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林育南人物传,林育南生平事迹,林育南评价

Posted 2022-05-06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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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

林育南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光绪二十四年冬月初三) 出生在湖北省黄州回龙镇林家大湾(现黄冈县回龙公社白羊山生产队) 。

林家大湾离黄州约六十里，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有三十多户人家。同祖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一遇荒时暴月，许多人鬻儿卖女，外出逃荒。而地主不劳而获，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种贫富尖锐对立的状况，在林育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育南的祖父林志高，靠种田、织布 (板带) 为生，因家境穷困，年近三十才娶了寡妇龚氏。龚氏是一个贤慧的女子，心灵手巧，勤俭持家，因此他们的生活便渐渐宽裕起来，由于缺少文化，常受人欺侮，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孙多读些书，有个远大前程，当林育南喃喃学语时，他们就请左邻右舍有文化的人教他识字读书，望他长大成人，能名登金榜，光耀门楣，荣及乡里。

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排行第三，上过几年学，当过学徒，后筹得股本七八百元，在汉口黄陂街回龙寺十三号开设“林协兴色布行”，为黄州回龙镇一带农民代售布匹，生意还算兴隆。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影响下，林协甫积极支持育南走革命道路，并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大革命时期，刘少奇、李立三等经常出入他的家庭。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以“共匪家属”的罪名，一年之内三次将他抓进牢狱，但他在敌人面前始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情况。后被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他营救出狱。

林育南的生母华氏，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勤劳俭朴，为人忠厚，不幸在生下育南的不几天后，便与世长辞。继母袁昌恒，心地也很善良，对育南爱如亲生。后来，在育南的开导、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除积极支持育南革命，还经常为武汉党组织传送情报，掩护革命同志。党组织在她家里开会，她就亲自站岗放哨。

林育南秉性聪慧，从小就热爱学习。一九○四年，他年仅六岁，便就读于回龙山一所私塾学校。私塾先生李卓侯(李四光的父亲) ，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渊博，富有责任感，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在教书期间，他经常给学生讲述《水浒传》和岳飞、文天祥以及洪秀全的故事，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叛精神。林育南很喜欢聆听老师的讲叙，十分崇拜武松、岳飞和洪秀全这些英雄人物，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反叛”旧社会的根苗。

林育南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李先生曾说：“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

林育南从小热爱劳动，五六岁就参加田间零星农活，帮助祖父种瓜种菜，与同村小孩上山拾柴。他经常帮助穷苦人家的孩子劳动和学习，甚至还把自己的食物和衣服、鞋子，送给他们吃、穿。

由于渴望更广阔的新天地，林育南于一九一一年考入黄州一所洋学堂。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黄州城里也出现过一阵热闹气氛。林育南为革命潮流所鼓舞，断然剪去辫子，并邀约同学，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不久，袁世凯窃国。刚刚呼吸了几天的民主空气又窒息了，中国又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这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惆怅。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一九一五年，林育南毅然离开古老的黄州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被编在第三班学习。武昌，这个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洗礼，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主精神迅速高涨，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 而中华大学，又是新思潮的中心，林育南来到武昌，进入中华大学后，和其它革命青年一样，很快就投入这个时代的洪流。

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恽代英，发起组织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ブ?的成员，一方面加强自我修养，一方面帮助朋友们进步。他们每晚聚会一次，相互报告当日各自的修养心得和为社会、为朋友所做的有益事情，互助助人，相当活跃。有一天，林育南参加了互助社成员的聚会，很受教育。于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便正式参加了互助社，并且很快成为该社最活跃的一员。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不久，恽代英又发起组织了仁社，林育南也发起组织了黄社。这些团体，以互助社为中心，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在武汉地区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的宣传、组织工作。

一九一九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林育南发动武汉学生起来斗争，他们认为，反对帝国主义，首先要从提倡国货入手。于是，当月就组织互助社的成员旅行到谌家矶等地调查国货，编印了国货调查录，并标明国货的名称、产地、性能、用途、价值等，分发给武汉商人。对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林育南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因此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曾说：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 ，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到曙光一样。”①林育南认为，救国救民，只有少数人的觉悟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奋斗。他看到还有很多同学，深受封建奴化教育的毒害，昏昏然如在黑暗的地狱里生活，心里非常难过，他想：我既然看了《新青年》，受到了启发，难道可以自私自利，不去帮助别人也尽快觉悟起来么?他决心“不揣愚陋，发一个大愿，做一项自觉觉人的事业。”②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和胡业裕、魏以薪、汤济川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③，内容虽然浅近，但是它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反对湖北经心书院包办的黑暗教育，鼓吹新思想，却发挥了战斗的作用。

《新声》问世以后，封建遗老、反动军阀政客，群起而攻之，污蔑《新声》是“过激派”言论，“出辞荒谬，狂悖绝伦”。林育南对这些攻击毫不介意。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激烈无以成功，并且说： “俗话说得好，‘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我现在既然要 ‘为人’ ，还能讲‘自在’吗?”④他又说：我们办这个《新声》，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往民主科学的道路上走，另一方面希望别人也跟着向这条路上来。

