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宝泉人物传,张宝泉生平事迹,张宝泉评价

Posted 2022-05-06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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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泉是党中央交通的早期负责人之一，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形势下，为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雄壮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全国解放前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多次提到张宝泉，深情地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死得很壮烈，我们应当怀念他。①

(一)

张宝泉，字仲苍，一九○一年出生于陕西三原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张宗厚在县城开杂货铺，常入川作生意。母亲是四川人，早年去世。叔父张宗福 (字景秋)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任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父亲、叔父和于右任系同乡同学，常有交往，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

张宝泉从小酷爱学习，他先在本县私塾及高等小学堂就读。一九一五年入三原渭北中学，约半载，转学西安省立三中。那时，陕西教育在封建军阀陈树藩的把持下，十分落后。张宝泉和不少同学对这种状态极为不满，又加上军阀战争的影响，他在三中上学期间，停课荒疏学业就有一年之久，这使渴望得到深造的张宝泉十分苦闷。五四运动后的革命形势给了他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乃决定奔赴外地求学。一九二○年农历腊月初八，他和堂弟张仲超及同学张乃华、李伯恂等一行数人，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西安，乘马车在冰天雪地行走七天，至河南观音堂改乘火车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

五四运动之后的京津一带，新思潮风起云涌，青年思想极为活跃。张宝泉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在南开中学，他阅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特别喜读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十分向往。一种对未来社会的炽热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得这个一向总想埋头读书的青年，再也无法在书桌前平定下来了。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时，南开中学的陕西同乡武止戈、屈武、刘尚达等十余人，发起创办了一个进步月刊《贡献》。张宝泉满怀热情地为《贡献》捐款，象园丁一样爱护和关怀它的成长。他和在南开的一些陕籍同学古文基础都比较好，作文成绩一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常得到国文老师的夸奖。办起《贡献》以后，他们决心不写文言文，宁愿不要国文老师的高分和不怕“倒退到才会说白话”的讥笑，和同学们一起，相约用白话文给《贡献》、南开校刊、《新民意报》等报刊投稿，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即毕业前一学期，张宝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组织决定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感到能够到向往已久的苏联深造，真是莫大的幸福，因此心情十分激动，积极进行准备，决心不虚此行。

一九二四年七月，张宝泉和陕籍同学武止戈等自天津乘船启程转赴苏联。同期分道赴苏、进入东方大学的还有李求实、刘伯坚、吴化之、严信民等。张宝泉自感革命理论缺乏，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抓紧时间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理论。他性格比较沉静，平时不大说话，但却蕴藏着一腔热情，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关怀备至，每次分发衣物时，总是先让别人选合适的，最后剩下的自己用，劳动中也总是一声不响地抢着干重活，深得同学好评。当时，东方大学中国党团支部定期张榜公布同学的鉴定，张宝泉一向被公认为优秀学员。他在东大学习约一年时间，由于“五卅”惨案发生，国内出现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二五年七月，张宝泉和一些同志相继奉调回国。

(二)

张宝泉回国后，分配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事地下交通。这期间，他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运动仍然十分关心。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他接到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十分激动，立即提笔复信： “今天接到吾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报告，果中所料。把第二次大会宣言及总报告读了一遍，引起无限的感想，不得不说几句话。”他在信中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 “中国八十余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 ” “现在要使全国民众都明吾国目前的纷乱的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豢养的走狗——媚外军阀——与夫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说： “怎样扫去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唯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 ”他高度评价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组织民众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又严肃批评了那种“专好讲漂亮话”，言行不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语重心长地表示希望共进社同志不要做口头革命派。他说： “我并非侮视我们的同志，不过觉得愚者必得的话，为吾社进一言。”他激励大家“抱定此次大会的宣言，努力奋斗，以达到中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①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是张宝泉革命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

一九二六年三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张仲超在游行示威中惨遭杀害。张宝泉得知极为悲愤，乃函慰家属，其中有云： “仲超为伸正义而死，为求真理而死，虽死犹荣，此恨终有报复之一日。”②足见其革命愈益坚定。

一九二七年春，张宝泉随中央到武汉。未几，时局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武汉形势渐趋紧张。“七一五”武汉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至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中央机关开始迁到上海，张宝泉担任党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或称总交通) ，负责市内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地址、通知开会、接待和护送出入上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等工作。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年代，党内交通是一支在无形战线上和敌人拚搏的无名英雄队伍。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出生入死，以高度的机警和智慧，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为党传送情报，接通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是党不可缺少的“血脉通道”。张宝泉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他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悉心学习地下工作的经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自香港到上海，领导整顿和健全中央保卫机关的工作，张宝泉得以有机会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早在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自广东秘密到上海，张宝泉就已经和他有所接触，这对张宝泉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当此党的工作大转变的紧要关头，张宝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很快就适应了形势的要求，逐渐练就了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机警、沉着的工作本领。他原以上海大学学生的身分作掩护，上大被封闭后，又利用陕西同乡的关系，常出入戈登路(现江宁路) 原上大校长于右任的公寓 (于住南京，此处为于夫人黄仁爱所住) ，跑市内交通，经常到中央各机关和江苏省委等处传送文件，在他的活动日程里不知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险境，然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革命者习以为常的事情。

