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谢维俊人物传,谢维俊生平事迹,谢维俊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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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谢维俊人物传,谢维俊生平事迹,谢维俊评价

谢维俊，又名唯俊，字蔚青，化名废若、非若，湖南耒阳人。一九○八年十月九日 (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 诞生于耒水河畔的肥田乡一个小康农家，大革命时期入党，湘南暴动时入伍。中央苏区时期，他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邓、毛、谢、古”之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①。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的定边附近作战牺牲，年仅二十七岁。他短暂的一生，“对革命事业是忠诚勇敢的，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值得中国青年纪念。”②

走上革命道路

谢维俊之父谢成甫，生有二男二女，维俊最幼。谢成甫读过“四书”、“五经”，能赋诗作文，且善说算，在当地颇有点名气。谢维俊自幼聪颖伶俐，长得面目清秀，倍受家里珍爱，成甫公更视之为掌上明珠，希望他长大成材，光宗耀祖，就在他伊伊学语的时候，便教他“子不教，父之过”了。谢维俊七岁那年开始读私塾，八岁入蒋家祠堂初级小学。他酷爱学习，善于思索，能说会道，很受老师器重，连以“书香门第”著称的蒋翕琴老先生也十分赏识他。成甫公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天乐地地连连叹道：古之学者必有师。传道、授业、解惑之高师者，乃成功之秋也。择师而教之，则俊儿之不惑近矣。于是经常拉着维俊到蒋家求教。久而久之，两老订下盟约，结成了亲家。蒋老先生长子啸青系中共湘南党的创始人之一，任教于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每每放假回家，利用传授“博物学”的便利，向乡亲们传播新思想，带回《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启发亲人投入革命。勤奋好学、善于思索的谢维俊，尤敏于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当在衡阳读书的爱国学生刘泰、陈芬等回耒组织成立话剧团，到城乡巡回演出时，他便欣然前往，并深深地被新剧所打动。他开始懂得，中国落伍了，自己落伍了，死啃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投入到斗争的行列。不久，他就参加了话剧团①，逐渐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自从看了《新青年》、《先驱》等革命刊物，更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中国的落后“皆因洋人之欺侮，社会制度之腐败。” “我热血赤子，岂不忧国忧民?”②从此，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

一次，谢维俊来到蒋老先生家，同往常一样，孩子们都围了上来，要他讲故事。他一不道神，二不言怪，专讲“定伯捉鬼”。讲完后，启发地说： “你们留这么长的辫子，又裹着脚，当心被魔鬼揪住头发，把你们捉去。”蒋家最小的那个姑娘听后连连叫道： “这可怎么办呀?”他说： “你不知道剪掉呀! ”另一个姑娘担心地说： “我们不敢，爸爸不会同意。”为了打通蒋老先生的思想，他同正在家“休假”的蒋啸青一道，与蒋老先生展开一场舌战，气得蒋老先生差点动手打人，高声嚷道：“你们反了，反到屋里来了。”谢维俊和蒋啸青连忙解释说： “我们不是反您，而是反您老人家的封建思想。”他们终于说服了蒋老先生，蒋家姑娘成了当地最早放足和剪发的女青年。此后，谢维俊又给孩子们讲了什么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怎样才能不穷的自编故事，启发孩子们的思想。经过多次交谈，蒋啸青相中了谢维俊这块“璞玉”，决定带他到衡阳加以“雕凿”。一九二一年，蒋啸青介绍他进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附小读书①。