林育南学生时代最壮丽的一幕，就是和恽代英(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 等一道，领导了武汉的五四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互助社社员便立即发动武汉人民准备斗争。五月六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更加激起了他们的革命义愤。当晚，林育南和恽代英商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六百份，传单上写着：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取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们的奴隶牛马。”①传单张贴在武汉三镇大街小巷。第二天，还以开运动会的名义在中华大学运动场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会。这天，他们又收到了北京朋友晓峰叙述北京五四运动的来信，读之泣下，恨不得立刻参加北京学友的战斗行列，林育南当即把这封信贴在中华大学门口的“揭示栏”上，激起了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因此也引起了林育南与校监余家菊(国家主义派)的一场斗争。林育南后来回忆说： “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北京友人的信，报告‘五四’的情形，并请求我们响应，作一致行动。当时我把这封信贴在揭示处以布告同学，余家菊先生以‘校监’的资格和权威，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后他竟用强力把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厅干涉，于学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险! ’然而余先生的权威，竟胜不过‘时代的潮流’、‘群众心理’的大力，‘五四’运动终于普遍全国……”①

在恽代英、林育南等的领导下，武汉五四爱国运动如大海之怒涛，奔腾澎湃。十七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正式建立，林育南被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第二天，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林育南走在中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林育南等又积极的领导和组织了武汉学生的“六.一”罢课斗争。

六月一日清晨，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校，严守各校大门，阻止学生外出。包围中华大学和武昌高师的军警各达三百名之多。爱国学生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到达预定的演讲地点，散发传单，宣传提倡国货。王占元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刺杀开枪，制造了“六. 一”血案。六月三日，中华大学等校的学生又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演讲，复遭军警镇压，中华大学又有九名学生受伤。

面对军阀的血腥镇压，和他们施展的提前放假的毒计，武汉学联于六月四日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斗争，“青岛未争回，卖国贼未惩以前，联合会誓不解散”，“假满后，目的未达到，决不上课。”②并领导全市学生在省署门前举行了静坐示威。从察院坡(现武昌新华书店) 到司门口和数百米长街 (现解放大道) ，爱国学生手举“争我主权”、“惩治国贼”、“爱国无罪”、“还我学友”、“惩治凶犯”等标语牌，向王占元、何佩鎔(湖北省省长) 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工人市民群众纷纷给学生搭凉棚，送姜汤和各种水果糕点，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恽代英、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学生坚持斗争的同时，又积极号召商界罢市，支持爱国学生。在他们的宣传和发动下，六月十日，汉口开始罢市，十二日，武昌也全体罢市。在罢市的日子里，林育南等每天都到市面了解情况，研究斗争动态，肚子饿了，就随便买块烧饼或一碗热干面、粉豆丝充饥。商人罢市和武汉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持了爱国学生的革命运动，终于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京军阀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

斗争的胜利，使林育南内心充满喜悦。然而他也认识到，中国政治的腐败，不是一次政治运动就能解决的，中国要图根本改革，必须把工商界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

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建立，不久，全国学联给武汉学联来函，要求加派两名代表，前往工作。武汉学联当即推选林育南等二人前往。行前，林育南参加草拟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意见书》，《意见书》明确指出：全国学生联合会，一可以为政治界之最后有力的援助机关，二可以为学生界道德上、智识上互助之机关，三可以为下级社会承受通俗教育的机关，因此，“学生联合会应当永远成立”①。《意见书》还对斗争策略、组织原则、工作人员的职责、学生义务、学生报的办报目的和经费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六月三十日，林育南登上招商轮船，东去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林育南的思想觉悟。恽代英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若欲不亡，应该靠谁呢?……这千斤重担我们既能够挑，亦应该挑，只有湘浦(林育南) 同我看得一样清楚。”这说明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林育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救国救民的历史重担已落在革命青年的肩上。

一九一九年九月，林育南从上?氐轿浜?和互助社的成员创办了另一个新刊物——《向上》，积极从事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和研究。与此同时，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兴学校，办书店，建工厂，作为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以谋社会之改造。”林育南首先回到他的家乡，在回龙山八斗湾一座家庙里创办了浚新学校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实施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农民地位的改造”。后“因经费困难，中途废辍。”①随后，林育南又与恽代英等筹建利群书社(一九二○年春正式服务社会，地址设在武昌横街头) 。利群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②它是林育南和恽代英等探索革命道路，试验“共同生活” 即“新生活”的基地，林育南新生活的思想，在“新声社”成立后就已产生，在《新声》上他曾发表过《新生活计划》一文，提出了共同生活的意见，林育南等互助社成员认为，旧社会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一切恶俗败习，都是由财产的私有制造成的，要改造旧社会，铲除旧社会的“脓瘤”，“建设”新的社会，首先要有一批人试验新生活，培养公有制的观念，锻炼共同生活的习惯。

恽代英、林育南等试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而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建设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从而从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①。在这一不切实际的思想指导下，决定了他们创办的书店和工厂必然失败。

林育南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二○年九月，考入了北京医学专校，住在北京前门外孙公园兴胜寺九号。

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正在开展“社会主义论战”，这场论战对热切追求真理的林育南影响尤深。

随着“社会主义论战”的深入，林育南愈益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很快朝着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他经常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刘仁静(互助社成员) 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等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利群书社朋友的一封信中，汇报了他们在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讨论是用“平和运动” (改良主义) 还是用“大破坏的激烈运动” (暴力革命) 的方法改造社会时，林育南认为“须同时并进，互相为用，不可缺一。”但是，在具体解释时，他又强调： “阶级的利害太冲突了，仅用和平的运动奏效甚难，而且太慢。”①由此可见，林育南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从这以后，林育南便逐步洗刷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自己的影响，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六月，他在给恽代英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生活” 的主张，认为共同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实现的必要。并诚恳地批评了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的观点，开诚布公地说，靠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进而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察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啊! ”②

