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瑞人物传,朱瑞生平事迹,朱瑞评价

Posted 2022-05-08 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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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真理确立信仰

朱瑞一九○五年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一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学武不成，后来当了农村的业余郎中 (中医) ，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宗支繁衍，亲疏析离”，到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

朱瑞幼年体弱多病，十岁才入邻村私立小学读书。校中有一位姓孙的教师，“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有关革命党的消息……我年幼无知，每觉新奇。”①十二岁入县立高小，该校图书馆有很多藏书，朱瑞利用课余时间，“几乎遍读了许多小说、童话、故事”。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岳飞传》、《七侠五义》和《水浒传》。“ ‘岳传’ 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②。他还通过“读报，当时已知道所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李宁(即列宁)等革命说法”。他把这些与“新奇” 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逐渐使他由仰慕古代行侠尚义的侠士转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正当朱瑞思想急剧变化的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洪流也波及到了朱瑞所在的苏北小镇。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①，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号检查商品，搜查日货。

一九二○年秋，朱瑞入徐州培心中学就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教育完全是为着灌输奴化思想和宗教迷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朱瑞入学不久，就在同学中宣称自己不信教。每逢被迫参加做礼拜时，他“常偕同一部分进步同学捣蛋”(他们吃圣酒，我们则吃烧酒，他们啖圣馔，我们则齿烧饼)。这期间，他受到了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读了 “更多的新书籍……《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独秀文存》、《三叶集》……”②，粗知一些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生平等新知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位低年级学生因星期天没有请假，遭到了校方的毒打。朱瑞立即发动本班同学起来罢课，风潮很快波及全校。学校当局害怕事态扩大，遂宣布提前放假，并开除了朱瑞等六十名罢课学生。

这年秋天，朱瑞在同学的帮助下，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商业色彩很浓。学生中大多为春试落第者或行为浪荡、不喜读书的纨袴子弟。朱瑞是一个立志报国、诚心求学的青年，不为环境所左右，在同班同学中，他的学业成绩就更加显得优异了。在全市性的统考中，他多次名列前茅，为学校争了光。所以，不但学校和科任教师喜欢他，同学对他也格外敬重。

当时南京还处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统治之下，政治黑暗，革命势力受压抑。朱瑞却象一只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地抨击时政。他曾自拟一篇题为《拟孙文讨贼檄》的文章，仿唐代文人骆宾王《讨武曌檄》的笔调，痛快淋漓地斥责北洋军阀的暴政，深得进步国文教师的赞许。他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小说，通过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的腐朽无能，并通过这个青年之口大声疾呼： “所谓民国，只有招牌，没有内容”，要建立名符其实的民国，“还要革命。”①

一九二四年六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朱瑞代表毕业生致词。他当着督军代表的面，猛烈抨击时政，言词之激烈，校方及教员都为他捏把汗。不过，这时的朱瑞，仍然徘徊在各种新思潮的十字路上，“除了共妻主义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孙文主义，我均赞成”②。

高中毕业后，朱瑞即赴上海报考国立广东大学，结果如愿以偿。在上海复习考试期间，他经当时在上海大学的原徐州同学马汝良的介绍，加入了C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马还告诉他，到广州后，可找罗章龙接转组织关系 (后未找到罗) 。

一九二四年秋，朱瑞“抱着无限希望”到了广东大学，被编在法学院预科学习。作为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社会上斗争轰轰烈烈，而广东大学在校长、国民党右派邹鲁的控制下，却死气沉沉，有些功课“比中学还低”; “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①，使他深感失望。于是，他改变了“认真学一学”的初衷，转而“尽自己所有，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②。他查阅了图书馆的有关书目，拟定了读书计划，经过一年学习、钻研，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过去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这时，他已从扑朔迷离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信仰。

随着认识的提高，他开始更加自觉的靠拢党组织，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校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新学生社的负责人。一九二五年，法学院的右派学生也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一唱一和，在邹鲁的亲信谢赢洲的支持下，妄图夺取法学院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被新学生社粉碎了。朱瑞带领本班新学生社成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还受党组织的委托，专程到黄埔军校通过同乡了解该校革命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向进步学生作介绍，提高大家对这一斗争的认识。

一九二五年冬，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中共粤区学委的领导下，广大新学生社成员和民权社左派分子联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邹运动，要求撤换校长，改组文理学院、法学院的领导，把邹鲁的右派势力驱逐出去。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粤区学委和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曾要朱瑞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孙文主义学会和民权社右派组织内部动向和活动计划。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得到了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说他是“斗争的中坚分子”①。

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朱瑞立即报名，并顺利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在中共粤区学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他以左派青年的名义，获准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十二月四日，朱瑞怀着兴奋的心情，从珠江码头乘船离开广州至海参崴，又转乘火车，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农历正月十二)抵达莫斯科，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涯。

留学苏联壮业发轫

朱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一行二十二人，被单独编为一个班，补习俄语。此后，他改名叫西尼 (Силъный，强有力的意思)②。朱瑞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学习，他“自始至终是认真的，用功的，发挥了从来未有的自觉与智慧”③。开学不到两个月，他就能把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译成英文，然后再译成俄文。任教的俄语教师看了他的译稿，惊喜交加，大为赞赏，立刻推荐给有关领导，并提议将他升入俄语第一班(即当时中大第十一班) 直接听讲，这一提议立刻获得了批准。朱瑞在第一班学了三个月后，又向学校提出要求转入第七班。除了翻译班之外，第七班是中大俄语水平最高的一个班，他的要求又获得批准。

