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王弼人物传,王弼生平事迹,王弼评价

Posted 2022-05-05 王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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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王弼人物传,王弼生平事迹,王弼评价

王弼

王弼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始人之一。历任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东北航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部长，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人民日报》曾载文称他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几位航空技术老专家之一，同时是一位大公无私，不断追求进步、变革，力求我国繁荣昌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①

异国求学探索变革

王弼，字更生，1899年8月3日出生在江西省永修县三角圩流岭王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09年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随父兄种田。但他仍利用农活间隙，勤奋自学。父亲和外祖父希望王弼将来能“出人头地，振兴家门”，卖去两亩薄地，东拼西凑，勉强供他重新读书。1919年1月，王弼考入县立高级小学，半年后考取南昌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南昌。王弼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学生运动。同年7月，他利用暑假机会，和永修旅省读书的张朝燮、王环心、曾去非等进步青年组织反帝爱国讲演团，深入南昌附近城乡开展爱国主义宣传。翌年，他们又组织成立了永修教育改造团，在家乡开展了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1923年春，他们将教育改造团改为永修社会改造团，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革命口号。

1923年7月，王弼在南昌第一师范毕业，回涂家埠含英小学当教员，并和曾去非一起担负起“改造团”的领导工作。

1925年1月，王环心由上海大学回家度假，发展王弼、曾去非、淦克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成立了永修特别支部，王弼任支部委员。在团组织的领导下，王弼以改造团的名义，在涂家埠搬运工人、铁路工人、店员和作坊工人中开办了工人夜校、平民夜校，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

同年3月，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王弼和曾去非在涂家埠召开了各界群众参加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王弼在会上发表演说，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王弼、曾去非组织群众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声援上海同胞的斗争，并组织“反帝讲演团”、“仇货检查组”，深入城镇乡村、街头巷尾，查禁日货。涂家埠“万兴记”蔡锡侯私藏日货，王弼带领“检查团”从土屋窖子(即密室) 里搜出120多匹日本洋布，当众烧毁，给不法资本家以有力惩罚。

1925年6、7月间，王弼由赵醒侬、张朝燮介绍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秋，中共江西党组织选送王弼等13名同志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0月24日，王弼和向警予、王稼祥、李锦蓉、王经燕、李立三夫妇、沈泽民、张琴秋等在上海乘苏联运煤船至海参崴，转乘火车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来到座落在沃尔洪卡大街的中山大学。

王弼在中山大学与伍修权、傅钟、李卓然等人同学，在短短两年的学习期内，学习了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十几门课程。1927年春夏，蒋、汪合流，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同志转学军事，凡愿意学习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空军的同志都可按自己选定的目标进有关学院学习。王弼选学了空军，分配在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

1929年9月，王弼学习期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目前回国尚无使用条件，决定让他们到苏联空军部队去参加实际工作，以便继续学习和深造。10月，苏联空军司令部分配王弼在哈尔科夫苏联空军二十纵队一大队二中队工作。王取用俄名“贺铎夫”，历任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1932年1月，王弼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工程师训练班进修，7月毕业，分配到伏洛希洛夫格勒空军飞行学校修理厂任副科长和少校总检验师。

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是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为本国培养的著名飞机设计师大都毕业于该校。王弼为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以便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空军建设事业，他和旅苏学习的常乾坤等于1933年9月考入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王弼在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工程，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学习生活。开始，由于数学基础差，学习很吃紧。但他不畏艰难，刻苦钻研，使成绩不断上升，赶上并超过了许多苏联同学。他常常对中国同学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就一定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回国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开办新疆航空训练班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王弼和常乾坤报国心切，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战的请求。1938年4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对他们说： “中央已同意你们回国，请做好待命准备。”①此时，王、常俩人即将毕业，并已完成毕业论文，但他们顾不上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便于1938年8月，由任弼时为他们办好手续，并亲自将他们送上火车。9月，王、常抵达新疆迪化 (今乌鲁木齐) ，根据党的指示，留在新疆工作。