林育南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再也无心学医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从北京回到武汉，和恽代英、李书渠、林育英等发起，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了受利群书社影响及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沙文化书社派易礼容参加了这次大会?嵋樽胖?讨论了建立革命团体问题。有代表提议把即将组织的团体叫“波社” (波尔什维克) 。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成立“波歇维式”的组织，定名“共存社”，确定其宗旨为： “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③这个宗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它公开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走向共产主义。

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的一批成员，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林育南已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存社成立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林育南得悉这一喜讯，心潮澎湃，无比激动，立即申请并加入党的组织，踏上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光明大道。

武汉工人运动的先驱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和北京、湖南等地都设立了分部。林育南满怀战斗豪情，立即参加武汉分部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九月和十二月，旗开得胜地领导了粤汉铁路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

粤汉铁路全长一千零九十六公里。一九○○年开始兴建，一九一八年，武 (昌)长 (沙) 段铁路草草建成，并与长(沙)株 (州) 线接轨通车。由于清朝政府借款修路，所以路权操于帝国主义之手，铁路管理则是封建把头制。工人生活极为惨苦。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六元左右，而局长、高级职员则为数百元之多，洋总管和洋总工程师更高达一千五百元之巨。工人终日劳累，不得温饱。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工头残酷地剥削工人，还对工人肆意辱骂、殴打、罚款、开除。一九二○年底该路南段工程部工人因索欠薪和一九二一年三月车务工人因遭军队殴打，先后举行了罢工。这是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罢工斗争，但由于缺乏领导，都失败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十分重视铁路工人的斗争，曾多次派人到徐家棚等粤汉路北段各站进行考察，接着派林育南和包惠僧等得力骨干来徐家棚开展工作。

林育南等深入工人住区，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和要求，联系工人的痛苦遭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 同时，十分关心工人的疾苦，有时还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救济贫苦工人，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问题。

为了迅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铁路工人的头脑，林育南和施洋、李书渠等在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林育南亲自讲课，找工人促膝谈心，提高他们的觉悟，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林育南等的指导和帮助下，徐家棚铁路工人很快地发动起来，建立了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广大工人团结在联合会周围，为反对压迫，改善生活，积极开展斗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粤汉铁路小工在联合会的支持下，发表罢工宣言，控诉铁路当局的罪行，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了罢工。当时在粤汉铁路任职的洋总管英国人卡墨克尔，看到罢工宣言后，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悍然开除了八十一名罢工工人。粤汉铁路工人闻小工要求增加工钱不准，反被开除，“即大动公愤”，在林育南和施洋的指导下，以职工联合会的名义，立即印发传单，草拟《觉书》，揭露路局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反抗压迫奋起斗争，并呼吁各界同情与声援。在致粤汉铁路当局的《觉书》中严正声明：“若不允许加小工的工钱，凡机车的工人，也得继起罢工”①;并郑重宣布：誓作铁路小工的坚强后盾，支持小工把斗争坚持到底。

《觉书》发出后，北洋军阀政府大发雷霆，狂叫“粤汉路如让工人得胜，将来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各路都象这个样子，那不弄成一个全国总罢工了吗?所以宁可牺牲粤汉路的工人，决不可使他们做全国罢工的模范。”①并急不可耐地采取高压手段来扑灭罢工火焰。老奸巨滑的洋总管，对工人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这样更激怒了工人群众。职工联合会代表全路工人于十月十一日，向洋总管理直气壮地提出“改良待遇的十五条件”②，并限二十四小时答复。洋总管对工人提出的条件，置若罔闻。在林育南的领导下，粤汉铁路工人发出檄电驱逐洋总管，其主要内容如下：

……同人等服务粤汉路，历有年所，虽素感待遇之不平，然犹能降心以从事。概自总管卡墨克尔任事以来，殴打工人，辱骂监工，欺侮员司，克扣抚恤，偿罚兼诸好恶，革除违反常情，盖彼视中国人之人格，恒在水平线以下，而易与之也。同人等为保全中国人格计，为维持个人生活计，为尊重人道计，为发达路务计，于十月十一日向总管提出改良路务，修正待遇等十五条，乃该总管刚愎自用，傲慢成性，竟将同人所提出之十五条完全拒绝，同人等受此痛苦，呼吁无效! 固于十月十三日全体辞职，誓于该总管不共复戴，诸公或为社会中坚，或属路工同志，或掌笔政，或同袍泽，务必仗义执言，同伸公理，则不独同人之幸，亦中国人格之幸。粤汉铁路机车处全体辞职工人八百三十七人同叩①。

这个用工人的血泪凝成的通电，激发了工人的斗志，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在职工联合会的领导下，粤汉铁路职工众志成城，团结战斗，掀起了声震全国的大罢工，“把一个武长铁路，弄到一步也不走”②。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惊恐失色，惊叹粤汉工人“团体坚固，不是官威可以制服的。”③于是立即改变策略，吴佩孚急电肖耀南火速妥为办理，切不可使其断绝交通。十六日，罢工的第三天，肖耀南急派一个姓边的司令前来职工联合会与铁路工人代表接洽，谈判结果，对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一概应允。十月十七日，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下令复工，历时五天的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制胜威威赫赫的洋经理”④的罢工壮举，“在我们劳动界的人听见了，没有哪一个不是手舞足蹈的，欢天喜地哩”⑤。

在粤汉铁路工人胜利罢工的鼓舞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斗争又呼啸而起。

汉口人力车工人是武汉人数多而且比较集中的行业工人。他们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重重剥削，生活极其悲惨。当时的《时报》从一个侧面作过以下简要报道：

