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何功伟人物传,何功伟生平事迹,何功伟评价

Posted 2022-05-07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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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何功伟人物传,何功伟生平事迹,何功伟评价

何功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武汉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回湖北，历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及鄂西特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一年一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勇就义。钱瑛曾对他的一生作了恳切的评价：

少小曾怀国难忧，

长成誓雪万民仇。

汉江怒吼天迟曙，

海上流亡老幸酬。

铁马金戈战敌伪，

高歌壮语励同囚。

忠贞那惜头颅掷，

含笑刑场典范留①。

少小曾怀国难忧

何功伟，又名何彬、何斌、何明理，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旧历乙卯年十月十五)诞生在湖北省咸宁县柏墩乡中田畈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何楚瑛当过中学校长，是咸宁县的一名绅士; 生母阮宝枝，在何功伟七岁时病逝。

何功伟少年在家乡中田畈读私塾，一九二七年八月考入武昌阅马场湖北省立第四小学，三年后毕业，又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在中小学期间，他不仅刻苦读书，而且关心国家大事。

“九一八”事变后，何功伟曾慷慨出钱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向过路行人散发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他还与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支援上海淞沪抗日战士和东北义勇军。

一九三三年七月，何功伟参加全省初中毕业会考，名列第一，随即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简称“省高”或“武高”)。在武高时，何功伟结识了生活书店武汉分店门市部经理顾一凡。在顾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钱亦石著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进步书籍，参加了生活书店组织的读书会，又结交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朋友。通过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和革命浪潮的初步锻炼，何功伟开始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走上了地主阶级叛逆者的道路。

领导武汉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我国华北进攻，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奋。何功伟首先同生活书店读书会的万国瑞等串联，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他们奔走武汉各学校，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华中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武汉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并电勉北平各级学校，应与平城共存亡，同时请武汉各学校当局，扶助学生，成立学生会，共图救亡。”①在省高，何功伟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埋头读书，不能救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国土沦亡，学生要打先锋，为了民族解放，牺牲是光荣的。他的演说刚劲有力，唤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何功伟等的组织动员下，省高学生宣布罢课，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十二月十七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第二次联席会议召开，正式成立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选举武汉大学、省立高中、教育学院、高等商业学校、市二女中等十五个学校组成干事会; 武大、省高、中华大学、华中大学、市一女中、教育学院等七校组成常务干事会，武大学生许升阶被推为主席，何功伟当选为常务干事。会议决定在全市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十二月十八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学联”第二次会议上，何功伟发表讲话，他说：武汉不能沉默了，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他在强调学生的责任时说：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 我们要收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①。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举行游行示威问题，决定组成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武汉三镇的学生纷纷涌向街头。武昌有四十余所大中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在平阅路湖北省体育场集合后，计划结队前往汉口，汇合汉口学生，到日本租界示威。他们手执各式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严惩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来到汉阳门码头准备过江时，发现渡轮没有了，连一只小划子也看不见，长江已被封锁。反动当局的这种卑劣手段，激起学生们无比愤怒。游行委员会临时决定去找管理轮渡的建设厅交涉。建设厅长不但不答复学生代表的要求，反骂学生无理取闹。学生们一怒之下，冲进建设厅，砸了礼堂的玻璃窗，吓得那个厅长从后门逃跑了。此时，原来的游行总指挥怕事态扩大，丢下队伍离去。何功伟挺身而出，召集各校领队开会，决定： “我们今天不回去。他们不恢复轮渡交通，我们不恢复长街交通”②。学生们拥护会议决定，把守了武昌最热闹的长街 (今武昌解放路) ，从司门口公安局到平阅路省政府，到处都是激愤的人群。

夜幕降临，奔忙了一整天的学生们，情绪高昂，忍饥挨冻，在马路的石板上过夜。周围的居民深深被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所感动，他们夜不闭户，自动给学生送茶送水，曹祥泰商店还抬出大量饼干，慰劳学生。这一夜，何功伟没有合眼。他一面组织纠察队巡逻，保证学生安全; 一面与各校领队研究对策;还在工人们的协助下，派少数学生乘木划“偷渡”过江，与汉口、汉阳的学生取得联系，商议共同坚持斗争，决不向反动派屈服。