三师是当时湘南地区影响较大的学校，十余县追求进步的青年荟萃于此。一九二一年冬，这里就建立了湘南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湖南三师支部。党以三师为基地，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附小尤其受到重视。蒋啸青多次来附小启发教师：“不要只埋头搞业务，应该想想能否另外找条出路，以图精神之舒畅，谋国家之繁荣富强。”他还开导学生： “国如灭亡，读书何用?”②谢维俊一到附小，如同鱼儿得水，很快就活跃起来。他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抵制仇货”的示威游行，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为了武装头脑，他偏重于学习社会科学，要是弄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至今仍然健在的他的一位附小同学谷子元回忆说： “维俊在三师附小时，常看些《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有时上课也手不释卷，以课本作掩护; 有时参加活动，没去上课。”当时，三师附小有些学生非常看重分数，不大关心国家大事。考试张榜，有的面榜而笑，有的对榜而哭，谢维俊则身穿长衫，戴上眼镜，逗趣地说： “后面还有我呢! ”当有人问他考分下降的原因时，他说： “君以为当务之急是读书还是报国呢?悲莫大于心死，赤子还当忧国忧民啊!登科非我意，但愿世道平。”这一番话，使那个同学顿开茅塞，表示要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①。在蒋啸青的革命思想启发、熏陶下，谢维俊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也就是他考取蒸湘中学的第二年，被选为湘南学联代表，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为了表达对啸青的革命友谊，他承诺了父亲订的那门亲事，与蒋祥英结婚。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和湘南学联成员一道，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奔赴乡村，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唤起民众，声援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一九二六年，谢维俊在蒸湘中学毕业，适逢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湘南兴办政治讲习所，他毫不犹豫地报考应试，被录取在四队十二班学习②。同年夏，经政治讲习所任教的蒋啸青介绍，谢维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③。

激流勇进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由粤入湘，湘南各县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地处郴衡要冲的耒阳，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谢维俊在政治讲习所结业，被党组织派往耒阳任总工会特派员，与刘泰、刘霞等一道，发动、领导耒阳县的工农运动①。他风餐露宿，来往于店铺、作坊之间，帮助青年工人组织了青年工友社，深八农村宣传组织群众。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耒阳民报》第七期记载：二十三日下午，青年工友社在城隍庙开筹备大会，推谢维俊等为大会指导员;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反文化侵略大同盟筹备会、北伐总庆祝筹备会与反奉运动筹备会，在县党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反文化侵略事宜，筹备大举游街讲演，实现农工商学大联合; 谢维俊与刘泰、刘霞分别被推为有关方面负责人②。随着北伐革命的不断深入，耒阳县革命形势如燎原烈火，迅速从城镇遍及乡村。谢维俊负农运宣传员之重任，到耒阳北乡从事农民运动，与蒋啸青一道组织成立了肥田农会、码头工会③。

翌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五月二十七日衡阳接着发生事变，轰轰烈烈的耒阳革命运动也随之转入低潮。为保存力量，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凡色彩较浓又公开露面的党员均须转移，分散隐蔽。谢维俊遂匿居岳父蒋翕琴家。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谢维俊仍以坚定的革命信念，积极地活动于耒阳北乡下四团牛志冲一带，联络骨干，发展党员，很快建立起中共肥田支部。嗣后，他领导当地革命群众秘密组织了游击小组，提出“先捉自首自新，后捉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军阀，再捉挨户团丁”的口号，以梭标、鸟铳等武器，不断打击敌人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湘南。湘南特委通过宜章、郴县党组织，迅速派人与朱德、陈毅部队取得联系，进一步布置年关斗争。朱德、陈毅在宜章首倡年关暴动后，湘南十余县工农大众揭竿而起，积极响应。耒阳各级群众组织普遍恢复和建立，农民赤卫队迅速建立和发展。谢维俊在北乡将原游击小组扩大为赤卫队，和蒋啸青一道发动和组织北乡广大工农群众举行肥田暴动。农民赤卫队以梭标、鸟铳、松树炮为武器，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匪军、挨户团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衡南廖田烟煤山、桐子山一带游击。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朱德率部攻进耒阳县城，谢维俊参加了耒阳地执委举行的欢迎大会②。以刘泰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谢维俊以县委特派员身份，负责耒阳北乡新市街及江头一带的政治、军事领导工作，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再次向当地的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展开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工农革命军抗击来自衡阳的桂系军阀李宜煊师的反扑③。三月下旬，朱德率湘南暴动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国民党匪军在挨户团的带领下，包围了永吉圩。这时，谢维俊正在永吉圩向赶集的群众讲演。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迅速烧毁文件，率领农军同敌人激战。后在群众的掩护下，且战且退，从万圣庵渡河到姐姐家，再由枫冲经高滩龙庙过耒水，尾随朱、陈部队上了井冈山①。反动派四处搜索，并以大洋悬赏缉拿谢维俊不就后②，将其妻蒋祥英逮捕系狱，将其胞兄谢凤亭、妻兄蒋啸青、蒋次青、侄儿蒋家绶等杀害。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着耒阳。

