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方维夏人物传,方维夏生平事迹,方维夏评价

Posted 2022-05-07 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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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方维夏人物传,方维夏生平事迹,方维夏评价

方维夏

方维夏是一个在旧社会由幻想洁身避世到热心教育救国，最后成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的知识分子。1935年10月，在参加艰苦的湘南游击战争中被叛徒杀害，壮烈牺牲。

(一)

方维夏，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1880年11月7日(清光绪六年庚辰十月初五)①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南塘屋场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方百川，是清修生，为人正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常说： “人皆饥不忍我独饱。”②方百川在其父死后，曾将“所余债券概焚之，远近称道”③。但他热衷科举成名，虽屡试不中，仍孜孜以求，1889年12月参加岳州郡试，再次落第，“卖舟返里，遇疾风于洞庭湖之鹿角，不幸溺没。”④方维夏的母亲郑蝉音，是个坚强的妇女。丈夫死后，持家抚孤，被誉为“巾帼中之须眉”⑤。方维夏兄弟三人，他居长。两个弟弟后来在他的影响下都参加了革命。大弟方玉圭，曾任乡苏维埃主席; 二弟方自强，曾任湘鄂赣苏区石印局局长，均先后为革命牺牲。

方维夏“性聪慧”，6岁开始随父读书。父亲去世后，母亲又送他到长寿街经馆入学。14岁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跟佃户学农活。他继承了父亲为人正直的品格，却不愿再走父亲追求科举入仕、扬名显亲的老路。他向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气节和生活;一心想做一个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雅士”。他家屋场周围有翠竹环绕，遂自号“竹雅”，意即竹林中的雅士①。三年后，原同窗学友邀他同赴“岁考”，他拒绝应试。为此，招来族中一些长辈的非议，被斥为“不承父志”。在县衙门当刑名师爷的堂伯方仁阶闻讯后，特从县城赶回长寿街，要方维夏到县衙补个“学习文案”的差使。方维夏开始坚不同意，后经母亲苦劝，只得从命。

当时吏治极端腐败，县衙的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方维夏却一尘不染。后来，他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仍守正不阿，好学不倦，生活节俭朴素，吃苦耐劳，无不良习惯，极为一般人士所敬仰，被人尊称为“方圣人”②。

方维夏到县衙任职不久，县衙受理了县城景福堂的佃户杨南山控告该堂老板刘团福奸污其儿媳并仗势将其子打成重伤，迫使其儿媳上吊自杀的案件。刘团福是平江有名的大财主。方仁阶趁机串通县太爷索贿埋冤，并将索得的贿银分给方维夏一份。方维夏十分气愤，当即把银洋往桌上一掷说： “我不要这昧良心的黑钱! ”卷起铺盖，就回家去了。

长辈的非难，县衙的黑暗，加上当时康、梁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使方维夏再也无法安心于“世外桃源”的生活; 个人究竟应该对社会采取什么态度、民族的危亡究竟应当如何挽救的问题，经常在他脑中盘旋。1905年9月，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兴学校。他经过反复思索，认定只有“新学”才能救中国，遂决定献身教育，以培育“新学”人才为己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次年2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到长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均简称一师)简易科。同年7月毕业①。从此，他的生活道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

方维夏在一师毕业后，回到平江，拜访了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的凌盛仪(字容众) 。凌盛仪是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1905年11月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回国，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抱“教育主义”。其妻李樵松，也是日本留学生。他俩夫妇回国后，即毁家办学，在平江创办了当时有名的启明女子师范学校。方维夏与凌盛仪作了长谈，更坚定了办学的决心。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凌曾在《日记》中说到他俩的友谊，“如石鼓桐鱼之相应，磁石与铁之相引”②。

1907年，方维夏在家乡长寿街创办了长寿高等小学校并兼任校长③。同年11月，他又与凌容众等商议，打算第二年利用县城考舍及西斋为校址，设一师范班，招80人，并附设小学。“教员不受薪水，约同志六七人，权教务。”①虽然第二年方维夏就离开了平江，从此在外工作，但他在家乡提倡新学的热情，被后人称赞为“际此风气守旧，新学之倡，正如阳春白雪，和者弥寡，其关怀故里，造福桑梓，于以见矣。”②

1908年8月，湖南优级师范开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数学、地理四科，各取60名 (这所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为了深造，方维夏于这年投考这所学校，“一试即中”，9月入学，在博物科(选科)学习③。当时清政府学部规定：优师选科毕业成绩最优等者，进京复试及格，奖给举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考入优师的学生，大都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希图取得举人头衔，跻身仕途，炫耀乡里。方维夏却除用功读书外，还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和社会风云的变化。他在与友人通信中，经常评论时事。1910年8月，朝鲜被日本侵吞后，他寄给凌盛仪“殷鉴”一纸，说： “朝鲜之亡国，为我之鉴也。”④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他得知家乡对河岸上鲛鱼潭千石廒所存的几百担备荒的积谷，被堂伯方仁阶把持，要运往江西高价出售，便立即赶回家乡，发动几百饥民，在一天夜里挑着箩筐，擎着火把，把鲛鱼潭的积谷全分了。这件事很快影响到全县，县城接连也发生了几处饥民抢粮事件⑤。

