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太雷人物传,张太雷生平事迹,张太雷评价

Posted 2022-05-07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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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太雷人物传,张太雷生平事迹,张太雷评价

青少年时代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七日生于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他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学名张复，谱名张孝曾; 参加革命后，初名张春木、张椿年，后改张太雷，有把自己化作巨雷，冲破旧社会的反动统治的抱负。

太雷的父亲名亮彩，原住常州城中西下圹，由于家境清贫，长大后，无钱结婚，后被同邑薛锦元招过门当女婿。结婚后一直寄住在岳父家里。太雷是随父母亲在外祖父家出生和长大的。

一九○一年，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工作。从此，太雷随父母亲和姐姐搬到了江西萍乡，全家生活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的父亲病故，太雷又随母亲和姐姐迁回常州。为了生活，他的母亲在张绍曾家帮助料理家务，所得工钱，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不时要靠亲戚接济或借债度日。太雷由于天资聪颖，张家认为他有培养前途，乃资助他陪同其儿子一起在贞和堂张氏私塾上学，希望他日后能为张家管事。

太雷在张氏私塾念了一年，转入了西郊初等小学。由于他刻苦好学，母亲平常又殷勤管教，所以学习成绩很好。

太雷小时，就爱听父亲讲述一些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动人的民间传说。进小学后，课余之暇，仍孜孜不倦地看那些具有反封建思想内容的小说。古老的常州，是江南著名的文化之乡。太雷少年时代，又常听人讲述有关常州地区历史典故和名人故事。宋末万安和尚的抗元斗争事迹(万安牺牲后葬于常州);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抗击倭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 太平军中杰出将领护王陈坤书抗击英、法帝国主义和清军联合进攻，坚贞不屈的英勇斗争事迹等等，都强烈地打动了张太雷的心，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太雷从小就对劳动人民有同情感。一天，他和同学们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位拉黄包车的工人的帽子被一阵大风吹掉了，连忙跑去把它拾起来，并给那位黄包车工人戴好。一位同学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拉着车子，停下车来拾帽子很费力，而我这样做是很容易的。”②

一九一一年冬，太雷在西郊初等小学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校长马次立见他是一位有志气的少年，便为他取名张复，以示复兴中华的意思，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 (现名江苏省立常州中学) 预科学习; 翌年，正式转入该校本科一年级三班学习。

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的那一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举行了辛亥革命。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卖国统治的活动?褂?几个教员也是日本留学生和同盟会会员。在他们的熏陶下，常州府中学堂当时是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和活动的一个场所。他们常常向学生们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主爱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人的英勇斗争事迹。悲壮的史实，激昂的言词，使太雷和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太雷等在校长和老师的影响下，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十分关注。他听到孙中山曾印发邹容十九岁时写的《革命军》，对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给以无情的揭露，同时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后，就立即从图书馆里把《革命军》这本小册子借来，并一口气把它看完。读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屠元博在热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打算作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革命活动。太雷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那时府中学堂学生全部寄宿，有时深夜紧急集合，太雷立刻爬起来，动作迅速地跑去操场参加操练，从不缺勤，而且还鼓励同学们上好军事操练课。

太雷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十分厌恶头上的那条长辫子。在武昌起义前夕，他和同班友好瞿秋白都异口同声地说： “尾巴样的东西，留着它毫无道理，我们剪掉它!”①表示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憎恨，并随即和几位同学一起，带头剪掉了辫子。太雷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道，上街进行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宣传。武昌起义爆发后，太雷和老师、同学们闻讯，拿着小旗上街庆祝游行，高呼革命口号。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不久，又从上海乘火车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消息传到常州时，常州军政府组织群众到车站迎送，校长屠元博率领全校师生同往。太雷怀着敬仰孙中山的心情，争着排在队伍的前面。当列车徐徐开进常州车站，孙中山在窗口微笑着向人们频频招手致意时，车站里立刻激起了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太雷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在那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太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一面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基础知识; 一面注意阅读新的报刊书籍，了解国内外大事，寻求新知。他常到图书馆阅览《民权报》、《民呼报》和上海《申报》等报刊，也读了《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还经常和一些好友促膝谈心，议论时政，引吭高歌，抒发胸怀。

