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袁玉冰人物传,袁玉冰生平事迹,袁玉冰评价

Posted 2022-05-06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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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袁玉冰人物传,袁玉冰生平事迹,袁玉冰评价

袁玉冰是“五四”运动后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新江西》杂志的主编，江西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江西革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青年立志

袁玉冰，别名孟冰、冰冰，一八九九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岚峰村 (原属兴国县，现划归泰和县老营盘公社) 。他家世代贫寒，父亲靠扛长工和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一家十分贫困的生活。袁玉冰从小就砍柴、割草、放牛，分担父母肩上的重担。十一岁，玉冰进私塾念书; 十五岁那年到兴国高兴圩成德小学读高小。当时，学校有不少出身于富豪家庭的学生，染上了赌博抽烟、酗酒打架等不良恶习。玉冰在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下，创立学生自治会，带头发起禁止抽烟喝酒，禁止旷课，禁止打架等“三禁”活动。他还创办了学生阅书社，由学生们自己捐款，购置书刊，轮流借阅。对杨贤江所编宣传新思想的《学生杂志》，玉冰如饥似渴地阅读，爱不释手。他后来写道： “余在成德小学时，曾组织自治会，阅书社，同人品学蒸蒸日上，颇为一般父老所欢迎，堪以自慰耳。”①

袁玉冰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和身体不好，被迫停学一年多; 一九一八年八月间又赴省城求学，考入南昌二中。

袁玉冰进入中学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南昌，群情激愤。五月七日，袁玉冰出席了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讨论响应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问题。接着，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团结一致，反对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将搜查到的日货焚烧。当时，一些因循守旧的人把他们斥之为“过激党”。袁玉冰理直气壮地说：我看将来定为“过激党”的天下，“盖势所必至，而理所难逃。”②

是年，袁玉冰正好二十周岁。他写下了《二十初度感怀》一诗，抒发自己的抱负： “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③另有一首《勖弟》诗说： “人生难得是青春，要学汤铭日日新，但嘱加鞭须趁早，莫抛岁月负双亲。”④

创建革命团体

“五四”运动期间，袁玉冰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章，受到很大影响。他很快认识到学生运动只限于游行请愿，抵制仇货，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改造社会，直至政治制度都要加以改革。因此，他决心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尽力扩大宣传阵地，提高民众觉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袁玉冰邀集南昌第二中学的黄道、徐先兆、石廷瑜、黄在璇、刘轶、黄家煌、江岩等七位同学 (连同袁玉冰等八青年，当时有“八大家”之称) ，组织了一个团体，名叫鄱阳湖社。它是五四运动后在江西南昌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他们感到鄱阳湖社这个名称无法体现团体的宗旨和反映社员们的抱负，乃于一九二○年十二月更名为改造社。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改造社在南昌第二中学举行了成立会。到会社员九人，公推袁玉冰为开会主席。他报告了改造社筹建经过，并慷慨陈词： “我们九个人，和一家里面的兄弟们一样，在这里过这个元旦，是何等的快乐! 但我们要把这个范围推广，使成世界一家，世界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这虽是理想上的话，我相信终久必有实现的一日。我们只有向着我们的目的地去进行就是。”①会上，大家确定了改造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决定成立出版部，出版发行《新江西》季刊，并通过了改造社简章②，推举袁玉冰为改造社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社址设在南昌。一九二二年秋，袁玉冰等到北京求学后，又将社址迁移到北京大学内，南昌、上海则设分社。改造社的成员大多数分布在江西各地，有少部分在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和日本等地; 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教师，也有少数工人和商贩。