踏遍青山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陈毅率湘南暴动后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来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谢维俊先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做宣传工作，后到二十八团一营当连党代表③。一九二九年一月，为粉碎湘赣敌人的“会剿”，解决井冈山军民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三月中旬，继大柏地一带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部两个团后，又辗转赣南数县，翻越武夷山南麓，进军长汀县城，全歼郭凤鸣两个团。汀州解放了，家家张灯结彩，处处爆竹喧天。谢维俊无比兴奋，于三月十九日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所走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对未来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④。

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朱德率整编后的红四军离开长汀，经古城西进，在瑞金与红五军第一次胜利会师。会师当天，毛泽东、朱德接到二月九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这封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偏于悲观，主张隐匿大的目标，将红军分成小队伍，散向农村中，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队伍。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都认为党中央的二月来信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复信中，一方面指出二月来信的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谢维俊对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完全赞成。当红四军讨论朱、毛是否离开红军时，谢维俊所领导的支部和其它支部一样，极力主张朱、毛留在部队。他们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朱、毛离开部队是不正确的，朱、毛都不能离开战斗中的红军; 如果一定要调他们走，也只能调走一个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但是，这封信给红四军党内造成不良影响，林彪就不赞成“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而极力主张红四军分散在闽、赣、粤三省边界，实行流动游击。

同年夏，谢维俊从一纵队一营连党代表调任二营党代表。“古田会议”前，又调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工作中，谢维俊对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情绪及一纵队其它不良倾向曾多次提出意见。但是，林彪不但不接受其善意批评，反而故意刁难他，视正确意见为“党委内部不团结” ，借以排斥异己。但是，谢维俊毫不含糊地同林彪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古田会议”期间，他在与一纵队支队长肖克的一次交谈中，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①。

一九三○年一月初，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再次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三省敌军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红四军各纵队在东韶胜利会师后，分兵游击赣南，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吉安地区，袭扰赣州之敌，继而东转于都，向瑞金、汀州、会昌之线发展。三月中旬，红四军继续向南进击，沿途 “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被一一推翻，赣西南各红色区域迅速连成一片，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地方政权的建立，急需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去充实领导。是时，谢维俊由前委介绍，到赣西南协助工作。赣西和赣南二特委合并，建立赣西南特委时，谢维俊当选为特委委员; 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又当选为工农民主政府委员②。他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又投身于热火朝天的苏维埃运动。

杰出代表

一九三○年二月七日，在毛泽东指导下，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两个特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就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分配土地、成立苏维埃政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肯定了赣西、赣南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做法，否定了有些人提出的按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的不正确意见。后根据实际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又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身为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委员的谢维俊，“正确地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积极地宣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①由于赣西南特委坚决贯彻执行了 “二七”会议精神，“赣西南苏区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苏区土地很快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并清查了分配土地的情况。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了，踊跃参军参战，人民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②

一九三○年夏，谢维俊离开赣西南苏区，来到赣东任特委书记，对于发展新区，领导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作出了贡献。是年十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将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维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③。当主力红军离开吉安，挥师北进时，他奉命回到部队，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秘书，追随毛泽东左右，南征北战④。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维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一九三一年秋，谢维俊跟随毛泽东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瑞金待机歼敌。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维俊，积极推举刚来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并协助他工作一段时间，使全县面貌大为改观①。嗣后，谢维俊再次调离部队，先后来到永丰中心县委和江西省委工作。这期间，他为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断武装工农群众，加强边区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的建设，为扩大红军、替红军筹粮筹款，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着②。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土地问题上，他们攻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均分配” 的正确政策为所谓“非阶级路线”、“富农路线” ，并于同年九月一日给苏区中央局发“指示信” ，强令全面贯彻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这时，谢维俊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这样做的矛头所向，“坚决反对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 ‘左’倾错误，不断地向各种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的倾向作不调合的斗争。”③他担任永丰中心县委书记时，仍然贯彻执行“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使土地革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永丰、公略、万泰诸县的干部和群众中，他享有崇高的威信④。

