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袁文才人物传,袁文才生平事迹,袁文才评价

Posted 2022-05-06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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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袁文才人物传,袁文才生平事迹,袁文才评价

一、“逼上梁山”

袁文才，又名袁选山，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属客籍，祖辈是从北方迁移到此。深受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父、母、兄、嫂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期望自己家中能出个读书人，将来好为家里撑撑门面，在社会上不吃亏，于是省吃俭用，决心送袁文才去读书。因而刚满七岁的袁文才就来到了茅坪的塾馆里开始认真攻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他的学习不得不时断时续，故经常在家里放牛和协助父兄干农活。

读书人耕田下地，在豪绅地主看来，有失面子。他们经常嘲笑穷孩子袁文才是牛牯读经书。世道的不平，在袁文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的袁文才实在读不下去了，只好成家务农。娶了一个老婆。但新婚不久，妻子被茅坪一个土豪劣绅霸占去了。他自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好饮恨另娶，一九一八年他和谢梅香结婚了。

经过几年的务农积攒，父、母、兄、嫂和妻子决心让袁文才继续求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刚学了一年，老父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家中缺少种田的劳力，又欠了债，生活更加穷困，又不得不退学回家种田。

袁文才退学后，家乡的土豪劣绅们幸灾乐祸，冷言冷语地挖苦他说： “袁文才能读书，我家里的牛牯也可以中上状元公呢! ”这就更在袁文才的心头点燃了立志复仇的烈火。

早在一九一二年，宁冈县许多被地主豪绅压榨得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为了活命，便以山林为依托，打着“劫富济贫”的大旗，揭竿而起，做起“绿林英雄”来了。他们把那些地主豪绅抓起来，然后要他们的家属拿钱来赎回去，这种斗争方式，在宁冈当地称为“吊羊”。这种反抗地主和豪绅的斗争烈火，燃遍了宁冈附近各县。离袁文才同志家乡不远的井冈山一带，就有这种绿林好汉的组织，他们取名叫“马刀队”，领头的是当地贫苦农民胡亚春。他们打击的对象正是袁文才所痛恨的那班土豪劣绅们。

一九二三年，袁文才已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激愤于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凌辱，为了报仇雪恨，不顾杀头和株连九族的危险，毅然参加了“马刀队”并与胡亚春等“马刀队”的首领结为兄弟。从此，他积极地组织“马刀队”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

袁文才参加了“马刀队” ，这使得当地的土豪劣绅们十分惊恐。他们便和伪县政府勾结起来，派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带领全家躲入深山老林。当伪兵赶到他家时，一个人也没有抓到，伪连长见扑了个空，恼羞成怒，把袁文才的家抢劫一空，之后，才仓惶撤退。伪兵撤退后，袁文才的嫂子回家看个究竟，一进门就看到一支枪放在门边，她便赶忙将枪送给仍在山上的袁文才。

伪兵行至茅坪，发现少了一支枪，便慌忙返回马源村来寻找，可是枪已杳无踪影，正在愤恼之际，袁文才的母亲正好从山上下来，伪兵为了发泄他们失枪的恼恨，见袁母举枪便打，袁母猝不及防，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袁文才看到家被查抄，母亲被害，悲痛万分，顿时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他愤然把怀孕的妻子和两个不满七岁的女儿都带上井冈山，一齐加入“马刀队”。这时，他担任了“马刀队”的参谋长，经常带着“马刀队”去袭击伪县政府和土豪劣绅。一九二四年夏，他带着“马刀队”一举攻下县城——宁冈新城，占领了伪县政府衙门。反动的伪县长吓得抱头鼠窜。当反动派的军队大举进剿宁冈时，袁文才避实就虚，把“马刀队”带回井冈山，凭借险要地形，与敌人在高山密林中打圈子，迫使反动派的军队疲于奔命。

二、新城谈判

武装镇压和诱骗收买是反动派用来消灭农民起义军的惯用伎俩。宁冈县伪政府在对付袁文才的“马刀队”时就是这样干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宁冈县伪县长沈清源看到军事进剿破产，便使出了更为阴险的一手，企图用招抚的办法一举歼灭“马刀队” ，但他不敢亲自出面，而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劝降说客。

当时正值大革命的风暴在全国各地兴起，我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和阶层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着激烈的博斗。在宁冈县的新城，这种斗争也在激烈地开展着。

