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Posted 2022-05-30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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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他说：“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贯倡导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善于运用历史知识。”毛泽东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一点历史”，并且带头读史、用史，堪称全党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一　学习历史，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爱好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读的大多是四书五经，其中也有不少历史书籍。据考证，毛泽东最早读过的历史书，大概要算中国传统史学的简易读物——《纲鉴易知录》，由此开始了他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教育。

当然，真正让毛泽东对历史感兴趣的，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六年孔夫子”，他实际上读了8年，其中有两年是辍学在家务农。那两年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几乎读遍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等。正是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历史知识大门，也引发了他的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书里面都没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到邻县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新民丛报》，开始了解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对梁启超，他一度十分崇拜。

湘乡是曾国藩的故乡。在那里，青年毛泽东读到了《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受到了被曾国藩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影响。

从湘乡来到长沙，特别是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后，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大为长进。一位叫袁仲谦的老师，给他推荐了许多历史书籍。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了《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等。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许多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尤其推崇张良、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名人。在一师全面而系统的学习中，毛泽东打下了较坚实的史学基础，具有了较渊博的国学功底，并且开始以史论今，针砭时弊。

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留在附小当主事，后来又办过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在此期间，他比较系统地读到湖湘文化的宗师王夫之的书籍，在接受他的哲学和民主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史学理论。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曾评价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夫之的史学创建是破天荒的。

从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他曾经利用暑假期间，和同学一起游历名山大川，走访古刹寺庙，考察历史古迹、风俗文化，体验乡风民俗，增长了自己的历史知识。

毫无疑问，毛泽东学习历史，是为了改造现实，而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每当转战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特别注意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情况，了解风土人情，查阅地方史志，作为决策的依据。

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历史书籍。1937年1月31日，他曾专门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要他代购整套的《中国历史演义》。后来，他还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了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历史书籍。对这些书，他爱不释手，经常阅读，亲自批注过的就有1300多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忙于党务、政务，但读史的兴趣始终没改变。据统计，他个人藏书达8万多册。除大量阅读自己收藏的书籍外，他还走到哪儿、借到哪儿、读到哪儿。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其中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曾给毛泽东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的逄先知披露了一份毛泽东1959年外出时所带书籍的清单，其中光历史方面的书籍就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以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毛泽东读史之多、之广、之杂，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读史虽然涉猎广泛，但重点还是读那些有关中国历史的经典史籍。光《资治通鉴》，他就读了17遍，并称赞该书叙事有法，写得好。对贯通中华民族4000年历史的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从1952年到1976年，他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读这样一部4000万字的皇皇巨著，而且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实属少见。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曾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他在演讲中指出：“毛泽东先生一生对二十四史做过许多评点和批注，为认识中国历史和吸取历史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晚年的毛泽东重病缠身，视力也严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读书、读史。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记载：1975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两次重读《晋书》；1976年初，他读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8月26日，他再次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据考证，《容斋随笔》是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部书。

二　毛泽东不但爱读中国历史，而且爱读世界历史

毛泽东读史，不只是读中国的，同时也读外国的，特别是对西方列强的历史，他常读不懈，了然于胸。

毛泽东读世界历史，最早始于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期。那时候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此对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林肯、华盛顿等世界历史名人崇拜无比。他曾对同学萧三谈起读到此书时的感受：“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读到世界历史，是他到长沙求学之后不久。当时他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感兴趣，辍学半年，专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读书，这是他史学知识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后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提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

在自学的那半年里，每当读书读累了的时候，毛泽东都喜欢站在图书馆里一幅世界地图前，从那里去找中国，去找湖南，发现许多过去认为了不得的地方，在这里都显得十分渺小，由此开始慢慢树立起自己的世界眼光、历史眼光。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曾经两次到北京。在这个新文化的中心，他不仅接触了来自美国的新思潮，而且接受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大势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回来之后，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点评起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这些经历，对他后来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外国历史，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还是俄国革命史和联共党史。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他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回国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和建设的历史经验。1953年10月，毛泽东写信嘱咐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求将《联共（布）党史》中的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来京参加会议的代表，要求他们“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让这些领导干部学习联共党史的目的，就是要汲取苏联共产党执政和建设的经验。

