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若飞人物传,王若飞生平事迹,王若飞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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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若飞人物传,王若飞生平事迹,王若飞评价

王若飞是我们党的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锻炼的卓越的政治家。他经历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运动、五四运动; 留学日本、法国和苏联;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诸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斗争中，担任过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敌人监狱里，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同反动派作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他由重庆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牺牲。

达德学校的优等生

王若飞，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城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荫生，又名大伦，别号继仁，后来曾用若飞①、雷音、度、若、飞、黄敬斋等名。

王若飞祖辈时，家势兴旺，当地人号称“北城王”，又称为“诗礼之家”。王若飞五岁前，聪明伶俐，深得九十多岁的曾祖父宠爱。曾祖父死，家事衰落，庶祖母成为家庭的实际主事人。王若飞父亲王孝源(王仲其)①，由于做匹头生意失败，以及好睹钱、嗜鸦片等因，被庶祖母赶出家门，流落街头，不几年，潦倒而死。王若飞与母亲黄固贞 (黄干之的妹妹、黄齐生的姐姐) 、妹妹王若芬，虽未被赶出家门，但受尽了虐待与折磨。黄固贞常年累月在磨坊推磨和下厨烧饭;若飞和若芬几乎天天遭到庶祖母和叔伯的责骂和毒打。有一次，若飞给叔叔送去一碗面条，碗没有端稳，面汤洒到地上，被叔叔罚跪; 若飞不肯跪，就被叔叔一把掌击倒在地，右耳被打聋了。此种逆境，对王若飞身心发育影响很大。他满头生癞疮，身体瘦弱，目光呆滞，行动笨拙。

王若飞母子的困难情况，引起他舅父家的关注。一九○四年二月，若飞八岁时②，黄齐生来到安顺，商量将王若飞接到贵阳读书的事。开始，遭到王家拒绝。后黄齐生又到王家，告以将来萌生成人，亦王家之荣，我只是尽母舅之责。经再三陈情，才准带走。一年之后，王若飞的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贵阳黄齐生处。

王若飞到贵阳后，被送进达德学校预备班学习。达德学校的前身是“算学馆”、“达德书社”。黄干之是它的创建人，黄齐生也在该校任教。王若飞初入预备班时，智力迟钝，读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犬豕”句，十数遍不能背诵，“状似白痴”，只会念“大牛”、“小羊”这类简单词，期末考试不及格，“留级者再”。在黄齐生精心关照下，一年之后，王若飞身体逐渐强壮，学业进步很快，在第二年的预备班学习结业时，成为优等生，升入初小一年级。读到初小二年级，智力得到很大发展，聪颖过人，成绩优异，被评为“最优等生”，连跳两级进入高小。此时的王若飞与初到贵阳时判若两人。

本来达德学校规定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王若飞一共只上五年就毕业了。黄齐生十分称赞王若飞的进步，曾在一首回忆往事的五言诗中写道： “……。十岁心花放。行止坐卧间，书卷手不让。日记或千言，使我惊奇创。十二躐高等，胆粗气益壮。”①

黄干之、黄齐生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社会变革。王若飞受两位舅父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从舅父那里读了一些如《民报》、《新民丛报》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眼界大为开阔。他在担任低年级“学长”②，给低年级上课时，总是宣讲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或选一些好文章的章节念给学生听。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张“禁书布告”。王若飞一看，所禁的书目，都是黄齐生推荐的好书和好文章，他立即提笔在“禁书布告”上画了两个大“×”，并向看“布告”的师生大声说： “各种类的书都要读，这类的书读的越多越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举义旗。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告独立，驱逐了清政府官吏，成立军政府，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分子，都成了军政府的要人。黄干之当了军政府的实业部长，黄齐生受任为贵州军政府外出联络的代表。就在军政府成立的那天早晨，王若飞来到学校，高兴地喊着：我们贵州光复了，再也不受清政府的压迫了! 一会儿，他们平常最敬慕的地理课老师傅中藩来到学生中间，握住自己的发辫宣告，今天大家都可以剪去这条尾巴了。话毕，当场剪掉了自己的发辫。此时，一位同学又找来一把剪刀，王若飞接过来说：我们今天是革命，首先要“革”头发的“命”。他学着傅先生的样子，也将发辫剪去。接着，全班三十几个同学，都将发辫剪掉了。

这一天，达德学校高年级学生，整队到军政府门前等待分配任务。不久，一军官出来传达命令：新军陆军小学堂、普通学校学生每人发给步枪一枝，子弹五十发，分守省城各要地、仓库。王若飞和同班同学们一起，担任西城门的稽查工作。当时天色已晚，谣传甚多，忽传西路有土匪要来攻城，大家有些紧张! 王若飞却镇静地说： “怕什么?我们手中有枪有弹，实弹射击，正是我们的难得好机会。”他们在西大门坚守了三个昼夜。

辛亥革命的余波，冲击了贵州省地主豪绅统治的旧秩序，反动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温世、任可清等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进兵贵阳，扑灭了光复贵州的军事政治力量。就在这一年底，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了。

一九一二年初，王若飞到贵阳崇学书局当店员。这个书局是蔡衡武经营的一所进步书社。他们经常从北京上海等地购回进步书刊，深受进步人士的欢迎。王若飞在店里热情地为读者介绍进步书刊，同时利用一切闲暇时间，手不释卷地阅读新书新报，抽空练习写作，因而文思大进。

两年后，黄干之任铜仁矿务局长，王若飞随同去矿务局任文牍员。一九一五年秋，袁世凯筹备称帝，王若飞回到贵阳参加起草达德学校声讨袁世凯的檄文，并走上街头，发表反袁演说。达德学校校长聂守微领头，黄齐生、凌秋鹗列次，通电响应孙中山讨袁号召，并派王若飞前往铜仁联络驻军彭公武部起义讨袁。不久，云南贵州组织讨袁护国军，黄齐生奉贵州新政府之命，外出上海等地联络，又令王若飞携巨款取道湖南到上海会合。当时袁世凯已命令他的第二路军总司令马继增率部三万余人，从湘西进攻贵州东部，严令盘查贵州出省人员。王若飞走到湘西辰溪县被袁军扣留，“多次遇险，几至断送生命”，终因他机智勇敢，回答问话神态自若，经过一个多月，查不出什么破绽，始获释脱险，赶赴上海。后随黄齐生遍游沿海南北各省许多城镇，了解各地风俗人情，开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宣传活动。