二十一日拂晓，在何功伟的带领下，武昌学生们包围了省政府。他们高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过江”、“打倒汉奸亲日派”等口号，要求省政府接见学生。省政府闭门不纳，却在里面召集各校校长会议，策划对付学生的办法。经学生们再三交涉，何功伟等学生代表进入省政府，要求代省主席卢铸、教育厅长程其保转告国民政府，要公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内幕，维护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惩办行凶的军警祸首，释放被捕学生; 要求湖北省政府维护学生运动，恢复轮渡交通。反动官员们对何功伟等的要求一味支吾，拖延不复。围在大门外的学生久等不见消息，一致喊着要“冲进去”。他们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拆散了门前的岗亭，用亭栏猛撞大门，催促当局赶快答复条件。卢铸、程其保见众怒难犯，才被迫向何功伟等学生代表表示： “一切要求都可以替诸位转送中央”;“轮渡明天恢复，诸位请先回去，明天请过江。”①学生代表凯旋而归。何功伟向欢呼的同学们报告：我们胜利了! 明天上午十点钟过江去示威游行，现在，全体解散，休息。他还兴奋地对大家说： “有你们在外面撞门，我们在里面气势更壮了。你们撞得越凶，他们就越害怕。”①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连续两天，武昌学生渡江到汉口，会合汉口、汉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何功伟在这次斗争中，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武汉学生运动的胜利，振奋了全省人民的革命精神。十二月二十五日，应城的学生和市民为声援北平、武汉学生，到县政府请愿，遭到军警开枪射击，四十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应城惨案”。事件发生后，武汉学联决议以罢课来支援应城学生。三十日上午，省高等四十一校举行总罢课，每校派出代表二人，在何功伟带领下，到省政府要求去应城调查事件真相，惩办凶手，慰问受伤同学。省政府秘书接见学生，拒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何功伟等毫不退让，在省政府内静坐示威。直到下午五时半，省政府答应了由省保安处、教育厅、民政厅各派一人与学生代表同往应城调查，他们才各自返回学校。

三十一日，由何功伟等四十一人组成的慰问团，同政府人员一起，赴应城调查和慰问受伤学生，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在省、县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应城县长不得不公开道歉，并在应城县公园内悬挂爱国学生纪念匾，给受伤同学赔偿医药费，对肇事者责以军棍，将情节严重的值日官姚楚材押省惩办。这一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但在此时，武汉的运动却出现了波折。省教育厅为破坏四十一校罢课，在何功伟去应城之前，就下达了提前放寒假的命令。由于许多中间同学不愿意长期罢课，所以当他们从应城返抵武汉时，大部分学生已离汉回家了。

新学期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统治更加严密。教育厅严令各校加紧管束学生，星期天也不准外出自由活动，违者予以惩办。各学校国民党右派分子亦乘机捣乱，时时与进步学生作对。几个月的斗争生活，使何功伟深深感到单靠学生孤军作战对付不了强大的反动派，也阻挡不了日寇的侵略。他同“学联”的其他成员研究，决定效法北平学生宣传团的样子，利用春假组织同学下乡作抗日宣传。四月一日，何功伟等带领几百人的武汉“学联”扩大宣传团向葛店进发。一路上，他们演讲、唱歌、演戏，到葛店后又深入农民家里作调查研究和抗日宣传，深受沿途群众和葛店人民的欢迎。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在宣传中曾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左”的口号。国民党省政府抓住这一口实，于四月九日下令解散“学联”，并逮捕了一些进步学生。“学联”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何功伟没有停止战斗。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件发生，蒋介石与桂系冲突，内战重开。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发动全校学生罢课，还准备串联各校和各界酝酿新的行动①。

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要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何功伟诚恳地向父亲解释：不是自己不愿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使得每一个有热血的青年不能够只埋头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表示： “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①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被列入黑名单，并准备逮捕。何功伟得知消息，在钱远铎的帮助下，乘坐日本轮船离开武汉去上海。