宁冈县城有个青年学生叫龙超清，是我党派驻宁冈的地下工作者，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是江西省参议会会长，随父在南昌读中学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潮，思想进步很快，由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醒侬派他回到宁冈开展工作。龙超清便利用自己是世家子弟的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叫“文明社”的革命团体，把全县大部分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宁冈县的土豪劣绅和他们所组织的反动社团“新民社”展开斗争。为了彻底推翻反动派的统治，龙超清根据赵醒侬的指示，极为注意发展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他认真地分析了“马刀队”的情况，认为这支农民武装是我党可以争取的重要武装力量。龙超清是宁冈白石人，与当时驻在白石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刘汉涛营的七连连长王文德很要好。于是便通过他与王文德的私人关系 (一说王文德也是我党地下党员) ，一同向伪县长沈清源献策，表示愿意自告奋勇去“招抚”井冈山的“马刀队”。伪县长自以为此举正中下怀，旋即委派他俩为谈判代表，前往井冈山“劝降” 。

鉴于过去许多农民起义军受到伪县政府的诱骗而惨遭毒手，袁文才对于沈清源的“招抚”是有警惕性的。

龙超清和王文德来到了井冈山，为了解除袁文才的疑虑，没有带任何武器。在谈判时，他俩爽快地答应袁文才的要求，即当袁文才和伪县长谈判时，派出人质到井冈山，以保障袁文才的安全。在龙超清的启发下，他们谈得非常投机。他们还对天盟誓，结拜为生死之交。

一九二五年十月，袁文才率领“马刀队”的代表来到新城与伪县长沈清源谈判。在谈判中，伪县长沈清源坚持要“马刀队”交枪投降，袁文才寸步不让，拒不交枪。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伪县长见袁文才气宇不凡，志坚如钢，不禁内心充满着恐惧和忧疑。龙超清等同志见有机可乘，便展开了攻势，终于迫使伪县长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马刀队”从此改名为县总保卫团，由袁文才任团长，粮饷均由伪县政府发给。从此，袁文才带领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驻在茅坪攀龙书院，有驳壳枪一支，长枪十八支，他的部下都先后被任命为副团长、队长、副队长、教官、稽查员、班长等职务，牢牢地把枪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了防备万一，袁文才留下了少部分人马持枪活动在井冈山一带，从而使宁冈县的土豪劣绅和县衙门对他不敢轻举妄动，有力地保障了这支部队的安全和独立性。

三、宁冈起义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叶挺将军的率领之下，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由广东向湖南挺进。七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余人，誓师北伐。主力进军湖南、江西。

这时，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宁冈县龙江书院秘密成立了中共宁冈县支部，并任书记，党支部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党支部特别注意县保卫团的兵运工作。龙超清经常给袁文才讲革命的道理，启发和诱导他参加革命，不断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龙超清的帮助下，袁文才进步很快，表示愿意服从党的指挥，寻机率部起义。

一九二五年底，袁文才的部队由茅坪进驻砻市。次年又进驻县城——新城。自从袁文才的部队由“马刀队”改编为县总保卫团之后，伪县长沈清源见“匪患”业已平复，一时放松了戒备。原驻宁冈的“剿匪”伪兵也先后撤走。龙超清、袁文才认定这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便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秘密策划起义。由于以龙超清为首的党组织对袁文才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也由于袁文才在这支部队中有威信，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

在深秋的一个夜晚，突然间，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袁文才率领着部队迅速包围了伪县政府，缴了伪清乡分局十多支枪，土豪劣绅谢述庭逃跑不及，当场被擒，伪县长沈清源被驱逐出境。

起义成功后，公开提出了“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成立了由龙超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袁文才为委员，主管军事工作。宁冈县总保卫团也改名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总指挥。同时，在新城还办起了工会、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

袁文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教育与培养下，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经龙超清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派往吉安等地接受军政训练，他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农村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建立，使阶级斗争呈现空前激烈的形势。革命和反革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围绕着农民运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混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对农民革命运动异常的恐慌和仇视，疯狂地伺机反扑。他们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竭力诅咒宁冈的农民革命政权，指控龙超清、袁文才等是“土匪”。还利用反动刊物进行鼓噪，必欲铲除而后快。