朱瑞升入第一班不久，“即以活动分子之一被选入学生公社 (即学生会)”①。一九二六年三、四月间，因为他“努力学习，富有正义感，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敢于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关心国家、民族兴亡”②，遂由丁祝华等介绍，加入了苏联少共 (即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③

国内国、共两党日益尖锐的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共两党学生中也有反映，主要表现在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间的斗争上。第七班在当时的中大被称为“理论班”，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两党后来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在这个班学习过，共产党方面有左权、邓小平、俞秀松、傅钟、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李秉中、郑介民等，因而斗争也最为激烈。朱瑞多次在辩论会上作专题演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是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他的雄辩口才和高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了这场斗争中射向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箭头子”。

朱瑞在中大学了一年半，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毕业。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内斗争急需军事人才，他便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军事。当年秋天，朱瑞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他智力聪颖，又刻苦用功，因而学习成绩突出，成为炮校中国留学生中的高才生，得到了炮校东方部主任更巴赤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普遍称赞①，入炮校不久，便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后又任中国连的司务长，主持全连行政管理工作。他对于全连的公务总是“辛辛苦苦，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问题去找他，他就象大哥一样热情地为之出主意、想办法，排难解忧。大家背地里议论到他时，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我们的指挥员”②。

一九二八年春，朱瑞当选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同年六、七月间，经联共党员米夫(中大校长) 、阿哥尔 (中大教员) 、波古烈也夫(中大职员) 、求古诺夫(中国同志) 、瓦悉烈夫 (炮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和炮校党委书记六人介绍，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朱瑞在炮校学习期间，还积极地参加了反托派的斗争。当时，在炮校的中国学生中，有少数人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校内，他们不遵守制度，还专门打击那些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遵守纪律的进步同学，谩骂拥护斯大林的中国学生是“俄国人的走狗”。朱瑞组织进步学生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炮校“我是反托派最积极的一个”。通过反托派斗争，使他“不仅明确党外有斗争，而且认识了党内斗争”③。

一九二九年七月，朱瑞在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中均获得了第一名，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的嘉奖④。毕业后，朱瑞急欲回国，投身国内火热的斗争，但学校领导却安排他到苏联陆军大学深造。正在为难之际，适中东路战事扩大，党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去东北筹建军委，开辟革命根据地。经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遣朱瑞回国。

地下斗争以身许党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朱瑞离开莫斯科动身回国，途经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于次年一月到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陈家齐、滕功成二人。为了领取护照，他们在德国柏林停留了三个月。

回国时，共产国际告诉他们，到上海后住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组织上会派人去接头。但一连住了半个多月，没有人前来联系。他们归国时所领旅费有限，而且旅馆的房租很贵，经商量决定，彼此分头活动，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朱瑞第二天即动身乘火车去徐州找中学同学马汝良，不料这位当年曾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同学，听到朱瑞说明来意后，却吞吞吐吐。朱瑞见此情景，敏锐地察觉到，对方不是叛变，便已消极。本来约定第二天再见面，为了防止意外，他当即乘夜班车赶回上海。

朱瑞的家乡就在徐州附近，他本想这次去徐州顺路回家探望一下日夜想念的年迈母亲。自从他到广东上学，除了一九二五年暑假回过一趟家，就再也没有同家人见过面; 到苏联后，连音讯也断了，一别就是五年。但是，在徐州的遭遇，使他再也无心回家了。

朱瑞由徐州返回上海后，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组织。这期间，他确实也碰到过不少过去的同学、朋友，其中有些人在大革命期间也曾活跃过一阵，但随着革命从高潮走向低潮，这些当年的活跃分子大都沉沦、消极了。他们害怕斗争的残酷，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有的朋友对他说：自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一蹶不振; 现在是国民党掌权，天下大势已定，再斗争也没用了，何必去干那种没有希望的冒险事情呢?有的劝他放弃政治，改行经商，甚至约他合伙做生意。正当他奔走街头，为找不到党的组织而忧心如焚的时候，托派组织却想乘机拉他入伙。对于这一切，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朱瑞矢志找党。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每遇熟人他便佯称自己早已从苏联回国，在家乡当教员，这次来上海是为了“散散心”。三月下旬的一天，朱瑞正漫步在街头，突然望见邓颖超正陪着她妈妈散步。他欣喜若狂，立即迎上前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托她代为转告组织。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派方英把他们接到了军委机关。朱瑞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 “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象失去母亲的孤儿”①。这时的朱瑞，已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在斗争及工作中站起来，行动了! ”②

党组织根据朱瑞的情况，分配他到中央军委参谋科担任参谋。一九三○年五月，朱瑞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担任会议的秘书兼记录。这次会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案，决定整编各地区的红军，命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期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会上，李立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坚持无条件集中人员、集中枪枝，以充实编制正规红军。朱瑞等当时虽不理解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从而给予积极的支持，但也不同意李立三的“无条件集中主义”，而主张“采取一面发展、一面集中”的方针。就是这样一个折中方案，也没有被会议采纳。

