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卓兰芳人物传,卓兰芳生平事迹,卓兰芳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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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卓兰芳人物传,卓兰芳生平事迹,卓兰芳评价

卓兰芳是浙江省早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鄞奉部委书记、宁波地委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兼农民部负责人、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巡视员等职，一九三○年十一月在杭州英勇就义。

(一)

卓兰芳，又名祥和，字培卿，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 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松岙村。父亲卓慈钵，是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 母亲钱氏主持家务，生一女一子。家有祖传遗产水田六亩一分，兰芳求学时卖掉四亩四分作学费，仅留有一亩七分; 还有旱地二厘，山二亩，平屋三间，家境比较清寒。

卓兰芳六岁起就跟随父亲在本村私塾和小学读书，十一岁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小学部，十四岁考入宁波省立第四中学。他读书用功，襟怀旷达，品学兼优，由于对当时的教育不满，十七岁那年被第四中学开除出校。

在宁波四中读书时，卓兰芳的父亲去世。因生活所迫，他踏上了教学的生涯，先后在奉化松溪小学、鄞县四都花厅小学、镇海龙山小学、宁波佘使君庙北隅小学和宁波毓秀女校任教。

此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卓兰芳已成家并有了孩子。微薄的小学教师薪金，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使他常感入不敷出，对社会贫富悬殊深感不平。正在他苦闷的时候，五四运动的熏陶和同乡好友卓恺泽①的启发与开导，使他认识到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遭受经济困厄，这并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自此，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立志改造旧社会。

一九二三年，卓兰芳参加了宁波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雪花社。按照该社“本互助之精神，作社会之改造”②的宗旨，他积极投入各项活动，同宁波的守旧势力开展激烈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派张秋人来宁波，发展了七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卓兰芳懂得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理。一九二四年，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一九二四年秋，宁波党支部派卓兰芳去宁波和丰纱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利用工人上班下班在甬江摆渡的机会，经常到佘使君庙附近的一个渡口，搀扶童工和带小孩的女工上船下船，并亲切地关照他们： “当心! 走好。”①工人们对这个身穿竹布长衫的青年，投以感激的目光。没几天，他就和工人们搞得亲亲热热，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卓先生”。

卓兰芳深入到渡船上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们讲解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启发他们起来斗争。当时，宁波是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民族工商业凋零，农村破产，物价飞涨。资本家为了多榨取剩余价值，向工人施展了打骂、罚款、克扣工资、延长工时、开除出厂等手段。有个叫方阿秀的女工发问： “老板有财有势，我们和他说理、斗争，他停我们的工怎么办?”②卓兰芳回答说：“没有我们工人，老板也就活不成。只要我们工人象兄弟姐妹一样，团结起来，组织工会，就不怕老板停我们的工。”③他还用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束筷子就折不断的比喻，来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工人们听了，心里乐滋滋的，都点头称是。就这样，卓兰芳成了工人们的知心朋友。每逢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来到他的寝室里，听他讲革命道理。

为了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卓兰芳在佘使君庙附近的济公殿举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开学的那天，方阿秀等十多个工人都来听课。卓兰芳在小黑板上端端正正写好字，领着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起来：

“日出东方一点红，太阳升。”

“这是什么意思呢?”卓兰芳解释说，“ ‘红’ ，就是共产党; ‘太阳’ ，就是光明。共产党来了，我们就能冲破黑暗见光明……”①

后来，上夜校的工人越来越多。这批工人骨干，在卓兰芳的培养和教育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一九二五年春，方阿秀、沈阿存、吴阿兰等都光荣地入了青年团，宁波和丰纱厂细纱车间还成立了工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宁波党支部创办了《火曜》刊物 (至同年八月被军阀当局查封) 。卓兰芳为这个刊物积极写稿，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

他在《火曜》第七期发表的《“五一”节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一文中，大声疾呼： “我们中国的民众”，“除了甘心做国际资本主义走狗”的“军阀、官僚以及一切买办阶级的大资本家财阀外”，应该庆祝这个“世界劳动运动纪念节”，“加入这个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打倒全世界的公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

他在《火曜》第九期上发表的《为什么独怕苏俄? 》一文中，揭露“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干了五十余年的打劫勾当，而中国人对之谁都鞠躬如也”，“待之惟恐不谨”; “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主动提出“把帝俄时代在中国所有的不人道的赃物，无条件退还中国”，并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援助，国人“不但不对他们表示感激，还疑神疑鬼”，“莫敢正视”; “这真是一个神秘不可解的大疑问! ”他“告亲爱的同伴们” ，应该“细细的想一想” ，“为什么独怕苏俄? ”他在《火曜》第十二期《我们要亲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如若英美法日各[列]强，也象苏俄一样，能自动的放弃对我们的侵略政策，诚意地以平等待我，那末，我们也象对苏俄一样的热情亲近他”，决不会象国家主义派那样，“愚蠢地狂吹只许 ‘认敌作父’ ，不许 ‘联友防敌’ 。”

他在《火曜》第十二期还列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浅说》、《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等九种书目，以及《新青年》的“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 ，《前锋》的一、二、三期，《中国青年》的“十月革命号” 、“列宁号”等刊物，供初学马列主义的青年阅读和研究; 并在这一书目表的前面，说明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勉励青年爱惜“光阴” ，“下一个决心，把这个书目” 的书读完，以增进“一种新学问”。在这一期上，还有他和裘古怀合写的一篇《农村运动的参考资料》，给做“农村运动”的同志提出了二十条工作任务和方法，诸如：宣传“帝国主义压迫中国” ，不要“笼统的排外”; 要“调查农村的情形” ，“了解民间的疾苦” ，“研究农民的思想” ，学会“与平民说话的本领” ，“使平民和我们乐于接近”; 我们的目的是“组织农民”等等。这些文章，对宣传马列主义，指导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记录了卓兰芳的思想发展水平。

“五卅”惨案发生后，宁波和全国各地一祥，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熊熊烈火。六月二日，卓兰芳以小教联合会负责人名义，参加了宁波各公团紧急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宁波外交后援会，作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项决议①。会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宁波党支部 (九月间改为支联)决定，由学联派党团员去各工厂和单位协助工作。