一九一三年府中学堂改名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调离学校，新任校长童伯章对学生实行封建管束，要他们一味死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太雷和一些好友，对学校当局的管教方式十分不满，因而成为学校当局的管制对象。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太雷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激愤地向同学们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①江苏省立五中学生自治会举行了反日爱国活动，太雷也积极参加了，与同学们一起，时常到校外作宣传。

太雷本来应于一九一五年冬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毕业，但在这年暑假之前，校中发生了一起风潮。毕业班有一名同学叫李子宽，平时曾对个别老师开过玩笑。学校便以此为借口把李开除。该班的同学十分不满学校的做法，迅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太雷平时与李子宽感情融洽，认为学校无理，因此和同学一道，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并举行罢课一星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当局又宣称：张复 (张太雷) 等素行不谨，与李子宽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太雷等不堪受辱，遂毅然离校。

一九一五年秋，太雷考入了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改名张曾让。但当时北大的学制很长，他估计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同年冬，乃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临时预备班肄业。

在“五四”洪流中

一九一六年秋，太雷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由于家道清贫，无法负担读书费用，入学以后，他就一面读书，一面工作。

由于太雷读书勤奋，才华出众，各科成绩很好; 尤其英文课程，从中学开始，一贯成绩突出。因此入校后，很快就在该校一位美国教授创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

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太雷看了后深受教育，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认为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控制和压榨，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他每天利用自修时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翻译了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苏俄新貌的文章。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子宽，去北洋大学探望张太雷，两人交谈中，太雷坚定地说： “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①

一九一九年，太雷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经常到天津市内和附近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反动政府出卖山东权益的罪行，唤醒民众团结御侮。六月一日，他和三位同学赴塘沽两等小学讲演，接着又乘船过海河到八里外的东大沽去演讲，还不辞劳苦，赶到西大沽演讲。他们痛切的言词，革命的激情，使听众十分感动，不少人主动给他们搬凳子，烧茶倒水，对他们说： “先生讲话真对。能一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在从大沽返回塘沽的路上，他们又在车站附近进行演讲，听众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直到车快开动时，他们才匆忙地跳上火车。听众们依依不舍地目送太雷等人离去②。

五四运动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北洋军阀政府。六月五日，直隶省省长曹锐悍然派兵镇压天津学生运动，监视学生爱国活动。对于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北洋大学爱国学生异常激愤，决定冲出学校，出外演讲。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举行抵制日货活动。太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该会，积极和同学们到各店铺，对商标、包装、品种逐项检查，有时还拿上煤油灯，深入仓库进行检查。在斗争中，太雷被选为天津学生的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负责主持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事宜。

八月二十三日，天津的四十多名群众代表组成请愿团，和北京代表一起，在北京新华门前请愿，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枪杀爱国人民的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结果有二十五名代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立即组织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太雷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①，冲破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和同学们到了北京，与北京的三千多青年学生汇合一道，浩浩荡荡地到北洋军阀的总统府请愿。张太雷和同学们表示：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 ”在广大群众的坚持斗争下，在各界人士的努力营救下，终于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

同年十二月，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太雷被选为该会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

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并与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同时与天津爱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于方舟等，开始结下了战斗的情谊。

参加党的创建工作

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打击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阴谋，教育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同时，也显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五四运动后，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书刊、文章，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革命知识界中，日益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许多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九二○年四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魏金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会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他们通过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的介绍，与李大钊等会晤。接着，又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和他们进行过几次座谈，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 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些活动，张太雷都积极参加，并在会见中担任他们的英语翻译。嗣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它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六月，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毕业后，前往上海;八月，与俞秀松等一些向往十月革命的青年，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期间，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氐教旖蚝?和于方舟 (于兰渚) 分别在天津北洋大学和省立中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

同年九月中旬，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其成员以北京大学的师生为主。十月，张太雷和邓中夏、高尚德 (高君宇) 、何孟雄等先后加入了该组。①