1910年12月，方维夏在优师毕业，“名列前茅，学问文章，噪誉星沙。”①但他没有进京复试，即受聘到岳郡四县联中任教。方维夏在联中任教时，曾撰《非亲论》一文，否定“愚忠”、“愚孝”，这在当时无异是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一个自称“岳州名士”的联中教师看后捶胸跺足，恨恨不已;在社会上也激起了轩然大波②。

(三)

1911年夏，方维夏应母校一师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农业教员; 还同时在周南女校等学校兼课。从此，他在一师工作直到1918年暑假。1913年和1916年至1918年，曾留学日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近代民主教育思想的孔昭绶，两度担任一师校长，方维夏先后被聘为学监和学监主任。1916年后，他在一师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孔昭绶③。

方维夏在一师工作期间，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袁世凯卖国和独裁统治。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后，他与友人谈话时曾共同感叹： “吾国外债之多，破产在即，瓜分屡唱，此其时矣! 现吾国盐税各款均抵予外人，故中央财政部之任用职官，必经外人许可而后任之。将来总统之任，亦必经外人公认，不烦选举也。”又说： “瓜分之后，各国又必公认一人为东道主，如英之待遇印度王也。曰帝乎? 曰总统乎?我不敢知。”①悲愤之情，溢于言表。1915年5月，袁世凯为阴谋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他在谈话中，又一针见血地指出： “5月7日中日条约既成，亡国之根本定矣。”②当时，袁世凯的爪牙、湖南都督汤芗铭网罗一批无耻官僚士绅于这年8月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封建文人、大劣绅、时任湖南教育会会长的叶德辉被推为筹安会会长，为袁氏称帝大肆鼓噪。方维夏十分气愤。当时，与叶德辉沆瀣一气的廖名缙在一师任教。方维夏与校内富有正义感的教师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联名写信给廖，揭露其丑恶面目和无耻行径，声言要与廖斗争到底，迫使廖再也不敢在一师鼓吹帝制③。

方维夏在一师一直担任或兼任博物、农业课教员。农业课缺乏教材，他用很大的精力编写了《中等学校农业教科书》上、中、下三册，由宏文图书社出版，供学生使用。教学中，他很注意联系实际。教博物课时，他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和学校附近的小山上采集各种标本进行现场讲授。任农业课主任教员时，他积极领导学生开辟实习园地，亲自组织种植、中耕、灌溉、施肥。在他任教期间，校园内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既激发了学生对博物、农业学科的学习热情，又美化了学校环境。在任学监期间，他还为学校编制了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表，言简意赅地指明了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对各科的教学具有重要指导作用④。他还编写了一本供师范学校使用的《儿童训育法询》，被教育界人士誉为“诚办小学之良法善本也”①。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他与孔昭绶思想一致，坚持民主管理的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1914年春，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后，他对毛泽东好学善思、热心社会活动十分赞赏，多次对妻子胡吟雪说： “润之是我最好的一个学生。”②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因起草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张干要开除毛的学籍。方维夏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③。在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曾为倡导学生自动与自治，特设技能会，由校长任会长，下设11个部，由教员为部长，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1915年，技能会改为学友会，增为14个部。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方维夏以学监主任身分代理学友会会长。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 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 还拨400元作为办学经费。10月13日，新旧两届学友会开交接会时，方维夏出席讲话。他在阐述了学友会成立的历史大要后，着重指出： “前次各部部长由教员任之，因事务繁多，故进行时有妨碍。此次选举，均用学生，一则练习办事，一则养成自动。”最后他勖勉新的学友会说： “须知合群研究学科为人生无上幸福，此后希望部务积极进行，得到良好之成绩。”④后来，方维夏还和孔昭绶商定，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还是首创。

方维夏在一师工作期间，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凌盛仪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方维夏帮助家乡学校解决教材等问题的事实，说方“热心桑梓之公益，殊可感也。”①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是当时湖南办得很有成绩的一所学校，但因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方维夏在长沙为之多方奔走呼吁，终使经费得到解决。1917年6月11日，凌盛仪在《日记》中写道： “启明省款补助，自本年1—6月，可望补足千元之数。以后可望岁得二千元，此竹雅一人之力也。”

