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周以栗人物传,周以栗生平事迹,周以栗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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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周以栗人物传,周以栗生平事迹,周以栗评价

(一)

周以栗，字子慎，参加革命后曾化名岳易云、王仲英，笔名易允。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桥头驿九福乡麦子冲易家屋场(今望城县桥驿乡) 一个世代贫寒的佃农家庭。他的父亲周世昌，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民，除了常年辛辛苦苦种田以外，还能操持修制牛皮雨具——油鞋、木屐的手艺，农闲时走乡串户做些皮匠活，当地人称他“周皮匠”。其母戴九姑，是个忠厚俭朴的农村妇女，除操持繁重的家务外，每天纺织到深夜，赚些钱米补贴家用。就这样，全家在艰难勤俭之中勉强度日。

以栗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且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很受长辈赞扬、同辈羡慕。虽家境贫寒，父母仍节衣缩食，让他上学。周以栗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学习刻苦用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深得思想开明的姜济寰、邹寿祠等老师的喜爱，并从经济上加以资助，使他得以在长沙县立师范第一班读完三年。毕业后，他先后在长沙县立第一高小和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校当教师。

一九一五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一个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兴起了。周以栗和当时许多先进分子一样，认为统一国语是普及教育的第一着，要图整个国民知识的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字，国民教育才易普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才能推广。因此，他于一九一九年经湖南教育界人士推荐，参加了教育部在北京主办的国语训练班。不久，便回长沙推广普通话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并著有《中国文学的出路》、《国语拼音法》等书①。

一九二○年八月二日，长沙县教育会在长沙自治女校主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随后，教育会又发起成立国语讲习会，聘请周以栗在讲习会主讲注音字母。周以栗善于演说，极有口才，加上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往往座无虚席。他为推广汉语拼音不辞劳苦，深得当时教育界人士的敬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长沙县教育会改选时，他被选为教育会董事②。

周以栗认真教学，并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在周南女校小学部任教时，不过二十多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力充沛，神采飘逸”，“除备课、改作业外，还自编教材，三、四年级的语文教材都是他选编后油印的。”“他敢于在课堂上揭发当时赵恒惕主湘的倒行逆施，于是同学们就在作文中大骂赵恒惕”;“他还常向学生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并告诉学生：妇女谋求解放，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①。

在这期间，周以栗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经他们介绍，又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毛泽东，开始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湘江评论》以及文化书社推销的进步书刊，很受启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周以栗愈来愈多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步由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终于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五年二月，周以栗因反对周南女校中学部主事 (即校长) 李树藩辱骂校工，遭到李树藩的忌恨，被迫离开女校小学部。

这时，徐特立从法国勤工俭学后回到了长沙，利用荷花池长沙师范的杂屋，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招收一部分因限于名额没有考取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简称“一女师”，因校址在长沙城内古稻田，故又称“稻田师范”) 的女学生。已经离开周南女校的周以栗，受徐特立聘请到该校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当时在该校担任教学工作的，还有共产党员陈昌、罗学瓒、熊瑾玎等。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师生的思想倾向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在大革命中成了勇敢的战士。

(二)

