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德人物传,朱德生平事迹,朱德评价

Posted 2022-05-08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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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在忧患中成长

在腐朽的清王朝行将覆没，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内讧、外患不息的岁月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在四川东北部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下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里。李家湾虽是山区，但离嘉陵江不远，有一条驿道的支路通过这里，经常传来有关国内、省内的各种重要消息。

朱家是一个大家庭。朱德出生时，全家已有11口人，即朱德的祖父母、父母、伯父母，两个叔叔，姐姐和两个哥哥。朱德两岁的时候，过继给没有子息的伯父朱世连。这样，朱德在这个大家庭中就有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作为佃农的朱德一家，尽管终岁勤苦，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朱德回忆说，从小没吃过白米饭，吃的都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也吃得很少①。朱德6岁那年，朱家经济稍有好转，就想在子弟中培养一个读书人以“支撑门户”，小则算算写写，应付官府，免得受骗上当;大则作官为宦，出人头地，光耀门庭。于是，全家省吃俭用，送朱德到朱姓家族自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起名朱代珍。次年，改读于地主丁家办的私塾。几年间，他从《三字经》开始，读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书经》等儒家经典，并能作对联，初步学会了断文识字，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打下了基础。

朱德9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地主要求加租，而朱家又无力增纳地租，因而被迫退佃。腊月三十日(公历1895年1月25日)，正当有钱人家喜气洋洋，合家欢聚准备吃年夜饭的时候，这个大家庭被迫搬家，并分两处居住。朱德的生父朱世林带领家小迁居陈家塆; 朱德随养父朱世连及祖父和两个叔叔迁居大塆。搬家后，朱家经济更困难了; 但朱世连仍想尽办法送朱德上学。次年，朱德到离家七八里路远的席家匾私塾就读，每天来回跑四次。塾师席聘三给他取学名玉阶，以后，朱德以此为字。这位席先生从20多岁开始教书，这时已经40多岁了，很有学问。他自己不是秀才，但附近不少秀才、举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有骨气，思想又很开通，敢于臧否历史人物，借古喻今，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他对朱德思想的启蒙有很大影响。朱德在他那里断断续续读了八九年书，不但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也学诗词歌赋和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同老师一起研讨地球仪和近代数学等西洋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眼界大为开阔。他很想到外边闯闯，后来回忆道，当时，“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即是有一个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①

朱德在席家匾私塾学习的那几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继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失败之后，1900年八国联军又攻陷北京，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这期间，四川又发生了1897年、1900年的大旱灾和1899年的大水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米价腾贵，饥民载道，加之瘟疫流行，饿殍遍野。朱德曾亲见到六七百衣衫褴褛，牵儿带女的穷苦百姓，因“吃大户”而被财主招来的官兵追杀、殴打，血流满地的惨象。对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少年朱德感到异常愤慨，逐渐滋长了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感情。他和同学们在席聘三先生的指导下，经常议论义和团能否打赢列强军队等问题。他“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 ‘富国强兵’ ”①。

朱德生性好动，幼年时即爱好体育活动，尤喜爬山头和到河沟里游泳，稍大就练翻杠架，习武术。至今在大塆的“朱德故里”，仍可看到绑在两棵柏树上的一根木棍，就是他当年翻杠架的地方。

