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马明方人物传,马明方生平事迹,马明方评价

Posted 2022-05-05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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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马明方人物传,马明方生平事迹,马明方评价

马明方

马明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战争年代曾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代理书记、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建国以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他对党忠心耿耿，“为保卫党的利益，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①。

(一)

1905年12月14日 (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十八) ，马明方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叶家岔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乳名罗增，上学时取名汝舟，号济民，参加革命后改名明方，有时也写作明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化名“老李” ，抗战时在新疆狱中称马洛夫，另有别名马夫。

马明方少年时代，全家只有一孔窑洞和三四垧山地，还租种地主一些土地，家境十分困难。直到他13岁时，才在亲友的帮助下，去杨家沟念了五年书。他学习很刻苦，即使三九寒冬，也点上小油灯自习功课，因此，学习成绩很好，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

1923年秋，马明方小学毕业，因家境仍无明显转机，母亲遂托人介绍他去本县申家坪村当初小教员，以减轻家庭负担。但父亲一心希望儿子求学成功，不忍心让儿子过早辍学;马明方也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他1924年秋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当时，著名共产党员李子洲任绥师校长，杨明轩、王懋廷、田伯、常汉三、李瑞阳、徐孟周、何寓础等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在该校执教。他们在学校建立了共进分社等进步组织，并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共进》等刊物。李子洲还经常向学生讲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马明方就是在绥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5年5月4日，陕西省督军、直系军阀吴新田所部殴伤省立一中学生，引起全省范围的驱吴斗争。马明方积极参加了绥师声援西安学生的正义行动。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马明方随学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由于他在这些斗争中表现得积极、坚决，经马瑞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26年深秋，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任职的中共党员史可轩，随总司令自绥远五原援陕进至银川途中，得知其旧部由许权中带领在陕北一带活动，遂赶到榆林，并在绥德师范见到了李子洲。李子洲派马明方和武丕谟、邓重庆等到史部作政治工作。马明方离开绥师，随史可轩、许权中带领的部队到了渭北的三原。11月底，国民军联军在西安军民的配合下，赶走了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军阀刘镇华部，史可轩部开进西安，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辖三个营，马明方被任命为第二营政治指导员①，同时任中共支部书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日渐向右转，7月间开始在河南“清党”，并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人; 马明方亦被迫离开政治保卫队。中共陕西省委遂指派马明方回陕北，到清涧谢子长领导的部队工作。马明方还未到清涧，传来了谢子长、李象九的部队起义南下宜川已经失败的消息，遂继续北上，寻找陕北地方党组织。

(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北组织在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指导下，决定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员、冬学教员，或用种田作掩护，组织群众，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马明方于1927年秋末去横山县响水堡小学，以教师的公开身分，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马明方被派回米脂杨家沟，公开身分仍然是小学教员。因杨家沟地主势力强，工作不好开展，半年后调往绥德，任中共绥德北区区委书记。他剃光头，身着破皮袄，腰勒布带子，一身农民打扮，经常深入农村，秘密联络同志。在他的努力下，绥德北区的中共基层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并在四十里铺学校、街道和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中共陕北特委委派他参加中共绥德县委的领导工作，先后在绥德东区、南区和西川等地巡视。

1929年，陕北又遭旱灾，饥民成群结队四出逃荒。马明方和绥德县团委书记马文瑞一起，发动和组织上万名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斗争。随后，马明方被派往横山、米脂、佳县、延川等地任区、县委书记①，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租、闹粮等斗争，促进了这些地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30年到1931年，马明方仍以学校教员的职业做掩护，在榆林的镇川堡工作。他领导镇川堡和上盐湾、下盐湾等地的党组织和贫农会、妇女会、互济会等组织在无定河两岸秘密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并酝酿组织游击队，开展打土豪的斗争②。

马明方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陕北地方当局的注意，曾数次下令通缉。1931年春的一个夜晚，他在镇川堡一个姓崔的党员家里开会，敌人的便衣队跟踪追来。由于情况紧急，参加会议的人出门已来不及，马明方急中生智，抬起臂肘捣碎窗玻璃，让坐在身旁的姜好兴先往出爬。姜好兴一把先将马明方按倒，连推带搡地把他掀出窗外，自己也紧随着爬出，二人一前一后，向村外跑去。跑出四五里地以后，马明方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胸前划破了几道口子③。

同年秋的一天，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又一次派出两名宪警衙役闯进马明方家里，这天他正好在家。两个衙役见了马明方，如同饿狼一般径直向他扑去，一个抓住他的两臂使劲往后拧;另一个用右手抓住他的头发不让动，左手掏出绳子要捆绑他的手。马明方奋力同敌人搏斗; 父亲抓住敌人的手不让捆绑; 四人扭成一团，撕打在一起。母亲见状急忙跑到门外高喊求援：“快! 快来呀! 我家来坏人了。”邻居闻声赶来，拉的拉，扯的扯，怎么也拉不开。堂兄马玉方也是计从急中生，从门后拿起一根棍棒，在敌人抓马明方头发的手腕上从右向左横向猛击一棍，马明方趁势猛地一摆头，从敌人的魔爪下脱身跑掉，衙役只抓掉了一束马明方的头发，致使留下了他头顶那块终生的伤疤①。

脱险后，马明方在同村一位叫李禄喜的农民帮助下，东渡黄河到太原，同中共山西特委取得联系。山西特委领导人刘天章听了马明方的汇报后，分配他在太原市作互济会工作。住处刚安排好，他去陕北会馆取东西，不意被军警逮捕。传讯时，他说自己姓赵，山西碛口人，帮父亲做生意。敌人信以为真，遂将其释放。他立即将被捕情况向中共山西特委做了汇报，山西特委又改派他到晋北巡视工作。他离开太原北上崞县、大同，在煤矿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当他由晋北重返太原时，太原的中共组织遭敌破坏。为寻找党组织，他在山西辗转奔波，却毫无所获，遂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先在镇川堡同朱璋来取得联系，后在下盐湾附近同中共陕北特委的赵伯平接上了关系，留特委秘密工作②。