卓兰芳既象老大哥，而又没有老大哥的架子，带着学联派出的这批青年，去和丰纱厂、正大火柴厂、美球针织厂和铁路、邮局等单位，组织工会，建立党、团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斗争。六月五日，宁波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有二万多人参加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中国人民，并提出“经济绝交”、“凶手抵命”、“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口号②。愤怒的群众还火烧了海关洋员的住宅，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搞得狼狈不堪，威风扫地。

十一月，随着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党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宁属各县大都建立了党组织，原中共宁波支联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中共上海 (江浙)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宁波地委，卓兰芳被地委指派为职工运动负责人。他和陈洪③等人继续深入到宁波各工厂和单位，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整顿和健全工会，为进一步开展宁波工人运动打下基础。

(三)

湖南、广东农民运动兴起后，卓兰芳于一九二六年一月被宁波地委派去开展农民运动。他回到家乡松岙，以松溪小学校长的身分为掩护，在小学教师、农民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了松岙党支部。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松岙及全县的石、木、泥、竹、米、柴、瓦、漆等八作①手艺工人，自发罢工取得了胜利。为了进一步给手艺工人指明方向，卓兰芳找为首罢工的松岙竹匠卓阿位多次谈话，问： “你们搞罢工，目的是什么?”对方答：“要求增加工资。”又问： “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②卓阿位回答不出来了。于是，卓兰芳热情地给他讲了团结起来干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穷人才可过自由幸福的生活等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当卓阿位提出要求入党时，卓兰芳又给他讲了入党的条件，并接连问： “你怕不怕死?” “怕不怕苦?” “怕不怕冻?”“怕不怕饿?” ③卓阿位都一一回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卓阿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新党员的不断增加，湖头渡、五百岙一带都有了党员，松岙党支部改称下路党支部; 又在杨村、马头、裘村、吴家埠一带建立了上路党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三四十名，为开展农民运动准备了领导和骨干力量。

六、七月间，继卓恺泽在松岙后宅堂前召开农民大会之后，卓兰芳又先后在卓家祠堂、汪家祠堂召开了农民大会。在会上，他首先向大家算了豪绅地主的剥削帐，说明豪绅地主为什么发财，农民为什么受苦的道理; 然后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团结起来闹革命。当场就有不少农民报名加入农民协会。

松岙有个地主叫汪成仁，他把下年要出租的土地张榜公布，叫农民“打瞎眼筒”竞租。卓兰芳立即派出十多个会员，把这个地主抓到学校里进行说理斗争。这个地主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表示愿意遵守农会提出的有关规定，不敢再“打瞎眼筒”了。

农民们见组织起来力量大，就把海涂问题也提了出来。这海涂出产蛏子、苔菜等水产，原来大家可以自由采拾。自从绅士卓慈沛为首筑了嘉禾塘、围海造田以后，农民再下海涂采拾水产就得付租金，否则就不准下海涂。卓兰芳派出十几个农会会员，把那个劣绅叫来开说理会，当场质问： “你为什么不准农民下海涂去采拾?” “这海涂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 “究竟是你闹事还是我们农会闹事?”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问得劣绅哑口无言，不得不交出海涂契约，再不敢阻挡农民下海涂采拾水产了。

这两次斗争的胜利，使农民协会的威信大大提高，会员发展到二千多人。于是，就在卓家祠堂召开松岙村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场上挂着一面绘有一张犁的红色会旗，四周贴满了红绿标语，卓兰芳登台发表演说，选举了村农民协会的会长等各职成员。

松岙村农民协会成立后，卓兰芳又奔走了东、西忠义区(现莼湖区) ，去组织各村的农民协会。

九月的一天，卓兰芳来到杨村琴山第一小学，动员教师严式轮从办农民夜校入手，组织村农民协会，并嘱咐要努力办好夜校，课本可向吴家埠渚溪小学蒋昌林去领取①。杨村办起农民夜校后，农民在夜校里一边学文化，一边诉说各自的苦难生活，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就要团结起来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大石头的道理。不久，杨村农民协会成立了，东、西忠义区各村的农民协会也都相继成立。

十月间，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控制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孙传芳军阀内部出现了分化，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倒戈反孙(孙传芳); 驻宁波的两个团也宣布为“独立军”。宁波地委决定，乘这个有利时机，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推动和支持北伐战争，并决定把奉化的东、西忠义区和鄞县的大咸乡合并，成立中共鄞奉部委，卓兰芳任部委书记，沙文汉任组织委员。

卓兰芳根据部委的决定，领导农民协会提出了 “打倒军阀孙传芳”、“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破除封建迷信”等口号，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使奉化和鄞县的许多村子都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当时，在象山港边的东忠义区翔鹤潭村，军阀当局设有盐局和税关，横征暴敛，强迫群众吃价格昂贵的“官盐”，不允许农民到定海等地去买廉价的“私盐” ，违背就要“充公” 、罚款，害得当地群众连醃咸菜、煨盐粽②的盐也没有，农民无不切齿痛恨。为解救群众的疾苦，卓兰芳在裘村忠义高等小学召开各村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讨论攻打翔鹤潭盐局和税关的问题。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各村农民一千多人，手拿锄头、铁耙、龙刀、柴棍，先后汇集到翔鹤潭村西的将军庙。卓兰芳手执总指挥旗子，与各村负责人会晤，叮嘱大家按计划行动。约八点钟光景，卓兰芳一声令下，各村农民一齐行动。当松岙农民首先冲到盐局时，一个官员拔出手枪来威胁，卓阿金一柴棍打在对方的手臂上，卓阿位立即把这支枪夺了过来，大家一齐冲进盐局，缴获了全部枪枝和弹药。接着，卓兰芳带领卓阿位等人，从海滩绕道去攻打税关。这时，税关已有“关大郎”①等五、六个人持枪把守，许多农民围在外面，一时无法进去，卓兰芳一声喊“打! ”卓阿位用盐局缴来的手枪，对准其中的一个打了一枪，敌人手臂中弹应声倒下。农民乘势大喊： “缴枪不杀! ”冲进了税关，又获全胜。