一次，天色已晚，张宝泉突然接到上级党组织下达的任务，要他立即设法通知撤掉党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镇余里一号①。这是座落在狄斯威路中段一个里弄里的一幢浅灰色的二层楼房，由长途交通王凯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住在这里。时间紧迫，他顾不得吃晚饭，便匆忙的穿上一件西服上衣，朝镇余里奔去。穿过繁华的闹市拐进狄斯威路进入镇余里时，路灯十分昏暗，行人疏稀可数。他靠着一根电杆，点燃一支香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正当要移步走开时，突然一个被路灯照得修长的身影闪动了一下。“尾巴! ”张宝泉立即警觉起来。这是他在地下交通中经常碰到的情况。他想：这是敌人发现了自己?还是在监视镇余里一号?为了试探敌人的动向，他甩开步子朝前走去。果然敌人向幽灵似的跟上了他，这样他倒暗自高兴起来。因为只要敌人不是监视镇余里一号，凭着他的经验，适当时候甩掉这个“尾巴”并不是件难事。然而走了没有多远，敌人就又消失了。奇怪! 他回过头来朝镇余里望去，方才跟踪他的敌人正在镇余里一号后门和另一个特务交头接耳，随即又向他走来。坏了! 敌人果真是在监视镇余里。怎么办?有危险不去了，可以马上走开。可是当他想到党组织要他一定在天亮前把通知送到镇余里一号，否则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联络点就会遭到破坏，王凯一家就会被捕，事关重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种对党的事业和对同志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把通知送到的决心。但是，镇余里门口有特务监视，硬要闯进去只能更加暴露秘密，他急中生智，突然想到可以试走镇余里一号的前门，因为上海人出入习惯走后门，前门终日关闭着，他决定试一试。他带着身后的“尾巴”，差不多周旋了两个小时，终于把“尾巴”甩掉。接着，迅速拐回，轻轻敲开了镇余里一号的前门。通知送到了! 王凯夫妇收拾好文件、枪支和衣物安全转移了，党和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终于得到了保护。张宝泉就这样默默无闻而又出色地战斗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

那时，内交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不仅来上海的中央同志由他负责接待，一些由上海到外地的有关人员也通过他派人护送。如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彬如、黄玠然、王凯、顾玉良等都和他联系过。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后处理武汉学生赴苏学习事、给天津顺直省委送文件及护送彭述之妻子离沪等，就是通过他安排顾玉良执行的。①由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善于巧妙的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对党忠心耿耿，因而多次在惊险中奇迹般的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一九二八年春，反动派在两湖大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了。为了便于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经组织批准，张宝泉和驻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婉卿结婚，同志们凑钱为他们在老半斋举酒祝贺。但是，继之而来的并不是燕尔新婚的蜜月，而是更加险恶的政治风浪，党的一些秘密机关被破获和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时发生。当他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酷打成招，供出了党的秘密时，庄严地向党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是无论如何受非刑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②他的誓言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两个月后，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毫无愧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鲜血写完了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

那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党中央政法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的第二天，上海市空气相当紧张。张宝泉为了下达中央紧急警戒的情报，先到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郑超麟。郑超麟给他换上自己的黑色大衣，脱去他进门时穿的灰色大衣。改装后，他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沉着地前往别处。不料刚到康脑脱路(一说西摩路，现在陕西北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 (封锁路口、搜查行人)。他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被巡捕带到捕房①。捕房见张宝泉携带有党内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就把他当作一个“奇货”，急欲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对他千方百计进行诱逼，在毫无所获时，就施用各种酷刑拷打，其中一种是被称为“九尾猫”的所谓“科学的刑具” (这种刑具会使受刑者皮肉极端痛苦，却不会立即伤害生命) 。但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吐露真情，只说和于右任有亲戚关系。捕房带他到于右任公寓，包探问于右任夫人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于夫人说：认识，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先生的老乡，常到我家来玩。捕房胡乱搜查了于夫人及女儿于芝秀的住所，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搜查中，张宝泉态度镇定自若，当时在于公寓的还有张宝泉熟悉的几名党员和进步青年，他都装作素不相识，一句话也不说。但因为案情重大，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正象当时《布尔塞维克》所揭露的“因为龙华没有 ‘科学的刑具’ ，没有 ‘九尾猫’ ，只有亚洲式的极野蛮极残暴的刑法①。当天，张宝泉即被提堂审讯，法官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数百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他的双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 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空地上，用七响盒子枪和三把刺刀，将他乱打乱戳致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他的尸体挑起，扔到七、八尺高的围墙外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②。

张宝泉牺牲后，上海各报没有一个字记载，这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严重白色恐怖下，是并不奇怪的。党组织得知了张宝泉的英雄事迹后，很快在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以《革命党人的一个好楷模——张宝泉同志》为题，作了报道。当时能够读到这个刊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莫不深深为张宝泉的英勇献身而感佩。他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

张宝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作者附记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者外，还参阅了：

1. 1924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有关党内交通的文件。

2.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党内交通史料征集办公室：《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内交通》，《党史研究》 1981年第5期。

3.徐彬如、黄玠然、顾玉良、郑超麟、严信民、屈武、胡瑞莲、李瑞阳、张秀逸、张乃华、马文彦、方仲如、韩志颖，罗乐水、曹志麟、刘尚达、李伯恂等访问记录或被访问者给作者的信。

注释

①访问马文彦、严信民记录(1979年、1980年)。

①《共进》第93期(1925年11月1日)。

②《张宝泉烈士事略》中共西安市委编,西安市档案馆存件。

①王凯: 《忆张宝泉同志》。

①顾玉良: 《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 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布尔塞维克》第22期,(1928年6月30日)。

①张宝泉被捕日期系根据当时党刊《布尔塞维克》第22期记载。至被捕细节,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法不一,此处系根据有关资料及回忆综合而成。

①《布尔塞维克》第22期,1928年6月30日。

②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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