1932年3月12日，高朗亭、刘善忠等夺取了清涧县怀宁湾民团的六枝枪，在安定、清涧和延川之间的青坪川、永坪川一带活动，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很快发展到上百号人、50余条枪。11月7日，马明方受中共陕北特委委派，前去整顿游击队，正式建立了陕北第一支人民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

同年10月，特委书记赵伯平为解决陕北特委归属问题，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请示，由马明方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从此，他肩负起了领导整个陕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担。这时，由于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陕北各地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都有很大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神木、府谷、吴堡、佳县、绥德、清涧、镇川、米脂、安塞等县、镇群众的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和没收地主粮食、财物以及打土豪的斗争，都已经开始出现。游击队虽然很小，但一夜之间可以在上百里的地区内活动，给各地农民运动以很大支援。

1933年7月23日至28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马明方主持下，在佳县高起家坬的老中医高振烈家召开。出席会议的除特委委员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鲁学增等外，还有部分县和个别游击队的负责人崔田夫、崔田民、贾怀智、高朗亭、赵福祥、张达志、高长久等，共20余人①，他们代表着陕北地区党的73个支部、1153名党员①。马明方在会上作了特委工作报告，详尽地分析了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论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主、客观条件，明确地提出了在陕北“搞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②的任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和《军事工作决议案》，决定将陕北划为神(木)府(谷)、绥 (德)清 (涧) 、安定三个游击区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会议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由雇工出身的崔田夫任特委书记，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舟等11人为委员，马明方任组织部部长，实际主持特委日常工作。这次特委扩大会议，是中共陕北党组织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由一般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转折点。

会议结束后，与会同志按特委指示分赴各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马明方在张达志家里，为特委起草了《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接着同马文瑞、常学恭到姜兴庄姜好兴家，整理扩大会议文件，由姜的老母在门外“瞭哨”。一天，敌人摸到姜家附近，以为马明方等在紧邻的石窑里开会，便径直扑了进去。负责放哨的姜母立即报告敌情，马明方和马文瑞迅速将文件藏好，跳出姜家院墙。当敌人由石窑出来时，他们已在群众的掩护下，顺河道向后沟方向跑去。第二天，他们先后赶到镇川堡去找中共党员崔明道接头，但崔明道和途经镇川、准备去安定传达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当晚住在崔家的毕维舟、王兆卿和高禄孝等，已被敌人捕去。马明方判断敌人可能要扩大逮捕范围，当即指示各地做好隐蔽工作，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志。

1933年8月3日，被敌捕去的王兆卿、毕维舟、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六同志惨遭杀害。噩耗传来，马明方十分悲痛。他同崔田夫、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等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特委临时会议，号召以六烈士为榜样，鼓起勇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临时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去平津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 马明方去安定整顿原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称的第一支队; 马文瑞去神府巡视并组织游击队; 张达志、高长久留佳县开展武装斗争①。马明方到安定后，得知第一支队已南下陕甘边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接头。他在安定工作了20多天，又返回佳县。

年底，郭洪涛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回陕北，于次年1月在佳县南洼村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传达北方代表指示，批评陕北党组织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游击战争“消极怠工”②。会议调整了中共陕北特委领导机构，郭洪涛任组织部部长，主持特委日常工作; 马明方改任宣传部部长。他尽力排除“左”的干扰，经常奔赴各地巡视，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基层工作上。

1934年夏，马明方受中共陕北特委委派，着手筹备陕北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七八月间，他去绥德农村调查了解群众的组织情况，要求县农会“把刀刀矛矛都赶快组织起来”。不久，中共绥德县委在张家坬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马明方给学员讲“统一累进税”和有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要求学员“回去按这个办”，为陕北各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到1935年初，陕北地区已经建立了赤原、秀延、延水、延川、安塞、绥德、清涧、佳芦、神木、府谷、米西、靖北、吴堡、横山等14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①。

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被选为“省苏”主席。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嶮(今属志洲县)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为核心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②。5月，红二十六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会合于秀延县玉家湾，接着在广大群众的帮助、支持下，在杨家园子歼敌两个营一个连，吓跑了安定城的敌人。不久，中共西北工委召开会议，刘志丹、马明方、张达志等参加，决定红军向东出击，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打通陕北、陕甘两大苏区。在西北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到8月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革命根据地扩大到20余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③。

马明方十分关心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1935年秋，他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 “中央红军已经向西北方向前进，有可能到陕北，大家要作好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①。当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时，马明方立即动员苏区群众，解决中央红军最急需的棉衣被服问题。他把绥德“县苏”主席李万春叫到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当面交代购买棉花、布匹的任务。第二天，中央贸易局局长钱之光带着银元、黄金和17头骡子，随李万春出发。临行时，马明方又再三叮嘱李万春： “这个责任重大呀! 限你一个月之内，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成布和棉花，及时运来”②。李万春遵照马明方的指示，只用半个月便完成了任务。马明方表扬他帮助中央红军克服了困难③。

1936年3月10日，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隆重开幕。马明方致开幕词，并就陕北苏区的发展和土地等问题做工作报告。会间，他还就代表们提出的婚姻、春耕农具等问题作了解答，“各位代表都表示十分满意”④。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省苏维埃政府当前的工作任务等决议。15日，大会选举新一届省苏执委会，马明方再次当选为执委会主席。

