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宣中华人物传,宣中华生平事迹,宣中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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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宣中华人物传,宣中华生平事迹,宣中华评价

宣中华,原名钟华,字广文,乳名洪霖,笔名伊凡,是“五四”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卓越的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为国共合作和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中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爱国少年 筹策救国

宣中华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 (农历戊戍年五月十六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牌头中央宣村的一个中农家里。那时,家中有水田六亩,房屋三间,生活尚能自给。不久,因弟妹增多(四个弟弟,五个妹妹) ,吃用逐年加重,入不敷出,开始押田负债,生活日趋贫困。父亲宣雷锋辛勤劳动,性格刚强坦率,他不惜忍饥受贫,竭力支持宣中华入校读书。宣中华一九○五年入本村日智初等小学,一九○九年初小毕业后,再入本区同文公学①,至一九一三年毕业。

宣中华在同文公学念书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但不久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继续推行媚外卖国、独裁专制,使人民仍处于贫困之中。中华民族危亡之状,激发了宣中华爱国之心。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四十六篇作文①,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剖析,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憎恨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人民贫苦”,是封建统治者“凭权借势,率意妄行,苛政苛法,层见迭出,民脂民膏,尽剥削自奉”②而造成; 指斥袁世凯军阀政府“费用浩大”,致使中国“人民之贫苦,财政之困难,至今已达极点。”③他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并力求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悟出救国救民的“良策”,探索中国“自强”的道路。

宣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思索如何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在题为《筹防满洲策》、《法并越南英据缅甸论》、《论甲午之败》等作文中,集中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宣中华还有好几篇作文,反映了他要求“权力在民”的思想,如《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义》等; 有的作文,则直接赞扬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如《苏武使匈奴论》。宣中华的这些作文,都得到老师的好评,除赞扬文章“畅达”、“清思浣月爽笔佳风”、“精言明理笔曲而达”外,还特加赞赏地写下了 “小子可造” 的亲切评语。

学生领袖 锋芒初露

一九一三年宣中华于同文公学毕业以后,在本区桥头王村初等小学任教半年; 一九一五年夏,考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期间,他学习刻苦用功,善于思考,加上记忆力特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新派校长经亨颐和进步老师陈望道、刘大白的赏识。他生活上严谨朴素,虽经济十分困难,也从不用他人分文,有同学知道他困难要给予助济,总是婉言谢绝,深受同学们的尊爱。他性格豪爽耿直,平时说话很有鼓动性,极守信用,为人光明磊落,乐于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同学们也乐意与他亲近,读书期间,与同学相处,关系甚好。

宣中华渴望学习,特别是能在省城——杭州求学,更感到应该珍惜秒阴。然而,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杭州,却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蹂躏和摧残。尽管西子湖畔的山山水水,依然是那样妩媚清秀,而宣中华所见到的,却是灾难深重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受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凌辱。因而,他更关注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宣中华不再是一个人冥思苦想,而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拯救中国的真理。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立即投身运动,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成为杭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宣中华等指导下,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并与各省学联建立了关系。继“五四”运动之后,宣中华还先后组织领导了杭州学生声援“津案”①、“闽案”②等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杭州学生联合会接到天津学生联合会紧急呼吁后,宣中华等组织杭州学联评议会讨论通电北京国务院和广东政府参众两院。电文赞扬、支持天津学生的爱国热忱;谴责反动当局丧心病狂地“摧残团体,是直接与民意宣战”,是“滥用职权,草菅人命”; 要求“严加惩办”③。“福州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宣中华一方面建议和组织杭州学生会全体停课三天,举行示威游行,揭发日寇的横暴行为; 另一方面,又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向浙江省督军卢永祥请愿。他强烈地提出了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 日军限期出境; 行凶日警及主使长官移交中国官厅审判; 赔偿损失及抚恤; 日本政府向我政府谢罪等六项反映中国人民利益的严正要求。此后,他还兼浙江省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全省学生运动④。

宣中华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一员,他宣传打倒孔家店,破除旧礼教,反对读经,提倡新思潮和白话文。为此,他从校园到街头,到处演说,散发传单。

正当新文化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之际,却遭到了浙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一师”被浙江省官厅称为“赤化学校”; 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刘大白四位进步教员被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反动当局在伺机以恐怖手段来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非孝》的文章,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等乃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是“非孝”、“非礼”、“共产共妻”,污蔑进步分子是“大逆不道”,犯了“弥天大罪”,责令经亨颐校长予以查办。经亨颐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于是,他们先是转来所谓“社会的责问书”; 接着就是由省议员多人提出所谓查办经校长的议案; 到一九二○年二月,省教育厅乘“一师”学生放寒假之机,下令撤换校长经亨颐,任命封建顽固分子金布为校长。消息传出后,留校师生哗然。宣中华、徐麟书等组织部分留校同学,一面给放假回家的同学发信,通知他们立即返校,以便团结一致,与齐、夏等反动势力作“最后之决战”; 另一方面,向社会发出宣言书,揭露反动当局妄图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宣告“一师”师生“为贯彻本校改革精神”,坚决“挽留经校长”,要求当局请经校长“复职”。同学陆续回校后,他又一道提出不让经校长离校,同时拒绝新校长到任。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事态发展至此,反动当局竟于三月十三日悍然决定解散“一师”,改组学校。当晚,宣中华等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议决“维持文化运动坚持到底”、“非至军警押回原籍,誓不离校”等五项公约,并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表示了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选出宣中华、徐麟书、石樵、徐仁四人为学生代表,从三月十五日起,多次赴省教育厅请愿,均遭无理拒绝。“一师”学生忍无可忍,于三月十九日以快邮通告全国各省、市、县教育界以及全国各重要民意机构,揭露浙江反动当局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呼吁全国各界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三月二十七日,宣中华发动杭州学生联合会向省公署请愿,遭反动军警野蛮镇压,致使请愿学生多人受伤,酿成“三·二七”流血事件①。

