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袁也烈人物传,袁也烈生平事迹,袁也烈评价

Posted 2022-05-06 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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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袁也烈人物传,袁也烈生平事迹,袁也烈评价

袁也烈，原名炎烈，谱名仁荣，字树成，号映吾，曾用名振武、王国栋，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九日 (农历九月十五) 生于湖南省洞口县 (原属武冈县)袁家垅。他的父亲袁崇朴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 母亲王寿姣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家庭妇女;家里常常入不敷出，生计艰难。

袁也烈从小勤奋好学，一九○六年随父上私塾，一九一三年入县高沙蓼湄高小。四年后，他又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但因家境窘困，只读了半年就辍学回乡，一边种田，一边自学。一九二一年八月，袁也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听过毛泽东讲解《列强》、《共产党宣言》的课，还经常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和鲁迅的著作，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热心投入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和当时武冈籍同学刘寿祺、唐盛等，创办了《武冈同乡会刊》，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揭露武冈官绅把持县政，鱼肉人民的罪行。

一九二四年七月，袁也烈约了同学段炳森等，奔赴革命运动的中心广东，考入桂军军官学校。

当时，我党为团结广大青年军人，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起，在广州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欢迎各军校学生参加。袁也烈加入了该会，并被推选为常任代表。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中，他结识了黄埔军校的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等，经常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他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并按照党的指示，在桂军军官学校发展社员，建立火星社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二月，共产党参加和支持的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革命军进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五月底，驻广州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动滇、桂两军官学校学生起义。袁也烈在桂军军官学校以火星社社员为核心，迅速联络同学两百多人，组成一支精干队伍，星夜冲出营房，渡过珠江，同滇军军官学校的一部分起义学生汇合，投奔黄埔军校①，并发出声讨杨希闵、刘震寰的通电; 六月初，袁也烈参加了东征军回师讨阀叛军的战斗。随后，滇桂军校起义学生分别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第三期学生队，袁也烈被分配在政治部工作，先后担任秘书股干事、宣传科科员②，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秘书长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一九二五年七月，由聂荣臻、杨期纲介绍，袁也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也烈入党后，调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二营七连和八连指导员。当时，这个团在惠州前线，团里的营、连、排干部，几乎都是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他们排挤、打击共产党员，常常寻衅闹事。袁也烈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干部、学生中的左派力量，同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参加北伐先遣军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即叶挺独立团) ，驻广东肇庆练兵。袁也烈调任独立团第六连连长①。

一九二六年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军由肇庆出发，到达广州时，在司后街叶家祠召开连以上党员干部会; 周恩来代表党组织作了指示，勉励大家“饮马长江”、“武汉再见”。袁也烈听了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袁也烈率六连随独立团二营到达攸县渌田，协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三十九团第二营担任防守任务。部队刚刚驻定，即遭到敌军两千多人的攻击。独立团二营拚死抗击，后因友军退出阵地，全营被敌包围。袁也烈奋不顾身，率领六连狠狠打击敌人。经过英勇突击，二营冲出重围，又协同增援部队回击渌田一线之敌，与主力会合于桑田，并乘胜追击，于五日早上攻占攸县。此后，袁也烈率领六连战士，随独立团协同友军攻醴陵，克浏阳，占长沙，大战汀泗桥，直取咸宁城。在战斗中，袁也烈身先士卒，奋勇冲锋，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八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北伐军开始攻打贺胜桥，独立团的任务是由桃林铺附近沿铁路向贺胜桥攻击。当第二营和第三营进至距敌人阵地仅百多米时，敌向我猛烈射击。二营营长许继慎指挥全营发起冲锋，直捣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急令刘玉春部反扑，将二营包围，战斗异常激烈。袁也烈勇敢地救出负伤的营长许继慎①，率领全连同敌人血战，奋力突围。后来，在第一营和特别大队的增援下，将刘玉春部击退。接着穷追猛打，于三十日十一时左右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进军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袁也烈由于英勇善战，晋升为第一营副营长②。不久，第四军扩编，袁也烈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③，随团负责守备武汉。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袁也烈列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五月十七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指挥七个团打到纸坊、土地堂一带，武汉非常危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七十二团、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立即开赴纸坊一带迎击敌人。袁也烈率领三营指战员勇猛战斗，一举将敌人击溃，夺回了纸坊车站④。次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向纸坊车站和纸坊镇反扑，一部分巳包抄到纸坊镇东北地区。袁也烈率领三营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军击溃，并乘胜追敌到阳新、通山、通城等地，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立下了战功。

南昌起义的主力营营长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集团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时，袁也烈奉叶挺命令，率部由武汉进驻九江; 接着又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南昌，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七月三十日，袁也烈按照叶挺的紧急通知，冒着酷暑，穿着汗水湿透了的军装，骑马赶来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叶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传达了党的决定：在南昌实行革命起义以挽救危局，粉碎反革命阴谋。这一果断的决策，得到与会干部的完全拥护。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总指挥部的战斗部署，各部队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

会后，袁也烈立即着手组织战斗。他分析了全营的情况：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其革命的坚定性怎样，尚待考验; 同时，他们有许多黄埔军校的同学在蒋介石一方，搞不好会走漏消息。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这次战斗的突然性，他亲自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

七月三十一日早晨，袁也烈化装到三营当晚进攻的目标——东门附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路，发现敌营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估计的兵力大得多。虽然敌众我寡，但袁也烈认为自己处在主动地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可以克敌制胜的。于是，他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下午，袁也烈将当晚的行动计划告诉各连干部，并通知全营官兵黄昏之前进入攻击位置。大家兴奋、鼓舞，满怀信心，遂按照行动计划，率领队伍佯作行军，浩浩荡荡沿着大街向东行进。