1918年3月后，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两年有余，搜括民财，摧残教育，对湖南人民施行暴虐统治。张敬尧的军队一入湘，便驻占各个学校。当时一师为张部混成旅所占，仅余寝室两栋，教室三间，师生400多人逼处一隅，几无空地②。张部终日喧嚣，学生无法安心听课。学校经费，更常无着落。学校多次向张交涉，张均置若罔闻。1918年暑假，一师校长孔昭绶愤而辞职。方维夏与孔昭绶政治主张、办学思想一致，私交甚笃，誓与孔昭绶同进退，但仍不能忘怀教育救国，遂决定辞职赴日留学。

同年9月3日，全校师生在校后妙高峰为孔昭绶饯别留影。孔昭绶口占《城南留别》七绝四首，酬答师生。前三首分别注明“留别教职员”、“留别学生”、“留别方君东游”、第四首未作注明，从诗意看，也主要是留别方维夏的。现录其第三、四首如下：

好风吹我到瀛洲，

一舸如君又壮游。

寄语神山旧仙侣，

故人无恙水天秋。

卷云亭峙妙高峰，

独立苍茫听晚钟。

何时一樽明月共，

与君重破白云封。

方维夏感慨万千，当即步原韵唱和八首。其中两首是：

岂有神仙阭僻洲，

当年徐福亦间游。

君从渡海归来后，

识尽人间不老秋。

奎星重聚妙高峰，

断续难闻劫后钟。

忧患与君同出处，

何时新辟草莱封①。

诗中既表达了他对孔昭绶的真挚感情，也表达了他不畏时艰，渴望重新开辟教育阵地的雄心壮志。

(四)

1918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他身居异国，仍不时和国内亲友通信联系，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20年4月，方维夏学成回国到达上海。这时，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上海是驱张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湖南人在那里组织‘驱张运动’ 的机关，努力做驱张事业的，不下数百人。”①方维夏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了这一斗争，担任驱张的联络工作。这是他直接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群众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他对救国道路和人生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当时，驱张斗争的前哨阵地在衡阳。5月6日，方维夏到衡阳，向驻衡驱张代表团报告了联络情况和“张敬尧新由上海慎昌洋行购到步枪三万余枝”②的重要信息，受到高度重视。5月9日，驻衡驱张代表团特地开会向他表示慰问③。

驱张斗争胜利后，谭延闿率湘军进入长沙，再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将原省民政厅改为政务厅，除管民政外，并设实业、教育等科。1906年方维夏在一师学习时，谭是学校监督，对方维夏有所了解。他赞赏方维夏的人品学识和办学经验，遂请方维夏出任政务厅的教育科科长 (也称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与此同时，湖南教育界人士也推举方维夏为省教育会会长。当时，湖南的教育在张敬尧摧残下，停顿已半年有余。方维夏力任艰巨，使湖南教育出现了生机。有人评论说： “张敬尧一离湘，教育界陡呈活气，大事可纪者：一为教育经费独立，一为私立学校增加，一为学校内容革新。”①

通过出国留学对新思潮的接触了解和亲自参加驱张斗争的实践，方维夏思想上有了突出的进步，表现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研究苏维埃俄国的支持和倡导。

1920年8月，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方维夏竭力支持。他是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于这年9月3日和12月21日两次向书社投资②;还于11月3日和李六如等开办了平江文化书社③，成为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

同年8月，方维夏和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在22日假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会务内容，指定了筹备员。方维夏在发言中除强调“俄国的国交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外，还指出了学习研究的工具，即俄文俄语的重要性④。后来，方维夏虽没有在研究会担任职务，但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在教育界的影响，一般人还是推崇他在研究会中的作用的。如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的《湖南近年来新文化运动》一文中便说，1920年8月 “方维夏等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是为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此期间，方维夏还提出大力发展平民教育是当务之急，积极支持各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等，对发展湖南的工农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0年11月，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出走，赵恒惕攫取了湖南的军政大权，并接过“联省自治”的口号，于1922年1月，公布了《湖南省宪法》，成立选举事务所，限令三个月内普选出新的省议员和省长。方维夏曾在1918年补为省议员，驱张后，又受到谭延闿的器重，深为赵恒惕所嫉忌，但由于他的社会声望，1922年3月，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数之一当选为新的省议员①。

1922年7月，方维夏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参加八国联军的各国同意以充作教育经费为条件缓交和停付的庚子赔款的使用问题。参加会议的先后有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等20余人。会上多数人主张以赔款作为充实国立大学图书馆、派遣留学生和设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的经费。方维夏力持异议，认为重点应放在支持初、中两级教育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事业上。他在发言中指出： “盖以赔款各项为数颇巨，原为各省所负担。人才教育、文化事业固宜注意，而初、中两级教育，社会教育之可以国库补助者，亦应含有平民普遍的意味，酌予补助……义务教育补助费、市立图书馆尤宜注重。”②由于他的坚持，会议最终决定：俟办法筹定后，将详细理由再电各省教育会，征求同意。由此可见方维夏对发展教育事业的着重点的见解，和当时教育界、学术界一些权威人士是不同的。