抗战初期，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扩大势力，对外采取反帝亲苏的政策，对内曾多次邀请中共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在苏联教官帮助下，盛在迪化开办了航空队。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决定利用盛世才的航空设备和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从原红军西路军撤到新疆的部队(对外称“新兵营”)中抽调25名同志，又从延安调来18人，共43人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①。王弼、常乾坤抵新疆后，接替陈云的邓发原想派他们进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以便更好地培养党的技术干部，但由于盛世才的反对，遂决定将王、常暂留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利用星期日为在航空队学习的同志补课。

中共派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大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年轻干部，文化程度较低，特别是上课时没有讲义，仅凭苏联教官口授，翻译当场口译，有的连笔记也无法记全。王弼、常乾坤在星期日为他们补习，讲授飞行和发动机原理等课程，并亲自刻印讲义，编写材料，对他们的学习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1939年初，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新兵营中开办了航空教员训练班，学员大都是不久前参加革命的青年，在苏联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的王琏、王春、李凡和在香港(或南洋)学习飞行的华侨郑德，相继来新疆加入了航空教员训练班。5月，在苏联第三航校毕业的刘风回国，组织上决定由王弼、常乾坤、刘风、郑德、王春、李凡、王琏、王天等同志组成航空训练班，不久又增加吴元任、林征等人，郑德任航空训练班班主任;王弼任党支部书记兼航空理论教员，讲授航空发动机和发动机原理。为此王弼编写和翻译了部分航空理论教材。他编译的《航空发动机原理》一书，成为后来东北航校主要教材之一。

1940年新疆政治形势变化，中共中央调王弼、常乾坤等回延安。11月，王、常率航空训练班10名同志乘苏联军用汽车抵达兰州，受到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欢迎②。在兰州休息几天后，他们分两批换乘汽车去西安。王弼率领的第二批成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及眷属。当他们到达平凉时，在旅馆里听说前一天当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抓捕了好几位“飞行员”，王弼等到西安后，将此情况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董必武报告，经办事处多次出面交涉，均无下落，直至他们到延安，才知道由于一位姓蔡的妇女被捕叛变，郑德、李凡、王春等不幸被捕牺牲。

战斗在革命的摇篮——延安

王弼、常乾坤抵达延安后，于1940年11月23日向中央呈报了建设空军兵种的计划。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术专家，为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详实的空军兵种建设计划。“计划”中，王弼、常乾坤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形势、需要出发，阐述了建设一支“中国红色空军”的重大意义; 分析了着手这一建设的现实条件; 提出了具体的建设目标、步骤、方法、措施，以及若干近期实施方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们主张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我们的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进而，他们建议开办航空工程学校，并根据空军雏型建制的需要，对该校专业、课目的设置; 教员、教材、设备、校舍 (窑洞) 、经费等问题的解决; 管理体制、编制，招生对象、条件、数量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①。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就组建工程学校的问题作了指示。毛泽东说： “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②。同时，他还风趣地说： “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③，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个武的要争取胜过学文的”④。

1941年1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军委航空学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于3月6日签署了王弼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的任命书⑤，丁秋生任校政治委员，常乾坤任校教育长，王、常并兼任航空教员。党中央的委托，使他们踏上了将创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恢宏抱负付诸实践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王弼等人在王家坪军委总部制定了教育大纲、教学方案，王弼率刘风等着手勘察了飞机场和校址。最后决定校址设在安塞县城西20里侯家门一所中学的旧址。学校接收了前方各部队选送来的一批年轻、身体好、文化程度较高的连、排级干部近百人，抽调一批原学过航空技术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如刘风、王琏、熊焰等组成高级班并兼任文化教员，开设了航空基本原理、航空机械知识和政治、文化、俄语等课程，因陋就简，制作了飞机模型等教具。不久，德苏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政府实行封锁，工程学校无法获得苏联在航空器材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于1941年7、8月间，撤销独立建制，并入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一大队的俄文队和工程队，地址由安塞县迁至延安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左侧。王弼改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工程科主任，负责工程队教导处的工作。工程队主要是为我军各特殊兵种如桥梁、爆破和未来的空军培养技术人材，学校开设数学、物理、语文等文化基础课程。