“……在平时，车行实行包工制，车行包头，专放复利，虐待车夫。其复利并非现资放出，乃车夫租金逐日不能缴金者，如今天欠缴车租一百文，明日须一百二十文，……如此利上加利，积日累月，车夫不能缴，则用种种非刑凌虐，车夫中受此痛苦者，十居五六”①。

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生活，是旧中国悲惨的工人生活的一幅真实写照。他们为生存计，曾进行过多次反抗，但都遭到了失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又一次宣布加租，每日每乘车由原来的八百文增加到一千文，理所当然的要遭到工人反对。党派林育南和施洋、郑凯卿直接领导了这次罢工。他们深入汉口租界，召开人力车夫代表的秘密会议，制定罢工计划，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团结广大工人进行反抗加租的斗争。林育南和施洋指导与帮助车夫工会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并向车行老板提出：车夫会成立，不得干涉; 取消加租议案; 原租价减为六百文等三项要求。十二月一日，汉口租界六、七千人力车工人爆发了大罢工。林育南和施洋起早睡晚，废寝忘食，起草传单，声讨车行主盘剥车夫的罪行; 发动武汉各界人士，声援罢工斗争; 深入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工人党员郑凯卿还化妆成车夫，同人力车工人一道，并肩战斗，给工人增添了夺取罢工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为争取各界的声援，扩大社会影响，六日夜，林育南和施洋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导工人组织“车夫讨饭团”，“以乞丐团形式，结队向租界游行”②。

当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租界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实行紧急戒严，不准游行队伍通过。工人群众义愤填膺，与军警展开了大搏斗，林育南后来对这次搏斗的悲壮情景作了以下回忆：

“于七日晨邀车夫五六千人，在大智门景家台集合，整队出发，沿途行乞，并游行示威，至汉口总商会，要求救济。返游行租界，经英俄以至法租界，声势浩大，租界戒严。法国巡捕及武装军队出而阻止，车夫奋不顾身，冲锋前进，抢夺法兵枪械，与法兵巡捕战斗二三小时之久，捣毁巡捕房及车行包车和行主法人的住宅。因车夫工人被捕，群众亦掳去法兵二人，并包围法巡捕房及领事馆要求释放，作猛烈之示威，形势严重，如开大战。法领卒屈，释放车夫，而轰轰烈烈的车夫群众得了完全胜利，成为我国对外人交涉中最光荣的运动! ”①

人力车夫的英勇革命行动，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武汉的反动统治; 同时，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法帝国主义者和武汉反动当局慑于人力车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急忙授意武汉商会出面调解。

经过谈判，车行老板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即法领事向中国官厅道歉，允许车夫工会成立，车租暂行不加，免租钱三日，罢工获得了完全胜利。

林育南和施洋等领导的粤汉铁路和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对湖北以及全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中夏在评价这次斗争时说： “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发展”。他还特别指出：这两次罢工的“主持者为林育南和施洋同志”①。

为了从法律上确保工人的合法利益，一九二二年秋，邓中夏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林育南领导武汉各工团立即响应，召开会议，发出通电，要求国会通过劳动法大纲。七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和武汉、上海、湖南、广东以及山东等分部负责人邓中夏、林育南、阮大时、毛泽东、谭平山以及王尽美等联合向众议院议长发出请愿书。劳动立法大纲在国会虽然没有被通过，但劳动立法运动，尤其是书记部提出的十九条大纲都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工团进行劳动立法运动的同时，又胜利地领导了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并积极筹划建立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一九二二年秋，汉阳钢铁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等二十多个工会，组成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兼任该会的秘书主任，总理一切会务。

武汉工团联合会 (以下简称武汉工联) 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大斗争，便是参加领导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大罢工。

粤汉路鄂段铁路局长王世堉，阴险狡诈，利用天津同乡关系，拉拢部分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排斥外地工人;同时，还物色了一些人充当他的打手。行车监工张恩荣是王的同乡和得力爪牙; 翻译苗凤鸣也是王的亲信。张、苗二人互相勾结，倚官仗势，狼狈为奸，肆意虐待工人，经常无故处罚毒打，甚至开除工人。一次他们借故开除工人吴青山，激起了粤汉工人的愤慨。工人们立即电告北京交通部，限三天以内撤办张、苗二人，并警告路局，如不圆满答复，则举行全路总罢工。九月六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工人俱乐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准备罢工。九月九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粤汉路工人掀起了罢工怒潮，提出了“张、苗二人革职，吴青山复职”等七条要求，①并发表宣言，声讨张、苗罪行，呼吁全国各界给予援助，同时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如下： “我们为‘解除压迫’ 、‘维持团体’ 、‘改良生活’ 、‘提高人格’ ，不能不罢工呀!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止! ”②

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统一领导，遵照党的指示，在徐家棚设立了罢工指挥总部。由林育南、施洋、郭亮 (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 和何叔衡(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等负责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武汉各工团、京汉路南段俱乐部和湖南新河站工人俱乐部也派专人前来协助工作。

罢工开始后，王世堉施展种种卑鄙伎俩，唆使“工人研究所”，收买工人，与工人俱乐部对抗，欺骗、蒙蔽部分工人接手开车; 同时勾结湖北督军肖耀南调动武装军警百多人，来徐家棚进行弹压，妄图以此来分化瓦解工人，破坏罢工斗争。

针对王世堉的阴谋，林育南等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攻势，开导军警不要干涉工人的罢工，劝导“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不要再受王世堉的欺骗，回到工人队伍中来。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部分工人，壮大了罢工队伍。

