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沈钧儒人物传,沈钧儒生平事迹,沈钧儒评价

Posted 2022-05-08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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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沈钧儒人物传,沈钧儒生平事迹,沈钧儒评价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生前曾任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一生经历了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新中国四个时代，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

不为功名只求救国

沈钧儒，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苏州盘门城内新桥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曾祖父沈濂是清朝进士，做过镇江知府;祖父沈玮宝曾是苏州知府;父亲沈翰曾任江苏候补知县。他虽生在官宦世家，但由于祖、父亲为人正直，清贫自守，家境并不富裕奢华，且常有窘困，甚至典当度日。

沈钧儒自幼聪颖好学，4岁时就跟着母亲学识了许多字，6岁始进私塾从严师诵读经书。他颇喜诗赋，7岁时就能指物成诗，13岁时巳积诗成帙，16岁考中秀才时，词赋列为第一。他对古奥艰涩的八股文不感兴趣，曾有一阵子酷嗜旧小说，常常彻夜不眠地读。当他15岁第一次考秀才未中时，觉得是旧小说误了他，便把所存五六百本小说以火焚之，并立志不再看。实际上，这些旧小说除去荒诞不经、封建糟粕的一面，也还对他活跃思想、了解社会事情有所裨益。

他丢开了旧小说，却仍不喜欢束缚思想的八股文。“老师要我读什么书时，但我总要偷看其他书籍”①。他潜心研读了《朱子》、《小学》、《陈宏谋遗规》、《曾子正家书》、《求阙斋日记》等，深受宋代理学和清代文人思想熏染。儒家学说中仁民爱物、积极入世、崇尚气节、慎独克己等思想渗入到他的人生哲学中。16岁时开始力行袁了凡的“功过格”。每晚入睡前，自省一天的言行，“检讨身心，改过从善”，注重个人修养。

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特别从祖母和父亲那里受到良好的影响。他曾回忆： “说到我的祖母，真形容不出她的伟大。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祖母常常喜欢和穷人们谈，有时就在窗口送他们衣服，他们病了，亲自给开药方、买药。有时他们害肿毒，祖母还给他们挤脓、贴膏药。后来找她的人渐多了，那时我家很穷，祖母卖了皮袍来进行这些善事。她终年终月终日地帮助人家，可是我从来未听祖母说她曾帮助过人家，好象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做的圆满过似的。”②他的祖母病逝时，“当地的穷人

们也几乎没有一个不痛哭的，他们感到从此已失去了一位仁慈的救助者。我从此感到，世上的苦人这样多，我们应该给他们帮助，不要只顾自己。”①他也曾回忆父亲“教育我们的是：和平、整洁、勤俭以及爱惜物力。这几点家教，在我日常生活中，数十年如一日”②。

沈钧儒少年时代还从旅行游历中多有获益。9岁时，他随父奉差常住无锡，还去过上海。13岁时曾随父在太湖中的洞庭西山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畅游72峰等名胜，在秀美的山光水色之中吟诗作赋，陶心冶性。第二年，曾随祖父游历了江苏的石公山，并返回原籍嘉兴秀水应童子试。以后几年，父亲常在吴淞、宝山、震泽等地任职，他总随同游历各地，丰富对社会民情的了解。他后来曾以这种经验告诉青年： “读万卷书之外，还要行万里路”，因为“行万里路，不仅足以开拓心胸，扩展视野，而且更可以在行旅中调查各地风俗习惯、民间疾苦，看到许多事实，增加对现实生活的认识。”③

1894年，沈钧儒与吴县名士张骧之女张象征(字孟婵) 结婚。张孟婵是个善良贤慧、知理明义、勤奋好学的女性。就在这一年，中日战争的炮声，打破他的安谧和宁静，他开始关心时事，常读上海报刊。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他所居住的苏州，亦照列强要求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一切，使他深受刺激，为外患日深、国势日衰而忧虑，爱国思想萌发。康有为在北京联合千余举子 “公车上书”的消息传来，吸引了他对维新思想的注意。他开始研习“变法图强”的新学及时事，看一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刊，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等等，逐渐接受了康、梁思想的影响。这时，他痛感自己历年潜心诗赋多为无用，毅然将积存的诗稿“悉自焚去，嗣后遂不多作”①。

1900年，沈钧儒的父亲病故，家境更为困窘，他遂离开苏州前往西安，投奔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的叔父沈卫，在叔父住所当文书。是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百姓被残酷杀害，国宝被疯狂掠夺，《辛丑条约》规定向列强赔偿白银4.5万两，西太后和光绪皇帝逃避西安。他耳濡目睹这国难国耻，悲愤到了极点。他苦思瞑想：难道有4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大中华就这样任人欺侮? ! 他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但还不能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悟出应有的教训，认为要救中国关键是要重整朝纲，立宪变法。因此，他以宣传维新思想为己任，在他任职的三原，创办了一所新式印书馆，大量翻印康梁的书刊和出版具有新思想的于右任等人的文章。为此，曾触怒了陕西抚台，遭致责难，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办馆，宣传维新。

1903年，沈钧儒29岁，赴顺天府应乡试中式举人。第二年，赴汴梁应甲辰科会试中式贡士，再赴京都殿试被录取为二甲第75名，成为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他在殿试的策论中向朝廷提出“整吏治、定兵制、修财政、育贤才”四项主张，认为“四者皆自强之要，根本之图，果能张弛得宜，则郅治可期也”②。从中可以看出他忧国忧民，苦思焦虑，图谋变革的思想。沈钧儒取得“进士出身”后，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他本可以从此跻身仕途，重兴家业，光耀门楣，但是，他这时对进京做官已毫无兴趣，为了寻取振兴国家的出路，他决然放弃了仕进之机，选择了一条波翻浪涌的道路。