队伍开到东门附近停了下来。营部的副官按照袁也烈的布置，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到驻军团部，声称自己的部队刚到，找不到宿营地休息，特来借他们营房前面的空地露营，并借用几间房子办公。敌团长拒绝借给房子，但对靠近团部露宿一事却未加反对，并指示参谋抄给了口令。这个参谋还告诉袁也烈的副官： “刚才上级通知，说城里部队移动频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要加强警戒。”袁也烈觉察到敌人的高级指挥部已注意到起义部队的行动了，遂立即下达了露营令。按照袁也烈的事先安排，连长们以选择哨所位置、寻找饮水及大小便处所为名，详细察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侦察了情况。

敌人并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些巡逻武装，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甚至走近露营部队看来看去。然而，他们看到的是在一排排整齐的枪架下，躺着一个个疲倦的士兵，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较远的地方放着横七竖八的行李担子，一切都似乎平安无事。

夜深了，按照袁也烈的部署，传达战斗任务的活动开始了。先是连长召集几个排长睡在一起谈一阵，接着是排长召集班长躺在一起谈一阵，最后是班长传达给战士。战士们悄悄地行动起来，打好绑腿，扎好皮带，左臂缠上作为识别用的白毛巾……做完了这些，依旧躺下“沉睡”。

八月一日凌晨一点，起义的时刻到了。只听城内某处传来了三声枪响，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袁也烈一声令下： “冲! ”部队象潮水般地冲进敌军营房。在一阵钢铁的冲撞声和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就听得敌人到处在喊： “不要打了。”战斗遂提前结束。就这样，袁也烈机智地全歼了朱培德部的一个团，胜利地完成了起义总指挥部交给的任务。

苦战七千里寻找红七军会师

南昌起义后，袁也烈随起义部队向广东挺进，沿途痛歼追击堵截之敌。后来，三河坝战斗失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撒播革命火种，党组织动员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袁也烈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回到原籍武冈。他和刘云龙、王圭田等恢复了武冈特支，后改为武冈特别区委，他任兵运委员。他们向群众宣传当时的形势，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并恢复基层党组织，积极发展游击武装。一九二八年四月，湘西南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查抄，武冈特别区委的名单落入敌手，书记邓成云惨遭杀害，袁也烈屡遭追捕。五月，副书记刘云龙派袁也烈到唐青云的部队作兵运工作。次年八月，唐青云部被国民党谭道源师收编，骗到汉口，全部缴枪解散。袁也烈离开唐青云部后，于九月到上海找到许继慎，在许继慎帮助下，与党取得联系。十一月，中央军委派袁也烈到广西龙州。他改名袁振武，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副营长①。

这时，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广西的百色和龙州，正在酝酿武装起义。袁也烈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揭发反动军官的罪恶，提出惩办反动军官的要求。大队长俞作豫等接受官兵们的意见，及时撤销了反动军官何风川和李统承的团、营长职务，袁也烈被任命为第一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②; 每个连也都派去一两名共产党员担任连长、指导员，以加强党在士兵中的工作，为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三○年二月一日，继百色起义，右江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平马成立，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以后，龙州也举行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八军总政委。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袁也烈任第一纵队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①。随后，袁也烈同纵队司令何家荣奉命率领第一纵队第一营、第二营 (第三营担任龙州至镇南关的警卫任务)到崇善、雷平一带，开展宣传群众，打击反动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他们广泛发动群众，赶走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没收恶霸地主的财产分给群众，处决恶贯满盈的土牧李德甫，办了许多大快人心的好事，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三月七日，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经越南到龙州，对龙州的各项工作做了指示; 路过雷平时，帮助第一纵队建立了党总支，袁也烈任总支书记。

三月十七日，第一纵队打败叛匪郑超所部，正准备进攻靖西时，与龙州军部的联系中断。袁也烈当机立断，立即率部回援龙州。行至雷平，得悉龙州已陷敌手，敌军正向第一纵队合围，部队巳陷入四面受敌的危境。袁也烈召开了纵队党总支会议，果断地决定向百色方面突围，与红七军会合。当时，敌军主力在雷平至百色之间，我军从正面硬打过去，甚为不利。为了争取主动，第一纵队向越南境内突进十多公里，到达重庆县弄定(土名叫图够)，然后，连夜急行军，绕道西进，摆脱了尾追之敌。

四月六日，第一纵队进至滇桂边境的者合 (属那坡)宿营。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受反动派宣传的影响，对红军不了解，在山头要道上设防阻止第一纵队的去路。此时，有人提出打上“国民党广西边防军第二路司令”的旗号，混过关去。袁也烈坚决反对，他说： “如果打着国民党的旗号，部队纪律严明，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做宣传”①。他坚持主张打红旗，公开宣传我们的队伍是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使群众了解红军，帮助红军。第二天，袁也烈率领部队向云南边境的索鲁屯前进，兜了很大的圈子，避免与拿着武器的少数民族兄弟接触。当地群众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觉得红军是好人，并不象反动派讲的是来攻打他们的，便从山上派了两个代表下来同红军联系。袁也烈、何家荣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明红军是借路过境，不损害老百姓一草一木。两位代表深受感动，表示欢迎部队到山上村庄去住。接着，他们把那些在山头上设防的子弟都叫回去，并且吹起牛角，把一大批粮食和猪肉送给红军。红军部队照价付了钱，临走，还送了两支步枪给他们。他们详细向红军介绍了前面的道路情况，还指着悬崖隘口上的擂木滚石说：“这本来是准备对付你们的，现在用不着了。”

