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翁泽生人物传,翁泽生生平事迹,翁泽生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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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翁泽生人物传,翁泽生生平事迹,翁泽生评价

翁泽生，又名翁振华、翁定川、翁国生、李国梁、陈祥麟、张青春、张平凡、龚聪贤等。台籍，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台共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三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时在上海被捕，囚禁于台湾六年，始终“英勇斗争，坚贞不屈”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光荣牺牲于台北。

(一)

翁泽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其父翁瑟士早年去台湾，在台北市永乐町三町目小巷龙山茶行当老板。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翁泽生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三町目。

那时，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翁瑟士是一个爱国的进步人士，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负责人之一的杨心如交谊颇深，认为台湾的命运和祖国分不开，赞成抗日复台、祖国统一的主张。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翁泽生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

一九二○年，翁泽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公学高小毕业，接着在该市实业学校读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学校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活动。一九二一年十月，台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启蒙文化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正式成立。翁泽生加入该会，并参加各种反日爱国运动。

当时，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台湾搞“同化”运动，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念日文，翁瑟士不愿让儿子念日文，加之翁泽生在台湾参加反日进步活动，已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遂将其送回福建，到厦门集美中学念书。集美中学是一所受五四运动影响较深，民主和革命思想较浓的新兴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新青年》、《中国青年》及《社会主义讨论集》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就在集美学校的图书馆公开借阅，广为流传。翁泽生在浓烈的革命气氛熏陶下，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翁泽生一面读书，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 一面利用寒暑假，回台湾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成为在台湾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之一。

一九二二年暑假，翁泽生从集美返台，在台北认识了叶绿云。当时，叶高小毕业，母亲正逼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做小老婆，她至死不从，处在异常痛苦的困境中。翁泽生向她介绍祖国的革命潮流，讲秋瑾女士的故事，解释台湾所处的殖民地地位，使叶绿云初步认识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该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妇女也不该做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翁泽生的支持和帮助下，叶绿云争得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胜利，进入中等学校继续读书。随后，她加入了台湾文化协会等进步团体。

这年暑假，翁泽生在台湾同蒋渭水等组织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台北青年会，但该会成立之日即被日本警察署解散。不久，翁泽生同蒋渭水改换方式，协力组织台北青年体育会，作为联系劳动青年和知识青年的纽带。寒假期间，翁泽生与高两贵、周和成等组织台北青年读书会，并介绍叶绿云参加。翁泽生积极组织青年学习社会学、哲学、经济学，介绍他们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进步刊物，还介绍叶绿云看妇女杂志，鼓励她参加妇女运动。他们还利用文化协会的讲座会场，经常召开讲演会，散发传单，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和新思想。日本警察署发现后进行干涉，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变换会场，一日开二至四次讲座，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一九二四年七月，翁泽生于集美中学毕业。同年冬翁泽生又回台北，和高两贵、洪朝宗发起组织“台北无产青年”，翁泽生是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恰逢台北天后宫建成，按当地的风俗，要做“七七”四十九天的“祈安建醮”①。当地乡绅勾结日本警察署利用做大醮向家家户户派钱; 利用封建迷信强化其殖民统治。翁泽生等以“台北无产青年”的名义，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场，每晚都举办“打破陋习讲演会”，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很受听众欢迎。那个容纳三百人左右的会场，场场座无虚席。日警官下令解散讲演会，群众强烈不满，便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署逮捕了翁泽生和高两贵、洪朝宗三人，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判处二至三个月徒刑。

一九二五年初，为了追求真理，翁泽生到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共产党早期的许多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如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在该校任职或任教。

翁泽生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学，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哲学概论》、《唯物史观》及《现代民族问题讲案》等十几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日译本)、《向导》等书刊，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的提高，从理论上弄懂了许多问题，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

翁泽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运动中，被国民党右派称为“赤色大本营”的上海大学师生和上海纱厂工人一起，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翁泽生也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的洪流中去，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勇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尽快把上海五卅运动的斗争推到全国各地去的指示，翁泽生和洪朝宗即回到台北，联系台北青年读书会、台湾文化协会等进步团体，向青年学生介绍斗争情况，并通过他们去发动台北的工人、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翁泽生同时还积极为台湾文化协会办的《民报》写稿，扩大宣传，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此，台湾日本警察署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一再通缉翁泽生。