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全省、全国人民的公愤,各报纷纷刊登了“一师风潮”的动态和评论,如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了《告夏敬观》等时评,《新闻日报》也发表了题为《革新教育》的评论。声援学生的请愿信和抗议反动当局的电报,象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斗争在继续。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于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出动军警七百余名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以武力解散“一师”。手无寸铁的师生聚集在操场,在宣中华等领导下,团结一致,与反动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军警的逼迫越来越紧。正在危急时刻,杭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中等以上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女生为前导,赶到了“一师”,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校门,与“一师”学生汇合,并肩斗争,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学生们的浩大声势和社会上的强大舆论,使反动当局陷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只好指使杭州地方绅士蔡谷卿出面从中调停,经过与“一师”学生会领导人宣中华、徐麟书等会谈,达成协定,规定: 当局收回解散第一师范学校的命令; 撤回“一师”新任校长金布; 鉴于经校长已经辞职,新任校长的人选问题必须与“一师”学生会共商解决,并经学生会承认方可任命等条款; 反动军警也在深夜撤离学校。至此,“一师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宣中华在这次学潮中,起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他“宣言四方,力护新机”,“从事社会运动甚力”。诸暨《民报》有一记载: “邑人宣中华、徐白民(徐麟书) 向为同学所重,至是推为代表”,“中等学生为革新运动之先锋者,皆推宣中华与徐白民也”①。

当年,鲁迅对“一师”师生的壮举,曾经给予热情的赞赏和支持。“一师风潮”发生时,他在北京任职,当他看到“一师”斗争胜利后,曾十分高兴地对人说: “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 ‘木瓜’ ,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个 ‘木瓜’ ,增韫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他还风趣地把 “一师” 斗争叫做 “木瓜之役”,赞扬 “木瓜之役” 的声势和规模比他们十年前反夏震武的斗争声势和规模都“要大多了”②。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齐、夏及浙江教育界的旧势力仍然十分嚣张。他们不仅逼迫经亨颐和陈望道等四位进步教师相继离开了学校,还命令各校开除参加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这一事实,进一步教育了青年学生,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齐、夏是破坏浙江新文化运动和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 要革新教育,必须与齐、夏继续开展斗争。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下,于一九二○年四月进一步发起了驱逐齐耀珊和夏敬观的运动。

担任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宣中华,与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负责人具体商讨了驱逐齐、夏的斗争策略和步骤。宣中华说:“拔掉齐、夏两个反动根子,要靠人民的力量,就是要浙江人民来 ‘开除’ 齐耀珊和夏敬观”①。为此,宣中华一方面派出二十名“学联”代表,到浙江十个府 (每府二人) 进行宣传,揭露齐、夏罪状,并准备等待省议会开会时组织各校学生请愿,争取省议会提出弹劾齐、夏,达到驱逐之目的。另一方面,各校于四月十二日一致实行总罢课,并组织了五、六千学生举行驱逐齐、夏的示威游行。四月十三日,“学联”又向全国各界、各团体发出通电和宣言,列举了齐、夏十大罪状,提出了“驱逐齐、夏,以削贼党”的口号。四月二十一日,“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开会,抗议反动当局封闭学生联合会和逮捕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后游行时,遭到一千多名反动军警的镇压,当场有八十多人受伤。这一流血事件,更引起了全省各地学生的义愤,纷纷以各种形式声援杭州学生的斗争。驱逐齐、夏的斗争规模愈来愈大。

五月十九日,省议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召开临时会议来审议齐、夏问题,并于六月十六日通过了弹劾省长齐耀珊案。六月十七日,齐耀珊辞去了省长职务。这场斗争,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有志青年 投身工农

宣中华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常与学联评议员说: “爱国反帝只靠学生不够,还要联络工人和各界群众” 。他认为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斗争有力量①。他为发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与印刷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利用印刷刊物的机会,同工人们聊天,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工人的觉悟。在宣中华的带动、帮助和影响下,“一师”不少先进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于工人群众中,走上了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②。

一九二○年夏,宣中华在“一师”毕业后,即被母校附小聘为教员。在附小,宣中华除了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外,仍经常到印刷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人,给工人夜校上时事课。据老工人回忆说: 他讲的“为什么要反对 ‘二十一条’,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激发了工人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③。宣中华还与其他先进分子一起,帮助印刷厂工人倪忧天等人创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和工余补习学校;一九二○年十二月,又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这期间,他还积极为《浙人与世界》周刊撰文,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一年春,由陈望道推荐,宣中华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具体进行工会组织工作。陈望道回忆当年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时说: 这个研究会一成立,就一面着手编辑出版了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和其他进步刊物,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些核心人员都经常深入工厂区,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配合工人着手筹建工会组织①。宣中华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期间,一方面为因有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对他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有了深入到上海工人群众中去的机会,使他更坚定地走上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虽然当时的“政治工作和工运工作,都还是启蒙性质的,我们在研究会工作的同志是边学边宣传”②,宣中华在“研究会”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对他的锻炼和成长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夏,徐白民、宣中华、唐公宪与杨之华等应沈玄庐的邀请,到浙江肖山衙前创办农村小学。农村小学于九月二十六日开学,宣中华任教员。他认真教育农民子弟,经常深入农民群众,了解农民的痛苦生活,数说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破除农民世代相传的所谓“命中注定八字苦”的宿命论; 向农民群众介绍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 启发农民群众认识只有组织起来与反动官府、地主豪绅、奸商作斗争,才有出路等道理。这年,农业遭遇自然灾害,官府捐税不减,地主奸商乘机残酷掠夺农民,使农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沈玄庐(当时是共产党员) 的领导和徐白民、唐公宪、宣中华、杨之华、刘大白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农民组织了衙前农民协会,于九月二十七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布《协会宣言》和《协会章程》,推选李成虎等六人为协会委员。会后,数千农民手执义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向米店奸商、地主豪绅发起攻击,开展平籴米价、实行减租缓税的斗争。这一风暴很快波及诸暨、绍兴一带,四周几十个村庄的成千上万农民,相继奋起①,组织农协,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肖山衙前农民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人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中指出: “一九二一年,肖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韧者。”②宣中华本人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而迅速成长起来。

