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

Posted 2022-05-05 方面军

篇首语：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中共人物传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共人物传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

庞大恩，字泽普，后改名吴永康，原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今玉林市葵阳乡新荣村)人，留日学生，曾在日本、上海、鄂豫皖、川陕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川陕革命根据地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7年3月，在甘肃祁连山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时壮烈牺牲。

(一)

1900年2月28日，庞大恩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庞昌勤是个勤耕苦种、饱经风霜的老实农民，母亲吴氏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没有裹足的农家妇女。大恩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五口全靠父母种一亩多沙子地和割草打柴过日子。虽然家穷，但为了望子成龙，父母仍千方百计供送大恩读书。

大恩6岁入学，9岁读大馆书房。他自知家境清贫，父母供他读书不易，所以学习刻苦勤奋，进步很快。有一次，书房庞介臣先生发现大恩写的文章，立意新颖，语言流畅，便拿给村上的秀才士绅观赏，大家看后都惊叹不已。

1914年8月，大恩以优异成绩考入玉林州官办五属中学堂。学堂离家有80多里，父亲请本村贫苦农民卢有奇挑行李送他步行赴校。第二天早上，卢有奇离校返家时，大恩直送至校门外，很有礼貌地说： “十五叔，劳累你了，你好走。”随后又问卢有奇是否得了父亲给的工钱。卢说他父亲早支了两天工钱200文。大恩说这么辛苦，父亲给钱太少了，于是硬要再给卢有奇加付一倍工钱。卢有奇深受感动，回去逢人便夸大恩小小年纪不但有学问，而且深明人情道理，同情关心穷人。这段佳话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在中学里他品学兼优，连续七个学期一直名列前茅，甚得班中同学钦佩，文章尤其写得出色。老师常常拿他的文章“贴堂”，供全班学生观摩。

中学毕业前夕，他的父母为他定下了亲事和婚期，并屡次托人催他回家成亲。大恩本来就对这种封建包办婚姻不满，加上毕业前功课紧，便借口准备毕业考试不肯回家。但是父母依旧把新娘接了回来。大恩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对父母说： “我是以四海为家的，你们给我把女子抬回去! ”但新娘不肯走，说进了庞家门，生是庞家人，死是庞家鬼。他出于对新娘的同情和怜悯，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

1918年秋，大恩中学毕业。按照宗族的规定，本宗族的子弟能考上中学的，其家里可享受一份 “养贤租” (又叫 “蒸尝”) 。大恩家也不例外。于是，他筹足川资学费，毅然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二)

大恩离家后，先到广州，进了外语补习学校进修日语。在当时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的学问和救国的工业”①，庞大恩于1919年春，东渡日本求学。

1920年，大恩依靠宗族蒸尝费的供给，在日本福冈县户烟町明治专门学校读冶金科②。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各科学习成绩在留学生中出类拔萃，1921年1月，便获准由自费转为官费留日学生。以后，他又和一部分同学“获选补庚款”③。当时有的同学用庚款“设宴嬲围之”，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觉此钱乃国耻纪念，何庆之有? 余食此钱，与领平常之官费不同，力小任大，不禁悚然! 中国人嗜财过命，更增余悲痛之怀;且困苦者，环围皆是，更觉不忍”④。

大恩在日本留学期间，日夜思念祖国的振兴和富强。他想凭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实行“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他经常和夏衍等同学谈论搞地质、开矿山、办工厂等设想，他“深信吾国必不亡，只要吾人努力，不必求兵强武扬，但求文明裨益促进人类幸福”⑤。他十分景仰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大宏愿，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救国活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门司港，大恩和夏衍、郑汉先等同学“抱莫大的希望”去谒见了孙中山先生⑥。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先生病重的消息时十分忧虑。他得到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以后更是万分悲痛，发出了 “呜呼痛哉，谁为后起”的浩叹。为了悼念孙中山先生，他参加印《孙中山先生大事表》，积极准备孙中山先生追悼会会场，并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力陈“孙先生大亚细亚主义之真相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紧切”，以“永为孙氏纪念之碑”①。他对帝国主义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和国内反动军阀腐败卖国的罪行义愤填膺，发出了“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 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的愤怒誓言②。