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把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不久，于兰渚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并入该组，成员增加到十余人，太雷是该小组的书记。

青年团小组成立后，即在天津、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并出版了小型日刊《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及进行宣传。他们还把《共产党宣言》、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以及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印成单行本，分送给各地工人。《劳报》创刊不久，即被北洋军阀查封。

为了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太雷把该报改名《来报》继续出版; 后来又被军阀发现，连该报的发行人也遭逮捕，最后被迫停刊。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还曾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车厂与工人邓培等联系，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以及建立组织等问题。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就相继成立，工人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一九二○年冬，北京共产党小组为了进一步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太雷接受了这一任务，与邓中夏等人多次到长辛店找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商谈。十二月十九日，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办会议，张太雷和邓中夏等四人出席，讨论了学校的简章、预算案和募捐启事，并确定一九二一年元旦开学①。

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学内容，注意把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与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识字课本是由教员自己编写的，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字编成课文，讲课时先教识字，再讲道理，使工人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学到革命思想。劳动补习学校创办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等经常到这里来讲课。太雷讲课生动，感情充沛，又了解工人的思想特点，善于启发工人的觉悟; 他联系修路、盖房、织布、造机器等日常现象，讲解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揭露军阀、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最后，又讲到工人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工人们一听就明白，阶级觉悟因而迅速提高，表示要学俄国工农的榜样，团结起来闹革命，把地主、资本家、洋厂长、总管统统打倒，由咱们工人当国家的主人。

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还经常深入到工人家里去访问，了解工人生活情况。他们不怕生活艰苦，和工人一同吃窝窝头、睡土炕。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七块钱，但他们只吃三块钱的伙食，省下的几块钱拿来买茶叶、糖果，招待前来谈心的工人们。这种精神使工人很为感动，因而很快和工人打成一片。

由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等人的辛勤劳动，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并通过他们逐步将长辛店全体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在这年五一节的庆祝大会上，还宣布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人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

一九二一年春，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赴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的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并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共产国际组织局委派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被派赴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二一年五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建党大会，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向大会致辞①。

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六月，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他们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谈了几次。马林建议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但他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太雷和张国焘陪同马林等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会谈。经过反复的商议，大家同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 同时致函湖南、武汉、广州、山东和日本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函商，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崆?张太雷并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的文件，提交马林进行修改。①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受党的委托，出席了这次会议②。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个使者，他参照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草拟了一份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七月十二日，在大会结束的一天，太雷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情况，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

八月，太雷从俄国回到中国，继续担任马林的翻译。当时陈独秀已辞去了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马林和陈独秀进行了两次会谈，都由太雷担任翻译?崽钢?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建议中国共产党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对这些意见初时表示拒绝。太雷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整体，应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应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表示支持马林的观点③; 另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必接受别人的任何经济援助。不久，陈独秀的住宅被法国巡捕查抄，陈独秀等五人因有“过激主义”的嫌疑被捕。事情发生后，马林和太雷积极设法营救。几天后，陈独秀等被保释出来。经过太雷的努力，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了解加深，彼此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最后确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太雷还陪同马林和陈独秀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初步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案，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进行初步商谈。

为了对抗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即决定召开一次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显示远东民族革命力量的强大，向帝国主义示威。太雷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和各国革命活动家共同负责草拟召开大会的方案; 太雷还负责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民族的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呼吁书。当时有些人对邀请的代表范围有分歧，一些人主张召开远东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 太雷和另一些人则主张扩大范围，邀请中国、朝鲜、日本和爪哇等远东国家的所有革命组织，包括民族主义的组织都能选派代表参加，以显示代表的广泛性。争论结果，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太雷等人的意见，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大会筹备期间，太雷负责与中国、日本的革命组织联系，选派以及组织代表到俄国参加会议等工作。一九二一年八月，太雷曾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与该国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返回中国后，又到各城市去邀请有关革命团体选派代表出席会议。

当时整个俄国都被帝国主义的封锁线包围着，参加会议的日本等国的代表赴会，要经过中国。而当时中国的东北是由军阀张作霖统治着。太雷对于代表们越境路线，秘密接头地点，如何乔装打扮，都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细心布置，因而使得代表们往返都能安全通过。