翁泽生此次回台，正遇叶绿云又一次陷入困境。由于叶绿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追究，被迫退学。她想偷偷回祖国大陆读书，又被警察当局发觉，通知她的母亲将其“软禁”起来。翁泽生得知此事，经过一番周旋，帮助叶逃到台中的嘉义县，躲在“上大”同学庄泗川的家里，后转到高雄，乘船经日本到上海，和洪朝宗、庄泗川等一起住在“上大”所在地——闸北青云路。在大家的帮助下，叶绿云进入上海的中华艺专读书。那时，翁泽生经常带叶参加“上大”的学生活动，听演讲，读进步书刊，还带叶参加五卅惨案烈士墓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叶绿云亲眼看到烈士的血衣和死伤者的照片，思想触动很大。她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不愿意被奴役的人们流的高贵的血，可以说对于我是一次革命的洗礼。”①

翁泽生在“上大”读书时，斗争很坚决，又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瞿秋白“很喜欢他”。就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秋，叶绿云经翁泽生介绍，在“上大”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谢志坚，就在这一年，他俩结为夫妻。

(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在北伐军入闽的有利形势下，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中共江浙区委组织“上大”福建 (包括台湾)籍学生翁泽生、谢志坚、李晓峰、庄泗川等，以回乡宣传队的名义，赴闽南从事革命活动。

在台湾和大陆的所见所闻，使翁泽生认识到祖国虽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但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宰割，极其贫穷落后。为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临行前，他改名为翁振华。

翁泽生从上海到厦门，经中共厦门干事会负责人罗杨才的介绍到漳州，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进步教师季竹安建立了联系，结识了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翁泽生以二师为中心，发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把披着“大神甫”、“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挂牌游街，大扫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淫威。那时北伐军政治部在漳州建立漳龙各属政治监察署，首任监察专员鲁纯仁，是敌视和压制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右派，群众经过一番斗争把他赶走了。接着，根据驻漳北伐军 (国民党左派)的要求，由彭湃推荐，调广东揭阳县县长陈卓凡担任第二任政治监察专员。陈卓凡早年留学日本，思想较进步，到漳州后，支持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不久，翁泽生由陈卓凡委任为监察署的青运指导员，并担任北伐军驻漳陆军炮兵学校政治教官。翁泽生以此公开身分在漳州、石码一带，一方面协助陈卓凡工作，一方面公开开展学生和青年运动，组织青年学术研究会，秘密开展党、团活动，并在二师的学生中吸收了王德、王占春、林汝民、丘启明、陈进德、黄炽光和郑静安等加入共青团，成立漳州第一个团支部。翌年一月，王德、王占春等转为共产党员，其后成立了漳州第一个党支部，翁泽生任书记。

在发动青年学生的过程中，地方宗派势力“东党”、“中党”以及“南党”和我们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他们之间也互相争夺，斗争十分激烈。翁泽生依靠共青团组织，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团结中间力量的策略，终于使王德 (即曾宗乾) 先在二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后又被选为漳州学联筹备处副主任; 王占春也被选为二师学生会委员; 实际上掌握了漳州学联筹备处的领导权。

一九二七年一月，罗明奉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到福建组建闽南特委，以统一领导汀州、龙岩、漳州、厦门、泉州、兴化等地的革命斗争。罗明先向厦门党组织了解各地党支部的情况，当征求对特委候选人的意见时，厦门党组织的负责人罗扬才等都推荐翁泽生。于是，翁泽生出席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漳州召开的闽南特委成立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常委，任宣传部长。

同年二月，闽南特委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办法，在漳州二师创办工农运动讲习所，培养工农运动骨干。为了方便工作和解决经费，讲习所由陈卓凡兼任所长，罗明任秘书长，翁泽生任教务主任，讲习所的日常工作，实际由翁负责。当时，翁泽生还担任讲授“帝国主义论”、“青年运动”和“中国革命史”三门课程。