一九二五年春，湖南国民党在长沙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周以栗担任省党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书记①，与何叔衡、李维汉、夏曦、郭亮等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从此，周以栗便以教育为公开职业，以主要精力积极地在湖南从事统一战线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同年五月，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连续制造了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湖南，各界民众异常激愤，工人、学生立即走上街头，奔走呼号。六月二日，在中共湖南区委员会领导下，由湖南工团联合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出面，在长沙教育会坪召集了有两万多工人、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周以栗被公推为负责人之一②; 大会决定在全市实行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六月三、四两日，周以栗与田波扬、张汉藩等同志又领导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发动。五日，全市各界一致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示威，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收回租界”、“打倒卖国媚外的军阀政府”、“参加国民革命”等口号，散发传单七十余种。游行队伍到达日本驻湘领事馆时，反帝革命义愤达到高潮。在周以栗及向钧、田波扬等指挥下，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霎时，旗帜飞舞，呼声震天，吓得日本领事馆慌忙电请军阀赵恒惕派兵保护。在士兵端枪对准游行群众时，眼看就要酿成流血事件的紧急关头，周以栗、向钧、田波扬奋不顾身，迎上前去，对士兵讲演，劝士兵不当帝国主义的看门狗，不做亡国奴。周以栗见士兵们为民族大义所感动，放下了枪，便率领十多人冲进领事馆，在前坪扯下了太阳旗，并把抗议书钉在旗杆上。这一正义举动，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九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盛宣怀的儿子)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用金钱买通了江西军阀方本仁、湖南军阀赵恒惕和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对安源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九月二十一日，李鸿程封闭了安源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共产党员、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十月十六日，将黄静源杀害在俱乐部广场，并宣布“示众”三天。消息传到长沙，中共湖南区委召开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对黄静源烈士的追悼活动，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暴行，教育和启发广大群众觉悟。周以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于十九日与向钧、罗学瓒、张汉藩等组成迎柩团，代表湖南各界前往醴陵迎接烈士遗体。二十六日，长沙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天，数千名学生护着烈士的遗体，冲破反动政府的重重阻挠，举行了极其悲壮的抗议游行。周以栗指挥游行队伍，带领群众振臂高呼： “打倒军阀”、“黄静源烈士精神不死”等口号，绕长沙城一周，观者万人空巷，许多人同情落泪。

为了救济死难烈士家属，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开始筹备，周以栗为之积极奔走，并被推举为筹委会组织部的干事①。

三月八日，为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由湖南女界联合会等团体联合发起，召开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大会推选中共湖南区委妇委书记、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缪伯英担任主席，邀请周以栗作演讲。他慷慨陈词，号召广大妇女“联合团结，一致革命，为自身谋利益，而达自由幸福”①。

为推倒赵恒惕军阀政府，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下，三月九日，又由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部发起，联合长沙各界民众团体，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了万人市民大会，成立了带有临时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选工、商、教育各界九人为委员，周以栗与缪伯英、张汉藩三人为委员会常委②。大会一致通过了省党部提出的《对付此后湘局主张二十四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满街张贴“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游行群众经过赵恒惕的省政府门前时，停下来举行大示威，万众高呼“打倒赵恒惕”的口号。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加上倾向国民革命的唐生智部进逼长沙，赵恒惕不得不于三月十二日深夜从长沙仓惶出逃，潜往岳阳。

四月末，赵恒惕所属叶开鑫部受到吴佩孚援助，反攻长沙。唐生智部被迫退守衡阳。周以栗与何叔衡、夏曦、曾三等即随唐生智部撤到衡阳，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负责同唐生智联络和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就在这时，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讲习班的湖南籍学生被派回湖南。为了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工农运动，以配合北伐战争，周以栗和夏曦、何叔衡等，将这批学生集中起来，在衡阳办了半个来月的短期训练班，着重向他们介绍湖南各地工农运动开展的情况。周以栗在训练班多次讲课，给予学生以很大帮助，他的中肯分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训练班结束后，有的学生被委任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派往粤汉铁路沿线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区乡农民协会; 有的则被派到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准备直接武装工人群众。不久，北伐军挥师进入湖南，所到之处，都受到工人、农民和学生团体的大力支援。周以栗随唐生智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转战，沿途做群众工作。返回长沙后，七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重要会议，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兼省党部组织部部长刘文岛提议，聘请周以栗为组织部秘书，代理主持部务①。

为了充分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召开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周以栗以中共党团书记的身分参加，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开展湖南农、工、商、学、妇运动的决议案，发表了扶助工农运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促使全省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一齐走向高潮。九月九日，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举行联席会议，产生了省党部的各部部长，周以栗担任省党部青年部部长②。十一月，周以栗又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代表联席会议。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这是当时轰动全省的一件大事。全省凡有工农革命组织的地方，都为这件事开了庆祝会。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到五十二县、二特别区，计一百七十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一百三十多万人;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一百七十五人，代表会员二十二万六千三百六十八人。周以栗应邀出席指导大会，被选为大会顾问。会议期间，他代表省党部在两个大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演讲了中国农民问题。据大会会刊报道： “周同志对于农民运动，素有详细的研究，于各位代表必多贡献。”大会期间，他还担任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具体负责政治项提案的审查工作。大会根据中共湖南区委提出的湖南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三十八项，制定并通过了三十三个决议案，包括减租减息、禁止高利贷、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有关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的各种问题。对此，周以栗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对制定这些议案，促进湖南民众运动的高涨，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二月二十六日省农代会选举，他以一百零九票遴选为省农协第一届委员①。