1906年春，朱德征得家长的同意，走出穷乡僻壤，来到顺庆府 (今南充市) ，进入顺庆高等小学堂读书，下半年考入顺庆府中学堂。这个学堂是由一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革新派人物创办的。学堂监督张澜思想激进，向学生鼓吹： “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②同时，教师们在讲课时也常常隐约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为，对朱德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德的性格、爱好，适合习武从军。他认为只有“去干军队” ，才能报国救民，不受列强欺侮。第二年，他去成都考上了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但是，在“好男不当兵”的世俗偏见下，家里坚决反对他当兵。无奈，他只能改考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年末毕业。这个学堂共设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教练等课程，朱德大部分功课的成绩都很好，其中器械一课的成绩为100分。学堂中的政治思想很活跃，在同学间秘密传阅着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鼓吹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切，无疑对朱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曾多方秘密求保，要求加入同盟会，但没有成功。1908年春，22岁的朱德回到家乡应聘担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同时兼任庶务，年薪120吊钱，差不多有120元钱，除自己衣食外，还能贴补一点家用。但是，这个学堂从前是由秀才、举人管理的学院，在废科举、办学堂的改革潮流推动下，由官府交给一批新派人物改办为洋学堂的。旧派人物对出身贫寒的朱德到县里的最高学府当教习很不以为然; 加以朱德等人传授的是新思想、新文化，这就更加容不得了，认为这是有损国粹，诬蔑教习是“假洋鬼子” ，经常进行刁难、破坏，甚至雇用流氓打手肆意捣乱。朱德教授的体操，因穿短褂、裤衩更被骂为有伤风化，进行诽谤。朱德愤懑地说：在这里 “教了一年，就吵了一年。”①他感到旧势力不打倒，新式学堂是难以搞好的，决心辞职，投笔从戎，便奋笔写下了 “志士恨无穷，隻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②的诗句。1909年1月下旬，朱德辞别了家乡，步行到成都，再从成都步行去云南，4月抵达昆明，跨出了对他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奋身军界

云南在四川的南面，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是个边境省份。当时，法帝国主义已在修建从越南到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中国人民从几十年的经验中，体会到铁路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大动脉。苏俄在东三省修了铁路，与日本争夺这块富庶之地;现在法国又把铁路修到了云南，因此，当时朱德认为国家受到列强侵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东三省距离四川远，而云南就在四川边上。同时，那里正在举办新太式陆军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这就是朱德到云南去的原因。

经过一番曲折，1909年11月，朱德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时他23岁，报考时，改名朱德，字玉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大多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因此，讲武堂的制度和作风也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似，对学员要求很严。讲武堂分甲、乙、丙三班，甲、乙班轮训滇军军官，丙班训练新招的学员，设步、骑、炮、工四个兵科，朱德被分在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董鸿勋、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杨池生、王均等人。讲武堂内革命气息很浓厚，不久，朱德即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范石生等在一个小组，秘密传阅和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经常谈论军事起义等问题。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讲武堂的学习、训练很紧张。一般情况下，每天上课六小时，出操两小时，并且不放暑假。次年7月，因滇军军官缺乏，急待补充，就把驻滇的新军十九镇随营学堂并入讲武堂，并从讲武堂丙班和随营学堂的人员中选拔优秀学生百余人，编为特别班，朱德也被入选。在这之前，他已学习了国文、史地、算术、外文等普通学科，编入特别班后，学科主要有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马学等，术科仍为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讲武堂对学科、术科都很重视。朱德抱着满腔热忱投入学习和训练，他意识到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壮怀激烈，豪情如火。他说： “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念〕，家么离得老远 (在昆明) ，又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①他大多数学科的成绩都优异，术科尤为出众。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反对出卖铁路主权的四川人民，组织了保路同志军，武装反抗清王朝。10日，湖北武昌新军发动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加强云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讲武堂特别班于10月11日提前毕业，朱德被分配到新编陆军第十九镇 (相当于师) 第三十七协 (相当于旅) 第七十四标 (相当于团) 第二营左队以见习资格充当副目 (相当于副班长) ，没几天又当了司务长。第三十七协协统 (旅长) 蔡锷是个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具有爱国民主思想，朱德在学习训练之余，常向他请教并借阅各种书刊。朱德所在的第七十四标标统 (团长) 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 (营长) 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分配到部队后，表现非常活跃，经常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关心他们的生活，解答他们的疑问，还帮助大家写信，反对军官打人，很快就受到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同时，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也开始显露出来，很快被授予少尉衔，任排长。当时的军队中，不少军官是靠关系安插的，并无带兵、练兵的经验和能力。朱德所在第二营的队官 (连长) 大多无能，所以，给部队上课，率领大家打野外的实际工作落到了朱德的肩上。为了发动起义，朱德还不顾被捕牺牲的危险，受命利用四川同乡及哥老会的关系，到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卫队中去活动和联络。