罢工后，火车象死蛇一样，静悄悄地躺在轨道上一动也不动。

十日晚。夜阑人静。铁路当局唆使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派武装押运。霎时，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小孩数百人一齐出动，卧轨阻车。穷凶极恶的王世堉竟然指挥军警进行弹压。与此同时，岳州罢工工人卧轨截车也遭到军警屠杀。这一血案，当时湖南长沙出版的《商业杂志》作了如下报道：

“十日晚十一时，铁路当局又令研究所一部分工人开车，当有罢工工人百余人及工人家属之妇女幼孩等，群卧轨道上，不让车行，乃军警听局长之指挥，竟以惨无人道之手段，横拖直曳，肆行杀伤，儿啼妇哭，惨不忍睹，一时受伤者百余人，投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者九人，受重伤者三十余人，受伤命危者八人。同时长沙来车到岳，岳州俱乐部工人，全体横卧铁轨，阻止去路，亦有指挥者调来军队两连，将各工人以刺刀枪托，乱杀乱刺，当时毙命者六人，重伤六十余人，押解来鄂者三十七人，均囚于武昌玻璃厂。综合两处计算，横被军警杀伤者至达二百数十人之多，……”①

惨案发生后，粤汉路罢工指挥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向铁路当局提出以下四条： “(一) 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 (二) 革除并惩办王局长; (三) 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工人家属; (四)完全承认工人前次提出的七条件。不达目的，决不上工。”①并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请求各界援助。

武汉各工团在林育南等的指导下，于十二日在汉口法租界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援助罢工工人。在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出的宣言中指出： “武汉工团联合会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事，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事; 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耻辱，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耻辱。因此，这个问题要我们劳动阶级全体去解决。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各工团以实力援助这次罢工。粤汉铁路的工友呀! 你们要勇敢决绝坚持到底，百折不回，我们誓尽力为你们的后援! ”京汉南段工人还派出代表，请京汉路北段、京绥、京奉、津浦、沪宁各站工友，为粤汉后援。武汉各工团也组织了“粤汉罢工后援会”，发动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武汉工联筹款一千元，京汉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捐款五百元，救济罢工工人。武汉工联和京汉路南段工人俱乐部还作出“三日内如不作圆满解决即全体罢工”的决定，并把这一决定通知湖北督军肖耀南。肖接到这个通知后，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大骂王世堉，不该闯出这样的大祸来，并责令王世堉一手办理。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王世堉接到这个电话，登时昏绝椅上。汗如雨下。”②

与此同时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立即动员湖南工人团结各界人士给予有力的声援，并派出得力干部何叔衡来武汉和湖北党组织以及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林育南等磋商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办法。

京汉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及陇海路的洛阳等站工人都纷纷致电路局。坚决表示，三日内如不完满答复粤汉工人的要求，即实行全体铁路工人的同盟罢工。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浦东纺织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十多个工团，作决议，发通电，“要求严办凶手，抚恤杀伤工人及其家属，并致函粤汉罢工工友，加以慰勉。”①同时组织“粤汉路罢工经济后援会”②，分途捐款，以作实力援助。声援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

面对这种情势，北洋军阀惶惶不安，只好派交通次长劳之常来汉，企图平息罢工怒潮。

九月十四日晚，星明气爽，秋风拂拂。京汉、粤汉铁路及武汉各工团二三千人，各执小旗，列队进至刘家庙车站，秩序严整。队前有两面白布大旗，一面写着“撤退弹压军队，惩办行凶军警”等，一面写着徐家棚、岳州血案惨状。这是由林育南等领导、施洋坐镇指挥的一次示威运动。

是日晚七时五十分，火车到站，车厢内钻出一个大鼻子、小眼睛、油头滑脑的中年人，向群众招手致意。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劳之常。当时工人代表怒形于色，跑步上前，向劳之常递交请愿书; 广大工人把施洋、林育南等书写的“杀人者死! ”“工人是杀不尽的! ”等一幅幅标语，举到劳的面前。狡黠的劳之常见势不妙，便装出一副慈悲相，点头哈腰，假惺惺地向工人赔礼道歉，口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明天解决，明天一定解决! ”

十六日，工人们没见到劳之常的答复，便在大智门车站又进行了一次声势更大的示威。当天，车站人山人海，愤怒的口号声，划破楚天长空，震撼武汉三镇。当劳之常与王世堉的小汽车进入车站时，怒气冲天的受伤被捕工人家属和工人群众，蜂涌而上，将小汽车团团围住。王世堉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 劳之常急得抓耳搔腮，额上还沁出豆大汗滴，当场被迫同意发给受伤工人每人二十元养伤费，并诺诺连声要把工人提出的要求带回交通部“商量解决”。

打铁必须趁热。十九日，各工团代表在林育南等的领导下，联袂渡江，到粤汉路局提出“以释放被捕工人用专车送回原处为先决条件”等四条新要求，同时向王世堉递交了《最后警告书》。书中历数王世堉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后，严正指出： “敝工团等本休戚相关之义，抱息事宁人之心，特再三让步，提出最后警告。务望贵局长从速省悟，剋日完全承认，以平众怒，而复路政。否则敝工团等，定率武汉全体工友，以周旋于贵局长左右，前日大智门之包围，恐不难再见于徐家棚也。特别敬告，并颂公琪。武汉工团联合会等”①。王世堉见代表声色俱厉，警告书措词强硬，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工人，撤退弹压军队，撤办张、苗，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赔偿损失等条件。