讲习所实行学习、生活军事化，穿军人制服，开展军事训练。闽南、闽西各县工农运动的骨干。如漳州的王占春、许涂淼，平和的朱赞襄等都来学习，学员共有一百多人。翁泽生在上海大学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讲课以及指导教学“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学员欢迎①。讲习所课程一般安排在上午，下午搞宣传。他们经常分组下乡，宣传“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官僚地主，反对高租重利，反对苛捐杂税等”②。翁泽生还组织学员直接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活动，如参加在漳州公园召开的“倒蓝反廖”的万人大会，声讨大恶霸蓝汝汉，揭露驻军团长廖鸣欧受贿释放罪犯蓝步青 (蓝汝汉之子) 的罪行;参加驱逐旧农会会长、官僚资本家余高坚的斗争; 参加迫使驻军将在押的两个恶霸地主移交给政治监察署予以枪决的斗争。这些斗争使学员提高了阶级觉悟，培养了工作能力和勇敢精神，大大激发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闽南特委书记罗明接到党中央来信，要他赶到福州和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取得联系，商讨成立福建临时省委问题。临行前，罗明把闽南特委的工作，交翁泽生主持①。

这之后，翁泽生负责特委的全面工作，同时继续抓讲习所的教学工作和学生运动。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的纪念日，为了推进革命斗争，翁泽生代表闽南特委和陈卓凡联系，组织五十多个群众团体，在漳州召开了“巴黎公社暨北京惨案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声势很大，影响很好②。

四月初，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透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政变。中共闽南特委当即开会分析形势，决定一方面布置漳州各地加紧秘密工作，作好必要准备，一方面即刻派人通知厦门市委。几天后，在厦门发生了“四九”反共事件，厦门市委和市总工会负责人罗扬才、杨世宁被捕 (后被秘密解到福州枪杀)。事变发生后，闽南特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如下应变措施：一、农讲所提前结束，把学员派往各县加强农运工作; 二、加强秘密工作，坚持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破坏; 三、继续发展党的工作，思想动摇想走的就让走. 经得起考验，坚持斗争的吸收入党;四、闽南党的工作转移到农村去，因为我们在农村的力量较大，基础较好①。翌日晨，罗明赴厦门，和厦门市委研究并制定对付敌人的策略。漳州和闽南各县的工作，则由翁泽生同其他常委按特委的决定行事。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由于闽南特委事先已有准备，所以损失较轻。

(三)

“四一二政变”后，翁泽生根据闽南特委的决定回到上海，先后改名为陈祥麟、张平凡。在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验，但翁泽生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他联络了一批台籍学生，在上海宝兴路秘密成立台湾青年读书会。翁泽生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书刊，培养张茂良等积极分子分别入团入党。不久，翁泽生的长子出生，起名为黎光，意为“黎明的曙光”。这名字表明了翁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翁泽生经党中央的介绍，认识了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谢雪红。他们一起商议组建“台共”的问题，一致认为，为了加强对台湾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台湾的革命力量，很有必要联络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台籍中共党员，共同创建台湾共产党。经商议，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和日共联系;由翁泽生和中共中央联系，并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的共产党员。实际上，当时翁泽生已成为这两部分台籍党员和台籍学生的中心人物。同年一月中旬，蔡孝乾、王万得分别从台湾、广州到上海，两人同去找翁泽生。翁向他们了解台湾和广州的斗争情况，并告诉他们准备筹建“台共”之事。蔡因有事第二天就要回台湾，翁便交待他到台后，找洪朝宗、庄春火、林日高、庄泗川等人，共同协商，选派一名代表到上海来参加筹建“台共”工作。不久，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分别从台湾、厦门以及日本等地汇集上海。

一九二八年二月，林木顺等七人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决定先成立“台共”筹备会，由翁泽生、林木顺等三人起草《政治纲领》，翁泽生负责起草《青年运动方针》，林木顺等起草《工农运动方针》，谢志坚起草《妇女运动方针》，谢雪红起草《赤色互济会的方针》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上海的台湾青年读书会仍由翁泽生负责指导。

当时，“台共”筹备会组织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日共的《政治纲领》等文件。毛泽东的文章是由中共中央提供的，对这一重要文献的学习，大家特别感兴趣，讨论尤为热烈。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有买办资产阶级，台湾有没有?二是台湾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大陆有哪些不同?