在中俄边境附近负责接待代表的列车上，住着一批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代表。他们中既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路上，张国焘坚持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能前往参加，因此在车上和一些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争论不休，叫嚷不许他们参加会议。太雷做了耐心的调解工作，才使争论平息下来。

十二月十日，太雷还把他日前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由英文回译成中文，并写了译者的说明，发给了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讨论。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俄国伊尔库茨克召开。参加会议的五十四名中国代表中，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外，还有国民党员、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十余人。张太雷则以大会筹备者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会开幕后不久，就迁到莫斯科继续举行。代表们抵莫斯科后，共产国际书记处又有些人想重新变大会为远东各国共产党人的大会，把民族主义者排除会外，因而又产生了分歧。列宁采纳了太雷等人的意见，决定大会仍然是民族革命性质，从而使大会得以继续进行。

太雷在这次会议中表现了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参与了大会宣言《告东方各民族书》的起草工作?嵋槠?间，他还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会后，一九二二年二三月间，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太雷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①。

太雷参加了上述几个会议后返回上海。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太雷和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将列宁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大会精神，向党的“二大”作了汇报。

为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奋斗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建期间，团员成分很复杂，除了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人。不少人参加团的动机很不纯，有些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有些则是赶“时髦”。加以团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够明确，所以一遇问题，各人意见就不一致。团的组织和纪律涣散，缺乏战斗力。因此，各地团组织的活动，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就先后陷于停顿。

一九二一年八月，太雷从俄国回来时，曾与邓中夏、俞秀松等积极从事团的建设工作。他们四出宣传，积极团结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争取教育那些认识模糊、动摇不定的青年，让那些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离开团组织，团员重新进行了登记。经过太雷等人的努力，至一九二一年底，各地团的组织就渐渐健全起来。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也日益增多，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二一年底，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往返都经过广州。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正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很多青年海员工人在海员工会领导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罢工斗争，表现得十分英勇。当时广州各界青年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这些情景，给太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上海后，就积极向中央局建议，提出“把这些地方性组织联合在一起，就可创建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①中央局接受了太雷的意见，准备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二二年三月，太雷从俄国回来后，一方面和向警予等领导上海丝厂、烟厂、纱厂的女工同盟罢工; 一方面受中央局的委托，与瞿秋白以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组成大会组织处，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的召开。他们积极与各地团的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 并为大会草拟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四月，太雷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北京领导团组织开展非基督教活动后，就与瞿秋白和达林一起到广州，随即参加了中央局在广州召集的讨论有关第一次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方针以及国共合作问题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会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太雷和瞿秋白认为： “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会后，太雷和瞿秋白还随达林拜会了孙中山。①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二十五人，代表着全国各地十五个地方团组织、五千多名团员?嵋橛烧盘字?持，他向大会致开幕词，还代表组织处向大会作了团纲和团章草案报告。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团的纲领和章程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 它的任务，“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 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要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实现初期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同时，还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组织，在青年共产国际旗帜之下，使西方青年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青年群众联合起来。

会上，成立了团的中央组织，选举了施存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太雷当时因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选为团的中央委员。

在举行团的“一大”之前，太雷(当时叫张椿年)还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五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向大会致贺词，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进行斗争取得的成绩; 对不久前举行的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 还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表示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广州期间，五月二十八日晚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发生军人枪杀中国工人事件，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愤慨，纷纷声讨这一暴行。太雷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为青年团草拟了一篇声讨葡政府的檄文，还出席了团广东区委组织的集会。

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八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

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纪律更趋完善。

会上，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

团的“二大”结束不久，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参加孙逸仙 (中山)博士代表团到俄国考察。①一九二三年十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太雷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岷?奉中央局的指派，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期间，一九二四年一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太雷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了列宁遗容，参加了列宁的葬仪，并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业绩以及在中国青年学生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一九二四年春，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刻，太雷奉调回国。当时团的中央书记刘仁静因犯错误辞职，太雷接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①三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同年四月，太雷再次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了言，并向俄国少年先锋队致词?嵋槠?间，太雷还会见了俄国《青年建设者》杂志和莫斯科《工人日报》的青年记者马克西莫夫。五月一日，又在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指出： “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创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②