在打盐局时，一部分农民只顾开仓抢搬食盐。结果，盐警乘海水涨潮之机，划二只船逃走，带走了二十多支枪。

农民抓住大腹便便的盐官和“关大郎”，要剖肚皮; 有的还提出要火烧盐局和税关的房子。卓兰芳没让大家这样做，而是责令其交出盐局和税关的印章、税单等，并派俞子芳、邬雨定②等加以接管; 释放了 “关大郎”，扣押了盐官，令其缴出逃跑的二只船及枪械; 把缴获的十四支枪，分发给各村农民协会; 规定各村把食盐按“私盐”价格卖给农民，收入盐款作为农民协会经费; 还叫大家回去后认真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在北伐军逼近江浙的形势下，十一月下旬，上海区委派罗亦农来宁波指导工作，要宁波地委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以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①。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卓兰芳和奉化各地党支部、农民协会负责人商量研究，准备在翌年元旦发动农民进城，配合县城、大桥的市民和学生，大闹反动的奉化县知事府。

卓兰芳在松岙一带进行动员布置后，带着几名骨干先来到县城，与共产党员、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卓子英等，研究了具体的步骤与方法。他们决定先发动学生张贴标语，大造声势; 接着在县城孔庙红墙外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待大批农民进城，就立即行动。

一九二七年元旦早晨，有三个学生在张贴标语时被警察抓去。当时市民正在发动，农民尚未进城。为了不使被抓学生受罪，卓兰芳带领卓阿位等人，冲进县衙门，放了被缚在公堂上的三个学生，叫县知事沈秉诚出来问话。

沈秉诚摆出官架子，慢腾腾地出来，打着官腔说： “什么事?你们是哪里人? 叫什么名字?”②

“我叫卓兰芳，松岙人，你们为什么要抓学生?”③

沈秉诚一听，知道是奉东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就和卓兰芳争辩起来，并喝令警察：“把他们绑起来! ”④卓阿位立即拔出手枪，抓住了沈秉诚。站在旁边的警察，个个呆若木鸡，不敢妄动。

卓兰芳等人出了县衙，放走沈秉诚，来到红墙外参加市民大会。到会有一千多人，在卓子英主持下，由我党负责人和当地开明士绅先后发表演说。当会议揭露沈秉诚罪行时，与会群众十分气愤，欲往问罪。随之有的农民便开始进城。沈秉诚见势不妙，带着随员和法警四人，出北门潜逃。卓兰芳得到消息，立即派农协会员追赶，在北门外西家畈凉亭活捉并痛打了沈秉诚，又把他扭送到红墙外会场。大会主席当众宣布沈秉诚贪贿纳污、藉端敲诈、欺压民众等罪行。这时，驻宁波的宣布“独立”的浙一师的一个辎重营，开赴鄞东驻防途经奉化。我党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派代表前去迎接，并提出要求惩办沈秉诚，安排好进城农民的食宿等意见。骆营长当即表示支持①。结果，给进城农民一宿二餐，沈秉诚被迫认罪，三天后就滚蛋了。接着，全县各地农民协会都隆重举行大会，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重大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在裘村忠义高等小学召开东忠义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有一千三百多人。卓兰芳在会上讲了话，他说： “北伐军即将到达，革命胜利就在眼前”②;“我们要彻底翻身，就必须组织起来，壮大力量，依靠自己救自己”③。会议推选了区农民协会委员九人，蒋昌林担任会长。会后举行了游行，由两面旗锣开道，各村农民协会代表列队依次前进。一路上红绿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声此起彼落。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经过爵岙、岭下、曹村、吴江泾、应家棚、杨村、石盆、翔鹤潭、马头等十多个村子，男女老少沿途观看，夹道欢迎。一些老年人伸着大拇指称赞说：“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农会力量真大。”①卓兰芳和大家一起游行，他感慨地对农民协会负责人说： “今天开会游行很有意义，以后我们的工作更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会接踵而来，就更有意义了。”②

奉化初中、东西忠义区、江口的竺家、溪口和西坞等地都成立了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七、八十名。在各地党支部领导下，广大农民斗土豪、敲菩萨、封教堂，破除封建迷信，还组织农民自卫队保卫村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

一月下旬至二月下旬，卓兰芳去上海参加中央党校第二期学习。二月十四日，他在上海区委农委会议上汇报了东、西忠义区农运情况。回到宁波后，他被选为地委委员，和竺清旦③去余姚指导工作。他们二人同当地干部一起在庵东盐场，用诉苦等方法，启发盐民的觉悟，筹建余姚盐民协会。

十万人的庵东盐场，盐民协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二万多人。三月九日 (农历二月十九) ，召开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卓兰芳在会上讲了话，并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余姚盐民协会成立宣言》。会议推选了盐民协会常务委员，公审了劣绅高锦泰，会后还举行了游行。当晚，卓兰芳又主持召开盐民协会干部会议，研究今后的任务，确定盐民自卫军的人数，还规定了盐协干部和自卫军的工资，勉励大家努力工作。

三月十一日，卓兰芳主持召开盐廒廒商①代表会议。他代表盐民的利益，向廒商提出三条意见：一、不准克扣盐民的食盐数量。盐民晒出的盐，每百斤以八十斤计，很不合理; 二、去掉洋尾。付给盐民的盐款，每元作一元零九分算，虚加九分洋尾不合理; 三、废除蓬长②制，改为盐民代表称盐③。谈判结果，廒商对前二条意见无话可说，表示立即照办; 但对第三条废除蓬长制，推说称盐，结算盐款有困难。最后商定，如果哪个蓬长不好，盐民可以随时撤换。

庵东盐场斗争取得胜利后，卓兰芳又来到慈溪，在观城的城隍庙召开农民大会。他在会上说： “北伐胜利了，是我们翻身的时候了。但是，土豪劣绅仍在压迫剥削我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才能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④。他还根据农民的要求，当场宣布劣绅吴启夏高利盘剥、强占民女、利用权势、包揽讼事等罪行，发动与会二千多农民奔赴东山，找吴启夏算帐。吴启夏闻讯逃走，农民破门查抄，没收其全部浮财。

(四)

在工农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也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巢，离杭州、上海又近，是个举足轻重的城市。他把他的亲信、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一师师长王俊，安插在宁波充任宁台温防守司令，指使其先在宁波发难。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宁波市总工会被捣毁。卓兰芳和地委的其他几位领导人，立即研究对策，准备发起一个“打倒王俊” 的群众运动。

三月间，中共上海区委派赵世炎来宁波指导工作时，曾经指出：蒋介石派了一个右派师长来“保护”他的故乡，要宁波党对反动势力提高警惕①。四月初，共产党员王任叔②来宁波，也曾向地委几个领导人透露蒋介石要反共的内幕消息③。