通过学习，翁泽生等在认识上都得到了提高。对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联系台湾实际，认清台湾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认清台湾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依靠力量很有帮助，为翁泽生等组建“台共”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在翁泽生住处召开了最后一次“台共”筹备会。十五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神父的照相馆里，举行“台共”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出席会议的台籍党员代表有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潘钦信、林日高、陈来旺、张茂良等九人。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和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吕运亨也出席了会议。

当时，日本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八年“三一五”等事件的严重破坏，无法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中共中央代表彭荣主持。他在会上介绍中国大革命概况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阐明成立“台共”的意义，指出“台共”是在远离台湾成立的，在台湾革命运动中还没有基础，还没有在工农大众中扎根，“台共”成立后党员要尽可能回台开展活动。翁泽生很同意彭荣的指导性意见①。大会主要议程：一是讨论和通过《政治纲领》等六个文件; 二是讨论“筹备会”提出的“台共” 中委会候选人名单，通过选举产生“台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等。选举结果，中央委员为林木顺、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后叛变)，候补中央委员是翁泽生、吴××。林木顺担任中委会书记。

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工作上的安排，翁泽生留沪负责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联系，谢雪红负责和日共中央联系。实际上翁、谢同林木顺一起，都是“台共”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由于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所以“台共”公开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共”才正式回归中共组织。

(四)

“台共”成立后，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中央主要通过翁泽生对其活动进行指导。翁泽生是公认的“台共”的“中坚人物”。

“台共”一大会议结束后，林日高、庄春火、先回台去传达会议精神; 接着，王万得、潘钦信、谢志坚也回台工作。

一九二九年二月，日本统治者根据在上海搜到的“台共”文件，在台湾进行一次“试探性”的大搜捕。被捕的有“文协”成员、“农组”干部和进步学生，也有共产党员。

为了弄清“台共”在台湾活动的情况，同时要“台共”选派二名工运代表去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翁泽生于一九二九年两次派人回台湾。一九三○年五月间，“台共”派“农组”干部陈德兴到上海，因太平洋会议已开过，陈德兴就留在上海协助翁泽生工作。翁泽生从陈德兴那里了解到“台共”活动情况。中秋节那天，潘钦信亦从厦门到上海找翁泽生，通过翁向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执委瞿秋白汇报，后瞿秋自由翁泽生陪同，在潘钦信住地接见了潘及陈德兴。瞿秋白在肯定“台共”所做的一些工作后，指出在建党等工作中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强调“台湾的同志应提起共产主义者应有的积极性”，清除“关门主义倾向”，担负起领导台湾革命的任务”①; 同时要陈德兴把上述意见带回台湾去。一星期后，共产国际东方局的同志在翁泽生的陪同下接见了潘钦信，表示“完全同意瞿秋白同志对台湾问题的意见”。

翁泽生根据所掌握的“台共”情况及瞿秋白的意见，向中共中央和“东方局”写了书面报告。瞿秋白看后将报告转给“东方局”，经研究由翁泽生代“东方局”起草了《共产国际东方局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这一文件指出，“台共”存在右倾错误，必须进行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决定不久即派人赴台帮助筹备“台共”二大; 并要谢雪红布置党组织成员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积极地慎重地发动群众斗争”，迎接“台共”二大的召开。