为了积极组织广大革命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为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

这次大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选举张太雷为团中央书记，兼妇女部长①。

太雷对于团的建设和领导广大青年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广大革命青年的引路人。

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奔忙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这时，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帮助，从此开始了他的伟大转变。

一九二○年秋天，共产国际派来的魏金斯基，在上?峒?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一九二一年冬，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又同孙中山交谈了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

当时，太雷已从俄国回到上海，受党的委托，担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十二月十日，太雷随同马林和国民党的张继，由上海到广州会见孙中山，但孙中山此时已经转往桂林。

马林和太雷在广州会见了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接着，张继又邀集陈公博同马林、张太雷，就国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既然固是革命党，可以进行合并。但马林强调两党合并后，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依然存在，而不是解散。陈公博则说： “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主义究竟不同，今日即合，终久必分，与其将来分裂，倒不如各行其是，只在党外合作。”他还认为国共合作“只是一种旁门左道，而非正当革命的方法。”①太雷积极支持马林的意见。各人观点很不一致。

马林和太雷在广州没有久停，便在张继等人的陪同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那时候，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旧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正在进行整军和练兵，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马林和太雷抵桂林后，在大本营住了九天，朝夕和孙中山、廖仲恺等人进行会谈，讨论国民党与俄国建立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都由太雷担任翻译。他帮助马林和孙中山交谈，帮助孙中山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沟通他们的感情，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们两人的得力助手。

会谈时，马林同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问题，马林提出了下列意见： (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 (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②。

孙中山告诉马林，他愿意派一个代表团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进行考察;对于马林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也答应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实行。

孙中山还专门同张太雷长时间地讨论了如何动员我国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太雷主张把广大青年发动起来，动员他们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孙中山很欣赏太雷的主张，表示完全支持，愿意和共产党合作，并希望先把南方各省的青年动员起来，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太雷和孙中山之间的谈话非常融洽。

会谈后，马林和太雷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见到了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景，以及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他们还参加了广州青年的一些集会，然后从陆路经汕头，坐船回到上海。

一九二二年六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设在广州越秀山下的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和马林等多次同他会见，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正处于困难境况之中的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深表快慰，立即赞成国共合作。

中共中央为了加速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一面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一面指派张太雷赴广州，代表中央调查处理陈公博等人支持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错误，要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断绝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但陈公博等人坚持其顽固立场，太雷的任务没能完成。

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会后，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中央全会，商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以陪同马林参加桂林会谈的亲身体会，肯定孙中山的积极表现，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嵋榫教斓恼?原则上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会后，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

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约集各省在沪的党员座谈改组国民党党务问题，张太雷和陈独秀均应邀参加。座谈中，太雷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一九二三年夏，太雷在上海大学教书。同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太雷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大会。

会上，太雷积极赞成关于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①他分析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把他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坚持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经过充分讨论，大会最后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嵘?太雷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受大会委托，草拟了《青年运动决议案》，提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

中共“三大”以后，孙中山在上海筹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同时就苏联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代表团成员分别由国共两党人员共四人组成。张太雷是共产党代表之一。八月十六日，他们从上海乘日轮“神丸号”出发，于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先后会晤了苏联党、政、军各方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行了考察，并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举行了会谈，签署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协议，聘请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广州帮助中国革命。当时，太雷曾专门向孙中山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代表团在苏联的活动情况。