这时的庞大恩，已决心为救国而奔走呼号。他和夏衍、郑汉先等先后组织和领导了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读书会”、“谈话会”和“同窗会”等，开展阅读进步书报，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等活动③。他和夏衍共同起草的《行社纲约》中说： “本社社员以 ‘公’ 、‘诚’ 、‘勇’ 、‘朴’ 为精神。” “本社社员严守下列之信条： 1. 不狎邪，2.不赌，3.不吃烟酒，4. 一夫一妻，5. 不授受贿赂，6. 不蓄奴婢，7.少使仆役。”在救国活动中，他与在日本的中共党员发生了联系，得到了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逐渐认识到，救国救民不但要学习自然科学，而且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革命理论。他阅读了《法兰西革命》、《资本论》等经典著作，顿觉思想和眼界为之开阔。

大恩虽身在异邦，但时刻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大恩在日记中写道：

“吾同胞为国奋力而惨死若此，谁非人子? 谁无父母?有热血者能不沸腾挺身而怒而号乎!”

“上海、青岛之工人被杀案迭起……凡有血气者非愤起不可!”

“国事如此，吾欲扶大刀斩国贼民奸;世界尽成酷劫，吾欲出人类于水火，怕甚日人?怕甚英美?”

“故国朱殷、河山血染”的惨酷现实，使大恩擦亮了眼睛，逐步懂得了要救国只能靠革命、靠斗争的道理，改变了以“平和的手段去改造” 社会的初衷和本身柔弱的性格。他参加了“中国青年学生会”和当时日共领导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又参加了水平社(贱民组织)的实际斗争。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力量，支援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大恩经常组织学生集会，在大小集会上发表救国演说，还组织进步留学生一道“募捐救济上海劳动者”，“打快邮代电回国应援”①。他亲自拟文稿、印传单、发声明，集资出版地下刊物，努力向留学生和日本人民进行宣传和呼吁，虽然受到日本军警的盘查、扣押、破坏也无所畏惧。他在日记中写道： “纵马悬崖，何后顾之有耶?吾已为破甑之人，一切何所顾虑! ”

1925年冬，庞大恩在东京由中共党员、当时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总支部特派员何兆芳，和中共驻日秘密总支部负责人何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从此，他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崭新的政治姿态和更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更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三)

1926年3月，大恩在明治专门学校毕业，又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①。但这时他已认识到，在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内有腐败政府统治的情况下，企图实行“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是很不现实的。1926年7月，大恩离日回国，专门从事革命活动。

大恩回到上海后曾返兴业家乡一次。这时他家在族人的资助下慢慢富裕起来了。除了供大恩读书的费用外每年都有些盈余，添置了田地，还建了几间新房子。

大恩这个离家已经六七年的东洋留学生回乡的消息，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目。家乡的士绅名流派出八人抬的大轿到车站接他，还在他家里大摆筵席准备接风。但大恩却不坐轿子，自己挑着竹笼行李步行回家。回家后，父亲要他和士绅们见个面。他说： “我不能和那些人同坐一条板凳! ”父亲哭着求他，他始终不肯。第二天，他父亲又捧出田契给他看，大恩却说： “如果田是我的你给我处理好了，从谁手上来就交还给谁。”后来曾任县知事的庞伟吾，企图用同宗共族的关系拉拢他出去做官，以求光宗耀祖，又遭到大恩的严词痛斥，不少豪绅地主送礼上门求见，也遭他拒绝。然而乡亲们上门见他，他却非常热情地接待。他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和一个瞎眼的长工住在一起。有人看见他挑了一大担东西回来，以为是金银财宝，便对他说： “你回来家里可要富了! ”他却指着父亲说：“我没有钱，我还要向老板要呢! ”打开竹笼一看，果然没有钱，全是书。有人又说： “你大学毕业了可找个官当了! ”他又说： “当什么官?国家象这个样子，做官有什么用? 当官剥地皮啊! ”①

大恩回乡期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各地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大恩利用这个时机与乡亲们谈话，宣传革命，他还通过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到附近乡村和贵县桥圩向群众宣传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和主张。他亲自到玉林宣传鸦片的毒害，并缴夺和砸烂了几十枝烟枪。有一次，他带人到兴业县府清查帐目，发现县官在那里打牌赌钱，便愤怒责问道： “你们不是在乡下禁赌捉赌吗?怎么又赌起钱来?”问得那班官员瞠目咋舌。