为了把改造社建设成为改造社会的团体，袁玉冰提出了八条社规，并组织社员进行认真的讨论。这八条社规是： (一)积极的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 (二) 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对不能信仰任何宗教; (三)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 (四)社员须有一种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 (五)社员不得为资本家的助手; (六)社员生活须平民化;(七)社员不得有不良的嗜好，如嫖赌烟酒之类; (八)社员对于下列各种应该有研究：①马克思学说，②社会学，③外国语(至少一种)，④世界语①。袁玉冰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赞成，从而使改造社成为一个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在袁玉冰的领导下，改造社在广大群众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袁玉冰在南昌向劳工群众和青年学生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纪念日》的报告。他在翌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我没有作报告之前，“南昌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五一’是怎么一回事”②。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惨遭军阀杀害，消息传开，全国群情悲愤。四月初，袁玉冰在改造社常会上提议召开纪念五一节并追悼黄、庞两先烈大会，得到了一致赞成，遂邀请大江报社、觉社等团体共同发起。五月一日那天，南昌各界二十多个团体，二千多人 (其中工人有四百多人)，云集在江西省教育会，隆重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及追悼黄爱、庞人铨烈士，盛况空前。《大江报》还出版了袁玉冰编辑的《五一劳动节特号》。这一期“特刊”，在军阀陈光远的摧残下，未能和读者见面，《大江报》也以“煽惑劳工鼓吹共产主义”的“罪状”被查封了。后来，袁玉冰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从这回运动中，可以证明南昌人们，已有了觉悟，这是令我们很抱乐观的。”①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消息传来，改造社、南昌工会等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肖耀南的暴行，“盼望全国工友各界同胞，急起援助，讨伐彼凶顽，以彰人道，同人誓为后矛。”②

改造社建立后，影响日大，反动当局视为眼中钉。在省督军蔡成勋疯狂镇压下，于一九二三年春被迫中断了活动。但是，改造社为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后来，袁玉冰和社员黄道、方志敏、邹秀峰、洪宏义、汪群、汪伟等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领导骨干。

创办革命刊物

改造社的机关刊物《新江西》，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创刊。袁玉冰十分重视办好这一刊物，从编辑、出版和发行等方面，都花了很大的精力。

袁玉冰为创刊号撰写了《本刊宣言》①，阐明了改造社的宗旨，“是主张改造社会的，发行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我们改造社会，先在江西做起，本刊就在江西出版，所以就叫他做《新江西》。” 《宣言》还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项政治主张： (一)发展‘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打破一切权威和阶级制度; (二) 主张劳工神圣，要使他们有觉悟，能自动，引着他们到光明的路上去; (三) 对于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惟有下严格公正的批评，由此才寻得出真理来。《宣言》还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们最终的目的，在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至于改造“黑暗的旧江西”，建立“光明的新江西”的途径，《宣言》强调必须做到三点： (一)社会研究; (二)社会批评; (三)社会调查②。

在《新江西》创刊号中，还发表了袁玉冰写的《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痛斥了官僚军阀政客财主祸国殃民的罪行。文章指出： “过去的江西，现在的江西，都是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惨惨的色彩，社会上没有一桩事，不是受官僚、政客、军阀、财主的支配，狂奴欺主，白昼杀人。”袁玉冰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说： “可怜的三千万男女同胞，在这个黑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地狱里面过非人的生活，真是言之伤心! ”他面对黑沉沉的社会，号召人民“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前途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寻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行! ”①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提出要教育青年树立“以安逸为耻，勤劳为荣”②的思想，反对几千年来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新江西》第一卷第二期出版，袁玉冰发表了《这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吗?》、《无产可共》等六篇文章，批驳了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散布的错误观点。一九二○年十月至次年七月，罗素先后在我国江苏、北京、湖南、江西等地讲演，公开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宣称“以武力为革命方法”是俄国共产主义的“第一错误”，并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认为在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是开发实业，而这两件事都不能离开资本主义; 至于社会主义，则“不妨迟迟”。对罗素的错误言论，袁玉冰在文章中予以严厉驳斥，指出罗素妄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条所谓到达自由之路，是要中国人民“走投无路”，“我们若是照他所指定的路上去，真是有‘千古恨’的危险呢! ……未免贻误我们中国了”;“不免令我们误入歧途，蹈西洋人的覆辙，走西洋人走过的旧路了。有觉悟的中国人呀! 大家想想，……这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吗?”①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的自由之路呢?袁玉冰在《无产可共》这一短文中作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走俄国人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新江西》第一卷第三期出版。袁玉冰在该期发表了《敬告青年》、《江西的出版界》、《南昌“五一”纪念底状况》、《我的社交十不》、《名词浅释》、《主义问题》、《社旨与社规》、《最后一篇》等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想，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阐述了自己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想法。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 “我们忍得住我们的手足朋友大多数无产阶级在那里过黑无天日、惨无人道的非人生活吗?如果不忍，我们就应该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要实行社会革命，就应该采取一个适当的方法。“什么方法方为适当呢? 自然，只有马克司 (思) 派的社会主义了。因为马克司 (思) 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在文章中还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并号召广大青年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革命运动的战士。他说： “可敬可爱的青年呀! 我们不能没有主义的信仰，我们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打破一切‘文学’、‘科学’、‘哲学’的迷梦，学马克司(思) 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Fighter (战士——引者注) 。”在这些文章中，他还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光辉思想。