马明方等新一届“省苏”成员，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下，组织各县人民群众努力支前，扩大红军，发展生产，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

马明方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西北地区各派别、各社会集团和各武装队伍的不同情况，同他们接洽协商，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6年7月先后发出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和宣言。马明方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四处奔波。8月26日，他受党中央的委托，赴河连湾参加庆阳、环县哥老会召开的盛况空前的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按照宣言的精神，他再三强调，哥老会和共产党应该“共抱义气，共赴国难”①。他的讲话，引起“全场掌声雷动”，哥老会众一致表示要“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之光荣”，“一致抗日救国”②，并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筹备委员会。10月6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哥老会在西北抗日大联合中起的积极作用③。显然，这同马明方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6年冬末，中共陕北省委成立，马明方由 “省苏” 调到省委，任省委第一任书记。

1937年夏，马明方调陕甘宁边区政府任民政厅厅长。不久，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划为警备区，并成立党的特委。马明方又调特委工作。他和陈奇涵司令员等一起，在警备区组织抗日救国会，领导农民减租减息，不断扩大八路军，同国民党委任的专员、摩擦专家何绍南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长期繁重的工作任务和艰苦的斗争生活，使马明方疾劳成疾。这年冬天，他离开绥德，返回延安治病。

(三)

193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送马明方去苏联治病、学习。马明方等到兰州后，与任弼时一起赴新疆，又由新疆转赴莫斯科。任弼时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马明方被安排在东方大学，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同马明方一起的，还有张子意、蔡畅、方志纯、李天佑、钟赤兵等。他在苏联两年多时间，除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近百年史等课程外，还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

1941年1月，马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临行前，他们去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拜会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热情接待他们，语重心长的说，“同志们回去后的主要任务是搞武装斗争，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和敌人搏斗的本领，而且要有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和敌人斗争的本领，战场上确实考验人，监狱同样也考验人啊。”①

马明方等离开莫斯科，经阿拉木图进入中国国境，于1941年2月初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他急切地盼望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接受党的指示，奔赴抗日战场。

然而，马明方的这种强烈愿望未能实现。当时新疆的形势，已因德、意、日法西斯的暂时胜利和国内蒋介石集团接连发动反共高潮而日趋恶化。曾经一度标榜亲苏、拥共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准备同蒋介石进行妥协交易，诬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加上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先期由苏联经新疆赴延安的一批东北义勇军的同志已在途中被胡部扣捕。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向马明方等介绍了这种“欲渡黄河冰塞川”，“天山风雪阻归途”的形势，并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要他们暂时留新疆，等待时机①。

马明方等住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羊毛湖招待所。按照陈潭秋的指示，由张子意组织学习中共在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一段时间，马明方被调到办事处，做机关党支部的工作。

1942年，中共开始全党整风。6月，中央代表陈潭秋召集干部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精神和办法后，马明方协助办事处领导人，组织全体同志收听新华社的广播，针对新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还和陈潭秋、张子意等在广播会上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勉励大家。

随着德国法西斯占领乌克兰，进逼莫斯科; 日本侵略者集中在华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西线都出现了严重困难，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不行了，遂加紧了反苏反共和投靠蒋介石的步伐;蒋介石此时也正急欲插手新疆，于是，新疆的形势进一步恶化。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六、七月间几次致电八路军驻新办事处，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党员假道苏联撤回延安。陈潭秋根据中央指示，拟定了分三批撤离的计划，马明方被安排在第一批。但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坚持要中央代表第一批撤离①。

不久，蒋介石和盛世才正式勾结。盛世才公开撕去伪装，于9月17日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分两批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驻新疆领导人和在新疆工作较有影响的20多位同志捕去; 接着又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家属和小孩共160多人，分四批软禁起来;马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70余人，被软禁在八户梁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马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李何、谢良被秘密推选为新的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②，领导大家继续开展以气节教育为重点的整风学习，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党部成立，大批国民党特务相继进入新疆，与盛世才一起更加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2月7日，盛世才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投入监狱。4月11日，盛世才又指使警察局副局长曹天爵和特务头子李英奇，带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八户梁招待所重重包围。马明方义愤填膺，向暴徒们提出强烈抗议： “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有什么罪?”③话音未落，就被一群暴徒前扯后拥推进囚车，关进新疆第一监狱，不久又被投进第二监狱。同马明方同时被捕入狱的，还有方志纯、乔国贞等45人。

入监第二天刚放风回来，一个小纸团从铁窗的空隙抛了进来，马明方拣起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登榜已回。有何指示?”

这是在陕北时曾和马明方在一起工作过的高登榜写的条子。他看着战友的身影，心想：现在最重要的是沟通各个牢房之间的联系，使被无理关押的百多人形成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于是，他也找了一个纸条写上“加强联系，警惕! ”①几个字，在第二次放风时转给了高登榜。

尽管狱中看守严密，难友们还是创造了许多巧妙的联系方法。例如，每天放风前，这一牢房的难友把需要告知大家的事写在纸上，搓成纸卷，放在厕所做了特定记号的砖头、木板下，由其他牢房的难友去取; 或将纸条包进吃剩下的高粱窝头里掷进别的牢房。他们还采用在墙壁上挖洞、敲击密码、在养病室碰头等方法，建立相互间的秘密联系，到1944年，各牢房间的联系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

难友们还对有民族气节感的看守做工作，让他们把报纸秘密带进监号传阅。马明方及时传出指示： “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②难友们从报纸上了解到国内国际形势，更加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增强了斗争的力量。