方维夏从济南开会回到长沙后，湖南的工人运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出现了新的高涨。1922年8月至12月，安源路矿、粤汉铁路和长沙的织造、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等各行业工人，纷纷组织工会，举行罢工。赵恒惕一面密谋镇压，一面又以所谓“联省自治”为招牌，指使亲信，制造舆论，企图把工人运动纳入圈定的轨道。方维夏针锋相对，利用省议会的讲台，一面公开支持工人的斗争，一面戳穿赵恒惕“联省自治”的骗局。他列举赵恒惕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和贩卖鸦片等罪恶事实，指出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据、祸国殃民之实。使省议会中的“拥赵”议员目瞪口呆，狼狈不堪。赵恒惕几次派人想收买他，威胁他; 他始终不屈，毫不动摇，并对人说：赵恒惕想收买我，这是找错了对象①。

1923年谭 (延闿) 、赵(恒惕) 战争结束后，赵恒惕对所谓谭派人物已无所顾忌，于年底下发了拘捕方维夏的密令。在湖南中共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方维夏离别了妻子和小孩，秘密出走广州，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历程。

(五)

1924年初，方维夏到达广州。这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广州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中心。但是，广州的局势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方维夏到广州初期的情况李六如有如下回忆：

“1924年6月，我来到广州，刚一上岸，就到湘军总司令部去找方维夏。他当时是湘军第五军的秘书长。因他在特别党部(指湘军中国民党的特别党部——引者) 筹备处负责，与谭延闿又是有历史关系，故经常住在谭延闿的斜对面的一所旧式平房的最后那一进……我初到广州，对广东情况不太熟悉。他告诉我，广东国民党中、上层右派不少，如冯自由、谢持、邹鲁等，他们反对三大政策，跟着北洋军阀说广东政府赤化，又勾结帝国主义，同搞商团的陈廉伯、陈恭受一起，暗中捣鬼，还有一些拿枪杆子的右派……使我对广东政局内幕有所了解，对以后工作也有了思想准备。”①

可见，方维夏对当时广州的局势是有清醒认识的。李六如于1921年底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方维夏的同乡和老友。李六如到广州后不久，中共组织就确定他留在湘军中做统战工作。方维夏对李六如的工作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他多次对李六如讲： “孙中山是革命的。但国民党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的人太多，要将他们拉向左靠，看来不大容易，不向右转就是好的。”②他还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人数多，有马列主义; 革命非共产党领导不成; 反帝、反封建军阀，不同共产党合作，这是屁话。”③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方维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④。在入党前后，他根据李六如的意见，积极进行了对湘军的改造工作。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北伐，迁大本营于韶关，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湘军全部参加，担任北伐主力。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除请孙中山向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意义的小册子，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但是，他的努力遭到湘军中高级军官张辉瓒等的抵制; 在士兵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滇桂军的待遇比湘军好，湘军苦，没有干头，想逃到滇军中去戴红边帽子。面对这种情况，方维夏一面深入各营、连，和士兵促膝谈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同时又及时给廖仲恺写信，吁请务必设法妥善解决湘军的待遇问题①。

谭延闿的湘军原是旧军阀雇佣兵的底子，战斗力不强。虽号称有五个军，但官多兵少;一些将领企图保存个人实力，斗志消沉。1924年11月的攻赣战役中，湘军先胜后败，在敌方本仁部的突然反攻下，几至溃不成军。部队退到韶关后，方维夏劝说谭延闿接受方鼎英的建议，下决心对湘军进行缩编和整顿。谭延闿采纳他们的意见，1925年1月在韶关成立湘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将全军点验缩编。同时在广州设立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 ，以陈嘉祐为堂长，方维夏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轮训在职的和编余的军官②。

方维夏以非凡的毅力和才智，与李六如等共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对湘军军官的轮训工作。他在讲武堂除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严格组织实施，亲自向学员作报告外，还请了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同时还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等活动，用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感染学员。经过轮训的学员回到部队，为湘军注入了新的血液。经过整编和轮训，湘军战斗力得到增强，以后在参加广州近郊、小北郊及广东南路的各次战役中，立下了卓著的战功①。

1925年7月初，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所属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师，军和各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改编后的第二军，由于有以李富春为首的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参加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素质大为增强。但是军事上仍然为鲁涤平、张辉瓒这类旧军人所掌握。