一九一六年冬，王若飞取道四川回贵阳，第二年春，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师兼文牍员。这时，王若飞全神贯注地看书备课，时间安排得很紧，平时宽袍大袖，有时头发蓬乱，同事中有人讥笑他不修边幅，而黄齐生却称赞说： “若飞精神，真与常人不同，他的确能超脱于日常衣履之外。”①

一九一七年冬，黔中道尹王伯群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王若飞考中。黄齐生亦因受贵州当局排挤，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决定赴日留学。甥舅二人相偕，于残冬腊月间匆匆离开了贵阳。

留学日、法、苏

一九一八年春，王若飞等八名贵州官费留日生和二十名私费生，在黄齐生率领下，离开上海抵日本东京。经过交涉，王若飞入明治大学。这所大学无教师给中国学生授课。他们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上完全是过着自修生的学习生活。看什么书，研究何种问题，学校无人过问。此时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日本有许多刊物发表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王若飞借着学校提供的住宿和报刊图书条件，努力学习日语，用主要精力搜集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经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很向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是袁世凯卖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从而引起了王若飞等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慨。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黄齐生等就在当天离开日本回国，随后王若飞亦回国。王若飞留日的学习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王若飞回到上海，在昆山一所破祠堂里找到黄齐生，并同住在那里。当时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已发展到全国，王若飞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他热心地参加了上海学生、工人、市民联合举行的反帝大示威，散发传单，并在街头发表演讲。五四运动后，黄齐生组织了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王若飞也是成员之一。他随黄齐生到了当时所谓的“模范县”南通和“模范省”山西，考察了几个月，十月上旬回到上海。时值李石曾、吴稚晖与吴玉章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响应者甚众。王若飞与黄齐生商量，决定到法国去。经过多方设法，他筹集到路费一百元，又从蔡衡武处借到三百元，于十月十六日乘美隆洋行租用的英商货船离开了上海。

这次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四十八人①。船起航后的当天晚上，学生们自己组织了两个法文学习组(已学组和未学组)。王若飞在达德学校学过法文，因而参加了已学组。每天早八至九时，晚五至六时，由上海震旦学校毕业的陈复燃授课，王若飞坚持听课，从不间断。海上航行三十多天，途经新加坡、哥伦布、苏伊士等港口，十一月二十四日抵马赛下船。二十五日，王若飞等乘火车至巴黎，住在留法学生招待所。

十二月二日，王若飞等离开巴黎，到方登普鲁加伦公学补习法文。学习三个月，法语程度有很大提高，能用法语会话，看法文书籍。三月二十七日，学校放春假，王若飞因钱用完，就结束了学习，暂时住在学校，等待华法教育会代为找工作。大战后的法国，工业元气大伤，许多工厂未能复工，大批退伍军人和失业者急待安排，中国人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直到四月十四日，巴黎华法教育会派人来，告知圣夏门钢铁厂招收学徒二十五人，令即刻前往。王若飞等遂于四月十五日动身，十六日抵达圣夏门钢铁厂。

刚到圣夏门，王若飞举目一望，只见黄尘满地，黑烟四起，天色昏暗，河水污浊，街道不繁华，房屋多败陋，往来行人，尽是些衣履褴褛的劳动者，精神很不愉快。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这黄黑的烟云也是大块文章，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②。认识提高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劳动生活中去。

初进工厂头一天，首先碰到的是选择工种问题。同去的二十五人大多数没有做过工，只有一个人做过几个月的制模工，于是大家都选择制模铸工。可是，又听人介绍制模工作很苦，初学时只能做搬石筑土等笨活; 即使能制模时，还要亲自倒铁水，稍有疏忽，铁水落在身上，轻则烧坏衣服，重则皮肉尽烂。这时，大伙都后悔不该填写制模工。当天下午，在正式表格填写个人履历和志愿工种时，早上签名学制模的人，多数改报锉工，只有王若飞等六人坚持未改。工头分配王若飞协助名叫惹尔维的法国工人，制造大齿轮模型。王若飞很卖气力，帮他撮了大堆土，又帮他筑模。筑完一周，已汗流全身。他一直坚持筑完才放下。

王若飞不怕脏不怕苦。当时天气开始炎热，厂址干燥，大风刮过，满面沙土，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试，其状怪丑可笑，鼻孔常为灰沙窒塞，呼吸迫促，他只好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 口苦渴了，他就吸一口冷水以清喉嗓。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囚犯，觉天地异色，形容憔悴。

有的同学惯于养尊处优，做了几天工，手上伤痕累累。王若飞认为这不过是皮肤之伤，等磨下茧皮就不怕痛了。纳河舍化工厂劳动较苦，到该厂做工的二三十名中国学生，因受不了苦，多数人跑回巴黎，只有一名叫邓武的学生，坚持做工无怨言，积蓄了数百法朗，还清了欠帐。王若飞赞扬说：这才是我们的榜样。吾辈立志来法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难奋斗，今日所学，并不甚苦，纵有点苦，也应努力将它打破，象这种畏难而退，而且还要怨恨以为是受了倡导人的哄骗的，真是把勤工俭学四字玷污了①。

王若飞在谈到他对劳动的认识时说：劳动是“自己对人类应尽的一种义务”，“是愉快的事业”。如果“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现在的劳动虽然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但可以达到下列目的： “一、养成劳动习惯;二、把性磨定，把身练劲; 三、达求学之一种方法; 四、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①