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举行起义。因为这一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九，所以又称“重九起义”。起义时，朱德被蔡锷临时指定为队官，当夜即率部冲进城内; 次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起义胜利后，云南独立，蔡锷任军政府都督，朱德仍回队任排长。半个月后，为援助四川的革命军，蔡锷派兵北上四川，援川军分两个梯团 (相当于旅) ，八个营共约4 000人，朱德随军入川。这是他进入讲武堂后第一次返回四川。援川军在四川未经激烈战斗，四川的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队就土崩瓦解了。这时，朱德正式升任连长，授上尉衔。不久，援川军被调回云南。朱德爱马，入川后用积蓄的薪饷买了一匹马。但在回军云南的路上，他自己并没有怎么骑，主要是用来驮行走困难的伤病员。当时滇军虽然还萌发着某种革命精神，但像朱德这样爱护士兵的军官仍不多见。1912年5月，援川军回到昆明，在庆功大会上，朱德被宣布晋升为少校，并被派去训练新兵。这时，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朱德也随之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秋天，朱德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学校 (原讲武堂) 生徒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并与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师范学校女学生肖菊芳结婚。1913年夏，朱德调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该师驻防云南边境的临安 (今建水) 、开远、蒙自、个旧一带。此地山峦重叠，气候酷热，疫疠流行。朱德在这里驻守了两年，经常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作战，取得了流动作战的经验，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后来，他回忆说： “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①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恢复帝制。蔡锷由北京潜回云南。12月25日，云南首先举行反袁武装起义，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蔡锷写信给朱德，要他在蒙自发动讨袁起义。朱德接信后，即在团内驱逐帝制派军官，集合所部，宣誓效忠共和，并于年底率部开往昆明待命。

从奋身军界到护国战争，朱德已经经过了六年多的戎马生涯，由讲武堂的一名学员，晋升为滇军团长。可是，朱德感到他为之奋斗的富国强兵的理想并未实现。他看到在新的力量中间也正在进行着一种腐化，大家都想作官、搞钱，不去搞军队、搞革命了②，甚至共和国也重新被帝制所代替，开始感到迷茫。但是，蔡锷组织护国军，高举反袁义旗，准备重建共和的壮举，又给了他新的希望。1916年1月，朱德被任命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这个团不是朱德已经带熟的那个团，而是他奉命组建的新团。不久，步兵第十团改编为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 (相当于团) ，朱德任支队长。这时，袁世凯任命曹锟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率部从湘西、川南向护国军进攻，其第二路司令张敬尧所部约1.5万人，正从泸州向纳溪推进，纳溪成了四川护国战争的主战场。1月22日，朱德奉命率部离昆明北上，再次入川，奔赴泸州前线迎敌。2月5日，护国军第一军前锋三支队会合一部分川军与驻守泸州的征滇军接触。三支队就是朱德在蒙自、个旧驻防时带领的那个团改编的。从12日开始，战争日趋激烈。由于敌军兵力占优势，前方告急，蔡锷急令正在行进中的朱德率部赶赴纳溪前线。17日，朱德赶到纳溪附近，奉命改任驻守主战场棉花坡的三支队支队长。三支队的士兵见过去熟悉和信赖的老团长回来了，士气大振。朱德采取攻势防御战术，和敌军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少胜众，击退优势敌人的多次进攻。接着，又与友邻部队一起反击，采用夜战、白刃战、迂回侧击等战法，屡屡获胜。在护国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四川各地的义勇队乘机到处袭击北洋军。同时，全国各地也纷起响应护国反袁。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6月，朱德奉命进驻泸州。