一九二六年九月间，以“新民社”骨干为首的一小撮反动豪绅，在新城巽峰书院密谋暗杀袁文才。他们事先探知了袁文才的行踪，派出地主武装埋伏于从茅坪到新城的路上，当袁文才路过该地时，埋伏的敌人一齐向他放枪。但暗杀未遂，这伙反动武装反而被袁文才的部队所围歼。

这一年，江西省政府曾几度派出反动县长到宁冈来执政，企图搞垮袁文才这支农民武装。但龙超清、袁文才等不但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而且派出农民自卫军潜入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吉安，抓回了一个蛊惑人心、造谣最甚的土豪劣绅，在宁冈公审后就地镇压。

这一年十二月，江西省政府派出林笑佛任宁冈县县长，并由他带来了一连兵士，企图镇压宁冈的农民运动。这个家伙到达宁冈后，反动气焰甚为嚣张，他还经常尅扣士兵的军饷。袁文才等乘机鼓动士兵哗变，当场打死了这个反动的家伙。

此后，江西省政府还先后派出张廷芳、易乱无任宁冈县县长。这两个家伙见宁冈农民运动力量强大，慑于前车之鉴，不敢任职，只好偷偷地溜走。

宁冈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气焰和破坏活动，使他们威风扫地。

四、奔袭永新

一九二七年七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人民实行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大屠杀政策。全国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顿成血海。整个江西也同样笼罩在一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永新县，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大批地关进了监狱。革命局势急转直下。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吉安地委指示袁文才率领部队协同安福、遂川、莲花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解救永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袁文才接受命令之后，率领宁冈县农民自卫军在茅坪迅速集结，于七月二十六日晚星夜兼程赶到永新。城内的反动军队看到来了队伍，匆匆忙忙紧闭城门，胡乱地放着枪。袁文才解救同志心切，不顾长途跋涉，仓促上阵，没来得及周密组织，就进行一阵硬攻，因而攻城不下。他见硬攻不行，便要部队就地休息待命。次日，突遇倾盆大雨，部队便冒雨越过槽济山来到南门。此时，南门的守敌正龟缩在城楼里躲雨。袁文才即见机行事，马上组织部队进行强攻。敌军遭到突然袭击，抵挡不住。农民自卫军遂乘势冲入城内，守城之敌慌忙打开北门弃城而逃。进城后，袁文才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伪县政府，打门监狱，救出了王怀、刘珍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党在永新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由贺敏学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袁文才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整个永新城内，乌云顿扫，一片欢腾，革命人民热烈庆祝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农民自卫军奔袭永新县城的胜利。

在永新县城取胜的第二天，逃窜之敌又纠集了一营正规部队卷土重来，遭到农民自卫军阻击，残敌溃不成军而逃。

几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大举进攻永新县城。农民自卫军见敌人势众，主动撤回宁冈县，贺敏学、王怀、贺子珍、刘珍等亦随同袁文才的部队来到了宁冈。

几遭重挫的国民党反动派视袁文才这支部队为严重的后患，必欲剿灭而后快。他们派出大股部队尾追袁文才的队伍来到了宁冈，并依仗人多枪多，实行什么“砍山剿匪”的策略，试图把农民自卫军的屏障——成材的松柏青竹砍光烧光，迫使袁文才的主力部队出来决战。然而，袁文才率领的部队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化整为零，在山间的密林里，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时而销声匿迹，时而出敌不意射击敌人。碧绿的林海，巍巍的崇山任农民自卫军纵横驰骋，而这些地方却是反动军队的葬身之地。

反动军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把仇恨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将老百姓的财物抢劫一空，而后滚出了宁冈。

袁文才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奔袭永新的胜利以及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使队伍避免了损失，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顺利向井冈山挺进准备了条件。

五、喜迎红军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毛泽东率领的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翻山越岭，艰苦转战，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来到了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然后向井冈山挺进。在当时，湖南、江西“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 “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①“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只看袁、王农民自卫军的缺点和错误，不作全面的阶级分析，主张以武力把他们吃掉，以扫清向井冈山挺进的道路。当时袁文才正率领部队在砻市一带活动，得知三湾来了近千余人的队伍，颇为惶惑，马上把队伍撤回，分散在茅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毛泽东认为用武力吃掉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的作法不利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安家。他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召集贺敏学、陈幕平等商议，决定派他的文书，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的陈幕平为代表，随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到三湾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袁文才的代表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要袁文才和工农革命军一起开展革命斗争，并赠给陈幕平、龙超清和他的随从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龙超清和陈幕平二同志分别向毛泽东介绍了宁冈党组织的状况以及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情况。