王若飞经过几天自觉地刻苦地劳动，找到了劳动生活的规律，便适时地将每日工读时间表制订出来： “早五时起床，五时到六时半读书，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七时至十一时半做工，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午餐，十二时半至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入厂，一时半至五时做工，五时至六时晚餐，六时至九时读书，九时半睡眠”。共计每日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王若飞说： “就我的经验，学校补习与工厂补习不过是三与二之比”。其实认真研究学问，每天读书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可比别人读三点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②

在勤工俭学期间：王若飞很重视社会调查。一九二○年“五一”节，法国工人照例罢工，华法教育会通告：罢工时会出现无知工人侮辱外国人的事，劝同学在这一天以不外出为好。王若飞认为，要研究法国社会运动，这正是个大好时机。其他同学没有人肯去工厂观察罢工真象，王若飞独自一人奋勇前往。他走近工厂，看见工厂门口站的人很多，武装警察持枪守门，还有工人进进出出。他也跟着进去。只见车间里机器仍在转动，工作照常进行，做工的人只减少三分之一。他一打听，才知道大多数工人不知为什么要罢工，参加者多是些年富力强、加入工会的人; 至于年老的技术工人和生活困难的工人则参加的很少。法国工人运动这一状况很有代表性。王若飞说： “通过这件事，引起我无限新的研究趣味”①。

王若飞还调查了法国工人工资制度。他发现工人正项工资不高，奖励费很多。学徒工三年以上日工资只有七法朗，但奖励费有时超过正项工资一、二倍。工厂规定发薪的办法是，按工人技能的优劣来定，技能高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得超过三十法朗;普通工人只有二十法朗左右。奖励费是根据工人勤惰和成绩来定。惹维尔正项工资只有十七法朗，然而他干了十三天活，竟得了四百法朗，奖励费与正项工资几乎相等。王若飞很赞成这种奖励办法，他认为“这种奖励费是很可以鼓励工人勤奋作工的”①。

王若飞到法国做工不久，接到蔡衡武先生汇来七千六百余法朗钱，是给他和另外几个贵州同学的。王若飞说：我们现在工厂做工，每月所得，足敷用度，实无需用此款的必要，放在手边，反容易随便花掉了。他听说伦敦的师友，境况很是窘迫，建议并商量决定将这笔款转汇去接济他们。不几日，伦敦师友复信，说他们现在也在做工，不受这笔款，要王若飞等留作将来入学的学费。有人建议他们立即拿这笔款入学读书。王若飞说：我们已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了，若是抱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听几点钟课，才算为学，那在中国和日本就学不是很好，何必远来法国?我不是反对进学校，而“是说吾人当求活学活知”不可“专读死书”。

王若飞等认为这笔钱应当用在要紧处，不能分给个人乱花掉。最后决定资助熊路清、蔡清宽二人去美国求学。熊蔡二人开始推辞不接受，王若飞等再三说明：这不只是帮助你们去美国，更主要地是希望你们在美国替我们建立一个勤工俭学的基地，以后我们也有许多人赴美求学的。这样，对方才接受下来。

一九二○年五月，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在蒙达尼集中了十几名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问题，广泛地探讨了人生观、宇宙观、个人理想以及人类未来等方面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次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较大。会后不久，王若飞离开了圣夏门，也去蒙达尼的胶鞋厂做工。在那里，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清理、批判了自己战前信仰过的俾斯麦主义和战后信仰过的威尔逊主义。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给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指明了斗争方向。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①。

一九二○年八月，工学互助社 (后称工学世界社) 成立，社员中在改造中国问题上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为了统一认识，十月，在蒙达尼召开了三天社员代表会。会上，蔡和森做了《怎样救中国》的报告，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论调。王若飞参加了会议并坚决支持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主张。他向到会代表详尽阐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据当时与会者回忆：王若飞讲话时以流水一般的口才，动人的神彩，吸引了所有的听众，会场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震动。尽管当时那两种对立的主张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蔡、王的演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学世界社成立后，参加者竟达三四百人之多，在留法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在工学世界社内，对勤工俭学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分歧意见：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主义”，可以终身行之，既可行之于法国，亦可行之于全世界; 一种人认为，勤工俭学是手段，通过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勤工俭学可以学到革命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革命本领，以备将来回国参加斗争。王若飞坚决赞同后一种意见。他明确地指出：勤工俭学是谋生手段，是穷苦学生大众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采取的临时措施。他还说：在勤工中不忘学习，边工边学，挣得一部分工钱后，再去集中时间学习，钱用完了再去做工①。

为了革命斗争，王若飞抽空奔走各地，遍访联络各地有志之士。一天，他和舅父黄齐生由蔡和森陪同来到郭春涛住室，蔡说：他们是专来求友的，他们都是爱国志士，愤恨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暴，特走访各地志士，谋求共同救国的方法。他们四人在一起开诚相见，毫无拘束地探讨了求学、救国和建立革命团体等问题。此后，王若飞和黄齐生还流寓比利时、德国的许多城市，找不到工做，经常饿肚子，过着颠沛流离的困难生活。在那里他们访问了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了解了社会，联络了友情，扩大了眼界。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运动，亦称二·二八运动。二月初，巴黎附近地区有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等候做工，经济无着，每日依靠领取五法朗救济费生活。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重担，徐特立，王若飞去找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两方商谈无结果，学生又去找中国驻法公使陈箓，陈箓拍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回电：现国库支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遣送回国。后华法教育会根据此令，通告学生，断绝给他们的经济援助，诬蔑学生，无兴趣也无能力做工，并要强迫他们回国。