(三)

一九二六年冬，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武汉创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随后又亲赴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得到了三省省党部的响应和支持。毛泽东与湖南党组织商量后，决定调周以栗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周以栗乘车北上，离湖南前往武汉，开始着手进行农讲所的具体筹备工作。一月十五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和董必武等一道，具体讨论了创办三省农讲所、推荐筹备员等事宜。在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会议通过决议，给农讲所提供经费、校址，选送学生，从而促进了农讲所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月十六日，农讲所筹备处正式成立。湖南推周以栗、毛泽东、陈克文，湖北推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各三人为筹备委员; 经费湖北一万六千元，湖南、江西各一万二千元; 章程由周以栗、陈荫林起草。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临近长江的湖北省农民协会内，所址设在武昌红巷(原名黉巷)十三号。

正当筹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蒋介石等人在南昌造谣说“农讲所不办了”; 并扣留赣省应提交的经费，阻挠江西学生入学。毛泽东、周以栗等坚决挫败了蒋介石等人的阴谋，根据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把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讲所，隶属国共合作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实行全国招生。

中央农讲所实行常委制，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常委会下设教务处、训练处和事务处，周以栗担任教务主任①，负责教学方面的工作。三月七日，农讲所正式开学。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以栗主持制定的农讲所《开学宣言》明确写道：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 《宣言》规定学生入所的条件是： “革命观点确定”; “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 ;“身体强健耐劳”，年龄在 “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①。

四月四日，农讲所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大会主席邓演达报告了开会的意义后，接着，周以栗报告了农讲所成立的经过。他说：“中央农所系由湘、鄂、赣三省农所扩大而成，我们要扩大革命基础，便要打破封建势力，确立民主势力，须许多人到农间去运动去组织，军事的胜利领域处增加，农运人材的需要随之增加，故本所学额亦随之增加。现在学生共七百三十九人，由十七省集合而来，湘鄂赣最多，河南安徽次之，共开四班，四个月毕业者三班，月余毕业者一班。”接着，他分析了学生的成份： “农民占一百八十，武装农民领袖占四十余，农民的觉悟分子曾作农运者占一百四十，工人占四十余，学生占四百余。”他强调指出，在教育方面，要“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要使学生认清种种农民问题，成为农民运动的职业家。”②他的讲话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核心，表明了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研究。

为着实现把学生培养成“农民运动职业家”的目标，周以栗在主持制定教学计划上，开设有二十多门课程，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史略及常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军事训练课程等。周以栗先后聘请了恽代英、夏明翰、方志敏、彭湃、瞿秋白、李立三、陈荫林、李汉俊、邓演达等，在这里担任教员或讲课，深受学员欢迎，尤其是毛泽东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给了学员以巨大的鼓舞和启发。

周以栗十分重视学员的世界观改造和组织纪律性的培养。在发动学员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他又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定学员到农讲所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以唤起广大农民群众，并领导他们打倒共同的敌人;《规约》还详细地列举了人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毒菌”，如个人主义、唯心观念、自由散漫以及地方主义、宗教观念等等。这些毛病妨害工作、影响进步，务必来一个“痛切的扫除” ，否则，将“难免做一个落伍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 《规约》并具体规定了各项纪律十二条，包括养成集体行动的习惯、刻苦耐劳的生活作风等等。这个《规约》推动了学员的思想改造和作风的转变。不少学生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周以栗不但要负责农讲所的工作，而且参加了很多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当时武汉的各家报纸上，成为一名有影响的人物。

