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

Posted 2022-05-07 同志

篇首语：虎不怕山高，鱼不怕水深。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

董毓华

董毓华曾先后担任过北平、平津、华北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和平津、华北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冀东抗日联军政委、司令员和华北抗日联军司令员，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局成员，中共北方局特派员等职。他投身发动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和冀东抗日大起义，有成效地开展与推进了华北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倾注了满腔碧血。

(一)

董毓华，又名美棠，字廷，号实存，亦号去浮，化名王春裕、李家栋、王仲华、鲁渝、魏嘉祥、王大惠等，1907年11月18日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①出生在湖北省蕲春县狮子口董家冲四房湾的一个穷秀才家里。其父董子贻 (字可新) ，自幼家贫，以教书为业，用微薄的学俸支撑着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董毓华6岁随父“发蒙”，刻苦学习，能诗能文，曾写诗道：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之味长。”从小“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①。

1918年，蕲春中部一带颇负盛名的塾师、穷秀才张彤贤，闻董毓华聪敏好学，十分喜爱，遂将他收为门生，悉心教授。董毓华受教于张先生后，更加攻读不懈，学业长进更快。张先生喜不自禁，竟将自己的爱女慧清许配了他。

张彤贤为人正直，对当地豪绅们的种种欺诈行为屡有指责，给董毓华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他立志一定要铲尽天下的恶人! 他深信： “中国的天下，未必永远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②

1920年，董毓华的父亲董子贻，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在蕲春下乡横车桥创办了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董佐(初级) 小学。董毓华又随父到此就学。他对乐歌、图画、算术、历史、地理都有浓厚兴趣，尤其爱好英文。1921年春，董子贻返归家乡，办起了高小带初中预备班的董冲养正学校，毓华亦回“养正”就读，至第二年毕业，因成绩特优而被留校执教，讲英文、图画、音乐三门课程。他一方面对学生谆谆教授，悉心辅导，一方面仍攻读不懈，每天蒙蒙亮就读英文。一位乡亲揶揄地问： “你天天读洋书，是不是将来要去当洋奴呀?”毓华认真地回答道： “英文是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我是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骨气;读洋书，正是为的不当洋奴! ”③

他的家乡董冲虽是一个远离县城60余公里的偏僻小山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依然伸了进来——在离毓华家不远的骆丘湾的旁边，居然设了一所天主教堂! 一天，董冲龙藐山的地主、天主教徒董德昭，无端欺侮教堂附近的一位年轻农民，两人争吵起来。教堂里的外国神甫闻风而至，举手就打那位农民，还狂叫要一切听从天主的安排，不许反抗。董毓华得知，立即带领众乡亲包围教堂，投瓦掷石，神甫吓得连夜逃往外地。

1924年8月，17岁的董毓华负笈离乡，考入武昌启黄中学，插初二上班学习; 第二年又跨读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兼修音乐、美术。他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十分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积极参加学校革命活动，被誉为 “蕲春三杰”之一(另两位是高年级同乡同学张天佑和陈博)①。

1925年5月4日，武汉学生在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董毓华积极参加筹组并直接参加了这次活动。统治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出动大批武装军警，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董毓华奋不顾身，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敌群中抢救受伤同学。他的左腿踝骨被重棒打裂，仍强忍疼痛，继续指挥，直到被抬进医院为止②。

1925年夏，董毓华由董必武和陈卫东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各界民众，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董毓华和同乡同学张天佑、陈博一起，立即发起组织了武昌沪案后援会。为了募集宣传经费，他带头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零钱捐献了出来。大家见他家境贫寒，经济拮据，尚且如此，便纷纷争相捐献。他还组织、发动和指挥省立第一师范、武汉中学、崇实中学等校学生，于6月3日举行了为“沪案”请愿的游行示威①。

6月3日，各路游行队伍从武昌各大街小巷云集大长街督军署前，人似潮涌，呼声如雷。军务督办肖耀南见状，命令守卫督军署的反动军警连连鸣枪，企图驱逐、遣散游行队伍。董毓华从容不迫地组织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地向前挺进; 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队伍愈来愈大，阵容极为壮观。反动警官气极败坏，心生一计，让军警化装成“老百姓”混入游行队伍，企图捕捉总指挥。董毓华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机警地穿梭于游行队伍之中，使军警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盘踞湖北的反动军阀吴佩孚为防止学生与北伐军里应外合，遂令各校提前放假。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审时度势，及时给回乡的进步学生布置了新的斗争任务。董毓华根据党的指示回到蕲春家乡，以在养正学校任教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1月1日，北伐军唐生智部进抵蕲春，在纵贯蕲春百里的长线上，大败北洋军孙传芳部。董毓华抓住时机，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立即在家乡狮子街的七户祠堂，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蕲春县狮子口区党部，自任负责人。之后，他又发起成立了本区的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把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建、男女平等等内容的革命标语，一直贴到了最偏僻的山间独户人家门口。他还创办农民夜校，把从省城带回的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300多册《农民千字课本》，分送到200多个学员手中，亲自教读和讲解。他会写、会画、会编演戏剧，在夜校办专刊，画漫画，创作和教唱革命歌曲，把夜校办成了训练当地农民运动骨干的小小“讲习所”①。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狮子口地区的大土豪、大劣绅吴伯循，指使亲信四出造谣惑众，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妄图分化瓦解农民运动队伍，破坏农民运动。为了搬掉这个恶贯满盈的绊脚石，揭穿其阴谋，董毓华以吴伯循横行乡里，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事实为题材，自编自导，并自扮吴伯循这个角色，组织演出了《向吴伯循开刀》的独幕剧②。

这出独幕剧演出后，台下群众齐声呼喊： “跟吴伯循算帐! ” “找吴伯循报仇! ”一些曾被欺骗的农民也迅速觉悟，大家豪迈地说： “敢杀阎王，还怕判官吗?”③一时间，四乡群众纷纷控诉所受之苦，要求早日除此大害。董毓华和同乡革命青年张宪章等，一一代笔，写出几十张状子，一起呈送到了蕲春县革命政府。被吓得胆颤心惊的吴伯循，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由两个家丁掩护逃之夭夭了。

吴伯循外逃，使董毓华深深感到：只有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方能保障对敌斗争的顺利进行。于是，他带头变卖家产，打刀造矛，并动员董姓族人拿出祖产置办土铳，还说服四乡农民拿出长矛大刀，迅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狮子口农民武装自卫队①，董毓华亲任队长和教练。

农民武装自卫队成立后的头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捉拿吴伯循。经四处搜寻、查探，方知吴犯逃到武昌斗级营，藏匿在庆丰旅馆。1927年2月的一天，董毓华不顾严寒，带着四名自卫队员赶往武昌，在董必武和中共党员、时任省党部组织干事陈博的支持下，雪夜搜查庆丰旅馆，抓获了吴伯循。

3月，吴伯循被押回蕲春。4月4日县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施行公审。在一片愤怒的声讨声中，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严肃宣判：立即枪决吴伯循②!