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功伟到上海后，改名何明理，通过钱远铎的父亲钱亦石的关系，参加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他精明能干，稳重谦和，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为学联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书信，研究全国学生运动的动向，深得同志们的好评。一九三六年八月，经唐守愚、胡乔木的介绍，何功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先后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以学生身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继续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党派何功伟改名何彬，担任该团的组织部长，主要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何功伟既注意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又尽量发动基层群众，曾多次组织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前方战士、侦察汉奸等活动，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前，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内地工作团，由何功伟带队。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戏、募捐，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到武汉时，武汉正在发起成立群众性抗日团体——青年救国团。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决定，将上海来的同志，全部转入武汉青年救国团。

何功伟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任务后，一九三七年年底，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在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乡促会”的宗旨是，“集中湖北一切爱国分子，在党政军各机关领导之下，以促进湖北乡村一切救亡工作，及一切战时建设”①。由湖北国民党元老孔庚任会长，何功伟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并与长江局、湖北省工委联系。他曾主持“乡促”人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训练，参加训练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

一九三八年三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他首先抓因大革命失败而被破坏了的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工人、学生、教师中发展党员，以保证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区委在武昌纱厂集中区建立了工人特别支部，办起了工人夜校，还组织了歌咏队，读书会，带领工人进行合法的经济斗争，裕华纱厂女工要求发放迁散费的罢工斗争，就是何功伟组织发动的。在他的主持下，区委还从武昌选送了一批产业工人，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武昌区委处于地下，办公地方不固定，何功伟与青年救国团的同志住在一起。他虽不负责青救团的工作，但一有机会，便对他们进行理想、前途的教育，鼓舞大家坚定信心，团结民众，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中贡献力量。

五月十七日，徐州失守。党中央指示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①; 并指示“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 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材大批的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湖北省委决定派何功伟回咸宁开辟鄂南地区的工作。

开展鄂南游击战争

鄂南，包括武昌、鄂城、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咸宁、蒲圻、嘉鱼十个县，是通往湘赣的走廊，战略地位重要。七月六日，何功伟回到了家乡——咸宁柏墩。一下汽车，就遇到了他的叔伯弟兄何功国和何功济，及好友雷同，他们都是柏墩青年团体“扶摇社”的成员。“扶摇社”原是一个青年学生吟诗聚餐、联络感情，类似读书会的组织。何功伟以扶摇社为起点，开始了鄂南地区的斗争。在他的具体帮助教育下，何功国、何功济和雷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这是何功伟到鄂南后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何功伟还想方设法同当地大革命后隐蔽下来的老共产党员黄全德、潘继汉、林平等接上了关系，并同党派回咸宁工作的何功楷一起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县委机关设在中田畈小学，并在雷春发杂货店设立了县委的秘密联络站。八月，省委决定成立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工作，何功伟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也设在咸宁县中田畈。

鄂南特委首先抓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初，鄂南十县除嘉鱼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有党员五百余人”①。特委还在咸宁柏墩等地举办了秘密的党员训练班，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为后来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八月中旬，鄂南特委在中田畈小学召集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武装问题，通过了何功伟提出的三点意见：一、共产党员要带头出钱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供养; 二、要发动在大革命时期打冲锋的同志及其家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 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②。会后，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他的族叔何寰桢的工作。何寰桢是咸宁县名绅，出身行伍，曾当过民团团长，有钱、有势、有枪。何功伟多次登门向其晓以抗日救国大义，终于使何寰桢同意合作抗日。于是，在柏墩很快组织成一支拥有三百人枪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特委派雷同、钱远鎔、钱远镜、何功国等参加游击队工作。何寰桢任大队长，雷同任大队指导员兼一中队指导员，钱远鎔、钱远镜、何功国分任中队长或中队指导员。不久，这支游击队被国民党一二八师编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辖咸宁第二大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绅士，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向我党靠拢，在崇阳、阳新、武昌等地又相继建立起几支联合的抗日武装。