谢雪红接到文件后，不同意“东方局”对“台共”中央的看法。十二月二十日，陈德兴回台北，按翁泽生的交代，先去找谢雪红，再次向她传达了“东方局”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谢雪红仍然拒绝这些意见。陈德兴转而去找王万得、苏新和赵港传达上述意见。王万得等认为与谢雪红无法合作，就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避开谢雪红，自行成立了“改革同盟”，作为筹备“二大”的领导机构。谢雪红获悉后，意见很大。赵港等向翁泽生写了报告。翁泽生见后“大吃一惊”，立即报告瞿秋白和“东方局”。他们都感到问题严重，决定提前派代表回台湾召开“台共”二大。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瞿秋白主持和翁泽生的参加下，起草了“台共”二大新纲领，并把潘钦信从厦门调到上海，以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身分回台湾。

潘钦信回台后，翁泽生仍不放心，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派刘赞周回台。刘回台后，先后去见谢雪红以及潘钦信、王万得、苏新等，向他们传达翁的意见，指出“台共”内存在宗派主义，要加以防止和纠正。

一九三一年五月底，在观音山召开了“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帝国主义; 二，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势力; 三，建立农工民主政权”①。会上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人，王万得为书记。

一九三一年六至九月间，由于叛徒出卖，在台的“台共”主要领导成员谢雪红、王万得、潘钦信、苏新等相继被捕，“台共”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翁泽生的父、母、妹等一家人，均被日本人赶出台湾，流落到厦门。当时，翁泽生以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的名义，奔波于上海、厦门之间，向“台共”在厦门的联络人王碧光等了解情况，寻求对策，积极筹划，为重建“台共”而努力。此后，翁泽生在厦门、集美等地，发展了几位同志入党，并派他们回台工作。他还以共产主义思想，启发和教育自己的妹妹翁阿冬(后改名冯志坚)，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

翁泽生在指导“台共”活动的同时，还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担负重要工作。一九三一年冬，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到香港指导两广(广东、广西) 省委开展工作。他还不辞劳苦，不避危险，亲到两广各地考察情况，指导革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①。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两广省委书记被捕; 翁赶回香港，组成新的省委，继续开展斗争。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或十七)日，由于叛徒出卖，翁泽生等六人亦被捕。五月六日港英当局把翁等六人用轮船遣送到上海，准备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八日到达上海时，翁泽生机智地逃脱②。此后，翁便在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任党团秘书长，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易荣芳从中共中央秘书处调到全总秘书处任交通，不久，翁泽生和她结婚(翁与原妻早已离婚)。从此，他们的住处就成了陈云、翁泽生、廖承志、杨尚昆等几位领导人开会的场所。翁泽生在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期间，一方面负责处理全总机关的日常工作，一方面和各有关领导人联系。虽然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翁泽生不怕危险，不怕艰苦，取得了很大成绩。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翁泽生“宣传赤化，鼓动工潮，影响治安实巨 (很大)”。还说：“本市历次工潮均为该犯主使”，“所有获案共犯，亦多为其党徒，殊属罪逆昭著”①。这里反证了翁泽生的活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

(五)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十二时，翁泽生到上海英租界文监师路三庆里一○二六号秦启万家布置工作。由于秦启万于前一天被捕，供出翁泽生要和他接头，国民党特务张文星等四人便埋伏于秦家附近，翁泽生到秦家时发现情况有异，马上回头跑到街上，张文星等赶上，互相扭打，遂被租界巡捕捉去。

在租界巡捕房受审中，翁泽生自称是从杭州来上海的茶叶商人，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三月六日，租界巡捕将翁泽生交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叛徒秦启万出庭作证，当面指认翁泽生叫“张平凡”，担任“宣传部长”，是约好到秦家布置任务的。翁坚决否认，说： “我不认识他” (指秦) 。又说： “姓张的与我不相干 (翁当时承认自己叫“陈祥麟”)，……“我到三庆里是找房子。”正当法庭无法决断时，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来函，证明“陈祥麟”即“张平凡”，是“共党”中经常“宣传赤化、鼓动工潮”的“主持”者，要求将翁泽生提交该局。当法院办理“移提”手续时，翁泽生一面坚决拒绝在公文上签字，一面随机应变，说自己是“台湾人”①。因为他考虑到如移交给国民党公安局，既易遭杀害，又可能株连自己的同志;如说是台湾人，搞得好，可以按日籍人待遇，享受“治外法权”而获释; 搞不好，按日本《维持治安法》，政治犯一般是判十年至二十年重刑，刑满释放后，照旧可以干革命; 同时在法庭上这样一闹，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也可能使党组织知道他的下落，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起到保护组织、保护同志的作用②。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报纷纷登载此事。《申报》刊出《陈祥麟之国籍问题》的新闻，不但报导了翁于何时何地因“宣传共产”而被捕及审讯情况，而且还详细报导了翁泽生十年来来往于台湾、香港、厦门、上海等地，“宣传共产”，受日本、港英及国民党通缉等情况。最后还说，因翁泽生说自己是“台湾人”，故反对公安局“移提”，法院无奈，只好受命“暂交工部局羁押”待“调查其国籍明确后再办”。