1927年夏，蕲春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先是夏斗寅叛军易允营所部攻入境内，凶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伯循的儿子吴仲威见势马上跳出来，以“猖共杀命，奇冤未伸”为案由，控告以董毓华为首的18位革命同志; 住在县城的地主分子骆某也写信回狮子口，散布什么“吴案发作，天网恢恢”，恫吓董毓华等。董毓华毫不畏怯，疾以“飞诬飞祸，奇极怪极”为诉词，回击了吴仲威的控告③。

夏斗寅叛军入境未久，汪精卫便在武汉叛变革命，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董毓华因之转移到邻乡刘公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以任教作掩护，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刘公河“二高小学”，他以自己新颖的思想和恢谐幽默的谈吐，吸引着广大青年学生。由于他的影响与指导，校园里，街头上，很快出现了墙报、漫画栏和歌咏队。他自己曾带头写过几首小诗和许多小品文，还画过一些漫画。其中有一幅画于街头墙上的画，特别引人注目：一个衣着豪华、耀武扬威的军阀坐在中间，军阀背后挺着个龇牙咧嘴、象魔鬼一样为之撑腰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两边是身穿长衫大褂而卑躬屈膝的土豪劣绅，土豪劣绅脚下踩着一群衣着褴褛、骨瘦如柴的农民——维妙维肖地揭示出造成当时中国人民苦难的源渊，象投枪、匕首一般直刺敌人心脏，给在屠刀下坚持苦斗的人们以有力的声援和鼓舞。

1928年初春，已转入地下的中共蕲春组织，决定让董毓华等转赴外地，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条件，站住脚跟，开展活动。董毓华再度赴汉，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在求学深造的同时开展青年学生工作。这期间，他处处留心，潜思默虑，不懈进击，斗争艺术日益娴熟，学问也日见广博，既担任该校校刊的特约编辑，又当《汉口晚报》、《晚星周报》的特约撰稿人，经常编稿、写稿。他还采用谈文论画，聊今话古，推荐书刊等办法，吸引、诱导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投身革命斗争，并适时与转入武汉地下坚持活动的陈博会晤，交换情报，研究方法，开展对敌斗争。

一次，陈博去汉阳执行任务，不幸被捕。董毓华立即设法营救。当四个特务押着陈博走到一家酒馆门前时，陈博声称肚子饿了，要进去吃点东西，并请特务们同去作客。进入酒馆，一个眉目清秀的“堂倌”笑脸迎了出来，抹桌子，摆凳子，又泡茶，又递烟，接着拿出菜单，用堂倌们惯用的腔调，一顺溜地数报了各样拿手名菜和佳酿，“请先生们点菜! ” 不一会儿，酒菜便送上来了。特务们嘴馋手快，立即狼吞虎咽起来。正当特务们酒兴方浓之时，“堂倌”用身子挡住他们的视线，向陈博眨了一眼。陈博即从侧门闪出，快步逃离了。这位“堂倌”正是董毓华①。

1930年春末，中共在武汉地区组织发动了 “扬子江暴动”，董毓华和陈博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不料中途事泄，陈博又于4月21日落入魔掌，被捕入狱。董毓华虽多方设法营救，终未救出②。7月4日，陈博英勇就义。董毓华悲痛至极，写成《暮春杂感》三首，表达了他对同志爱，对敌人恨，以及对未来胜利憧憬的思想感情：

一

独立危峰百尺巅，黑云片片蔽蓝天。

关山万里怀人切，底事王孙去杳然。

二

我欲留春春不留，绿肥红瘦使人愁。

芹泥碾碎香如故，叶底黄莺暗点头。

三

连朝阴雨密霏霏，莫道花残叶自肥。

且待阳春回大地，满园红艳竞芳菲①。

嗣后，中共武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毓华与党失去了联系。

1931年冬，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组织应届毕业生赴江、浙参观、考察教育。董毓华参加了这一活动。每到一处，他细心看，虚心问，详细记录，并于返校时，根据记录写出了《江浙教育见闻录》。“见闻录”洋洋万余言，明确提出了“改革教育是当务之急”的观点，经向全校师生汇报，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①。

1932年2月，董毓华从省立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汉阳三槐里十五小学任教。他坚持寓爱国主义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三)

1933年秋，董毓华为寻找中共组织，由武汉至北平考入了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②。其时，正值东北沦陷、华北沉沦之际，北平的中共组织亦遭破坏。进入“中大”的第二年，董毓华在尚未找到组织的情况下，秘密坚持革命宣传活动，给校内外进步同学推荐借阅《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书籍③，还与甘一飞、白乙化、余修等同学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大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土地问题研究会和东北问题研究会，吸引、团结进步同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讨论国家大事。三个研究会的会员曾迅速发展到百余人，其中大部分后来都成了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1935年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终于得到恢复。董毓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受党组织指派，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工作。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周小舟、彭涛、姚依林、黄诚、郭明秋、蒋南翔、黄敬等同志①。

是年夏秋之交，黄河大水成灾。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至北平，饿殍塞巷。中国共产党为救灾民于水火，经民族武装自卫会筹组，并向北平当局备案，于8月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会。董毓华和中共北平市临委成员彭涛、周小舟及姚依林、黄敬等，都是其中的参加者。其后又成立了各校的赈济分会，团结联系进步青年，公开进行募捐、义演活动，宣传救灾救民与抗日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侵占我国东三省后，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值此国家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及时调整工作重心，作出了新的斗争部署。在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董毓华立即把中国大学的救灾宣传转为对抗日救亡的宣传，并把校赈济分会改为中国大学学生联合会(后又改称救国联合会) ，还建立了该校第一个中共支部，董毓华被推举为校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中共支部第一任书记①。于是，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便不断有油印的或抄写的“八一宣言”出现。这无异是漫漫黑夜中倏然跃入人们眼帘的一颗晓星! 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②。