红军代表大会结束后，朱瑞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的精神。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当地红军编为红一军，下辖一、二、三师，并推动三个师的红军向武汉发展。当红一军九月初出发去攻打广水时，朱瑞从黄安之小河溪出苏区，行至三岔埠，为当地地主民团所怀疑。他佯称自己是汉口怡和蛋坊的执事，到花园一带收帐，机智地应付了民团的搜查和盘问，于九月底回到上海。

十月，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张金刃 (即张慕陶) “于被捕中动摇逃脱，被侦缉队击伤，没人接替工作”①。适关向应路过上海回武汉，要求中央派干部前往接替。当时，由于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的暴露，武汉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因而在被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中流传着一句口头语：“我是扛着棺材去的”。本来，朱瑞才回国半年，地下斗争的经验还不丰富，中央在考虑人选时，并没有想到他。但当他看到被指定前去的同志面有难色、犹豫不决时，便自告奋勇，要求到武汉工作。关向应对他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满意，立即接受了他的要求。朱瑞这次是抱定牺牲的决心去武汉的。临行前，他给长兄写了一封与家人诀别的信：“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②

朱瑞于十月底到达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隐蔽在法租界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内，协助关向应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时，由于宋惠和的叛变，武汉的“形势更加严重，破坏屡屡，牺牲接踵”。党中央鉴于武汉形势日益恶化，党的干部接连被捕、牺牲，于十二月中旬作出了将武汉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只留外交科、军委交通科与交通站的决定，并指名要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尽快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但他们因工作紧张，一时还不能脱身。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领导同志正在开会，敌人在叛徒的指引下，直接向长江局的驻地奔袭而来。大家闻讯，急速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搜捕的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多险呀! 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只好立即撤离武汉。他们临走前，把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悉交朱瑞负责。

敌人自从破获了长江局机关后，气焰更加嚣张; 同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暗探的触角也伸进了军委系统。朱瑞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军委下属一些秘密据点相继被敌人破坏，后来连他的秘书叶福民也被捕了。处此险境，他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可能。但在他看来，自己能在敌人的夹缝中与其周旋，正是一个革命者的乐趣所在，即使遭到不幸，也是一个革命者光荣的归宿。所以，他对于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神，毫不畏惧。有一天夜里，他同另一位同志在分析敌我斗争形势时，彼此开玩笑说：“看来下一步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这位同志第二天出去给湖北省委送款时，在路上被敌人跟踪，在同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朱瑞仍坚守自己的岗位，镇定自若地进行指挥，将军委系统联系的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分期分批地撤出，使他们安全离开了险境①。后来，关向应考虑到武汉白色恐怖严重，工作一时难于开展，为避免干部牺牲，决定调朱瑞回上海。朱瑞接到指示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军委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的地点就在上海中国旅馆地下室和四马路中华旅馆，任务主要是培养训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的骨干，训练的内容分政治、业务两方面，朱瑞负责政治课程。由于他知识渊博，口才又好，能按照学员的不同程度开展教学，因而效果很好。一位当年在训练班听过朱瑞讲课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 “算起来，时间都过去五十年了，可是他讲的内容和前后次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②

朱瑞在训练班工作了十个月，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兵运工作骨干，其中直接由他派到国民党各部队和兵工厂做兵运工作的有六七十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发动有名的宁都暴动的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就是由朱瑞派出的。袁血卒回忆说： “五月的一天，有一个高个子，头带台湾式草帽，身穿纺绸大衫，脚上皮鞋净亮，腋下挟着把洋伞，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华旅馆来。看外表，完全是一位大学教授的派头，同我们这些人的大学生打扮是很相称的。……看他那谈笑自如的风度，便知道他是一位善于应付环境的能手。他一边用手搓着麻将，一边给我们上课，布置任务。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天，他又来找王超同志，嘱咐说： ‘如果情况紧急，需要红军配合，你们可以直接去找红军联系，就说是朱瑞派你们去的，如有情况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可写信寄复旦大学袁风渊收。’ 并给我们发了活动经费和秘密联络暗号。”①

这期间，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部队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等驻上海的代表联络，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 有时也到基层，协助区委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和周恩来决定将一批无法在上海立足的同志，撤退到中央苏区。朱瑞奉命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

朱瑞从苏联回国后，在白区工作了两年。两年来工作“是努力的，有些成绩的。”这也是他“锻炼、考验以及从思想、行为、组织上最后巩固的年代”②。

军团统帅功在闽赣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朱瑞来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红军学校教员等职。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的三、四军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征军，由毛泽东率领向福建的闽西南挺进，先后占领了龙岩、漳州等城市。这时，原宁都起义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在部队中进行策反被指战员揭露，中央遂决定十五军政委左权改任军长，任命朱瑞为政治委员。

朱瑞就任十五军政委后，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同左权带领部队深入到天宝、南靖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斗争中扩大红军力量。

六月，朱瑞奉命到五军团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不久即参加了水口战斗。八月十五日，朱瑞和军长徐彦刚率领红三军参加攻打乐安县城战斗。十六日清晨，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攻打东门，红四军攻打南门。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激战数小时未果。次日拂晓，我军再次发起强攻。敌人在空中飞机的支援下，不时组织反击，企图突围。朱瑞亲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指挥战斗，并组织突击队逼进敌人，同敌进行白刃格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防线，攻进北门。在红四军的密切配合、协助下，守敌全军覆没，俘虏敌人旅、团长以下三千多人。