袁玉冰的正确主张和认识，代表了改造社中先进分子的思想，但同时也遭到了一小部分思想保守和落后的社员的反对。于是，在改造社的后期，展开了一场关于主义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争论。那一小部分社员认为，现在有些大谈特谈而且自命为很忠实于某种主义的人，“都是跟到别人说的，否则也是某种主义的奴隶。”他们主张多“实验”，少“空谈”，并表示“痛恨那些只知空谈主义者”，提倡“多从研究实行方面去做”。他们还认为，凡是连马克思《资本论》都没有看过的人，根本不能谈马克思主义①。这些错误论调，受到了以袁玉冰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强有力的反驳。袁玉冰在《主义问题》一文中说： “况一般彷徨歧途不知东西南北的青年，如果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青年们应当信仰什么主义呢? 他指出： “马克司 (思) 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这是社会学家所公认的。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司 (思) 的共产主义配做我们的信仰者。”他还转引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篇文章说： “实行社会主义，重要条件之一，即大多数劳动者谈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然而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一天劳动到晚的劳动者，你能责望他读《资本论》吗?”“不是说谈社会主义的人不必读《资本论》的，做指导的人，要有高深的研究……但是要以有高深的研究，要以读过《资本论》，才为谈社会主义的合格，社会主义的势力，决不能强大，决不能普遍。”因此，袁玉冰严正地指出： “如果把马克司 (思) 来做傀儡，曲解马克司 (思) 的学说来迁就自己的主张，如美国的施柏高等，就把《资本论》如蒙童对于《三字经》、《百家姓》一样地读得烂熟，可以背诵起来，也不免为马克司 (思)的罪人。”①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但批驳了那些反对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参加革命运动的错误言论，而且给正彷徨于十字路口的青年指明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袁玉冰为了打破封建主义的礼俗和恶习，建立人与人之间崭新的关系，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提出了“我的社交十不”，如不说客套话; 不宴会; 不抽烟; 不贺年拜节; 不送无谓礼; 不做应酬文等等②。袁玉冰给自己定下的这些处理人事关系的原则，表明了他与旧陋习决裂的态度。

《新江西》杂志不愧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它不但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指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方法，而且热情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江西》还向读者们推荐了一批好读物，以便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至三期，共介绍了六十多种，其中有《马克司 (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新青年丛书》和其它书刊，还着重介绍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的《青年周刊》。这对当时一部分要求进步然而识别能力较差的青年和民众来说，起了及时引导的作用。

《新江西》的出版，起到了时代喉舌的作用，因而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尽管它从出版的第一天起，一再遭到反动当局的无理干涉和迫害，但它流传地域和影响是相当广大的，如本省的南昌、赣州、九江、吉安、河口、兴国，以至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均有发行。

《新江西》杂志问世后，反动派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江西省警务厅曾三令五申逼《新江西》停刊。社会上一些反动派豢养的家伙，也极力仇视《新江西》。对于反动势力的专横，袁玉冰严词揭露，他说： “人民有集会、出版、言论……等自由，不是明明载在约法上吗?为什么他们还可以任意干涉我们?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自由吗?”他坚定地表示，“‘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起来为自由而战! ”①当时，信江中学学监曾下禁令：“有看《新江西》杂志及代售者，一经查觉，即记大过两次”。袁玉冰著文批驳说： “为什么看书没有自由呢?政府——我们何尝承认它是政府，时常拿防过激党的名义来干涉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这位郑学监还要更进一步，连学生的看书自由也要干涉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这位郑学监的专制，不是比秦始皇还要厉害吗?”②