翁泽生出去工作，三天无音信，“全总”党团书记罗登贤(这时陈云已调中央苏区) ，领导成员廖承志以及翁泽生的爱人易荣芳都万分焦急。看了《申报》后，他们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分散转移，使“全总”、全国海员总工会等机关“无一处受到破坏”。这不但说明了翁泽生的立场是坚定的，没有向敌人泄露过党的任何秘密，而且说明翁泽生勇敢机智，在反革命法庭上采取了“一种巧妙的策略”①。在法庭上，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桥爪政之也曾出庭作证，说领事馆曾根据台湾政府的通知，委托租界巡捕房通缉翁泽生，并出示了翁的照片。原台湾总督府警务部办事前田民三也出庭证明翁泽生在台湾的活动。这些情况对翁是很不利的，但翁泽生也从证词中看出了他们的弱点，就是只拿出照片，没有拿到任何文字根据，而且前田民三说，十年前(即一九二三年)在台湾时就认得翁泽生，“并知他是共产党”，其实那时翁只是参加宣传反帝主张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尚未参加共产党，可见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翁泽生坚持说： “在台时，只因参加革命，日本人通缉我; 我到了中国，国民党又通缉我”，“说我是共产党并无一点证据”，断然否认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翁泽生坚定地说： “无人可以裁判我”，“应即将我释放”②。国民党当局还提出，只要翁答应去江西参加“剿共”，就给他“做高官”。这一切都被他“拒绝”③。后来翁泽生考虑到，要始终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看来难以做到，如落到国民党手里便会更糟，因此，只好同意移交给日本领事馆。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翁泽生被转押至台北日本监狱，关在狭窄、阴暗、潮湿的单身牢房里。这时，他改变了斗争策略，不管日本人如何软硬兼施，他都“拒绝承认与 ‘台共’ 的一切关系”。因为“只要坚持与 ‘台共’ 无关，即使承认是中共党员，日本法律也不能判罪一个外国党的党员”①。其实翁泽生没有料到，早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当“台共”某领导人在台湾被捕时，就已把“台共”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全部领导成员，都向敌人招供了，表示愿意“转向”(即变节) 。这时，狡猾的敌人把此人提出来作证，翁泽生无法再否认自己和“台共”的关系。敌人的阴谋得逞后，就逼翁泽生“转向”，翁坚决拒绝。敌人恼羞成怒，便用残酷的打、吊等刑罚来摧残他，甚至用竹签钉他的十个手指头②。翁泽生本来身体瘦弱，又患肺病，受此酷刑之摧残，肺病日益严重。为了不让家里亲人担忧，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在给二妹翁阿冬的信中仍说：“我身体无恙”，“和在外时无异”。他还交代二妹，“若有日文或英文书籍”，“请寄下，以便有机会时翻译”，并嘱她“多读书，多研究”。字里行间，不但充溢着兄妹之情，更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三四年冬，台北地方法院，单独秘密审讯翁泽生时，翁向审判官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想见见狱中的王万得，当审判官把王召来后，翁泽生问王是否已有人“转向”? 当王答“是”时，审判官要翁也“转向”。翁泽生立即说： “我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中国人。我自少年时代就在中国受教育，将来出狱后，(我)还要去中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难怪王万得后来说，这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③。