陈幕平回到茅坪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在三湾了解的情况。当袁文才知道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之后，表示愿意合作，不过仍存有戒心。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古城，通过宁冈县党组织深入了解了袁文才部队的情况。接着召开了“古城会议”，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分析了袁文才及其部队的情况，决定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对这支部队进行团结和改造的正确方针。会后，毛泽东前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

十月六日清晨，毛泽东带了几个战士乘马来到大仓村。袁文才带着几个战士在村边横桥头迎接。随后，毛泽东和袁文才在一个姓林的人家的吊楼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及其部队敢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毛泽东还决定给袁文才部队一百条枪，鼓励他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并不断扩大农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诚恳合作态度，使袁文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原先的疑虑顿时消除。他向毛泽东坚决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建设好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回赠给秋收起义部队六百块银元以表示感谢。

会见后，袁文才回到茅坪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向部队和群众报告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好消息，布置了迎接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上茅坪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袁文才派人去古城领来了毛泽东送的长枪一百零五支，短枪一支。他立即吸收了一百多名忠实可靠的青壮年农民加入农民自卫军，把部队合编成两个连。

十月七日，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鸣放爆竹，砻米杀猪，热烈而隆重地迎接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他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协助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战备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十一月间，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为边界各县培养军事骨干。从此，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了家。

和茅坪毗邻的茨坪，位于井冈山的中心，在茨坪一带活动的绿林首领是王佐。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王南斗，井冈山人，客籍，裁缝出身，他和袁文才一样，家贫并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不得不参加绿林组织，与土豪劣绅和靖卫团作对。

一九二五年，井冈山东麓的拿山有个豪绅头子尹道一，为永、遂、泰三县联防总指挥，率民团进剿王佐部队，久战失利，便设毒计，挑起王佐和另一个绿林首领罗冬生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先除罗冬生，后除王佐。结果，王佐受骗上当。不久，王佐部队又发生内讧，王佐被迫躲在茅坪袁文才处。由于都是绿林首领，斗争目标一致，早已互相慕名，便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又因都是同年生的，复又称为老庚。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关系极为密切。

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向井冈山挺进时，袁文才主动与他的老庚王佐联系，向他宣传了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的许多好处。经过袁文才的积极工作，井冈山这座紧闭的大门顺利地打开了。在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后，王佐派出代表前去迎接，并亲自带着队伍到双马石哨口欢迎，工农革命军遂顺利地来到了井冈山上。

六、整训部队

袁文才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不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他迫切要求毛泽东帮助他整训部队。毛泽东很理解袁文才的心情。十月中旬，毛泽东从水口派回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优秀的共产党员到袁文才的部队中协助训练。游雪程任一连连长，徐彦刚任特务连副连长，陈伯钧任一连一排排长兼军事教官。对袁文才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地点在步云山。

十一月初，毛泽东亲自来到离袁文才部队驻地不远的洋桥湖村居住，着手对农民自卫军进行改造。他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做改造袁文才和整训其部队的工作。有时他还特地和袁文才在一起生活，主动帮助袁文才做各种事务，并和他的家属、亲友搞好关系，争取他们协助做袁文才的思想工作。毛泽东逐渐地和袁文才及其家属、亲友的关系密切起来了。然后又利用各种机会向他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讲解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

袁文才认真聆听着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在政治思想觉悟上有了新的飞跃，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革命，和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从而坚定了为中国革命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在这段时间，他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感情。他非常敬佩毛泽东，称赞他学识渊博，也佩服他的军事才能，宣传他是中央一级的人才。他对毛泽东的意见是认真执行的。过去，他为了保存实力，曾与当地土匪及豪绅有所往来，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他首先把自卫军内部那些豪门出身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清洗出去，招收了大批有阶级觉悟的青年农民。这些穷人出身的战士参加部队后，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毛泽东不仅热情地指导袁文才从政治上去整训部队，而且非常关心他的部下和战士，深入细致地做战士的思想工作。毛泽东经常到步云山练兵场去给干部战士上课，和他们谈心，向干部战士讲解革命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部队的性质和任务，教育大家要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握好枪杆子。他还针对这支部队有的人曾有过“走县闯府，鱼肉烟酒”的流寇习气和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对干部和战士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有一天中午，毛泽东和战士们一同用膳，这天吃的野菜比以往更苦，一些战士有意见，毛泽东便带头舀一勺野菜放在饭上，一边吃，一边说： “这菜虽然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们吃得下这个苦，就能够克服更多的艰难困苦。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看到毛泽东比自己更能吃苦，深受教育，都认识到这种苦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要把这种苦变成对反动派的恨，变成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力量。从此之后，战士们的情绪更加乐观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都无怨言。