攻占乐安后，朱瑞和徐彦刚立即率领红三军向宜黄挺进。在红三军团一部和红十二军十三师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攻克了宜黄。国民党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为了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急急忙忙率领残部向抚州溃逃。红三军指战员乘胜追击，在龙骨渡又重创逃敌，生俘敌军一千七百余人。抗战初期，高树勋在同朱瑞的一次会见中曾经感慨地说：今天我们是朋友了，江西那一战，你把我们打得好苦啊! 另一个知情的国民党将领补充说：抚州追击那一战，你把他 (指高) 打得连鞋子都跑掉了。说完彼此哈哈大笑。宜黄战斗，由于指挥得当，不仅缴获多，而且伤亡少。据统计，这一仗红三军仅牺牲六人，伤十四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朱瑞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次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红五军团是由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改编的。一年来，在原政委肖劲光、军团长董振堂、副军团长赵博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领导下，经过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的锻炼，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各级指挥员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朱瑞到任后，首先抓党的建设。他注意物色干部，充实各级政治工作机关，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善于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批判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号召大家树立平等待人的思想和民主作风，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并在全军团内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新旧军队的对比活动，以激发战士的主人翁思想。他还经常给指战员作政治动员和形势报告，鼓励大家为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干部间的团结增强了，部队的纪律加强了，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提高了，在战斗中“建立了不少战功”。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洞察敌人的战略意图，立即将围攻南丰的三、五军团撤出，埋伏在乐安到宜黄路上的黄陂一带大山中，只以地方武装与敌周旋，迷惑敌人。二月二十七日，当陈诚第五军的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从乐安出发路过黄陂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了蒋介石嫡系的两个师，活捉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 (因重伤，被俘后毙命)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叫苦不迭，使他不得不承认： “此役挫失，悽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

朱瑞和董振堂是这次战役中右翼部队的最高指挥员，担负着消灭敌五十九师的任务。战前，朱瑞亲自向各级指挥员进行政治动员，布置战斗任务，要求指战员发扬红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战役的胜利。二十七日下午战斗打响后，他和董振堂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当他发现突击部队因故未能如期赶到指定地点时，便当机立断，调整部署，指挥后续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投入战斗。战斗过程中，他和刘伯坚又亲自组织政工人员，开展火线政治工作。在军团指挥员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冲锋陷阵，同敌人肉搏血战”，负伤的战士“卧在血泊中”，仍“鼓励战友奋勇前进! ”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奋力作战，终将顽敌五十九师全部歼灭。

三月二十一日，朱瑞和董振堂又指挥五军团在草岗台配合一、三军团，消灭了被称为蒋介石的“冠军”部队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的一个营。

经过黄陂、草岗台两次战役，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又集中了一百万兵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向各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以五十万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黎川东北部的洵口同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三军团的三、四两个师消灭了赵观涛所部第十八旅的三个团; 五军团十三师击溃了前来增援的周浑元部第三十六旅，夺得了第五次反“围剿”第一个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左”倾错误负责者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打的是“阵地对阵地” 、“堡垒对堡垒”的所谓正规战，红军擅长的游击战的战术优势得不到发挥。尽管红军广大指战员勇猛战斗，战争形势却日益逆转。

朱瑞和董振堂根据过去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在敌人的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的攻击面前，曾提出要“避免正面作战和阵地战，应于运动中侧击敌人和消灭敌人”①的战术，但遭到了坚持“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拒绝。十二月十五、十六两日，他们命令红五军团在黎川通往太宁的要冲德胜关，同敌人的优势兵力展开“堡垒阵地战”。红军的所谓“堡垒”，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掩体，自然经不起敌人重炮的猛烈轰击; 况且，红军的弹药、物资补给又多取自于敌，由于战斗接连失利，弹药器材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支平均子弹不过五粒”。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许多红军战士虽一天半没有吃饭，还是异常兴奋、毫无怨言”，“受敌机炮弹及一切集团火力的压迫犹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战”②，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 但五军团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阵地。

不久，红五军团退守建宁。建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蒋介石把他的嫡系精锐陈诚部队调来进攻，后来又加入了汤恩伯的部队。他们使用堡垒战术，步步为营，逐步向我红色区域推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势下，五军团顽强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朱瑞亲自起草了《五军团关于保卫建宁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必须用一切力量保障这一战略基地……即使战斗的一分一刻时间，也要进行战斗的宣传鼓动，煽起全体指战员高度的顽强抗战，消灭敌人的决心”。在保卫建宁的日子里，据当时新调到五军团任参谋长的曹里怀回忆，朱瑞的工作是极其紧张、繁重的，“每天天朦朦亮就要带领部队上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防止敌军的偷袭和敌机轰炸; 白天，同军团长董振堂一起指挥战斗，领导开展政治工作; 晚上，要了解各部队当天的战斗情况，听取参谋人员的汇报，查看地图，确定第二天的阻击阵地、各部队的撤退路线和宿营地，给各师、团起草命令。他的工作很深入，很具体，各种指示、命令都是亲自动手写……”①。建宁防线被敌人突破后，五军团又奉命退守泰宁、广昌。