中央农讲所有不少河南籍的学员，周以栗通过与他们的攀谈，了解到河南红枪会最初是农民为抗捐抗税、反抗军阀的暴敛及土匪败兵的骚扰而组织起来的半武装自卫团体。它大体发起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间，随着 “五卅”运动后各地工农运动的高涨，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周以栗认为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应该加以改造和联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开了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各地红枪会、黑枪会、绿枪会代表共六十九人，代表了河南四十五县的武装农民四十余万人。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都先后作了报告，周以栗也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代表讲了话。他提出：河南“武装农民，应巩固自身组织，与革命合作”①。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肯定。

三月十八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讲所联合召开了豫、鄂两省农民代表会，周以栗应邀出席，介绍了农讲所的概况。会后，为进一步团结争取河南的红枪会，以利北伐军出师河南，在周以栗的倡议下，中央农讲所增设了河南武装农民特别训练班，对红枪会的一些首领进行政治、军事及思想方面的教育训练，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之在该组织中起正确的骨干作用。

三月三十日，周以栗出席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为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而召集的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会议，并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受到大家的赞赏。

周以栗十分重视农讲所学员的军事训练，重视对学生进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教育。他认为学生如果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在他的领导下，农讲所实行军事建制和严格的军事纪律，按照军事训练计划，对所有学员进行队列、射击、刺杀等多种训练，并从实战需要出发，向学生们讲授各种作战的军事常识，包括武器效能、渡河战、山地战、攻坚、堵击等等。开始，学生没有枪，经周以栗多方交涉，终于解决了学员的枪枝问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讲所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了，军训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增加到四小时，并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通过军事训练，学员们更加懂得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学会了军事技能，也养成了严格的军事纪律，一个个成为能文能武的战士。当着夏斗寅发动武装叛乱、偷袭武汉政府时，农讲所学员和中央军校学生立即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的率领下，挥戈上阵，奋起反击，挫败了夏斗寅企图夺取武汉三镇的反革命阴谋。

在整个农讲所工作期间，周以栗虽是分工负责教务工作，但因毛泽东当时很忙，且兼有多种职务，常不在农讲所，所以在所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周以栗。然而，他很尊重毛泽东，经常到附近的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住所，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学员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

周以栗为培养农运干部，浇灌了自己的满腔心血。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他亲手将农讲所首批毕业学员输送到全国各地，分赴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后来，有一部分学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而更多的学员成了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将革命的火种播向神州大地。

一九二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党中央从武汉搬回上海。当时，应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请求，党派周以栗回湖南，接王则鸣担任省委军事部长①。不久，周以栗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被留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央通告第十八号——扩大“布尔什维克”编辑》，周以栗被任命为党报委员会委员，参加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工作①。他曾以“易允”的笔名，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洋溢着战斗激情的文章。不久，党中央考察到他与河南武装农民的关系，安排他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②，发动农民起义。于是，周以栗化名岳易云，从上海启程，取道皖西，进入中州大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四)

周以栗到达河南后，面对着当时严峻的形势，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积极地组织武装斗争，和河南省委及地方党组织的同志们一道，迅速地点燃了河南武装斗争的烈火。一九二八年初，河南掀起了武装暴动的高潮。

为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动员全省工农群众为坚持革命而斗争，周以栗提议省委成立党报委员会，加强了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编辑部的力量，使这个刊物办得更加虎虎有生气，对推动河南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以栗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结合河南的实际情况，赴各地检查和指导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指示豫南特委的同志要深入发动农民，恢复农民协会，把打倒土豪劣绅和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其他财产结合起来; 还指示要建立革命武装，建立比较稳固的区域作为经常斗争的中心。这些谈话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实际上已有了在河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最初思想。豫南地区由于原来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比较好，他们按照周以栗的部署，很快就建立了一支有二百多人参加并拥有一百八十条枪的豫南工农革命军，开展了武装斗争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周以栗到了确山县，二月又到了汝南县，再次指示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必须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武装工农，建立巩固的斗争中心。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地方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农民协会组织，建立了农民赤卫队，并迅速地爆发了武装起义。

