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关于学习、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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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关于学习、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关于学习、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关于学习、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
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过“学习型政党”这样的概念，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他不仅率先垂范，而且高度重视强调全党的学习、教育和培训，为学习型政党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 毛泽东本人读书、写作的情况
毛泽东读书和写作的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终身读书，广泛涉猎；方法独特，注重交流。
（一）终身读书，广泛涉猎
关于毛泽东读书，大概有这么几个节点。
1．早年读“四书五经”、章回小说
毛泽东从8岁开始上私塾，读了“六年孔夫子”，换了六七个塾师，“六年孔夫子”实际上读了8年（中间两年辍学）。那两年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几乎读遍了当时山乡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古典文学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等。正是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知识大门，也引发了他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书里面都没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到邻县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新民丛报》，开始了解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对梁启超，他一度十分崇拜，甚至连文风都学。
2．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许多世界名著
18岁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中间当了半年兵。
19岁又继续读书，考了一系列学校：警察、商业、政法，甚至肥皂专科学校，由于他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感兴趣，中间又辍学了半年。那半年里，他专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读书，读了许多世界名著，这是他历史、哲学和文学知识增长的关键时期。后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提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
那时候他还经常站在图书馆的一幅世界地图前，从那里去找中国、去找湖南，去找韶山，发现许多过去认为了不得的地方，在这里都显得十分渺小，韶山根本就找不到，由此开始知道世界之大，打开了自己的眼界。
3．在一师系统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
读现代语文、英语、数理化，包括美术等。画一个鸭蛋加一杠，结果老师打分是一个鸭蛋加两杠。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师范，先是四师，后并入一师。
在这里，他各方面的知识大为长进。一位叫袁仲谦的老师，给他推荐了许多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资治通鉴》，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等。打下了较坚实的史学基础，具有了较渊博的国学功底，并且开始以史论今，针砭时弊。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
上学期间，他曾经利用暑假，和同学一起游历名山大川，走访古刹寺庙，考察历史古迹、风俗文化，体验乡风民俗，增广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后来萧瑜写了一本书，叫《我和毛泽东的乞丐生涯》。
毫无疑问，毛泽东读书是为了改造现实，而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纯粹的学者。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每当转战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特别注意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情况，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查阅当地的史志，作为决策的依据。
4．两次到北京，开始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毕业，年底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半年，参加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旁听了许多重要课程，认识了胡适、邵飘萍等这样一些名人，还发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后来因为驱张运动，他又来过一次北京。
在北京这个新文化的中心，毛泽东不仅接触了来自美国的新思潮，而且接受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以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著作。这些对他影响很大。
从《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即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社会。
5．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
1929年下半年，因为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毛泽东曾经一度因病休养，在福建上杭县苏家坡学习《模范英语读本》。11月重回红四军领导岗位以后，给李立三写信，要求寄书寄报，“勿以小事而弃置”。
1932年，红军占领漳州，他带着曾志等人去图书馆找书，用汽车拉到瑞金。其中就有《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
1933年11月，他把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寄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并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对列宁的这两本书，一辈子都非常重视。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常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两书，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延安时期为止，这两本书他至少已经读过三遍了。
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毛泽东非常注意看各种报纸，从上面了解需要的信息。
当年贺子珍买东西回来，包装的报纸，毛泽东都要打开来仔细阅读。长征路上，每到一处，第一件事情就是搜罗当地报纸，了解情况。1935年9月，红军到达陕北的哈达铺，他让连长梁兴初他们去找报纸，才发现陕北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决定在这里落脚。
6．延安时期，比较系统地读了各种著作，使得自身的知识也进一步系统化了
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曾多次写信、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叶剑英、刘鼎和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要他们代购各种书籍。
当时由于书籍尚少，他便支持组织流通图书馆，互相借书，一人看几天，再传给下家。
看到好书，他便向其他人推荐。如1943年12月24日，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推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的两篇文章。那时候他经常向干部推荐书籍，评点文章，如陈伯达的《墨子的哲学》《孔子的哲学》等，他都专门写信评论过。
后来，他还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了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历史书籍。他对这些书爱不释手，经常阅读，亲自批注过的就有1300多种。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读了书就像在高山上走路，视野开阔；没书读就像在黑暗中摸索，苦煞人。
这时候他读书的特点是着眼于系统化、全面性。如哲学方面深入读苏联哲学教科书，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历史学方面读了范文澜等人的著作，以及《联共（布）党史》等；军事方面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慢慢地自身的知识系统化了，也开始写系统化的著作，也开始敢讲课了。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开始读到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
当时延安有一个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对他们的活动也非常支持。当时的农村生产、兵工生产，都涉及的自然科学，因此研究的氛围也很浓厚。1941年，他还专门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指名要买一系列的经济类和自然科学类书籍。
新中国成立以后读的自然科学著作更多，如苏联科学家的《土壤学》等。
7．新中国成立以后读了不少经济学的著作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要求全党读书，主要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11月9日，他给全党写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8．晚年读了不少历史典籍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晚年毛泽东读书，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他不仅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正史极其重视，而且对野史、地方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以及明清笔记小说等，也都十分爱读。心情不好的时候，爱读《枯树赋》一类的书，心境比较悲凉。
据他自己说，光《资治通鉴》就读了17遍，并称赞该书叙事有法，写得好。
对于囊括了中华民族4000年历史的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从1952年到1976年，他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在不同时期阅读时所做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读这样一部4000万字的巨著，而且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实属少见。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时，曾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作为珍贵礼物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
晚年的毛泽东虽重病缠身，并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读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经常要求把书印成大字本，分成几册，好拿好读。遇有好书，就向全党推荐。