东渡日本致力立宪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延续其统治，打出了“实行新政”的招牌，其中有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之举。国内出现了一股东渡日本留学的热潮。1905年7月，沈钧儒以新科进士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他出于立宪救国的愿望，放弃了原来想修自然科学的打算。1904年的日俄战争，小小岛国日本居然战胜了庞然的沙俄帝国，在他看来，这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他希望中国能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求振兴。

留学日本是沈钧儒一生思想发展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新式教育，领略了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越出了传统知识的狭小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具有新知的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正式投身于清末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当时的东京，云集了来自中国各方面的学者名士，思想杂芜，团派林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各个小团体已联合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大倡革命。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之间，正进行着一场规模宏大的论战。他所在的法政大学同学中，既有倡言革命的同盟会要角汪精卫，也有鼓吹保皇的康有为弟子孔昭焱，还有在这两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杨度。留学生们常聚在一起纵议国事，各抒己见，争执革命与改良孰为救国佳径。沈钧儒对各派主张都感兴趣。他常与光复会的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等浙江籍名士接触，与章炳麟过从尤密; 但他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人物则有着更深的关系。他虽然同情革命，但这时的主要政治倾向是改良主义的。他多年所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他科举连捷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和平温厚的性格，都使他还不能完全接受激烈的革命主张，还不能彻底打破对清朝廷的幻想。因此，他热心于立宪救国的主张和活动。他曾回忆说：“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我留学日本时，在书摊上买到一本片刚健吉的《立宪运动史》。他是一位苦心地从事日本立宪运动的人，我看了很受感动。后来又碰到一位王先生在日本一个旅馆里召开了一个会，我们好几位朋友也参加了。结果倒是我们几位当了选，王先生反而落选。这样，我们就决定回国发动立宪运动。不久，又找到梁启超先生，征询他的意见，他说： ‘太早了，不会成功的!’ 我回说： ‘在有了成功希望的时候，又何用我们奔走?’梁先生也没有说什么”①。

1906年9月，清政府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不久，江浙绅士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这个组织中有些人是沈钧儒的好友。他在日本闻讯，立即兴冲冲地回国。途经青岛、济南到北京，在虎场桥的浙江会馆逗留经月，了解到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不过是空洞的许诺，毫无诚意实行。于是，他怅然折回东京，继续求学。

这次失望并没有稍减沈钧儒对宪政运动的热情。他一边紧张地学习，一边为宣传立宪主张、建立立宪团体而奔波。继梁启超在东京成立立宪派的政闻社后，他和杨度、熊范舆等人，于1907年夏在东京成立了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这个组织“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旗帜鲜明地将“立民选议院”作为其奋斗的目标①。这年5月，他已完成在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学业，不久回国。船抵天津后，一上岸即为密探包围，幸得他的内兄张一磨向袁世凯疏通，才免遭迫害。他接着到北京，与杨度、熊范舆等一起从事宪政运动。是年10月，他与熊范舆、恒钧、雷光宇等人领衔，向清政府上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指出：设立民选议院，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非上下同责任，则国力不厚，无以御外侮而图自存，非人民参与政权，则国事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舆望”。请愿书详述了召开国会的理由和国会应有的职责，说明： “治国必提其纲，振裘必挈其领” ，“民选议院设立，则纲领既得，国家一切政务自有可以解决之道”。请愿书还警告说：“夫今日之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立，内部革命蜂起，若不加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即欲行今日之计，亦不可得”②。请愿书上呈，同时在《时报》发表。清政府内顽固派张之洞以民选议会与国体不符、民权增大会使君权缩小为由大加反对; 但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纷纷响应，相继上书朝廷，要求速开国会。不久，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又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这样，沈钧儒等的请愿书为立宪运动转入翌年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开了先声。

作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清政府在1907年决定，在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之前“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 ;又下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谘议局。第二年6月，宣布了谘议局章程，规定各省都要在一年内把谘议局成立起来。沈钧儒曾于1907年底再去日本从事宪政运动，1908年4月回国，在北京与杨度、熊范舆组织宪政讲习会活动。这年8月，浙江巡抚增韫奏请中枢，任命沈钧儒为浙江省谘议局筹办处总参议。沈回浙江后，一方面从事谘议局筹办事宜，同时还与阮性存、诸辅成等发起了立宪国民社，以推动浙江的立宪运动。他还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即校长) ，聘许寿裳为教务长，周树人 (鲁迅) 等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为教员，对学校进行了整顿，使学校管理和教育大为改观。1909年9月，浙江谘议局正式成立，沈钧儒以多数票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谘议局本是清政府用来装璜门面的谘询机构，但立宪派则力图使它成为一个申张民意、监督政府的合法阵地，提出了大量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议案。在浙江谘议局第一届常会上，沈钧儒提出了《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地主权案》，指出上述地区均非通商口岸，外人在此置地造私房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举动，要求当局严令禁止，并收回外人巳置房产①。这表明了他对祖国主权的关心和维护。他还在嘉兴与陶慧斧发起了谘议局议决协赞会，以促进谘议局协议案的贯彻落实，防止官僚们不真正实行。

鉴于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时间定为九年，资产阶级立宪派坚持发动“速开国会”运动。1909年末到1910年，在立宪派巨子张謇为首的江苏谘议局发起下，各省议员代表三次赴京请愿，要求早日召开议会。1910年2月，沈钧儒以浙江谘议局副议长资格，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紧张的活动。他于8月出席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准备提交资政院的速开国会案。10月，请愿在资政院开院之际掀起高潮，出现了数千人卷入的热烈场面。腐朽的清政府对此十分惊恐，竟然以暴力镇压，不久更倒行逆施，成立了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们感到绝望，放弃了对朝廷的眷恋和幻想，纷纷另谋前途。沈钧儒从这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中，彻底认识了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请愿速开国会更是徒劳，不能再指望清政府实行立宪政治了。在中国历史急剧转折的关头，他的立场转变了。