上下求索

朱德在泸州、叙府一带驻防近五年，直到1920年11月才退回云南。这期间，蔡锷已去世，川、滇、黔各军之间以及川军各派之间，为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国事日非。1917年8月，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升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次年2月，他和第十四旅旅长金汉鼎在自流井召开第二军军官骨干会议，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主张，并和金汉鼎等联名致电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要求乘川军求和之机，息战回滇;否则“大局前途奚堪设想”，且又“恐贻人与〔以〕侵略之口实”①。但唐继尧置之不理。

1917年春，朱德结识了一位对他以后的发展颇具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孙炳文。孙系四川南溪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因逃避袁世凯的捕捉，回四川教书。朱德与他一见面就谈得很投契。孙炳文有一个外甥女叫陈玉珍，是南溪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一年6月，在南溪与朱德结婚，此前，肖菊芳已病故。次年1月，朱德即正式聘请孙炳文为旅部咨谋。这时期，朱德生活上很优裕，但是，精神上却很苦闷。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军阀混战的漩涡;却又希望“早除国贼而奠国基”②，实现富国强兵的革命理想。他身处官场，不得不与军阀、官僚相周旋，并学会了抽鸦片烟; 却又厌恶这种生活而一时不能自拔。在治军之余，他细读《史记》、《三国志》等大量史书，并写了许多眉批，表达他对政治、军事、经济等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与当地名士、文人结成诗社，赋诗唱和，以抒发他“己饥己溺是吾忧”③，“誓拼铁血铸中华”④;“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⑤的革命情怀;反映他对“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⑥;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重在农商”⑦这种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局面的强烈不满。后来，他回忆说： “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①。因此，“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②。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一种要求彻底变革的新思潮开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游荡;特别是苏俄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直接影响和推动朱德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朱德和孙炳文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等书籍，并对当时流行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潮进行探讨。朱德说，当时，关于自由、平等、义务、公德等思想已充满了他的头脑③。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对于什么是正确的革命道路，一时尚得不出结论; 但他们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情况后，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④。他们非常赞赏苏俄实行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中国才有出路⑤。朱德后来说： “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⑥

1920年9月下旬，滇军被四川军阀熊克武击败，朱德率部退出泸州、永宁。他和孙炳文约好到外国去学习、考察它们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并商定孙炳文先走，他自己则把部队带回云南。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此时已没有革命思想的唐继尧，当了云南都督后，一心想扩充实力，做云南的土皇帝。朱德等在四川的滇军将领都反对他。1921年2月，朱德同滇军其他将领和各团、营、连、排长联名致电唐继尧请他下台，“暂避贤路”;并将电文发给云南省长、省议会并云南各局、各卫戍区，请他们分令所属及各学校、报馆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只能避走越南，由顾品珍做了云南省长和滇军总司令。

回到云南后，军队进行了改编，朱德不再担任旅长职务，准备休息几个月，安顿一下家里的事情就出国。他在昆明有很宽敞的住宅，花园也修得很好。但他不留恋这种优裕的生活，认定各地军队打来打去，决没有出路。他决心寻找一条出路，但出路在哪里，尚不十分明确。他辞去了军职，但滇军同人一再要求他在新政权稳定以前，继续担任一定的职务。他盛情难却，答应暂时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官，兼任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和复查锡务公司帐项委员长;不久，改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他的过继父朱世连这时在昆明逝世。这样，公务、家务缠身，一时脱身不得。他曾写了一篇赠给昆明市郊昙华寺映空和尚的诗，反映了他当时那种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对难以摆脱肩负责任的苦恼，以及对映空和尚那种“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的豁达超然、放浪形骸的生活表示向往的心情。正在他为难以脱身而苦恼的时候，1922年3月，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号召进行北伐，昆明空虚之机，集合在广西的旧部，收买土匪，纠集了几千人打回昆明;而滇军新的领导人尚未在部队中建立信仰，加之有的已被收买，所以，很快就被赶出了昆明。朱德同当时任代理滇军总司令和云南省省长的金汉鼎同时出走，越滇北，渡金沙江，经四川会理，于5月中旬到达南溪，以后又到重庆，顺江而下，在上海戒了鸦片烟，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共同寻找共产党并准备出国。朱德后来说，他自信在民主革命中还是一个顽强者，但在封建关系的罗网中，难以脱身，最后还是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斩断了，从而进入了新的革命阶段①。