但是，宁波地委对这一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还是缺乏思想准备。卓兰芳则认为，局部反共早已见之，只有发动群众与之斗争才可遏止。他请王任叔去奉化，做好群众的发动工作④。

四月九日，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又被捣毁。市党部常委杨眉山 (共产党员) 、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社长庄禹梅等人被捕。宁波和全国各地一样，笼罩在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严重危急的时刻，卓兰芳赶回奉化，通知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做好隐蔽工作。他在松岙农协骨干会议上说：“蒋介石要抓人杀人，我们要立即采取措施，离开家乡，投亲走友去隐蔽。”①当晚，他又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叫党员都离开松岙，仅留下卓阿位一人，把农民手里的枪枝弹药收拢来，埋藏好，做好善后工作。会后，他带着二十多名党员连夜撤走了。

国民党陈空如部很快开到奉化，一天清晨突然包围了松岙。卓阿位未及做善后工作。就这样，松岙及全县各地的农民武装都被打垮了。

四月二十九日，卓兰芳作为宁波农运代表②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后，他和赵济猛等其他浙江代表返回杭州。五、六月间，将原杭州地委扩建为中共浙江省委，庄文恭为省委书记，卓兰芳被选为省委委员兼农民部负责人，曾先后去诸暨、富阳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六、七月间，卓兰芳在诸暨安华附近的广福寺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提出重建诸暨党组织等问题③。会议决定，先建立南区区委，然后向全县各地进行活动。南区区委成立后，很快又在县城恢复了党的组织。

当时富阳只有灵桥、城区二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很少，又少骨干。卓兰芳和当地党员干部一起研究，决定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创造条件，尽快地建立富阳县委。

七月，省委组织部被破坏。卓兰芳隐蔽在杭州燕子弄一个做蚕丝买卖的商人家里，留着八字胡须，把繁体字“兰芳”的“兰”字(繁体字为“蘭” )改为“蔺”字，称“蔺先生”，进行秘密活动。八月上旬，他在燕子弄召开党支部会议，发展了四、五名党员，并指定钱之光为支部书记。

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派王若飞来改组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推选张秋人为省委书记。卓兰芳虽未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省委常委兼农民部负责人。不幸，张秋人在杭州仅活动了三、四天，就被敌人逮捕。

接着，中央派夏曦来杭州召开浙江省委会议，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又产生了 “左”的盲动倾向。十月二十三日，《中央致浙江信》中指出： “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要“毫不顾恤的实行红色恐怖”。信中还指责“浙江的党部从省委以至各级干部和工农中党的负责人，大多数走入极坏的机会主义的路中” ，“应坚决的从组织上改造党”。

十一月，省委制定了从杭州湾到温州地区的庞大的《浙东暴动计划》。这个计划，确定暴动的目的是“夺取浙东要地政权，开始浙东的土地革命”，“至少要造成流寇式的大动乱局面”; 规定上虞、慈溪洪塘、姚北、镇海骆驼桥、奉化忠义区、鄞南、鄞东、鄞西等地为暴动重点并指定了各点的负责人; 拟定了起义的步骤和方法，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 (农历十一月初五)傍晚，城市乡间一致爆发①。

卓兰芳被指派为奉化忠义区暴动点负责人。他遵照计划，在松岙、湖头渡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动员党员变卖家产，筹募暴动经费; 又派卓阿位化装为乞丐，去翔鹤潭卓祥洪①家里取来一支“十三太保”步枪; 再用这支枪去收缴土豪劣绅和保安队的枪械，并搜集民间的土枪和大刀，重新建立农民武装。

但是，浙江的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特务暗探遍布各地，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十一月六日，省委军事部负责人贝介夫、工运主任沈乐山等，在杭州因搞红色恐怖和罢工而被捕; 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嘉谟去浙东、浙南一带指导党务农运，准备暴动工作，十一月十二日在温州被反动军队查出暴动计划等而被捕。接着，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通缉和逮捕，慈溪洪塘暴动点负责人潘小梅、上虞暴动点负责人叶天砥等也被捕，浙东暴动计划已无法实现。

省委被破坏后，十一月下旬，中央派夏曦等人前来重建浙江省委。新省委成立后，在杭州无法立足，暂迁宁波。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新省委主张继续搞武装暴动，决定以奉化、三北、浙西等地为暴动重点，并决定成立奉化区委，管辖鄞奉地区，沙文汉为区委书记，卓兰芳为省委特派员，指挥此次暴动; 又派曹鸿塘②去协助卓兰芳工作。

在当时形势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卓兰芳出于对革命的忠诚和责任感，主持召开区委代表会议，研究暴动事项; 派干部分头去整顿各个党支部; 把从上海搞来的二十多支短枪，分发给起义的农民; 缮写标语、传单等，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研究决定暴动时间和行动大纲。

不料，奉化暴动消息泄露。一月三日，鄞东大咸乡的豪绅向宁波反动当局请兵四十余名，“进剿”罗浦，破坏我机关二处，捕去区委委员一人和农民十人。暴动还未开始就受到打击。省委深恐该处因遭受这一打击而停止暴动，乃连函催促奉化提早发动，并派省委委员沈本厚前往督促。

卓兰芳虽感形势对我不利，但因省委催促很紧，阴历年关逼近，农民债务无法解决，难以度春节，如再不暴动，恐反动派乘虚进攻，坐以待毙，遂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 (农历十二月十七)晚，在松岙召集会议，决定于次日晚召集农军干部和松岙全体党员，先吃掉驻扎在距松岙十华里的马头的国民党省防军一个排，同时各村一齐发动，夺取奉化县城。

一月九日上午，卓兰芳派人把行动大纲分头送达各党支部。可是，鄞东大咸乡的三个支部负责人和马头村负责人都未找到。当晚，他又召集农军干部和松岙全体党员会议，到会仅二十余人，只占应到人数的一半。大家都不相信暴动能取得胜利。经数小时讨论，决定推迟一天行动，由农军干部去松岙附近的几个小村，首先行动，多搜集些土枪等武器，到松岙会合，再一举暴动。