转向革命坚持护法

沈钧儒回到浙江，开始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这时，浙江光复会的重要人物正在秘密加紧革命准备：一面与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地秘密会党联系，一面对浙江的新军进行鼓动工作，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他参加了光复会的革命活动，特别在教育界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秘密联络工作。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革命党立即筹划起义，在杭州设秘密机关，日夜会商举事以及建立新政府事宜，沈钧儒参与其中，与诸辅成、陈时夏等负责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布告等。起义的前一天，沈亲赴抚院，要求增韫拆毁旗营城墙，将满人编入汉籍，宣告独立，以免惨杀，但为增韫拒绝。11月4日晚，起义枪声打响，一夜间杭州光复。第二天，建立浙江省军政府，浙江立宪派领袖、著名士绅汤寿潜由沪归杭就任浙江都督，通电全国，宣告独立。起义时，沈钧儒亲自到谘议局，降龙旗，升白旗。

浙江光复后，沈钧儒在省都督府任临时警察局局长，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汤寿潜就任都督后，因害怕革命蔓延，立即向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妥协。由于汤接受了旗营协领贵林的假投降，贵林父子图谋利用残余力量组织叛乱。经告发，逮捕了贵林父子交军事法庭审讯，沈钧儒参加会审，断然判处贵林父子死刑，立即执行。在沪办事的汤寿潜闻讯，匆忙赶回责问沈钧儒，沈严正答道： “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①。汤只好作罢。这次对复辟势力的果断处置，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对于外国列强，沈钧儒也毫不容情。汤寿潜曾下谕，“外人之生命财产，亦宜切实保护”。英人梅藤根就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地设立英国侨民住宅区，如租界一样。沈钧儒将这一无理要求驳回，并警告他不许乱来。梅藤根请沈到他家里，茶点款待，竭力恭维，企图拉拢软化。沈钧儒则当面严词拒绝他的圈地要求，并派警察在保俶塔一带加强巡查，终使梅藤根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2年1月，浙江省临时议会成立，沈钧儒被选为省议员，参与制定《浙江省临时约法》。2月，他被委任为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任内对全省学校规章制度多所兴革，如，为普及教育，对学龄儿童进行了调查;又为学生升学，研讨小学与中学学年的衔接问题;为整顿教学秩序，通令各校教员不得无故旷课;计划建设图书馆、公共体操场等文化设施。他曾回忆，在整顿浙江教育时，因“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遭到嫉恨。怕下台的那些校长就是当地绅士，绅士是‘万能’ 的;然而我却不管这些，担任法学院校的必须学过法的，担任商学院的必须学过商的。他们被撤换后便造谣毁谤”①，沈钧儒则坦荡行事。

是年5月，他经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8月，又参加了柳亚子等人创立的南社。这时，孙中山已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参议院在袁的掣肘下迁往北京，资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维护革命成果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沈钧儒和革命派站在一起了。

1913年初，沈钧儒由浙江议会推选为第一届国会浙江省候补议员，4月赴京参加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常会。这时，狡诈毒辣的袁世凯害怕国民党组阁而暗杀了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同时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并进一步向国民党的南方势力开刀。孙中山、黄兴在上海发起讨袁运动，即“二次革命”。沈钧儒在北京亦与褚辅成、张耀曾、谷钟秀、刘崇佑等发表宣言反袁，以贯彻民主精神，拥护约法为职志，并极力反对袁向帝国主义银行团大借款。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员参众两院议员资格，为复辟帝制做准备。沈钧儒毅然表示反对。袁世凯对反对者大施迫害，将八个议员在离京南下途中逮捕关押，其中有沈钧儒的多年好友褚辅成。沈在危险中逃离北京，回到南方。这时，浙江都督朱瑞甘当袁世凯的走卒，沈见时局日非，遂辞去新任各职，寓居杭州，同时与坚持反袁的李烈钧、李根源、张耀曾等经常联络，运筹反袁斗争。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激起了全国的反袁浪潮。4月12日，浙江省宣告独立，赶走朱瑞，与西南护国军采取一致行动，成立都督府。沈钧儒复出，任都督府秘书，协助新都督吕公望谋划军政方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 。不久，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临时约法，召开旧国会，南北重告“统一”。沈钧儒曾作为浙江省代表到北京商讨国策。

1917年初，沈钧儒的挚友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入阁任司法总长，并函邀沈钧儒北上任司法部秘书，沈欣然从命抵京。张耀曾和沈钧儒在日本留学时就夙相交契，民国初年曾一同发起建立过统一共和党 (后合并入国民党) ，1913年袁世凯破坏约法时，他们又参与发起了民宪党，以“贯彻民宪精神，厉行立宪政治” 。1916年11月，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成立了政学会，主张一承国民党精神，特别注重发扬民主与厉行法制，认定“唯民主可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方纳庶政于轨物”①。沈钧儒本是学法律出身，尤注重国家的宪政法制，认为只有走上法治之途，才能防止军阀干涉国家。政学会的主张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到京即加入了政学会，此后几年的政治活动就与政学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担任司法部秘书一职，主要任务即代表张耀曾出入国会，参加政学会的活动。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发生“府院之争” ，段为取得日本借款，唆使督军团、公民团包围国会，威逼议员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公愤。1917年6月，沈钧儒随张耀曾辞去司法部职以示抗议。不久，北京上演了张勋复辟丑剧，段祺瑞乘机轰走张勋，独揽大权，拒不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组织护法军政府，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邀请旧国会议员到广州开会。张耀曾、褚辅成等国民党国会议员纷纷前往，沈钧儒亦南下。

1918年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沈由第一届国会候补议员递补为国会议员，赴广州开会，并留下来参与政治活动。这时，孙中山因受西南军阀排挤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之职离开广州，护法军政府实已为西南军阀和政学会一派所把持。沈钧儒仍然怀着“护法”的热诚，为反对北洋军阀势力而奔走，常往来于广东、福建、浙江之间，曾到鼓浪屿、漳州等军事重地，策划浙军援闽，支持护法军政府的军事行动。1919年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他在广州提供建议，坚决主张不能牺牲护法原则乞求和平。1920年，他曾一度出任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