革命战士 坚信马列

一九二一年十月,宣中华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③,与工人协会代表倪忧天同去苏俄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俩巧装华工,几经艰险,终于通过了国境,于年底到达大会原定地点伊尔库茨克①,受到留在远东局工作的华林 (华挺生) 的接待。宣中华迫切希望能学习、研究苏俄革命经验,因而勤奋学习俄语。

一九二二年初,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在列宁的指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开幕,二月二日在列宁格勒闭幕。会议期间,宣中华认真地听取和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的宣言。他还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理论的教育; 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是协同宰割中国的分赃会议,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现阶段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还懂得了完成民主革命必须有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革命道理。会议期间,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等。这期间,他还曾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大会结束后,许多代表陆续回国,宣中华还留在苏俄考察,至一九二二年四月回到祖国。

在苏俄期间,宣中华目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后短短的五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接触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内心激起了无限的革命热忱。他从苏俄生机勃勃、蒸蒸向上的景象中,憧憬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思想境界大为开阔,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因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参加大会期间,就曾向中共代表提出入党申请,由于他对张国焘专妄虚夸的坏作风提出过批评意见,“结果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和反对”①而未获通过。宣中华虽然遭此打击,但丝毫没有削弱他投身革命的意志,仍然积极靠拢党,坚信马列。回国后,他向亲朋挚友宣传马列主义,热情叙谈自己对苏俄之行的观感,他说: “过去对革命意义,只在书报上看到一些,耳上听到一些,精神实质上是相当模糊的”②,经过苏俄之行后,认识大大加深了。他还谈及当时苏俄人民的精神面貌,说: “当时经济尚未恢复,生活尤感困难,而党团员和工人们艰苦劳动的精神是见所未见的,毫无我国上海的腐朽气象,人民在严重的困难中却都很乐观。”③他把这次苏俄之行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视为 “平生最光荣,最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 并取了 “伊凡” (苏俄人民中常取的名字) 的笔名,以表示自己的志向,在撰文投稿与好友通信时署用④,如在《责任》周刊上所发表的十八篇文章中,有九篇是署名 “伊凡” 。

这时,宣中华一方面在革命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认真地从事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广泛地发动和团结更多的人来进行革命工作,与原来在“一师风潮”时期共同战斗过的同志结成“任社”,在肖山县龛山创办了命名为《责任》的周刊。该刊问世前,在《新浙江》上发表了 《任社同人广告》,说:“共同生命开口说 ‘人底发现’,个性开口说 ‘自我实现’,总合一切我的 ‘人’,各人做 ‘人’的事,无论谁都有人和己的责任,本社同人,基于这个广大愉快的意义,出一种小小的周刊,就取名 ‘责任’。”这就不难看出,创办《责任》周刊的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奋起,负起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拯救中华的责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责任》周刊第一期创刊,作为《责任》周刊主编之一的宣中华,为了该刊能按期出版,经常通宵达旦伏案赶写文章,审编稿件,在十五期中,刊登了他十八篇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宣中华经“五四”运动、“一师风潮”的洗礼,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在苏俄的考察,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

十八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深刻而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号召人民不受“宰割”,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他说:帝国主义者“把工业后进国天然的富源都略取了,吮吸到自国里,再以制造品来盘剥被压迫的民众底膏血”,掌握“被压迫民族的经济权”,并与中国的封建军阀勾结起来,“攫取政治上种种重要权利”①。宣中华在文章中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说: “国民能一致奋起,群力共争,那便足以寒侵略者的胆。”②

(二) 提出了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办法来救国的主张。他在《怎样救国》①一文中写道: “坏的分子去了,黑暗势力消灭了,一切事情,自然有法可以整理了,这种救国法,我认为最好没有的。——换句话说,就是革命。”