正当武装斗争的烈火在中原大地上开始燃烧起来的时候，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冯玉祥部的破坏，周以栗和省委组织部部长任作民、军委书记肖人鹄等被捕入狱。原来，周以栗居住的省委机关秘书处的房东，是一个叫马菊如的女教员。敌人从她的来往信件中，判断她有共产党的嫌疑，于是将她逮捕，并搜查她的住房及其出租房屋。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清晨，前来搜查的敌人包围了周以栗所在的秘书处。当周以栗发觉时，敌人已闯进了房间，还来不及处理和销毁文件，他就被捕了②。敌人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批宣传品和手抄文件。

周以栗被捕后，关押在河南省军法处。这是监禁重要犯人的监狱。敌人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幻想从此把河南地下党的组织一网打尽，因而对周以栗严刑逼供。从敌人的问话中，刚毅机智的周以栗判断：自己的身分并没有暴露，敌人也不知道破获的是什么机关。他决心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你叫什么名字! ”敌人恶狠狠地问道。

“王仲英。”周以栗坦然回答。

“我问你的真名实姓! ”敌人的眼睛盯着他，好象要看出什么破绽。可是，得到的仍然是“王仲英”三个字。敌人又问：

“你在共产党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靠刻蜡版、搞油印谋生的人。”

“交待你的同党!”

“我没有同党。是刚来乍到，加上眼痛，所有来往人员都不认识。”

敌人暴跳如雷，用香火烧他的肋窝，又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前胸后背，以至全身皮肉被烙得焦黑，他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在淫威面前，周以栗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极力保护党的组织和其他同志。敌人强迫他招供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也没有得到半个所需要的字，又找不出能证明他身分的证据，只得将他转到开封第一监狱监禁起来。

周以栗一踏进开封第一监狱，敌人便对他宣布：不准看书、不准放风、不准见外人、不准通信、不准和别的犯人谈话。填肚的是又硬又黑的窝窝头，小米稀饭照得见人影。尽管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苦，刑伤又是如此严重，周以栗仍团结监狱里的政治犯人，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秘密建立起狱中的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传递消息，并和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了反抗虐待，改善狱中生活，周以栗还组织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争得了放风、通信、接见、看书、反对侮辱等权利，伙食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良。

一九二九年十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中原之战。冯玉祥失利，由河南退回陕西。在战乱中，开封监狱的一切文件都已失散，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政治犯清理委员会，准备对开封在押政治犯进行清理。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组织了对周以栗的营救。十一月六日，周以栗终于获释出狱①。

周以栗出狱后，党中央派南汉宸给他送来了路费，他和一道出狱的任作民同赴上海。因当时津浦线未能通车，他们取道海州(今连云港市)乘船抵沪。随后，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避开敌特耳目，几经辗转，赴闽西苏区，在汀州市福音医院治病养伤，经傅连璋医师的精心治疗，他那被敌人折磨得十分虚弱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②。

(五)

一九三○年上半年，蒋、冯、阎新军阀发生了中原大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军阀混战期间猛烈扩大，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恢复和发展。革命形势的高涨，给了刚出狱的周以栗以极大的振奋。他渴望工作，不顾身体尚未痊愈，便向党组织要求出院。八月一日，中央重组长江局。八月下旬，周以栗接蔡升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③。此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占据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期间。他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执行，又到坚决抵制的发展过程。

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要求举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大暴动，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对此，周以栗曾有过怀疑，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我们的力量还准备不足，不能举行全国起义。李立三为了压制广大党员对“左”倾错误的怀疑和批评，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党的组织和党员军事化，片面强调集中，“民主更要限制” ，不准批评中央。八月一日和三日，又两次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于中央行动委员会(即中央行委) ，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八月六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宣布成立。为了便于总行委对主要暴动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长江局、南方局、北方局和江苏总行委。周以栗就是此时被任命为长江局军委负责人的。开始时，他认为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足，党不宜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路线，但又考虑到自己刚接手工作，提不出更多的理由抵制，因此，曾一度在组织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