马明方始终抱定“士可杀而不可辱” 的钢铁意志，顽强地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提审时，国民党官员拍着桌子说： “你们八路军在大青山捣乱，断我交通线，你们是土匪，你们破坏抗战! ”马明方怒不可遏，痛斥道： “你们说的尽是骗人的假话，八路军在前线抗战，你们不抗战，反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在破坏抗战，到底谁是土匪?”审问的人恼羞成怒，命令狱卒用棍将马明方打得满脸是血，浑身是伤。但马明方正气凛然，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行。

监狱中有个别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起酷刑考验和金钱、美女、名誉、地位的诱惑而叛变投敌了。马明方及时组织大家同叛徒作斗争。他写纸条给高登榜： “有‘臭鱼’ ，注意!”此后，只要“臭鱼”一露面，就立即遭到难友们的揭露和唾骂。敌人见“臭鱼”已经被识破，只好将其从监号弄走。马明方高兴地对大家说： “去掉了渣子，是好事，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了!”①

新疆国民党当局曾企图用“填表登记”的方法削弱共产党人的斗志。监狱的头目对大家说：只要在表格里的“信仰”、“志愿”两项中填上不再跟共产党走，愿意回家，就发给路费，立即释放。马明方当着敌人的面，挥笔写道： “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志愿回延安!”弄得敌人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著名共产党人被盛世才秘密下令杀害。林基路生前在牢房写了一首《新囚徒歌》。他牺牲后，同狱难友陈谷音含泪为《新囚徒歌》谱了曲。高登榜很快将这首歌曲抄给马明方，马明方看后指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于是，狱中难友很快学会了这首用血写成的歌：

……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莫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

万载飘扬①!

1944年10月，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开始反攻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欢欣鼓舞。狱中中共领导人决定配合大好形势，举行一次绝食斗争。在马明方等带领下，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迫使敌人接受了一些条件，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1945年8月初，苏联对日宣战，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狱中中共组织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再次集体绝食。马明方提出，要把“全体无条件释放回延安” ，作为向当局提出的第一条要求。绝食到第四天，敌人端进监狱的饭菜仍然未动一筷一匙。第五天，监狱长对部分难友强行灌食。马明方咬紧牙关，把碗打掉。监狱长恼羞成怒，令狱卒抡鞭抽打，逼迫难友复食。马明方毫不示弱，仍据理反驳。难友们见状，纷纷敲打铁窗，表示对狱方的愤怒抗议。监狱长无奈，只得被迫停止了对马明方的折磨，并表示除了回延安的条件他不能作主外，别的均可商量。中共狱中负责人考虑到要把百余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送回延安，确实不是监狱长所能办到的，遂决定在敌人答应几个条件后即胜利结束绝食斗争。当有的同志不同意复食时，马明方又耐心地向他们做解释，说： “绝食是政治斗争，斗争是为了胜利，不是为了死人，而为了保存力量，基本胜利就可以复食了。”①

在四年的牢狱斗争中，马明方和难友们经受住了严刑拷打，顶住了威逼利诱。在保留下来的国民党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马明方等人“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然结果均执迷不悟”②。这些记载，从反面反映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毛泽东提议，还在新疆狱中的马明方，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共中央曾多次设法营救在新疆被捕的同志。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就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问题。

1946年6月，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身分兼任新疆省主席，决定释放“政治犯”。6月10日，马明方等129名中共人员离开新疆，由张治中派行辕交通处处长刘亚哲少将护送至陕甘宁边区边境，于7月11日下午安抵延安。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以及延安各界群众在七里铺迎接，马明方第一个跳下汽车，激动得热泪盈眶。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接见新疆出狱的全体同志。1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毛泽东、朱德举杯祝贺新疆狱中同志胜利归来。一连多日，马明方等备受延安各方的慰问和关怀。正在召开党代会的杨家岭机关全体中共党员写慰问信，称颂新疆狱中同志“活着的，坚贞不屈; 死了的，视死如归”，是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典型”①。

马明方是忠诚于党坚贞不屈的英勇战士，他返回延安后感慨不已，为了表达新疆获释同志回到民主圣地无比激动的心情，谴责国民党反动派不履行政协决议继续囚禁、屠杀爱国同胞的罪行，马明方为《解放日报》撰文，说： “铁窗关不住我们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意志，镣缚不了共产党员坚贞的气节与立场。四年来，我们的躯体被牢狱折磨而影响了健康，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政治生命，保持着纯洁的党性，回到了自己的故乡”②。“我们以法西斯屠刀下虎口余生之躯，要向全国人民高呼：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内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内战政策! 反对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制造恐怖的特务政策! ”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要求履行政协决议，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③!

(四)

马明方返回延安不久，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1947年2月中旬，遵照中央“五四指示”精神，他和胡乔木、常黎夫率领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的百余名干部，赴陇东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马明方于4月底奉命和常黎夫由陇东回到西北局与边区政府驻地——安定县白庙岔。这时，习仲勋、马文瑞、张德生等已奔赴前线参与军事指挥，马明方便全面主持西北局机关的工作。为庆祝蟠龙大捷和耀县解放，边区党政军民各界于5月7日召开祝捷大会，马明方在会上号召前方部队要更英勇顽强作战，后方要更加加强战勤与生产工作，争取胜利早日到来。此后，中央西北局接连发出关于清剿斗争、土地改革和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动员边区人民努力生产，搞好土改，支援前线。7月，马明方赴靖边县小河村，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沙家店战役后，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内线反攻，马明方主持的中央西北局，及时发出了《西北局为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告西北各界人民书》。12月，马明方出席了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 (即十二月会议) 。这一年，由于战争和灾荒，陕北严重缺粮。为救济灾区群众，中共中央决定由晋绥和太行、太岳解放区调拨粮食。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分别派出500名干部，组织了100多个运粮站，动员了10万民众，到黄河以东星夜兼程运粮，救济灾民。