朱瑞在五军团工作了二十个月，这是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出生入死的二十个月。当年与朱瑞同生死、共患难的曹里怀、莫文骅、苏进、王永励、李毅、耿万福等，都怀着敬重的心情追忆说： “朱瑞政治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有魄力，不但政治工作有办法，而且能打仗，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莫文骅还特别指出： “五军团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是很艰苦的，……但是全体指战员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很有战斗力，立了不少战功，这与朱瑞的艰苦工作和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行动是分不开的。”②

万里长征紧跟中央

一九三四年八月，根据朱瑞本人的请求，中央调他到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九月，他参加了兴国保卫战。随着兴国保卫战的失利，红一方面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朱瑞十分振奋。

三月九日上午，党中央在遵义中学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朱瑞作遵义战斗的总结报告。他指出：这次遵义战斗，我英勇红军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两个师，紧接着又击溃了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三个师二十个团的进攻，共消灭敌人七千多，缴获枪枝四千多支。这次遵义战斗，扭转了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①。

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便推进和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同时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中央伸手要权，挑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朱瑞一开始就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正确立场上，同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先后向一军团的广大干部详细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的决定，多次在他主持的各种会议上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前的倾向。这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①他还指出： “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大家听后“很振奋，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并表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向甘南前进。”②由于聂荣臻、朱瑞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进一步统一了一军团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思想，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 “反张国焘斗争是对我一个考验，开始即确定，明确坚定地为中央路线而斗争。……我个人自始至终不但坚持党的路线，而且一开始便自觉的从思想上及经验中洞察张国焘之奸恶，拥护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工作上是捍卫党的路线，从思想上巩固及团结了群众”③。

八月十七日，朱瑞在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过草地的动员报告。在草地的日子里，朱瑞的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扛枪、驮背包。行军休息时，他总是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他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过草地，受这么大的苦呢? 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苏维埃事业。……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跟着朱、毛走出去”④。指战员们听了都很受感动，他们眼含泪花说： “首长，您别只顾我们了，您不是和我们一样行军、作战、吃苦吗? 您也该休息一下呀!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过草地前，朱瑞在动员中曾传达命令要求每人准备好七天的粮食，实际上搜集不了这么多，有好些同志在行军中又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丢了。他动员有粮食的同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彼此匀着吃; 同时发动大家采蘑菇、野菜。吃饭时，他一边端着碗，一边大声诙谐地说： “同志们，蘑菇可是好东西啊，营养价值高的很呢，吃了有劲，好走出草地。”有的同志饿得走不动了，他就鼓励说： “再加把劲吧!听说前面就有粮食了。”其实前面究竟有没有粮食，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在那种情况下，用“画饼充饥”的办法，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希望，使那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同志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

朱瑞长期患有胃病，长征路上由于伙食极差，胃病经常发作，并且每次都很厉害。但他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化，即使偶尔碰到改善伙食的机会，也总是多方推脱，把这种难得的机会让给别的同志。肖锋回忆说： “走出草地不久，军团直属队在一个山沟里打土豪，搞到了四头肥猪、十几只鸡，还有许多纸烟。大家为了照顾首长的健康，分别给他们送了一份。他们估计朱瑞一定不会接受，便决定请他同大伙儿一起 ‘吃小灶’ 。当炊事员把饭菜做好，派人去请他时，他说同志们一路上很艰苦，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应该好好在一起高兴高兴。但他随之又借口有事情要急于处理，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朱瑞是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协助聂荣臻主管全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在行军作战时，他为了掌握第一线的情况，经常同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帮助前线指挥员筹谋划策，指挥战斗。九月十七日，一军团二师先锋团行进到天险腊子口时，被敌挡住去路。敌人凭险固守，给红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尽快攻下腊子口，同时减少部队的伤亡，朱瑞亲自赶到前沿观察地形，同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一起研究进攻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组织部队从右岸的悬崖绝壁攀登上去，绕到敌人的左侧后发起突然攻击。敌军在我猝然打击下，以为神兵天降，狼狈溃逃，很快攻下了天险腊子口，为全军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立即组织了五个师的兵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向我大举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给来犯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十一月十三日，朱瑞向一军团直属队作战前动员。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要求大家鼓足勇气，发扬红军猛冲猛打的作风，打一个漂亮仗。在从驻地向柳青岸行军的路上，朱瑞仍不断向大家讲解直罗镇战役的有利形势以及我军必胜的各种因素，鼓舞指战员的战斗士气。二十一日上午，红军突然由两侧山头向刚刚进入直罗镇的东北军一○九师发起猛烈进攻。正当军团预备队第二师向山下敌人冲锋时，突然从另一条山沟里冒出一股敌人向军团部冲来，而军团部身边已无作战部队，情况十分紧急。聂荣臻、朱瑞、左权等立即组织警卫连和机关干部进行阻击。敌人企图夺路而逃，不断发起冲锋，但他们一次又一次被打垮了。后在二团的回援下，终于将这股敌人围歼。这一仗，光军团直属队就俘虏了五六百敌人。

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一九三六年。朱瑞在《战士报》 “新年献辞”一栏里发表了《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一文，全面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战绩，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在毛泽东指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文章最后指出： “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