一九二三年春，江西省督军蔡成勋下令逮捕了袁玉冰，《新江西》也被迫停刊。但是革命的星火是扑不灭的。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余名江西先进青年，从袁玉冰手里接过了革命的接力棒，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继续从事反对江西军阀统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改造社除出版《新江西》以外，还出版了一份《青年声》。它是一张小报，每星期出一期，其宗旨是就社会现象，下切实的批评，并谋求青年的思想、生活、环境的改进。当时，方志敏也参加过这一工作，他以后曾回忆说，一九二二年秋，他“与袁孟冰同志合力出版一种小报(即《青年声》——引者) ，鼓吹革命运动。”①

为主义而奋斗

一九二二年八月，袁玉冰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到北大不久，很快认识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袁玉冰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辛勤地为革命工作。在此期间，他刻苦攻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攻读了李大钊主讲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历史哲学》等课程，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方志敏和赵醒侬先后由上海返回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并于同年冬成立了南昌文化书社，以推进江西新文化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袁玉冰也是该书社的十五位发起人之一。与此同时，方志敏、袁玉冰、赵醒侬等十五人还发起成立了南昌平民图书馆。

一九二二年底，袁玉冰利用放寒假的机会返回江西，在南昌和赵醒侬、方志敏等人一道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南昌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有团员七人。赵醒侬在一份报告中说： “旧历年也过了，冰冰也由家中到省了。我们几个人讨论结果如下： (一)组织‘民权运动同盟’，对普通人的宣传。(二)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 ，为我校(即团组织——引者) 吸收新的分子。(三) 南昌还在手工状态中，自后应在九江、饶州、丰城三个工业区域内积极设立分校，吸收青年工人。(四) 南昌工人方面 (的) 活动，督促胡占魁去做(胡是个工人，他曾出席去年广州劳动大会。不过他对主义上还不明瞭，所以我校还未叫他知道) 。”报告又说： “冰冰在省读书四年，在‘学问’、‘品行’上还能得多数青年的信仰，所以，只活动了一星期，把‘民权运动同盟’和 ‘马氏学说研究会’ 两个会都成立了” ①。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在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后。袁玉冰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共有会员五十余人，来宾四十多人，在会上“自然有许多很激烈的演说，尤其是冰冰”②。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二天，袁玉冰带着团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民权运动大同盟给党中央的报告，动身回北京。他将报告放在与他同行的一位打扮象乡下人样子的人身上。不幸，在南昌上火车时，两人都被早已跟踪的密探逮捕，所有文件均被敌人抄去。数日后，江西督军蔡成勋的心腹李廷玉下令封闭了文化书社，取缔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并在南昌张贴布告，通缉赵醒侬、方志敏等人。赵、方等同志被迫离开了南昌，转移到南京、上海。袁玉冰被捕后，关押在军法处的监狱中，在敌人的拷打下，英勇不屈，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袁玉冰被捕，赵醒侬、刘和珍等革命战友多方活动，积极营救，社会公正舆论也严厉谴责和抗议军阀的暴行。一九二三年十月，赵醒侬重回南昌工作，以某商店的名义送了保单，十一月八日，袁玉冰被保释出牢。