十月九日咸宁沦陷。咸宁第二大队拉上了西岭挂榜山，在密密的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还在西龙寺办了短期武装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何功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跃在游击队员之中。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鄂南成为日寇的后方，驻咸宁的日伪军沿着公路向西乡侵犯。何功伟指挥各地游击队在丛山密林、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相机袭击敌人。一天，驻守柏墩的一支日寇小分队，向挂榜山移动。游击队紧急集合，在山道上设伏，打得敌人仓惶逃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鄂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还未得到巩固发展，即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当时的鄂南，沿粤汉铁路、湘鄂公路、武 (昌) 阳 (新) 公路、阳 (新) 崇 (阳) 公路、金(牛) 贺 (胜桥)公路等交通要道，都有日寇驻守，沿途市镇还成立了 “维持会”; 国民党一九七、一二八两个师留在鄂南，没有撤退，到处制造摩擦; 地方游击队，自卫队除极少数由我党领导或有我们党参加外，有的掌握在内战时期办过民团的豪绅手中，有的在被我党清洗出去的叛徒手中。形势对我十分不利。十月间，阳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荒家山事件”，捕杀我党干部十四人。接着，十二月底，何寰桢被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此时，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联系。遵照省委预先的指示，鄂南工作由湘鄂赣特委 (驻平江县嘉义) 领导。何功伟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的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黄全德负责组织，王锡珍(陈约珥) 负责宣传①。为了与湘鄂赣特委保持联系，何功伟着手筹建从咸宁到平江的地下交通线，在阳新宝石河开设一家小广货店作掩护，建立了阳(新)通(山)工委机关兼联络站。

一九三九年二月，鄂南中心县委在咸宁马桥何家新屋召开扩大会议，何功伟主持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开了半个月，主要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联系鄂南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象一股春风吹到了鄂南，使在艰苦复杂环境中工作的同志们明确了方向，认识到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要独立自主地抓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党对咸宁县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咸宁县委，李一戎任书记。何功伟又与咸宁县委成员一起去简头周召开县委会议，制定工作计划。他还深入我党领导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加紧抓扩大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并调王炳佛为武昌县委书记，以加紧对梁湖游击大队的领导。到一九三九年四月，这支队伍发展到五百人左右，活跃在鄂城、保安、金贺公路两侧和梁子湖畔，曾多次袭击日寇，打击汉奸特务。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六月十二日，国民党二十七集团军包围我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 “平江惨案”。鄂南形势急转直下，鄂南党与湘鄂赣特委的联络又告中断。七月，何功伟主持鄂南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紧急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保存力量;二、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不久，曾一度与我谈判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蒋介石，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我梁湖游击大队，我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至此，鄂南党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受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斗争，一部分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鄂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何功伟和鄂南中心县委的同志在遭到一次次挫折面前，不气馁，不后退。他们在安排好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隐蔽、撤退工作后，派出干部北上、南下，寻找上级党委。何功伟亲自去重庆，经过长途跋涉，他于八月间在重庆找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在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所，他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参加了办事处为平江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写了《鄂南工作情况报告》。他深切怀念在鄂南牺牲的战友，也痛心地认识到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总结过去，展望将来，他又愉快而坚定地接受党的指示，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撒播鄂西革命火种

何功伟在重庆没有久停，即遵照中共南方局的决定，到湘鄂西区党委工作。九月十一日，何功伟在湖北省松滋县茨河参加了中共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钱瑛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会议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区党委，选举钱瑛为区党委书记，蔡书彬为组织部长，何功伟为宣传部长。

一九四○年二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由何功伟继任。他跋山涉水，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向干部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道理，批判 “亡国论”和“速胜论” 等错误观点。在宜昌，他通过各种关系和当地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接触，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宜昌县委在古老背成立时，他和陈克东一起去参加会议，要求县委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他还派干部加强对抗战演剧队的领导，组织演员们演出进步歌曲和话剧，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促进了宜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巴东，他和县委成员一起研究整顿组织和选配干部，预防不幸事件的发生。在建始，他深入到三里坝高级中学，为新入党的同志举行宣誓仪式，并协助县委同志在这个学校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教育党员团结进步师生，注意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在松滋，他到简易师范学校作政治形势报告，鼓动师生的革命斗志。