二十一日，王世堉又否认前言，不同意将张、苗停职。这种出尔反尔的卑鄙行径，更加激怒了工人群众。是日，武汉各工团代表集会于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一致署名，不达目的，决不上工。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紧接着发表了《告国人书》，沉痛地指出： “全路工人所受的虐待，真是积冤难诉呀! 因为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一致停工，以求解决。乃本路局长王世堉，阴险狡诈，待我工人，如牛马奴隶之不若。指使他的私人，故与工人冲突，破坏我们的团体，朦请军警，武力枪杀岳州徐家棚工人……并囚禁受伤工人三十二人于玻璃厂，至今十余日，不准工人家属看慰，其因伤、饿寒暑之侵迫，命在垂危者十余人。彼犹以为未足，私发冒名传单，藉以唆使工人，自相残杀，诬陷工人，运动军警，以遂其欲加之罪，种种压迫我们工人的事实，真非一言所能尽述。”①百数十字，把王世堉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告国人书》继而在陈述了罢工原因，最后呼请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予无私的援助。

《告国人书》言简意赅，哀而动人，在全国尤其在铁路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粤汉路工人俱乐部每天接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函电不下数十起。各地的援助捐款也源源而来。

二十四日，武汉各工团及京汉、陇海各路工人代表千余人，在江岸扶轮公会开会，群情愤激，决定到二十五日下午八时止，粤汉罢工工人所提出的要求条件尚得不到解决，京汉南段即于二十五日晚举行大罢工，并发表通电。向反动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同时，会议还作出决定，准备组织敢死队五百名，以实施罢工后之动作。罢工斗争即将蔓延全国铁路，危及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因此，北京政府交通部和北洋军阀吴佩孚异常惊恐，于是急电王世堉和肖耀南，火速解决工潮，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下，经过谈判，于二十五日下午，王世堉被迫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各项条件。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粤汉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志，同时也为武汉和湖北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武汉工团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武汉和湖北的工会组织急剧增加，罢工斗争不断高涨。

林育南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坚持革命团结这是工人阶级夺取罢工胜利的无价之宝。同时清楚地认识到：要加强团结，巩固组织，解决工人群众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必须从教育着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工人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明确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能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巩固发展组织，夺取革命的胜利。

理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林育南带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深入工人群众，找工人个别谈心，开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用开会演讲等各种形式，向工人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工人的头脑，用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整体等大道理晓喻他们，并在实际斗争中为他们排难解纷。在林育南等的教育下，马列主义的春风吹开了工人眼前的迷雾，促进了他们的觉悟和团结。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湖北各工团联合组成了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十月十日那天，武汉数千工人喜笑颜开，欢聚一堂，庆祝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嵘?杨德甫 (后成为工贼)、陈天、包惠僧、李汉俊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林育南被选为秘书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岷?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从此，湖北工人运动在自己公开的司令部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向前发展。

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的当天，为巩固扩大工人运动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群众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促进工人的团结与觉悟。林育南、施洋等，在汉口笃安里创办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机关报《真报》。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郭祖贲、郭寄生(后成工贼)、张孑余等人。《真报》公开宣言： “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职志”①，”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②。它发布工团联合会的指示、命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大力报道工人运动和学生、市民的爱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行，抨击社会弊端，成为武汉和湖北工人的喉舌。林育南除亲自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经常动手撰写文章。该报刊载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文件和各种评论，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真报》出版后，武汉工人争相阅读，工会干部莫不人手一份，视为战斗的指南。当时汉口香烟厂曾赠送对联一副： “顺应潮流，维持正义;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扁额一方： “劳动福音”③。

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具体领导下，在《真报》的宣传鼓动下湖北工潮波澜壮阔。十月十六日，汉口英国香烟厂因女工遭侮辱，全厂三千多工人愤然出厂，结队游行，举行大罢工。在林育南、施洋的指导下，工会与工厂主经过反复谈判，签订了条约，并承认工会与工厂主有直接交涉权，罢工取得了胜利。可是，时隔不久，该厂资本家自食前言，撕毁条约，无故开除工人代表。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香烟厂工人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停，林育南派律师施洋以仲裁人身份，与资本家在谈判桌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施洋的据理抗争，英资本家理屈词穷，被迫于二十二日签订条约，罢工斗争再次取得胜利。

在英国香烟工厂罢工的热潮中，英租界内的棉花厂工人，因一职员侮辱工人代表，发生冲突，英国巡捕非法捕走工人，花厂工人奋起反抗，英租界当局出动海军，在租界内实行戒严，妨碍、干涉工人的行动自由，激起了数千工人的大罢工。经过谈判，棉花厂工人夺取了罢工的胜利。大冶下陆铁矿等许多工厂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邓中夏对这个时期武汉的工人运动曾作过高度评价。他指出： “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①

在滚滚的罢工浪潮中，工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先后成立的工会有：大冶钢铁厂工会、汉口棉花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等。武汉工人运动进入“极盛时代”②。其中汉冶萍总工会，工人总数达三万之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团。它的成立为全国各界所瞩目。

一九二二年冬，汉阳钢铁厂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和大冶钢铁厂等五个工会，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林育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能郅(立三) 、路局主任朱少连以及汉阳钢铁厂工会领导人许白昊等的领导与筹备下，建立了总工会。

十二月十日下午，汉阳三码头老街，红旗招展，人声喧哗，数千工人欢腾雀跃，共庆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主席致词后，林育南兴致勃勃地登上讲台，代表武汉劳工组合书记部作了长篇演讲。他慷慨陈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抨击私有制的弊端和资本阶级的罪恶，大声呼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作成阶级斗争强固的战线，打倒万恶的资本阶级，建立劳动者管理的世界”①。