十二月会议后，马明方带领工作组，到绥德、米脂一带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①。此前，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央西北局曾于11月间在绥德义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会议。按照边区境内大多是老区、老老区的实际情况，会议确定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抽补调剂”的土改方针。义合会议后，边区土地改革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全面展开，但一些地方出现了错划成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等“左”的偏向。中央十二月会议一结束，习仲勋赴各地传达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马明方即深入农村总结贯彻“抽补调剂”方针的典型经验。在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不到一个月就迅速地纠正了”①。

1948年，马明方还兼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12月中旬，他到达晋南解放区，在听取汇报、研究了各种情况后，于29日在临汾召集干部大会，就晋南工作做重要报告，强调学会管理城市，大量培养干部，提倡学习、民主和自我批评。马明方说，“我们过去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在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要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生产建设的各种知识，大量培养新干部，老干部除了帮助新干部外，更应加紧学习，总结经验，提高自己，准备担任更重要的工作”②。他在部署了1949年晋南各级干部要做好土地改革、整党建政、生产运动和城市工作等各项工作之后，特别指出：“学习，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一种生活，一种责任。我们要经常学习这个同志和那个同志的长处，学习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经验，更要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的思想，这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没有理论知识，我们就陷于片面、狭隘，就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和问题，不能正确地、深刻地判明是非，遇到一定重要的转折点，就会陷于模糊，迷失方向”。他还指出： “民主集中制是马列主义学说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有民主生活，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目前，在党内外都要大大提倡发扬民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克服个人包办、各行其事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任何正确的意见都要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不能打击，应该教育纠正。这种发扬民主是建党建政、改善同群众关系的条件和关键之一。”他又说： “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是推进党和工作进步的动力。人总是有缺点的，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宽恕，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也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共产党员应该诚恳欢迎别人的批评，同样也要诚恳的批评别人。但在进行批评中，要反对片面主观，切忌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为庸俗的无原则的纠纷。”①上述见解，尤其是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显然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任务即将转变提出来的。时隔两个月之后，他提出的问题已成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在战争年代，马明方就非常重视妇女在革命和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大会上作《发动妇女争取彻底解放》的讲话，号召妇女“为了革命的需要和自己的进步，一定要努力学习政策、理论、文化，不计较个人得失等琐小事情”②。他特别强调指出，妇女要真正地得到彻底解放，必须参加各种生产，“这是最可靠的最根本的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物质基础”③。

3月，马明方出席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他在小组讨论会上积极发言，坚决拥护关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决策。

5月20日西安解放，马明方调回中央西北局工作，和西北局机关一起进入西安。

(五)

建国初期，马明方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 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主要仍负责陕西省的工作。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中，他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马明方非常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1950年，他在陕西省农业生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年，在关中地区煤矿企业会议上又说，搞好生产是工人阶级的责任，也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

土地改革中，马明方反复批判关中地区可以和平土改的所谓“关中特殊论”，一再强调要做扎实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认真发动占农村人口60—70%的雇农和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使之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马明方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反复强调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并说： “不 ‘狠’ 了就会放掉一批反革命分子;不‘准’了就会镇压错，射箭总是要射准确，射不准就会伤害了不应伤害的人，或者是射了空箭;不 ‘稳’ 了就会没有个先后缓急的步骤。但 ‘稳’ ‘准’ ‘狠’ 绝不是要我们束手束脚的，而是要我们更好地、更准确地给敌人以镇压”①。

“三反、五反”运动中，马明方多次作报告，反复强调“彻底”二字。1952年1月，在陕西省省级机关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他号召“打消一切顾虑积极检举贪污浪费”。1953年4月20日，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八次行政会议上，他指出官僚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及危害，强调要“进一步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②。

1952年下半年，马明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调整商业的报告》，结合西北五省区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实施方针，对于当时工商业的恢复和稍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个体手工业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③。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马明方不主张急于求成，多次强调“互助合作组织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他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要适应“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觉悟程度” ，“必须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做好发展生产，提高群众觉悟的工作，才可以收到成效” 。他还提出1953年的总方针是“以继续整顿、巩固和提高为主”，并强调要“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好高骛远，急躁冒进，希望于侥幸都是不对的。”①虽然后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马明方已离开陕西到中央工作，但由于省委始终按照他一再强调的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且“时间要放长一点，步子要稳一点，要有领导有计划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因而使陕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比较健康。

马明方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深入基层。他每年都要抽出不少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坚持就地解决实际问题。在西北工作期间，他视察过陕、甘、宁、青的大部分地区。

1954年8月16日，他到正在筹建中的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视察工作，在工棚里兴致勃勃地听取汇报，细心地查看施工现场，和工人一起在工棚吃便饭，晚上又住在临时工棚里，与工人促膝交谈。下旬，在青海视察时，经过一个回民集中的小县城，有位工作人员不懂当地民族习俗，提出要吃猪肉，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马明方听到后严厉批评说： “今后无论到哪里，先要弄清当地的民族习惯和风俗，坚决按党的民族政策办，再不允许类似的问题发生”②。

9月15日，马明方到延安。刚一歇脚，就带领随行工作人员去参观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并边走边向延安的党政干部详细询问老区的建设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听到解放后短短几年内延安的变化时，他非常高兴。还向地委和专署建议，陕北地区除抓农业生产外，还要狠抓植树造林，年年种草种树，绿化荒山，美化环境，把革命根据地建设好，把延安打扮得更加年轻、美丽①。

9月下旬，马明方回到家乡米脂县听取汇报。当县委书记王彦成拿着一叠厚厚的汇报稿，一句一句照着念时，马明方和气地说： “不要念稿子，随便说，讲真实情况和问题，用两分法讲。米脂解放后，群众生活的变化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怎样? 工作中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都请你们提出来，咱们一块研究解决”②。回到叶家岔，他同父老乡亲一起在他家的窑洞前拉家常，问寒问暖，使家乡人们很受感动。