一九四○年一月，何功伟在宜昌和区党委宣传干事、交通员许云结婚。许云回忆说： “我当时最感苦恼的是怎样才能正确地分析时局动向，在工作中怎样透过许多现象来抓本质的问题。这时，何功伟同志给我很多实际的帮助。我见到他经常从《世界知识》、国民党的报纸以及我们所能听到的正、反面材料中，提出问题，分析不同时期的时局动向和敌人的政策，从而提出怎样正确执行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和运用党的不同策略。他善于反复提出问题，多方面分析推敲，重视调查研究的材料，最后再作结论。他经常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揭露敌人各样反动宣传的本质。”①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何功伟就是这样，带领着战友们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更加艰苦。何功伟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的任务，要求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②他主持区党委制定了革命气节教育提纲，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向党员进行传达和讲解，使人人牢记其内容，领会其精神。这个提纲，是当时鄂西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向敌人作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它对于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和增强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年六月，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沿汉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我党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员，分途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夜以继日的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一直战斗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宜昌市内火光冲天的紧急时刻，才乘船赶往巴东。

八月，何功伟妥善安排了巴东党的工作后，又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许云，跟随西逃的难民，花了十天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四百余里到达恩施。这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在钱瑛主持下，鄂西特委召开会议，讨论了沙市、宜昌失守以后鄂西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研究了如何执行党在白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会议决定改组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栋任组织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

鄂西特委领导恩施地区的八个县和宜昌地区的宜都、宜昌、秭归、五峰、兴山五个县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恩施城郊五峰山腰的一个农民家里。特委委员进行了分工，马识途主管利川、来凤、咸丰、宣恩、五峰; 王栋负责巴东、兴山、建始、恩施等县; 刘惠馨负责机关工作; 何功伟在城区一带活动，主持全面工作。

特委会议结束后，钱瑛又对何功伟说：许云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把钱大姐的话告诉了许云，许云为组织的关怀而感动。不久，她即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

自从宜昌失守之后，湖北的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到恩施后，把驻湖北的各种特务组织的头目都纠集起来，建立了一个专门对付鄂西共产党组织的“恩施高干会” (一九四一年五月又改组为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 。陈诚亲自主持这个特务联合组织，指挥特务们查封进步书店，销毁进步书刊，解散抗日群众团体，检查邮政来往信件，大造反共舆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盯梢、追捕。因此，摆在鄂西共产党组织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何功伟多次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并在实际斗争中，既纠正了那些要在恩施搞城市暴动的“左”的倾向，又克服了一些同志中单纯依靠合法斗争，专搞学生运动的右的情绪，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准备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薄弱的偏僻山乡，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经过一段努力，恩施的一些农村和城关的初中、高中、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农学院) 、清江中学、生活书店 (后改为胜利书店) ，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这些支部或小组，在何功伟等领导下，以教师、学生、农民、工人(手工业工人) 的党员为骨干，吸收党外进步学生、教师、爱国青年参加，组织成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 生活书店还大量推销《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县城党的组织创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印制了许多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罪恶活动的传单和党的秘密文件。通过这些活动，使恩施这个遍布国民党特务的古老山城，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吼声，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更是热气腾腾。

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一九四○年十日，陈诚等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很快被敌捕去。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露红”，他的处境十分险恶。上级党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他对钱瑛说： “ ‘大姐，都撤了，这儿工作怎办?’ 功伟自己知道有危险，为了工作他坚决地留下来。”①党组织同意了何功伟的要求，但一再叮嘱，要他立即搬到乡下龙凤坝去。何功伟抓紧时间，一方面组织那些已暴露身分的党员立即转移和疏散; 一方面教育那些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保持革命气节。他在同同志们谈到如果万一不幸被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说：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你不要承认自己的真实身分，以保护组织，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已知道你的党员身分时，你就应该作公开的斗争②。这是何功伟对战友的希望，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完全作到了这一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含笑刑场典范留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更加嚣张起来，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郑新民(又名郑建安)被捕叛变，供出了特委组织和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正在羊湾医院分娩等情况。特务们如获至宝，立即到医院拘拿刘惠馨，但刘已于三天前出院，不知下落。诡计多端的军统特务刘裕绥，买通了医院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对刘裕绥说：刘惠馨住院时，有个男的经常来送鸡汤，此人最近被狗咬伤，常来医院换药。特务们根据这一线索，在医院附近暗中潜藏，等候那个被狗咬伤的人。