第一纵队离开索鲁屯经剥隘返回广西，途中打听到红七军已撤离百色，会合已不可能。为了摆脱部队孤立无援的危境，袁也烈等决定去韦拔群领导的根据地东兰、凤山一带。四月二十六日，部队经田林县的乐里到凌云县的利周村时，当地的反动民团立即电告百色警备团团长岑建英，岑建英遂亲率四个连尾追而来。二十八日，第一纵队误用敌奸岑永芳带路，从利周向凌云县城方向进发，过汾州 (现下甲)到彩村时，天将黄昏，岑永芳突然不见，接着便陷入岑建英等部的重重包围。二十九日拂晓，第一纵队主力向凤山方向突围前进，第二营向彩村追击的敌人反击，将敌驱出隘口，保证后方安全。袁也烈从第一营选派一个班的勇士，指挥他们暗渡深谷小河，又用绑带攀登悬崖陡壁，抢占制高点，然后以猛烈火力从侧翼消灭隘口之敌; 又指挥第一营的主力从正面发起冲锋，一举击溃八仙岩之敌，终于突破敌围①，与二营在弄福村胜利会合。

从乐里到东兰、凤山的道路已被敌人封锁。第一纵队为了摆脱敌人前堵后追，克服疲劳、饥饿和疾病等重重困难，仍由原路返回利周，经香维、板干到百乐，再渡过红河，到达贵州望漠县蔗香、板陈和册亨县的马丁屯、巴恩屯驻扎，进行休整，待机和红七军会合。

九月下旬，天气渐冷，第一纵队被服、弹药无法补充，病号得不到治疗，部队不断减员。这时，纵队司令动摇，亦脱离了部队，袁也烈被推选为纵队长②。他坚信革命最终必将胜利，坚定不移地依靠七八个共产党员，把全体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继续战斗。

十月，在贵州省东南地区活动的红七军回到了右江。不久，袁也烈接到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命他立即率部渡过红河，向指定的地点进发。这支转战七千里的人民军队，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胜利会师了①。十一月，袁也烈率红八军第一纵队在河池正式编入红七军，袁也烈任红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

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红七军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 (今属乐昌县) 遭敌袭击，袁也烈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他被安排离队赴上海养伤。

坚贞不屈的狱中五年

一九三一年春，袁也烈化名袁映吾在上海养伤，组织安排他学习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五月十五日深夜，一批英国巡捕突然闯入他在隆智里五十九号住所，搜出党内文件二十四份，当即和同在学习党内文件的桂仰之一起被捕。在押解途中，袁也烈机警地告诉桂仰之，敌人审讯时只说文件是袁映吾的，别的什么都不要承认。敌人连夜严刑审讯，问袁也烈是不是共产党?袁也烈答： “不是! ” “这些共产党文件是谁的?”“是我的。” “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 “是一个姓王的寄放在这里的。” “姓王的在哪里?” “不知道! ”敌人接连毒打拷问，袁也烈坚守党的秘密，始终以“不是”、“不知道”回答敌人②。

次日上午，同在上海养伤、给袁也烈传送党内文件的红军干部张剑萍，走到隆智里袁、桂被捕前的住处时，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中午，敌人把袁也烈、张剑萍押到一起对质。敌人指着张剑萍问袁也烈： “你认识他吗? ”袁也烈回答说： “我不认识他。”“文件是他给你的吗?” “不是他给我的。”①凶狠的敌人当即把袁也烈打翻在地，拖进刑讯室，用吊打、电刑、坐老虎凳等酷刑，妄图逼使袁也烈屈服。但袁也烈咬紧牙关，忍受了种种酷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身分②。最后，敌人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由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六月二十九日判处袁也烈有期徒刑五年，关进提篮桥监狱。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依照大赦条例，将袁也烈徒刑五年减至三年零四个月。

一九三四年十月，袁也烈服刑期满。在释放出狱前，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函请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员谈话“察看”，迫令袁也烈写悔过书。袁也烈当即答复： “我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可悔过的。”③上海特别市党部遂以“袁映吾始终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并无悔过诚意，应送反省院反省”，函复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十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将袁也烈解送上海市公安局，转送苏州反省院。

苏州反省院是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它采用种种手段，对革命者进行所谓“反省”、“教育”。袁也烈每参加听课和阅读有关书籍，对其中愚弄和毒害人们灵魂的内容，就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揭露和批判。CC头子陈立夫的《唯生论》，是反省人员必读的书，袁也烈看完之后，在读书笔记里讽刺地写道：“唯生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而且都在争取自己的生存，这真是一个空前巨大的发现。我读到这里，看看我房子里的桌凳、砚池、纸张，等等，都象在活动、争生存似的，它们一定觉得关在房里闷得难受，它们会不会跳起来向我提抗议呵!”①写好后，交给训育主任蒋尧。蒋尧看了，啼笑皆非。

反省院要反省人员天天写反省日记，袁也烈常在日记里抄些世界名人格言和记些中国古代隐士嫉世厌俗的言行，或写些三民主义中有关民族、民主革命的体会，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 此外，就三番五次地写上： “租界法庭判罪，只听原告一面之词，不许被告申诉，是一大冤屈; 服刑期满，应该释放，而我至今不被释放，又是一大冤屈; 别人到反省院来是为了减刑，而我却是增刑，还是一大冤屈; 我不是共产党人，又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却把我当共产党员一样反省处理，这更是一大冤屈。”②袁也烈将这种鸣冤叫屈的日记，一次又一次地送给反省院的官吏们看，对他们的种种残害进行回击。