1935年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联合会 (后被改称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 ，以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学生群众为基础，在燕京大学宣告成立。董毓华“积极参加了” “北平学联的筹建工作”③，并以早期学联主席的身分，领导了中国大学等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华北局势日趋严重。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立即决定：迅速组织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对筹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请愿斗争。

12月8日，北平中国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学生代表，齐集燕京大学，举行秘密会议，研究、部署第二天请愿游行事宜，决定成立总指挥部。董毓华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推选为西城各校的行动指挥。他抓紧时间对西城各校的行动路线、汇集地点、宣传内容、组织联络，以及如何突破国民党军警封锁等，一一作出了周密审慎的安排; 同时还组织成立了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①。

12月9日凌晨，在中国大学学生宿舍里，董毓华抓紧召开了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积极分子会议。他激愤而深沉地动员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凡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理当挺身而出! 同学们，我们以身报国，唤醒我沉睡中的同胞们的时候到啦! ”②同学们听了，无不热血沸腾。大家不顾凛冽的寒风，立即集合，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了预计人数。董毓华高举“中国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爱国学生不断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反对华北特殊化! ”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反对冀察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 ”③

游行队伍来到西单牌楼时，遇到值岗警察的阻挠。董毓华指着校旗对警察说： “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不愿当亡国奴，要到新华门去请愿——要求政府枪口对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④

他一面理直气壮地与警察交涉，一面指挥大队绕过岗哨，往西长安街进发。

西城各校游行队伍相继在西长安街汇集。口号声此起彼伏，传单满天飞扬。队伍走到府右街南口，董毓华远远望见前面

新华门附近早已布满岗哨，拦住去路，便急忙带领几位中大学生代表，上前与警察交涉。

一个警官模样的人冲口而出： “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不准通过，这是上司的命令。”

董毓华对那警官动情地说： “如今可是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啊! 大家莫非还未受够日军的欺侮? ! 能甘受欺侮? ! 华北不光是同学们的华北，而是大家的华北。为救华北于沦丧之缘，为使我们大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与妻子儿女不致遭受屠戮与凌辱，我们方冒生命危险前来请愿，请求政府抗日呀!……”这番言语，使不少警察暗暗垂下泪来①。

但是，由于当局关闭城门，清华、燕京等城外学校的请愿队伍，以及原议定担任总指挥的同学和所准备好的请愿书等，均被阻于西直门外。

董毓华凛然承担起总指挥的职责，立即召集宋黎、于刚等商议，根据8日学联会议精神，很快草成了《北平大、中学生致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委员长请愿书》，其内容为：一、反对防共自治，反对华北特殊化; 二、反对屈辱的秘密外交，公布对日交涉经过;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四、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非依法不得逮捕人民;六、释放被捕学生②。

新华门前，武装警察用刺刀抵住了学生们的胸膛，原来留有一道窄缝的铁门也关严了。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学生，直到日高三竿，才派他的少校参谋侯成出来应付。侯成大放厥词：“目前华北局势紧张，中日双方正在寻求妥善办法，力求妥善解决。学生要安心上课，不可听信谣言，更不可轻举妄动，以免引起外交事端。今日游行队伍中，有人喊 ‘停止内战’ 的口号，岂知我国并无内战可言。共匪残部逃窜陕北，朝夕即可消灭;若言抗日，必赖蒋委员长既定国策，‘攘外必先安内’……”①。

侯成的一派胡言，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无比义愤。他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走狗”等革命口号，将侯成轰走。

董毓华与于刚、宋黎等遂决定改请愿为游行示威，并拟定了游行路线：自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绕道沙滩，到天安门集合。

爱国学生冒着寒风，踏着积雪，时而悲歌，时而怒吼，一路昂然向前。沿途，他们赤手空拳地与反动军警展开激烈搏斗，殷红的鲜血洒遍了古城的街道。董毓华带领救护队，将受伤同学奋力抢救出来，一一送进了医院。

为揭露反动军警的暴行，总结教训，讨论下一步斗争方略，当天晚上，董毓华在北京大学三院召集学联代表，举行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学联主席团的三项决议： (一) 以北平学联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各地声援响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行动; (二)抗议国民党当局之暴行，要求抗日救亡之集会、结社自由; (三)宣布北平各大中学校自翌日起，实行全体罢课，并印发宣言，声明四点：1.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 2.反对投降外交; 3.要求动员全国抗日;4.争取救国自由①。

为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12月16日组织更大规模的全市性游行示威，12月15日晚，董毓华、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长安街长安饭店秘密集会，深入研究部署了翌日斗争行动的各有关事宜。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有3万余学生及市民参加，董毓华和黄敬是公开领导人，由黄敬任总指挥②。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这短短一周时间里，董毓华和北平学联的其他领导人除筹划、领导了北平两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外，他还只身去天津，发动天津大、中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与游行示威，并帮助天津建立了大、中学生联合会，打响了一二·九运动向全国拓展的第一炮③。

一二·九以来的学生爱国行动，使北平当局如芒在背。为平息学潮，他们又施展新的阴谋：一是强令提前放寒假，限各校学生一律于12月23日前离校; 二是派说客千方百计引诱学生在寒假中去南京“聆训” ，接受“招抚” ; 三是唆使右派学生成立“新学联”，与爱国学生相对抗。

针对上述情况，北平学联执委和党团成员董毓华、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按中共北平党组织的意见，及时举行会议，讨论决定：反对提前放假，拒绝与遏制“晋京聆训”; 动员各界关心、支持救亡斗争，积极扩大平津学生运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社会，推向农村。

为扩大平津学生运动，使平、津两地学生的救亡斗争切实结成一体，12月26日，经晤谈协商，以董毓华为主席的平津学生联合会于北平成立，决定了此后平津学生“提携工作要点”①。