此人正是何功伟。原来，在刘惠馨临产时，因她的爱人马识途到鹤峰一带执行任务，何功伟就将她送进医院。小刘顺利生下一个女孩，何功伟每天到医院去看望。刘惠馨出院后，他被狗咬伤，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

一月二十月，何功伟到医院换药出来，返回那户农家。特务刘裕绥等紧紧跟踪，在途中将他逮捕。接着，敌人便按照郑新民提供的情况进行大搜捕，当天就将刘惠馨等捕去。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何功伟等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切，积极进行营救。二月二十五日，他亲自拟电，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电文说： “一月二十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 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①

何功伟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城内鼓楼街十六号、城西二十里方家坝和谭家坝等处。方家坝管理所直属“高干会” 管辖，单间牢房里关押的多是重要的“政治犯”。何功伟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囚在一个谷仓里。小谷仓既不透气，又不透光，霉臭之气薰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功伟向管理所提出了严正抗议，强烈要求改善监狱待遇： “一、谷仓上开窗; 二、尿桶加盖，清洗; 三、读书。并严正指出，这是政治犯最起码的权利，不答应就拒绝进食，”①凶残的所长拒不答应其要求，何功伟便宣布绝食。三天过去了，何功伟粒米不进。“高干会”特务头子，少将参谋刘培初得知情况，慌忙吩咐所长： “快给他开窗，小不忍，则乱大谋”②。于是，密闭的谷仓房开了一个五寸见方的小窗口，仓内的尿桶每天有人清扫一次，准许早上洗脸时，在谷仓门口单独活动一会，还给他送来了英语书和《资治通鉴》 ; 其他牢房的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由于叛徒郑新民的当面指认，何功伟的特委书记身分已经暴露。他决心象被捕前说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法庭上，特务头子刘培初、阎夏阳、朱若愚等人玩弄各种花招，妄图压服这个鄂西共产党的领导人。何功伟镇定若常，从容对敌，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团结抗日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都归于失败。

敌人见审讯不成，便变换手法，派“要员”进行诱降。一九四一年春天，鄂西国民党的许多头面人物，有的骑马，有的坐轿，络绎不绝地来到方家坝。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等，都来“拜访”何功伟。这些人进入管理所，总是先“夸赞”一番何功伟的才华和风度，说什么“你只是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的栋梁之才，只要悔悟，前途无量，鹏程万里”; 接着便用高官厚禄引诱： “只要你交出共党组织名单，省府委员、秘书、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任你挑选”。何功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不管什么“要员”来当“说客”，他都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失悔我选择的道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决不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 ”①

诱降失败，敌人又生一计：派出一些所谓的“名士”、“学者”，到方家坝同何功伟辩论，妄想动摇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这些人对何功伟说：你是书香门庭子弟，要紧的是讲忠孝仁爱之道，礼义廉耻之义。共产党游而不击，抗上作乱，共产共妻，阶级斗争，都违反中国之“四维八德”。何功伟蔑视这般受反动统治阶级雇佣的无耻文人，用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大量事实，驳斥他们散布的反动理论，使他们一个个败下阵去，扫兴而归。