西方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的，应该说还是法国近代史。而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又要算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历史人物是拿破仑。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到和谈及拿破仑，不下40次。

毛泽东对法国革命史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曾让一些法国人都感到吃惊。据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比如像拿破仑是死于胃溃疡还是胃癌这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历史，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美国历史。这跟他早年学习的主要还是美国历史书籍有关。他对美国独立战争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林肯、富兰克林等人甚至是他一辈子崇拜的偶像。他后来在延安与斯诺等美国记者以及美军观察团大谈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让这些美国人都大为吃惊，叹服不已。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美国的历史仍然十分关注。为了研究美国的历史，他曾让人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历史学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国全史》等书，并特别叮嘱工作人员，借欧美的历史书，既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对美国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对他后来下决心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不无关系。

三　毛泽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毛泽东一生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在深入学习和运用中外历史的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经历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转变的过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曾主张以改良方式改造中国和世界。但旧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使他放弃了这种无血革命的思想。1921年1月，他给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复信，十分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他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标志。

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历史观的最基本特征。他在《唯心主义观的破产》等文中，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天命史观和近代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历史观的根本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从这一历史观出发，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复强调必须以唯物史观来改造史学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48年11月，他致信吴晗：“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1950年8月，他又在给陈寄生的信中指出：“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

根据上述历史观，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史学研究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原则。这些方针和原则，对今天的人们开展历史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　毛泽东不仅酷爱读史，而且善于用史

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读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把这种历史观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1.他通过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提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而要正确认识这条总路线，又必须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的了解。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现实状况极为复杂的国家，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很多先进分子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屡屡碰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认识国情的方法上，毛泽东有其独到高明之处，他不只是通过研究现实社会来认识国情，而且注意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考察中国历史状况是认清中国国情的必要条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说明了中国是怎样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并揭示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正是通过对这些基本国情、社会性质以及主要矛盾等问题的深刻分析，他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

2.他根据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等问题解决后，选择什么样的斗争方式、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就成了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说：“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他这里所说的“经验”，既包括长期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最近的历史经验。

在谈到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还特别注意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国民党的斗争经验，认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中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注意搞武装斗争，蒋介石更是“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正是在深刻总结从古到今的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中，毛泽东强调了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找到了武装斗争的办法，还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他对农民战争流寇主义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多次强调克服流寇主义和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正因为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认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3.他通过认真研究中外战争史，借鉴一些成功战例，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十分注意研究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他在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时，曾写过不少关于这些战例的批语，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在战争年代，他还经常引用这些战例来说明当时遇到的军事问题，如以“围魏救赵”的故事来说明抗日游击战中在根据地外围钳制敌人的必要性；以齐鲁长勺之战说明敌疲我打的重要性；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战例，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意义。

毛泽东通过研究历史上著名的战例，总结出一系列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战略战术原则，如积极防御，敌疲我打，“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等。可以说，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成就，不仅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中国历代军事斗争史的科学总结。

4.他通过研究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建设上加以借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多次强调要汲取农民起义军胜则骄、败则馁的经验教训。1944年，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历史学家郭沫若为此撰写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歌颂李自成起义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同时总结了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要求在党内印发，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944年11月21日，他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正是在深刻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

5.他通过研究历史人物，思考其成败得失，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工作方法。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艰辛探索遭遇挫折时，毛泽东依然执着于从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例如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他在1959年反复向各级领导干部讲《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郭嘉的故事。3月初，他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又向与会者推荐读《郭嘉传》。7月，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同周小舟等再次讲起郭嘉的故事，并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反复谈论郭嘉，目的是为了教育广大干部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早日克服经济困难。

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起了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故事。他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项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刘邦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历史书，并且十分注意以古鉴今，是全党学习和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读史用史，由于思想方法片面，也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如“大跃进”时期推广《张鲁传》、错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晚年评《水浒传》，等等。其中有些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原载《理论视野》2012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改写了标题）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一 学习历史，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爱好

二 毛泽东不但爱读中国历史，而且爱读世界历史

三 毛泽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四 毛泽东不仅酷爱读史，而且善于用史

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是全党学习与运用历史知识的典范

一　学习历史，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爱好

二　毛泽东不但爱读中国历史，而且爱读世界历史

三　毛泽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四　毛泽东不仅酷爱读史，而且善于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