十一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了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加快推行“左”倾错误的步伐，诬蔑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游击主义”，诬蔑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并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谢维俊与在江西苏区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等一道，针锋相对地说： “山沟里为什么没有马克思主义?” “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洋房子先生是到苏区来找岔子的。”①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论点，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英勇善战

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为了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对付敌人的再次进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决定组建江西省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后李富春任政委)。不久，谢维俊调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工作②。同年九月，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在乐安县太平墟成立，谢维俊调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郭天民调省军区后，他又接替了郭天民的职务③。谢维俊与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和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胡嘉宾密切配合，带领独立第五师、乐安新、老独立团、宜黄独立团和崇仁、谷岗、善和、竹溪、望仙等游击队，以乐安为中心，积极活动于乐、宜、南、广、永丰等县的广阔地域①。

乐、宜、崇是中央苏区北线之门户，是敌我拉锯式争夺之要地，敌情十分复杂。第二军分区担负着肃清反动武装、巩固边区、扩大苏区、建设地方政权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艰巨任务。谢维俊到任不久，就领导、指挥永丰、乐安两县的地方武装，消灭了反动的“独立勇敢队”，初露军事指挥才能。“独立勇敢队”是原善和游击队队长邱汉七在革命低潮时带领部分队员叛变革命而纠集起来的反动武装，他们既打白匪，又伏击红军，经常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破坏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危害极大。乐安中心县委接到江西省委消灭“靖卫团”首先消灭“勇敢队”的指示后，即派谢维俊率部前往进剿。他们一面展开政治攻势，分化和瓦解敌人，揭露“勇敢队” 的真相，争取群众的支持，一面组织五百多人的武装冲锋队，直捣匪巢。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拔除了这颗号称“第三武装”、为害一年多的钉子，从而巩固了永丰、乐安边区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乐安中心县委为贯彻《新发展区域工作大纲》，制定了开辟谷岗的计划，首先由高武根等六人组成白区工作团抵达崇仁属之谷岗发动群众，随后由谢维俊率独立第五师、万太独立团等武装部队进驻。在武装部队支持下，工作团在谷岗、欧坊、板岭、东家岭、汤山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建农会，成立了谷岗、欧坊等乡苏维埃。不久，又成立了中共崇仁县工作委员会。谷岗新区的开辟，对于推动崇仁县的土地革命，有着重要意义①。