这年10月，方维夏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过去和将来》②一文，为进一步加强对第二军的改造指明了方向。文章的第一部分回顾和分析了湘军的略史。第二部分指明了湘军现在的地位。他说： “湘军现在既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那么，至少要负三种责任，一种是负东方殖民地 ‘国民革命’ 主力军的责任，一种负中华民国民族解放的责任，一种负湖南被压迫阶级渴望救援的责任。”为了能够担负起上述责任，他尖锐地指出了第二军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军需没有公开，酿出各军种种的误会谣言”; “第二，就是将领有欠诚坦，从前彼此不能开诚布公，致酿种种失败的原因”; “第三，就是干部军官和士兵程度不齐，有欠训练”; “第四，就是军纪太宽，历史上各军多以感情相维系，无论上下犯有过失，多于宽纵”; “第五，是兵夫饷需应按月发给，军队生活，应就可能范围渐次改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打破军队私有的观念。希望二军将领都能“做到公忠诚坦”，“赤裸裸同向一个党的主义尽瘁，互相爱助，相率成风”，“将军队和枪支全归党有”; “什么行伍学生统系都要化除”，“打破一切统辖，历史，地域的界线”，“绝不成一人私有的观念”。二是要加强政治训练。他指出“各军应由政治部充分的训练，不要有丝毫怀疑;士兵宜从识字运动做起，干部宜提倡研究会讲演会各种政治补习教育”。政治训练要“做到大家明瞭党义结合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 凡官兵一举一动一时一刻“都站在民众利益上面着想”，使军队“主义化、革命化”，完全成为“党的军队”，“民众的军队”。文章第三部分在对“第二军将来的希望”中，他语重心长地说： “假如今后第二军官和兵的心理，完全改造，都有自觉的训练，成了一个铁的党纪，铁的军纪，精神一天振奋一天，形式一天完备一天，可以受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替民众牺牲……那么，第二军的地位，在东方国民革命工作中可以为主力军，在民族解放中可以为主力军，在中国的改造前途中可以为主力军，在工农兵结合中，可以为主力军”。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号召： “崭新的国民革命开国史，很灿烂的摆在大家面前，望大家牺牲全身热烈的精血，努力! 奋斗! ”

(六)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二军第五师开始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随后又奉命和该军的其他各师一道，担任江西方面的作战任务。方维夏随师行动，抓住每一个时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爱护同志甚过爱护自己，在行军宿营时，常把自己的铺位让给同志们睡”①。在战斗时，他亲临前线，鼓舞士气。第五师作战勇猛顽强，在主攻吉安得手后，又在10月至11月攻打南昌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12月9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说： “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2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的力量。”②

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1927年3月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3月24日攻下南京。当晚，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轰击，“满街房屋被炸，血肉横飞，其状甚惨。方维夏内心很愤怒，群众要求为亲人报仇，士兵要求参战，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谁料正在这时，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要把‘打倒帝国主义’ 的口号改为 ‘和平奋斗救中国’ 。方维夏甚为惊骇，认为连帝国主义也不敢反，还叫什么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干扰，以致炮击南京城的外国兵舰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做了北兵的逃命船。方维夏和士兵站在下关码头望着北兵扬长而去，个个气得脸色铁青，破口大骂不止。”③

这时，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召集方维夏和肖劲光 (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军队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干部开会。会上，彭述之虽然指出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丝毫没有涉及，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了一些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的话，第二天就匆匆离去了①。方维夏仍然感到抓不住要领，内心疑惑、彷徨，十分苦闷。

五师在南京住了几天，蒋介石电令二军北上继续北伐，并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薛岳师进驻南京。方维夏随五师离南京渡江后，驻在浦口、明光、蚌埠一带。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代军长鲁涤平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蚌埠前线召开师以上干部会，研究部队行止。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也因谭延闿在武汉，加以附和。最后，一致通过移师西行，待命讨蒋。

部队西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奉令休整待命。在这里，方维夏和李六如、肖劲光等一起在二军中开展了“讨蒋运动”：召开讨蒋大会，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提出了“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这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大教育了二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②。方维夏的心情也为之一振。

不久，二军奉命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部队从藕池口登船，于4月25日到达武昌。这时，武汉的形势已较复杂，但群众的反蒋高潮仍在继续。方维夏和部队一起，又投入了武汉群众的反蒋斗争。

方维夏到武汉后，即将妻子和孩子接来团聚，住武昌粮道街端本女学内。妻子到武昌的当天晚上，他寓意深长地对她说： “今天你们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回去。一旦有事，你就带孩子回长沙，粗茶淡饭过日子。我是不能支持你们的。记住，要坚持下去。”①

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上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挽救危急局势，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方维夏对这次大会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对李富春、肖劲光和李六如说： “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反共反人民的一系列活动，是陈独秀拱手献出革命领导权，不要革命武装所致。像这样一味退让、妥协，从老虎口里讨肉吃，迟早还会吃大亏。”②

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出师河南北伐，夏斗寅勾结杨森乘武汉空虚之际率部包抄武汉。二军奉命进军鄂西，方维夏随部参加鄂西进击杨部战役，激战旬日，击败杨部，保卫了武汉安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通知方维夏离开二军，要他在7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当时，张国基和他住在一起。张是方维夏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也是毛泽东的同学，武汉政变前在中央农讲所工作。毛泽东请方维夏转告张国基也到南昌去参加起义。张认为自己不懂军事，心里发怵。第二天，张国基找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 “你去吧，我这里有事不能去。”又说： “有方老师协助，你放心大胆地搞吧! ”①