一九三六年九月间，谢志坚带着刚满九周岁的翁黎光，到监狱探望翁泽生。翁泽生见到多年不见的儿子，心里很高兴。他问黎光有没上学?读什么书?黎光回答说：上小学三年，读的是日文。翁泽生一听，很不高兴，立即转脸，对谢志坚说：把孩子送到他的大姑那里读书。他重复着讲了几遍。黎光的大姑当时在福建同安县双溪小学当教员。翁泽生的嘱托，使谢志坚深受感动。过了十天，黎光被送回祖籍同安。

翁泽生在台北监狱，身体越来越坏。他的父母因生活波折大，思儿心切，先后病亡。妹妹以悲痛的心情写信告诉翁泽生，在台湾的堂弟还将遗像转给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的翁泽生，手捧父母遗像，“心痛万分”，又记挂着飘泊南洋“作客天涯，人生地疏”的冬妹，于是，他提笔写信给冬妹，以苏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名句，劝二妹“勿过愁伤”，要“节哀自爱，放大心怀”，“以祈他日后再重逢”①。翁阿冬后来回忆说，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和不幸，“泽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生活失去信心”。

一九三九年初，敌人看到五、六年来一直关在独身牢房受折磨的翁泽生，已奄奄一息了，便施展软的一手，提出只要翁泽生“发誓转向”，“写悔恨状”，就可出狱治病。可是敌人得到的，却仍然是： “顽不服从”。敌人还假慈悲地请牧师为翁祈祷，劝翁“转向”。敌人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顽不服从”②。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日方见翁泽生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便通知翁在台湾的亲属，将其“保外就医”。翁出狱后，住在堂兄翁新英(在台北一家银行当小职员) 家。翁泽生仍说“身体很舒服、爽快”，好象身患重病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这一切，都使服侍他的人感到，在翁泽生的身上，好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十分感服的东西”①。几天后，翁泽生突然陷入了危险状态，还未来得及送医院就逝世了。

翁泽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战友和党组织，却一直在思念着他。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敬爱的“对党一贯忠心耿耿”的好同志②，是一位始终“坚持革命气节的共产党员”③，是一位百折不挠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的道路。原“台共”党员和台盟盟员们更公认翁泽生是“台共”的“优秀代表”，是“台共”的一面旗帜。

注释

①197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翁泽生的历史审查结论。

①当地一种较大规模的迷信活动。

①谢志坚(即叶绿云): 《自传》。

①②罗明: 《有关翁振华的历史材料》(1957年10月12日)及陈应龙: 《关于我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几点回忆》(1983年4月11日) 。

①②罗明1984年9月4日介绍翁泽生烈士事迹材料。

①罗明: 《有关翁振华的历史材料》(1975年10月12日)。

①见王万得关于“台共”历史的回忆材料。

①潘钦信: 《自传》,原件存上海市公安局。

①见1947年敌伪档案:《关于“台共”活动概况》。

①1932年5月24日《两广省委翁定川的报告》。

②翁泽生1932年5月22日《关于广东省委被破坏的报告》。

①见1933年3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致江苏省伪法庭之公函。

①以上均是1939年3月6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审讯笔录。

②1975年9月17日廖承志所写关于翁泽生在上海的材料以及易荣芳等的有关回忆。

①1975年9月17日廖承志所写关于翁泽生在上海的材料,以及易荣芳等的有关回忆。

②1933年3月6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笔录。

③王万得: 《关于翁泽生同志的历史情况》 (1975年9月28日)

①1976年3月5日苏新给黎光(即林江)的信以及1975年4月29日苏新所写《关于翁泽生历史材料的说明》。

②1975年3月19日翁阿冬(冯志坚)所写证明材料。

③1975年9月28日王万得所写的翁泽生材料。

①1939年春翁泽生给其妹妹翁阿冬的信。

②1939年3月21日翁新英从台湾写给翁阿冬的信。

①1939年3月21日翁新英给翁阿冬的信。

②陈云、廖承志、林丽韫: 《关于追认翁泽生同志为烈士的建议》(1975年10月4日)。

③1975年9月17日廖承志写的翁泽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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