大恩关心和爱护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邀约知己旧友和进步青年在兴业街友盛栈铺内开会，力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鱼肉乡民，巧取豪夺，奢侈腐化的诸多罪恶;亟申黎民赤子被敲骨吸髓受欺蒙骗的种种冤情。他剖析社会黑暗的原因和广大贫苦农民希望脱离旧制度的桎梏，摆脱贫困而不可得的社会现象，指出共产党是唯一能够解除人民疾苦，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的党，他鼓励青年要刷新思想，认清形势跟上时代潮流，赞助改革，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②。他还到离家30多里的兴业中学给学生们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介绍他们阅读《新青年》、《黄埔革命画报》、《唯物论浅释》、《十月革命简介》等进步书刊，分析全国的革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鼓励同学投考黄埔军校，投身革命斗争，他还找进步学生吴光华等举行谈话会，对他们说： “中国太落后了，太愚弱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赔了多少钱?丧失了多少土地?五卅惨案、六·二三沙基惨案、五·七国耻纪念，你们总不会忘记吧! 是谁使中国这样贫弱? 是谁使国人流血牺牲?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指出： “革命是国家和人民的唯一出路，中国只有革命才可以医治过来，我们这一代人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光明的前途”①。最后他启发大家说：“一定要坚决拥护最进步的政党、最坚强的战斗队伍共产党。国民党混进有军阀土豪劣绅，很多都是假革命不革命分子，甚至还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我们要排除反革命分子，提防假革命分子，转变不革命分子，就必须扩大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拥护共产党”②。

大恩回乡仅一个月，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他的教育推动下，吴光华等部分兴中学生和进步青年建立了兴业县共青团支部③。他家所在的长荣乡及附近各乡先后成立农民协会，兴业县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继开展起来。

(四)

1926年秋，大恩第二次离开家乡到上海。临走时他对妻子和家里人说： “希望你们好好做人，要参加劳动，尽量不要雇长工种田，也不要养奴婢。如果确实做不了，请人做工要当自己人一样看待，不分彼此，要同桌吃饭，吃一样的饭菜，待人要平等。不要再置田，对劳苦乡亲要体贴相助”①。

大恩返回上海后，曾用孔某的化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②。后在李富春领导下，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海报》编辑。这时，他改名“吴永康”，以后就一直用了这个名字③。

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夏衍被日警逮押回国，在上海和庞大恩、郑汉先重逢。以后，他们又一起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大恩特别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发展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夏衍就是在这年由他和郑汉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④。

1932年4月，庞大恩奉命到苏区工作。临走前到夏衍家告别，并给他的弟弟大慈写了一封家信。信中说：

“我不是愿意离开家庭不要，更不是一个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的事。我读书几十年，在社会上几十年，我要做一点值得做的事，不愿将学问放荒。所以，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请你们不要为我多挂念! ”

“对于我的老婆，我不能自养，一来麻烦你们; 二来她的处境太可怜了，我觉得心里万分不安，总是觉得对不住她，对不住你们。但我实在无法，只望大家原谅，听她自由，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在外面没有另外的女人，也不曾嫖过。我的心事是对得住人的，只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

庞大恩离开上海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红4方面军刊物《红旗》报编辑和红4方面军总部秘书①。1932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以及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红4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而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庞大恩随红4方面军西征，经鄂豫边境，越秦岭，进关中，折回陕南。12月，他和部队在西乡县钟家沟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后来得知四川军阀在成都周围混战，川北防守空虚，他又随部队翻过大巴山向万县、通江、南江等县进发。

庞大恩随部队到达通江(今涪阳坝)后，根据军部“红军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根据地”的指示，他和同志们一起负责开辟通江县的具体工作，并任县委书记。当时，正是川陕根据地的初创时期，红4方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不久，需要迅速宣传我党我军主张，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和武装农民，扩大红军，筹集红军给养，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由于他工作积极负责，善于联系群众，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而曾被评为模范县委书记①。他革命警惕性很高。有一次，他访问商店，发现有一个商人日常生活很象日本人，经过仔细侦查，果然是一个暗藏的日本间谍②，及时将其擒获，为革命除了一害。

(五)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庞大恩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任省委秘书长③，并暂代通江县县委书记职务。