1921年，广州政局发生变化，沈钧儒回到上海，从事著述，翌年春担任了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主笔。张耀曾为该报社社长，张季鸾为总编辑。沈在《中华新报》上以“宪生”为笔名，撰写了多篇社论，检讨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不能实现的原因，认为最大的病根在于“迷信势力硬要统一”，或拥袁，或拥皖，或拥直，造成“集权主义之弊”①;而其更深刻的历史渊源，是“吾国政治素重人治，而人民对于政治亦素无感情，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欲救其弊，惟有致力于立法之事，使一切组织从新更始，悉依法而立”②。他鉴于民国以来军阀们屡次毁法坏法的教训，寄希望于人民，指出“政治之根本，决在民力”③，“无论对于立法机关与政府，仍必赖国民有力之监督为其后盾”④。而欲做到这一点，“应亟普及国民政治教育”，以改变“全社会之人终日昏睡麻木不感觉问题”⑤。他还认为社会改革之所以不见成效，病根又在作为国家组织缩影的家庭，还保持着封建家长制的恶俗，“家庭问题实在是社会问题中最紧要的根本问题”。于是，他撰写了《家庭新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旧式家庭的崭新主张。该书先连载发表于《中华新报》，以后正式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起到了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作用。

这个时期，他还就“联省自治”问题发表言论。当时，“联省自治”之议勃兴。一部分知识分子鉴于军阀长期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武力统一无期的状况，提出通过制定省宪实行各省自治，进而和平统一全国的联邦制设想。这一设想为各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对抗直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所利用，大加赞助，使“联省自治”风行一时。沈钧儒认为，“联省自治”不啻为“根本而且永久之救国要策” ，中国现在之弊病，如国家不统一，军人干政，地方之政不举等等，“惟联省主义则为对症发药，可以根本革除之”①。与地方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行巩固自己统治之实所不同，他把制定省宪，“代人治以法治”，看作“联省自治”的关键，认为只要广泛宣传，普及政法教育，唤起人们宪政觉悟，“联省自治”就可以实现②。因此，他热心参加了褚辅成在沪发起组织全浙公会，谋浙江自治的活动，参与起草浙江省宪法，并编撰了《宪法要览》、《制宪必携》等小册子，为省宪运动大做宣传。

1922年春夏，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打败奉系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权。为笼络人心，决定恢复旧国会。沈钧儒是旧国会议员，又抱着实行宪政的希望到了北京，被委任为参议院秘书厅秘书长，并被推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制宪工作。其时，政学会一些人重聚北京，于次年在京召开改组大会，重建组织机构。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任总务，沈钧儒被推为教育股股员。

1923年6月，曹锟逼走大总统黎元洪后，在英美支持下，以5000元到10000元一票的高价收买议员，贿选总统。因沈钧儒是参议院秘书长，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他极尽拉拢收买。但被沈钧儒断然拒绝，并对这种违法丑行加以揭露抨击。曹锟下令抓他，他被迫又一次逃离北京。到上海后，他与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主张“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助长了全国的反直浪潮。随后，他在上海执律师业务;同时，十分关注浙江省制宪运动，常往来沪杭之间，曾与褚辅成等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任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由于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而失败，皖系段祺瑞出为临时执政，摆出一副维护法统的面孔，检举贿选议员，沈钧儒因此回到北京。这时，孙中山为促进召开国民会议北上到京，不幸于1925年3月病逝。段祺瑞为抵制召集国民会议，悍然召开“善后会议”。沈钧儒则与返京的议员自行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段祺瑞竟然于4月24日下令取消法统，使国会议员失去法律根据，非常会议亦无结果而散。

沈钧儒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里，为实现共和宪政的理想，煞费苦心，奔走南北，迭遭挫折，不屈不挠。但是他的一次又一次希望都化为泡影，一次又一次努力都归于徒劳。他终于认识到，在北洋军阀势力下要实现共和宪政只是一种幻想。他的目光转向了国共合作下掀起了大革命高潮的南方，寄希望于南方。

参加北伐再遭打击

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所向披靡。北洋军阀政府日暮途穷，益趋反动。9月，沈钧儒离京南下，回到上海。10月下旬，北伐军占领江西和福建，两路东指，克服浙江已成定局。由中共党员宣中华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着手进行北伐军进入浙江后的政权机关组织准备，与在浙江深孚重望的褚辅成、沈钧儒建立了联系，确定了包括褚、沈在内的浙江政务委员会成员名单。宣中华经中共江浙区委同意，去南昌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报告了浙江省新政权成员名单，并获批准。11月初，在上海全浙公会处召开了经蒋委任的浙江省政府各委员会议。委员们决定先到宁波成立省政府，因为驻在浙东地区的浙军第一师师长同褚辅成、沈钧儒有一定交情，并准备投向北伐军。会后，委员们即启程前往宁波。抵宁后，正打算宣布新政府成立，传来原占据在钱塘江西岸的孙传芳部队已向宁波开来，浙军第一师准备撤走。于是，委员们决定暂时分散，待北伐军到浙后再行集中。沈钧儒遂与褚辅成一起回到上海。