敌人仍不肯罢休，陈诚亲自电谕驻藕池口的一二九师师长，令其派人从湖北石首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送往恩施，妄想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四月八日，何楚瑛来到方家坝管理所。老人希望儿子重新获得自由心切，便劝儿子答应当局的要求。何功伟对他的父亲说： “您老人家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懂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理，做儿子的要为党尽忠，忠孝不能两全了。”②何楚瑛在恩施住了四十多天，往管理所跑了十多次。最后，何功伟抱着父亲说： “爷呀! 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 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 我的志向已定，您不用强求了。”③老人终于被儿子的耿耿丹心感动了。他不仅不再劝降，而且帮助儿子，把写给许云和组织的信秘密带出监牢，经钱远鎔、钱远铎、何功楷等人，转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

何功伟被捕后给他的父亲写过两封信，管理所都不准发出。老人来探监时何功伟才当面交给了父亲。他在信中回忆了自己成长和奔走革命的历程，特别表示了“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 。信中说： “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以苟全自己性命?” “胜利之路，纵横曲折，但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年。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可破涕为笑也。”①人生谁无父母，谁无妻儿? 然而何功伟为人民翻身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却甘愿牺牲骨肉之情，抛头颅，洒热血，以利社会国家。这种高尚情操和气节，真可以撼天地而泣鬼神!

何功伟不仅自己在狱中坚持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而且教育狱中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保持革命气节。初被捕时，他关在楼上，其他同志关在楼下。他把《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中的内容，低声念给狱中同志听，鼓励他们坚定，再坚定! 为了使更多的难友鼓起斗争的勇气，他经常引吭高歌。唱歌，本来是他的爱好。但在地下工作时期，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好长时间已经不再唱歌了。被捕后，他常被单独囚禁，无法以别的形式同难友接触，就以歌曲为武器，来打击敌人，教育难友。起初，特务们不准他唱，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一定的唱歌自由。他在给父亲的遗书中说： “儿元月二十日入狱，于今洽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仰无愧，故能颂正气歌，咏满江红，毫不觉墙外韶光飞去。”①据狱中不少同志后来回忆，何功伟在坐牢时最喜爱和经常唱的歌是《延安颂》。这是他心向延安，心向党中央的深厚感情的流露，同时也唤起狱中难友对延安的无限向往。

一九四一年九月，何功伟和方家坝关押的其他“犯人”一起，被转至潭家坝监狱。这里关押的还有抗战剧团的一批同志。何功伟继续用战斗的歌曲来激励自己，鼓舞难友。每到夜晚，总是何功伟先唱，女牢的同志们以《夜莺曲》来和： “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何歌声充满凄怆?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唱吧! 唱吧! 尽情地唱吧! 驱散人世忧伤! ”接着，男女囚室又齐声唱起高尔基的《囚徒歌》，唱起《茫茫的西伯利亚》： “难友们不要呻吟! 我们得把牙根咬紧，又粗又长的铁链，把我们捆成一条心。我们冒着黑暗前进! 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

何功伟不但会唱很多的歌，而且还善于赋诗填词。下面就是他在狱中以《半夜歌声》的曲谱填写的赠给妻子的诗篇——《忆许云》：

黑夜阻着黎明，只影吊着单形，

镣铐锁着手胫，怒火燃着赤心。

蚊成雷，鼠成群，灯光暗，暑气蒸，

在没有太阳的角落里，

谁给我同情慰问?

谁抚我痛苦的伤痕?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呵，姑娘，去秋握别后，再不见你的倩影，

别离为了战斗，再会待胜利来临。

谁知未胜先死，怎不使英雄泪满襟?!

你失去了勇敢的战友，是否感到战线吃紧?

我失去亲爱的伴侣，岂不感到途征凄清?

不! 姑娘，你应该补上我的岗位，坚决地打击敌人!

愿你同千千万万的人们，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呵，姑娘，天昏昏，地冥冥，用什么来纪念我们的爱情?

惟有作不疲倦的斗争，

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愤怒?