一九三二年冬，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先后在鄂豫皖、湘鄂西得手后，逐步调集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十二月，敌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制定了作战计划。以陈诚、蔡廷锴、余汉谋为中、左、右三路总指挥，分别率军从抚州一线向南、从福建自东而西、从广东由南往北，夹击中央红军。翌年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窜到南昌，命令部下抱定“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决心，同红军“硬干、实干、快干”②，并坐镇南昌，自兼总司令，决定以陈诚为主攻部队，设三个纵队，由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指挥，均集结于赣东地区，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一举歼灭” 中央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发出《在敌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指出“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红军总攻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命令红军在乐、宜、丰做分兵赤化群众的工作，创造良好的作战地区。但是，“左”倾错误领导不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而排斥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剥夺了他的前线指挥权，使红军在这一时期作战很不顺利③。为了调动敌人，扰乱敌人的战线布署，配合主力红军，谢维俊率独立第五师和第二军分区地方武装主动出击，两次攻打崇仁县城。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统一指挥了乐、宜、崇三县独立团、游击队二千多人和独立第五师，攻打盘踞在崇仁县城的地主武装“保卫团”。当天将县城包围，次日开始攻城。激战一天，黑夜攻占县城，迫使敌人向抚州逃窜，调动了国民党第九十师吴奇伟部仓促赴援。其后，谢维俊率部主动撤离县城，绕到敌人后方作战。一九三三年元月中旬，他又率部再次袭占了崇仁县城，并下令全县张贴以独立第五师师长谢维俊、政治委员胡嘉宾署名的布告，扩大影响，牵制敌人。崇仁县城的被攻克，使乐、宜、崇三县连成一片，对于配合红军主力在宜黄的激战，打乱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创造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周恩来、朱德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的军事行动①。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红色中华》这样报导： “我江西地方武装红色挺进队，最近又抄到敌人后方，占领崇仁，并在新淦樟树一带游击，获敌轮船一只，缴获军用品无算。江西红色挺进队这一英勇行动，给敌人以极大威胁，大大调动了敌人，在目前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中，有极大意义。各军区的红色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学习江西挺进队的英勇行为，积极挺到敌人的后方去游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②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央局命令红军强攻南丰。担任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及作战方针，在强攻南丰不克后，毅然改为佯攻，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吸引敌人，主力迅速而秘密地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一带，待机歼敌。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误把诱敌东向的红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歼灭中央红军。敌中路军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奉命分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经宜黄，直趋广昌，迂迥黎川背后，截断主力红军归路①。周恩来、朱德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命令红军提前进入阵地设伏，准备围歼敌人，一面命令地方武装就地监视敌人。正在上下南沅活动的红军独立第五师和乐安独立团等地方武装，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崇仁小山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向谷岗前进，牵制敌人。二月二十六日下午，独立第五师和乐安独立团在汤山亭子边与敌左行纵队五十九师相遇。为了不暴露目标，达到监视和牵制敌人的目的，谢维俊命令部队急速改变行动方向，将先头部队改作后军，后军改作前军，向谷岗方向退走。经过日夜兼程，深夜赶到朱坑，又与敌右行纵队五十二师先头部队相遇。他一面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一面派乐安地方武装与主力红军取得联系。弄清敌情后，他们按照主力红军的意图，于次日配合主力红军在头水嵊歼灭敌五十二师先头部队②后，疾往登仙桥附近设伏。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围歼敌军的战斗展开，红军左右翼队分别在宜黄南部黄陂地区的蛟湖、大龙坪、安槎、桥头下庄和黄陂地区的霍源、均坪、云路、西源等地，运用山区伏击战歼灭敌五十二师全部，五十九师大部。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③，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率其残1933年3月21日《红色中华》第63期。部窜逃，也于次日晨被早已埋伏在登仙桥东北端螺峰山的红军生擒。四散的残兵一一成了俘虏。至此，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军覆灭，被俘官兵计一万六千人，我缴获敌机枪、步枪一万六千余支，迫击炮四十五门，无线电台一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①。

敌两主力师惨遭失败后，陈诚急令其十一师从宜黄出发，驰往增援。红十五军配合红二十二军在佛岭坳与敌激战至午夜，三月一日，奉命撤离转移，独立第五师是夜在张家店以小部到霍源大阮附近，以主力集合于黄陂东北端之张家村附近封锁消息，游击并伪装方面军迷惑敌军，宜黄、乐安独立团是夜在佛岭附近封锁消息，游击并伪装方面军迷惑敌军，胜利地完成了监视、牵制、调动敌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任务②。

三月二十日，敌中路一纵队司令罗卓英，不甘失败，亲率王牌十一师南犯，到达草鞋岗、徐庄地区，企图与驻守东陂的敌九师合击红军。当周恩来、朱德了解到敌两师相隔约十里，中间又隔着雷公嵊大山，相互间难以策应、联系时，及时把握战机，签发了作战命令。谢维俊接到命令后，即率独立第五师及乐安、宜黄独立团进入草鞋岗及附近地区隐蔽设伏。二十一日拂晓，当总攻的信号弹划破长空时，谢维俊率领第二军分区所属武装独立第五师，“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右翼侧”③，配合红军主力对草鞋岗之敌第十一师发起全线进攻，午后一时，将敌基本歼灭，敌师长肖乾被击伤，俘敌官兵六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①，罗卓英只身脱逃②。