在四省区视察期间，每到一地，他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贯彻党的政策，并带头大干、苦干、实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③。每次召开大会，他都坚持在会前亲自写讲话提纲，常为此熬到夜深人静，第二天开会时仍然精神饱满地作报告。

马明方平时无论工作怎样繁忙，都坚持到各办公室同大家一道研究工作，想了解什么情况，就随时走进有关处室，既询问领导干部，也询问一般干部，如果有谁说不上来，就要求限期弄清问题向他汇报。所以，他对干部很熟悉，省委的一般干部，他都能叫上名字。每逢星期日，他还到各厅、局或附近县去转转、看看，同厅局长、县委书记及一般干部广泛接触，交谈工作，关心基层干部的生活，帮助下边解决困难和问题。他很关心的还是干部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提高的问题。曾亲自制定提高干部水平的规划，提倡干部“要争取在两年内都成为专家”。马明方既善于发现人才，更关心和珍惜人才。原教育厅厅长卢勤良调省委政策研究室任主任，病故于汉中，当遗体搬回西安时，他亲自迎灵送灵①。卢勤良的亲属和省委机关干部都深受感动。

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明方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六)

1954年秋，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这一时期，他对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对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11月，他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以《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为题作报告，指出： “一五”计划的后三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的发展新党员，必须同农业合作化运动结合，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要坚持党员标准。他强调党组织要“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支部民主生活”②。十分可贵的是，马明方提出了党、政、群不可混同的观点，认为“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他严厉批评了个人包办、家长式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一类现象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③。

1958年到1960年，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其间，他提倡严格遵守经济规律，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 他坚持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他大讲特讲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等等。

马明方力主克服财贸工作中的官僚主义。1958年3月7日，他在八省财贸部长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 “反浪费反保守以后，得出的结论，首先一条是要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反掉官气、阔气、骄气和娇气。三个主义和五气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的，五气是三个主义表现出的形态。群众对这些东西意见最多，必须彻底反掉。”①明确提出了领导干部的作风好坏对搞好财贸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明方反对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强调要把二者“拧成一股劲”。6月18日，他在全国财贸工作新会现场会上指出： “政治工作脱离了经济工作，就没有内容，就没有力量。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就会对经济工作起无穷无尽的作用”。②1959年1月，在财贸部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经济工作的意义时说： “经济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使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热爱社会主义”③。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明方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0年末，中共中央财贸部撤销，马明方调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第三书记，分管财贸、财经和战备工作。

当时，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他一到东北，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首先致力于解决“农村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的严重问题。他召开各省领导同志的座谈会，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座谈会上，他把安排群众生活的问题提到党的宗旨的高度来认识，说： “抓不抓生活安排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个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①。1961年5月24日，在东北局第三次全会上，他强调说： “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要力争明年丰收。丰收了一切问题都好办”②。

马明方领导东北人民克服困难的根本途径，就是抓发展生产。1962年夏，马明方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检查工作。汤原县莲江口公社万胜大队搞的“包产到户”，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他立即指示其他大队参观学习，并帮助总结出如下两条经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社员积极性大提高，千方百计增施肥; 同时还解决了劳动组织和评工记分等矛盾。随后，他把万胜大队的经验在东北三省普遍推广。虽然“包产到户”在随后不久受到了错误批判，但它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得到了贯彻，到1964年，东北境内经济再次繁荣，猪肉、鸡蛋、鲜鱼等副食品敞开供应，东北人民度过了严重的困难，广大群众赞叹地说： “东北的巨变，马书记立下了汗马功劳”③。

马明方对工业企业责任制也有精辟论述。1963年，在听取各单位关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汇报时，他插话说： “责任制度要有，要人人知道，共同遵守”。他特别强调加强经济核算和打破大锅饭，说： “成本要严格执行，一分一厘也要讲究，不能吃大锅饭”。在听了石油二厂技检科的汇报后，他进一步强调： “再也不能吃大锅饭了。资本主义制度坏就坏在他的私有性质上。但是它的经营管理，技术定额是搞的很好的，是抓得很紧的。当然，它的好不是为了社会好，而是为了它个人好。但是它的一套好管理要学习”①。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后来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1963年到1965年，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干部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一些一般性的干部思想作风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1964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在各个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但是，马明方于1965年11月率领工作队到营口县搞社教运动时，却力图排除“左”的做法。他亲自到官屯公社官屯大队蹲点，在较短的时间内总结出一套可行的经验，有力地指导了面上的运动。社教运动中，马明方始终坚持毛泽东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12月，他在给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东北局书记处的一封信中写道： “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①; 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当即批转各地执行。马明方注重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他指出： “不管处理那个方面问题，都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能使更多的人口服心服，实事求是也是政治。”在营口县社教工作队队长会议上，他再次指出： “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追不逼，实事求是，要和风细雨”。他特别强调运动要促进生产。在官屯公社工作队、组长会上他明确要求： “运动中要抓生产包括副业生产，抓分配，抓生活。要一抓到底”。还说： “不注意这一条，群众会骂我们的，嘴里不骂心里骂，白天不骂晚上骂，今年不骂明年骂”②。可见，马明方心目中时刻都装着群众。

1962年10月起，马明方还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

(七)

马明方非常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建国后，他每天要抽出一定时间读书，每写一篇文章，每讲一次话，都要翻阅许多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1951年10月，他在《群众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一文，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①。就在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最后几年，还孜孜不倦地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读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②。

马明方的党性原则极强，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分，按时交纳党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在工作上忘我地干，但在待遇上总是向低标准看齐。1955年，当他看到别的中央局书记级别比自己低，就主动向中共中央申请，把他由行政三级降为四级③。