(三) 对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作了阐述。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工人最受压迫,又有许多优点,所以是革命的力量。他说: “资本家就利用资本,经营大规模的工厂,出低微的工资”,招雇大批被迫“贱卖劳动力”的工人,迫使他们“做了机器底附属品”,使“劳动力价值也越便宜,而劳动时间及一定时间里底劳动,资本家更设法延长、增加,直到劳动者为生命所驱使”,“出死力发出一个反抗的喊声”,必然起来斗争②。其次,他认为要反帝反封建,还必须开展农民运动,他不仅认为农民是“工业后进国的第二个受损害者”③,而且认为,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还是个“负维持中国底重担”者,他说: “中央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 地方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也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 每年输出到欧、美、日本,聊抵欧、美、日本所输入的,又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底生产品。”④但是“农民却受了国家所赐给的各种祸害。”“强盗般的军阀,他们为自己争地盘,给农民以许多惨酷的蹂躏,他们为预备争地盘,要农民负极大的军饷; 官僚则无微不至的剥削; 地主则如心如愿的取求; 市侩则刺心刻骨的收吸。名为保护人民的法律,成了敲诈农民的武器,名为处理民事的政府,变做执行敲诈的机关。”使农民“怨恨之心” ,“满藏胸腹” 。因此,他认为,只要加强教育和训练,农民则如“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迎风施威,将不能或遏了! ”①再次,宣中华指出革命知识分子是工农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认为一批大中学校的爱国知识青年,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知识,有能力,又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到民间去”宣传与组织工农革命力量,是实现革命“最妥当”、“最有力的方法”。特别是乡村里的小学教师,要做“农民运动的中心人”②。宣中华还认为除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之外,工业后进国的小商人,也因受侵略者压迫而破产,“不久佢[他]们不能维持生计,而补入无产阶级队里”③。“后进国底国民,无论游牧、渔猎,强大国家的资本家,均能以生产品的销行力去剥夺佢[他]们,使佢[他]们成为被损害者,使佢[他]们转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④因此,这些人都将是“解脱外国人的羁鞭”⑤的巨大力量。

(四) 围绕召唤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命题,宣中华强调了对那些还不觉悟的人应该进行教育,使他们认清一切“新生机”的到来,是要靠自己努力的,“要享受新幸福,还是赞助孙先生。不把这点先弄清,东拥西推,结果是得些病苦,形成了对方人地位、权利的增进,把生命空交托给他们。”①宣中华还警告了那些改良主义者,切勿再陷入妥协的泥潭。

宣中华这些文章是当时沉寂而黑暗的社会里怒放的一朵革命火花。这些文章使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的胞弟宣中禅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 而反动当局赶忙实行镇压。宣中华遭反动当局通缉,《责任》集稿发行负责人徐白民和魏金枝等被反动警厅拘禁一月余,后被驱逐出境,《责任》周刊只出了十五期就遭反动当局的查封而夭折。

一九二三年秋,杭州党组织根据宣中华一再申请入党的迫切要求以及他为党的纲领奋斗的一贯表现,由徐梅坤 (徐行之)等两人介绍入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②。从此,宣中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崭新面貌,更积极勇敢地走上了新的征途。

先锋战士 致力统战

一九二四年初,宣中华服从党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在杭州做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中华作为浙江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会后,他以国民党筹备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和国民党“一大”精神,来回于上海、杭州之间,奔波于浙江各县市,认真负责地进行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各级党部的工作。在宣中华等努力下,临时省党部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宣告成立,宣中华被选为九个临时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宣中华等便着手领导各县市开展建立党部的工作。杭县、肖山、宁波、绍兴四县市临时党部先后成立,平湖、海宁、临海、永嘉等县筹备员也先后派出。但筹建省党部的工作因遭到沈定一①的破坏,使正式省党部迟迟不能成立。至于建立各县党部的工作,由于宣中华团结国民党左派,克服种种阻力,故仍陆续成立。到国民党“二大”时,浙江已有二十三个县有国民党的组织,大量的工农分子和青年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员人数约二千”,这就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②。

为了加速革命的步伐,宣中华对宣传工作也极为重视。临时省党部一成立,即以《杭州报》为机关报; 并办了《浙江周刊》,每期印发四千份,逢“五一”、“五四”等纪念节日或重大集会时,则印发上万张传单,唤醒人民,鼓动人民起来奋斗③。

《浙江周刊》 自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第一期出刊到八月十七日第十一期停刊止,共发表了宣中华撰写的十一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批判时政,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的短文。如《外国人送给我们的好处》①一文,谴责了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让“中国海关的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凡是他们所愿意加给我们的祸害,都任它进来,凡是我们所可以得到利益的一切,都受他们阻碍。”文章号召国民起来,“我们运动海关收回! ” “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计,也当奋勇兴起的收回租界地,以保全领土与国权! ”

宣中华还善于演说,深入浅出的说明革命道理,给人以鼓励。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到会者“不绝于耳”的“鼓掌之声”,被认为是一篇“对国民革命意义,发挥尽致”②的演说。

宣中华不仅是推进革命的优秀组织者、宣传家、鼓动家,而且也是发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实干家。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卢永祥,他是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的人,而皖系军阀在一九二○年七月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击溃后,实力大大削弱,卢永祥所部也就成为一支极为孤立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广东政府有所妥协,使浙江的国民党有公开活动的条件。一九二四年五一节的纪念活动,是统一战线形成后第一次用国民党旗帜公开进行的。纪念大会在宣中华主持下召开。这一天,浙江省各工厂及各日报馆、各印刷公司一律停工,下午一时半在湖滨运动场露天召开大会,各团体工人到会者二千数百人,每人拿着纸旗,旗上书写着“打倒军阀、消灭帝国主义、倡造世界和平、工人参政、男女工资平等、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会场内散发了传单,说明纪念活动是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筹办的,会上的报告向工人宣传了五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劝告劳动同胞,为五一纪念之运动”。会后举行了游行①。九月七日,是“辛丑条约”签字的日子。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这一天在公众运动场举行“九七”国耻纪念暨浙江人民反曹(曹锟) 、吴 (吴佩孚) 大会,由宣中华主持。会后,宣中华、安体诚、查人伟、俞秀松、王贯三、倪忧天等率领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前进。经过金沙港时,由于对北洋军阀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大臣王克敏的家祠捣毁了,“将栗主②七块取出,抛弃湖中,随波流去”③。