黄陂、东陂战役后，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败局已定，纷纷撤退。谢维俊奉命率第二军分区所属部队紧紧咬住溃逃之敌，在南丰白沙战役中，又击毙企图掩护敌第二纵队撤退的敌第四军新编三十七师长郭炳生，为主力红军歼敌创造了战机③。

在不到一个月的黄陂、东陂战役中，蒋介石损兵折将，连丧两个主力师和一个王牌师。他在给陈诚的手令中哀叹： “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在接“手谕”之后悲鸣： “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也叹道：“卓英在今日已成为党国之大罪人”④。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谢维俊率第二军分区所属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功勋卓著，受到周恩来、朱德的表扬，江西省军区授予第二军分区奖旗一面⑤。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赞道： “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包围着有许多小游击队”，“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的条件。”

疾风劲草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领导人不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一路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根据地领导干部。这些人首先在福建开展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中央苏区开展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指责他们执行了一条与“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纯粹的防御路线” 。

当“左”倾领导者到瑞金的时候，正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蒋介石杀气腾腾，大有一举歼灭红军之势。而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坚持“进攻路线” ，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要求红军不适当的正规化，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 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正规”战，集一切地方武装于主力红军之中，与敌决战; 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什么“退却逃跑主义”; 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掩护下，不顾苏区的财力物力，提出过高的指标和脱离群众的做法。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维俊，最了解苏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十分赞成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实行的正确方针。他经常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征求指导。毛泽东也回过他的信①。

谢维俊在领导第二军分区和独立第五师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紧密配合乐安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乐安少共中心县委书记李树彬，在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当时统计，截至一九三三年七月，仅乐安一县就建立了十二个区委、区苏和两个临时区苏，全县百分之六十的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发展到二千六百八十二人，乡苏维埃政府达六十多个; 赤色区占全县总地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加上游击区，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武装力量在发展独立团的同时，还发展了赤卫队和赤少队，还注意抓了儿童团的工作。据记载，少共乐安中心县委为响应少共中央局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号召，保证完成了六百五十名的任务，仅七月一次就欢送五百多名青年加入少共国际师①; 在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等方面，第二军分区和乐安中心县委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第四次反“围剿”时，边区物力、财力十分困难，但为了支援主力红军，他们节衣缩食，一次就从第二军分区后勤部拿去三、四千元银洋交红军总部②。在军队建设、军政关系、军民团结等方面，谢维俊都模范地执行了“古田会议决议”，自觉地将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据胡嘉宾回忆： “我们经常在一起商谈工作，研究策略。他主持军事工作，但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主持地方工作，他也积极出主意，提建议。我们从来都是商量办事的。他每次带兵打仗回来，都高兴地对我说： ‘我们又归队了’，我就组织开欢迎会，慰劳部队，双方配合得很好。二打崇仁回来，他还把自己打土豪分浮财分到的两套衬衣给了我一套。在乐安工作期间，谢维俊积极按毛主席正确路线办，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谢维俊却遭到了“左”倾领导人的打击。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正当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东陂战役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乐安中心县委的信中，片面地夸大谢维俊领导的第二军分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缺点，指责他“不能充分地动员宜乐地方武装坚决的挺进游击来截住阻碍敌人的行动”，“也未能充分动员宜乐所有的力量来截获敌人溃兵，游击敌人之增援部队”，“一贯忽视赤少队工作，忽视群众力量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上对进攻路线执行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甚至连谢维俊说了句“我再带独五师打崇仁回来布置赤少队工作还不迟”，也被指责为“在左的可耻的词句下，来掩盖他在动员广大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撤销了谢维俊的职务，并警告乐安中心县委认识这个“错误”，责令“乐宜党在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必须紧紧的集中火力克服这种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同时要严厉打击对这一错误的调合和容忍的腐化的自由主义”①。