其时，由于孙传芳部队主力被歼，奉鲁军张宗昌部乘机南下，上海工商学各界群情激昂，纷纷发表宣言，一致提出：拒绝奉鲁军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继而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11月14日，沈钧儒和蔡元培、褚辅成等发起成立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开展自治运动，以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盘踞东南，支持北伐。三省联合会还参加了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组成的上海市民公会，协同开展自治运动。沈钧儒曾发表文章《联省民治谈》，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可以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并可以防止军阀官僚借“自治”谋私利①。中共当时认为，这场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三省联合会有广泛社会影响，遂采取支持态度。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市民公会中设党团组织，由林钧为党团书记，力争推动市民公会召开市民大会组织市政府，如不能实现，则将市民公会作为上海的最高团体。12月6日晚，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钧儒、王晓籁、林钧三人为常务委员，沈为主席。12月12日，市民公会原定召开市民大会，因上海戒严司令部宣布禁止，遂改成团体代表会议，上海300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了会议。沈钧儒在会上宣读了通电。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1) 如上海不划成特别市，不实行市民自治，市民誓不纳税;(2)坚决拒绝奉鲁军南下;(3) 委托市民公会组织特别市市政府①。在市民公会中，上海党组织与上海中小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各派头面人物有了直接接触，沈钧儒也在市民公会中与我党有了进一步接触。市民公会活动为后来上海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入杭州。沈钧儒与褚辅成几经辗转，于20日抵达省城，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褚辅成代理省主席，沈钧儒任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中华则主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实为浙江省新政权的核心。沈钧儒努力工作，细致周到，把政府的日常事务处理得有条有序，与宣中华等共产党人配合默契。浙江省政府成员按当时的政治态度、社会地位，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宣中华、查人伟等为左派，张静江、蒋梦麟等蒋介石的亲信属右派，褚辅成、沈钧儒等以浙江地方绅士身分参加政府，可算是中间派。随着工作深入，左派和右派在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等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且日益尖锐。以南昌为大本营的国民党右派纷纷来浙进行阴谋活动，制造摩擦，破坏工农运动。原来和左右两派都没有关系的沈钧儒和褚辅成，主持正义，明辨是非，自然地靠拢宣中华等左派，坚决主张反帝反封建，支持工农运动，而决不同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

北伐军占领南京、进入上海后，蒋介石策划发动反共政变，浙江是阴霾四布。沈钧儒、褚辅成知道很快就有决裂的一天，十分关心中共方面的方针和准备，常与宣中华等商量时局和应变对策。

4月11日清晨，把持了杭州市公安局的黄埔系反动分子章烈发动事变，在“清共”的口号下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积极分子，封闭和接管了省党部和总工会、学生会、妇女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包围了省政府。代理省主席宣中华不久被害。4月14日，沈钧儒和褚辅成、查人伟，也被反动派非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小楼上。省政府委员庄崧甫了解到反革命派阴谋杀害褚辅成和沈钧儒，出而保护，当面怒骂反动分子是“无耻政客，戕害忠良”。因为庄是蒋介石的同乡和幼年时的教师，反革命派闻言才不敢对褚、沈下毒手。庄又专门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力说褚、沈二君是浙江名宿，众望所归，杀害此二君，将何以见故乡父老?蒋当然也知褚、沈在浙江的名望，也完全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就故意装着不知道他们被拘禁之事，下令浙江方面释放褚、沈二人。电令发出后，褚、沈二人被“护送”到南京，住下关交通旅馆。蒋派他的副官马文东去看望了他们，表示慰问，并嘱他们回上海休息。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浙江省政权被国民党反革命派取而代之。沈钧儒在杭州被囚禁了七天，险遭杀害。以后，他写《楼居七日记》，记述了这次被捕的情况。他在短短两个月的国共合作中，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发和影响，开始认识到中共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终于在黑暗的摸索中见到一线光明。

在黑暗中追求进步

沈钧儒恢复自由后，于1927年4月下旬回到上海。不久，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

上海法科大学 (1930年改名为上海法学院) 是章炳麟、于右任、褚辅成等人于1926年创办的，最初聘董绶经、潘大道为正副校长，褚辅成为董事长，沈钧儒为校董事。1927年10月，副校长潘大道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董绶经也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事会遂推举褚辅成为校长，沈钧儒为校教务长。沈任职后，开始苦心经营这所私立大学，力图以此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以法治国的人才。他不仅在学校管理上实行民主，如财务的管理，每月都要把全校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布一次，而且在学校教育上主张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只有将各派不同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真知，“一切真理都应从事实的比较中求证。”因此，他不顾国民党反革命派掀起反共高潮，迫害进步学者，对文化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反动政策，大胆地聘用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进步教授，如李剑华、潘振亚，潘大逵等，并容许他们在讲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课，以致可以抨击国民党反革命派反人民的暴政。学校还开设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课。他主张学生可以自由讨论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组织团体。他曾对学生说： “法律上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学生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如果只是埋头读书，不研究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培养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呢?只有把国家大事进行讨论研究，互相切磋，集思广益，才能够找出挽救国家的正确方向，提高学生的认识，将来为国家出力。所以对学生的任何政治活动都不要加以干涉。”①当时学校学生按政治态度、学术观点和兴趣分别组织了几个学会团体，有进步学生组成的社会科学社，这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也有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背景的右派学生组织的法学会。进步学生组织开展的活动，往往受到当局刁难，但他总是给予积极支持，帮助提供活动条件。由于他的态度，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也不敢过分嚣张。遇有进步教师和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他总是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尽力营救。为此，国民党当局逮捕他的学生最感头痛。一发现抓到的是他的学生，就赶快往苏州和杭州的监狱转移。沈钧儒知道后便亲自赶往那里和当局交涉要人。他对穷苦学生总是充满同情，关怀备至。有的穷学生缴不起学费或住宿费，找到他，他便批条子予以免费，或自己掏腰包救济。他虽然主办的是私立学校，但比起当时的国立学校，有更多的穷学生得到免费的照顾。他学问渊博，思想民主，宽厚仁慈，主持正义，深得进步师生的尊敬和爱戴。每当他从住处沿着虹口公园步行到学校，途中总有些学生前后左右拥着他走。每星期一的学校纪念周，有他出席讲话，人们就踊跃参加，挤满大礼堂，而他不出席时，纪念周就变得冷冷清清的。《上海法科大学戊辰年刊》记载： “沈教务长任职以来，朝乾夕惕，勤劳无间，一意以学校之事为事，学生之心为心，虽星期例假，亦复来校办公，且由寓到校，相距有二里许，从安步当车亦不以为苦，一切设施，事必躬亲。”