正当浙江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之际,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在全国反曹、吴的浪潮中,原孤立于浙江的卢永祥也趁机打起了反曹、吴的旗帜。曹锟、吴佩孚遂指使江苏的齐燮元向浙江的卢永祥发起进攻,九月爆发了江浙的齐、卢战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混战,以卢永祥失败而告终。浙江的政局在孙传芳的控制下极为反动,宣中华及其他革命党人均遭通缉,国民党党务工作也只好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我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一次号召召集国民会议。在党的号召下,全国更广泛地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十二月四日宣布成立,宣中华、安体诚等都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①。一九二五年三月,宣中华与张秋人到绍兴视察党务,要求国民党党员广泛地积极地宣传孙中山北上为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两大政纲的目的和作用②。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问题。宣中华这时既是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又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交际科的交际员、中共杭州地委党团书记,还担任上海海员工会党团支部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上海区委正式成立后,他又担任闸北部委书记。这期间,他时而接受上海地委的指派搞调查工作; 时而又回杭州指导工作③。他根据党的“四大”精神,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不畏危险,即使在到处都张贴着对他的通缉令的情况下,也泰然处之,继续频繁地来往于上海、杭州及浙江各县市。宋云彬怕他出危险,曾劝他“不要太冒险了”,他却笑着说: “什么叫危险呢?我们如怕危险,何不回家去做垂堂的千金之子,何苦挂着革命的招牌来自欺欺人。”④他到肖山视察党务工作时,他的老同学张柳生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休息,他说: “他人在流血或在牢中受磨难,我能休息吗?消瘦点算什么。”①宣中华的个人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据当时与他家同住上海闸北联威里的吴文祺回忆说: “冬天他们夫妻俩只有一件棉衣,一个外出穿上了棉衣,另一个就只好躲在被子里。”宣中华也有过孩子,但由于他和爱人吴先清都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管而夭折了。

一九二五年,震惊全国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地委当晚召开会议,决定宣中华回杭州工作。六月一日,宣中华在杭州省教育厅召开的教育会联席会议上报告惨案经过情况后,指出: “此次斗争并非为个人”,而是“为救国而牺牲”,号召学生及各界“应多起来救国,起来援助上海被惨杀的同胞”②。到会者情绪个个异常激动,对帝国主义制造惨案无不愤恨万分,当即成立了杭州学生援助上海同胞反抗外人惨杀会,选出了临时委员,起草通电及宣言,并与总商会等团体接洽。二日上午继续开会,制订了行动口号:“支援 ‘五卅’惨案,为顾正红报仇,实行 ‘三罢’ ,反对帝国主义”,并决定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在我党推动下,青年协进会立即响应,召开紧急会议,“省议会亦以此事开谈话会,决定浙江三千万人民为后盾,援助一切。”③三日上午,在公共运动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的有九十余所学校,一百多个团体,人数在三万以上。大会发言一致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以保国体,藉平众怒。”认为“声援不仅是学生与工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局问题。”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到午后四时才散会①。

宣中华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不辞劳苦。国民党决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中华仍被选为浙江省的三个代表之一,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委托,负责做长江流域的代表们的联络工作。经子渊 (经亨颐) 也是浙江代表之一。他见国民党派系林立,左右派矛盾日趋尖锐,原想不去参加大会。宣中华请张柳生劝其参加,未得同意,便亲自前往相劝。张柳生对宣的作法不理解,宣中华说: “革命本来要自觉,他犹豫可不必相强,但经先生在教育界有威望,对青年的号召能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他平素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得拉他过来。”②经过工作,经子渊决意去广州,但到了上海又被戴季陶、刘大白拉住,国民党组织部知道后,拟以宣中华接替经子渊做中央执行委员,但宣坚决不同意,仍推经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宣中华的行为是对的,在宁汉分裂时,经子渊在武汉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 (经曾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共产党也得到过他的帮助。

革命左派 反对右派

浙江的国民党组织一开始就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左派是工农人民大众利益的代表,以宣中华为首; 右派是地主、买办利益的代表,以沈定一为首。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沈定一在肖山衙前镇自己家里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 ,参加的除了委员之外,还有嘉兴、肖山等十几个县的代表。会议名义上是“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①; 并选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质上是企图通过会议来“统一”委员和代表的思想,以达到在组织上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确立以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领导地位,使浙江临时省党部倒向逐渐形成的“西山会议派”。因此,在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戴季陶、沈定一从会议环境一直到会议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戴、沈为了控制会议,对参加会的左派搞突然袭击,临时通知到会,企图造成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毫无准备,难以对付局面的窘境。他们还以安排生活为借口,把到会者混在一起睡统铺,集中在一个饭厅同时进餐,甚至对会议以外的休息时间也加以控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并主持会议的戴季陶,表面上装出一副特别可亲的姿态,集合大家听他讲故事、唱日本歌,妄图对到会者进行拉拢。他们这些做法,给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议期间进行联系、商讨问题确实造成了困难。但是宣中华等毫不畏难,仍然用巧妙的方法交换意见,然后分头联系; 在会议上对突然提出的问题,作主导性的发言,以作为同志们进行斗争的依据,所以,即使遇到突然袭击的问题,也能应付自如,斗争得非常有理、有力。