为揭露当局血腥镇压爱国青年的罪行，唤起舆论，扩大平津学生运动，12月27日，董毓华代表平津学联，组织收集受伤同学的血衣，于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慰劳北平全市各校受伤及被捕同学大会，举办血衣展览，并亲自用白布书写“血淋淋铁的事实”七个大字，悬挂在血衣的上方。到会的有天津学联代表，北平各大、中学校代表，受伤被捕同学，以及学生家长、中外记者等，共300余人。会开得极为悲壮热烈。

下午1时许，董毓华率学生纠察队驱走了妄图阻止代表入校的校警，迎入学生家长与记者。当与会者看到那一幅幅军警镇压学生的现场照片和500多件血衣，尤其是看到被打伤的几十名同学时，皆义愤填膺地同声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汉奸卖国阴谋!” “声讨法西斯暴行!” “为受伤同学报仇! ”

在悲壮的口号声中，董毓华走上主席台，代表北平学联作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总结报告，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他讲到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而惨遭毒打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与会者无不动容; 当他高吭地宣告一二·九运动将继五四运动而载入史册时，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董毓华报告结束后，被打伤的同学和家长一起登台控诉当局暴行。有的同学当场脱下上衣，裸露出被军警毒打的条条伤痕和斑斑血迹，激起了人们的无比愤怒。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①。

为使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把抗日救亡斗争扩展到农村，12月30日下午，以平津学联为核心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燕京大学体育馆成立，通过了南下扩大宣传的决议案。宣传团的党团书记是彭涛，董毓华任总指挥，东北大学的宋黎和北平师大的姜文彬任副总指挥②。南下宣传团下设四个分团：一分团由北京大学为首的东城大中学校学生组成; 二分团由东北大学、北平师大以及西城、南城大中学校学生组成;三分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学生组成; 四分团则由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

1936年元旦刚过，600余平津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一路上，董毓华注重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他带着坚毅的神采，时而在前，时而趱后，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或领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或朗诵一段有针对性的名人诗词，如岳飞的《满江红》等，抑或来一段即景鼓动词： “同学们! 驻地快到啦! 莫畏腿脚痛，别怕腰背酸，踏平崎岖路，吾辈是好汉;莫畏路途远，莫怕天道寒，走尽黑夜是黎明，严冬一过花开春暖——走哇! ”①

一番鼓动一把火，同学们生龙活虎般的劲头又都鼓了起来。大家且行且谈，谈红军长征北上的艰辛，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谈南下宣传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谈统治当局媚外思想之源渊，谈农村的凋敝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等等。

谈论中，大家对当时的斗争方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争论不休。抵达固安后，董毓华就此问题引导大家进一步展开讨论，结果仍然是众说纷纭，得不到统一。

元月10日，南下宣传团总部在北风怒号、飞沙扑面的固安城外广场，举行了宣传团全体成员会议。董毓华针对大家争论的问题，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结合当时企图亡我中华的最主要、最直接、最凶残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明确作出了在战胜和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前，应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结论①。

接着，董毓华高度赞扬了同学们突破封锁，历尽各种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宣传民众的爱国行动，总结了前段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指出了下一步的宣传路线和活动要点。最后他说： “我们决不愿重演法国当年的《最后一课》 ! 我们要坚决奋斗下去! ‘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 ’ 日寇亡我中华的图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②

董毓华的这番话，不仅鼓舞了南下宣传的全体同学，而且使谨守固安城头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一些官兵，也都感动不已，有的还掩面抽泣起来③。

南下宣传期间，董毓华不仅组织引导宣传团的全体团员学习革命理论，深入调查研究，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激发大家的抗日救国热情，还帮助沿途经过地区的学生、教员建立抗日团体，并以平津学联和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阐述南下宣传抗日救亡的目的和意义，得到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大中城市学生的热烈响应，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学生运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董毓华本来患有肺结核病，这一段的紧张操劳与奔波，又使病情增重，以致咳得十分厉害，常常痰里带血。一天，他实在抵不住，便到以北大医学院学生黄既(即黄树则) 为首的临时医务室，想要点止咳药。黄既看其病状，再三叮问病史。他见实在蒙不住了才说： “我这病已经久了，医生要我疗养。可现在哪是时候?等以后再说吧。”黄既无奈，只得拿药给他，并劝他以后不要太累。

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自开始南行之日起，即被“冀察政务委员会”视作眼中钉，疾欲拔之而后快。刚离固安，第四分团便被武力遣返。1月14日，拟往保定的团总部和第二分团，行至新城县辛立庄，该县警察局局长就立即赶到宣传团驻地，用请负责人往县“商事”的骗局，诱捕了董毓华。第二天，经宣传团中共党组织设法营救，董毓华才脱险。他刚回驻地，受“冀察政务委员会”派遣而来的武装警察，又到驻地围堵，强令宣传团同学全体返校。对此，董毓华等严辞抗议，坚决斗争，同学们还愤而绝食①。

党组织鉴于董毓华处境险恶，遂决定让他离开宣传团，返回北平。

董毓华接到通知后，认真分析了一二·九以来的斗争情况和社会各种势力的动态，认识到由于当局凶横地扼杀救亡活动，斗争将是持久的。要把斗争坚持下去，就必须建立新的组织，以新的方式开展活动。临行前，他向留下的同志郑重建议：“应建立一个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统一的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救亡组织，才能更广泛地团结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至于叫什么名称，可以再考虑”。然后，他在一位家住辛立庄附近的同学掩护下，趁黑夜潜出辛立庄，踏上了北返的路程。

南下宣传各分团受当局军警的连连堵截与围困，无法开展宣传活动，陆续返回北平和天津。1月底，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负责人林枫、董毓华、姚依林、彭涛、黄敬等，及时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内举行会议，正式确定成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救亡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1日在北师大召开了民先队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领》及《规约》等，宣布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正式成立①。

民先队成立大会散会后，董毓华立即对北大医学院的黄既提出了创办“民先”机关报的意见。经周密筹划后，一份由黄既负责编辑的《民族十日刊》便随之问世②。

民先队成立时，适逢济南市学联负责人赵修德来北平找董毓华等交谈救亡工作。董毓华向他谈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任务，介绍他参加了民先组织，并让他从速返回济南，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借以推进济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还要求赵修德在济南大力宣传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展各界各阶层的统战工作①。