一九二四年春，张太雷从苏联回国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后，同年下半年，他还在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工作，担任主笔兼社论委员会的委员。他办事非常认真，每晚工作至深夜，直到看完大样才回家。太雷除了为该报起草社论外，又经常以“泰雷”、“大雷”等笔名，为《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文章，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马克思政治学》为题，连续发表了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一章中译文，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出席了大会，继续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岷?他被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苏联顾问鲍罗庭的翻译。太雷和鲍罗庭工作、生活在一起，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鲍罗庭的办公室设在广州东较场附近的一所二层楼的小洋房里。鲍罗庭和军事顾问团住在楼上，太雷住在楼下。楼下还设有一个翻译室，也归太雷负责。日间，国民党以及各方面人士川流不息地来到办公处找鲍罗庭商量问题。这些活动事前都由太雷负责安排，谈话时他也在场担任翻译。当时在广州地区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与鲍罗庭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鲍罗庭还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或向群众发表演说，这些活动也多由太雷陪同前往，担任翻译。有时，鲍罗庭对我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或情况不熟悉，也主动找太雷商量。因此太雷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紧张的。但他总以饱满的情绪，很高的工作效率，出色地完成任务，对促进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广东区委的战斗岁月

张太雷在担任鲍罗庭顾问的翻译和助手的同时，一九二五年秋，还兼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在负责广东区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同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分析省港罢工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经常受区委的委托草拟党的各项文件，编写各项运动或中心任务的宣传材料，主编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人民周刊》创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先后出版了五十期，其中创刊号至第二十九期，是太雷负责主编的。该刊向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及时揭露与打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各种阴谋，对指导与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和北伐进军，起了重要作用。张太雷还经常以 “木” 、“大” 、“雷”、“大雷”、“泰雷”、“春木” 、“太侔” 、“之椿”、“椿”等笔名，在《人民周刊》、《政治周报》和《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从《人民周刊》创刊起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止，太雷在该刊共发表了七十多篇评论文章。他以精辟的道理，通俗的语言，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宣传马列主义，揭发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势力互相勾结的罪恶行径，教育和鼓动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张太雷还是党的一位宣传鼓动家，常以各种身份到群众中去演讲。广州东较场、广东省农会、广东大学、第一公园、广东区委以及黄埔军校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时，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举办了各种讲习班和训练班，聘请党内负责同志或社会名流担任讲课，太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五年夏，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举办团员训练班，聘请太雷在该班讲授《少年国际》、《第三国际》、《CY与CP》等课程①。同年冬，太雷受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里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每周两小时②。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了广东省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培训宣传人员，太雷在该班讲授《民族问题》③。三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太雷又在该班讲授《目前时局与党的策略》。五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干部，太雷也被聘为教员，讲授《中国革命问题》。

太雷在广东区委一年多的战斗岁月里，还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破坏，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英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粤海关税务司贝尔(英国人)借口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船货物，妨碍其职务之行使，悍然制造了封闭粤海关事件，以达到其破坏罢工的目的。英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激起了广东以至全国各地人民的愤慨与抗议。太雷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广东区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作政治报告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粤海关税务司停止验货是英帝国主义有阴谋、有目的地破坏省港罢工的伎俩。”①他还发表评论，指出： “应该认清税务司此次举动是香港破坏罢工的把戏，我们应一致起来抗议香港此种卑下的诡计”②，提出“我们更当团结一致，进行撤换税务司与收回海关管理权之运动。③”贝尔慑于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只得于二月二十六日重开粤海关。这是广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一九二六月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资产阶级新右派对革命力量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太雷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事件发生当晚，他果断地对爱人说： “这里面有鬼! ”④当毛泽东、陈延年、张太雷以及苏联军事参谋团就“中山舰事件”交换意见，商讨对策时，太雷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进行回击的主张十分同意。他还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①。

为了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太雷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草拟了一封揭露国民党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阴谋陷害共产党的《公开信》。《公开信》郑重声明：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奋斗”，“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 《公开信》还深刻揭露： “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②它的发表，给予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

但是，毛泽东、张太雷等人的正确主张，却为陈独秀所拒绝。他坚持其右的错误的退让政策，胡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从而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

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对于蒋介石这一得寸进尺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邓颖超以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表示反对③。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对此同样表示无限激愤。五月下旬，在区委的一次会议上，区委书记陈延年指出蒋介石是个政治骗子，他极力想捞取政治资本，野心勃勃地搞他自己的打算，主张对他给予坚决的回击①。张太雷也说：“我们除了目前的联合战线以外，总应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②