八月十日，中央向长江局发出三项指示：第一，武汉党组织要极猛烈地扩大，大批地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要组织工人武装——赤色先锋队; 第二，红军打下南昌后，先把全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第三，赣东北地区要组织湖口、彭泽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根据中央关于红军攻打大城市的部署，红三军团曾乘敌人守备空虚的时机，于七月二十七日打下长沙，后因敌军优势兵力反攻，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退到附近的浏阳。而另一支主力红军红一军团由毛泽东率领在南昌外围举行“八一示威”后，八月五日也向湖南进发。八月二十日在浏阳文家市歼敌戴斗垣部一个旅。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镇会师，共同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设立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按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决定再打长沙，但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围城十六天，并发动两次总攻，均不得手。九月十二日，总前委决定撤离长沙，转向江西萍乡一带休整。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袁州 (今江西宜春市)，并于二十九日下午下达了三十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此时，中央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并派刘伯承接任长江局军事部部长，而以周以栗为中央代表，带着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信说： “我们预料你们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分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①周以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会上仍坚持要红一方面军返湘，再次攻打长沙。他的意见与红一方面军撤出战斗的行动不合，双方引起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与周以栗促膝谈心，摆事实，讲道理，直至深夜。周以栗深感毛泽东对敌我形势分析的透彻，觉得不打长沙的理由更为充分，因而下决心，放弃了执行中央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的错误主张，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然后，他又与毛泽东、朱德等重新部署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计划：决定红一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 红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并将以上情况写信向中央作了汇报。此后，周以栗作为驻红一方面军的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书记毛泽东、秘书古柏，委员有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彭清泉(即潘心元) 等人①。周以栗密切配合毛泽东，并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②。十月四日，红一军团迅速打开吉安，队伍北上向袁水流域推进。毛泽东因暂留吉安处理其他工作，周以栗曾代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职务。

十月二十二日，红军到达新余罗坊。此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已调集十万敌军前来“会剿”，准备把红一方面军歼灭在清江以西之袁水两岸。在此情况下，周以栗出席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的问题。经过讨论，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重大决策，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粉碎敌人的第一次 “围剿”。周以栗、彭德怀等完全赞成这一方针。但红三军团第五军和第十六军中有的同志却以种种理由反对过江，主张红一、三军团分开，夹江而阵，即将红一军团位于赣江以东，红三军团位于赣江以西。为了集中兵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红三军团传达指示。彭德怀把第五、第十六军存在的一些不同意见告诉了周以栗，周以栗坚决执行总前委的意见，和彭德怀一道，对干部战士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了那些坚持错误意见的同志，保证了全军的统一行动，保证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的贯彻①。随后，周以栗配合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进行了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战斗。他的政治鼓动能力和诙谐的谈吐，至今仍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据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肖克回忆：“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俘敌九千余人。在龙冈发路费遣散俘虏时，周以栗大声地对俘虏们说：‘下次你们要多带子弹，少打枪呀! 好不好啊?’那些俘虏都高兴地说 ‘好啊! 好啊! ’”

(六)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名义上随同中央局一同成立，项英为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二月十七日，为了适应全国各地红军大发展，“统一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周以栗在毛泽东生病期间，曾一度代理过此职。同年四月十七日，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经毛泽东等人提议，增补周以栗、彭德怀、陈毅等五人“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与工作”②。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在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周以栗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开始，对作战方针是有很大争论的。面对敌人的四路围攻，多数人主张“分兵退敌”，和先打强敌(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十九路军) ; 毛泽东则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主张采用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宁都的黄陂、青塘等地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和军事会议上，周以栗始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作了有理有据的说明。第二次反“围剿”后，隶属总前委的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成立，党调周以栗担任工作委员会书记①。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他和谭震林，对边界工作作了重要指示②。周以栗根据总前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边界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积极为红军筹款，支持革命战争，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中央来信决定成立红军总前委，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人，以毛泽东为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③。同年十月，在瑞金成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周以栗④。