不久，党中央决定将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1941年12月1日，延安军事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工程队与工程科合并，迁宝塔山下原日本工农学校左侧，直属军事学院领导，王弼任军事学院工程系主任兼工程大队队长。1943年3月，撤销了军事学院，工程队一分为二，工兵部分并入绥德抗大总校; 航空与俄文部分成立了俄文学校，校址设延安新华社北。王弼任俄文学校秘书长兼教员。

王弼在延安组建工程学校和工程队及工程科的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培养、准备党的特种兵干部的方针，在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学员大部分来自残酷的对敌斗争第一线，初到后方对坐在教室学习很不习惯。王弼经常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他说：在这样紧张的战争形势下，抽调干部来后方学习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中央的决策是英明的，只有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培训干部，提高干部，为建立和发展党的技术兵种准备干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为抗战和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学习就是为着革命的胜利。在日常生活中，王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在延安物质生活很艰难的时期，除坚持教学外，他还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纺棉花、烧木炭、搞运输，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1943年11月，军委成立作战部空军组，王弼任组长。翌年春，党中央决定扩建延安飞机场，王弼兼任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加上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既无水泥，又无机械，困难重重。王弼遵照毛泽东“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依靠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的教导，挖掘现有工程技术力量，组成设计施工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了宽30米，长2 000多米的砂石跑道，为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和接受敌伪来降的飞机创造了条件。

1945年3月，王弼和杨光①结婚时，毛泽东题写了：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的题词，交方志敏的爱人李祥贞 (即缪敏)转赠给他们，以示祝贺。

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朱德接见王弼时说： “中央决定全部航空干部分批进入东北，接收、搜集航空器材和人员，利用可能条件建立航空站、航空队、航空学校，训练航空骨干，为建立人民空军打下基础。”②8月30日，刘少奇召见王弼指示说： “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寇已投降。东北不仅是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日寇培训空军的重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和航空技术人员很多，这是我党创建空军事业的大好时机，党决定你先带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及时接收航空人员和器材，建立航空基地，创办航空学校，培养各种航空骨干”①。刘少奇特别指出：“要有信心和决心，要克服困难，要办好第一所航空学校”②。不久，军委决定抽调在中央党校待命的同志组成“航空干部队”，王弼兼队长，分三批赶赴东北。第一批由王弼、刘风领队，成员有蔡云翔、顾青、陈明秋。

在此以前，汪伪政府的蔡云翔等六人在中共地下党策动下，驾驶日制“九九”双发运输机“建国号”，于8月20日由扬州起义飞抵延安，受到朱德、叶剑英接见。9月，八路军收复张家口，“航空干部队”去东北的计划改变为： 9月2日，王弼、刘风率第一批同志乘蔡云翔驾驶的运输机飞抵张家口，准备接收日伪的航空器材并运回汽油，开辟空中通道，然后飞赴东北。不料王弼等人所乘飞机在张家口降落时因跑道被破坏，飞机受损。总部遂决定王弼暂留张家口组建张家口航空站 (晋察冀军区航空站) ，刘风和蔡云翔等继续赴东北接收日伪航空人员和器材。王弼在张家口航空站先后接收了张家口的张北、灵丘机场和一批航空器材、油料以及数十名日本空军战俘(大都是机务人员) ，修理好两架“九九”高练飞机。1946年1月，油江经张家口赴东北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采纳了王弼的建议，命油江接任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让王弼继续前往东北进行接收工作③。

当王弼一行正在途中时，东北局彭真、陈云为了落实中央办好我军第一所航校的指示，决定成立航空委员会，指定“东总”参谋长伍修权任主任委员，黄乃一兼秘书长，刘风、蔡云翔、王弼、常乾坤为委员。