马明方平常不多讲话，但在会上发言作报告，却流畅自如，很有魄力，颇具鼓动性，能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他在工作上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的许多文章和报告，都是亲自起草，然后又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而成。登报、出小册子时，还要逐句逐字逐个标点符号地校订。

他对有缺点的同志的帮助既诚恳又细致。1950年，陕西省政府检查统一战线工作时，一位党外负责人对省政府秘书长时逸之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意见，马明方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找时个别谈话，既肯定他认真负责和埋头苦干的“黄牛精神”，同时又指出他确有同党外领导人联系不够的缺点。事后，他还叫常黎夫和时逸之分别同那位党外领导人谈话，取得谅解④。

马明方文不文过饰非，工作中出了差错，也从不把责任推给下边。“李万铭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1951年春，陕西省委传达室送来一封第二野战军某首长给马明方的信，要求给李万铭安排工作。秘书王礼请示他并建议由民政厅优抚局处理，马明方同意这样办。可是，1955年查明给安排了工作的那个人是政治骗子。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的通讯，说那个骗子的伪造信，“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该看出，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马明方看到后，立即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并转送陕西省委组织部说明：“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①。

在个人生活方面，马明方总是用自己的表率作用，影响和教育身边工作的同志。他从未有过“白看”、“白拿”和“白吃”的事。1948年底，他从晋南工委到汾阳检查工作，当地负责同志要请他看戏，他严肃地说： “你们请我看戏，我一定去，但不要布置招待，也不要惊动大家，能买啥票就坐啥位子。” 当晚，他和大家一起坐在十四排，并照价付了自己和随行人员的票钱②。50年代初，马明方去长安县检查工作，王莽村的翻身农民、劳动模范蒲忠智为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悄悄地将一筐自产的苹果，装到他乘坐的占普车上。返回时，被他发现，他说： “这就不好了，苹果绝不能收”，当即让警卫员刘汉武从车上卸下来，给老蒲送了回去③。在营口参加“社教”时，县委考虑到他有慢性胃溃疡，就指定一个炊事员单独给他做饭，而他进点的第二天，就到食堂同大伙一起排队买饭。后来他又发现自己的菜是现炒的，比别人的油多，便找警卫秘书查清原因，即刻责令县委取消 “暗中小灶”①。

马明方的生活俭朴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时，他坐的一个藤椅破了，总是让警卫员贺守贵用竹篾编一编，补一补，却不让买新的②。他的穿着很朴素，妻子马淑良一提要给他做衣服，他总是说： “这就够好了，有几件穿就行了。你们看看乡亲们穿些什么。”因此，他常年就是那几件洗了换、换了洗的旧衣服。他吃饭很简单，爱吃家乡的荞面饸饹、钱钱饭和酸菜。到北京以后，仍然是这样③。

对身边工作的同志，马明方既是老师又是亲人。放羊娃出身的惠世恩从1947年起就给他当警卫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抽空帮小惠学文化。有时，连续一、两个小时看着小惠认字、写字，一旦发现笔划写得不对，就手把手地教，终于使小惠能读报写家信④。1948年冬在山西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马明方因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个通宵没合眼。小惠开始在一旁等他休息，但困劲一来，一会就睡着了。天大亮时，西北联防司令员贺龙起床散步回来，看到他还亮着灯爬在桌上写材料，就关切地问： “老马哟，你一夜没睡觉呀! ”小惠闻声一骨碌爬起来，掀开首长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所措，贺龙却风趣地开了个玩笑： “好啊! 老马给小马 (贺总有意这样称小惠) 当了一夜警卫员哟! ”惠世恩回忆说：马明方经常给自己“当警卫员”①。

马明方的父亲勤劳忠厚，母亲贤慧善良，马明方非常孝敬父母。但在处理个人利益同革命利益关系的问题上，他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并遵循这样一条原则：环境许可他一面革命、一面养家敬老时，他就两者兼顾; 环境不许可时，他就以革命利益为重，把养家敬老的事放在一边。由于他闹革命，父亲曾被敌人抓去坐过班房; 岳父为给他送信被疯狗咬伤而丧命; 三表弟为营救他摔断了手腕; 家里经常被抄、被封。1934年，他在安定一带游击区活动，扔下父、母、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家，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次年冬，他才派人趁一个漆黑的夜晚将父母及家小转移。由于天黑路不好走，又不得不把幼女送给他人抚养，不久这个女儿就因病夭折了。……家中这一切不幸的遭遇，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倒使他的革命斗志更加坚强②。有一次，他同另一位特委委员下基层传达重要指示，顺路经过叶家岔，他都没有回家，还编了个顺口溜：“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身非寻常; 遇家不归算啥事，一切都应献给党。”③

马明方经常对亲属讲： “不占党和国家的便宜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 “文革”前，幼女小芳患了一年病，爱人马淑良为照顾女儿，不使他分心，断断续续有一年没上班。他就对爱人说：“你没上班就不应该拿国家的工资。”按他的要求，爱人把一年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事后，马明方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宁可自己受点损失，也不能占党和国家的便宜。”①

他对子女的要求尤其严格，经常教育他们要谦虚谨慎，不要有任何特殊感和优越感。一次，他对女儿马锐和儿子马广讲： “果真有人认为你们的爸爸有点功劳的话，这功劳不是你们的，而是党和人民的。”②1963年，马广由西安到沈阳找爸爸，要求上大学。马明方对儿子明确讲： “你有本事，考上就上，考不上就不能上。”③马明方在西北局工作期间，还给亲属规定了 “约法三章”，即亲属、孩子不得进自己的办公室;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上学; 一切生活待遇完全按规定办事，不准有任何特殊。