朱德和孙炳文在北京没有找到共产党，又一起回到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陈独秀并不了解朱德，只是觉得从军阀混战中走出来的一个滇军将领要参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学习和考验，因此，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再次感到挣脱旧的封建网络，走向新的革命道路的艰难。但他没有灰心。这一年的9月初，他和孙炳文登上了法国安吉尔斯号邮船，离开了祖国，到欧洲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

新的起点

朱德和孙炳文出国前，曾先后访问过孙中山和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胡汉民。当时孙中山正在筹划从军阀手中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因此，在见面时，要求朱德协助他组织驻留在广西的一部分滇军，攻打叛变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表示出国的决心已定。孙中山见此，便劝他们到美国去，说那里在大战中未经战火，生活较富裕，民主制也臻于完善。但朱德还是按既定的目标，表示要去德国。

朱德对于国内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的情况是很了解的; 认为在国外，也许情况要好一些，对远方那个他心目中的新世界，难免夹杂一些奇异的幻想。当安吉尔斯号邮船离开中国大陆时，朱德站在船舷旁，惊喜地凝视着那浩渺无垠的汪洋大海。他后来说：在陆地上生活了36年，第一次看到这种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雄伟壮阔的景象，特别有兴趣①。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每一次泊岸，他都要上岸去走一走，看一看。这里地处热带，花木繁盛，风光旎丽，精美的洋房、花园随处可见; 但是，在漂亮的马路旁，也不时伸出又小又破的棚子，那里面的人，大多衣不蔽体，面带菜色，与他在成都、昆明街头看到的被称作“光统统”的穷人没有什么区别。这里华人很多，虽然不乏富豪之家，但穷人更多; 由于远离祖国，他们的遭遇往往比国内同胞更惨。过了印度洋，华人较少了，但土著黑人苦力的生活同样非常悲惨。他认识到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有着相同的命运。10月，他们终于在法国的马赛上了岸，并来到了巴黎。这个繁华的世界名城，尚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虽然衣着华贵的绅士、淑女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悠然自得; 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建筑，车站上带假肢、拄拐杖的乞丐非常之多。

朱德在巴黎休息了几天，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他就决定马上赶到那里去。多年以后，他仍清楚地记得，那是1922年10月22日，他与孙炳文终于来到了柏林，找到了慕名已久的周恩来。朱德恳切地向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周恩来被这位比他年长12岁的滇军将领的真诚态度所感动，表示同意介绍他入党。同年11月，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兴奋得像疯狂了一样，感到自己身体强壮，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①。

来到德国后，朱德的兴趣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探求新的革命真理;二是继续考察军事。他虽然厌恶旧军队的腐败，但并未改变以军事斗争来推进革命、改造旧中国的初衷。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表示： “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②。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尚无正确的认识，但是，朱德对此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已具备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知识。

在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他先在柏林停留了约半年，学习德语; 同时，游历柏林城区和近郊各地。游历，这是朱德的爱好，也是军人的习惯——考察地形。开始，由于语言不通，他不敢乘车，只能买张地图，根据地图标明的路线去漫游; 每到一地，总爱用军事的眼光进行种种设想，如果打起仗来，这样的地形应该怎样利用，等等。慢慢地能用德语作简单的会话后，他就乘车到更远的地方去游历考察。

第二年5月初，朱德离开柏林来到格廷根。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但中国人较多。这里有共产党的支部，已有八个党员，他们是：张申府、高语罕、夏秀峰、熊雄、熊锐、李季、章伯钧和廖焕星，加上朱德和孙炳文就有十个党员了。朱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ABC》等等著作; 还经常阅读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英特纳雄耐尔》、《国际通讯》以及其他介绍国内外革命的书籍。他特别有兴趣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学习、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各种问题。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共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不久，中国国民党也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朱德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国民党员，这对于他在旅居德国的中国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十分有利。