八个月的监牢生活，进一步磨炼了袁玉冰的革命意志，他在革命的征途上迈着更加坚定的步伐。出狱后，赵醒侬召集全体团员和一部分青年，隆重集会，欢迎战友获释。

不久，党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他抵达上海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旅沪赣人数十名，于十二月一日在上海西门路七十八号，举行了欢迎冰冰出狱大会。袁玉冰在欢迎会上略述了入狱出狱经过后说： “我们做改造事业的人，看入监狱、上断头台是毫不足介意的事情。”①许多人热情赞扬袁玉冰英勇不屈的可贵精神，指出： “我们欢迎冰冰的意义何在呢?我敢说道：我们是欢迎冰冰的三种精神： (一)欢迎他的牺牲精神，因为他是能舍弃一己的幸福来谋民众幸福的; (二)欢迎他的坚强精神，因为他是能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 (三)欢迎他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能用科学眼光去观察社会受病的原因，知道社会真正病根的; 因为他是能用科学方法来考求救济社会的方法，知道救济社会的适当方法的。”②有的人在讲话中指出了袁玉冰被捕入狱事件对于江西青年的巨大影响和深刻的教育意义：促进了江西青年的革命精神，杀贼的雄心更加深印一层，愈觉这种社会有革命的必要了; 给将来的入狱者一个参考，我们想为被压迫的平民做个救护者，打破社会上一切不良的组织，在这个恶劣势力底下的时候，被捕入狱，不引为悲观①。

一九二四年初，袁玉冰奉党的派遣，赴莫斯科学习。他们一行七人，化装成小商、小市民，秘密抵达莫斯科，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他和国内的战友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并十分关心国内革命运动尤其是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一九二五年冬，国内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袁玉冰奉党的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并在中共江苏区委担负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后来北伐胜利进军江浙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袁玉冰与关向应、吴振鹏同在一起工作，大家相处得很好。他们都以年龄大小各自取了一个名字，袁玉冰年长，叫孟冰; 其次是关向应，叫仲冰; 吴振鹏最小，叫季冰②。一九二六年九月，赵醒侬惨遭军阀杀害，噩耗传来，袁玉冰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了《悼赵醒侬同志》一文，发表在党中央办的《向导》周刊上，表示悼念，并号召革命人民学习赵醒侬的革命精神，完成革命任务。为了配合北伐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参加了这次斗争。

一九二六年冬月，为加强对江西革命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派袁玉冰回江西工作。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中共江西省委正式成立，袁玉冰任省委委员兼省委宣传部长。不久，调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

袁玉冰回江西工作的时候，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九二六年九月，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出面，派其心腹段锡朋、郑异，以考查江西党务为名，窜到南昌。十一月，又加派洪轨来赣。段锡朋到江西后，竭力排挤在省、市、县各级党部和各群众团体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积极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斗争就在江西激烈地展开了。

一九二七年元旦，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蒋介石策划下，把上两届代表大会均当选的方志敏、张朝燮、曾国香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出江西省党部，而将得票很少的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等国民党右派分子全部圈定为执监委员。在段锡朋一伙控制下，省党部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段锡朋一伙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排挤和迫害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团，并将AB团分子派往各地，宣传反共主张，破坏革命，争夺革命领导权。

面对着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江西省委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予以坚决的反击。袁玉冰遵照省委的指示，积极筹划恢复《红灯》杂志①。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由他主编的《红灯》周刊复刊了，至七月十六日，共出十五期。袁玉冰为复刊后的第一期写了《“红灯”的新使命》一文，提出该杂志的新使命： “《红灯》是为革命而发刊的，也为革命而停刊的，现在《红灯》继续出版，自然仍是为革命的，即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指导的，我们愿意竭尽我们所有的能力，为江西青年供给革命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这就是《红灯》继续出版以后的新使命。”文章指出： “《红灯》是革命青年所公有的，我们希望一切革命的青年都来帮助《红灯》，使《红灯》能担负这个使命。”为了把《红灯》周刊办好，袁玉冰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还亲自到车站、学校去推销发行，并带着周刊深入工会、农会、学生团体中去宣传解释，组织阅读。在袁玉冰的主持下，《红灯》周刊名符其实地成了宣传革命理论，反击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的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袁玉冰针对当时有些人对革命形势认识上存在着糊涂思想，撰写了一篇《谁说革命成功了! 》文章说： “国民革命在江西真的成功了吗?这是江西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每一个都应了解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国民革命，“简单的说，就是被压迫的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虽然目前北伐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此时大半个中国还是内外的反动势力所统治着，即国民政府内，也是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在横行无忌。” “我们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时国民革命离成功还远。”文章号召江西人民和青年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革命的道路还长，敌人的力量还强，而我们自己的势力还太小，我们更应积极的向前进”①。