为了揭露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五月二十六日，太雷发表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发生，“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③六月上旬，他又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指出： “是否五月十五日的 ‘整理党务案’ 能解决党内反共产党的纠纷，而因此维持这革命的结合呢?或者将由此而更进一步驱逐共产分子，以破坏这革命的结合呢?这是现在个个革命党人所最忧虑的，而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如果那个革命同志不相信这话，历史事实自能强迫你相信这话。”太雷在文章中还提醒大家： “如果国民党党员、一切革命分子及人民，不起来防止这种阴谋的实现，我们只能看见革命的结合破坏，国民党的势力衰落。”④

太雷的文章，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六月二十八日，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纪念周上对学生讲话时，乘机对太雷的文章进行攻击，说什么“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①。太雷对蒋介石的挑衅，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批驳了他的攻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 “共产分子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不是一个党员人数的问题，而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②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十一月十六日，太雷随同苏联顾问鲍罗庭以及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离开广州，从陆路经江西南昌、九江，然后坐船到武汉，负责筹备国民政府迁都事宜。途中，十二月七日，太雷、鲍罗庭等人专程到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民政府迁都问题。

北伐初期，蒋介石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一俟北伐军攻克武汉，就把国民政府迁往那里。现在蒋介石却又自食其言，提出异议，反对迁都武汉。他进驻南昌后，把南昌作为国民党新右派的巢穴，聚集了张静江等一批右派，积极与帝国主义眉来眼去，策划反革命阴谋。商谈时，蒋介石借口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而目前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坚持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并声言俟南京光复后，再依照孙中山生前意见，建都南京。张太雷和鲍罗庭等人极力主张应按照十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定迁都武汉。谈判没有结果。太雷等遂由九江坐船，于十二月十日抵达武汉。此后，他便留在武汉，一方面继续担任鲍罗庭的助手，一方面积极参加领导湖北革命群众运动的活动。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助长了隐藏在革命营垒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革命气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 接着，在全国各地又进行了大屠杀。刹时间，中国大地上乌云翻滚，山河变色。

为了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制定党今后的方针、任务，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嵘?他和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还与其他代表一起酝酿，不选陈独秀当总书记①。但是，大会在陈独秀的控制下，拒绝讨论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结果，会议没能解决在革命危急关头指导革命的正确方针。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紧反共活动，并和蒋介石勾结，阴谋叛变。在这关键的时刻，担任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的张太雷，不畏困难，坚定地面迎逆流，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不能公开活动，太雷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和周恩来等加紧部署应变的各种准备工作，安排党员的撤离，将一些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同志分别实行隐蔽、转移，或把一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去掌握武装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反动压迫; 同时，又安排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坚持下来工作。

太雷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撰写文章，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六月五日，他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尖锐地批驳那些官僚政客、地主豪绅散布的所谓工农运动造成蒋介石叛变与武汉政府困难的谬论，指出： “困迫武汉革命政府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阴谋”，“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拆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愿望，这便是革命的?！蔽恼虑康饕?持农民“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①太雷还经常提醒大家： “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②

六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时局问题，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敌人可能会耍出“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对我们党发动进攻，因此我们一定要及早预防。与会同志认真考虑了太雷的意见，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中央机关由汉口迁至武昌湖上园，湖北区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二号办公。

七月一日，党中央在汉口继续开会，陈独秀被反革命势力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在会上顽固地拒绝检查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继续坚持其右倾投降论调。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相继在会上斥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及其对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损失。在大家的坚持下，会议最后作出了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实行决裂的决议。

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七月十日前后，中央政治局断然进行改组，撤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负责“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以决定新的政策。”①

七月十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于汉口召开秘密的紧急会议，分析政治、军事形势。鉴于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联合起来，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因此我们决不能束手待毙。另一方面，敌人的血腥屠杀，并没有把革命镇压下去，湘、鄂、赣、粤等省的工人和农民，仍不断地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并且局部地区如广东的海陆丰等地已发生了武装斗争。据此，会议作出决定： (一) 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 (二) 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 (三)迅速召开党的扩大紧急会议?嵋榛狗⒈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从即日起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反动集团继蒋介石反动集团之后叛变革命的罪行。宣言并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推翻反动政权，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②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并与蒋介石合流，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太雷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列)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下，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太雷毫无惧色，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他面迎逆流，排除恶浪，以钢铁一般的意志表示：“无论怎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①