王弼与延安出发的第二批、第三批航空队干部在辽宁阜新汇合后，赶赴本溪向东北局请示汇报。组织上当即命他率领部分同志深入北满各地进行搜集航空器材、考察机场工作。

1946年3月1日，我军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诞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暂未到职) 。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撕破和平的假面具，大举进攻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北满、东满与苏联接壤，是日伪关东军空军重地。王弼为了寻找合适的航校基地，搜集航空器材，率魏坚、顾光旭等人经吉林分途出发。王弼、顾光旭等经宾县、哈尔滨、依林等地至佳木斯与魏坚汇合。所到之处见各地机场均遭严重破坏，唯牡丹江海浪机场及附近各机场与哈尔滨马家沟机场设备、跑道较为完好。当即与苏军交涉，托为保护，并向东北局汇报。4月，航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王弼参加收复马家沟机场战斗后，正式到校任职。1947年冬，东北局为进一步加强航校领导，指定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刘亚楼和东北军政大学政委吴溉之在航校兼任领导职务，王弼改任第一副政委①。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深入东北各地收集飞机和航空器材。当时，日伪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土匪、敌特活动猖獗，铁路不通，给收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王弼带领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和职工，冒严寒，踏冰雪，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走遍了东北三省的30余座城市，70多个机场，共收集到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200多箱，油料数百桶以及其它航空器材和医药用品。在地方政府的支援下，他们动员了大批民工用牛马大车将这些“庞然大物”运到了目的地，为航校的开办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正当航校准备开学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向我东北根据地大举进犯，数十架敌机在我航校机场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将航校能飞的十余架飞机炸毁了六七架。在此情况下，航校坚持了边疏散、边防范、边进行训练的方针继续工作。1946年11月，航校迁至东安机场后。王弼领导建立了机械厂和修理厂，修复了数十架飞机。至1948年，航校已有各种修好和待修的日式飞机93架。能用的发动机193台，以及一批可供使用的航空仪器附件和设备，为进行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王弼非常重视教育，尊重科学。建校不久，校党委制定了“从认识上、理论上开始奠定人民空军的基础，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②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规定了： “一，由浅到深，求得能懂; 二，少而精，求得能化; 三，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四，讲授与实习配合;五，听讲与讨论配合”③的教学原则。王弼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亲自担任技术课教员，领导编辑了31种教材，在培养航校技术人材的训练方法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按照当时世界各国飞行训练的方法，飞行员均先要飞初级教练机，然后飞中级和高级教练机。可是当时航校仅有十余架木质的初级教练机，而且经长期风吹雨淋和几次长途转移，已无法用来教练飞行。有人提出请苏联援助; 有人主张向英、法购买。事实上这些方法一时均无法实现。校党委通过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决定打破常规，直接让飞行员用 “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训练飞行。在采取这一重大改革方案之前，校党委发动群众认真分析了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实行民主教学，改进地面训练方法，加强地面准备，飞行员单飞前作预考，正式起飞前进行认真考核。经过充分准备，1946年10月，由刘风驾驶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终于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世界航空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

1947年10月，王弼的老战友邵式平来东安航校参观后深为感慨地说： “我们的飞行人员，在那样冷的气候里，并且北风相当大，他们试飞时，既无飞行衣，也无飞行帽，甚至穿着单衣试飞，真令人肃然起敬。”①

在训练中，航校接收日本在东北残留的一批汽油已将告罄。解放区当时还不能生产汽油，王弼和杨光秘密去苏联联系汽油，亦未能成功。有人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曾进行过以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但未成功。王弼等决定大胆试验，在采取加强保温，加大燃料喷嘴等措施取得了确实的数据后，用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终于获得成功。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批准了这一应急措施，并拨给了一座酒精厂，以大豆、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飞行和运输的燃料问题。