1928年5月 “济南惨案”发生，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暴行和蒋介石对日屈辱政策极为愤慨，上海法科大学师生亦同仇敌忾，掀起反日宣传运动，沈钧儒热烈支持。他拿出钱来资助学生出版反日刊物，组织学生分头到各处开展反日宣传，还亲自带领一部分学生到当时的闹市区南市十六铺，站在一条长板凳上发表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同胞的罪行，激励群众爱国情绪; 宣传后又发动同学上船检查日货。

沈钧儒从1928年起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办案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以保障人权为己任，同国民党当局恣意践踏人权，迫害进步力量进行斗争。他不避艰险，常为政治犯或冤狱进行辩护，对无力负担费用者，不仅自尽义务，还常常要自贴费用。这时期，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触越来越多，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常常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需要为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而奔走。1932年秋，法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朱剑农在杭州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逮捕，关进杭州法院的监狱。沈钧儒闻讯后，立即由上海专程到杭州探监，以律师身分多方设法营救。三个月后，他听说朱被“起诉”，即又赶到杭州为朱聘请辩护律师，参与研究出庭辩护问题，同时也为被“起诉”的另一位法学院学生请了辩护律师。

1933年1月，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派对进步人士的非法拘禁，酷刑逼供和残暴屠杀，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沈被推为同盟上海分会的法律委员。他从法律角度配合斗争，参加了许多营救政治犯的活动。是年3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廖承志、陈赓、罗登贤、余文化、谭国辅等五名共产党员，消息披露之后，同盟立即组织营救，廖承志先被营救释放，但陈赓等四人却被解往南京，羁押于军事监狱。4月3日，同盟开会决定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七人被选为委员，并决定推派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四人为代表晋京，设法营救。沈等四代表于5日到南京，立即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 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二)废止滥刑; (三) 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①;并要求立即释放陈赓等人。他们还去监狱看望了被国民党当局无理监禁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活动极为忌恨，竟然于是年6月18日指使特务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举行公祭，国民党特务放风扬言要在这一天暗杀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然而，同盟成员置生死于度外，毫无惧色。宋庆龄、蔡元培等亲自出席吊唁;鲁迅出门时不带钥匙，视死如归;沈钧儒在这一天也冒死赶到会场，吊唁死者。由于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在杨杏佛死后，民权保障同盟被迫中止了活动。但沈钧儒和许多同盟成员一样，并未就此屈服。他继续以律师的身分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营救。

当时，国民党为加强其法西斯统治，对进步活动百般镇压，特务捕人是家常便饭，即使不是共产党，只要是接近共产党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的人也在所难免。上海法学院有个学生叫李哲明，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发表一些文章抨击当局，先后曾八次遭中统特务逮捕。其中1934—1935年间的三次被捕，沈钧儒都参加了营救。他凭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写信证明李哲明是一个好青年，表示愿意担保。李哲明出狱后沈钧儒留他在学校教务处工作。

1933年底，正值福建事变之际，国民党在上海进行大逮捕，一个晚上抓走了六七十个大学生和教授。上海法学院的李剑华教授也同时被捕，起初被关押在警察局看守所。沈钧儒知道后，亲自于当日夜间到看守所给他送去被褥。后来，李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沈钧儒又为此到处奔走设法营救。1934年3月，沈钧儒和褚辅成联名将他保释出狱。就在李钊华出狱的那天，沈钧儒夫人张孟婵在凌晨因患急性肺炎去世，沈钧儒素与夫人感情深笃，此时万分悲痛，但他抑制着自己的悲伤，打电话告诉李夫人胡绣枫，说他如约陪胡绣枫前往龙华司令部接李出狱。胡劝他不必再去了，料理夫人后事要紧，但他执意要去，使胡绣枫感动万分。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钱俊瑞，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回忆： “1934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气氛里，我们约请二位著名律师，在中国银行的一间工作室里，商议营救两个被捕同志的事。张志让律师先几分钟到，接着一位个儿矮矮的美髯长者准时来到，他就是年方六十、我们久已钦仰的沈钧儒先生。我们向二位律师汇报了情况后，张志让先生想要讲话，沈衡老抢先象个壮年汉子似地，捋一下胡子，拍拍胸脯，带一点嗫嚅的话音，说： ‘两个爱国的革命健儿让他们非法抓去，哪行?! 一定要让他们放出来! 由我包了，你们放心! ’ 多么正气凛然，干脆利落的爱国老人呀”①!

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反革命派残酷迫害进步力量的黑暗岁月里，沈钧儒依然追求着真理与正义，追求着民主与光明，这就使他没有向当权的国民党趋炎附势，没有向横暴淫威屈辱妥协，而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一步步地靠拢了中国共产党。这意味着，他走上了一条更艰难而前程更宽广的道路。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很快沦于敌手。山河破碎，寇氛日深，国难当头。沈钧儒忧心如焚。他不顾年届六旬之躯，热血沸腾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2年初，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驻沪领事取缔抗日团体的要求，不久被封闭。而国民党政府的卑躬屈膝并没有满足侵略者的野心。1月28日，日军向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进攻。19路军奋起抗击，上海人民同仇敌忾，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高潮。沈钧儒精神抖擞地为支援前方，鼓动后方日夜奔忙。他亲自跑到前线去慰问抗敌将士，视察战况，根据前方需要在后方组织支援。他还穿上军装，带领法学院师生参加抗日军训。2月3日，上海法学院校舍在日军的炮火中焚毁。沈钧儒一方面组织学院暂迁外地办学，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界民众反日救国组织的活动。上海军民孤军奋战了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次更换主帅，死伤万余。但是，他最后还是失望地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破坏，并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淞沪抗战换来的只是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沈钧儒和上海律师公会同仁李次山等，推动全国律师公会于11月14日在沪召开临时执委会，会议议决：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国联和国内各公团，坚决反对伪满洲国成立;责成沈钧儒等起草文稿，并通函各地律师公会积极向律师同仁发起募捐，尽力援助东北义勇军，约集各地民众团体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这次会议充满了抗日爱国的气氛，沈钧儒等成了全国律师界抗日救亡活动的带头人。