据统计，他个人藏书达8万多册。除大量阅读自己收藏的书籍外，他还走到哪、借到哪、读到哪。据北京图书馆的传阅记录，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
在他的卧室，到处是书，连床都被书占去一半。据身边工作人员记载：1975年8月至9月，他两次重读《晋书》；1976年初，他读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8月26日，他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他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此时离他逝世仅有24天。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
（二）毛泽东读书的方法独特，注重交流
1．喜欢采取集体读书的方式，注重讨论交流
（1）早年在一师，就参加杨昌济组织的哲学读书小组；在新民学会内组织读书，强调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砥砺学术。
（2）在北大参加过胡适组织的哲学研究会、邵飘萍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
（3）在延安时期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组织军事著作读书会，集体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4）为写作“两论”和讲课之用，参加哲学读书小组。
（5）延安整风前后，先后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中央高级学习组，毛泽东均任组长；此外还成立了中央研究组、总学委等。
（6）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起草宪法，集体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法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章。
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立了读书小组，在杭州专门学习。
2．读书的方法是兼收并蓄，但并不是食古不化
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读书方法。
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是毛泽东读书时运用最多的方法。他最反对死记硬背，也从不迷信史籍，更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而是把人物、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例如他对孔子的因人施教深表赞同，希望今天学校的教书育人也要参考孔子的经验。但他又认为：“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诗人臧克家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继承之后的创造性发展。
二是参照对比、去伪存真。
毛泽东读书，特别是读历史书籍，常常是在一段时间内几部内容相关的书同时读，互相参照，互相对比，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通过比较来找出历史的真相。例如，1957年12月，他请工作人员找来各种版本的《朱子》，比较阅读达几个月。1962年，他读完《元史》，再读《资治通鉴》，而后看《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这样对比着读，才能把一些问题弄清楚。
三是要由此及彼、辩证分析。
毛泽东认为，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读书的一大禁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主张不要下简单的判断，而要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例如，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他提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其论据是：纣王经营东南，秦始皇统一中国，曹操统一北方，这些行为对中华民族是有大贡献的。应该给以适当的评价，而不能一概否定。
四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毛泽东学习古代的书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学习外国的书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点，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些都是他在研究了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件后，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仅仅是教条地学习世界革命史，照搬苏俄的经验，而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条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五是学以致用，注重实践。
毛泽东提倡读书，但他历来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他号召全党“既要读有字的书，又要读无字的书”；经常评判赵括的纸上谈兵；非常赞赏司马迁、徐霞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实践。
二 毛泽东是怎样组织全党的学习、教育和培训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书、爱学习，而且要求全党都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组织开展全党的学习、教育和培训工作，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都要求学习些什么？
1．学习文化知识
（1）在战争年代，主张办识字班、上文化课、编教材，在苏区、边区，都亲自为当时的《文化课本》作序。
（2）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扫盲，普及义务教育，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按语》中，这方面的按语特别提突出。
（3）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要求他们学文化，送他们去上学，帮他们学习、写信；中南海办了夜校，又办了技校，今天都成了著名的大学。
2．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1）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建党思想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思想建党，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怎样改造？用什么改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
（2）反对教条主义的需要。因为“左”倾教条主义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所以他特别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3）总结中国革命战争与实践经验的需要。在延安时期，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两论”课，与王明作斗争，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也是他的理论水平突飞猛进的时期。
3．学习实际斗争和工作需要的各种知识
（1）战争年代强调学习调查研究的本领，了解中国农村和社会；
（2）进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3）分析和判断形势的本领；
（4）生产的本领、经济建设的本领；
（5）做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
（6）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要学会作城市工作；
（7）《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学习经济工作：严重的经济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置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
（8）在新政协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要学会建设的本领；
（9）1955年提出：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钻原子能的时代，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10）1956年提出向自然开战，要学一点自然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
（11）“八大”提出中央委员会要有科学家，将来要成为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
（12）1960年代又提出又红又专，各级领导干部要钻研业务，反对作空头政治家，制订工作方法60条。
（二）毛泽东组织全党学习、教育、培训的具体措施
1．创办学校、培训基地
（1）早年就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培养湖南党团干部，请老朋友李达做校长。
（2）1926年3月，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授课，组织调研。
（3）1930年2月，成立红军学校，亲自担任校长，大力培养干部。
（4）1931年秋，创立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等人谈话，强调要把学校办成“红埔”。他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道：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5）1933年8月，开办苏维埃大学，任校长，第一批就招生1500人，亲自讲课。
（6）1936年5月，成立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毛泽东提出：①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的九个月到一年。准备培养大批高级干部。②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政治、军事并重；普通科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
每次抗大结业或开学，毛泽东都去作报告、讲课，光“两论”就讲了110多个学时。毛泽东自己说是“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
他还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著名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是为抗大题写的。
（7）1937年成立陕北公学，即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毛泽东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个题词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的校风很有关系。
（8）1938年2月，成立鲁迅艺术学院；1939年又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
（9）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尤为重视，为党校的题词是：实事求是。1940年12月底，他亲自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并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
1938年12月12日，他在抗大干部晚会上对办学的情况作了一个总结。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两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
1943年8月11日，给彭德怀、邓小平等分局负责人发电报，要求各送500名高级干部、上级干部来延安学习，中下级也可以送来，犯错误的同志也行。还说：延安今年风调雨顺，可增兵二三万，接受干部一两万。