1936年2月，南京国民党当局察觉一二·九以来的平津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所领导，即千方百计予以镇压。先是“颁布” 《维护治安紧急办法》，宣布解散北平学联，下令“取缔”平津学联，接着又在平津两地大、中学校大肆搜查、逮捕爱国青年和进步教授。董毓华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之首，遭到国民党平津当局的悬赏通缉。

2月21日下午，中大学生联合会组织全校师生举行了声势盛大的慰问南下宣传团暨声讨蒋介石大会。董毓华代表平津学联和南下宣传团作了《南下深入农村，平津学运进入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简述了农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实质，痛斥了右派学生去南京“聆训”的可耻行为，颂扬了进步同学南下宣传的斗争精神②。突然，500多名军警在右派学生的策应下闯进了会场。军警们拿着董毓华的照片，直扑主席台，嗥叫着： “抓住董毓华! ” “不要放走董毓华! ”学生纠察队掀桌掷凳，奋力阻遏，全场大乱。在同学们的掩护下，董毓华迅速换上大衣，戴上墨镜，速至后斋，敏捷地攀上“郑亲王府”的宫墙，沿着一根电线杆落在辟才胡同内，冲出了包围圈。中共组织鉴于董毓华的身分已经暴露，处境十分危险，遂决定让他以王春裕的化名，去天津工作。

(四)

1935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担任北方代表兼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6年3月初，刘少奇抵达天津主持北方局，“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①

1936年2月21日，董毓华由平入津，以北洋工学院学生的公开身分，活动于天津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师生之间，同时作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经常去北平联络，很快组成了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党团书记。

刘少奇到天津后，通过中共河北省委找到了董毓华，向他了解了一二·九以后平津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决定在上海建立全国性的学生和各界救国团体，因为“上海有党的工作基础，便于联系华中、华南，而且上海城市较大，又有租界，便于掩护。”

3月中旬，董毓华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同北大学生代表刘江陵前往上海，负责筹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负责酝酿和推荐出席国际学联和国际和平代表会成员的名单。

途经南京时，董毓华与南京的爱国人士孙晓村、曹孟君等作过深入交谈，磋商了筹组救亡团体的有关事宜①。抵沪后，他们与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的胡乔木等接上关系，共同研究解决了全国学联和“全救”部分代表人选的党的关系和入党问题，接着便紧张的投入了全国学联和“全救”的筹组工作。这期间，董毓华曾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四川、广西、江西和广州、武汉、济南等地，物色、邀集出席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并指导各地的救亡工作。在武汉，他化名李家栋，通过大众周刊社，找到了已经组织起武汉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正在筹组武汉各界抗日救国会的霍恒德，向霍介绍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达了准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要武汉推举代表的意见。霍恒德当即把这一消息通报给武汉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各秘密抗日组织的负责人，大家一致推选霍为出席“全救”的武汉代表。董毓华帮霍恒德改名何伟，要他很快赴沪参加筹备工作。与此同时，董毓华还通过何功伟，确定了陈述元为武汉地区出席全国学联和“全救”的代表。在济南，董毓华通过济南各界救国会负责人徐智雨，确定了出席全国学联和“全救”的代表，向济南救国会和“民先”队部的负责人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潍县“民先”的负责人王毅之、蓬莱县“民先”的负责人于仲舒等关系，介绍给济南“民先”负责人赵修德，要他们团结各阶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董毓华还去泰安会见冯玉祥，返回济南后对赵修德军说：冯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今后你们如遇到困难，可以找他帮助解决①。

4月，董毓华和刘江陵组织平、津、沪、杭四个地区的学联代表，以春游太湖之名，在无锡风景区鼋头渚的一块草坪上，秘密举行了全国学联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任务，通过了筹备会成立宣言，议定了全国学联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工作纲领以及创办机关刊物《学生呼声》等项，推举董毓华起草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②。

会后，筹备会按平汉、平沪、平绥、北宁四条线及华中、华北、华南三个区，再次派出代表，进一步加强对各地组织的联络工作。

董毓华按筹备会的提议，很快写成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③。宣言号召：

一切爱国的青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组织起来!

我们要不分地位，不分党派，不分性别的[地]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紧紧的[地]团结! 组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我们热血青年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手中得到解放。听吧! 自救的怒吼，已经震彻云天! 朋友们起来，完成这伟大的任务!

5月29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园明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教堂，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徐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以及广西等地的学联代表，共28人。大会由董毓华和刘江陵轮流主持，通过了学联“纲领”和“宣言”，选出了以北平、天津、武汉、上海、南京等11个地区的代表为执行委员，董毓华为执行主席①。大会还通过了“派员赴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帮助建立组织”及“加入世界学联”等项决议案。

董毓华在筹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同时，为筹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努力工作。在上海，他曾奔波于章乃器、李公朴、沈钧儒、邹韬奋等当时颇有正气和社会号召力的上层人士之间，并重点做章乃器的工作，终于搬动他们一起“出山”，使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很快成立。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代表70余人，代表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董毓华以全国学联等组织的代表身分，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明确指出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大会选举了以宋庆龄为首的执行委员会，董毓华任党团书记，并负责组织联络工作①。

董毓华在上海期间，长期与山东代表唐守愚挤住在新闸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光线昏暗，不通风，不透气，时值春夏之交，极其闷热。他每月只有三元生活费，每餐都只吃一碗稀饭或一碗阳春面。他经常头戴一顶旧毡帽，脚蹬一双破皮鞋，身穿一件粗蓝布衫。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给他准备的一套西服和一件衬衫，他平时总是叠放枕下，只是拜见上层人士时才穿。他谈吐大方，知识渊博，见解新颖，深受各方人士爱戴。当年与他朝夕相处的一些同志，至今仍对他的言谈举止记忆犹新，一致认为：董毓华有魄力，思想敏锐，又正直、坦率、热情、平易近人; 他善动脑筋，遇事有经验，有办法，谁有困难找他，总是有问必答; 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对不同意见的人总是耐心地说服、解释，晓之以理，直到使对方心悦诚服方罢。凡是和他相处过的人，无不为他的巨大粘合能力所折服，认为他确实是一抔了不起的“三合土”②。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党组织调董毓华回天津，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不久又兼中央军委华北五省联络局成员①。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他仍以王春裕的化名，投入了华北地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有关工作。

