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许建国人物传,许建国生平事迹,许建国评价

Posted 2022-05-04 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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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许建国人物传,许建国生平事迹,许建国评价

许建国

许建国长期从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公安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之一。

(一)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杜家嘴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幼年时就辍学离家，跟随伯父到河南确山、泌阳及汉口等地刮肠衣、做学徒。1916年初，年仅13岁的许建国来到安源煤矿修理工场当学徒，后进入刘少奇主办的职工夜校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1922年，许建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安源煤矿大罢工。翌年3月，他又投身于路矿两局工会为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而发起的安源二次大罢工。年轻的许建国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2年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秋，他又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会为要求发放欠薪而组织的第三次大罢工。罢工失败后，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主要干部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通知已暴露身分的同志撤离安源，许建国被派往设在湖南醴陵的安源总工会办事处报到，然后前往长沙工会待机就业。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许建国同另几位工会干部一起，由中共湖南特委派往湘潭组建产业工会，发展党的组织。他担任过湘潭县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县工会委员兼纠察部部长。1924年冬，他被派往长沙集训后，回到湘潭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领导四个武装纠察分队，配合农会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春，许建国领导群众清算了当地罪恶昭彰的劣绅晏容秋，工农群众为之扬眉吐气。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5月，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革命军何键部三十五师反动军官许克祥率部进攻湘潭，形势急转直下，中共组织决定紧急疏散。许建国在转移途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潜往长沙、武汉等地寻找中共组织。1928年4月，他来到武昌粤汉铁路局机务段，一面做工，一面找党。次年7月被叛徒出卖，在武昌被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逮捕后押往长沙。反动当局以“暴徒骚事，危害民国”罪，判处许建国有期徒刑七年，关进长沙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很快找到了狱中中共支部，在支部书记唐近仁领导下，与同狱的陈奉石、马穆宾、乐天宇、向仲华等一起，进行了团结教育同监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及策划越狱等不屈不挠的斗争①。

(二)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举攻克长沙，许建国和所有在押的同志被解救出狱，加入了红军，许建国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长兼任团保卫员。此后不久，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展对所谓AB团的斗争，许建国被诬为AB团分子，准备逮捕处治，幸亏团政委江华出面力保，他才幸免于难。1932年，许建国被提升为三团参谋长和代理团长，第三次反“围剿”后又被任命为三团特派员。他骁勇善战，机警灵活，枪法很准，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艰险的保卫任务。在三军团攻打赣州时，许建国负责三团留守处的保卫工作。一天拂晓前，他外出巡查，突然发现驻地被敌人包围。他双手操枪，打倒了几个敌人后，迅速赶回留守处，把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前来联络的六师参谋长唐近仁等叫出来，由他在前面开路，冒着枪林弹雨，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此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他被调任红三军团一师特派员，负责全师的保卫工作。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担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侦察部部长。1934年8月，红军整编后成立了八军团，他被任命为八军团党委常委、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许建国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卫工作上的“左”的倾向，坚持调查研究，切实掌握好敌情我情; 他重视培养干部，多次利用战役空隙举办训练班，言传身教，培养和提高侦察保卫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为红军保卫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许建国参加长征。红军进入贵州后，撤销了八军团建制，他被调往国家保卫局。在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很多年老或生病的同志掉队了，他负责收容他们，任收容队副队长。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就是在他悉心护卫下安全到达遵义的。1935年4月，许建国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两河口、沙富和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许建国奉三军团代政委李富春的命令，带一个手枪队担任会议警卫，圆满完成了确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5年9月，红军右路军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许建国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保卫分局侦察科科长，不久调任第一纵队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以原第二纵队为基础组成红一军团第四师，许建国调任第四师特派员。

1936年2月，红一军团渡河东征，许建国随军做保卫工作。东征结束后，许建国与罗瑞卿、张纯清等一起，被调到保安红军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红大一科支部书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许建国离开红大，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从保安经延安抵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的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许建国协助友军在清查特务间谍，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友军部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完成了保卫中共代表团的使命。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童小鹏、龙飞虎等随周恩来返回延安，其余人员由许建国率领前往陕西三原县筹建第十八集团军驻云阳办事处，并任办事处主任，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络任务和情报、保卫工作。同年5月，许建国被调回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 1938年初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许建国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这一时期，许建国倡导和举办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党派知识、帮会、黑社会情况等课程。学员以后都成为各根据地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的骨干，在中央社会部保卫部的指导下，破获了一批重大案件，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边区的秘密电台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三)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许建国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华北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他们由延安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彭真和聂荣臻要求许建国和考察组全体干部留下来，加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此后，即以这些同志为骨干，建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又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 社会部，许建国任部长。分局社会部组织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和社会情况; 同时，抽调县级以上干部，分期举办训练班，为建立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开展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许建国兼任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1943年3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翌年初，同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李葆华一起返回边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