反省院规定，反省人员的“反省期限”为六个月。袁也烈到反省院六个月后，仍然未被释放。十个月以后的一天，袁也烈意外地被通知到院方候保室，告诉他： “只要办好找保手续，写好出院声明，就可以释放出院。”袁也烈写信回家，家里花钱托人办了找保手续。但他写的出院声明，却一次次被打了回来。院方将别人写的出院声明给他看，要他仿照着写。袁也烈不上敌人的圈套。他向候保室的人说： “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反政府言行，这是你们有案可查的。叫我怎么写反共自首声明! ”候保室的人说： “你的脑子没有转变，还是怕写了声明，共产党不再要你。”袁也烈说： “在巡捕房，我没有屈打成招，现在办出院手续，也只能按我的实际情况办。”①

经过袁也烈同院方的反复斗争，院方无可奈何，同意他写了一份“弃商就农”的志愿书，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被释放。

训练抗日军政干部

袁也烈从反省院出来后，千方百计寻找党的组织，后在吕振羽帮助下，经周小舟介绍到北方局。北方局经过审查，决定恢复他的党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袁也烈化名王国栋被派到绥远兴和县 (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 ，举办抗日游击队干部训练班。他挑选了四五十名青年教师，亲自担任教官，向他们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传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②。通过训练，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骨干。

一九三七年一月，兴和县抗日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办完一期后，袁也烈被调回北平，任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武装部部长。这时，他改名袁也烈，对北平各大专院校学生及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七七事变前，他在山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夏令营演习，先后有三四千人参加，为时近一个月。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袁也烈按照北平市地下党的布置，除留少数民先队员在市内隐蔽，坚持斗争外，大多数转移到各个战场上去，一些民先队员参加西山游击队，沟通城内和郊区的通讯联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北平市委派袁也烈到国民党杂牌部队石友三部任学兵队队附兼游击战术教员，后学兵队扩大为教导总队，袁也烈任总队政治处主任，次年三月，任我党在石友三部的工委书记②。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争取石友三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并做好部队驻地的群众工作。为了培养开展上述工作所需要的干部，他将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大批吸收到教导总队，进行编队训练; 还组织话剧团、歌咏队、宣传队、民运工作队，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在训练中，他依靠进步学员，清除了总队内部的破坏分子。学员经过训练后，以宣传员的名义派到部队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石友三部队的连营指导员，少数任师、团政治部主任，建立了石友三部的政治工作组织。民运工作队员也大都转为地方工作干部，协助各地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对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七月，袁也烈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副校长。同年十二月，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迁到山东，山东纵队军政干校并入抗大一分校，袁也烈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他认真执行上级指示，搞好两校的合并工作，使几千学员和教职工团结一致，融洽相处。他主持全校政治、军事教学工作，制定教学实施计划，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并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技术和参谋训练等课程。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概念清晰，生动易懂，很受学员们的欢迎。袁也烈在主持学校教学工作中，重视检查、督促。有时按教学单位检查，有时按学科检查，还随时抽查学员的听课笔记，以调动全校教职员和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保证了教学计划的贯彻实施。

当时，抗大一分校经常处在对日寇的反“扫荡”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对鲁南地区进行残酷大“扫荡”，袁也烈在沂蒙山区指挥学校二、三、五大队的学员兵，阻击对我围攻之敌，掩护党政机关和伤病员转移，坚持游击战，袭扰敌人，取得了反 “扫荡” 的胜利。

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四二年二月，袁也烈由抗大一分校调任山东清河军区参谋长。日寇为了把华北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轮番“扫荡”和“蚕食”。八月十四日，日寇在惠民、滨县、蒲台等县集中日伪军六千余人，分东、西两路进犯，妄图“蚕食”我垦区，隔断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袁也烈协助司令员杨国夫指挥部队，先发制人，乘敌合围前予以各个击破，首战徐家坝，击溃伪武定道剿共军副总司令刘佩臣部; 再战罗家庄，歼伪军第三旅一部; 三战于五庄，迫使敌伪溃散逃走。三战三捷，共毙伤俘日伪军五百余人，胜利地保卫了垦区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是清河区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日伪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五十多次，万人以上的“扫荡”也有三次，还有历时三个多月的万人以上的“蚕食”。五月中旬，日寇集中一万二千余兵力，胁迫民夫四万多人，分南北两路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蚕食”。袁也烈协助杨国夫集中兵力，依靠人民，首先在北隋、牛家庄重创突入我根据地的敌人两个营。五月二十九日攻克国民党保安十六旅成建基部盘踞的重要据点三里庄，歼灭伪军一个团，拔除了日寇插入我根据地的一把刀子。六月七日晚，我军又乘敌第五旅团调防、第七旅团尚未接防、伪军恐慌之际，奔袭斜里巴据点，重创伪军两个营。七月二十七日，杨国夫、袁也烈指挥我军包围了伪军王文部，八月三日，运用土工作业和爆破战术，一举攻克王文的据点。以后又接连打了几仗，使反“蚕食”战役胜利结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步骑二万六千余人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对清河区进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十一月十日，日寇在胶济路的益都、张店集结，使用一部分兵力“扫荡”鲁中。袁也烈组织参谋人员分析研究认为，“扫荡”鲁中是佯攻，敌人的重点是在清河区。这时，山东军区来电，指出日寇“扫荡”意图，与袁也烈等的分析一致。于是袁也烈协助杨国夫抓紧从各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十七日晚，日寇分两路向清河区进犯。袁也烈向杨国夫建议：日本第一个合击圈是我军机关驻地木李、皮李，如果深夜转移，会使日寇改变计划，不如今夜原地不动，明早视情况适时跳出圈外，使日军扑空。十八日早上，各路日军合围上来，我军留下少数分队阻击敌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于中午均按指定路线向东北方向的辛镇、沙营、六户一带转移，利用“抗日沟”隐蔽行进。当敌人对我辛镇、沙营、六户构成第二个合击圈时，另一路日寇三千多人从羊角沟出发，企图袭击我军侧后，阻击我军突围，但被带路的老乡故意带至海边，转了一夜，第二天赶到辛镇、沙营、六户时，已疲惫不堪。而我军却抢先构筑了工事，以逸待劳，痛击敌人。日寇骑兵第四混成旅团先以第一梯队五百余人向我辛镇、六户发起冲击，被杨国夫、袁也烈指挥部队打退; 不久，日寇第二梯队又发起了冲击，又被击退。日寇第三梯队不敢妄动。天黑时，我军乘日寇收兵野营，迅速分散转移到敌后。就这样，持续二十多天的敌人特大“扫荡”，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既有军事斗争，又有严重的经济斗争。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封锁，根据地的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袁也烈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带头垦荒，种粮种菜，组织发动广大干部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展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除农业生产外，还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军需工业，使根据地军民渡过了难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开展对日战役反攻