对此，谢维俊不气馁，不妥协。在三月二十日省委致乐安中心县委的信宣布撤销他的职务但未调走的情况下，他仍然率领武装部队坚决按照周恩来、朱德的指示，在东陂战役中，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②。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中央局召开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会上把“邓毛谢古”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胡说他们是“江西党内障碍工作进行这一怪物的代表”，号召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对“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和压力，谢维俊没有丝毫的屈服。他和毛泽覃一道，在会场上与“左”倾领导者进行公开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他在总结会上所写的两次申明书中，和邓、毛、古一样，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除了简单的申述三条新区工作政纲外，其余均无可奉告②。五月五日，经苏区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但他们“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③。

谢维俊被撤职后，调到中央组织部。这以后，他无论是当巡视员，还是被派去筹粮筹款、扩大红军，仍一直“遵守纪律”，任劳任怨，“积极工作”④，正确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⑤。

壮烈捐躯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没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谢维俊随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到达贵州以前，他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地方干部队。抵贵州境内后，第二纵队改编为三个梯队，他被编在其中一个梯队①。横跨滚滚湘江，鏖战赣湘桂黔。一路上，他拖着虚弱的身体，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宣传红军政策，组织地方武装，积极筹粮筹款，为扩大红军竭尽全力②。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为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谢维俊也从此翻了身。遵义会议后，三个梯队再度改编分散，谢维俊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协助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工作。他不居功，不骄傲，“态度端正，积极工作，吃苦耐劳”③，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骨干作用。

部队到达四川的大小凉山时，藏族同胞受反动头目的欺骗和国民党特务的挑拨，开始对红军不了解，障碍了红军的行动。为了打开局面，谢维俊不顾身体多病，拄着棍子来到藏族同胞中间，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启发藏族同胞的阶级觉悟，为红军顺利通过该地区创造了条件。到达甘肃境内，在艾民区，遇到很多一丝不挂的穷苦百姓，他及时报告了上级，研究了帮助解决的办法，尽可能地发些粮食、衣服等给他们。结果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戴，使他们积极参加红军①。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转战，终于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伟大壮举。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西大门吴起镇以后，中央率主力红军东进，决定留支队长谢维俊和支队副李坚真等在吴起镇一带剿匪。一九三五年底，陕北省委任命谢维俊为三边特委书记②。

谢维俊接受任务后，即率部向保安进军。在保安，再度分组，决定李坚真带一连人向东，谢维俊带三百人左右向西北方向同时进击。

当时的陕北，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国民党部队，又有地方土匪，还有反动的“哥老会”，它们互相勾结，进攻、骚扰红军。谢维俊率部在进军途中与匪军遭遇，展开了一场激战。

谢维俊一马当先，带领全体干部战士，抢占有利地形，固守战斗阵地。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黑压压的一片。谢维俊再度紧缩部队，组织抵抗，并大声激励大家： “同志们，我们是为中华民族而战，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战，只要我们不怕牺牲，团结一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敌人的进攻一次一次被打退，英勇不屈的战士也一个个地倒下了。眼看着穷凶极恶的敌人，望着朝夕与共的战友，谢维俊怒火满腔，高声大呼： “英勇战斗，决不做敌人的俘虏! ”匪兵们蜂涌而上，为首的大声嚷道： “抓活的有赏! ”谢维俊端起枪，几个敌人应声倒下，为首的见势不妙，举枪对准谢维俊的胸膛①。

维俊壮烈牺牲了。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悲痛欲绝。林伯渠一九四三年在陕北作诗：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这首诗表达了对先烈的缅怀，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