这时，党中央与湖北区委已全部转入了地下斗争。太雷也从武昌湖上园迁往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住。他日以继夜地战斗着，并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迅速向九江、南昌转移，准备参加起义。七月中旬，他还秘密赶往庐山，在那里邀集几位中央委员听取了汇报，了解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

七月下旬，太雷和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同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以及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明纳滋一起进行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七月二十八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集党的紧急扩大会议问题?嵋橐蟾?地区迅速选派代表来汉，共商当前革命决策?嵋槎杂泄匚侍?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党员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八月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继续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张太雷和李维汉在会上报告了与国际代表谈话结果，并讨论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严重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太雷出席了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包括南洋一带) 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八月十一日，决定任命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和陈权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由张国焘任书记。南方局设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主任，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到职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①。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

当时，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已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领大军向广东进发。太雷参加“八七”会议后，即兼程南下，于八月十九日到达香港，与原中共广东区委有关同志杨殷、阮啸仙等取得了联系。

八月二十日，太雷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召开关于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嵋橐恢峦ü耆邮堋鞍?七”紧急会议的决议案，积极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嵋榛瓜晗柑致酆椭贫吮┒苹?决定分别组织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通过了暴动口号、暴动时的军事编制、工作大纲等，并决定正式成立省委，选举了省委委员①。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 (指南昌起义军叶挺、贺龙部队) 内应。”②省委当即制订了“起义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组织暴动响应”③的部署，决定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武装起义。

九月十九日，张太雷为了向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以及领导潮汕地区人民武装起义，秘密从香港来到潮州。

此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的领导下，从闽西上杭插入广东大埔，直奔潮汕地区。九月下旬，太雷发动潮汕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使汕头的敌人无法运兵到潮州增援; 还发动潮汕地区的商民、店员举行罢市; 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达三昼夜，一直坚持到起义大军到来时，配合起义军消灭了敌人。潮汕地区的工农赤卫队，还占领了敌人的警察署及国民党的重要机关，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九月二十三日，南昌起义部队打退了敌人的截击，以破竹之势，一举攻下了潮州; 接着，潮州县工农兵学商联合政府成立。

为了迅速解放汕头，太雷又把潮汕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连夜抢修铁路，以供起义部队使用。当地农军也配合起义部队击垮了铁路沿线浮洋、斗文、金石、彩塘等地的反动民团武装。第二日，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下，起义部队即从潮州乘火车南下，迅速攻克了汕头。当日，成立了汕头市人民政府。汕头人民为庆祝人民政权的建立，在牛屠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出席大会，和群众见面。

起义军攻克汕头后，太雷赶往汕头，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并转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唾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改树斧头镰刀的红旗，由我们党单独领导革命; 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等等①。

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我起义部队于九月三十日撤出了汕头。留守在潮州的另一部分起义部队，也于三十日晚上，主动向普宁撤退。十月一日，周恩来以及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经揭阳炮台、贵屿来到普宁流沙，指挥部设在天后庙(即流沙教堂) 。张太雷也随指挥部来到这里。十月二日，在周恩来主持下，革命委员会以及指挥部的成员，联合在天后庙举行了紧急会议，主要由张太雷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研究起义部队的最后决策②。

当时周恩来正患病，发高烧。为了研究护送周恩来和指挥部的成员迅速撤离战区，十月三日，张太雷等人在流沙平湖读书楼举行会议。正当会议进行时刻，敌人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太雷等迅速转移，于十月十三日回到了香港。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等一道，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陪同下，冒着敌人的炮火转移到陆丰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处; 半个月后，再转往香港。

十月十五日，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嵘?他作了《“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的报告，着重提出： “军队必须在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下的参谋团的指导下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军旗改为红旗”，“各地仍应积极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起义。”①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表示“广东的工农斗争决不会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反将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而有更自动努力奋斗之决心”②。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会议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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