1933年初，日军又犯山海关。沈钧儒想到山海关是我国心脏的大门，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无论如何是丢不得的。为此，他竟然只身离开上海，风尘仆仆赶到战火纷飞的山海关，以他的行动去鼓励抗战将士。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由一个青年陪同，在两军对峙、敌情紧急的情况下，翻过重重战壕，爬到山海关城楼边去瞻仰“天下第一关”匾额，不禁流出悲怆的眼泪。但是，他身心系念的山海关，最后还是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断送敌手。

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面前步步退让，对内却加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迫害革命者和爱国者。国难深重，救国无门，沈钧儒的心日夜被煎熬着。他把殷殷的爱国之情，熔铸在他的诗中。1935年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 “新生案件”。因为《新生》周刊刊登了易水 (即艾寒松) 写的杂文《闲话皇帝》，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无理抗议，说是“侮辱天皇，妨害邦交”; 国民党政府便恬然遵命，封闭了《新生》周刊，逮捕了该刊主笔杜重远，通缉作者艾寒松。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出庭为杜重远辩护，斥责日本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根据本国法律宣判杜、艾无罪。国民党法庭最后还是将杜重远判了徒刑。沈钧儒在悲愤中写了《我所爱之国》一诗：

一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

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

你到哪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

国之为物兮，

听之无声，

扪之无形，

不属于一人之身兮

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

求此心于何从兮，

我泪淋浪其难禁。

他自记道： “当新生案件宣判之第四日，我从杭州返沪车中，以铅笔写此诗于报纸角上，随吟随写，泪随声下，湿报纸”①。从诗中，可以听到他从心底里发出的爱国呼号和对卖国者的控诉。

1935年10月，著名爱国记者戈公振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带病由苏联返国，不久病逝于上海。邹韬奋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记述戈公振在临终前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钧儒读了悼文，不禁泪如泉涌，当即写了四首五言绝句： “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文》，诗是这样写的：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诗的最后四句，一连叠用了四个“我是中国人”，竟完全不顾旧体诗的格律，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他后来说，这诗的“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仍为此五字，再写，仍为此五字，写竟，泪洒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①。这首炽热哀壮、别具一格的诗，在当时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激发了不知多少人的爱国心、自尊心和责任心，使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组织救国会运动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它如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也使沈钧儒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义无返顾地站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中国文化总同盟 (文总) 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爱国知识分子常以读书会、报告会、聚餐会、时事座谈会等形式聚会，讨论时局和救亡途径，沈钧儒总是热心参加。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沈钧儒备受鼓舞，立即和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周新民等人相约，在生活书店以“聚餐会”名义集会，讨论决定发表一个宣言，与一二九运动遥相呼应。这就是12月12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沈钧儒等270多位著名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在上面签名。宣言指出：“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 ” “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 ”宣言对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表示 “十二万分的同情，”进而指出： “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①。宣言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一，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协定; 二，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 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五，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 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 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八，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贯彻上述救国主张。

在文化界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沈钧儒还发动上海各界开展广泛的签名运动。胡子婴曾回忆她当时在妇女界组织签名后第一次见到沈钧儒的情况： “我听说这次签名运动是一位沈钧儒律师发起的，我从电话簿里查到了他的电话，约他在上海重庆南路一家叫胜利饭店的餐馆里见面……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约衡老是冒昧的，衡老赴约是冒险的。当我在胜利饭店里焦急地等待的时候，我想这位律师也许怕冒险不会来赴约吧，但是出乎意外的他竟然来了，更出乎意外的他是一位长须老者，这样高龄，又是一位社会闻人，还在冒着危险干革命，使我感动，给我很大的鼓舞。”②当她把签满了名的油印宣言交到他手里时，他有点意外，又十分高兴。

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地发展了。妇女界、文化界、职业界，大学教授、工人、学生界都纷纷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其中建立较早、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界救国会，这是沈钧儒亲自参与筹建的。在确定这个组织名称时，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个组织要能起到发动广大群众投入爱国运动的作用，必须取得合法斗争的地位。因此，不要在组织名称上加“抗日”或“反日”的字样，如定名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日本人拿到文件便会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解散组织，甚至抓人，日本浪人也可以直接来捣乱; 定名为“救国会”，敌人便无所借口了。根据他的意见，大家决定抗日救亡组织叫“救国会”①。他在筹备会上还严肃地提出：“要参加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这些话既表明他的决心，又激励大家准备严峻的斗争。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布成立。沈钧儒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章程，选出沈钧儒和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35人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了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指出：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高潮，是全国大众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钢铁般的民族阵线，将由全国大众自动建立起来，形成不可侮的巨力”②。这次宣言又在上次宣言的原则基础上，更具体地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 停止一切内战; 武装全国民众; 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 罢免严惩一切卖国的亲敌官吏; 对敌经济绝交; 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要求。

为了把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地发动起来，文化界救国会联合其他各界救国会组织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这一天，上海各界救国会成员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参加的人挤满了大礼堂，连门口的马路上都站满了人。沈钧儒主持大会，并首先讲话，指出： “今天是我国最惨痛最光荣的一天! 四年前的今天，19路军在敌人进攻面前奋起抗战，历时34天，不惜重大牺牲，写下了光荣的历史篇章。肉体给炮弹摧毁，鲜血流遍了庙行、吴淞、江湾、八字桥等地，结果使这些地方成为永远不可磨灭的地名，而军队番号如19路军的78师、60师、61师和第5军的88师、87师也给人民留下深刻的记忆。总结四年前的教训有以下几点：一、军队应捍卫国家，以尽军人职责;二、民众应团结起来，支援抗战;三、当前要保持和平是梦想，只有抵抗侵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①。

接着，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等人先后登台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与会者群情激昂，有人要求到马路上去游行，沈钧儒立刻赞成。他由于过度兴奋，从主席台上一跃而下，竟跌了一跤，不等别人来扶，就爬起来奔向群众队伍，站到最前面。他和大家手挽着手，冲开反动军警的拦阻前进。他和大家一起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沿街群众看到游行队伍前面走着一位银髯飘拂的长者，无不为之感动，不断有人参加到游行行列里来。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北河南路走向闸北，再从宝山路、江湾路走到庙行一·二八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足有几十里的路程，已是63岁的沈钧儒却毫无倦容。他领着大家，列队在英雄墓前，向在一·二八抗战中殉难的军民宣誓： “一定要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①!