一九四四年一月，经中央批准，清河军区和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袁也烈任参谋长。

渤海区西起津浦铁路，东临渤海，北靠天津，南接济南至潍县的胶济铁路西段，共四十二县，一千二百多万人口，连接胶东、鲁南和冀鲁豫三个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这时，日寇经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在太平洋战争中又遭失利，因此，在解放区战场被迫采取重点守备，实行攻势防御。我军经过了抗战的相持阶段，开始反攻的准备。面对这一新的形势，袁也烈协助杨国夫抓紧对部队进行春季整训，提高军政素质。一九四四年夏，军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果断地发起了夏季战役。七月二十一日黄昏，袁也烈等指挥直属团与清东主力，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突然包围了丰城、辛家桥、高庄等十一个伪军据点。驻寿光丰城的“灭共建国军”暂编第一师王道部在我敌工工作争取下率部反正，伪广饶警备第六中队被我包围后也反正投诚。至七月二十五日，我军共拔除日伪军据点五十六个，歼敌四千五百余人，从而切断了广(饶)寿 (光) 公路，扩大了益 (都) 寿 (光) 临 (淄)广 (饶) 四边根据地，夺取了夏季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接着，袁也烈协助杨国夫乘势发起以利津县城为作战目标，以伪治安军二十七团为作战对象的夏季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伪二十七团大部分兵力守备在利津周围的张许、北辛店、盐窝等据点。袁也烈同杨国夫等研究后，决定先扫除利津城外围据点，力争歼敌于利津城外。八月十二日夜，我军包围了张许，利津城内伪军两个连来援，被我设伏部队全歼，活捉伪副团长庞洪兴，立即将他带往北辛店据点喊话，使该地伪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时，利津守敌所剩兵力无几，经我十多分钟战斗，即全歼利津守敌，收复县城。

一九四五年春，为了迎接大反攻，渤海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袁也烈支持并推广军区特务营营长宋志明创造的迫击炮直瞄平射法和炸药包抛射法，培养了大批爆破能手。与此同时，党政军机关进行整风学习，广大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热潮。

根据山东军区的作战部署，渤海军区以开辟胶济路东段广大地区为主要目标，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区连接起来。四月十五日，袁也烈协助杨国夫指挥军区主力和第二、第五军分区部队，发起对伪军张景月部的讨伐。张景月部盘踞在寿光最富庶的弥河两岸，设据点四十多个，是渤海区与胶东区联系的最大障碍。张景月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迫切要求除掉他。经过一个月奋战，我军攻克其据点三十四处，平毁碉堡三百多个，歼敌四千二百余人。

七月三十日，我军再次发起讨伐张景月的战役，首先集中兵力围歼田柳庄之敌。袁也烈等发动组织万余民兵、民夫及自卫队员，在田柳庄敌人原有防御壕沟外沿的五十公尺处，挖了一道三米多宽、两米多深的封锁沟，并作为我军进攻的前沿阵地。八月三日，我军开始炮击，经过紧张的争夺战，扫清了外围。五日和六日夜，敌军两次出击，均被我军挫败。张景月急调四千余兵力增援，亦被我军歼灭大部。田柳庄伪军见待援无望，便突围逃窜，亦悉数被歼。我军冲进庄内，与残敌展开巷战，敌纷纷投降，张景月率余部逃往潍县，伪副师长孟祝山、旅长马成龙均被生俘。

在讨张战役大获全胜之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袁也烈升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不久，渤海军区被山东军区编为山东第四前线指挥部，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袁也烈仍任参谋长。山东军区命令第四前线指挥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展开大反攻。袁也烈与刘其人、李曼村指挥中路部队，在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由东向西挺进。从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相继解放了博兴、齐东、青城等城镇踞点，进逼济南城郊。

根据党中央首先攻克小城市，消灭内地敌伪，巩固后方，再进攻大城市的指示，杨国夫、袁也烈等挥师北上惠(民)滨(县)青(城)阳 (信)边区，相继收复了邹平、青城、惠民、齐东、济阳、盐山、宁津等地，将“皇协护民军”成建基部四千余人大部歼灭后，又对无棣守敌发起总攻，全歼“武定道皇协军”张子良部六千余人，击毙伪军司令张子良，生俘伪副司令冯立刚，解放了无棣城。接着，我军解放商河县城，全歼守敌一万余人，活捉伪顽田敬堂、李光明等五个“司令”。至此，渤海区除铁路沿线城镇外，内地日伪军被我全部扫清。