1924年3月，朱德在格廷根格奥尔格一奥古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哲学专业注册入学①。他后来回忆：入学后由于语言尚未完全过关，对教师讲的内容并不听得很懂; 不过，有了学生的身分，对于从事革命活动或外出游历就更方便了，如果碰到什么麻烦的事，警察看看护照是学生，一般不大过问①。这时，他担负着格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领导工作。朱德在格廷根租住房子的房东是个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常常同朱德谈论大战及贵族生活的种种情况，丰富了朱德关于军事和社会的多方面知识。这一年年底，朱德回到柏林，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返回柏林后，朱德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由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也都参加了国民党支部，并起领导作用。为了同反对革命的青年党和其他右派作斗争，朱德主编了一份叫做《明星》的油印刊物。他还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留学生参加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等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参加由德共召开的各种集会。在一次声援保加利亚进步人士的秘密集会上，朱德被德共警察局逮捕，一天后即由中国公使馆保释。可是不久，在德共召集的声援中国五卅运动大会上，他再次被捕。这一次，被拘禁了两天，并吊销了护照。这样，他就不能再在德国居留了。

学习和考察军事一直是朱德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他曾要求党组织介绍他去德共总部的军事组，研究考察他们的军事经验。当时德共虽无军队，但领导着一个很大的按军队原则编制起来的准军事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同盟的成员以工人为主，也有部分农民和学生参加。朱德曾参观过他们的阅兵式、野营军事训练和巷战演习，很感兴趣; 特别是看到人民群众给他们捐献了大量食品，热烈拥护他们的情景，使他很有感触，得出了人民军队一定要得到人民支持的认识①。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参加德共军事组进行学习、考察的愿望未能实现。于是，他又要求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一个时期，再转入红军研究军事。他的这个请求，已得到党组织的批准，正在他准备动身之前，发生了吊销护照的事情。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朱德离开柏林去苏联，先到列宁格勒，接着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几个月后，按照他的愿望，转到莫斯科郊外一个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了六七个月。这一年中，他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红军的军事学说。他后来回忆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有到街上去过②。在莫斯科郊外学习时，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在学习班担任队长，教官讲课时，他负责军事教程的解释等工作，还经常给其他学员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各种军事知识。他特别注意研究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术，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武装斗争的想法：“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③。

朱德本来可以在莫斯科再多学习一些日子，但是，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高潮召唤他早日回国参加国内的斗争。1926年5月18日，他离开莫斯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在那里换乘轮船经日本门司，于7月12日回到上海。

军事运动的先驱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 ” 1926年7月，他从国外回到上海时，正是党尚未重视掌握军队的时候。因此，他在国外虽然曾深入思考过回国后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设想; 但由于中共不直接掌握军队，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不过，他“从事军事运动，为党服务”的决心并未动摇。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亟需了解北洋军队的情况。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旧军队中的老关系，很快查清了布防于上海、南京一带的孙传芳、齐燮元军队的情况，向北伐军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北伐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节节胜利。7月下旬已打过了湖南北部的汩罗江，逼近武汉。武汉驻满了吴佩孚的军队;被吴佩孚封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的四川军阀杨森也拥兵10万，驻守在长江上游的万县。为了配合北伐，分化北洋军，争取同盟者，党决定派朱德去四川万县争取杨森，使其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德与杨森是同学，又曾在滇军共事。朱德出国前，杨曾以师长的职位邀朱留下与其共事; 被朱谢绝后，杨表示“虚席以待”，希望朱德留学回国后仍能前去共事。有这一层历史渊缘，对朱德前去工作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7月30日，朱德到达汉口，这里已经戒严。他写信给杨森，表示广东国民政府要派他到杨那里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在汉口停留期间，朱德遵照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利用当时在吴佩孚部队中的滇军旧友的关系，调查了解了吴佩孚在武汉军事部署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报告。不久，杨森发来电报，欢迎朱德前往。于是，朱德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分，乘江轮溯江而上，于8月11日到达四川万县杨森的驻地。朱德向杨森讲解革命形势，劝他顺应时势，参加国民革命，与吴佩孚脱离关系。杨森在表面上敷衍应酬，而真实的思想则是要等到双方较量的结果明朗以后，再投入胜利的一方。正在这时，人们未曾预料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万县“九五惨案”。