这批无工做的学生，将上述情况转告工学世界社，要求支援。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的社员，开会讨论了他们的要求，表示同情他们的处境，决定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二月二十七日，工学世界社在巴黎的一家兼营咖啡的旅馆里，同这批同学代表开了会。王若飞、蔡和森、李维汉等出席，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要求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朗，以四年为限。代表会上有人提出如上述目的达不到，就发动学生采取请愿行动，迫使政府承认。王若飞还有黄齐生，徐特立不赞成采取请愿的形式解决问题，他们说：不准直接入里昂大学，就争取做工，并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但当四百多学生在二月二十八日向公使馆请愿的时候，为了表示留法学生的统一行动，王若飞却积极参加进来。他指挥女生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提醒大家在大队冲进公使馆后，可能会有人被扣留; 如果是那样，我们要顽强地坚持斗争。果然，请愿队伍到达公使馆，向警予、蔡畅等女生队冲进去了，突然一大批法国警察冲过来，男生队被驱散了，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王若飞很镇定地对大家说，不要怕，不要慌张，斗争要坚韧不拔，坚决勇敢，长期坚持下去。随后，他回到蒙达尼，向那里的同学传达了请愿斗争的经过，发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大规模的支援行动。二·二八斗争，虽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同意延长三个月每人五法朗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答应为失业学生联系工作。

六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吴鼎昌到法国，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为担保条件，向法国借款五亿法朗，名为救灾，实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工学世界社学生得悉这一情况，当即开会讨论对策。王若飞参加了会议。他极力主张组织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阻止借款斗争。在工学世界社的号召下，不几天，陆续集中在巴黎的留法学生达四百余人。他们强烈要求公使馆公开借款目的，表明态度，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向法政府提出抗议，阻止贷款，并动员华工支援学生的行动。各界侨胞在学生鼓动下，纷纷集会，开展各种抗议活动。驻法公使馆一面威胁学生，扬言要对学生采取行动; 一面又引诱收买一部分学生，破坏学生团结，拆散学生联合阵线。有的学生受了骗，开始动摇。王若飞看到这一严重形势，便暗中离开巴黎，潜往学生集中点，宣传斗争的决心，劝各地学生发电报支援。一时发电到巴黎声援者很多，马上稳定了学生情绪，示威学生一致表示坚持斗争到底。

七月底到八月上旬，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巴黎召集勤工俭学学生开了两次拒款大会，王若飞着重报告中国公使馆暗中勾结法国政府破坏拒款斗争的经过。参加大会的学生，情绪激昂，当他们打听到中法两国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立即群起包围公使馆，痛打了公使馆秘书王恩曾。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答应学生的要求，取消提案，暂缓贷款，吴鼎昌逃回北京，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自勤工俭学运动开展以来，近千名学生到达法国，他们中有许多人做工不得，入学无钱。中国驻法公使馆为了缓和留法学生的不满情绪，曾以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募捐筹款。法政府答应北洋军阀政府，以中国“庚子赔款”在里昂建立大学，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就学问题。但里昂大学建成后，却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王若飞、李维汉等代表勤工俭学学生到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要求他们履行诺言。但几次交涉，都被拒绝了。九月十七日，在巴黎召开留法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要求允许勤工俭学学生无条件入学，否则就进占校舍。他们还组织了领导核心，王若飞是领导成员之一。九月二十四日，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到达马赛，二十五日入里昂大学。留法学生组织了一百六十人的“先遣队”，分途赶到里昂。“先遣队”进入里昂大学后，公使馆勾引的法国警察把学生囚禁在作为里昂大学校舍的旧兵营里。赵世炎、蔡和森等在兵营里领导“先遣队”的斗争; 王若飞在校外，领导开展营救学生的活动。他多次去公使馆和教育会，交涉释放学生的条件，严词驳斥他们诬蔑学生的谰言。他跑遍了巴黎附近的城镇，发动留法同学和华工开展支援活动，营救被拘捕的学生，组织募捐，解决困难学生吃饭问题。不几天，“先遣队”一百○四人被法政府武装押送回国 (赵世炎已设法离开兵营) ，进驻里昂大学校舍的斗争遭到失败。

一九二二年初，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六月，在巴黎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选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少共”总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德伏化大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肖三)都住这个旅馆里，他们白天到附近一家云母石厂做工。每天工作九小时，挣得九个法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 晚上在一起编印《少年》杂志，阅读马列著作，或撰写向华工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

八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九、十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经阮爱国 (胡志明) 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便加强了法共与“少共”的联系。不久，廖焕星到法国带去中共中央通知，同意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由法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加强了对华工运动的领导，专门建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王若飞经常利用假日到巴黎附近的华工区，进行家访，了解华工的家世、经济状况，启发华工的阶级觉悟，帮他们建立华工俱乐部、华工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组织他们补习文化知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和赵世炎一起指导华工改组了华工总会，通过了经他们审查同意的章程，使华工总工会成为共产党教育团结华工的阶级组织。改组会议开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派人参加，企图夺取对华工的领导权，但失败了。经过赵、王等人的工作，在华工中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并吸收了一批优秀华工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少共”接到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复信，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原来的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根据少年共产国际代表的信，“少共”于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巴黎郊区召开了会议。赵世炎主持了大会，王若飞等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大会选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共青团支部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等因事先接到调往莫斯科学习的通知，未参加支部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人，由巴黎动身经柏林、立陶宛赴莫斯科。周恩来陪送他们至柏林，并为他们办好各种手续。

三月底，王若飞等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住在靠近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亚街五十三号东大宿舍。四月十八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大家见面。应大会的要求，赵世炎报告了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活动情况，以及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运动进展情况;王若飞作了补充发言。不久，旅莫支部又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由王若飞、陈延年等介绍的刚从法国来的袁庆云、王凌汉入党。

王若飞在东大听课认真，精力充沛，每天学习在十二小时以上。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共产主义ABC、国际时事、苏联革命经验等课，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阅读了《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刊物，还经常到东大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阅览室阅读英、法等国报刊杂志。

王若飞很注意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每学完一种理论后，他总是与中国实际联系起来思考，探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他能大胆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并征求赵世炎、陈延年、肖三等学友的意见。他们有时补充王若飞的意见，有时提出不同的看法，讨论热烈，相得益彰，从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肖三在回忆同王若飞一起在东大学习时说： “他(王若飞)对中国问题钻研得深，力求融会贯通”。通过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国家民族忠心不二，以及分析事理之细，记忆之清……使我终生难忘”①。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②。王若飞、赵世炎等东大学生参加旁听，还拜会了李大钊。