林育南遵照列宁关于“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②这一教导，语重心长地勉励工人刻苦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训练掌握生产机关的才能，以便将来我们能够自己管理产业造成一个共产制度的社会”③。林育南号召工友同志们，认清盛会的意义，为完成工人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林育南的演说，为工人阶级指出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工人阶级的斗志。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最初对敌人的一次血战”，是“中国工人革命的信号”，和“中国民众自由解放的福音”①。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当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的林育南，参加领导了这一罢工，并在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具体领导下，为统一全路的工会组织，适应斗争的需要，首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在长辛店召开了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同年八月十日，在郑州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杨德甫任主任委员，史文彬、凌楚藩任副主任委员，项德隆(项英)任总干事，负责进行筹备工作。根据党的指示，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和指导筹备处的工作。林育南参加草拟总工会的宣言和章程草案等工作。经过林育南和项德隆、史文彬、施洋等几个月的共同努力，成立总工会的工作筹备就绪。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第三次筹备会，一致决定： “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②。

一月三十日晚，林育南和陈潭秋、施洋、李求实、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武汉各工团——汉冶萍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和粤汉铁路徐家棚分工会等三十多个工团和新闻界学生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余人，附以军乐队，带着武汉工人阶级的深情厚谊，从江岸车站出发，乘车北上参加总工会的成立盛典。

二月一日清晨，阴霾满天。在军阀吴佩孚指使下，郑州全城实行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气急败坏地一再狂叫： “我黄殿辰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武力恫吓不足为惧。上午八时，工人代表、来宾和郑州铁路工人千多人，手执红旗，直奔普乐园戏院会场，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林育南后来作了如下回忆：

二月一日上午，代表“结队持旗，并携匾额对联，往工会庆祝，音乐队随其后，行至中途，武装军警密布，如临大敌，阻止前进。经代表再三交涉无效，伯高(即施洋)及诸人，愤不可遏，忍无可忍，乃奋不顾身，冲过阵线，拚命前进，拥入会场。群众大呼 ‘劳工万岁! ’ ‘打倒军阀! ’ 及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 ‘劳动阶级革命万岁! ’ 并宣布京汉总工会成立。同时场内外军警密布，全副武装，向群众示威，百般恐吓。伯高等犹大声疾呼地演说，群众放声大哭，与军警反抗，至数小时之久，始冲围而出”①。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餽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② “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中”③。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集有各分会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当即通过一项决议： “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议决于四日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①会议还对罢工斗争作了具体部署。林育南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会后，武汉方面的代表在林育南、陈潭秋等的率领下乘车南下。在列车上，林育南和项德隆、施洋等总工会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起草文件，部署罢工的具体事宜。武汉三十多个工团代表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回汉后立即发动工人，全力以赴地支援罢工斗争，誓作京汉铁路工人的坚强后盾。

林育南和总工会来汉的负责人以及武汉各工团代表回汉后，立即宣传与组织群众，起草文件，夜以继日地为罢工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武汉各工团代表一下车，就在江岸分工会召开大会，向工人群众报告在郑州开会的经过。“江岸工人闻之，切齿顿足，愤恨万分”②。武汉各工团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十八个工团联名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工会，以实力声援他们的正义斗争。电文在揭露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后指出：“我等代表全体湖北各工团，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拚一死命，亦所不惜! ”③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工人阶级为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加紧进行战斗准备的同时，又积极参加领导与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设汉口江岸分工会)的工作。林育南和总工会的负责人奋笔疾书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和《敬告本路员司》、《敬告旅客》等传单。宣言理直气壮地指出，我们京汉的铁路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是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并无情地揭露反动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猛烈开火。宣言最后郑重宣告：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

罢工前，这些宣言、传单张贴在武汉的工厂、码头、街头巷尾，为大罢工鸣锣开道。

二月四日上午九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决定，下达了罢工命令。“二七”老工人黄正兴回忆了当年罢工的生动情景：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上午九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下达了罢工命令，我带着阶级重托，心中满腔怒火，使尽力气，拉响了江岸大罢工的汽笛。阵阵笛声划破长空，武汉三镇震得天摇地动! 工人们听到笛声，象听到进军鼓，立刻行动，关上电门，剪断电线，机器停转，锅炉灭火，水泵拆开，机件隐藏，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开始了。”①京汉铁路其他各站也相继罢工。

罢工开始后，林育南的工作更加繁忙。罢工当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办法。会议作出如下决定：第一步发布宣言，以作声援; 第二步作一致行动，同情罢工①。为贯彻会议精神，会后，林育南深入工厂、学校，发动武汉各界起而援助罢工工人斗争; 领导《真报》并联络武汉各报编出罢工“号外”，起草各种文告，大造声势。二月五日，林育南组织草拟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严正指出： “我们不打倒军阀，我们是没有生路的，现在希望我们劳苦的同胞，一致向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即是为我们全国同胞争生存争自由，即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宣言斩钉截铁地指出： “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的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全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目的才罢。”宣言最后号召：“工友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呀! 生死关头，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拚命的向军阀决斗呀! ”②在林育南等的领导与鼓动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援京汉工人罢工的狂潮激浪。

六日上午，刘家庙旗帜飘扬，人声鼎沸。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慰问队，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云集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林育南和施洋、汉冶萍总工会代表许白昊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在会上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后，万余人结队游行。林育南和施洋、项英、林祥谦等工团领导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纠察队员高举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帜，威武雄壮; 敢死队员佩带徽章，手持齐眉棍，走在队伍的两边;游行群众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军阀! ”声势相当浩大。“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①

这次声势空前的罢工和游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惊恐和仇恨，就在当天下午，英国等外国总领事和肖耀南的代表麇集在英国领事馆进行密谋策划，一场腥风血雨即将袭击武汉和京汉铁路。