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和日益高涨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使坚持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针对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把爱国运动说成是“共产党阴谋”，借以威吓各界爱国人士。沈钧儒立刻领导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尖锐地揭露“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词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痛斥他们捏造的被“赤色帝国主义”、“赤色政权”、“赤色汉奸利用”等颠倒黑白的呓语，只是他们“自绝于人民拙劣手法而已”。文章表示：“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文告所能恫吓得退的，我们早就不敢在 ‘救国有罪’ 的环境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了”②。

上海各界救国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继续开展各种爱国救亡活动。他们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救亡情报》等刊物; 组织“游击宣传” ，散发传单;组织爱国歌咏会，进行演出、演讲，到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 “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沈钧儒曾主持了各界救国会举行的“五卅惨案”11周年纪念大会。他站在主席台上以热诚的讲话号召民众联合起来，群策群力，用自己的力量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弦易辙，采取强烈的抵抗政策。会上曾有人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过左口号，他从中做工作加以纠正，指出这不利于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爱国运动，使大会坚持了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口号。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一路喊口号，发传单，开进到闸北宝山路，对五卅惨案的殉难烈士举行吊奠。已在出国途中的著名爱国教育家陶行知，从报纸登载的公祭五卅烈士活动的照片上，认出沈钧儒又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十分感动，“恨不得飞去参加”。立即写了一首诗《留别沈钧儒先生》，附注中说： “沈钧儒先生六十三岁，在上海领导民众运动，比少年还英勇，参加游行，走四五十里路不觉疲劳”①。陶诗写道：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为了中国得救，

他忘了自己的头。

唯一念头，

大众出头。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要报四十年的冤仇，

拚命争取，

民族自由。

上海各界群众性的救国运动，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遍地燎原。北平、南京、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以至海外，都纷纷建立了救国会组织。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3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把促进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一项工作任务，随后派人往各地联络。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与各界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更直接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5月31日至6月1日，上海和各地救国会组织的代表举行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明确赞成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救亡联合阵线，指出这个救国阵线的任务是：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彻底团结，一致对外;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要求民主等。沈钧儒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40余人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沈还被推为15人常委之一，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全救会的组织部在成都路威海卫路口一个里弄里租了一间前楼办公，沈常到这里来和各地代表一起工作，听取汇报，了解各地救国会活动开展的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他还东奔西走，联络各方面的上层人士，争取对救国运动的支持。当时是南京救国会负责人的孙晓村，追述沈钧儒冒着风险去南京指导和推动救国会的工作时说：“沈衡老的容貌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国民党特务都认识他，所以衡老的来往出入很容易受到特务的监视……但衡老泰然自若，毫不畏惧①”。为了争取上层，沈钧儒曾专程去南京访问冯玉祥将军，详细说明救国会的工作和整个运动的发展情况，冯听了很感动，对救国会运动、对沈的奔走呼号表示支持和敬佩。沈说： “既然意见一致，我们要共同奋斗”②。冯亦表示同意。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为得到当局的认可，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沈钧儒和章乃器将“全救会”的宣言和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上海市长吴铁城。可是，吴不仅不予以承认，反而在6月5日他所召集的全市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诬蔑“全救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 “反动的东西”③。还扬言将取缔一切救国团体，逮捕救国会负责人。一天，吴铁城邀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四位救国会领袖到市政府便餐。饭后，吴现出本相，强横地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 “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一，立刻写好通告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的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 ”他还讥讽地说： “嗐，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

沈钧儒等毫无惧色，从容答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是全国各地的救国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的，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 印刷品已经统统发出去了，没有留存的了，市长要逮捕我们吗?那应当依法由拘票来拘捕。市长邀我们来吃饭，就把我们扣起来，这绝不是市长所应做的，传出去是要闹笑话的。”他们更愤慨地说： “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起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 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①

吴铁城在义正词严地质问下窘迫不堪，最后不得不把沈钧儒等放走。

吴铁城的威胁恫吓没有奏效，在幕后的蒋介石便亲自出马了。不久，蒋介石邀约沈钧儒、章乃器和李公朴到南京去“谈谈”，并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前往车站“迎接”，将沈等安排到中央饭店休息。会见时，蒋先对每个人都说了一番客套话，然后装腔作势地说： “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可以有把握战而不屈。”沈等闻言，顺势说： “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蒋又重弹老调，说什么共产党捣乱后方，共产党的话不能信呀，共产党是不要国家的呀，等等。最后，蒋言归正题，提出要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沈等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取消民众抗日运动的圈套，于是婉词拒绝说： “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就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蒋无词以对，尽管没达到目的，还是留沈等共进午餐，玩弄了一套流氓社会先给面子后给颜色的把戏。后来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下狱时，蒋煞有介事地说过：“我对他们是很客气的，谈了话还请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反而闹得更凶了，所以只好逮捕了。”①

这年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受“全救会”委派到南京，去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宣布对日抗战，停止耗损国力的内战。随后，他们即在南京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救国会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扩大宣传影响。“全救会”还专门发表《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提出要发动一切力量，使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领导全国对日抗战。

7月15日，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了一个著名文件《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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