任豫陕区党委书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下旬，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他给留莫斯科的同学写信，提出了一个国内军事斗争的提纲。四月二日抵达海参崴，他又给莫斯科同学写信，分析了回国后要做的工作很多，如 “坚固地发展工人运动”，“扩大国民革命之宣传”，“组织农民”，制定“一个系统严密的军事计划”等。但“更重要的一事，就是党的组织的整顿及党员的教育工作”。他引证斯大林的话说： “德国革命，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屡次厥起不能成功者，就因缺少一个有列宁主义理论所锻炼的坚固的多数党作斗争的指导。” “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亦是早已成熟，” 然而也“缺少一个有力的党，立刻能把这革命系统的实现起来”。他全面地分析了党组织和党员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现实有在党内做一番普遍教育工作的必要，在组织上更要严加整顿。”①

途中，王若飞重读了加米涅夫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感到很受教育，提出要警惕犯托洛茨基的错误。他说： “托洛茨基伟大的才情和在十月革命中所表现的功绩，是我们所不能忘的”，但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很大错误。托洛茨基由于“虚荣心”、“小资产阶级英雄观念，首领观念”作祟，“文饰过去的错误”，给无产阶级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王若飞说： “我坦白地承认，我有蹈袭托洛茨基错误之可能”，因为同志们“只见到我对于革命的认识比较明瞭，对于工作十分努力，对于团体十分忠实，我的错误仿佛隐微难找”。这是很危险的。我今天提出来，“盼望同志们以后十分的监督我，批评我，在团体的严重监督指导之下，使我能够充分表现出我的所长，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②

四月上旬，王若飞到达上海立即到党中央看望陈独秀，接受了中央分配的临时工作任务。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向导》上发表了《今年五一的苏联》一文，介绍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 “苏联经济的恢复，政治的巩固，生产力的提高，工人生活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他指出苏联的成就表明了全世界工人得到解放应走的道路。

四月底，王若飞去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在张国焘召开的党团会议上，王若飞批评张国焘领导上的错误，与张国焘通宵争辩。

五月中旬玉若飞回到上海，参加了正在迅速发展的上海工人运动。五月二十四日，他在《向导》上载文：《在枪杀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市民之恫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罪行。他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参与制订领导五卅大罢工的策略。五卅惨案后，王若飞去北京，后来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名义到河南检查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留在河南筹建豫陕区党委。他先到开封，后到郑州，六月七日郑州市召开群众大会，王若飞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分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初到河南，王若飞根据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首先帮助国民二军办好军校。他以学兵营为基础，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作榜样，请苏联顾问讲课，对学员既进行严格军事训练，又重视政治教育; 同时在学兵营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学员经过短期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能，然后充实到国民二军作基层干部。继学兵营后，他又建立了模范营，招收部队青年军人和知识青年。我党派进一些党员到模范营作基层领导，直接抓学员的训练和教育。这是我党帮助开办的又一所军事学校。在这两所学校里，学生们接受了革命理论教育，有较高的革命觉悟，愿为消灭反动派出力，成为国民二军的骨干力量。我们党还从军校里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员，送到苏联学习军事①。由于国民二军首领岳维峻对我党存有戒心，多方刁难我党在军校的工作。王若飞遂根据党的安排，改做党的工作，任豫陕区党委书记。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不久，李大钊曾秘密地来到郑州，同王若飞等区委委员就豫陕区委的工作交换了意见。他分析了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胡景翼死后的河南、陕西形势，商定了工作重点，强调了对岳维峻的团结、帮助。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确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同时兼顾军事、农运、青年、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方针。

一九二五年八月，在京汉、陇海铁路工会的办公室，王若飞主持召开了有张昆弟、王荷波、李振瀛、马文彦等六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筹备会，确定由张昆弟、李振瀛、马文彦具体负责筹备工作①。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各基层工会相继建立，并涌现出一批工会骨干分子。王若飞认为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遂委托张昆弟召开区委会议②，决定立即成立省工会。会议确定张昆弟负责总工会全面工作，马文彦任委员兼秘书，工会委员还有李振瀛，京汉铁路的刘文松、曾玉龙、罗海臣，陇海铁路的王福顺，洛阳的马炳良，道清、焦作的余立亚，安阳的杨解人，信阳的刘少猷等。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一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第一次全路代表扩大会议③。

在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青年运动有很大发展。七月八日，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八月初，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在开封成立，全省四十八个县、市派出了九十名代表参加大会。

王若飞很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指示共青团组织利用假期开办学习班，并派党的领导干部给他们讲课。共青团开封地委即利用暑假举办了留法同学讲习会，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王若飞给他们讲了“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共青团开封地委除加强对早先成立的青年学社的领导外，又相继批准成立青年社、青年评论社等十多个进步青年组织，出版进步刊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章。八月六日，青年学社出版的《雷火》第八期上，刊载了李大钊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和王若飞的《单独对英问题》。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也刊登了大量教育青年、指导青年运动的文章。如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期发表了《我们在河南青年界中的工作》，重点强调了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意义，反对“八种错误”理论，提倡“十种教育”，为河南青年思想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九二五年十月，李大钊指示豫陕区委：要巩固后方，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王若飞根据指示精神召开了豫陕区委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农民运动问题①。会后，区委派出了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河南农民从此开始组织起来。十一月十四日，郑州人和区的尚庄、南岗和永康区的中刘庄、东西五里堡农民五百余人在中刘庄召开了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李振瀛，中国国民党郑州市党部代表黄平万相继发表演说，宣传农会的重要作用②。会后发表了《郑州区农会成立宣言》，提出了“我们要捣碎奴隶的铁链”的口号③。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引用了河南荥阳周汤村、王庄、鹿村、水磨村、贾峪镇，密县柳沟村、赵庄，汲县塔岗村的调查材料，列举了户数、土地、人口情况，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占有土地和租税情况，地主与佃户收交租和雇工工银情况①。可见当时河南农民运动发动得是很广泛和深入的。