商河战斗刚结束，杨国夫奉命率山东解放军第七师和一个独立旅星夜进军东北，袁也烈任渤海军区代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这时，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百般阻挠我军受降，实行蒋日伪合流，向解放区进攻。袁也烈等带领军区司、政机关进驻津浦路济南至德州一段，展开自卫还击，先后攻克徐官屯、李家桥等车站，配合冀鲁豫地方武装攻克恩县城，并两次攻占平原县城。国民党反动派将驻济南的日寇渡边师团一三一联队一千余人调到禹城、晏城车站，禹、晏一带的伪军也被编为保安师，公开向我解放区袭扰。袁也烈率部先发制人，对禹、晏之敌发起进攻，经半个月外围作战，伪军基本被肃清。据守车站的日军拒不投降，经过一场激战，将晏、禹之敌千余人全部歼灭，受到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通令嘉奖。

同美蒋代表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袁也烈指挥部队北移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德州伪军武装。这时，蒋介石被迫同我方签署了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在原地不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执行小组到德州监督停战，进行调停。渤海军区派出联络部部长符浩参加执行小组。

二月五日，执行小组由北平来到土桥镇，符浩领着小组人员进入军区司令部。在三方代表自我介绍后，袁也烈严肃的问道： “你们是不是来谈德州伪军的受降问题?”美方代表怀特中校以小组主席的身分说明小组的任务和希望以后，中共代表宋绍德少校接着说： “德州城内全是伪军，应当迅速解散，这就是我们来德州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交通就会迅速得到恢复。”国民党代表刘金明强词夺理，说德州城内不是伪军，是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来的将领指挥下的国军。袁也烈听后，当即站起来反驳道：日本投降时，我军占领着除县城以外的整个广大农村，并控制着包括羊角沟在内的整个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日本投降以后，我军横扫四十余县，大部伪军、少部日军向我投降。有一部分伪军，在日寇保护下逃到济南、天津、青州、德州和沧州等城镇。最近，国民党军官来到以后，他们便有恃无恐，经常袭击解放区的和平居民，抢劫烧杀，无所不为。……这能令人容忍吗?如果他们继续挑衅，我们的回答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怀特中校把脸一沉，瞪大眼睛，伸出三个指头，说： “怎么! 你们要惩处国军! 我断定你们三个月也解决不了他们。”袁也烈也伸出三个指头笑着说： “尊敬的美国中校先生，你是来为和平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的?如果我们用武力解散城内伪军，请记住，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①

经过三次会晤，三次斗争，双方终于在二月八日就如何执行停战命令达成临时协议。九日，举行签字仪式，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为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我方代表是袁也烈。

协议签字之后，伪军一再违反协议，一周内，即杀害解放区群众五十余人。三十日上午，袁也烈向德州执行小组送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抗议书。下午，执行小组到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刘家集进行调查。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代表不得不承认这是城内国民党军队的违约行为。

四月四日下午，德州执行小组举行会谈。袁也烈在发言中，说明德州城市国民党军队违约进犯解放区是国民党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部署。因此，他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惩主要犯罪分子，赔偿损失，抚恤被害军民家属，解散城内伪军，向我方道歉，并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国民党代表王继祥等在大量罪证面前，一方面承认事实，另一方面又进行狡辩。四月下旬，在我方代表的坚持斗争下，达成了以下协议： (一)国民党方面承认错误，并向八路军及解放区人民道歉。(二)将违约进犯解放区的主犯、伪军头子张光弟撤职查办。(三)政府方面驻德州官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四) 缴获之武器作为和平有功部队的胜利品。(五) 战斗中被八路军生俘之伪军士兵交执行小组，根据俘虏自愿分别遣送回家或返回德州城。

五月中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下令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东北的四平、长春。这时，德州城内伪军的出扰也变得十分猖獗。六月四日，渤海军区召开党委会，研究解放德州问题。会上，袁也烈布置八个县的独立营配合进攻，军区主力选在德州南门做突击点，重点夺取机场。他强调指出：自七师进入东北后，我新组建的旅团，经百日练兵，能否过得硬，这次德州战役是个考验①。战斗发起前，袁也烈布置侦察人员又仔细核实了敌情。

六月七日，渤海前线指挥部移至七里铺。袁也烈同景晓村等指挥部队向德州外围进行扫荡，在冀南区兄弟部队配合下，当晚占领了飞机场和辛庄等地。经过三昼夜战斗，外围据点都已扫清，十日晚九时发起总攻。袁也烈在指挥部听到我军先后从南门、西门、北门攻入城内，伪军全部缴械投降的报告，高兴地说： “德州算是解决问题了，看王继祥往哪里跑。”此时，王继祥和他的几名亲信，惊惶失措、狼狈地逃到执行小组驻地，请求怀特出面“调处”，声称只要能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他愿意放下武器投降。怀特无可奈何，只得找人出来传话。袁也烈同景晓村派人传达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怀特交出了躲在他床底下的王继祥。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第一名中将级军官。

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全面爆发后，驻山东的国民党军王耀武部，从济南、潍西两地同时向我大举进犯，妄图打通胶济路，切断我南北联系，消灭山东我军。七月上旬，袁也烈率领渤海部队在益都李官庄阻击济南东进之敌，又指挥部队在津浦线上的晏城地区与敌激战，五天连打四仗，歼敌六百余人。八月，渤海军区奉命于胶济前线组成山东解放军第七师，袁也烈兼任师长，李曼村任政委，肖锋任副师长。七师组成后，袁也烈率部发起了三打邹平城的战斗，计毙伤俘敌二千六百余人，打死敌少将师长李凯荣，击退了敌一九三、七十七师的猖狂进攻。对此，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我军光复邹平》、《半月三捷》的消息和评论，赞扬我渤海部队坚决执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辉煌胜利。