在讨论大会宣言时,对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要不要坚持三大政策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戴季陶等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仁爱本性”,反对阶级斗争学说; 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等等。对此,宣中华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坚持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由于戴季陶和沈定一对会议的控制,特别是他们组织了肖山等代表在会议上帮腔,再加上沈定一专横的组织手段,停止驳斥他们谬论的代表的发言权①,致使会议上的正确意见均遭否定。有的代表忍无可忍,中途退出会议。后来,恽代英、瞿秋白等著文批判了戴、沈等人的谬论。

会议在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人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阴谋排挤宣中华,企图代之以自己的侄儿沈肃文,以便在组织上控制浙江省党部。为此,沈在会前就散布宣中华“不可信”的论调,说“你们再也不要相信宣中华了,他是共产党,他受第三国际指挥,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②当宣中华由上海赶到肖山衙前参加会议时,沈定一就派人监视③。当讨论代表人选时,沈定一说什么“要熟悉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问题,谈一两个钟点的话没有一句重复,才是代表的人选。”接着,毛遂自荐地说: “这种人选有没有?有——沈定一。”这时,宣中华态度从容,但又毫不妥协地说: “我同意沈定一同志对他自己的提名,但我们要选出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注意各个方面的条件。”④到会者均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意见,一致表示赞同。这一来就制止了沈定一企图包办选举代表的阴谋,也缓和了对立面对宣中华提名的抵触情绪。结果会议按党团提名,选出宣中华等三人为代表,沈肃文落选。

但是,当时浙江临时省党部实际上还是操纵在沈定一的手中,他仍以首领自居,与北京的“同志会” (即 “西山会议派”) 取得联系,同广州的国民党左派对抗。继七月五日 “衙前会议”后,沈定一又于九月四日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复选国民党“二大”代表的会议,千方百计要挤掉宣中华,换上沈肃文。他采取了事先对支持宣中华的县市党部施加压力,停发选举活动经费①等卑劣手段,但目的仍未达到,复选结果,当选者依然是原来所选的宣中华等三人。

沈定一等的阴谋破产后,又生一计,将临时省党部迁移,在报上公布“省议会前一号 (原省党部办公地点——引者) ,非本党机关,希各界注意”的启事,并大肆攻击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十月,沈定一与邹鲁等接洽妥当后,公然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宣中华在党的指示下,组织浙江省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同志进一步推动反右派的斗争,以阻遏反革命逆流。

自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沈定一开始向右转以来,宣中华即坚持不渝地与其斗争。“衙前会议”上的斗争结束后,在自肖山回杭的船上,宣中华又与同舟的代表共同揭发了戴、沈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有同志担心他与沈定一过去的关系,乃问宣中华: “你和沈玄庐 (沈定一) 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玄庐决裂。”宣中华当即斩钉截铁地说: “我为革命和玄庐合作的,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他敢于反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①九月八日,宣中华出席了中共上海地委全委会,在会上详细汇报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内左派与沈定一为首的右派斗争的情况,以及各县市党部要求成立正式省党部问题。全委会对浙江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宣中华回浙后,按地委指示,“以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和组织各种会议,广泛地进行工作,积极联合各县市党部,与沈定一的右倾活动作斗争,并揭露其个人丑史,以削弱他在青年中的影响。十二月初,宣中华等以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名义发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破坏统一战线之种种阴谋活动,电文指出: “沈定一把持浙省党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非法会议通电,且遣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引者)十四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党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②

十二月十五日,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在海宁硖石镇东山公园召开。宁波、镇海、慈溪、绍兴、诸暨、金华、海宁、平湖、湖州、嘉兴、永嘉等县市派出了代表,只有肖山、浦江在右派把持下,没有代表。两天会议均由宣中华主持,通过了两个决议: (一) 由联席会议具名发出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二) 否认被沈定一所把持的原有省党部,成立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准备浙江省代表大会,以便成立正式省党部。“东山会议”不仅动摇了沈定一的势力,也使西山会议派企图以上海和江浙两省为基地来对抗广州的计划成为泡影。“会后,立即筹备经费,设机关于杭州头发巷十五号,并出定期刊物——《浙江周报》为机关报,以指导各地同志努力于发展党员,以固根基,于是浙江党务幸得保持。”①这些措施不仅给右派以沉重打击,而且在实际上宣告了浙江西山会议派的垮台。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中华作了《浙江省党务报告》,叙述了浙江国民党左派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全过程。国民党“二大”命令解散沈定一把持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批准了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代行省执委会职权。至此,浙江的西山会议派在组织上也被解散了。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沈定一等右派分子并不罢休。他们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非法召开浙江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企图成立所谓“正式”省党部。针对沈定一等人的非法活动,在国民党中央批准下,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沈定一向军阀当局告密,迫使宣中华离会暂避,但会议仍顺利进行,并选出宣中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查人伟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宣中华、潘枫涂、丁济美为常务委员,领导省党部工作,王贯三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仍设在头发巷十五号。这时沈定一虽仍在小车桥挂着“省党部”的牌子,但这个右派机关,上面被国民党中央所否定,下面得不到基层组织承认,没有群众支持,没法活动,仅是一块空招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对于宣中华在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曾将他与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相提并论,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赞扬①。