(七)

1927年7月28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及另外两人从武汉动身。行前，他告诉妻子说自己要到庐山避暑一段时间，嘱妻子带着小孩回湖南老家去住。他们一行五人乘船于当天到达九江，然后换乘南浔路火车在德安下车，再乘汽车到达南昌②。

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贺龙所率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党代表，住在江西大旅社喜庆大厅旁10号房间。一师师长贺锦斋住9号房。这里门外挂的是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贺锦斋当时只有26岁，很尊敬方维夏，凡事找方一起商量。方维夏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师长也很爱护，热情地向他讲述马克思主义，并帮助他提高对起义的认识，使贺锦斋迅速向共产党靠拢。

7月30日下午，方维夏和贺锦斋到中华圣公会礼堂参加二十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贺龙宣布国民党已经叛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号召大家跟着共产党走; 并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传达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散会后，贺龙特地把周逸群、方维夏、徐特立等留下，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方维夏建议在二十军内撤掉不可靠的连长，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周逸群、徐特立表示赞同，被贺龙采纳①。因此，在起义之前，二十军中连一级指挥权都操在共产党员和可靠分子手中，对保证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1日凌晨，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时间由原定4时提前到2时。战斗打响前，方维夏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接着，他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盘踞在这里的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部队，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方维夏和贺锦斋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在第二师第五团配合下，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包围起来，守敌无路可走，只好举手投降。

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胜利。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有国民党左派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国民党党部代表40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方维夏和徐特立都以湖南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方维夏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委员②。

8月4日，方维夏随第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面进军。这时，贺锦斋因代理贺龙指挥二十军，把一师的指挥权交给了方维夏和副师长欧学海。方维夏当时已年近半百，但在行军中，精神抖擞，步履矫健，连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有关南昌暴动的史料中，也说他“随叶、贺共军南征”，“虽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有足多矣哉。”③9月20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一师住揭阳西南炮台市附近。在这里，方维夏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力量较大、活动猖狂的反动地主武装。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人从四面包来，英、美、日帝国主义也把军舰开进汕头港进行恫吓。起义部队分兵抗击，由于指挥系统被切断，部队被包围，损失很大。方维夏和欧学海带领一师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便按前敌委员会原来的命令，率领队伍向陆丰方面转移。路上，部队情绪低落，经不起考验的人纷纷逃散。方维夏找欧学海商量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根本无法谈下去。于是，方维夏决定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发动和依靠他们来开展工作。这时，欧学海却以“起义失败，总指挥部下落不明，伙食无着”为词，煽惑瓦解军心，妄图带队叛变。方维夏立即站出来批驳欧学海的谰言。他对士兵说：“起义是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应该看清革命前途，经得起任何考验，做失败的英雄”①。在方维夏的号召下，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也纷纷站出来向欧学海展开斗争。欧学海慑于士兵们的义愤离队潜逃。方维夏带领队伍继续前进。10月10日上午11时许，部队将到陆丰时，被敌东路军两个师追上。部队被包围时，方维夏指挥士兵战斗至下午2时许，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维夏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历尽艰辛，脱险后到了广州，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接着，方维夏又参加了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

(八)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方维夏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中旬，方维夏到达莫斯科。他作为代表，参加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①。这个班是学校特别为有非常经历、受过高等教育、革命经验丰富的学员开设的，学习的重点是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当时同在这个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著名共产党人。

方维夏在这里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感到非常兴奋。他学习努力，成绩很好。在学习期间，中大支部局的王明等人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借苏联党内正在开展反托斗争之机，打击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经过调查研究后不支持这种作法，因而也受到打击。方维夏秉性耿直，对此不满，向支部局提了意见，遭到围攻。他们说方维夏受了中共代表团瞿秋白的利用; 还说方维夏过去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社会关系复杂，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对方维夏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开除了他的党籍。方维夏自认对党问心无愧，虽处境孤立，也决心要弄个明白。徐特立、何叔衡和他多年相处，了解甚深，对他深表同情。在徐、何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理直气壮地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最后终于被恢复了党籍②。

1930年冬，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苏联，方维夏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他的要求被党组织批准后，于1931年春从苏联回到上海，当即由中共中央派往苏区，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后，他又被调任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

当时，苏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反革命派的严密封锁下，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方维夏对于总务工作又缺乏经验。但是，他迎难而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特别是他身处“近水楼台”，粗衣粝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作风，生活上不仅毫不特殊，而且尽量为公家节约，受到同志们的称颂。有次发新棉衣，总务厅的管理员看到方维夏的棉衣已破烂不堪，就按规定送来一件新棉衣要求他收下。可是，等管理员一走，他又把那件新棉衣送回了仓库①。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有些原来要求特殊照顾的干部也随之改变了态度。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部长。他为了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全区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他任职期间，全区办起了“七百余所列宁初级小学，八百所工农夜校，三所女子职业学校，三十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三十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十三种小报和刊物。”①为了方便群众识字，他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好读易懂，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如其中的第十四课是这样的：

造福人，不享福，

雇农自己没有谷，

砌匠自己没有屋，

裁缝自己穿着破衣服。

为什么这样?