航校学员逐渐增多，而日式飞机日渐破旧，为摆脱教学器材窘困的局面，王弼率顾光旭在哈尔滨组织试制了八一式101号滑翔机试飞成功。1948年8月，罗荣桓、李富春等在马家沟机场观看表演后，立即批准同意投产，后由于战局发展较快，暂停生产。

东北航校从诞生至1949年停办，共培养出(以毕业生名单计算) 航空技术干部528名，其中飞行员124名，领航员24名，机械员321名，场站员38名，气象员12名，通讯员9名，仪表员6名，为陆军培训参谋23名，共飞行3 373个小时，2 5081个起落。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输送了大批领导技术骨干，对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在抗美援朝的大规模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参战的团队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都是东北航校的学员。如空军英雄王海一人击落敌机九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七架; 张积慧击落敌机四架。这些年轻的空军勇士在朝鲜战场共击落击伤敌机2 347架，粉碎了敌人的“空中优势”。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惊叹： “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①

组建人民空军

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党中央作出了组建人民空军的决策。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 “1949年至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②不久，王弼和常乾坤赴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航校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高兴地鼓励他们说： “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的正式建立空军做了些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①

同年3月，王弼和常乾坤向军委汇报工作时提出： “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一些航空设施，航校也分批派出干部学员组成工作组随野战军行动，接收了一批人员、器材; 接管了一些航空设施和机构。为完成中央‘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的任务，建议军委组织成立统一领导航空事业的组织机构。”②3月16日，周恩来同意这一建议。次日，军委电告四野及华北军区：“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中抽调”③。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常乾坤任局长兼东北航校副校长;王弼任局政委兼东北航校副政委。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在完成中央军委“应集中于招降和接管国民党航空基地及一切航空基地设备、器材、人员，加强训练，继续培养航空人员，并整理航空修理工厂，以准备建立中国空军的基础”④的任务中，先后接收了国民党在大陆各地的航空飞机30架，发动机268台，汽油13684桶，汽车71辆，仪表、电气、通讯、照相、测绘器材10946大箱，军械弹药、场站设备、修理工具等约4万余吨; 飞机修理厂3个; 配件厂、降落伞厂、装配厂、通讯器材厂各一个;各种车床1 700余台，仓库16座; 接收了国民党航空技术人员3249人，其中飞行、领航、工程师、技师、机械员及各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生130多人，对他们采取了愿留则留，愿走则送的方针，作出了妥善处理。其中大多数人员加入了我人民空军的建设工作。

航空局在先后接收了东北、华北、北平、唐山、太原、西安、济南、徐州、青岛、南京、上海等43个机场的同时，王弼积极组织力量整修被破坏的机场，开办机务员训练班。经周恩来同意后，利用这些机场扩大了东北航校远距离战斗、运输的飞行训练。

同年5月9日，王弼、常乾坤向华北军区建议，请求批准接管北平地区的中央、中国民航公司的设备、房产和航空技术人员，由航空局民航处代管这两家公司，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不久，航空局先后开辟了沈阳——齐齐哈尔航线、山海关——北平、库伦——张家口——北平航线; 整顿了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各场站的通讯、气象设施，逐步开辟了北平——上海、北平——武汉等航线。

5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并对我华北、华中等地进行骚扰。8月，王弼奉命在航空局组建作战飞行中队，下辖三个分队，驻北平南苑机场，担负战斗执勤，保卫北平的安全和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久，飞行中队增添了飞行、机务、通讯人员和设备; 新成立了航空运输队。飞行中队还在开国大典时，以17架飞机编队和航校飞机一起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计划。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正式建立空军，指定刘亚楼负责、王弼和吕黎平参与，落实筹组工作。遂经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拟定的去苏联谈判、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训练飞行员、购买飞机及部分器材的计划。7月2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致电党中央，告知苏方对我方计划表示赞成。继而，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就提请苏联协助训练空勤、地勤人员比例，开办航校的数目、规模、布局，器材、设备购置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拟订了与苏联谈判的初步方案，供中央参考。