抗战初期被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华日军除集中兵力频繁进行军事 “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八路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他以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保卫工作干部的水平。如熊大正一案，将不少干部包括张珍等一些领导同志诬陷为日本特务。许建国等通过缜密的调查和重新审理，认定是一起以主观臆断和逼供手段造成的重大错案。在他的主持下，除熊大正因故暂未释放外，其余被诬陷的同志全部平反释放。

许建国领导的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陈叔亮、史光、杨宁、郑大堃等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平、津和敌后其他城市以及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点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为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制定反“扫荡”计划、领导反“扫荡”斗争，提供了重要依据。

许建国在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以主要力量积极开辟华北地区以平、津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开展东北伪满地区的城市情报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他还向华中、华南及海外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在日伪的军、政、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的红色种子，大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九一八”以后，东北留日学生中的一批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35年后，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中共取得联系，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其中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囿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曾派原在天津华北联络局工作的谢普生重返天津整顿东北地区工作。1943年又派遣李振远、周梅影前往沈阳，主持东北的情报工作。1943年底，还派张友恒赴东北进行了短期的视察。东北情报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和镇压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 “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 (指伪满国界) 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情报组织还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海外侨胞等爱国志士，有组织地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向海内外募集款项、购买医药、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建国为贯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还组织力量，把滞留在北平的国际友人护送到抗日根据地。

(四)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他根据国内形势和敌情的变化，除加强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外，继续采取多种形式，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加强派遣工作。1947年10月，北平、石家庄情报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迅速报告了军区司令部。晋察冀野战军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发起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取得了全歼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及第七师全部，毙伤俘敌军长罗历戎(俘) 以下官兵17000余人的胜利。接着，又根据各地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抓住战机一举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打开了华北战场的新局面。1948年秋，国民党九十四军三个师，新二军两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内线情报人员及时掌握了敌军的作战命令，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情报无法送出。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地下交通员将敌作战命令原文背熟，日夜兼程将情报送达解放区。许建国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聂荣臻司令员后，聂荣臻火速命令西线部队一昼夜奔袭几百里，迎击敌军。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采用缓兵之计，亲自撰写新闻稿，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揭露敌人的阴谋，从而延缓和挫败了敌军的行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了神化莫测的地步”。聂荣臻则盛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所属情报组织，在漫长的地下斗争中，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组织上尚未受到较大破坏，个别同志虽然不幸被捕和受过迫害，但也经受住了考验。这和许建国领导与教育是分不开的。许建国十分重视领导骨干的政治素质，强调要恪守秘密工作纪律，重视区分敌、我、友界限; 又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地结合起来，具有丰富的策略性和指挥艺术，因而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许建国善于正确执行党的“荫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方针。在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大胆而谨慎，善于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以敌制敌或化敌为友。1946年8月，北平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张家口的电台被人民解放军破获，并逮捕了该电台的少校台长。许建国经过调查，了解到此人在技术上是个全能的老手，主要是通过技术为军统服务，没有大的政治劣迹，便向他讲清形势，晓以利害，指出前途，使其心悦诚服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这位台长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的电台建设和介绍敌特情况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许建国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主要看本质，经批评教育，只要改正了仍继续充分信任。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特别关心在外同志的安全，如逾期得不到消息，就焦虑不安，担心出问题。每一位同志到新的地区或敌区工作，每一位情报人员回根据地(解放区) 汇报工作，他都亲自接待，彻夜长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温暖。

许建国是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也是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兼任公安局长的许建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组建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和群众性的基层治安组织，进行伪职人员登记，开展户口调查，加强侦破工作，严厉打击敌特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快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并且制定了治安、户口、交通等管理条例，摸索出一条适合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对此，他在中央通报过的《怎样管理城市》的报告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总结，为城市公安工作建设提供了经验。

1947年秋，许建国在河北阜平举办了县科以上及一般干部两个训练班，亲自讲授城市治安管理和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有关知识，为筹建城市公安机关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解放石家庄后，社会部先后派陈叔亮、王应慈、张季良率领一批训练有素的干警随军入城，接管警察局。他们在许建国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建立起市、区及派出所三级公安机构，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侦破特务间谍，审查清理战俘，搜索残余敌特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两个方面都进一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以后解放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开展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

1943年11月，许建国由石家庄前往胜芳进行社会调查，为接管天津进行准备。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许建国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天津战役刚结束，他便带领干部进入市区，按照预定的计划接管国民党机关，搜捕战犯、特务，恢复社会秩序。入城后的第三天，许建国召集旧警察局全体人员，宣传中共政策，宣布接管办法。到1月21日，搜捕战犯、特务的工作即已基本完成，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天津市人民公安机关建立以后，许建国强调指出： “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工作都应该首先研究国家的性质和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罚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他要求公安保卫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区分敌我界限。他把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阶级立场、熟悉业务、服从命令、执行政策、经常与群众联系这六项要求规定为公安保卫人员必须具有的品质。他的建警、治警思想在天津公安队伍的思想、组织建设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2年1月，许建国调上海工作，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 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分管政法、党群、外事等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干部和人民警察的政治素质，要求搞好警风和警民关系。上海解放后留用了大量旧警人员，未及时进行严格审查。1952年夏，他领导开展了整顿组织和警风的工作，对犯有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犯罪分子、腐化堕落、侮辱妇女等“六害”的人员进行集中清理，纯洁了组织。在此基础上，于同年7月建立了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公安机关在群众中的政治信誉，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同年冬，在全国第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时，上海的措施得到了肯定。