为了支持已经兴起的工农运动，回答对工农运动的责难，袁玉冰发表了《过火》一文，批驳了所谓工农运动“太过火”了的谬论，揭露了这种谬论的险恶用心，“现在许多人都说，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说这是共产党‘火上加油’从中煽动起来的。因此，他们便主张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还有些人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这样行动起来了。”文章严正指出： “乡村的农民，城市的产业工人，近来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运动。”那些制造“太过火”论的人，“不向反革命的帝国主义与奸商进攻而只攻击革命的工农运动，这是多么荒谬啊! ”文章还深刻指出：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民众的势力只有工农群众。这次北伐军的胜利便是革命的工农群众拥护国民政府之结果，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北伐，不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不蹈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之覆辙，那末，我们便不应该再向革命的工农运动进攻，而且要遵守中山先生的遗训去维护工农的利益。”①

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兴起时，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伙反革命派，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疯狂地绞杀革命，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江西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到处制造反革命事端，进攻革命队伍。当时，南昌成了国民党右派活动的中心，段锡朋控制的省党部便是江西省右派的大本营。三月六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反动派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接着在九江发生了“三·一七”惨案。在南昌市，段锡朋用省党部的名义，下令封闭了左派办的《贯彻日报》; 三月十四日晚，又宣布解散南昌市党部，并于十六日派出七名AB团分子为“接收委员”，用武力解散了南昌市党部; 同时，还查办了学生会，通缉学生会干部，逮捕工人纠察队员。

对于右派的肆无忌惮的进攻，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毫不退让，奋起反击。三月十八日，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南昌市民大会，宣布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正式恢复办公，《贯彻日报》也正式启封出版。为了给予国民党右派以坚决反击，保卫革命胜利成果，中共江西省委与国民党左派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组织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击段锡朋控制的伪省党部的行动，由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团省委书记袁玉冰和省委组织部秘书林修杰任总指挥，南昌市工人举行罢工，学生罢课，成千成万的工人纠察队、学生、市民群众，浩浩荡荡，涌上街头。郊区农民自卫军也手持长矛和大刀，开赴市区。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 等标语，整个市区响彻着“打倒反动派”、“捉拿反革命”的口号声。各路队伍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向百花洲进发，包围了伪省党部。由于缺乏经验，结果段锡朋从后门逃跑，再辗转逃到了南京。愤怒的群众便把伪省党部摧毁了。袁玉冰再带领群众分路搜索AB团分子，捉拿了程天放、巫启圣、曾华英等三十余人。次日，南昌市两百余个团体，三万多民众，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反击右派斗争胜利大会，由袁玉冰等主持，对程天放等人进行公审。这次斗争赶走了省党部右派头子段锡朋等人，并狠狠打击了江西国民党右派控制的AB团的反革命气焰。五月二十日，在方志敏等积极筹备下，重新举行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革命左派又掌握了省党部的大权。袁玉冰热情地歌颂这次斗争是革命民众用革命手段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的壮举，是江西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他指出： “我们对于反革命派是没有丝毫客气的，如果对于敌人‘大发慈悲’，这是等于一个背叛行为，等于自杀!”他热情称颂工人群众在这次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敢精神，说工人阶级是“四·二”斗争的主力军。袁玉冰还提醒革命派，要提防现在的政府和党部发生新的反革命派，“蒋介石的反动行为，我们不但质问而已，而且要要求罢免他的一切职权。”①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袁玉冰在南昌钟鼓楼的江西大舞台主持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宣讲大会。他在会上讲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四个专题，参加听讲的有一千多人。根据江西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袁玉冰等三十人，发起成立了江西列宁主义研究会，他们指出： “江西青年需要研究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斗争时一个顶好顶好的工具——比机关枪、山炮、唐克还要厉害多了。”②

为主义而献身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接着，广东等地国民党反动派都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谓“国民政府”。顿时，全国各地都置于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积极分子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被杀害的噩耗传来时，袁玉冰异常悲愤，提笔写下了《悼守常同志》一文，寄托对自己的导师和同志的无限哀思，声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罪行。文章高度概括和颂扬了李大钊一生的伟大功绩，指出李大钊是在“帝国主义者、奉鲁军阀及国民政府叛徒蒋介石三方面协商勾结之下而被害的”，我们应当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奉鲁军阀、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任务，悼念守常同志，回答守常同志①。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袁玉冰毫无畏惧，他奋笔疾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 “一、压迫工农运动; 二、反对共产党; 三、反苏俄;四、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五、与帝国主义勾结; 六、与奉鲁军阀勾结。”他号召广大群众，不要在蒋介石铁蹄的蹂躏之下坐以待毙，而应当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而战②!