取得内河航行权的英国轮船在长江中横冲直撞，万县附近的江面上，经常发生英轮浪沉包括为杨森部服兵差的木船的事件。8月29日又浪沉了杨森部二只木船，淹死官兵58人，沉没饷款8.5万元、枪56枝、子弹5 000多发①。朱德即建议杨森扣留英轮，要求赔偿。杨森采纳了朱德的意见。这时，陈毅亦受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派遣前来做争取杨森的工作，刚到万县。朱德召陈毅等人到寓所密商对策，决定借这个事件唤起民众，争取杨部官兵，推动杨森参加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动员他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并派陈毅即去重庆向中共特委汇报。9月5日，英国派遣军舰至万县，企图劫走被扣留的英轮，并开炮轰击万县市区，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商店、房屋被毁上千间的“万县惨案”。惨案发生后，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时，北伐军已直捣汉口，歼灭了吴佩孚的部分主力。

高涨的反帝浪潮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杨森的暧昧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要求朱德去武汉代他联系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事宜。9月中旬朱德返回武汉，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汇报了争取杨森工作的经过。23日，朱德参加旅鄂川人万县惨案后援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英国军舰的炮轰，轰醒了全国四万万同胞，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①。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②;同时，邓演达委任陈启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在未到任以前由党代表朱德兼代③。由于吴佩孚的军队仍有一部驻留武昌，谁胜谁负的局面尚未完全明朗，因此，朱德把委任状交给杨森后，杨并未通电就职，仍在动摇观望。直到10月中旬，北伐军消灭了在武昌的吴佩孚军队，并派兵向杨森部进击时，他才不得不接受朱德的劝告，表示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委任，并于11月21日通电就职。这时，朱德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了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研究制定了泸 (州) 、顺(庆)起义计划，由刘伯承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这次起义于12月初爆发，坚持五个多月后失败。它是中共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第一次尝试，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朱德在完成争取杨森的工作后，又遵照中共组织的决定，利用滇军的老关系去江西南昌作军事运动。行前，朱德在武汉第一次会晤了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的蒋介石。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二人的学业都很优秀，被誉为“模范二朱”，后来，他们又曾在滇军共事多年。除朱培德外，朱德在这支部队中还有很多老熟人，如第三军军长王均，是朱德在讲武堂的同班同学;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与朱德不但是同学、同事，而且是一起反对唐继尧、一起从昆明逃出的患难之交。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朱德当年的老部下。朱德到南昌后，即被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即南昌军官教育团) 团长，着手筹办军官教育团; 不久，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利用这些合法身分，积极组织、支持和保护了当时正处于高涨时期的工农革命活动。尽管如此，朱培德、王均等军事领导人对朱德的态度尚好。朱德回忆说：那可以说是革命盛极一时的时候，工作很顺利的开展着; 无论上层、下层，革命的空气都是高涨的①。在军官教育团，朱德采用新的方法教育学员，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 积极发展共产党员; 经常派学员到附近县、市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除军官教育团外，朱德还积极参加当地工人、农民的各种训练班、讲习所的活动。他后来回忆说：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②。可惜的是，当时中共组织没有有意识地大批输送学生到军官教育团和各种工农讲习班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开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到6月，南昌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反动分子猖獗起来了。这时，从武汉已传出国共两党即将分裂的传闻。朱培德采取了“中立”态度，没有马上动手屠杀共产党人，而是采取“欢送共先生出境”的办法，把中共党员驱逐出江西。虽然他们对朱德并未为难，但朱德此时急需了解中共中央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有什么对策。于是，他乘机离开南昌，途经九江访晤了金汉鼎后，即前往当时的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在武汉，朱德探望了他多年挚友孙炳文的妻子任锐。孙已于4月20日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当时有人问朱德今后怎么办?朱德很自信地说： “上山打游击去! ”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政权等重大决策。会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停职。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作出了“分共”决议案，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并开始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周恩来召集当时已在武汉的朱德、刘伯承、黄慕颜、李嘉仲等四川籍同志在汉口贯中里开会，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②。这次会后，朱德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南昌，为党在南昌地区即将发动的重大军事行动作准备。不久，刘伯承、吴玉章等也来到了南昌。