一月十日下午，农军干部卓阿德①率领二十三个农民军，在湖头渡一带开始行动。他们高举农民起义的红旗，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会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抗债抗租抗税抗捐”②等口号，吸收九个农民加入农军，使农军扩大到三十二人。又去罗浦捉来一个劣绅，进行大会斗争，责令其交出田契和借贷单据。农军从湖头渡出发，经过罗浦、五百岙等村子，烧毁了几户豪绅地主的田契和房子，于晚上十点钟到达松岙。沿途各村群众，一见农军，都走避一空。

就在这一天下午，区委交通与农军干部联系中断，湖头渡一带暴动的消息被隔绝。同时，松岙又谣传四起，说国民党大批反动军队将到海边，人心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卓兰芳又在松岙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暴动①。沈本厚即回宁波，沙文汉连夜乘小船横渡象山港经象山去上海。

深夜，卓兰芳在松岙听了湖头渡一带暴动的汇报，考虑到当天下午已决定停止暴动，几个领导干部都已走散，如果再在松岙连夜发起暴动，也会象湖头渡那样把群众吓跑，必无成效; 去马头消灭国民党省防军的一个排，又无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把这三十二个农民武装全部解散②。

这时，卓兰芳想起曹鸿塘还隐蔽在象山港边的一个草棚里，就亲自跑去通知他“今晚就走”③。他们两人连夜翻山越岭，跑到卓兰芳的亲戚家里过夜。次日(一月十一日)，他要曹鸿塘先回宁波向省委汇报停止暴动的情况，自己则返回松岙，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保存未暴露的力量等问题。奉化暴动就这样流产了。

(五)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卓兰芳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党中央派周恩来出席指导，在浙江党史上称“三月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奉化暴动的经验教训，讨论并通过了《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称赞了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十二月广州暴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是“革命时代的转变”; 指出： “中国革命的斗争，带有长期的性质，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不是短期间可以成功”，因此必须“纠正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之错误”; “过早暴动”，“客观上犯了玩忽暴动的错误”，“如奉化暴动之流产，即其实例”。“决议案”还指出：“浙江党目前的任务是激发和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农民的日常斗争”，“改组党的组织，肃清机会主义的遗毒，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前途”。“如果抱了立刻大范围暴动的观念，亦便是过早的幻想”①。

“三月扩大会议”后，卓兰芳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实际主持了省委的工作。四月一日，省委从宁波迁回杭州。五月，中央决定卓兰芳任省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汲取奉化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正确贯彻省委“三月扩大会议”的精神，着重抓紧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举起了反帝斗争的旗帜。在卓兰芳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于三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一日，先后发出《省委芳字通告》第一号至第十一号，部署全省反帝斗争、宣传教育、职工运动、秋收抗租等各项工作。这些通告强调指出，要“在反帝的总策略之下”，“发展一切群众工作”，“实现工农亲密联合”; 在“发动日常小的斗争”中，揭露“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面目，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了解工农苏维埃是革命的出路”①。各级党组织贯彻了“通告”精神，举起了反帝斗争的旗帜，使党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第二，加强对浙西工作的指导。根据三月二十七日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卓兰芳于四月十二日亲自到浙西的活动中心兰溪。二十二日，他主持召开浙西党的代表会议，有兰溪、永康、建德、东阳、金华、龙游、汤溪、寿昌等县的代表参加。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传达贯彻省委“三月扩大会议” 精神。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浙西工作计划决议案》，成立了中共浙西特委，他兼任特委书记。会后，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卓兰芳着重抓了兰溪的工作，并派二名干部分赴永康、建德加强领导，以这三个县为重点，带动周围各县的工作，使浙西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第三，发动群众开展日常斗争。四月间，兰溪县委决定发动水亭区祠堂脚村十多个雇农罢工斗争，但没有具体计划，声势也不够大。卓兰芳当即召集县、区干部会议，提出发动全区、以至全县雇农罢工斗争，并注意使佃农等各阶层赞助②。他还亲自起草了以给雇农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待遇为主要内容的《罢工宣言》。会后，水亭区四百多名雇农起来罢工。豪绅地主怕贻误农事，不得不答应雇农的要求。结果，给雇农增加工资二成，罢工获胜。卓兰芳根据他在浙西取得的这些经验，即向省委提出“各县的党急须打入工农群众中去”，发动“雇农加资斗争”、“反对地丁税、军事附捐斗争”、“夺取乡村公共产业管理权斗争”等; “斗争发动方法”要灵活运用①等建议。六月间，卓兰芳到义乌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提出要用多种形式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开展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入党②。会后，义乌各地办起了民众夜校和俱乐部，组织了青年国术团和妇女缝纫班，通过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广泛宣传教育。柳青党支部，揭穿土豪劣绅以搞庙会为名，向群众派款，从中渔利的花招，提出“反对迷信、反对浪费”的口号，发展群众与之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些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第四，纠正基层的“左”倾盲动情绪。四月间，永康县委程兆汤向卓兰芳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永康群众情绪高涨，武装暴动条件成熟，已开始组织游击队，计划发动暴动。卓兰芳及时召开浙西特委会议分析永康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永康县委没有发动群众日常斗争，所谓群众情绪高涨，只不过是少数同志主观盲动情绪的反映。会议作出了决议，要求永康县委立即纠正他们的做法，并派人去永康贯彻特委的决议。

六月底七月初，卓兰芳在杭州，连续接到浙西特委五、六号公函，说已布置兰溪发动游击战争，建德搞武装暴动。他因来不及召集会议“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就以省委名义发出指示信，严肃地指出： “浙西各县的党”，“对工作的前途又似估计得过高”，“普遍的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必须“极力纠正”。否则，“党的组织有消灭崩溃的危险”①。