在毛泽东的亲切指导与教育下，指战员们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了，袁文才的进步更快。有一天夜里，特务连的几个战士从茅坪回步云山，走到半路上，忽然听到山冲里有只鸭子叫，战士们想到鸭子是会被野兽叼去的，便捉回去吃了，后来袁文才知道了这件事，便责成连长和战士向丢失了鸭子的老百姓赔礼送钱，整顿了部队的革命纪律。

十二月中旬，袁文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选出了七个干部和战士代表，组成了士兵委员会，使部队生活民主化。尔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各连建立党支部，并发展了一批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在训练之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和战士入了党。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大大地提高了袁文才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七、驰骋井冈

袁文才在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在捍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的“兄弟”胡亚春不愿参加革命，持枪上山为匪，虽然经过多次教育，仍然屡教不改。更有甚者，胡亚春还企图组织力量谋杀毛泽东。袁文才不顾“兄弟”之情，大义灭亲，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亲手处决了胡亚春。

一九二八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使江西军阀朱培德，乘我工农革命军远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机，派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驻新城，妄图会同反动的靖卫团对革命根据地“进剿” 。

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袁文才的二团一个营和赤卫队、暴动队一部，受毛泽东的指派，埋伏在路下、上下曲石附近地区，截断敌向老七溪岭的逃窜的道路，和一团协同将敌歼灭在西门街西侧地区，取得了新城战斗的胜利，这是井冈山初创时期的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这次战斗中，显示了整训后的袁文才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也显示了袁文才的出色指挥才能。

在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就同王佐商量好了，要派人帮他训练军队。一九二八年元月，何长工受毛泽东的派遣，来到了王佐部队。

何长工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先与王佐的母亲、妻子、哥嫂等亲属接触，与他们谈心，讲点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取得了王佐及其家属的信任和好感。同时设计打伏击战除掉了王佐的大仇人尹道一，解除了王佐的心腹之患，使王佐真心佩服共产党和红军，要求再派人去帮助训练部队，并要求扩大队伍。何长工的工作做好了，王佐答应将部队进行整编。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为了迅速扩大工农革命军，根据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决定，在宁冈大陇朱家祠，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正式新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何长工担任党代表，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这年三月间，袁文才随同毛泽东出击湘南，打到彬州、耒阳等县，将南昌起义部队接应上山。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成红四军。五月四日在砻市广场召开了红四军成立大会，会上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五月下旬在湘赣边界各地工农兵政府 (苏维埃) 相继成立的基础上，边界最高政府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苏维埃) 在宁冈茅坪苍边村成立。由于袁文才工作积极且卓有成效，他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十月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袁文才均当选为特委委员。

袁文才担任领导职务后，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六月的龙源口战斗中和七、八月间红军主力出击湘南时，袁文才率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奉命守卫井冈山，同来犯之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底，在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袁文才率领红军三十二团二营及团部特务连担任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的防御。该团第一营进至茅坪和宁冈地方武装一起，以游击方式牵制敌人。八月二十九日晚，袁文才指挥特务连分别袭击占据大陇、白露、茅坪之敌，使敌人整个晚上没有休息。当敌人向桐木岭等哨口蠢动之时，又被袁文才率领的三十二团及暴动队击退，这就有力地支援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进行。

继黄洋界保卫战之后，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垇头垄伏击战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的宁冈城和龙源口战斗中，袁文才率领的三十二团都建立了卓著的战功。

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袁文才英勇奋战，经受了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已经成为红军的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八、烈士悲歌

革命创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创业艰难百战多”，有时还有可能受到来自队伍内部的“左”右倾错误的迫害和错误政策的打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六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和克服经济上的重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在宁冈白露村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委员和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即白露会议。会上传达和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地区; 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出击敌后，“围魏救赵”，到外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开始了向赣南闽西的伟大进军。此时，袁文才被调离三十二团随军出征，当部队行至吉安县东固时，袁文才由于对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艰苦性认识不足，一时没有经受住考验，擅自脱离大队，潜回了井冈山。