被人剥削的缘故②。

随着《识字课本》的发行，湘赣苏区的识字运动蓬勃开展，井冈上下，赣江两岸，广阔农村一片读书声。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部长。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曾在11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提过意见。因他还曾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其中有“豪绅地主偷取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建立新的坚强有力的苏维埃”这样一些提法，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士杰 (后叛变) 便借此说他有“托派思想”，还说在他编写的苏区教科书中也有类似“托派”的语言; 说他不同意中央以赤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杀掉五年徒刑的罪犯等等③，开会斗争他。他据理申辩，但被撤了部长的职务。“但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仍主持教育部工作。”①这是他在党内第二次受到打击。

(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中共湘赣省委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派方维夏率100多人枪，到以桂东县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率这支小部队到达桂东后，与原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这里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频繁活动于桂东及资兴、酃县、遂川、上犹一带，多次与敌交战。因战斗失利，损失较大，退至桂东普乐东水休整。同年11月，红四团团长李宗保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带一个营和一个自动步枪班叛变投敌，并充当敌军向导前来围攻红四团。桃寮一战，游击队又遭损失。四团政委旷珠权逃到沙田，向敌人交枪投降。次日，团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也认为大势已去，擅自逃走。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克服重重困难，重新收集和整顿红四团，保存了八九十人枪，在桂东东边山的上下庄、青铜、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活动。后与罗荣率领的桂东游击队会合，声势复振。在方维夏等的领导下，游击队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连续作战后，又转回桂东东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带领群众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府，使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红色区域; 游击队不断得到扩充，战斗也多次取得胜利①。油箩口一战，消灭挨户团郭猛部一个排; 小江一战，打垮保安团何忠汉两个连; 上庄隘口一战，打死打伤挨户团近百人②。

在这期间，方维夏还部署和指挥了惩罚青铜钨矿公司的战斗。当他得知青铜钨矿公司的资本家和把头对工人剥削、克扣严重的情况后，决定给予警告。一天深夜，他布置游击队先头部队两人一组，首先收拾了公司守备队的三个步哨; 然后在守备队的中心驻地碉堡门上点燃炸药包，碉堡被炸开后游击队乘势冲进公司，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战斗结束后，方维夏召集工人开会，号召工人联合起来打倒克扣工人工资的资本家和把头。会后，又在公司清理了一些财物分给矿工。青铜钨矿公司遭到这次惩罚后，再也不敢任意克扣工人工资了③。

1935年4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300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召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和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 (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任书记(后为陈山) ，方维夏任宣传部部长。特委和支队总部均设在赤水仙。

在湘粤赣特委和蔡会文、方维夏等的正确领导下，湘南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局面，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游击区也有很大的发展，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都成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当时环境十分艰苦，敌人经常对游击队“拉网” “清剿”，并强迫群众移民并村，还组织“脚队”、“看火队”，发现脚印和烟火就包围搜山。游击队常常三五天吃不上饭，只好用竹笋、蕨根、鸡冠花、丝毛根、毛耳菜、黄金叶、酸桐杆等野菜填肚子。有时敌人紧逼不能生火，就用手将野菜搓成团吞下充饥。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方维夏与部队同甘苦，共患难，并经常给党员上课，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教育部队。周里回忆说：“我是1935年秋天在东边山第一次见到方维夏的。那时，他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他为人耿介刚直，刻苦耐劳，到过苏联学习，满肚子学问。虽然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干劲很大。部队行军刚坐下来休息，他就忙着做宣传; 一打仗，他就带着左轮手枪参战。部队在一个大山整训时，他主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有次东边山开特委会，他还要我派二三十人去学习。他给干部上课，讲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讲党和红军的铁的纪律，特别是用苏联红军的英雄事迹，鼓舞大家的斗志。”①

湘南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1935年夏季以来，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一二十人编成一队坚持斗争。10月初，方维夏在桂东上下庄一带被敌人封锁。他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隐蔽在仙背山上，给养一天一天困难。这时，曾给方维夏送过生活物资的游击队员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被国民党沙田乡乡长郭英汾抓走。郭英汾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将他们收买，并共同商定了杀害方维夏的毒计。