为了切实纠正盲动情绪，指导全省各地开展日常斗争，卓兰芳于八月十六日发出了《省委芳字通告》第十号，指出：“日常斗争到处发展”，农村“将走到抗租斗争阶段”。但目前“浙江革命形势，还没有到一个武装暴动的局面”，要注意纠正“盲动主义的观念”。在秋收抗租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党的下层基础，健全党的指导机关”，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揭露国民党减租条例之欺骗政策”; “要根据实际情形来正确的决定斗争的形式”，在斗争中“学习革命的艺术”。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卓兰芳在亲自起草的《浙西工作报告》第二号中指出：“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继续不断的改造党，组织党，建立支部工作，建立各级党的关系”。五月底，卓兰芳离开浙西到杭州，以省委名义给浙西特委的指示信中，强调要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 “对于一切工作之决定，特委须召集常委会来讨论”; 要“健全特委的组织”，务使它尽“指导各县的责任”;对各级党组织，“须十分谨慎领袖的人选，切不可使游移分子去领导”。在《省委芳字通告》第六、七号中，还强调要改善党内的民主生活和上下级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建立党的各级报告制度。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卓兰芳踏遍浙西的山山水水，帮助各县党组织尽快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四月，兰溪、永康、遂昌、金华、武义、龙游、缙云等七个县，恢复和建立了不少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二千多名。五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对兰溪农民武装枪杀后陆村恶霸地主陆森林之事进行疯狂反扑，派大批军警到水亭、永昌地区搜捕了十多人。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卓兰芳仍辗转出入在这一带地区，帮助整顿和健全原来无人负责的三个区委。五月至十二月，他又帮助成立了龙游、富阳、义乌等县县委。富阳县委还根据卓兰芳指示精神，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全县基层党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九月，卓兰芳参加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浙江问题讨论会。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讨论和研究了浙江的工作。会后，他知道史永正在上海养病，就顺便去看望和安慰。他对史永说： “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就要有许多同志为之奋斗牺牲，你我都要作这样的思想准备。”①他回到浙江，向省委传达贯彻了讨论会议的精神，又部署安排了全省的工作，为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继续纠正盲动错误，加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卓兰芳被选为省委常委、秘书长。他坚持在杭州进行秘密活动，布置各地的工作，三月间离开杭州去上海。

四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建制，加强直达地方巡视②。卓兰芳任中央巡视员，先后去浙东、浙北、浙西等地巡视。

五月，他来到宁波恢复党组织，帮助建立了中共宁波特支。

七月至八月，他巡视了浙北的湖州、长兴、德清、绍兴、富阳、杭州等地，并把巡视的情况，于十月十四日在上海和撼山①进行了详细交谈。他说：湖州“县委经常在菱湖”，“少到各地巡视，指导亦缺”; 召开“支部会，但到者寥寥”; 长兴党组织有“和平发展的错误”，该地有矿工三千多人，应注意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 理发工人“为增加工资自动斗争”，“应参加并领导这个斗争”; 德清有丝厂六个，每个厂约有一、二千工人，有一厂工人“为增加工资自动斗争”，“虽胜利，但被开除三个”女工，决定发动工人群众为“要求恢复女工工作”而斗争;绍兴有党员“约一百二十余人”，“当召集二十多同志的会议，推出县委五人，并规定工作计划”;富阳“和平拉夫发展”党员有相当数字，“曾指出他们的错误”，好多地方的同志还“不了解日常斗争”和搞好“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杭州“工作仍无起色”，“杭州车夫斗争及伟成工厂工人斗争都有”发生，“但我们始终未能打进去”，“只能在外面发发传单而已”。他还向撼山说： “浙北巡视员一人是不够的”，“因为面太广，跑不普遍”; “各地文件刊物太少”。要撼山加强对浙北工作的巡视指导，并增发“一些小册子”，供基层阅读②。

卓兰芳在巡视浙北期间，获悉国民党反动派为“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正加紧在义乌修筑浙赣铁路，便写了一封密信给义乌县委，要他们设法阻止③。当时稻子正在抽穗扬花，义乌县委根据卓兰芳的指示信，分析主客观情况，提出“保卫秋收”等口号，发动沿铁路线的广大群众，掀起汹涌澎湃的抗路斗争，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延迟施工，抗路斗争取得了胜利。

卓兰芳又巡视了浙西的永康、东阳、义乌等地。他把调查研究的情况，于十一月九日向党中央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巡视浙西的报告》。这个报告中分析了浙西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党内和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措施。

他在巡视浙西期间，对各县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帮助指导。十一月间，他召开永康县委扩大会议，整顿了县委的领导班子，研究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后，他和县委成员一起，在四十四坑一带，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反对土地陈报①，开仓分粮②给群众，还派县委成员应则堂去吕师堂部队联系工作。这些活动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打击了乡村封建势力，为后来建立红十三军第三团打下了基础。

(六)

一九三○年，全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白区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和起色，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新的军阀战争。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形势对革命非常有利。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却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命令各地进行武装暴动。

四月初，卓兰芳化名李品三，以中央巡视员身分，随带《中央通告》七十号来到诸暨。当时，诸暨党的基础较好，组织健全，党员发展到八百多名，临时县委已在北区发动群众，开展破仓分粮斗争，解决群众的春荒问题。卓兰芳听了北区斗争情况的汇报后，又深入到东区、西区、南区，对各支部工作现状和各村社会情形作了详细的调查。从他亲自作的笔记看，调查的项目非常广泛，有各支部的党员人数、出身成份、思想和工作表现、与群众的关系怎样; 对破仓分粮、反对土地陈报、反对豪绅地主的立场和态度如何;支部如何组织农民委员会、打入黄色农会开展工作; 各村雇贫中农的户数、有抬枪土枪多少; 豪绅地主的户数、各种枪支有多少;团防、警察、缉私营、省防军的人数及快枪、抬枪、马枪、老毛瑟、木壳、手枪各有多少，等等①。通过调查，他分析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搞诸暨地方暴动，富阳等县配合行动。

四月中旬，卓兰芳召开诸暨全县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临时县委，成立正式县委，何达人任县委书记，并确定各区农民军负责人，拟定了暴动计划：各村发动，破仓分粮，组织农军，集中力量，进攻枫桥、姚公埠、牌头、草塔等几个大镇，向县城采取渐进发展; 如果暴动失败，则去温州与红十三军会合，或上诸暨五指山建立根据地。

暴动前夕，卓兰芳给何达人并大东区委写了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 “下北区党的策略应非常正确——扩大斗争区域，实行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无限量的扩大农军，集中力量，坚决的进攻重要市镇，夺取[敌人的]武装”;“全县各区斗争之迅速的发动，以牵制敌人的进攻，否则，斗争必然易被敌人分头各个击破”; 要求各地“必须坚决的执行上述的策略”。信中还要求何达人，“如遇紧要关头，要放大魄力，当机立断，切不疑迟不决”，并对大东区的行动时间、方法和步骤作了具体的规定①。