袁文才潜回井冈山后，躲在王佐的家里，但是王佐并没有因为袁文才是自己的“老庚”而把他隐匿起来，而是及时地向当时宁冈县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给了他党内口头警告处分，让他继续出来工作，担任了中共宁冈县委常委的职务。何长工这样处理一个犯错误的干部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地挽救了他。

袁文才就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了。他和王佐等一道，坚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断地发展了革命力量。

根据当时参加过坚守井冈山斗争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都说袁文才、王佐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是有功劳的。

那时担任酃县县委书记的周礼说：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仍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地方武装，没有多久就使部队发展到有一百余人。”

曾任过袁文才部队排长的陈伯钧说： “袁文才回来后，又把部队收集起来，还是有革命性，打的是红旗子。”

彭德怀也说： “一九二九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中也指出： “五井击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井冈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数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结果无大损失。” “现在五井敌人已退去，王佐及部队准备与遂、宁的部队和酃、永等县豪绅斗争。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尚有决心。我们对他的关系，仍与前一样。”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 “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一月二十八日敌分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会合; 王部则埋伏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是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在赤色群众掌握中。”

从当时宁冈县志记载中，也可以看到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还是坚持斗争的，他们都被反动派咒骂为“土匪”。《宁冈县志》卷一后记第一四页中写道： “尹志中十九年 (即1930年) 四月到任，其先由吉安同乡呈请委为县长，时因县境皆匪视为畏途，省委俱不敢到任。”这段记载说明：由于袁文才、王佐的坚持斗争，致使反动派不敢进扰宁冈。

袁文才、王佐尽管在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功劳很大，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客观情况的错综复杂，还是造成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属的历史悲剧。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党自 “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 “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得以滋长，甚至把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思想亦斥之为“退却逃跑” 。

与此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应运而生。因此，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三湾准备向井冈山挺进时，有的同志竟然看不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的革命性，而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主张以武力予以消灭。此时已第一次显露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的端倪。

由于毛泽东在当时就批判了这种不讲统一战线策略的错误的“左”倾思想和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从而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使红军在井冈山顺利地安下了家。

一九二八年党召开“六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①但党的“六大” 以后仍然存在着“左” 的错误倾向，当时不要统一战线，搞关门主义的“左” 的倾向已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中说：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不论从当时或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左”倾色彩都是相当浓厚的，而这种“左”的方针，为袁文才、王佐的被杀害提供了政策根据。

党内传达和学习“六大”决议这一段内容时，就曾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当时有的同志就主张要杀害他们。这是第二次正式提出要杀害袁文才、王佐同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袁文才、王佐的情况，列举了他们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共产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由于王佐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 (我们的红军医院和修械所等机构都设在那里)。根据这些情况，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由于毛泽东再次力排众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说服了那些思想“左”倾的同志，作出了不能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作出的不能杀害袁、王的决定并未能消除袁文才、王佐被杀害的隐患。

一九二九年，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赣西南特委无视明显的事实，仍然把袁文才、王佐当作土匪看待，这种看法在一九二九年二日二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报告》等文件都能看到;而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说得更为露骨，竟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了，他在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显而易见，当时特委领导人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在他们看来，边界红军已是四面受“敌”，边界政权也是灰色的了。可以说，“左”倾思想的泛滥已使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变得糊涂，猜疑，见识变得迂腐了，至此，袁、王被害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另外，当时的客观环境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阶级异已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中制造麻烦，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破坏，离间袁、王与赣西南特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军事形势异常紧急，情况有时难以判明，随时都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湘赣边界诸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远自清末以来，客籍拉起许多绿林组织，经常到土籍豪绅家里去“吊羊” ，土籍豪绅一面勾结官府派兵镇压，一面强迫土籍群众配合，这样土客籍矛盾便不断加剧。时至一九二七年，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①由于革命的大目标一致，土客籍首次联合起来了。但是随着斗争的步步深入，斗争又不断复杂，加之湘赣特委在执行党的政策时，对“土客籍问题没有应付得好，还带有不少排斥客籍的成份”。①“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是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②一九二九年，土客籍的矛盾已尖锐地反映到革命队伍当中来了。党内的土客籍领导人也卷入这一旋涡，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中就指出这种矛盾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报告中说： “党内土客籍斗争至今无法消灭，这是宁冈党的前途最大危险。”当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长楷、刘珍、龙超清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他们之间对边界军事行动计划意见不一，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也有地方主义的错误，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性，想占山为王当土匪，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