二月七日下午，武汉上空乌云翻滚，北风哀号。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派出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区，进行血腥屠杀。一时枪声大作，弹雨纷飞，有三十七人倒在血泊中 (被逼投江溺死和被害的家属未计算在内) ，二百多人中弹受伤。晚上，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绑缚在车站的电杆上，敌人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惨案发生的当晚，汉口各帝国主义租界，添岗加哨，架起洋枪洋炮，戒备森严。双手沾满工人鲜血的刽子手肖耀南又把悬赏通缉林育南等工会领导人的布告，遍贴通衢，刺耳的警车、张牙舞爪的军警，四处捕人。当晚拘捕的工会代表就有数十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也不幸被捕入狱。湖北全省总工团联合会被封闭，工会什物、匾额被毁劫一空。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

悲愤化为千钧力。林育南坚定沉着，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呼号，连夜秘密召开湖北各工团代表会议，决定举行总同盟大罢工，反抗吴佩孚、肖耀南一伙的血腥镇压。从二月八日起，粤汉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和扬子机器厂等工人举行罢工，坚决为京汉铁路工人的后援。

八日晨，反动军警封闭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言论机关——《真报》馆。接着，武汉各工团相继遭到封闭，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一律被勒令停办，二千二百二十四名工人被开除出厂，流落街头。

敌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吓倒征服武汉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仇恨与反抗。惨案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紧急代电”，把军阀屠杀工友，封闭工团的血腥罪行通告全国，“伏望全国同胞，主持正义，一致声援，俾惨遭屠杀之数万工友，得以伸雪; 被捕工友，得以自由; 并恢复京汉总工会与敝工团联合会。”①二月十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又发出“紧急通知”，再次声讨军阀的滔天罪行，一针见血地指出： “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只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 ”通知呼吁工人牢记这不共戴天之仇，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要被我们打倒的”②。

林育南还和郭祖贲等《真报》编辑人员，发表宣言痛斥军阀惨杀同胞，封闭报馆的罪恶行径，严正指出： “值兹生死一刻，肉搏拚命之时，启全国同胞共同集合于打倒吴佩孚、肖耀南的旗帜之下而外，别无良策。”①呼吁武汉和全国同胞行动起来，给吴、肖以迎头痛击。

林育南在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的同时，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紧进行安葬死者、抚恤伤亡，慰问与营救在狱工友，救济失业工友等善后工作。

二月十五日清晨，施洋英勇就义于洪山脚下。当时反动派曾下令不准收尸。林育南等当晚就派人将烈士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二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为进一步揭露军阀的罪行，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同情与支援，林育南又联络钟海澄、刘功辅等武汉各界进步人士二十三人，发起募捐运动。林育南怀着对烈士崇敬、真挚的感情，亲笔撰写了《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一文，高度赞扬“鄂中英俊”施洋为“社会国家而牺牲，为劳动群众而流血，义勇精诚，昭然万世”的崇高品德，无情抨击反动军阀的累累罪行，勉励工人和劳动群众，踏着烈士的血迹努力奋斗，完成“烈士的未竟之业，未成之功”。

“二·七”惨案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吴、肖高压之下的鄂、豫、直，此时已全然没有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了! ”②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为继续进行战斗，在上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其任务是：

“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 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总攻击。”③

在林育南和项德隆等同志的主持下，驻沪办事处进行了种种活动，编写了用陈天、杨德甫署名的《二七工仇》一书。该书记载了“二七”大罢工的英雄史实，辑录了当时罢工的各种文告和照片，讴歌了“二七”烈士至高无上的革命气节，鞭笞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并谆谆教导工人阶级牢记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二三年六月，林育南受武汉党组织的派遣，奔赴广州，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八月，又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嵘?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岷?为贯彻党团决议，扬鞭策马驰骋在新的战场上。

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建议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岷?林育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部干事，继而任《中国青年》的编辑、主编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职，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震惊世界的“五卅”罢工风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林育南在文牍股任职，负责宣传工作，推进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为了总结经验，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大会后，北伐军出师北伐，一九二六年秋，攻占了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在隆隆的炮声中，林育南带着党和工人阶级的重托，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参加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

九月十七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汉口办事处，负责领导湖北、安徽、四川和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九月二十日，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筹备湖北全省总工会。

十月十日凌晨，以叶挺劲旅为主力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干将刘玉春、陈嘉谟所指挥的军队，在武昌城内展开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就在这天上午，武汉工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齐集在汉口公会堂举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盛典。武昌解放的喜讯传来，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高呼，湖北全省总工会就在这欢声中诞生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也来到武汉，参加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刘少奇、林育南、李立三等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恢复发展生产; 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领导恢复发展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到十二月底，全省工会发展到三百四十多个 (北伐军来到之前只有十二个) ，工会会员激增到三十万。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春，工人罢工达三百多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为了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组织和检阅自己队伍的力量，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前，林育南主持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血花世界” (现“民众乐园”) 召开了预备会，由李立三报告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林育南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嵋橥ü舜蠡嶂飨拧⒚厥樘吞岚干蟛槲被?的名单以及大会议事日程和规则等; 选出李立三、刘少奇、许白昊、朱菊和和朱宝庭等二十一人为主席，林育南为大会秘书长。秘书厅下设文书科(主任成柱周) 、庶务科(主任汪士安)、宣传科(主任李昌荣)、纠察队(主任袁大时); 还选出了许白昊、李立三、刘光福、陈寿昌、张厚安五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大会的一切事宜。

一九二七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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