作者附记：

本文在编写前，先后访问过肖克、何长工、胡嘉宾、曾三、欧阳毅、王紫峰、郭洪涛、郭化若、曾碧漪、钱希均、李树彬、危秀英、钟平、谷子元、段子英、李坚真、罗明、赖太超、夏道汉、何大铭和谢维俊烈士的亲属蒋祥英、蒋乐春、谢孟符等; 参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原内务部优抚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干部部、海军司令部等单位和董必武、彭德怀、李维汉、黄克诚、粟裕、曾山、伍云甫、谭冠三、吴德锋、李卓然、赵尔陆、陈漫远、钱希均、马文瑞、宋任穷、杨梅生、刘宁一、叶季壮、李聚奎、邓子恢、薄一波、贾拓夫等的信件以及邓小平、林伯渠、江华、曾山等的有关回忆诗文; 还走访了湖南、江西、福建、陕西、北京、湖北、广东等省、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得到了江西、湖南等省档案馆、江西抚州地委档案局，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井冈山、耒阳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乐安、瑞金、古田等县革命纪念馆，江西烈士纪念堂，湘南学联等单位和林天乙、刘仁荣、谢维俊烈士的儿子谢孟符提供的资料。

注释

*本文由唐桂生、张继福起草,唐桂生综合整理,沈启觉、刘景行、廖为民、谢先荣、吴立萍参加调查与搜集资料。

①李维汉给谢孟符的信。

②1959年彭德怀给谢孟符的信。

①《各县党组织》,存湘南学联陈列馆。蒋祥英、雷国基的回忆。

②蒋乐春的回忆。

①访问蒋乐春记录。

②访问谷子元记录。

①蒋仲瑞的回忆。

②《湖南政治讲习所同学录》,存湖南省档案馆。

③雷国基的回忆。

①蒋仲瑞、雷国基、邓见成等的回忆。国民党《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存湖南省档案馆。

②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③邓见成的回忆、访问李选位记录。

①蒋仲瑞的回忆。

②访问段子英记录。

③蒋仲瑞、雷国基的回忆。

①访问段茂潘记录。

②国民党清乡委员会表册,存湖南省档案馆。

③访问欧阳毅、王紫峰记录。

④谢维俊给妻子的诗和信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①访问欧阳毅记录。

①访问肖克记录,肖克揭发林彪的材料,均存湘南学联陈列馆。②曾山: 《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 (1960年) ,未刊稿,存湘南学联陈列馆。

①③曾山: 《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

②曾山: 《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访问曾碧漪、胡嘉宾记录。

①邓小平: 《我在中央苏区三年多》。

②吴德锋、伍云甫给谢孟符的信。

③曾山: 《谢维俊同志斗争历史》。

④1933年9月22日江西省委关于《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9月10日中共永丰中心县委关于《永丰、公略、万泰、新赣、龙冈五县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均存龙冈纪念馆。

①夏道汉: 《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论所谓反 “江西罗明路线”》,1982年《求实》第1期。

②访问危秀英记录。陈漫远给谢孟符的信。

③《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存抚州地区档案馆。

①②《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

①《乐安县人民革命史》第50—68页。

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19页。

③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第四次反“围剿”的决战》。

①胡嘉宾: 《忆谢维俊同志》。

②存江西省档案馆。

①《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381页注释76。

②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我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牵制敌人》。

③《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1年1月至1934年1月战绩表》。

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1年1月至1934年1月战绩表》。1933年3月21日《红色中华》第63期。

②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黄陂大捷——登仙桥畔激战歼敌》。

③见《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68—69页。

①③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东陂战役——我县地方武装再立战功》。

②④1933年4月20日《红色中华》第71期。

⑤胡嘉宾: 《忆谢维俊同志》。

①胡嘉宾: 《忆谢维俊同志》。

①访问胡嘉宾、李树彬记录。中共乐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关于乐、宜、崇中心县委建立的一些情况》。

②访胡嘉宾记录。

①《省委给乐安中心县委的信》 (1933年3月20日) 。

②胡嘉宾: 《忆谢维俊同志》。

①②《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6日。

③《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斗争》第12期。

④李维汉给谢孟符的信。

⑤胡嘉宾:《忆谢维俊同志》。

①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信。

②钱希均: 《忆谢维俊同志点滴》。

③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信。

①钱希均: 《忆谢维俊同志点滴》。

②李维汉给中共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信。三边指靖边、定边、安边。

①访李坚真记录。另据刘景范回忆,谢维俊是在“赤安事件”中被叛军杀害的。尚待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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