西征路上谱写新篇

一九三六年二月，朱瑞随同一军团东征。五月，红军东征凯旋归来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编为西征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西进，一面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迎接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六月上旬，红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和同心城一带。为了顺利打开西征的通道，同时团结广大东北军官兵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朱瑞遵照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示，同邓小平一起，带领四师到七营川地区向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

东北军广大官兵由于家乡沦陷，妻离子散，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因而抗日情绪相当强烈。自从被蒋介石驱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跟着蒋介石亦步亦趋，不但国恨家仇报不了，而且自己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在东北军中反蒋的情绪也很强烈。正是在这个时候，红四师奉命来到七营川地区向何柱国的骑兵军开展统战工作，因而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重大意义，初时并没有为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所了解。多少年来，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之间，一直处于刀光剑影之中，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必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怎能去同他们讲团结、讲统一战线呢?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战士的认识，朱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起草宣传动员提纲; 召开干部会议，介绍东北军的情况以及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重大意义; 还在部队中开展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的政策教育，发动全军上下，人人都来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提高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朱瑞还多次到东北军驻地作报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肖锋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六月二十七日晚，他陪朱瑞主任和刘源部长到东北军阵地前，向东北军士兵讲解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朱瑞说： “东北军弟兄们，这里没有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在哪里?在东北，在你们老家。你们要打回东北去，千万不要为蒋介石卖命……。”①肖锋回忆说，朱瑞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的心，听着，听着，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意识日益提高，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把他们调到西北来同红军作战的险恶用心，于是，纷纷与红军疏通关系。遇到上头强行要他们向红军进攻时，他们就事先派人给红军送信，让红军事先做好准备，双方交锋时，朝天上放枪，以此来敷衍、搪塞他们的上司。这样，两军对峙的前线，就不再以兵戎相见，而是笑脸相迎，彼此往来拜访，做客谈心，有时，双方还在一起开联欢会。

与此同时，朱瑞还积极做东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到他们驻地与之联络感情，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这一天，他带领军团政治部联络部长刘源和三团政委肖锋，前往东北军驻地与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祥的代表汪庸、刘继尧谈判，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的停战协定。协定指出： “停战抗日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丝毫不可躲避与推迟的天职，尤其是东北军与红军的天职。因此，骑兵六师与红军不管过去及现在主张有何不同，不管过去及现在尚有何种隔阂，但为抗日救国，均有绝对理由，结成亲密的联合，并从今日起，即一致确定这一联合。”协定还规定了以下具体内容： “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不打枪; 二、万一须敷衍命令的，不作杀伤性的射击，不前进; 三、事先向红军通知行动及骑兵六师的位置，以免误会; 四、在可能需要时，经过互相协议，可作友谊的让步，但以不违抗日利益为原则。”①

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八月初，一军团进驻固原、海原及同心城之间，东北军何柱国率一个师和军直属队驻固原城，一个师驻海原，一个师驻同心城及固原线。我军插驻其间，使其隔离。“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及决不进攻的保证。何开始不相信，以后相信了，我军派朱瑞和他进行谈判，彼此遵守协议，他实行了”②。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具体主持下，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党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秘密达成了抗日停战协定，随后红军各部队也分别与驻地附近的东北军签订停战协定，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内战、企图借红军之手削弱、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推动他们逐步走上抗日救国道路，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国内停战抗日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朱瑞后来回顾说： “西征工作时代，在邓小平同志参加及协助之下，这是我在一军团工作改进和发展时代，也是我此后一个时期进步的基础。”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从中央红军派得力干部到二方面军加强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党中央同意贺龙的要求，任命朱瑞为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二方面军工作了半年，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的好评。据当时二方面军政治部的金如柏说： “他一来就抓思想整顿，抓基层支部的建设工作，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大家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他工作魄力大，雷厉风行，抓得很紧，……经他这么一抓，部队大有起色，思想稳定，情绪高涨。大家对这件事反映很好，觉得他有办法，有能力，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②

创办“华干” 培育英才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朱瑞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红军，就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他于七月下旬到达太原，同中央代表刘少奇、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以及彭真、李大章等商量后，决定去邢台、邯郸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行因路途受阻，被迫停留在保定。这时，日军已占领北平，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许多高级将领都聚集在保定。朱瑞拿着毛泽东主席的名片，去拜访刘肖南、高树勋、孙殿英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他们举行会谈，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们尽量招收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坚持抗战。这期间，他还向保定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作了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帮助他们拟定了在白洋淀、任邱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八月上旬，朱瑞回到太原，接到了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发来的电报： “北方局的军事工作很重要，你要仔细的去布置。”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迅速草拟了一份军事计划草案提交北方局讨论。

九月初，朱瑞受周恩来的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政训处工作。由于国民党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并不想真心实意发动群众抗战，军队的政工人员又十分腐败，因此，所谓政治工作，不过是徒有虚名。朱瑞目睹这种情况，决心离开政训处。十月，程潜的部队撤退到新乡，朱瑞便应张轸之邀，趁机脱离政训处，就任豫北师管区游击训练班教官。