为了争取舆论界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派董毓华首先做天津《益世报》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罗隆基和《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等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使他们掌握的这些报纸，在宣传各界人士奋起抗日救亡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了统一对救亡活动的领导，董毓华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经过艰苦的工作，把平津各界救国会扩大成为7省两市的华北各界救国会，由他担任党团书记兼华北“青救”的负责人②。此后，华北地区的工、农、商、学和知识界、职业界、青年服务人员等，都逐步组成了各自的救亡团体，使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当时，华北形势急剧恶化，董毓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团结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中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充分准备的指示，积极从事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转向抗战的工作，及时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并和宋哲元的高级顾问刘治洲取得联系，做宋哲元的工作，争取宋转向抗日。他还悉心组织募捐，用以慰问转向抗日的国民党官兵。是年11月13日，绥远驻军傅作义、马占山率部抗击进犯日军，获百灵庙大捷。董毓华立即指示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组织绥东抗敌后援会，开展募捐演出，作劝募讲演。据是年12月6日出版的《大公报》报道，这次活动共募得各界捐款70余万元，仅5日一天就收到捐款3 000余元。董毓华处事周密细致，常常对负责募捐宣传的王绶昌说：“要时常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问题，防止反动分子捣乱; 要爱护同志们，让大家把悲愤吐出来; 要注意不唱过激的歌曲而影响团结抗日，不给敌人以借口。”①在董毓华的指导下，演讲、演出都很成功。

在打开天津工作局面后，董毓华紧接着又连连穿梭于冀东、冀南及山东、山西、河南、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市。在山东，他在做好国民党第三路军(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所指挥)政训主任余心清的工作后，又进一步与冯玉祥建立了联系。冯玉祥表示“愿尽绵薄”。从此，山东全省的联合救亡工作便迎来了新的景象。北平沦陷后，中共将平津进步学生疏散各地，董毓华又推荐一名共产党员同学作冯玉祥的秘书，并把大批学生派往第三路军政训系统工作，还安排清华大学的黄诚、北京大学的谢云晖、中国大学的刘烈人和天津法商学院的朱光四名中共党员同学，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和《大公报》张季鸾的关系，进入了四川刘湘的部队; 还有一批中共党员，被派往宋哲元、傅作义、阎锡山、范筑先的部队②。这些党员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对于各部队，特别是“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①

董毓华离开上海前，被选为“全救”执行委员的武汉代表何伟向他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到天津后，董毓华将武汉中共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和何伟的入党要求向北方局和中共天津市委作了汇报，北方局和天津市委批准了他提出的接受何伟入党、建立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建议，他当即写信，通知何伟马上到天津接受任务。何伟抵津后，按照董毓华嘱咐的接头暗号，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和张秀岩接上关系。李铁夫告诉何伟： “组织上已正式批准你入党，介绍人是李家栋。”李铁夫还将在武汉的习东光和陈约珥 (王锡珍) 二人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交给何伟，指示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返回武汉先后找到习、陈，于1936年秋成立了武汉工委，使被国民党反革命派破坏了多年的武汉中共组织得以恢复②。

1937年2月上旬，董毓华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成员③) 在北平召集全国各地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和华北七省二市各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各地代表，相继举行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①。出席“民先”代表大会的代表共24人，董毓华在会上传达与阐释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主张，介绍了 “民先”的组建经过，提出了 “民先”组织在当前所担负的抗日救亡的基本任务。大会还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政治及工作决议案》，选举了新的组织机构，董毓华被选为总队部主要负责人之一②。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是在张申府、杨秀峰等人家里举行的。华北学联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草案”、“工作纲领”，选举了以北平、天津、保定、西安、太原代表为执行委员的组织机构，董毓华被选为执行主席③。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研讨了形势和任务，选举了新的组织机构，增选了罗隆基等新的执行委员，董毓华任党团书记④。

北平“三会”开过之后，董毓华即发起和组织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学生代表组成华北学生献旗团，向当时表示愿意抗战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献旗; 在欢送献旗团南下的大会上，董毓华讲了话。接着，他领导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创办了《救亡报》和《学生呼声》等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并组织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他还通过各级组织，多渠道、多侧面，广泛生动地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使中共的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深入人心①。

(五)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 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②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决定之后，北方局又进一步提出“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③等正确方针。

董毓华坚决拥护并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制定的方针。还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他就以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成员的身分，赴津南、冀中、冀东、冀南等地，了解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抗日武装部队的情况，为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作准备。

冀东滦县多余屯有个高志远，掌握着一支很有实力的民团武装，仅护家家丁就有60余人枪，曾于1935年8月击毙了驻滦县的日伪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汉奸刘佐周。董毓华在滦县了解到这个情况，曾多次秘密会晤高志远，对其进行争取、教育。高志远表示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曾两次到天津参加中共举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学习军事①。对于各地以前地主指导下的民团、会道门掌握的队伍，以及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董毓华都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广泛接触联系，争取他们投入抗日。

平津沦陷后，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原在平津的中共领导机关和大部分党员撤往山西，董毓华与杨秀峰、管彤、刘清扬等仍留天津。董毓华一面领导出版小型油印的《新闻报》，一面继续做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按照北方局关于准备迅速发动冀东武装起义的方针，他曾动员冀东籍的爱国人士、天津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和冯玉祥旧部洪麟阁回冀东参加游击战争，并亲自将他们带到大安客栈，将他们介绍给即将奉调回冀东工作的李运昌②。他还多次化装去冀东，恢复沦陷区的中共组织，动员集结冀东的抗日武装力量。

9月初，董毓华同李楚离等，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天津召集河北省与平津各地的代表人物会议，将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成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加入该会的有杨秀峰、杨十三、张申府、刘清扬、洪麟阁、高志远，以及蒋介石中央系的王若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天津电报局局长)，阎锡山系的张志歧(天津电话局局长) ，李宗仁系的刘绍襄等，还有中共领导下的工、青、妇等群众救亡团体的代表。武卫会主任为王若玺，李楚离任党团书记，董毓华为党团成员兼军事部部长①。