王弼还就谈判将会涉及的有关航空理论教育、地勤人员选调条件及航校定点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来到中南海，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说： “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候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去哈尔滨，具体出国行程由那里的高岗安排。毛主席还要亲自接见你们，同你们详细商谈。”5时30分，他们到达毛泽东住宅。刘亚楼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我党选派的红军干部，是在新疆学会飞行的。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 “你(指刘亚楼)在苏联学过地面指挥，你们三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制造、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呀! 你们就是将来空军主要成分的缩影吧。”①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在纸上记要点和主要数字。最后还说： “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两个建军方针：第一，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好。”说完，他看看表，见早已过了晚餐时间，就笑着说： “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饯行，走吧! ”在小餐厅里，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给每人斟满一杯，高兴地说： “预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①

8月11日，刘亚楼、王弼一行抵达莫斯科。次日上午，刘少奇和王稼祥在住处接见他们。13日，刘亚楼、王弼等一行随同刘少奇、王稼祥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受到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热情欢迎，并进行了第一轮会谈。在会谈中，刘亚楼介绍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王弼、吕黎平分别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说： “方才刘、王、吕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②经过三次会谈，苏方提出了一个具体援助中国建设空军的计划。刘亚楼、王弼一行研究后认为，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表示同意苏方的援助计划。

会谈结束后，刘亚楼、王弼等参观了苏联一些空军设施和航校。王弼回忆起有一位叫唐铎的湖南同志在苏从事航空工作。经苏方协助查寻，唐铎在一所空军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虽已加入苏联国籍，并有眷属子女，但仍想回国参加空军建设。后经周恩来与苏联交涉，唐铎终于回到祖国，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诞生。“原军委航空局名义着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①毛泽东挥毫写下“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的题词。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题写了 “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 “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立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陆军结合起来，我们将是无敌的! ”的题词②。王弼担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6月，改任空军副司令员。

同年12月，王弼参加主持了在原东北航校基础上新建空军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航校的组建工作。1951年10月，王弼主持了向苏联订购航空器材订货单的修订工作，亲自编成有中、俄文对照的货单，并切实抓紧各项航空工业器材的进口工作，及时满足了抗美援朝战场的需要③。在他的努力下，全国逐步建立了航空修理网。

他还亲自抓航空工程机务的技术、组织条例建设，保证了训练与作战飞行的顺利进行。他重用知识分子和重视技术工作，继承了延安时期我党鼓励优待技术干部的优良传统。

转战在航空工业战线

早在东北航校工作时，王弼就考虑到人民空军建立以后，还必须进一步建立航空工业，要用中国自制的飞机武装空军，才能有效地完成保卫祖国领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神圣任务。他除了在航校培训空军地勤人员及指挥人员外，还先后选送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如曹毅凤、戚洁、王卫、季文模等20余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有的后来还到苏联茹科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进一步深造。

1950年，王弼向党中央提出了一面修理、一面恢复与筹建飞机制造厂的建议①。

1952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属国家重工业部建制。由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兼局长，王弼任第一副局长。此后，航空工业局改变建制，称第四工业局。王弼历任二机部第四局副局长，一机部教育局长，三机部航空工业部顾问 (部长级) 等职; 并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

王弼同志转至航空工业战线后，参加筹组局机关，很快开展了工作。领导接收了原空军所属的沈阳、南昌、哈尔滨等地的修理厂。当时，人才不足是较为突出的矛盾。王弼分工负责航空教育工作后，迅速开展了工作。他将分散在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十三个航空系进行合并调整，分别组成独立的北京、西安、南京三座航空学院，培养各种航空工业的高级人才。为了使人才配套，王弼又先后倡办了北京、沈阳、哈尔滨、南昌、西安、株洲、成都等地的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两年毕业，担任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经过几次调整，全国共创办15所中等航空工业学校，毕业生达5万余名。除了培训技术人才外，王弼认为航空工业的工人也应具备较高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飞机和航空产品。他结合工厂的建设和发展，倡导开办了沈阳第一、第二、哈尔滨第一、第二、南昌、株洲、西安第一、第二、成都第一、第二、宝鸡、新乡、兰州、上海、北京、阎良等航空技工学校。至“文化大革命”前，共培养毕业生6万余名①。