上海经过三期镇反和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等运动，肃反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 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建国在1954年12月上海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五年来的工作检查与贯彻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方案》的报告，指出“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肃反斗争已进入隐蔽、复杂的新时期。今后的方针是加强队伍建设与隐蔽斗争，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 。翌年6月，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再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几次打击的指示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社论。上海在布置集中搜捕城乡反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内部肃反。许建国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十分重视严格依法办事，力求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结合起来。他在干部中反复强调“要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 “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办案” 。1956年夏，他根据中央部署，亲自检查清理积案的工作，纠正了一批错案，从而减少和避免了冤错案件的发生。长期主持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工作的刘澜涛说： “许建国是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不随风倒，不看人脸色行事。这对于担负特殊任务的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贵的。”

许建国在工作上身先士卒，生活上严以律己。他从来不表功、不贪功、不搞小圈子，团结干部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如一日。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降低高级干部工资，他除了按规定降低外，还主动将其行政五级工资标准按六级发薪。他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冬，他到上海一条里弄访问居民，发现一户居民生活困难，入冬后几个孩子还穿着单衣，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当场取出30元，送给孩子们添置棉衣。回机关后，他立即要求民政部门检查和改进社会救济工作。

1958年下半年，根据陈毅的建议，中央决定调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这一年夏天，在首都一次舞会上，毛泽东对许建国说： “杜理卿，外交战线要加强，你出国当几年大使好不好?”许建国于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改为现名，但毛泽东每次见到他时仍然亲切地呼其原名。许建国回答： “主席知道，我一向是搞公安保卫工作的，干外交是外行啊! ” 毛泽东说： “外行可以变内行嘛，外交工作就是需要老同志去加强。”他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准备迎接新任务。这一年初冬，他由上海到中央报到后，先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济南巡视工作。1959年春，他又到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参观，返京后于5月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首脑会议上，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党的代表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攻击。以彭真为团长，伍修权、许建国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严正的反击。此后，许建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罗马尼亚的形势及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他提出的应当区别对待东欧各国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周恩来的称赞。

1964年4月，许建国驻罗期满回国，参加了周恩来在四川召集的驻外使节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他对周恩来说： “只要是党的需要，不管大国小国，我都可以去。”1965年8月，许建国赴地那拉上任。在阿十个月，他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城市村镇，深入实际，接触群众，就连阿北部最偏僻、条件最差、生活最艰苦、交通最不便利的山村，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出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许建国十分注意把使馆建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虽然远离祖国和亲人，但在使馆中同样感受到了 “家庭”的温暖。一位曾在驻阿使馆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 “全馆60多人组成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大家庭，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个部门的同志不分彼此，情同手足。一旦有重大的活动或工作任务，全馆统一安排，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给人留下了温暖、亲切的美好记忆。”

(六)

1966年5月，许建国回到北京。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已经袭来，他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造反派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许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结果如何他不知道。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 “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许建国说： “你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为防止意外，他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材料及重要笔记忍痛销毁，一方面嘱咐他的夫人方林： “我可能被捕，而且短期内回不来……要相信党，我总会回来的。”果然不出所料，许建国很快被外交部造反派“隔离审查”。不久又被转走，不知下落。几年之后，才打听到他被关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许建国被关押以后，他的夫人方林也被赶到江西外交部干校劳动，四个孩子到外省插队落户，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弄得支离破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处境有所改善。这一年的5月，年逾七旬的许建国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摧残，他出狱时已身心憔悴，面容枯槁。1977年初，许建国患了肺癌，同年10月4日含冤负屈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终年74岁。他在临终前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曾发出这样的呼喊：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呼喊，表达了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懑，也表达了他对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的坚强信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大地。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平反昭雪。

作者附记：

本文是以刘澜涛、姚依林、罗青长、刘复之、钟子云、苏毅然六位老同志合写的《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忆许建国同志》的纪念文章为主要依据而撰写的，写作过程中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提供了许多历史资料;苏毅然同志为校勘和审阅本文的史实付出了许多精力; 此外，江华、王炳南、李振远、陈叔亮、张友恒、张建南、郭北辰、刘景平、赵玉林、刘光人、张季良、杨光池、桑仁政、苏育民、江涛、康世杰、康岱沙、刘仙峰、赵明、方林、王志贤、郑凯、苏健、谢远达、马光荣、顾仁根、陈关福等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情况和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①许建国的经历及革命时期的活动,主要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63年审定的干部档案及本人临终前的回忆录《许建国的革命一生》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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