1933年夏，新任通江县委书记马其芳到职。庞大恩回省委专任省委秘书长。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袁克服经常到基层去检查指导工作，省委机关的工作就主要靠庞大恩主持。他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注意策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开展各项工作④。他致力于省委机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干部的培训和报刊的编辑等工作。他同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等创办并主编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和党内刊物《干部必读》，共同研究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起草省委的决议和文件，商讨宣传工作和编写宣传材料⑤。他有较深的理论修养、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学识，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工作起来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当时，川陕省委所设的组织、宣传、少共、妇女、反帝拥苏大同盟等部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工农兵同志，他们没有机会读书，文化程度较低，尤其缺乏机关工作经验。有些人连打电话、作记录、写公文等都不大懂。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发挥省委机关的作用，庞大恩想方设法抓好培训干部。他不但经常到党校上课，给学员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讲土地法、组织法、解答问题，而且亲自举办识字班和干部培训班。他不但亲自担任教学工作，还结合实际需要为学员编写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教材。例如《革命三字经》： “穷人们，快觉醒。团结起，来革命……”①他要求不识字的干部每天至少认二三个字，逐步增加到每天认八九个字。由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大家进步很快。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许多来自工农兵的新干部，就是这样在庞大恩的教育培养下，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承担起革命任务。

庞大恩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他十分关心干部的成长，经常找下面的干部谈话。布置工作任务时，还具体教给工作方法。有一次，省委派余洪远作为巡视员去南江县检查巡视工作。临行前，庞大恩向他详细布置了任务，并叮嘱他下去后定要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如实反映情况，还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余洪远巡视南江县回省委后不久，组织又派他去巴中任县委书记。因为余当时不知道县委书记要作些什么，不愿意去。庞大恩耐心地开导他说：

“你带三个干部去，组成县委，一个当副书记，一个管组织，一个管宣传，你管全面。”

“我管不了啊。”余说。

“你一项一项地管嘛! 组织部管培养干部，先去办个训练班，培训一批人，优秀的吸收入党，分配下去作区乡书记和干部; 宣传部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闹翻身的党，要宣传扩大红军。”

“我怕干不好呀。”余还缺乏信心地说。

“派你去，你能打仗，聪明，反应快，能搞好工作的。”大恩鼓励说： “巴中是个野巴州，地方大，生产好，交通要道，敌情复杂，你要提高警惕，依靠群众……”①

一席话使余洪远解除了思想顾虑，增强了工作信心，愉快地到巴中工作，并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

庞大恩就是这样，耐心细致地培养教育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一大批干部。其中有些同志，至今还在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日夜操劳。

(六)

1934年春，庞大恩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②。任职期间，他出色地运用在日本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于革命实践中，为解决战争年代部队和地方物资供给上的困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当时突出地抓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抓税收，分派副主席陈永祥专管税务工作;二、抓银行，把税务局征收上来的票子集中到银行统一使用，解决部队和地方的活动经费及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三、办好“申熙盐行” (以烈士蔡申熙名字命名) ，安排财委会一位副主席赵连德专管熬盐工作，办法一是凿井取水熬盐，二是扫取老墙屋脚灰熬盐;四、创办了两个合作社：一个是生产合作社，主要是养猪、种菜送给前方将士和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吃; 一个是消费合作社，主要是开饭铺、办食堂，机关单位和个人均可入股分红，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军民生活; 五、把妇女组织起来办“刘华工厂” (以刘华烈士的名字命名) ，全厂职工百分之八九十是妇女，庞大恩组织她们将打土豪没收的衣物和前方红军战斗中缴获的布匹进行加工改制成军服、军帽、绑腿、子弹带、袜底等，把好的送给前方红军，差的留给地方干部和机关职工。另外，工厂把妇女编成连队担任运输物资工作。将工厂的衣物和后方的物资送往前方，又将前方红军缴获的物品运回后方。直至后来撤离川陕根据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庞大恩还一直带着这个工厂行军。女工们还用手工编织了一大批羊毛衫给红军穿，这对解决红军和地方干部紧缺的衣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

1935年3.4月间，庞大恩随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进入川康两省边界时，又担任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时还继续兼任川陕省财委会主席②。这样，他在继续负责财政经济建设、物资筹备、组织运输等工作的同时，更增加了对新发展地区的党、政、军建设的指导工作。那时他工作繁忙，而身体不好，但他常抱病工作，而且仍坚持与同志们同甘共苦。行军或到基层检查工作时，他有牲口不骑，让给其他同志用来驮运东西。即使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仍十分关心同志们的学习。他把自己的钢笔送给秘书李中一，到县下面参加会议时，他先让秘书起草会议决议，然后边改边讲，促使身边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迅速进步成长。在这以前，他曾随军进入陕西的宁强、沔县，返回苍溪县，参加指导了苍溪县委书记陈子谦为红军渡江的造船和有关准备工作。庞大恩随红4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主要是在前方建立地方党、政、军组织和开展群众工作。后来红4方面军经过剑阁县、中坝镇、平武县、北川县进入茂川、威州到杂阁脑与中央红军汇合，川陕省财委会并入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那时，川陕省财委会积存有一批银元、元宝，为了保管好这批银元、元宝，庞大恩用几十个小木箱装好，在长征中动员运输队背运这些银元和元宝。到杂阁脑后，他亲自把这批银元和元宝全部交给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