（10）新中国成立初期，制订培训计划，5年之内，一半干部参加党校培训，一半自修。今天的轮训制度实际上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2．毛泽东指导全党学习、教育、培训的第二个方法是指定学习教材
为了推动全党的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反复向全党推荐学习书目，提出学习要求。
（1）当年在新民学会就向会员们推荐书籍和学习材料。
（2）1920年创建文化书社，经常拟定推荐书目，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
（3）1926年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推荐书籍26种。
（4）在党内经常推荐学习书目，遇有好书，还直接推荐给大家。如前面讲到给彭德怀推荐关于“反对‘左’派幼稚病”等两本书，给刘少奇推荐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的两篇文章；甚至对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他都直接推荐学习书目，要求他们多学习自然科学。
当然，毛泽东推荐最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他自己读过后，觉得对指导中国革命有现实意义的。
（5）1943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干部教育问题时，说：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40本。
后来觉得40本太多，在战争年代，干部读不过来，于是压缩到6本。分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在这里，书虽不多，但“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中国革命的书籍都有了。
（6）1948年9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如果5本不够，可以选10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7）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经常向党内干部推荐学习书目。1964年2月15日，他给陆定一写信，要求大家读30本书，并把书印成大字本，线装，分册。
（8）到晚年，仍然提出要学理论，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反对林彪的天才论。强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到这时候，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已经走向了片面化、绝对化的地步。
3．毛泽东指导全党学习、教育、培训的第三个方法是编写学习材料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
为了组织学习，编写材料非常重要，当年在一师办夜学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编写教材。后来领导湘区委员会的工作，杨开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油印各种党内学习材料。这里我们仅仅举几个例子。
（1）1926年，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授课，编写教材，指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讲农民、农村问题。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出了26种，原计划出52种，可见内容之详备。
（2）1937年、1941年两次编辑《农村调查》，毛泽东专门写了序和跋，说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
（3）为开展延安整风作准备，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文献，其中收入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同时成立中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是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开端。
（4）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1～4卷。
（5）农业合作化时期，编辑《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开始书名就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供大家学习，指导各地办农业合作社。
4．毛泽东指导全党学习、教育、培训的第四个方法是成立学习小组
通过学习小组的学习交流，最容易达到学习效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前面讲毛泽东的学习方法时已经介绍了，这里不细讲。
5．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中学习运动
通过开展学习运动，集中一定的时间突击学习，来达到学习效果，是毛泽东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
（1）红四军九大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作出以后，就领导开展了一个深入的学习运动；
（2）最突出的还是延安整风运动，集中学习达两年多的时间；各地的干部通过封锁区，跋山涉水到延安进行集中学习；
（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
（4）1957年的整风运动；
（5）这些集中学习的方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如1983～1984年的整党运动、三讲运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现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
（三）毛泽东要求全党怎样开展学习？
主要是着眼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向社会求学。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先后在宁冈、永新、长汀、兴国、上杭、寻乌等地作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为农村根据地的稳固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来开展学习，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向实践学习，读无字之书；主张向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他就抗大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方法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二是了解对象。了解应当是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无字天书”。三是继续下去，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制，要反过来征服和统制环境。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对中国的情况所知极少。毛泽东为了让毛岸英多了解些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情况，在1946年2月间，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儿子：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去学另一半知识，这个大学叫“劳动大学”。他还告诉毛岸英：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学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对全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随着过渡时期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他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我们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强调党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他要求全党同志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二是要加强自然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
1958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1958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三是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兼容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自1956年起，毛泽东把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年2月16日，他在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后指出，关于学习苏联，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不久，他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有一种学习态度，就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四是视学习为“终身事业”，孜孜不倦进行学习活动。
1954年前后，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他要求参加讨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也这样做，所以特地列出一个具体书目，并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1959年12月，毛泽东为解决“大跃进”中的“五风”问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同他一起读书，组建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小组，其方式是每天下午都学习和研讨，边读边议，连续三个月，连毛泽东的生日那天也未中断。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两次发表讲话，提出了18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他说：“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仍然十分强调学习的问题，并印发了30本书，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他在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过程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从我们全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非常不够，应当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提出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领导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根本需要的要求。
毛泽东到晚年也没有忘记学习的问题，强调要学理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他强调的学习内容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河南大学等处的演讲，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修改，重拟了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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