一九三○年初，袁文才、王佐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并俘获了二十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一并带上井冈山，但没有缴到罗克绍手下的三百余支枪。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特委不知内幕，便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龙超清等人对此大为恼火，矛盾已愈演愈烈，这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时值一九三○年中，赣西南特委负责人朱长楷和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等，在“左” 的指导思想之下，把谣言当事实，不惜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将袁、王及部属骗到永新城进行杀害。

他们因无力对付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便在对袁、王行骗的同时，派出特委负责人朱长楷、王怀等，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行骗，以便借兵处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

这时，红五军直属队和三、四纵队由早禾地区移至永新、吉安之间的湖州地区整训，准备攻打安福城。朱长楷和王怀来到红五军军部后，对彭德怀等同志说，袁、王胁迫特委作出决议，由他们指挥改编边区武装，王佐还手提驳壳枪向特委示威。当彭德怀等同志说一九二九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表现很不错时，朱长楷，王怀又说，这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来的。当彭德怀等同志再问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他们则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参加了会议，讨论时，曾将“六大” 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但后来袁文才还是得知了决议的全部内容，他就对王佐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王佐非常听信袁文才的话。朱长楷进而又说，为对付这种情况，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永新城内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坐镇，眼前又有特委负责人朱长楷等的苦苦请求，彭德怀也就没有再抵制下去，随即派出了第四纵队随同朱长楷进抵永新城，一场悲剧终于发生了。

事实上，赣西南特委和当时来到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早有预谋。在第四纵队到达永新城后，特委即秘密颁布命令和口令。正如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 (给中央的综合性) 报告》中所说： “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几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袁、王来到永新那夜晚开始行动的，当场把袁文才打死了，王佐逃跑出城在河里淹死了。”

又据当时参加行动的翁徐文等的回忆说：在杀袁、王之前只说： “今晚有重要任务执行。”但又不知什么任务，又不准对任何人讲。到深夜就召集全大队同志开会，突然宣布特委命令，说：“今晚要解决袁、王的部队，要缴他们的枪。”“袁、王是土匪头子，是不会跟我们革命的，是靠不住的，是会反革命的，是祸害，一定要除掉。”还规定“两条口令：一‘普通’，二‘特别’。如答不上来就开枪。”参加行动的人“每人发一条白带子捆在左臂上，目的是与袁、王部队区别开来，发现没有白带子就开枪。”会后不久，全城开始行动，朱长楷闯进了袁的住室。当时，袁文才听到声音就反手摸枕头下的手枪，但来不及开枪就被朱长楷用手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冲出房门，乘夜色越城逃跑，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河上浮桥被拆，王佐在涉水渡河时，溺死河中。

由此可见，“六大”决议对土匪的方针是解决袁、王的根据，而土客籍的矛盾激化则是这个问题的复杂历史背景。这两者相结合，便演出了袁、王被杀的悲剧。

袁文才、王佐被杀害后不久，井冈山就失守了，给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正如《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袁、王被杀之后，“袁、王的部队又没有完全解决，剩下的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山去了，因此把宁冈全县组织倒台，因袁、王残部经常出山来烧杀，现在袁、王残部正挂青天白日旗与靖卫团结合” 。毛泽东、朱德等亲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曾经如同铜墙铁壁，挡住了敌人的千军万马。然而一九三○年三月中旬，由于袁、王被杀害，这个根据地从此落入敌手。致使井冈山人民又陷入了艰苦的岁月，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才重见天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袁、王的被害，将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告诫着人们：必须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千万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呀!

袁文才、王佐同志被杀之后，党内许多同志是持反对意见的。陈正人、何长工等许多同志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明确地答复说： “杀错了”、“要平反” ，并批评杀害袁文才、王佐的人“不讲究政策” 。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亲切地接见了袁文才、王佐同志的爱人，并同她们一起照了相。这是对被害者的深切的怀念，也是对生者的诚挚的慰勉。党和人民决不会忘记为建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战士的。

青山树碑，松竹长啸。五百里井冈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袁文才战斗的足迹，记载着他的战斗历程。袁文才烈士永垂不朽!

注释

①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72页。

②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57页。

①毛泽东: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893页。

①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73—74页。

①《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

②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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