1935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队伍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则命令红4方面军队伍南下重过草地，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分裂党和红军，并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主席为中央红军的邵式平，人称邵大哥) ，庞大恩被任命为“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长”①，并参加联邦政府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的土地条例起草委员会工作，同时又兼任中共大金省委常委，直至1936年8、9月间“西北联邦政府”撤销。其时，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2、6军团到达西康甘孜 (今属四川) 地区，与红4方面军会师。随后2、6军团及其总指挥部等奉中央命令组成红2方面军。两军会合后，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斗争，也由于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的抵制，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错误主张。随后，红2、4方面军共同北上，通过草地，翻越岷山，1936年10月到达甘肃省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这段时间，庞大恩担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①。后来以红4方面军为主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发时，庞大恩又改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②。他做地方工作，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群众纪律，认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特别是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他更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各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在这期间他还教育和培养出一批得力的少数民族干部。

1937年春，西路军西进途中遭受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3月14日，西路军余部进抵康龙寺的石窝附近，敌骑兵又跟踪而至。红军伤亡惨重。总部鉴于情况极为危急，遂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今后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部队返回陕北，其余人员编为三个支队，由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和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七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率，依托祁连山麓展开游击。毕占云率领的一个支队，在张掖县附近被马步芳匪部包围，红军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除一部分突出重围，化装返回陕北外，其余大部分殉难，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庞大恩同他的勤务员王大德等也都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①。

注释

①②⑤夏衍、刘瑞龙: 《吴永康光辉战斗的一生》 ,1984年2月5日《人民日报》。

③陈春源: 《广西留学史》,桂林广西第一图书馆。

④⑥《庞大恩日记》,原件存广西区博物馆。

①②《庞大恩日记》。

③夏衍、刘瑞龙: 《吴永康光辉战斗的一生》。

①《庞大恩日记》。

②夏衍1978年4月7日《给陆明忠同志的信》,原件影印件存广西区民政厅烈士陵园。

①陈春源: 《广西留学史》。

①庞松声、庞大愚: 《庞大恩烈士轶事点滴》,载广西区民政厅印《庞大恩烈士事迹专辑》。

②庞敦本: 《回忆我的挚友庞大恩》,载广西区民政厅印《庞大恩烈士事迹专辑》。

①梁友文: 《一个革命播种者》,载广西区民政厅印《庞大恩烈士事迹专辑》。

②吴光华1952年12月《自传》,原件存广西区党委组织部。

③梁友文: 《一个革命播种者》。

①黄经柱1965年访问庞大恩爱人口述记录,原件存广西区民政厅。

②廖承志1977年1月31日《给庞家标同志的信》 ,原件影印件存广西区民政厅烈士陵园。

③夏衍、刘瑞龙: 《吴永康光辉战斗的一生》。

④夏衍1957年7月19日《给陆明忠同志的信》。

①196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原件存鄂豫皖根据地博物馆。

①196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 《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②刘瑞龙1962年8月30日《给庞家标同志的信》 ,原件影印件存广西区民政厅烈士陵园。

③《川北穷人》第九期,1933年2月26日出版,原件存四川省博物馆。

④廖承志1977年1月31日《给庞家标同志的信》。

⑤夏衍、刘瑞龙: 《吴永康光辉战斗的一生》。

①原件存四川省博物馆。

①余洪远: 《吴永康是我的良师益友》,广西区民政厅印《庞大恩烈士事迹专辑》。

②四川省通江县文管所: 《川陕苏区之第一》,《通江史志》 1984年5月1日第四版。

①②李中一: 《关于吴永康的任职和革命活动》 ,广西区民政厅印《庞大恩烈士事迹专辑》。

①李中一: 《关于吴永康的任职和革命活动》。

②红4方面军战史编辑部: 《红四方面军战史》,存成都军区党史办公室。

①红4方面军战史编辑部: 《红四方面军战史》。

中共人物传 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

中共人物传 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

中共人物传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

中共人物传庞大恩人物传,庞大恩生平事迹,庞大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