三打邹平城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渤海部队对蒋军作战的勇气与信心。十一月八日，七师奔袭临淄城。十五日，部队又分成两路，西路部队发起齐东战斗，东路部队攻击寿光，接连重创敌人，使蒋介石“双十”节前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蒋介石被迫放弃全面进攻，以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共四十万人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袁也烈指挥渤海部队转战黄河以南，先后解放了青城、博兴、广饶及小清河以北广大地区，逼使敌人龟缩在胶济线上。紧接着，七师配合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发动胶 (县)高 (密) 阻击战，一举解放寿光城，并打退了敌四十五师等来援之敌。

一九四八年二月，渤海军区主力组建渤海纵队，袁也烈兼任纵队司令员。四月二日起，他率领渤海纵队策应山东兵团在津浦路中段作战，完成了对潍县外围敌人的分割和由西面、南面配合攻城的任务，迅速解放了潍县城。这年九月，他奉命率领渤海纵队参加济南战役。在山东兵团指挥下，渤海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经八昼夜激战，全歼守敌十万，解放了济南城。袁也烈任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

同年十一月，袁也烈奉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命令，率领渤海纵队参加淮海战役。渤海纵队到达徐东阻击阵地时，徐州敌人仓惶败逃，徐州得到解放。袁也烈任徐州警备司令。随即奉命参加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

一九四九年三月，袁也烈被调任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张云逸，迅速组建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将原属的五个军区调整为渤海、胶东、鲁中南三个军区; 还整顿了十一个军分区、一百多个县大队及五个警备旅和独立团，并组织十万地方部队补充野战军; 组织十万民工，支援野战军渡江作战。这期间，他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青岛和长山列岛。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袁也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张爱萍建设人民海军。

华东军区海军初建时，面临严重的敌情，物质基础薄弱，被我俘获和起义的舰艇，量少质差，型号繁杂; 指战员十之八九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习惯海上生活，有些人不大安心。袁也烈怀着结束祖国有海无防的强烈愿望，运用我军的建军经验，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以工农为骨干，吸收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争取、团结、改造原海军人员，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作了大量工作。

在组织建设方面，他首先把来自各地与各种不同经历的人员组成各级领导机构、工作机关和战斗单位，特别重视做好党团的建设工作，加强海军指战员、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他亲自参加研究编制系统，制定各种组织的职责任务和工作、生活制度，整顿军风纪，把有组织的检查与日常的管理教育结合起来。他还结合机关整编，整顿思想工作作风，着重克服官僚主义，使机关工作人员真正树立起一切为海上服务、为舰队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观念。

一九五一年二月，袁也烈升任华东海军司令员，次年十一月改任政治委员。三年之内，由陆军到海军，由搞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讲价钱。他经常向指战员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勉励大家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一切奴化意识，不求进步，不守纪律，闹派别、闹地位，贪生怕死，享乐腐化等思想倾向作斗争;并结合海军实际，向指战员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树立“爱舰爱岛爱海洋”的思想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舰艇是海军的战斗单位、工作单位和教育单位。袁也烈坚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舰艇，首先把舰艇搞好。为了搞好舰艇工作，他狠抓舰上军事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基本精神是为了战斗，便于战斗，保证战斗的胜利，使每一项部署的制定，都做到适合海军战术的要求。为了使干部战士尽快学会海军专业技术，袁也烈带头刻苦学习。他公开向广大指战员表示决心： “愿作个小学生，虚心向大家学习”。他说到做到，不仅努力学习海军专业书籍，也向原海军人员和专家学习，经常到舰艇上体验生活，学以致用。他还刻苦学习俄语，达到了能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同苏联专家对话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坚持治军必先治校，认真办好海军院校，加强在职干部的技术学习，反复向大家阐明，海军是技术部队，没有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海军，没有熟练技术的人才，就没有海军的战斗力①。

通过深入地思想发动和精心地组织工作，从陆军调来的同志努力掌握基础知识和海上作战本领; 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纷纷为建设海军献计献策; 原海军人员提高了政治觉悟; 大家都在作战、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短短几个月时间，一批批工农骨干上舰出海作战，屡立战功，涌现了“瑞金”舰、“头门山英雄艇”等先进单位。就这样，华东人民海军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时，已能组织海军航空兵、舰艇编队与陆、空军协同作战。袁也烈总结了一江山岛战斗胜利的经验，明确指出今后的战斗规模会更大，情况会更复杂，还要考虑并解决更多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他召号指战员应当在取得一江山岛战斗胜利的基础上，学习，学习，再学习，继续加强战备，提高战斗力。

袁也烈在华东军区海军工作六年，饱经海防第一线的战斗风雨，同指战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使华东军区海军初具规模，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九五五年九月，袁也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同年十二月，袁也烈调任海军副参谋长。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丝毫没有因为授衔和职务的变动而减弱对革命的责任心。他常说： “我从参加革命的时候开始，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救国救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党给我的荣誉和待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主管海军的军务和装备期间，面对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总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对海军的发展规划抓得很紧，重要的文电、报告、讲话，都亲自动手写。一九五六年六月，袁也烈当选为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党的监委副书记、海军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八一”勋章。一九五八年十月，他随叶剑英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波兰。一九六○年海军机关反“五多”时，有些同志挨了批评，袁也烈却受到表扬。许多人表示要认真学习袁也烈那种严以律己，肝胆照人，艰苦奋斗，一心扑在人民海军建设事业上的优秀品质。