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导演了一幕所谓“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丑剧。在“礼送”出境的共产党人名单中，袁玉冰是其中之一。这时，党组织派袁玉冰去九江开展革命工作。七月中旬，宁汉合流，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白色恐怖更为严重，袁玉冰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继续坚持工作。不久，党又改派袁玉冰担任兴国县委书记。十二月十日，他写了一篇《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发表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表示拥护“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所采取的新方针。十二月十三日，袁玉冰化装进入南昌城，向党汇报和请示工作，被叛徒兰仲和发觉告密，不幸遭反动派逮捕。

袁玉冰在狱中化名为袁志仁。敌人对他用尽了软硬兼施的手腕，施行了各种残酷的刑法。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信着革命的未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精神。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四时，袁玉冰和另外三位同志，被反动派押在一辆开往南昌下沙窝刑场的囚车上，他慷慨激昂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等革命口号，声声巨响，象赣江怒吼，震撼着英雄城! 被人们誉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之一的袁玉冰，英勇地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袁玉冰牺牲后，《布尔塞维克》曾发表悼念文章，称颂“他那勇敢的精神，灵敏的思想印到许多同志和工农学生的脑子里永远不会磨灭，如今他死了，可是他的赤血将从地下喷发，洗干净黑暗陈腐不堪的江西。”①

注释

①②《社务纪要》,《新江西》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1日。

①《袁玉冰复张石樵》,《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②袁玉冰: 《南昌“五一”纪念底状况》,《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①袁玉冰: 《南昌“五一”纪念底状况》,《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②见《南昌各团体声讨肖吴》,上海《民国日报》 1923年2月23日。

①《本刊宣言》未署明作者,据我们1978年3月访问改造社的八位发起人之一徐先兆先生回忆,是出于袁玉冰之手。

②《本刊宣言》,《新江西》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1日。

①袁玉冰: 《我的希望——新江西》 (1921年4月1日),《新江西》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1日。

②袁玉冰: 《归家杂感》,《新江西》第1卷第1期,1921年5月1日。

①袁玉冰: 《这是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吗?》,《新江西》第1卷第2期,1922年3月1日。

①《黄在璇致袁玉冰》 (1922年10月13日于上海),《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①《袁玉冰复黄在璇》(1922年10月21日),《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②袁玉冰: 《我的社交十不》,《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①袁玉冰: 《为自由而战》,《新江西》第1卷第2期,1922年3月1日。

②袁玉冰: 《秦始皇与郑学监》,《新江西》第1卷第3期,1923年1月15日。

①方志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①②赵醒侬: 《关于南昌工作给光亮的综合报告》 (1923年6月)。

①②见《新江西半月刊》第6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1923年12月15日。

①见《新江西半月刊》第6号——《欢迎民权运动者专号》。

②黄野萝、徐先兆1980年9月15日的回忆。

①《红灯》杂志创刊于1923年冬,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因种种原因,只出1期就停刊了。

①袁玉冰: 《谁说革命成功了! 》《红灯》周刊第2期,1927年2月20日。

①袁玉冰:《过火》,《红灯》周刊第3期,1927年2月27日。

①袁玉冰: 《南昌市民暴动》,《红灯》周刊第9期,1927年4月10日。

②徐先兆:《回忆<红灯>周刊》,《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①袁孟冰: 《悼守常同志》,《红灯》周刊第12、13期合刊,1927年5月7日。

②袁玉冰: 《蒋介石政府的危机》,《红灯》周刊第14期,1927年5月16日。

①星月: 《悼念袁孟冰杨超等》,《布尔塞维克》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①袁玉冰:《二十初度感怀》附注,转引自徐先兆1957年7月为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提供的资料。

②袁玉冰: 《答友人》,转引自徐先兆1957年7月为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提供的资料。

③④《江西革命烈士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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