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后，为争取国民政府承认，董毓华受中共指派专程赴武汉，为之申报备案。11月11日，董毓华化装为卖药商人，携带武卫会章程、组织概况与决议案，同刘清扬一道，巧妙地通过日伪重重封锁，绕道南京，于21日抵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董必武等的帮助下，找到国民政府要人陈果夫、陈立夫，经据理力争，几番谈判，终于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的名称(即删掉了“抗日”两字) ，备了案，争得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的合法地位②。

在武汉，董毓华见到了原省师的老同学柯国华夫妇。柯国华夫妇苦心劝他回蕲春家里一趟。董毓华23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家中上有年近古稀的老母，下有呀呀学语的独生女儿，还有自己的贤淑妻子，以及挑起一家生活重担，对他慈爱如父的兄长，他何曾不盼一聚! 但他要务在身，实在无暇返归故里，于是匆匆给妻子写下一封短信，请她原谅，嘱她一定要设法让孩子读书，并说“等到大陆上没有日本鬼子的时候，才有伦乐可谈”①。

11月底，董毓华抵达广州，又转香港，准备乘海轮返回天津。在香港，遇敌连日追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化装成理发师。有一次，敌人闯入理发店，他正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操着剪刀，动作娴熟地给人理发，因而脱险。在乘船北返途中，又遭敌机轰炸，以致随身衣物丢失一空，只身返抵天津②。

12月，李运昌在滦县多余屯村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作出了组建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③。

通过艰辛的工作，冀东丰润、玉田、迁安、遵化、昌黎、滦县、蓟县、乐亭等县的武装自卫会接连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1.5万余人。各种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打击汉奸、特务和日韩浪人，攻打敌伪税卡，收缴汉奸枪械等游击性战斗，在整个冀东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根据已有的基础，中共北方局决定发动全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年初，董毓华、李楚离在天津召开华北武卫会会议，冀东武卫分会的负责人李运昌、高志远、杨十三、洪麟阁等参加，重点讨论安排了发动冀东抗日大起义的有关问题④。会后，董毓华奔赴冀东，深入北宁路南人数最多的高志远民团，加强其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工作①。

高志远民团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常常有人逞凶撒野、打架闹事、偷盗抢劫。董毓华进入该部后，与广大官兵打成一片，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官兵爱护群众利益，遵守人民军队纪律，同时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参加这支队伍，仅在马城、胡各庄一带就吸收了两万余人，使该部思想政治素质逐步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董毓华还为争取转化伪保安团队、交通队与盐警队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这些部队的驻地，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使他们迷途知返，倒转枪口，投入抗日行列。

对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武装，董毓华尤其注重争取。例如对滦县小陈庄的联庄会“团董”陈宇寰，他就曾多次亲往会晤。陈宇寰由于他的热忱启发、教育和帮助，“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找到了正确道路”，因之坚定表示： “宁可粉身碎骨，也要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并慨然答应，愿将所部与高志远部合二为一，由高统一指挥，开向抗日杀敌的战场②。

至此，高志远部便由开初的6个总队扩编到17个总队，由原先的1万余人逐步发展到近4万人，有战马5000余匹，成为接受中共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③。

(六)

1938年6月初，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宋时轮、邓华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与支援冀东人民的起义斗争。据此形势，6月下旬，董毓华与李运昌、高志远、洪麟阁等，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于7月16日，在冀东13县以及开滦矿的广大地域，同时举行抗日大暴动。会上正式组成了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为总司令，董毓华为政治委员①，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胡锡奎为政治部主任。

6月24日左右，宋时轮、邓华率部到达兴隆和长城内的靠山集(平谷县) 、将军关一带。华北日军惊恐万状，急忙调集大批日伪军迎头堵截围攻，并下令收缴冀东民间枪械，防止策应暴动。董毓华等决定冀东暴动提前于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举行，并在多余屯附近的大李庄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提前暴动计划②。

1938年7月7日，李运昌和胡锡奎领导的抗联二路军第五总队和第四总队，率先于滦县的港北村和丰润县的岩口镇分别起义;11日，董毓华与高志远等直接领导的抗联一路军主力，在滦县的大李庄和马城一带起义。接着，李楚离与洪麟阁领导的抗联三路军，在遵化地北头起义; 陈宇寰领导的抗联第八总队等，在胡各庄附近起义; 李子光等领导的抗联第十六总队，在蓟县邦均起义; 国民党人士陈维藩等在宝坻起义; 周文彬、节振国又领导7 000余开滦矿工起义①。

冀东大暴动开始时，董毓华与高志远等曾在滦县多余屯村发起暴动，被滦县敌人察觉，伪警备队急派百余人枪奔至围捕。董毓华等指挥部队迅速转移至滦河套大李庄，接连袭击了汀流河、徐家店两个伪保安团; 至午夜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部首入乐亭县城，并于次日率部攻占了滦南重镇倴城。几役旗开得胜，消灭了几个汉奸保安团 (队) ，收缴了大批枪枝弹药，还悉数查没了敌伪银行，开仓放粮。群众踊跃参军参战，队伍又一举扩充了5 000余人。13日，陈宇寰率部在胡各庄附近起义后，两部会师于倴城，随后便在昌(黎)滦(县)乐 (亭) 一带展开着逐鹿般的勇猛进击②。

正当抗联各部队在冀东各地向日伪展开猛烈攻击的时候，风传滦河东昌黎县境的无业青年丁万有、韩立平组织起6 000余民众，号称“抗日第十路军”参加暴动，司令部设在距滦河东岸五六里的靖安镇。董毓华闻之，即往会见昌黎共产党人张其羽，通过联军军需处处长王宝山的关系，和丁万有取得联系。接着，董毓华派陈绍昌 (即陈飞) 、王宝山带40名骑兵，东渡滦河，收编了这支武装。按照董毓华的指示，丁部改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七至三十五总队) ，委任丁万有为总指挥，韩立平为参谋长①。从此，昌黎境内的抗日武装和滦、乐两县的抗日联军结成一体。第六路军按照抗联的统一部署，积极参战，很快攻下了朱各庄、石门寨火车站，有效地配合了抗联其他部队攻城夺地的战斗。