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周以栗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而，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央，并在苏区强制推行他们的政策，排斥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的时候，周以栗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针对他们攻击“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针锋相对地明确宣传 “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此，他也受到过“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围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到二十日，在瑞金叶坪村谢家祠，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鄂赣区、湘鄂西区、赣东北区、琼崖区等七个苏区的代表，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工人代表，共二百九十人。周以栗作为中央苏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与项英、曾山、朱德、张鼎丞、陈正人、邓发等一道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常务主席。周以栗主持会务，积极工作，为保证大会成功贡献了一份力量。大会选出了毛泽东等六十三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周以栗是六十三名执委之一①，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②。

十二月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笔③。十一日，在广州暴动四周年之际，周以栗在《红色中华》创刊号上，发表了《纪念广州暴动》一文。文中，他将四年前广州暴动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四年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详细的对比，热情歌颂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他针对敌人对苏区的“围剿”，号召人民“要充分动员”起来，“集中革命力量，活泼地运用战略，准备击溃敌人的进攻”。他指出：“在纪念广暴运动中”，我们要“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组织大规模的红军，配合全国正在开展的反帝运动、灾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迎接伟大的革命高潮”。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中央级的大报。创刊时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是铅印四开报纸，每期出四至八版。开始，每期发行三千份，一九三三年增至四万份(超过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的发行量)。在周以栗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虽然报社人员只有几个，但报纸却办得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红色区域建设、党的生活、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突击队、工农民主法庭等专栏; 红军在前线作战获得重大胜利时，还出“号外”。

一九三二年初，周以栗因肺病复发，大量咯血，不能继续坚持工作，《红色中华》的主笔由王观澜接任。这年五月，根据党的安排，他再次去福建汀州市医院疗养。当时，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斥打击的毛泽东，也患病在这里住院治疗。周以栗经常和毛泽东一起分析研究形势，讨论苏区和红军反“围剿”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中央分局考虑到周以栗身患重病，随军行动不便，决定让他去上海，利用社会关系继续治病。十一月，陈毅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周以栗和陈正人，他们从于都出发，渡过了信丰河。这天夜半，当他们在离信丰河几十里的一个小山坡休息、拾柴，准备做饭时，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战士们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掩护首长撤退。但因寡不敌众，许多战士中弹牺牲，只有少部分人掩护陈正人突围出去。周以栗由于病情过重，行走困难，始终没能甩开敌人。最后，直接掩护他的同志都先后战死，周以栗被敌人追上，惨杀于血泊中。牺牲时，年仅三十七岁。

周以栗同志牺牲子，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注释

①周以仁: 《关于先烈周以栗同志材料的报告》(1978年2月18日),未刊稿,存中共望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24年7月21日湖南《大公报》。

①魏泽瀛: 《略记周南时期的周以栗老师》 (1982年6月30日),未刊稿,存长沙市民政局烈士传编辑组。

②中央组织部1964年6月25日给武汉中央农讲所纪念馆的信,原件存该馆。

①见《湖南革命史资料集》第2卷,存湖南省档案馆。

②《湖南省志》第1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1926年1月15日湖南《大公报》。

①1926年3月9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6年3月12、14日湖南《大公报》。

①1926年7月23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6年9月10日湖南《大公报》。

①1926年12月26日湖南《大公报》。

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1927年4月5日武汉《国民日报》。

①1927年3月18日武汉《国民日报》。

①《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①李维汉: 《对瞿秋白 ‘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②中央组织部和傅连璋致武汉农讲所纪念馆的信,原件存该馆。

①《信阳地区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存河南省档案馆。

②参见《任作民自传》,载《山东省省志》资料第3期。

①《任作民自传》。

②傅连璋1964年6月27日致武汉农讲所纪念馆的信。

③《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34页。

①转引自戴向青: 《对二打长沙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载《党史研究》 1983年第5期。

①《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35页。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红一方面军战斗序列表。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②《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 (1931年4月),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85页。

①黄克诚: 《丹心昭日月,刚正重千秋》,1979年1月3日《湖南日报》。

②1931年6月《毛泽东致周以栗、谭震林同志信》和《毛泽东致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员的信》,均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201至203页。

③④《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2、165页。

①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文件,存瑞金革命纪念馆。

③《中国革命史常识》 (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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