1935年10月的一天，黄猷斌等三人又以送粮为名，来到方维夏的住地，假装关心地说： “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别的地方打厂 (搭棚)才行。”方维夏信以为真，即要警卫员与通讯员随黄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厂”。当晚，黄猷斌等就在山下，将方的警卫员、通讯员杀害。第二天清晨，黄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方维夏正在煮饭。黄等走进厂棚，拿起挂在壁上的枪，郭先古一枪就把方维夏杀害了，并惨无人道地把方维夏的头颅切下，与郭英汾一起拿到国民党桂东县县长张文晶处报功，领到赏金300元。张文晶将烈士的头颅挂在县城下黄桥“示众”。几天后，又送往长沙，交给何键，领取赏金①。

方维夏的学生方暨南等知道死讯后，1948年在平江方维夏的家乡建了一座衣冠墓，并刻碑纪念。

①②③平江《方氏汇同族谱》卷八之一。一般资料中均说方维夏出生于1879年农历十一月初五。今据《族谱》订正。

④⑤《方维夏“衣冠墓”碑文》。

①参见《方维夏烈士——不朽的人民战士》,1979年10月9日《湖南日报》。

②参见李六如《方维夏传略》。

①《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1918年编写,未刊)。

②《凌盛仪日记》,原件存湖南省图书馆。

③《方氏汇同族谱》。

①《凌盛仪日记》,原件存湖南省图书馆。

②《方维夏“衣冠墓”碑文》。

③《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④《凌盛仪日记》。

⑤《平江县长寿区党史调查材料》。

①《方维夏“衣冠墓”碑文》

②郑楷蔚: 《关于方维夏同志的〈非亲论〉》 (1985年2月),未刊稿。

③《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①②《凌盛仪日记》。

③《方维夏同志传略》,载《不朽的战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版;另见《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④《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凌盛仪日记》。

①《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凌盛仪日记》。

②方建周: 《回忆我的父亲方维夏》 (1978年10月),未刊稿。

③《湖南第一师范校史》。

④《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

①《凌盛仪日记》。

②《湖南省志》 (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3版。

①上述史实和引诗均据1918年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据此及凌盛仪《日记》中有关与方维夏通信和交往的记载,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对流行的方维夏赴日留学的时间,作了订正。

①1920年2月24日《湘潮》春节特刊号。

②③《蒸阳请愿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

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

②③《文化书社社务报告》 (第二号) 。

④1920年8月23日湖南《大公报》。

①1922年4月8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2年7月23日湖南《大公报》。

①李六如: 《方维夏传略》及《笔记》。

①②③李六如: 《笔记》;参见李六如《自传》及《六十年的变迁》。

④方维夏的入党时间是根据李六如的回忆《笔记》、《自传》等有关材料而定的。

①李六如: 《笔记》,参见《六十年的变迁》。

②李六如: 《笔记》;杜迈之: 《谭延闿与湖南军阀》,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①李六如: 《笔记》;杜迈之: 《谭延闿与湖南军阀》。

②载《革命周刊》第3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出版。

①《方维夏同志传略》,载《不朽的战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3月版。

②转引自《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

③李六如: 《笔记》。

①参见《肖劲光回忆录》。一说谢文锦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②参见李六如《笔记》及《肖劲光回忆录》。

①《平江县长寿区党史调查材料》。

②李六如: 《笔记》。

①②张国基: 《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载北京市《文史资料选编》 (第1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版;李六如,《笔记》。

①李六如: 《笔记》。

②《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③《现代史料》第1集,国民党统治区1933年1月30日出版。

①李六如: 《笔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6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2月版。

①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

②《不朽的战士》,《徐特立传》。

①《方维夏烈士——不朽的战士》,1979年10月9日《湖南日报》。

①《坚持在湘赣边斗争》,原件存江西湘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②1934年1月5日湘赣省苏教育部第二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教材之三。

③李六如: 《笔记》; 《王首道、王震、肖克、张启龙、张子意、甘泗淇、吴德峰、李达等同志关于湘赣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回忆》,存永新县档案馆。

①《不朽的战士》。

①②中共桂东县委党史办整理: 《湘粤赣特委和红军湘粤赣游击支队活动概况》 (1984年9月)、《红军湘粤赣游击支队及资汝桂中心县委始末》。

③《桂东县革命斗争史》。

①周里: 《湘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中),载《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4期。

①方维夏牺牲的时间和情节,本文系根据桂东县公安局档案材料( 《方维夏同志牺牲的经过》、《杀害方维夏的凶手之一黄猷斌的口供笔录》、《桂东县法院刑事判决书》)写的。周里在《湘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一文中,说方维夏牺牲于1936年4月,情节亦稍有出入。但也说是由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杀害。黄猷斌,桂东县人,叛徒,杀害方维夏的凶手之一,解放后被捕,1959年被枪决。在桂东县档案材料中,黄猷斌口供中所提供的杀害方维夏的时间及档案材料中所述情节,应较准确。

中共人物传 方维夏人物传,方维夏生平事迹,方维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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