王若飞曾多次向李大钊提出派人到河南帮助领导妇女运动。北方区委先派来李瑞香作妇女工作，后又派来李培之。李培之到郑州不久，同王若飞结了婚②，后调辉卫 (今汲县) 工作。九月，她离开郑州转上海赴莫斯科学习。

十月十五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从此，爆发了全面反奉战争。十一月十二日，王若飞以“若”的笔名在《中州评论》上发表《反奉战争的性质》的重要论文，明确指出：这次反奉战争的性质，从表面看去，“固然是两派军阀抢地盘的争斗”，但“实是全国民众争自由的战争。全国民众要得到解放，必先打倒他第一个最有力的仇敌”。“民众在反奉运动中，应该站 “主体地位”，“去领导这个战争”。全国民众参与这次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从争取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一直达到召集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 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③

十一月初，国民军开始出击奉军。十五日，国民二军分兵两路进攻山东奉鲁军。随后，国民一军、二军、三军各一部围攻直隶奉军。经半个月的激战，奉军溃败，国民军占领了保定、天津及山东部分地区。

十二月十二日，《中州评论》发表了王若飞的《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一文指出： “现在有两条路可供国民军选择：一条就是努力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实现革命民众的政权; 一条就是走上军阀的道上，只知争夺权力地盘”。胜利的国民军，应该深记孙中山先生这个教导：实现“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要求国民军“当不只在言词上，而要在实际政治设施上”，“从速召集真正人民职业团体的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国民政府”。“充分给予人民一切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 并警告国民军： “凡是违反民众利益之军阀，未有不遭失败者，张作霖之前车不远，愿国民军慎之。”①

王若飞在文章中提出的主张，代表了豫陕区委的正确方针，也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但国民军没有接受王若飞的劝告，在攻下天津以后，国民军一、二、三军争当直隶军务督办，矛盾激化。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缓和矛盾，提出自己下台，使国民军失去统一指挥，错过了有利战机。奉系、直系军阀却利用了这个时间，进一步勾结起来，在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形成了对国民军的大包围，形势对国民军非常不利。

一九二六年一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岳维峻兵败山东，退守河南。二月，吴佩孚部进攻河南，国民二军全线溃败，退出河南，河南重归直系军阀统治②。王若飞预计到形势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事先布置了豫陕区委的撤退工作，派马文彦到焦作具体安排从焦作煤矿疏散我党领导成员。京汉、陇海路工会机关、省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豫陕区委经常出头露面的领导人都分批经焦作调离河南，过黄河北上。王若飞奉命去上海，调任党中央秘书长。他在离开河南前夕，又召开了豫陕区委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党的骨干力量派往农村，组织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要求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城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只能隐蔽进行，各种群众团体办公机关主动撤退。

奋战在黄浦江畔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旬，王若飞离开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汇报豫陕区党委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三月下旬去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职。当时中央机构极不健全，中央组织部无人领导，甚至连专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许多组织方面的工作也都集中到王若飞领导的秘书处。王若飞很忙，他除参加会议，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的中央日常工作。各地到中央去的人，都要先找王若飞联系。因此，他有时一天要接待几批来访者。

三、四月，国民军在北方遭受严重挫折，奉直军阀在日、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联合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北伐。根据这种形势，王若飞在《向导》上连续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阴谋与民众之反抗》、《方本仁的失败》、《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国民军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进攻的新战略》等文。这些文章分析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破坏国民军的种种罪行，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共同目标是“反赤”。他们“反赤”的战争计划是：奉军主力对付国民军，消灭北方的“赤”; 吴佩孚则向南发展，先逐江西的方本仁，再除湖南的唐生智，最后扫灭广东国民政府。王若飞认为，我们应从速巩固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抵抗这个反动势力的进攻。他号召“全国的商人、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们，都应联合起来，拥护广州的国民政府，维护北方民众的自由权利，为民众的自由和民族的解放而战! ”王若飞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帝国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它具有“革命的不妥协精神，足为国民运动的领袖”。他同时认为，“中国革命，若没有农民起来参加，不会成功”，所以发展农民运动，是我党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王若飞在文章中很强调统一战线的作用。他说：“我们胜利与否，就在我们能否应用这一联合战线策略。”他正确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右派“理论的依据”。认为国民党右派的“潜伏活动”，“是革命前进的一个危险”。但是在如何反对国民党右派问题上，他提出“搜罗反动派阴谋，促蒋觉悟”的策略，以“避免一切可以引起冲突之误会”①，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当时受了陈独秀妥协退让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武昌城下。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他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南市区深入基层支部工作。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①。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指定他暂时代理南市区委书记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王若飞随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至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内外斗争非常激烈，党员和干部思想混乱。王若飞“对当时客观的严重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③会后，王若飞被派去江浙区委工作。六月，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和浙江省委。王若飞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职。

七月二日晚，夏之栩找到王若飞，告诉他赵世炎被捕的消息。赵世炎是王若飞多年的战友和学友，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他非常痛心，当即向夏之栩表示，党将用一切办法去营救。接着，在王若飞主持下，开始了紧张的营救工作。他采取用钱买通监房的办法，并指示夏之栩找杨虎的小老婆，表示只要放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后因赵世炎的身分暴露，公开营救无用，王若飞便决定武装抢劫法场。这个行动，由当时江苏省委负责武装保卫的苏幼农领导指挥。王若飞和苏幼农一起商定了武装劫法场的具体办法。后来，由于中央指示准备用公事提赴南京的办法在中途营救，武装劫法场的计划便中止了。结果，中央计划也未实现。