张轸政治上属于第三党，据说颇有才干，蒋介石不敢让他带兵，只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师管区主任空衔。他想利用抗战时机发展个人实力，程潜也极力从旁支持，就在新乡办起了游击训练班。在张轸看来，请朱瑞给他办班，可以借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招来青年，罗织人才。朱瑞则想利用张轸的“帽子” ，训练班的讲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培养抗日干部。所以当张轸派人前去聘请他时，他明确表示：请我讲课可以，薪金分文不要; “我是从八路军来的，只能讲八路军那一套。”①张轸表示同意。朱瑞在训练班主要担任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术”课程的讲授。“他所讲的课程内容，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加之他言教和身教一致，所以更加生动感人，大部分学员纷纷向他靠拢，使那些国民党教官显得相形见绌”②。他还极力向学员灌输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失败和溃退情况，启发学员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当时，新乡集中了许多来自河南各地以及河北、山西一带的进步青年。他们都是慕名抗战而到前线效命的爱国学生，其中有些还是民先队员，经朱瑞介绍，先后都进入了张轸的训练班。这些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高，思想单纯，听了朱瑞的讲课后，“就象突然长大了似的，懂得了许多道理”。彼此私下交谈时常说： “在我们刚迈出学校门槛走向社会的时候，就遇上这么个好老师，真是太幸运了。”③经过朱瑞的教育，在第一期毕业的二三百名学员中，“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④，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学员在国民党部队向黄河以南撤退时，都按照朱瑞的指示，留在豫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朱瑞离开程潜的政训处后，曾派王志强给周恩来送去一个报告，汇报他退出政训处的原因以及到张轸训练班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给他的回信中指出： “你退出程潜部队是对的”⑤; 并充分肯定了他在训练班的工作。为了帮助朱瑞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周恩来还特地为他配备了一部电台和有关的工作人员。

不久，朱瑞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主动同一些国民党将领联络，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 向流亡在新乡的青年学生发表演说等等。他指出： “现在正是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赴汤蹈火，奋起自卫。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①他号召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或到敌人的后方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斗争。朱瑞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不断对他进行造谣、诬蔑和恐吓。对于这一切，他都义正词严地予以揭露。十一月间，新乡举行了一次万人集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派出了以刘震寰为首的宣传队参加。会上，他们大肆贩卖 “一党专政”、“焦土抗战” 、“调和民众生活”等谬论。朱瑞则针锋相对地讲了“政治民主化”、“游击战与运动战”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他的演说事实充分，道理透彻，“好象舌战群儒的诸葛亮一样，把反动分子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赢得了群众雷动的掌声。”②

朱瑞在新乡的三个多月，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社会进步人士的信赖。一些热心于抗日事业的绅士，听说他要创办抗日干部学校，慷慨解囊，积资相助。新乡地方出版社还把他在新乡的活动，以及他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收集在一起，汇编成册，取名叫《朱瑞与新乡》，出版发行①。

这期间，朱瑞还通过内部关系，同直南、豫北两个特委取得联系，直接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

国民党军队撤过黄河时，程潜和张轸都要朱瑞和他们一块走。朱瑞借口要处理善后工作，留在原地，继续以联络处长的名义，进行抗日活动。在当地社会人士的资助下，他以豫北师管区训练班培训的学员为骨干，办起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华干”校址初时设在河南辉县，后来迁到山西晋城，晋城沦陷后又迁到阳城。他借用当时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一带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 结业后，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把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工作。

朱瑞深知培养这些青年的重要性。为了把他们引导上革命的道路，他倾注了大量心力。当年曾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的李尔重追忆说： “他对青年有着一种超常的热力，引导你向党靠拢，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皮，而不感到疼痛。……他一到大家面前，男的女的都围过去，一边喊着朱先生，一边把他们的花生、核桃、糖也递过去了： ‘朱先生，你来了?你吃不?’实际上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谁也未把他当成那种‘敬而远之’的先生，而是当成亲切的同志了……。朱瑞同志来了，经常是小的拉着，大的围着。”

经过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华北军政干校先后培养了两千多名学员，成为我党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一部分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学员，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绝大多数人站在我党立场上，同国民党反动政策作了坚决斗争，重新回到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许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部分成长为我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朱瑞认为这个时期是他的“工作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在许多友军中建立了联系……，主办了张轸之干训班，自己创立了华干，在这一工作中争取了、改造了、培养了数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扩大我党信仰，争取许多国民党影响下青年到我们方面来，这对于太行区及周围地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 找到了、整理了、发展了几个地区的党，创造了及发展了地方武装，打下了我党我军在直南、豫北，晋南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在这些工作中也改造了自己作风……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决定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导才能去发展”①。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瑞调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九月，中央和北方局任命朱瑞为八路军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处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河北国民党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出发前，彭德怀向他作了两条指示：一是坚持阵地; 二是准备让步。他本着这两句话的精神，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做到了“坚持阵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转战齐鲁迭挫敌顽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了山东分局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任命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任书记，并指示：军政委员会为统一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十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赴延安，中央和北方局决定由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朱瑞一直是山东敌后抗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瑞和徐向前于六月下旬到达鲁中山区，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等会合，并当即召开会议，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指示。会议还没有结束，就遇上了日寇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由华北敌酋植田大将亲自指挥，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鲁中山区扑来，妄图一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脑机关。朱瑞、徐向前和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采取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指挥我军主力多次灵活避开敌人合击，运用内外线互相配合的战术，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歼灭敌军一千多人，粉碎了日寇的大“扫荡”。