四月下旬，在卓兰芳领导下，诸暨暴动开始了。农民军臂缠红布，肩扛土枪土炮，手拿朴刀龙刀，勇猛地战斗。当各区农民军按预定计划攻下几个主要市镇时，全县农民军扩大到三千多人，分得粮食和物品的群众达十多万人，声势很大。

但是，驻诸暨县城的国民党省防军，立即出动，镇压农军。敌人又调杭州的省防军来“围剿”，原已被农民军打散的警察、盐兵和地主武装，也纠集拢来进行反扑。各区农民军同敌人浴血奋战了五、六天，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都先后失败了。

诸暨暴动失败后，本应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策略。但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机关，又命卓兰芳继续组织武装暴动。

卓兰芳来到杭州，陆军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与他取得了联系。他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狱中特别党支部，以徐迈进为特支书记。不久，他又指示狱中特支，发动狱中斗争和破狱斗争，以配合外面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①。在狱中特支领导下，狱中斗争开展起来了，迫使监狱当局答应“犯人”们提出的改善伙食待遇等要求。但因当时条件不具备，没有发起破狱斗争。

当时建德党组织比较健全，曾为解决春荒问题，发动全县一万多人进行破仓分粮斗争，取得了胜利。卓兰芳到达后，就决定实行以建德为中心的浙西大暴动。

建德农民军以红十三军为番号，编为洋尾、麻车、三都、大洋等四个大队，于七月六日开始暴动。农民军封锁从建德到兰溪的水陆交通，切断通往各地的电话线路，收缴了警察所的武器，打败了驻在当地的国民党省防军、缉私营等反动军队，战斗十分勇猛。但因浙西其它县暴动先后失利，敌人从兰溪、浦江一带调来大批军警疯狂反扑，建德农民军孤立无援，武器太差，伤亡惨重，同敌军激战了数天，也失败了。

建德暴动失败后，卓兰芳经兰溪到义乌。他感慨尤深地对义乌的党员干部说，他领导的奉化暴动、诸暨暴动、建德暴动，都失败了; 条件不成熟，暴动总是要失败的; 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下级只得执行②。

八月初，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立总行委，并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命杭州等地配合行动。

不久，在杭州成立浙北行委，任命卓兰芳为行委书记，辖杭嘉湖地区，并指挥浙西各县。

由于浙西暴动的失败，全省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杭州更是敌探密布。十月二十八日 (农历九月初七) ，卓兰芳去石牌楼文华茶楼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被敌人探悉。国民党杭州内河警察局即派探子化装岗警守捕。

次日下午，卓兰芳去江干区召开秘密会议后步行回来，走到板儿巷附近，想起大有公司有一所房子要出租，地下党组织打算在那里设一个联络站，就顺路去看一下。他刚走进板儿巷，忽然警笛声起，警察截住巷子两头，不幸被捕。

卓兰芳被捕后，关押在柴木巷拘留所十一号囚笼。不几天，被转入十二号笼。他化名李安德，机警地整天蹲在囚笼内，连放风时也不出去; 对同一个笼内原来熟识的难友，起初也装作不认识，四、五天后才重作相识。卓兰芳在囚笼里继续坚持斗争，帮助难友分析案情，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研究对付敌人刑审逼供的办法。他那革命的气概，坚强的意志，丰富的知识，正确剖解问题的能力，折服了同笼的所有难友，大家都很尊敬他。

一天，关在十一号囚笼的蒋斌①被敌人提审时，叛变了革命，供出了李安德就是卓兰芳。

第二天下午，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科长何秉达，带着一伙人，前呼后拥，来到柴木巷拘留所，在十二号笼前一个个点名查看。最后点到“李安德”时，何秉达一边象相面先生似的端详着他那黄瘦的脸，一边盘问：

“你叫什么名字?”

“李安德。”

“哪里人?”

“宁波人。”

“做什么营生?在哪里被捕?犯什么案由?”

“做丝绸生意，来采购杭纺，在梅花碑附近被捕，犯什么案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何秉达奸笑一声，又问：

“你有嗜好①吗?”

“没有。”

过了一会儿，何秉达带着一伙人，又来到十二号笼前，打开笼子，把卓兰芳叫出来，又问：

“你真的叫李安德吗?”

“是的。”

“恐怕是奉化人吧?”

“不是。”

卓兰芳被关进囚笼后，何秉达向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道：“是他吗?会不会错?”

“不会错。就是脸有点黄瘦，和以前略有变化，但大致看来，是不会错的。”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回答②。

拘留所的巡官给卓兰芳戴上了脚镣，锁上了笼门。十二号笼内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卓兰芳坦然自若，面带笑容，首先开口打破了这个静寂的局面： “同志们，朋友们，我不叫李安德，叫卓兰芳，宁波奉化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悬赏一千元巨款通缉我……。”难友们打断卓兰芳的话，关切地围拢来劝阻： “老李，你镇静点。” “老李，你别……”

卓兰芳感谢大家的好意，声音越说越宏亮： “刚才那个军官叫周星凡，是个叛徒。今天，他是特地来辨人的。落入敌人的魔爪，不必再抱什么幻想。” 他勉励“囚犯”中的同志和朋友，要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面目，坚强起来，跟着共产党，为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为解救所有的穷苦人而努力奋斗。他还给难友们教唱《国际歌》，鼓舞斗志; 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说明革命必然胜利，反动派的末日必将来临，并指出大家应走的方向和道路。说着，他就带头唱起了《国际歌》。顿时，十二号笼以及其他十多个大小笼里的“囚犯”，都和唱起来，悲壮的歌声淹没了整个柴木巷拘留所①。

卓兰芳被传审了。何秉达备了香烟茶水，请卓兰芳上座，两人犹如坐在谈判桌上：

“卓先生，我们等待你好久了。”

“人民也正等待着你们。”

“你们在杭州究竟有多少力量?”

“到处都是。”

“国共两党，在目下潮流中，究竟谁适宜于中国?”