在收编整顿丁、韩所部并组织攻打、收复了昌黎和滦县两县城之后，董毓华与高志远等又在第五、第九总队的配合下，于8月初再次进攻乐亭县城。在攻城战斗中，董毓华发挥抗联将士的集体智慧，利用城北群众有做炮仗的经验和条件，群策群力，土法上马，制造了几门内装火药、碎铁，外用铁皮包扎，射程远达500余米的土炮。架炮射击，声震长空，坚厚牢固的城墙被轰开两个大洞，一个城头堡也被削去半截。顽抗四天不出的守城伪军这才慌了手脚，连忙派人求和： “愿意出钱慰劳贵部”，请求和解休战。抗联将士不予理睬，继续攻城。在强大火力下，守城伪军连夜弃城逃跑。当其逃至东城时，另一支抗联部队早已埋伏在此，经两小时激战，即将其全歼于翠坨、戈耳一带②。

收复乐亭后，董毓华下令给老百姓开仓分粮，还召开了绅商各界人士会议，号召青年为赴国难参军参战，鼓励绅商人士为抗战多作贡献。会后，群情振奋，绅商们热情献衣捐款，青年们则络绎入伍，后来担任抗联一路军副司令的肖秉仁，就是这时受召参军的①。

此次冀东抗日大暴动，是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经过董毓华等将近一年的酝酿准备发动起来的。暴动历时近两个月，参加人数共达20余万众，除工农基本群众和知识分子外，还有反日的地主、商人、资本家、民团头目、乡保长、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社会名流等，真正形成了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的全民性抗日斗争。在八路军宋、邓纵队的支持、配合下，暴动队伍所向披靡，连克昌黎、滦县、乐亭、宝坻、蓟县、平谷、玉田、迁安、卢龙等县城及周围绝大部分集镇，使冀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拥有150余万人口; 冀东抗日联军也发展到39个总队，10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及全国的各个抗日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②。刘少奇曾高度评价冀东暴动，说“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③。

冀东暴动后，8月6日，刘少奇致电“聂(聂荣臻)转宋、邓”指示： “四纵队应与起义队伍主动联系” ，并“在蓟(县)、平(谷) 、密 (云)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四纵队与冀东抗联于8月下旬在遵化铁厂，由邓华主持，举行了联席会议。董毓华参加了会议，并就暴动形势和如何加强军政建设，建立全盘工作秩序等问题讲了话。他在分析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形势后，认为中央北方局关于建立根据地、就地整训起义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

铁厂会议决定成立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的冀热辽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和冀察辽热行政委员会，统一对各起义武装的领导，和从事抗日政权的建设，董毓华被推举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会议的精神未能落实。

冀东大起义，震惊日伪。日军急忙从天津、东北调来大批军队，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从9月下旬起，疯狂扑向冀东地区，企图将冀东抗日武装一举歼灭。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四纵党委与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辽边特委于10月初在丰润县九间房举行会议，作出了四纵主力与抗联全部撤往平西整训的决定。

抗联部队向平西转移，困难很多。刚刚放下锄头扛起枪杆的农民，不愿抛妻弃子，远离故土; 加上他们又未经过严格训练，不懂军事常识，一遇敌人飞机、大炮轰击，便吓得四处乱跑，造成很大伤亡。行进在平谷县北樊各庄一带的李楚离与李运昌两部，终因难于冲过封锁，而折回冀东。董毓华率领的高志远所部4万余人，作为西撤的先头部队，率先由北宁路南进入路北山岳地区，1月100日到达蓟县北部梁各庄和太平庄时，遭到北平日军的重兵伏击。董毓华立即命令独立总队队长曹致福率部狙击。他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往返布置、指挥各总队协同作战，夺路突围。由于青纱帐已落，部队在几乎没有什么遮掩的地带与日军作战，损失严重①。董毓华靠着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率领大家继续向平西转移。

当时，抗联部队除仍然要同前堵后追的日伪军作战外，生活也是极端艰苦的。指战员在呼啸的寒风冷雨中仍穿着破旧的单衣，常常靠吃树皮、草根充饥。董毓华也同战士们一样挨冻受饿。夜晚行军，露冷霜寒，他将自己的棉大衣披到向导身上。每到一地，他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分析敌情，揣摸途径，钻研兵法，探寻良策; 有时实在撑不住身子，就躺在门板上打一个盹儿，从未脱下衣服睡个安稳觉。他朝夕思虑着怎样战胜重重险阻，尽快把部队带到平西根据地②。

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一些人感到无法承受。一天，竟有几十人把枪口对准董毓华，责问他为什么让大家抛妻别子，出来受苦。董毓华不急不躁，耐心地向大家讲解部队转移，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理，说得那些把枪口对着他的人，渐渐放下了枪，低下了头。董毓华进一步开展对全体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大家端正对挫折和困难的认识，辨明前途，增强斗志。经过一番工作，部队又突破日军重重封锁，越过怀柔、昌平两县，朝着平西坚毅地行进。

越是临近平西根据地，日军越是堵得紧。一天夜里，董毓华他们兼程奔往康庄车站南端方向，计划赶在黎明前从平绥铁路突破过去。行近路侧山口，突遇通明的探照灯直射而来，紧接着枪声四起，埋伏在四周的大批日军包抄过来。董毓华沉着应战，当即指令秘书陈飞与田桂馨、张子春等急登北山，吸引、狙击敌人; 又果断布置以平绥路北镇边域为集结点，指挥部队相应散开，分别利用地形、地物，隐密绕过敌人，突围出去。在董毓华的正确指挥下，终使这支部队战胜了千难万险，有1 700余名将士胜利地进入了平西根据地，受到根据地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问①。

1938年10月底，董毓华到达平西根据地未及歇缓，又接受了对由他出生入死带出来的冀东抗联部队的整训任务。他针对部队的实际，扎实地开展政治教育，狠抓军事训练和游击战术的学习，切实培养锻炼部队作战能力，使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迅速增强，指战员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肩负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任务，又学到了游击战的本领，战斗情绪十分高涨。整训结束后，董毓华被中共冀察热军区委员会任命为抗日联军司令员，仍兼政治委员②。

11月，董毓华率部配合八路军四纵出击房山县18台 (包括龙门台、四马台) 。经两天战斗，歼灭该地土匪2 000余人，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①。

1939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撤

中共人物传 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

中共人物传 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

中共人物传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

中共人物传董毓华人物传,董毓华生平事迹,董毓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