(八)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这股狂潮席卷全国。马明方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正在北京开会，辽宁却传出了 “马明方是叛徒” 的谣言。

亲属听到这些传闻不由为之吃惊。在北京工作的长女马锐和女婿战式印急忙去看望爸爸，儿子马广也由西安来信询问，但马明方坦然地向女儿叙述了自己在新疆监狱的经历，最后肯定地说： “没有问题，不仅我没有问题，我敢说，我们回延安的同志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不敢回延安。”①他把女儿送出门外时，还一再嘱咐：“传说是传说，事实是事实。不要为我的事担心。”②过后他还给儿子复信，说明情况，消除他们的疑虑，并嘱咐儿子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③。

然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竟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马明方在新疆监狱的光荣斗争史说成“叛徒史”，并于1967年10月6日在《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发表题为《打倒马明方》的两报联名社论。从此，东北各大报几乎每天在《斗倒马明方、批臭马明方》的通栏刊题下，连篇累牍地刊登诬陷和诽谤马明方的所谓“大批判”的文章。整个东北大地狂风骤起，黑云翻滚。马明方被投进了监狱。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还设置了由吴法宪任组长的、由30人组成的专案组，私设公堂，对马明方严酷地刑讯逼供。他的亲属也遭到株连：爱人马淑良被挂牌批斗; 长女和女婿被扣上“叛徒亲属”的帽子，流放河南农村; 儿子被关进牛棚; 刚过门的儿媳被开除公职; 年仅16岁的爱女小芳被逼疯，后来随同母亲被遣送辽宁农村; 在马明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辽宁的广大干部也被诬蔑为“叛徒马明方的黑爪牙”，受批斗，被关押。

马明方在他半个世纪革命历程的最后岁月，又同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马明方被投进监狱后，林彪、“四人帮”硬逼他承认在新疆狱中的“叛徒”问题。马明方实事求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先遭到十天最恶劣的“车轮战”，每天午前、午后、晚上连续三审，夜里不许睡觉，强迫写交代材料①。“车轮战”过后，林彪、“四人帮”仍然一无所获，又接连对马明方进行连续20天审讯，“坐飞机”和“燕儿飞天”等各种刑罚交替使用。马明方在写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 “ ‘坐飞机’ 是将左右两支胳膊，两个人各拧一只。‘燕儿飞天’ 是把头发揪住往后揪，揪到面目朝天，别的动作和 ‘坐飞机’ 相同。两腿撇开，站端，臀部向下，腰伸直，两手向上高举，这个不知其名。打耳光是将四肢撒开打的，这个大概是因为四肢并起来打，会发生耳膜震坏等症候。用脚蹬头。用拳头打胸脯。卡脖颈。捉住领口直摇晃。”②真是凶狠至极。每经受一次这种审讯，马明方就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汗水湿透了全身衣服③。他终于被折磨成残疾。

1968年6月1日，迫害狂康生在听取马明方专案组汇报时，恶毒地定下了这样的调子： “这个案子是叛徒自首案，不同一般” ，“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不要因为敌人向我们斗争，就动摇了我们的观点。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④。在康生的示意和煽动下，对马明方的迫害又变本加厉。专案组人员开始编“口供”，叫他照着写，甚至硬抓住他的手，往“口供”上按指印。更卑劣的是，他们竟把从在押反革命犯那里逼出来的“口供”，作为陷害马明方的“证据” ，卑鄙行径，令人发指。

然而，马明方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并用拣到的一些破纸，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诉说自己所受的迫害。但是，这些信件根本不可能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他所得到的，是更加残酷的人身摧残，直到折磨得几乎不能动弹。即使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马明方仍然坚信光明必然战胜黑暗。他相信党和毛泽东一定会拯救自己。

1973年，马明方被送到医院“关押治疗”，但规定不准亲属探望，不让家属护理，病危时又不采取抢救措施，直到病情垂危，才允许家属去医院探望。马明方见到爱人和孩子时胸怀坦荡地说： “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①

3月15日，马锐和马广去探望爸爸。马明方用手在床上比划着示意，要女儿给他带一支笔。第二次探望他时，女儿偷偷带去一支小笔芯。马明方背着看守人员，把笔芯夹在指缝里，在碎纸片上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着。个把月之后，女儿再次探望他时，他机警地给女儿一包“废纸”，并叮咛要想办法亲自交给孙维世，由她转交周恩来总理。马锐巧妙地把“废纸”藏在裤腰带里带了出来，回家一看，原来是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写道：

“我六七年十一月到此。先向专案组交代了在新疆狱中填表和对敌斗争的经过。……我在新疆狱中填的是八路军工作人员，专案组得到敌人的一个名册上也承认我是军人。但是，在六七年审讯开始和六八年一、二月审讯末期，三番五次硬要改成中共党员。我填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但是硬要去掉信仰共产主义，留下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过了几天，又要去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改为信仰三民主义。这样将我由信仰共产主义，一变再变，变成共产主义的叛徒。还增加了不三不四的话。”①

……

这封近万言的控诉信和报告书，历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暴行。令人遗憾而痛心的是，在此信送出以前，孙维世已经被“四人帮”整死了。这封信仍然未能交给周恩来。

1974年，马明方病情加重，被诊断为全身性血管硬化症，四肢僵硬，每次大便时蹲下身子就站不起来，只能爬着回到病房。尽管这样，他还是充满信心地说： “我早晚能出去，出去了还能做点工作，比如写写党史。至少可以提供材料嘛。”他还给来探望的子女讲故事，猜谜语。有一次，他对女儿说：“娃，我给你打个谜语：红灯笼，绿宝盖，姐姐提，妹妹爱。”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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