一九四○年，日寇又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以及八万多伪军，以所谓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及时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内线、外线结合，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二十多次“扫荡”，并利用敌人“扫荡”的间隙，积极开展攻势，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共开辟、扩大了鲁南、鲁中、鲁西、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十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国民党为巩固其在山东的统治地位，也在积极调整部署。早在一九三九年初，他们就建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和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五月，又调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入鲁，抢占了我沂、鲁山区和莒(县) 日 (照) 临 (沂) 费(县) 等重要地区。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千方百计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这样，在山东战场上就出现了敌我友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联系山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对于(学忠) 拥护，对沈 (鸿烈)不理，打击沈之部属，斩除其手脚，孤立沈鸿烈”①和 “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东北军，消灭顽固投降派”①的政策。朱瑞亲自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通过联席会议、互通情报、交换代表等方式，增强我军与东北军的联系; 在反“扫荡”中给予东北军在作战、交通等方面提供方便条件，必要时还予以主动配合。从而“对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强烈影响，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实意抗日的，每当提起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都翘起大姆指”②。在我方的团结争取下，于学忠和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多次向我表示，他们决不打八路军。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东北军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始终保持中立。一九四○年后，东北军的少数将领在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和顽固派的挑唆下，一度参与了反共摩擦。分局和朱瑞继续把他们同顽固派区别对待，一方面劝其顾全大局，同时作适当让步，以示友谊; 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还击，促其醒悟。因此，我方与东北军的关系，尽管也发生过曲折，但总的情况还是好的。这对我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山东顽固派，则予以坚决的打击。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当秦启荣在淄河流域向我进攻时，徐向前和朱瑞等遵照中央关于“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在政治上占上风”的指示，向社会各界和于学忠发出呼吁，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抓住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有利时机、有利口实”，作出了 “打击及消灭秦部，……以迎头打开山东统战局面”③的决策，集中山东纵队一、四支队主力，组织了淄河战役，缴获秦部二千余枪枝，使顽方受到了一次惩罚。

一九四○年后，山东顽固派为准备向日寇投降，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打着所谓国民党的正统旗号，诬蔑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攻击我党我军，借以煽动、挑拨地方封建势力和中间力量同我对立。在军事上，他们纠集各地土顽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甚至不惜勾结日寇，对我实行夹击，妄图消灭人民的抗日力量。

朱瑞首先从政治上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早已被“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为着实现背叛革命的行为时完全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的私物而歪曲篡改了”。不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中国资产阶级还会以自己各个时期中的不同目的来接待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招牌，去实现旷古未闻的叛卖勾当，如同汪精卫正掮着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一样。”①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和领导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统一战线”②。从而揭穿了顽固派的所谓“正统” 招牌和对我党的攻击、诬蔑，澄清了舆论是非。他还在各种报告和文章中对沈鸿烈、秦启荣之流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斥责他们“使抗日政策完全颠倒，使中国武装枪口对内，使民众解体，……抗战在不幸的情况下遭到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厄运”，号召人们“在投降、分裂、倒退还未成为完全事实的今天，给以迎头的打击”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还从军事上做了严密部署，组织各地区对顽固派连续发动武装反击。在徐向前、朱瑞和黎玉等的领导下，清河、鲁中、滨海、胶东等地区，从一月至三月，仅山东纵队就歼灭顽军四千五百人①。由河北逃窜到冀南鲁西一带的石友三第三十九集团军与沈鸿烈部东西呼应，成了山东反共、反八路军的两支反动主力军。徐向前和朱瑞及时建议，“应乘其初到鲁西南稍息未定立足未稳之际，迅速……彻底予以歼灭”②之。我鲁西、冀鲁豫、冀南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在程子华、宋任穷、肖华等指挥下，从三月到八月，发动了三次反击战，歼灭石逆二万余人 (包括逃亡在内) ，解放了十几座县城。鲁中地区，继春季攻势之后，朱瑞和黎玉③又于七月拟定了 “公然与省府进行局部摩擦”的作战计划，集结山东纵队一、二、四支队主力，在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个营的配合下，于八月十日发起反击，当天就收复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鲁村战役使沈鸿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在给重庆当局的报告中承认，他的部队已“损失过半”。

一九四一年春，为了策应华中的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军民在分局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以胶东为中心，集中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及三旅一部，由许世友、林浩、吴克华等直接指挥，自三月十五日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一举收复牙山，会师桃村; 蔡晋康所部大部为我歼灭。我军乘胜南攻莱阳、海阳，对胶东投降派的头子赵保元的老巢——发城展开了围攻战。分局派黎玉到胶东坐镇。此役前后不到一个月，歼敌五千余人。四月十五日，朱瑞在《对付胶东反投降的意见及指示》中，又及时指出： “应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乘投降派内部大动摇并纷乱之际，确实对赵保元之主力作周密计划以猛烈痛击来歼灭其全部或大部，以彻底开辟南海及掌握全胶东之历史任务”，并要他们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实行“正确的政策与模范的纪律，……团结广大群众与抗日进步的各阶层，共同促进和巩固军事胜利。”这次胶东反对顽固派的反击战持续了五个月，使当地的顽固投降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我冀鲁边、清河、鲁中、滨海、湖西各区也都先后对顽固派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期，朱瑞和徐向前等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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