王弼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认为这是保证航空工业产品质量，提高航空工业水平的关键。50年代初，他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组织成立了飞机、发动机、仪表、航空材料、航空原件等设计所或研究所。1958年，我国自行研制小蜜蜂飞机及第一架高级喷气式教练机成功，后来又成批生产了喷气歼击机歼五、歼六、歼七型和运输机。

1956年，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进行全国性科学规划探讨。委员会下设航空组，王弼任副组长。在讨论飞机与导弹的关系和发展时，有人认为似乎导弹可以代替飞机，今后可以不要发展飞机了。王弼坚持认为：导弹是非常重要的，但对飞机决不能忽视。因此在讨论了两者的作用后，制定了两者同时发展的规划。

60年代初，军委决定将国防工业生产部门领导的19个科研机构交国防科委领导，分别成立无线电、航空、造船三个研究院。王弼于1962年8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科研设计体制的意见和建议》的建议书，提出了科研必须与生产密切结合的建议②。

1964年，王弼因患肺癌做了手术治疗。出院后他带病继续坚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他又自学英语，攻读西方航空尖端技术资料。1976年3月，他向毛泽东、叶剑英提出：“加强技术设计力量，组织生产高速度、高质量歼击机”的建议，以缩小中国歼击机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四人帮”被粉碎，王弼欣喜若狂，他表示： “我虽年老，但我愿尽我最大的努力，作一些我所能做的工作。”①

1977年8月3日，王弼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王弼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和航空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本文的写作得到杨光、胡溪涛、文耀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①胡溪涛: 《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忆王弼同志》,载198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①赵中、王延琬:《王弼同志早期的航空活动》,(征求意见稿),藏北京航史办。

①欧阳如华: 《中国空军之最》,载1982年《青年一代》第2期。

②伍修权: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一·二》,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1、2辑。

①②胡溪涛: 《忆王弼同志》,存杨光(王弼爱人)处。

③王弼,三国时期玄学家,字辅嗣,魏山阳人,好谈儒道,辞才逸辩。

④《杨光同志的回忆》1977年,藏永修县县志办公室。

⑤原件存王弼爱人——卫生部妇幼局顾问杨光处。

①杨光,1938年入党,曾任新四军卫生部保健科长,后任中央卫生部妇女卫生处处长、妇幼局顾问。

②《东北航校大事记·王弼回忆材料》 (内部资料)。

①②《东北航校大事记·王弼、常乾坤回忆材料》 (内部资料)。

③油江: 《延安飞机场和晋察冀航空站》 ,载《航空工业史料》1983年第1辑。

①魏坚: 《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东满调查和教官训练班》。

①苏保城: 《东北老航校的战斗历程》。

②③《东北航校大事提要》 (内部资料)。

①《邵式平日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①王南寿: 《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载《航空知识》1981年12期。

②《红星永不落,碧空卷红旗》,载1977年9月8日《空军报》。

①赵中、王延琬: 《王弼同志早期的航空活动》 (征求意见稿),藏北京航史办。

②③《东北航校大事提要·军委航空局大事记》 (内部资料)。

④杨光: 《航空局阶段的工作》。

①吕黎平: 《赴苏谈判建空军》。

①②吕黎平: 《赴苏谈判建空军》。

①见198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②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展览”。

③魏祖冶: 《航空工业第一次向苏联订货》,载《航空工业史料》1985年第3辑。

①王弼回忆材料,藏王弼北京故居。

①《王弼副局长在现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载1985年13期四局《通报增刊》。

②杨光补充资料(1987年1月29日)。

①198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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