致力于发展全国的水产事业

一九六○年三月，为了配合海上护航、护渔斗争，袁也烈兼任国家水产部副部长。一九六一年，他带领机关干部，先后到广东、福建沿海的国营、集体企业单位，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干部振作革命精神，制定切实措施，使当年的水产产量显著增加，市场供应情况有了改善②。

袁也烈对海军建设和发展水产事业，具有远见卓识。一九六二年五月，海军党委推荐他兼任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他先后在北京、青岛等地召开了三次海洋组会议。根据参加会议人员反映的情况，他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海上交通运输扩大，水产事业发展，海上石油亟需开采，沿海农业必须保护，对海洋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防方面，海上的战斗，海岸的保护，潜艇的活动，都需要有准确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确切掌握海洋气象资料，继续采用海洋组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他先后向海军党委、国家科委汇报，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管理海洋科研的行政机构，并将情况和意见书面报告党中央、国务院。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成立国家海洋局，责成海军负责筹建。海军党委组织五人小组，袁也烈任副组长，自始至终参加筹建工作，直至海洋局组建完成。

一九六四年，袁也烈的工作重点由海军司令部转到水产部。由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对我沿海地区进行袭扰和窜犯，袁也烈认识到，建立一支既能打鱼又能打仗的渔轮队伍，是发展水产事业的需要，也是维护海上主权、保卫沿海安全的需要。因此，他把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渔轮队伍，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九六四年九月，袁也烈组织研究提出“关于国营渔轮公司在若干工作上与海军基地建立指挥与指导关系的建议”，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明确了国营渔轮的生产指挥关系、政治工作的领导与指导关系、民兵的领导关系; 为渔轮的革命化建设与对敌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同年十一月，袁也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翌年五月，他参加沿海七省一市备战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提出抓紧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整渔轮和公司编制，加强渔轮民兵队伍领导，切实解决好武器装备、军事训练、通讯联络、防空和后勤补给等问题，发挥渔轮民兵一手拿网，一手拿枪，平时打鱼，战时打仗的作用①。八月，袁也烈在烟台主持召开全国水产系统基层政治工作会议，作了关于《建设一支又能打鱼又能打仗的革命队伍》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渔轮的基本任务。

袁也烈在水产部工作时，分管海洋司和基建司的工作。他重视水产基本建设，从选点、定点到制定方案，都亲自参加，先后修建起来的二十多座油库，扩建的上海、旅大、青岛、烟台、白马井、宁波等渔轮码头，和新建的舟山、石岛、南海渔港的设计，都做到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②。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开始后，在水产部领导机构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袁也烈坚守工作岗位，按照党的政策和原则，处理革命、生产中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下，社会上刮起一股搜查“黑材料”风，水产部保密室被砸! 机密文件被抢走。袁也烈及时指导保卫干部把机密文件追回并妥善转移保管。二、三月，他去河北宁河县处理渔民插队问题后，又出席南京军区召开的吕泗洋渔场会议。会后，他亲自向国务院写了会议情况报告。以后，袁也烈又亲自到青岛、上海、宁波、舟山等地，帮助渔轮搞好生产。每到一地，一些同志关怀地对他说： “现在这样乱，你下来做什么?”袁也烈回答：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过去打仗，死都不怕，现在乱一点怕什么! ? ”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袁也烈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为袁也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袁也烈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袁也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等送了花圈，王震、谭震林、粟裕、宋任穷等以及海军、农林部和各地赶来的战友两千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海军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在会上致了悼词。悼词说： “袁也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注释

①袁也烈: 《投奔黄埔军校》,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0期。

②广东历史博物馆: 《黄埔军校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①周士第: 《叶挺独立团始末》,载《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①②袁也烈: 《我从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上海被捕》。

③周士第: 《叶挺独立团始末》。

④《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①袁也烈: 《我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上海被捕》。

②吴西: 《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前后》,载《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1)。

①吴西: 《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前后》。

①陆子才: 《忆红八军一纵队在凌云县彩村突围战情况》 (1982年7月27日)。

②袁也烈: 《我的历史传略》 (1945年1月)。

①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 《红八军第一纵队苦战千里寻找红七军会师》 (1983年8月20日)。

②罗加: 《袁也烈同志生平》 (1978年8月); 袁也烈: 《回答有关我的政治历史的几个问题》 (1967年8月)。

①罗加: 《袁也烈同志生平》 (1978年8月); 袁也烈: 《回答我的政治历史的几个问题》 (1967年8月)。

②袁也烈: 《历史思想自传》 (1953年6月)。

③袁也烈: 《我的历史传略》 (1945年1月)。

①②袁也烈: 《关于我在苏州反省院的表现的回忆》(1967年11月24日)。

①袁也烈: 《补充说明我是怎样出反省院的一些问题》 (1967年12月25日)。

②袁也烈: 《关于我在绥远兴和县两个来月的工作情况的交代》(1968年2月5日)。

①袁也烈: 《我是怎样从天津到北京,在北京作何工作?》 (1967年12月21日)。

②袁也烈: 《关于石友三部教导总队的简况》 (1967年8月24日)。

①符浩: 《回忆三人小组在德州》 (1979年12月)。

①肖锋: 《解放德州战役》 (1946年6月)。

①袁也烈: 《加强在职干部的技术教育》,载《人民海军》1951年10月30日)。

①访问罗加记录(1983年3月3日)。

②阎中礼: 《袁也烈同志在水产部工作的情况介绍》 (1983年5月26日)。

①袁也烈: 《在沿海省市备战工作座谈会上总结发言》 (1965年5月15日)。

②阎中礼: 《袁也烈同志在水产部工作的情况介绍》(198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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