不久，中央又指定王若飞主持营救陈乔年的工作。他通过内线收买警备司令部有关人员，同意付巨款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王若飞将此办法报告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不行，怕将来敌人发现保释的是陈乔年，还会把他杀掉的。王若飞没管这些，仍然按计划营救。那些天，他一直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可是敌人一再拖延，结果是警备司令部既收了钱，又不放人，最后还是杀害了陈乔年①。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王若飞开始认识到陈独秀犯的严重错误②。“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发动秋收暴动的有关指示，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研究了江苏省的情况，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组织暴动的计划。省委对宜兴、无锡的政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两县工农群众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农民协会比较广泛，党的工作有基础，特别是在无锡的东北乡农民觉悟较高，便于深入开展工作，兼以这两个县濒临太湖，地处沪杭宁铁路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对全国影响较大。于是便确定这两县为暴动的重点。

十月间，王若飞来到宜兴，召见了县委负责人万益，传达了省委发动暴动的计划，研究了宜兴组织暴动的具体措施。万益又召集宜兴中山中学校长史乃康、教师史乃勋，中山女中校长汤维周等共产党员开会，决定组织学生下乡，广泛向农民进行反苛捐杂税的宣传，提出二五减租，号召农民起来暴动。据《申报》十一月十一日报道： “事前数日，共产党即向农民宣传，以减轻田租为唯一前提 (如每亩每年本收租一石，请愿后减收五斗) ，并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将加收田亩捐，每亩二元。农民闻之，惊喜交集，惊者为将增加亩捐，喜者为有共产党领导，可以请愿减轻亩捐及田租税，所言皆属农民直接之利益，故皆乐从。”①

王若飞从宜兴回到省委机关，派人找回省委派往无锡的农运特派员杭果人。王若飞向杭果人说： “湖南、湖北、江西数省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声势浩大，有的已经举行暴动，有的正在酝酿暴动。我省委决定宜兴十一月初暴动，接着无锡暴动，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以便拖住无锡驻军”②。王若飞讲完话后，杭果人汇报了无锡农民运动情况，分析发动暴动的条件和存在的困难。王若飞鼓励杭果人“好好工作，只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暴动就会成功。”③杭果人根据省委指示，暂留上海，起草关于无锡暴动的具体计划。

杭果人回无锡后，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成立无锡县农民革命军和军政委员会，杭果人受命为暴动总指挥，徐彬如为副总指挥。省委还派省委委员夏霖去无锡，加强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前，省委开办了暴动训练班，培训农运积极分子，王若飞给学员讲政治课。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兽行，说明我们必须暴动的原因。参加训练班的人听后情绪都很高昂①。

十一月初，王若飞从上海来到无锡，检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杭果人汇报说：现在群众巳动起来，战斗情绪很高，农民武装编制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省委发布暴动的命令了。王若飞听后高兴地站起来说：很好。“八七”会议后，全国很多地方爆发了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派，我们无锡也跟上了这个大好形势。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使其暴动成功。暴动时间可以定在十一月九日②! 之后，王若飞和夏霖一起，在无锡县城堵家弄一号县委秘密机关，同县委委员乔沁泉、高文华、孙任先等开会，研究暴动开始时城内的策应工作。王若飞首先阐述了“小暴动汇成大暴动”的意义，指出城区工作应以策应暴动、牵制反动武装为主要任务，使敌人急于自保，不敢派兵下乡破坏暴动。乔沁泉、高文华提出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先是组织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城里制造紧张气氛：暴动的当晚，派人破坏电缆造成停电，在空汽油筒里燃放鞭炮，以威胁敌人。王若飞对这些都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动员党员深入第一线，宣传暴动意义。当天晚上，王若飞回到上海。

十一月九日晚上，无锡东北乡的二万余农民佩带红布领巾，手持锄头，铁棍、大刀、鸟枪等武器，举行了暴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安镇商团的顽抗，占领安镇、查家桥、东湖塘等十三个村镇，大街小巷贴满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传单和布告。《申报》以《无锡共产党煽惑农民暴动》的醒目标题报道： “前日晚间，有共产党徒，煽惑农民八、九百人，在东乡暴动”，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电杆被锯断，电话线亦被剪断……。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大批军警开往北乡地区，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暴动遭到了失败。就在暴动第二天，王若飞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装扮成教书先生，前来检查暴动发动后进展情况。他先到无锡东亭，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步行二十里，到了荡口中山初级中学，找到该校教师、共产党员陈枕白，要他帮助找暴动指挥部和杭果人、严朴等暴动领导人。陈枕白说：农民暴动后，反动当局已派兵镇压，指挥部已向严家桥方向转移，现在处境困难，不易找到他们。王若飞听后很忧郁地对陈枕白说： “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原计划立冬左右暴动。宜兴已于十一月一日举行暴动，打开了县城，收缴商团枪械，捉拿绅豪，罪行重者枪毙，并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但敌驻军闻讯，迅速派兵镇压，暴动失败了，暴动指挥者牺牲甚多。江阴、常熟尚未举事。无锡动起来了，已属孤军奋战，敌我力量悬殊，恐不能持久下去。”他在荡口住宿一夜，翌晨，和陈枕白一起乘轮船返回县城。

此时的无锡城，军警到处巡逻，特务侦探密布，气氛很紧张。王若飞和陈枕白离开码头后，径直往崇安寺走去，途经原县委机关堵家弄口时，王若飞停立不前，朝路牌标记东张西望，又直望弄底，想进去找县委领导人。他不知道县委已遭破坏，县委机关已布满了密探。陈枕白急中生智说： “弄里没有厕所，向前走一段路就是。他俩急步向前奔走，免遭被捕。王若飞在县城住下，找不到地下党领导人，也了解不到情况，第二天返回上海。