坚强战士 迎韧而上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宣中华为推进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力量,致力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群众工作,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根基扎实,为日后北伐军在浙江省的胜利进军铺平了道路。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共同筹划,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掀起了浙江人民自治运动的高潮,促使浙江省长夏超举兵反孙 (孙传芳) 。后来夏超独立虽告失败,但仍给孙传芳以沉重打击,促成了江西战场上孙传芳主力的溃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分二路入浙: 一路由福建入浙,经温州北上; 另一路由江西入浙,沿浙赣路经衢州北进。在北伐军进军浙江的过程中,宣中华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他布置一部分人从上海回到杭州进行地下工作; 派张寅仲、童志沂等组织宣传慰问队,沿途发动群众; 自己则组织省党部代表团从宁波赴温州接应北伐军。他到温州的当天晚上,就与永嘉县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党务工作和迎接北伐军事宜。此后,他随北伐军由金华到杭州,所到之处均号召各地党部组织群众支援北伐,使北伐军沿途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一九二七年二月,东路军十七军军长曹万顺 (共产党员)率领政治部熊士超抵温州,由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盛大欢迎会。二月十七日,东路军政治部主任胡公冕先进杭州城,隔了二、三天何应钦也到杭州。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据 《浙江民报》报道: “近月来,杭州各工会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怒茁丛生”①。

正当革命势力汹涌澎湃向前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行之际,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活动也日益加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东路军开始由闽、赣两路进入浙江时,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与各地省党部商定省政府名单,宣中华专程赴南昌与蒋介石面洽省政府设施和人员安排问题,决定省政府设三个委员会: 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浙江分会,作为决定政策方针和重大工作计划的机关,张静江为主席,暂由蔡元培代理; 一个是政务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主席张静江,暂由褚辅成代理;一个是财政委员会,作为管理财政金融的机关,陈其采任主席,暂由周枕琴代理。由于浙江是江浙财阀的基地,也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老巢,又紧靠帝国主义侵华势力高度集中的上海,因此国民党右派集团千方百计地在浙江安插党羽。蒋介石委任老右派张静江为省主席,周凤歧为军事厅长,任黄埔同学会骨干王俊为宁台温防守司令等等。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阵势摆开。宣中华早就估计到,浙江是国民党右派必争之地,“他那时 (指一九二六年十月——引者) 已经看出蒋介石必叛,老朽昏庸的张静江一定要做革命的叛徒。”①面对这一严峻的斗争,宣中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出席了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后,在上海区委指示下,更坚强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宣中华立足于发展、巩固左派力量,争取地方绅士、中间派,以国民党组织为工具,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与右派集团搏斗。当时尽管国民党右派集团竭力夺取浙江省各个部门的权力,但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均以左派力量占优势。正如马叙伦所说: “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指宣中华、潘枫涂——引者) 许可就成了决议”②。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杭州克复后,原来设在宁波的临时省政府、省党部均由宁波迁回杭州。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省党部于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会议,重选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宣中华仍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主持省党部工作。这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进一步猖獗起来,他们以军队来控制局势,特别加强了军队对政府机关的控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浙江增设了两个反动机构,一为东路军总指挥部杭州行营,主任罗为雄; 一为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驻杭办事处,主任葛武棨。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三月十日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他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在开幕词中尖锐地指出: “目前普遍之现象,是许多投机分子来附和革命,这是很危险的,假使我们若没有毅力继续奋斗,我们的党便要破产,辛亥革命之失败,便是先例,希各位同志注意此点。”①此外,省党部办了党务人员养成所,由各县、市派出几百名青年集中受训,以提高战斗力。省党部还派出党务特派员和政治监察员到各县进行工作。所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都起了积极作用。三月中旬,金、衢、严、处四府工界同乡会 (原为沈定一组织) 的头目杜震芗在公安局指使下,组织所谓杭州职工联合会,与杭州总工会对抗。为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这一组织的成立。三月二十八日,宣中华根据省党部的决议,函请省政府转令杭州公安局,解散这一组织。二十九日省政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宣中华的提案。三十日,职工联合会以省党部函请解散该会为借口,在当局支持下,集会闹事,他们直奔城头巷杭州总工会驻所进行挑衅捣乱,打伤数十名工人; 后来又转到省党部,企图捣毁省党部。宣中华刚强果敢,指挥工作人员集合在机关大门内,严阵以待。由于早有防备,暴徒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事后,杭州总工会连夜邀请学生联合会、总商会、律师公会、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开会,决定自三十一日起罢工、罢市、罢课。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于三十一日上午,集会游行,抗议当局支持职工联合会的暴行。罗为雄、章烈 (公安局长) 竟下令向游行的工人队伍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并抓去二三十人。事态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宣中华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并派王贯三(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秘书长) 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报告。他在杭州也作了一些安排,要求工会、农协、学生联合会加紧发动民众团体,与反动当局斗争。

三月底四月初,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集团更加紧其叛变革命的活动,把一军内有“左倾迹象”的各师调离,而把亲信调驻南京和沪杭、沪宁路上; 叫嚣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①; 并下达了“东南已光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②的密令。三月底,张静江突然来到杭州。他名为主席,却不到省政府办公,连省党部派人专程看望也不接见,住在西湖的新新旅馆和一些右派分子策划反共活动。四月六日,本来驻在淞江的松沪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兼浙江军事厅长的周凤歧也赶到杭州,并于八日调遣两营士兵进抵杭州。九日,杭州职工联合会在公安局指使下,发出“有第二次举动”的叫嚣。至此,国共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不朽烈士 血沃中华

四月上旬,杭州公安局长章烈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的“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后,于十日回到杭州,深夜宣布戒严。十一日上午,他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偕同职工联合会的流氓打手,分路向省党部、总工会、市党部、学生联合会、杭州《国民日报》等机关团体和一些预先侦知的活动分子的住宅进发,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整个杭城顿时陷于法西斯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和损失。

