要通过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这次整风开展了半年多时间，达到了预期目的，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
经过整风运动，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的问题。为此，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了整党的任务、步骤及方针。3月至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运动，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这次整党，与期间开展的“三反”运动结合了起来。1954年春，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在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这次整党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二是以高饶事件为教训，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揭露和批判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刘少奇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威信、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总结，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的，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了另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加强学习、提高领导本领的问题。他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之后，党中央总结了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教训，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加强自身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对党员的教育和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斗争是抓得比较紧的。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继续保持了从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所形成的全党的坚强团结。
二 党的“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这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在此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许多积极成果。
为“八大”的召开作准备，从1955年12月开始，中央政治局先后找34个部门来汇报、讨论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讲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随后，于1956年9月15～27日召开了党的“八大”。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作了发言。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次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些方针，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就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还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不久，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在1957年开展整风的任务。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不久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上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整风和通过整风想要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总之，在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三 1960年代前期
一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期间泛滥的主观主义作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是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有新发展。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讲了话。这次大会强调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在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大会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民主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动员全党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1964年6月，毛泽东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及其五条标准。“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他强调，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尽管带有当时的历史痕迹，但是从其精神实质来说，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7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艰辛而不懈的探索，党的建设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必须确立和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确保党的建设健康顺利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充分表明，思想路线对头不对头，政治路线正确不正确，对党和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它关系党的建设的全局，决定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成效，是党的建设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后的7年中，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制订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和成功。从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几度发生动摇和偏差，党的建设就随之经历了曲折。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出了问题，“左”的错误愈加严重，党的建设因之遭受了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一定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有把思想路线搞对头，把政治路线搞正确，党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
2．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但是，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发生疑问：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究竟能不能领导？对于这个问题，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定而清醒的。毛泽东一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特别强调，要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总之，坚持党的领导，并努力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3．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对于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中，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正面经验来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并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同场合，都较多地强调和论述了这一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以及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部分时间里，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上，做得都是比较好的，促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从1959年庐山会议起，党内民主生活开始遭到破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和泛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这一原则坚持好。正如邓小平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4．必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表明，我们党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无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抓得很紧，是一以贯之的。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1950年、1957年整风，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开展“三反”运动，除了反对官僚主义，还反对贪污、浪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好的。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10年中，我们的党风总的来说也是好的，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所以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克服遇到的困难，渡过难关。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严重错误，但在反对官僚主义，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放松过。邓小平后来曾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在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态度始终是鲜明、坚决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党的建设的一大成绩，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5．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在这个问题上，从新中国成立后27年党的建设实践来看，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在党的“八大”以前，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党通过整风的办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即使是在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我们党对此处理得正确得当，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但是，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把党内一批同志错划为右派以后，党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较大的曲折。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混淆了党内矛盾的性质，把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阶级斗争引向了党内。在后来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使一些党员干部受到打击。特别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把党内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使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迫害，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启示我们，对于党内矛盾和斗争，要用正确的立场来对待，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要通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进一步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而不是相反。
6．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从经验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十分注意加强制度建设。1952年1月，毛泽东在批示一份“三反”报告中，指出：“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4月，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实施。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及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时，指出：“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应当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制度建设是重视的。但总的看，党内制度建设相对比较薄弱，而且没有一贯地得到切实执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许多好的制度遭到了破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的总结。
除了以上主要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中，还创造和积累了其他许多宝贵经验。比如，要善于学习，努力成为各方面工作的内行；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执政党要不断提高党员素质，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是作者与郝首栋合作撰写的，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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