不久，王若飞根据省委的指示，又领导了江阴、青浦等地的农民暴动。各地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先后遭到失败，但都打击了各地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造成了农村的革命气氛。这年冬天，许多反动分子携带巨款潜逃到上海。各地县委要求江苏省委在上海予以打击。王若飞同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挑选二十名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老战士，成立一支锄奸自卫的武装力量“打狗队”，并指派黄逸峰为这个队政治指导员。他对黄逸峰说： “这个队的成员尽管都是党员，但如果思想教育抓得不紧，掌握了武装，还可能出乱子，你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具体行动，由队长负责，你们商量好了，一定经过审批才能采取行动。”①

江阴暴动后，一个恶霸大地主逃亡上海。“打狗队”根据掌握的情况，拟订行动计划，报请王若飞批准。他对计划作了些修改，指定队长负责执行，只许成功，不得失败。“打狗队”经过严密地侦察，顺利地除掉了那个大地主，并把在法租界地主家中抄出的全部财物，上缴省委。这次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张贴宣布地主死刑的布告，给租界当局以很大的威胁。

十一月十四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批评王若飞曾同意几个在国民党市党部工作的同志“组织 ‘国民党革命同志会’ ，欢迎叛变革命后的汪精卫，是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属组织上、政治上的极大错误”，给予王若飞“警告处分”。王若飞于十一月二十日向中央申诉了三点： (一) 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探听反动党部消息; 设法释放在狱同志。(二) 开会欢迎的作法，是在市党部工作的同志报告他后他同意的。他于当日区委常委会上提出此事讨论，多数人却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虽不以为然，但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后通知停止进行。(三) 他是分工负责指导派往上海市国民党部内的同志的工作的，根据省委以往做法，他有权批准在反动团体内工作同志的活动。所以，这不能算组织上、政治上的错误。瞿秋白领导的中央没有同意王若飞的申诉，仍错误地坚持对王若飞的处分①。

年底，王若飞了解到他舅舅黄齐生已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西门路，但为了保密，一直未去看他。黄齐生有一学生在敌军当营长，驻扎在青浦一带。青浦暴动指挥员吴志希在暴动失败后被敌军俘获，王若飞想请黄齐生给他的学生写信保释吴志希。一天，王若飞找到黄逸峰让他化名“王如飞”，按地址去找黄齐生。当黄齐生听到王如飞名字时，很惊讶，问“认识王若飞否?”黄逸峰回答知道他的名字，但不认识。黄齐生会心地一笑，立即写了保释吴志希的信，并说： “请告诉王若飞，我很好，要他安心工作”②。

不几天，在泥城桥畔，黄齐生偶然遇上王若飞，非常高兴，便一起到一酒家相叙; 分手时约定某晚去王若芬家看望王若飞的母亲。王若飞见到母亲后，亲切地安慰她说：因革命需要，今后不通讯，望不要想念他。母亲说：我和你舅舅相信你做的事是对的，我不念你，你也不要念我。他与母亲惜别后，便再也未相见。

一九二八年二月，王若飞到南通、如皋巡视工作，召开了汇报会。会上，他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要求把农民运动深入一步，组织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的革命斗争①。

王若飞从南通回上海后，参加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邓中夏作了形势报告，王若飞作了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和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会后，王若飞建议省委派黄逸峰、彭汉章到南通工作，黄任特委书记，彭为特委军委书记，负责领导南通地区的农民暴动。行前，王若飞会见黄逸峰和彭汉章，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战略战术，反流寇主义，扎根农民群众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等问题。

四月，王若飞到无锡视察工作，经地下交通员联系，找到了杭果人。他们乘一只木船，化装成祭祀祖坟的样子，到夹山六祭祠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由无锡县委书记陈鸿主持，王若飞讲了话。他强调全力以赴地领导武装暴动，建立农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他还宣布省委在如、泰地区武装暴动的决定，调杭果人去领导暴动。会后，王若飞和杭果人经江阴去南通地区。

四月底，王若飞在南通召开了如皋、泰兴、泰县、东台等县委负责人会议，了解了各县准备武装暴动的情况，决定暴动时间和领导人。暴动由南通城大生纱厂工人大罢工开始，接着通、海、如、泰地区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同时爆发。这次暴动持续了较长时间，大部分地方遭到敌人镇压而失败，有些地方农民武装转移到山区，开展小股的游击战争。

参加党的“六大”，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若飞考虑到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次受到中央的批评，“同时又鉴于许多有问题的同志都以送莫解决”，因此他提出同意出席大会，但会后必须允许回国工作作为条件，以示不是处罚。瞿秋白、周恩来批评了他，说明作为党员应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不应提出前提条件。王若飞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接受批评，无条件地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六月初，王若飞离开上海搭乘俄国船到海参崴，经过了两周左右的旅行，于六月中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没有停留，就由专车直接送“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名叫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李培之由中山大学抽到大会当翻译，已先王若飞几天到达这里。两人分别近三年了，突然在此相会，真是喜出望外。

六月十四、十五日召开了政治谈话会，王若飞等二十一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这个谈话会，实际上是大会的一个准备会议。

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七月十一日闭幕。大会成立了十个专题委员会，王若飞被指定参加政治、组织、苏维埃运动、宣传、农民土地问题等五个委员会。布哈林向代表作了政治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犯的盲动主义错误。

王若飞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一次发言和两次声明，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的信仰执行”。因此，“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①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在党的“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②。

到会代表一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连王若飞对陈独秀错误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也受到了非议，有些人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但事隔十八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③。

七月一日，李立三作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上，蔡和森、张昆弟等二十九人提议，以六次代表大会的名义电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国内及时制止盲动倾向，把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这一提议，建议不予讨论。瞿秋白、张国焘亦表示反对。王若飞却发言支持二十九人的提议，同时认为米夫的建议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决。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二十九人的提议。七月二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王若飞作了发言。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批评了党内右倾、“左”倾的错误立场，及其给农民运动造成的危害。他还同意前面发言者提出的农民问题的中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论断。七月六日讨论职工运动报告时，王若飞在发言中指出了强迫罢工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部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我党发动工人、改造黄色工会的任务和要求。十一日大会闭幕，王若飞继周恩来之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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