“四·一一”事变发生时,宣中华在家中及时得到潘枫涂(潘念之) 的通知,立即隐蔽到华挺生家中,得以脱险。宣中华虽身避华家,却一心想着革命。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上海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杭城事变详细经过。中共杭州地委仔细地讨论了宣中华提出的要求,认为宣中华平素都出头露面,留在杭州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离开杭州是必要的,决定同意他的要求,并派专人秘密护送他去上海。

四月十三日夜,宣中华来到沪杭甬铁路工会负责人薛暮桥家,共同商讨了赴沪具体安排。十四日清晨,宣中华去掉眼镜和两颗假门牙,乔装打扮成铁路列车长,在沈乐山(共产党员,铁路总工会纠察队长) 、方仁郎 (共产党员) 两人护送下,由艮山门车站乘坐货车赴沪。当天下午,他所乘货车抵达龙华车站装卸货物。此时,龙华也处于蒋介石反革命大搜捕中。由于宣中华找组织心切,决定下车步行去上海。就在他穿过桃树林,向租界区走去时,不幸被特务逮捕。

宣中华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以为可以从宣中华身上打开缺口,一举破获中共江浙各地党的组织。四月十五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等迫不及待地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提审宣中华。在受审时,宣中华态度从容,不时发出蔑视敌人的笑声。反动法官审问说: 你是宣中华,是浙江共产党的头子,是国民的祸首,应该交代党组织的情况和这次去上海的目的。宣中华坦然答道: “你们既然知道我,也不必多罗嗦,你们喜欢怎么就怎么。至于国民的祸首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是中山先生的叛徒! ”①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从没说过一句有损于党的话。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手段,他声色俱厉地说: “还是收起你们这一套吧,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于度外。” “既入恶魔手中,听凭处置,不必多说。”②敌人对宣中华进行了整整三天的轮番“审讯”,但在宣中华身上始终一无所获,于是决定杀害宣中华。宣中华宁死不屈,正言厉色地说: “你们杀了我无非只不过一个宣中华,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会来杀你们的,走死路的是你们。”③他还正气浩然地说: “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④四月十七日深夜,宣中华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他的生命虽然如此短暂,但他那 “煤块” 精神⑤,永远在激励着革命者勇敢地投身于革命的大洪炉。

注释

①同文公学是四年制高等小学。

①46篇作文由宣中华的小弟弟宣洪文珍藏至今,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宣中华: 《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论》,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宣中华: 《今中国财政困难已达极点,除借外债外,究有良策可国用否,试熟筹之》,现存浙江省档案馆。

①“津案”,一九一九年十月,天津学生为庆祝“双十节”举行游行演讲,宣传反帝,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殴打。

②“闽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数十名日本暴徒,在福州持械打伤、打死中国人,造成“福州惨案”。

③④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①以上史料均见1920年出版的《浙潮第一声》。

①诸暨《民报》5周年纪念册,1924年。

②转引自沈鹏年1961年、1962年访问周作人的纪录。

①连瑞琦: 《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 (1972)。

①连瑞琦: 《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

②③倪忧天: 《杭州印刷工人初期活动》,1958年回忆稿,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①②邓明以: 《陈望道传记》 (初稿),1981年1月油印本。

①《越铎日报》1921年9月27日。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江苏史料选集》第3期(1981年12月)。

③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①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

①《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7月29日。

②③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④徐白民: 《宣中华烈士事略》(1958年6月),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①宣中华: 《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②宣中华: 《收回旅大》,《责任》周刊第13期,1923年3月5日。

①《责任》周刊第6期,1923年1月1日。

②③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 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④宣中华: 《农民和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①宣中华: 《农民与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②宣中华: 《中国的教育者》,《责任》周刊第5期,1922年12月25日。

③④⑤宣中华: 《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①宣中华: 《新生机形成的新幸福》,《责任》周刊第7期,1923年1月8日。

②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①沈定一即沈玄庐,原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的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②③宣中华在国民党“二大”上所作《浙江省党务报告》 (1926年1月) ,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4期。

①《浙江周刊》第6期,1924年7月6日。

②《越铎日报》1924年6月24日。

①《申报》1924年5月2日。

②古代用栗木做的神栗,后世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

③《申报》1924年9月10日。

①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浙江地方革命史大事年表》,1961年12月。

②中共绍兴县委党史资料研究小组编: 《中国共产党在绍兴地区革命斗争大事年表》,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③《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7、9月几次会议)。

④宋云彬: 《“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①张柳生: 《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 (1961年笔述) ,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②③《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①《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②张柳生: 《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 (1961年笔述)。

①《肖山月刊》第1号,1926年10月20日。

①潘念之: 《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2),1980年1月出版。

②③宋云彬: 《“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④顾作之: 《大革命时期浙江革命运动回忆琐记》 (1977年1月),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①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9月8日),存上海档案馆。

①华林: 《烈士宣中华传略》(未刊稿),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②《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

①《浙江省党务报告》,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研究资料》第14期,1980年7月20日。

①周恩来: 《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①《浙江民报》社评,1927年3月14日。

①宋云彬: 《“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②马叙伦: 《我在六十岁以前》,转引自潘念之著: 《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2) 1980年1月出版。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①《李宗仁回忆录》 (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②浙江医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浙江“四·一二” 纪实》(1981年4月)。

①③张柳生: 《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

②④徐白民: 《宣中华烈士事略》。

⑤意思是说,“煤块”如果埋藏在矿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燃烧成熊熊的烈火才有价值,人也只有投身于社会的大洪炉,燃起革命的烈火,才能发挥人生的价值。(见宋云彬: 《“我们的死者” 宣中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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