惟有这狱中的歌声。”①

这首革命诗歌，不仅何功伟经常唱，而且不少难友们也会唱。大家越唱越激昂，增添了巨大精神力量。何功伟还写过一首《奴隶恋歌》，其中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你累了一天，我替你把枕席安排; 我给你唱歌，你在我身边先睡下来。愿你在梦中随着歌声，走到一个自由世界! 我还要多坐一会，我还要看那东方的虹采。”这首诗告诉人们，“奴隶们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有着更热烈更纯洁的恋爱。”①为了要看到“东方的虹采” ，革命者应把生死置之度外。

何功伟的崇高品德，感化了看守他的一个老狱卒。他经常通过这个老狱卒与其他囚室取得联系，把自己创作的诗歌送给难友。何功伟的单人囚室楼上，还关押着几位同志。他从敌人尚未发现的一个小小的楼板缝里，把写好的纸条塞到上面囚室里，要大家保持革命气节，注意锻练身体，抓紧时间学习。……难友们见监狱看守并不严密，曾想通过关系，贿赂看守人，先帮助何功伟越狱。他立即写条子通知大家： “不要为我的处境担忧，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敌人外弛内张，逃亡的可能性很小。要作有效的斗争，不作无谓的牺牲。”②

何功伟的一言一行不仅使狱中的共产党员坚定了立场，而且教育了狱中的非党爱国青年。他们原先对共产党只有肤浅抽象的认识，入狱后从何功伟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加热爱共产党。有的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缝里丢到何功伟的囚室，表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敌人见一切手段都无法使何功伟屈服，便决定对他下毒手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一天，阎夏阳提审何功伟，说： “给你一个最后考虑机会，现在悔悟还不算晚。”何功伟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他在给许云的诀别书写道： “在临刑前，不能最后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 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 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的未竟事业! ”①

十一月十七日，在看守的押送下，何功伟含笑和难友们告别，大步跨出了牢房，走向荒山“五道涧”的坡地。在刑场，刽子手要何功伟跪下，他昂首挺胸，愤怒地吼道：共产党人是不会跪下的! 敌人的枪响了，年仅二十六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何功伟，倒在了血泊中。与他同时被敌人杀害的，还有坚强的女战士刘惠馨。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遗书和遗诗，并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鄂西何彬 (特书) 、刘惠馨……牺牲。”②六月七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 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的楷模。”中共中央青委的这副挽联，表达了全党和全国青年对烈士一生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怀念。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许云、密加凡、钱远铎、钱远镕、徐良咏、张进、余梅清、吴培根、何功倍、何功俊;并得到朱文尧、曾卓、郭其耀的大力协助，向我们提供了他们访问胡乔木、何功楷、李锐、顾一凡、孙士祥、程翰、唐守愚，范元甄等回忆资料;朱汉申、徐达参加过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

注释

①钱瑛: 《纪念何彬烈士就义二十一周年》,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①魏泽同: 《催我奋起,催我前进》,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中共恩施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11月编印。

①1935年12月17日《武汉日报》。

①胡克实1979年8月的回忆。

②《武昌学生大示威纪实》,载《大众生活》 1936年第1卷第8期。

①《武昌学生大示威纪实》。

①何功楷1979年7月1日的回忆。

①何功楷: 《何功伟烈士在“一二九”运动中》; 胡恪恭:《我的革命引路人》,均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①何功伟的“狱中给父亲的信”(1941年2月19日),载《何功伟烈士

纪念文集》。

②胡乔木1979年7月9日的回忆; 唐守愚1979年7月23日的回忆。

①《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载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

①②《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 。

①何彬: 《鄂南工作情况报告》 (1939年),原件存恩施地区博物馆。

②雷同: 《开路先锋》,载《战斗在鄂豫边区》 (2),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①何彬: 《鄂南工作情况报告》 (1939年),原件存恩施地区博物馆。

①②许云: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载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①孙士祥:《鄂西斗争中的何功伟同志》,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②张清华: 《难忘的一课》,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 《丹心耿耿照千秋》 ,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①②曾传霖1981年10月的回忆。

③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 《丹心耿耿照千秋》、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①何功伟给父亲的信,复制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复制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①转引自1962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

①转引自1942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副刊。

②吴显忠、肖良恺、徐良咏、郭其耀、袁皖宁: 《丹心耿耿照千秋》,载《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①许云: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同志》。

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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