“这你们是永远也不会懂得的。如果你们懂，就不会捕杀共产党人，而要向共产党投降了。”卓兰芳铿锵有力的语言，炯炯有神的目光，直逼得何秉达倒抽冷气，哑口无言。

敌人的一个武装排，把卓兰芳从柴木巷拘留所押送到陆军监狱。

一个法官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审问卓兰芳。他把卓兰芳“请”进监狱的会客室里，“殷勤”迎接，“款待”茶点，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 “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论法律，你的案情是九死一生的。但你可放心，政府很器重你，只要你有点自省之意，不但不会加害，而且要大大重用。”

卓兰芳轻蔑地付之一笑，不发一言。

“我们对你不用开庭，而请你来谈话，只要你如实说出你们在外面负责人还有谁，你马上就可得到自由。”法官得不到卓兰芳口中的一句话，就威胁说，“如果正式开庭动起刑来，那就由不得你了。”

卓兰芳见法官唠叨不休，十分厌烦地说： “不必多说废话，我是不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敌人因威胁利诱不成，就用严刑拷打来威逼，要卓兰芳招供出在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卓兰芳咬紧牙关，忍受着敌人的残酷刑罚，但他毫不屈服，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是共产党员，外面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你们要想在我的口中得到些什么，办不到! ”①

十一月二十四日 (农历十月初五) ，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杭城上空，卓兰芳被绑赴刑场。一路上，他昂首挺胸，从容不迫，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对党赤胆忠心，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注释

①卓恺泽,1922年参加宁波“雪花社”,1923年入党,曾任团四届中央委员、浙江和湖北团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在武汉牺牲。

②潘念之: 《宁波团的建立和早期活动》 ,载《宁波青运史研究参考资料》 1980年第1期。

①②③ 《宁波和丰纱厂史》(初稿),1963年6月宁波和丰纱厂党委、杭州大学历史系合编。

①《宁波和丰纱厂史》 (初稿),1963年6月宁波和丰纱厂党委、杭州大学历史系合编。

①1925年6月3日宁波《时事公报》。

②1925年6月6日宁波《时事公报》。

③陈洪,原名陈鸿,共产党员,宁波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1926年任宁波地委工运书记,1943年任四明地委书记,同年11月牺牲。

①八作,即八种手工业行业。

②③卓阿位回忆笔录(1980年11月1日)。

①陈企荫谈话记录(1982年11月23日)。

①严式轮: 《奉东农民运动的片断》 (1980年1月7日)。

②煨盐粽,在旧社会,农民生活困苦,没有小菜,把食盐用竹箬包成粽子那样,放在火里煨,待盐煨熟后当小菜吃。

①关大郎,当时群众对税关头目的称呼。

②俞子芳、邬雨定当时均系松岙村农民协会的骨干、共产党员,后都脱党。

①陈企荫谈话记录(1982年11月23日)。

②③④卓阿位回忆笔录(1980年11月1日)。

①《奉化市民大会纪事》 ,见1927年1月3日宁波《时事公报》。

②严式轮: 《奉东农民运动的片断》 (1980年1月7日)。

③周闪耀: 《大革命时期奉化东区的农民运动》 (1981年3月) 。

①②严式轮《奉东农民运动的片断》 (1980年1月7日)

③竺清旦,奉化人,时任宁波地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去苏联学习,回国后牺牲。

①盐廒,商人设立的收购食盐的机构。廒商,即盐廒的商人。

②蓬长,廒商雇用的职员,其主要职责是称盐、结算盐款,常向盐民敲诈。

③顾小轩:《余姚盐民运动及其他》。

④李顺庆: 《一九二七年在慈北的斗争》 (1961年3月27日)。

①宁波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专题资料: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宁波》 (1982年12月19日) 。

②王任叔,笔名巴人,时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工作,辞职回甬,解放后曾任驻印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昭雪平反,隆重追悼。

③④巴人: 《旅广手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卓阿位回忆笔录(1980年11月1日)。

②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17日),存上海市档案馆。

③寿松涛1959年5月给诸暨县委办公室的信。

①《共产党暴动浙东之计划》,见1927年12月9日宁波《时事公报》。

①卓祥洪,共产党员,(后脱党),“四一二”前在定海搞农运,失败后,他把这支枪带到家里来。

②曹鸿塘,即王中,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1年11月3日逝世。

①卓阿德,共产党员,时任农军干部,1928年3月被选为浙江省委委员,1930年4月被捕牺牲。

②王中(曹鸿塘): 《参加奉化忠义乡武装起义》。

①②卓兰芳: 《奉化暴动的报告》 (1928年1月26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王中 (曹鸿塘) :《参加奉化忠义乡武装起义》。

①《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 (1928年3月16日省委扩大会议通过),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 1981年第6期。

①《省委芳字通告》第4号(1928年8月19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卓兰芳起草的《浙西工作报告》第1号(1928年5月15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卓兰芳起草的《浙西工作报告》第2号(1928年5月25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杨文清、方城顺等回忆资料。

①卓兰芳起草的《浙江省委给浙西特委指示信》 (1928年7月8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访问史永(沙文葳)记录(1980年10月12日)。

②《中央关于浙江问题决议案》 (1929年4月17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撼山,即郑馨,时任中共杭州中心县委负责人,管辖浙北地区,已牺牲。

②《芳与撼山谈话记录——关于浙江的形势及组织的情形》 (1929年10月14日),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杨兴海谈话记录。

①土地陈报,国民党政府打着孙中山“平均地权” 的幌子,叫农民逐坵陈报土地的亩数,并丈量核实,登记造册,征收土地登记费和土地税。这种土地陈报,决不会变更土地的占有关系,却对农民加重了剥削。

②开仓分粮,又叫破仓分粮,即打开地主和宗祠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以度饥荒。

①卓兰芳笔记: 《大东工作情形》 (1930年4月12日),存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

①《一九三○年四月卓兰芳给何达人并大东区委的指示信》,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4期。

①《徐迈进同志谈在浙江陆军监狱中的斗争》,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0期。

②吴洵和谈话记录 (1982年11月27日)。

①蒋斌,任杭州团市委负责人时被捕,供出卓兰芳后,即被释放,叛变投敌。

①嗜好,指吸鸦片。卓兰芳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身体很弱,面黄肌瘦,好象吸过鸦片一样。

②以上参见温永之:《易水寒——狱中哭别卓兰芳烈士》 (1981年12月12日) 。

①以上参见温永之:《易水寒——狱中哭别卓兰芳烈士》(1981年12月12日) 。

①以上参见温永之: 《易水寒——狱中哭别卓兰芳烈士》 (1981年12月12日)。鲍浙潮: 《卓兰芳烈士在狱中》 (1963年8月9日)。

张雪痕: 《忆卓兰芳同志战斗在敌人的法庭上》 (198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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