保存革命火种

朱德回南昌后即开展积极的活动，调查了解南昌地区的兵力部署等情况。7月27日，被任命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在陈赓护送下，秘密来到南昌花园角二号朱德的住处与他会晤。周恩来及南昌起义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南昌，急需掌握当地的驻军、地形及其他有关情况。朱德经过一段调查，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他提供的情报，对取得起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起义前夕，前敌委员会还交给朱德一项特别的任务，那就是利用滇军“旧谊”，宴请朱培德留在南昌的几个主力团的主要军官，把他们拖住。朱德按照前敌委员会指示，一直把那些军官拖到晚上9点以后。由于起义的消息被贺龙部的一个军官泄露了出去，各团派人来叫赴宴的军官快回部队。朱德马上赶到贺龙的司令部，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当时街上已禁止行人通行了。前敌委员会了解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提前两小时发动起义。

8月1日，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国民党反动派十分震惊，立即下令从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调集军队，围攻起义军;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非常振奋。起义胜利的第二天，起义军进行了整编，共编为三个军，即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共约3万人; 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因军长韦杵未到职，不久，即由朱德任军长。第九军是起义后以南昌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警察局的部分人员为基础，吸收了一些工人和学生而新组建的部队，只有几百人。当起义军进行整编时，张发奎即派兵从九江南下，在南昌以北的涂家埠一带与叶挺的部队展开了激战。领导机关决定起义军主力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去打广东的潮(州) 、汕 (头) ，争取重新把广东作为根据地。朱德率领第九军作为先头部队于8月3日出发，同行的还有彭湃、恽代英等人，一路上担负着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筹集粮秣等繁重任务。由于起义军在出发前并未进行很好整理，加以酷暑行军，困难很大，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在离南昌不久，又被蔡廷锴拉走了一个师共九个营。后来，朱德指出：蔡廷锴只是在革命形势发展时同情革命，这九个营中，接受中共领导的有五个营，蔡自己的队伍只有四个营; 但是，由于没有抓紧对这支队伍的改造，所以，一个师都送给了人家①。

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先遣队在南下途中，开始并没有什么战斗。但是，到了瑞金以北的壬田，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遭遇，在主力接应下，打了一个大仗; 接着，在会昌又打了一仗。虽然打败了敌军，但双方损失都较大。更可惜的是，会昌战斗后，起义军主力没有继续南下，出筠门岭直捣广东梅县，而是折回瑞金，转向福建，攻占汀州 (长汀) ，走上杭再向广东，丧失了时机。在汀州，前敌委员会还作了一个分兵的决定：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留守，监视梅县之敌; 主力则夺取潮州、汕头。这次分兵进一步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9月底，主力在揭阳汤坑地区失败。10月初，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的部队与钱大钧部三个师激战三昼夜，于6日晨率部撤出三河坝，到达饶平县茂芝地区，会合了从潮、汕方面退下来的主力余部约200人，知道主力已经失败。此时，朱德虽仍有2 000余兵力，但内部思想混乱，失败情绪严重; 同时，处境险恶，大批敌军即将前来追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展升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反驳了要想解散部队的消极情绪和错误主张，鼓励大家坚持八一起义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他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 “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重大决策，决心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处境，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求得发展。会后，朱德率部隐蔽北上，历尽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在经过广东的大埔、蕉岭进到福建武平时，击退尾追的钱大钧部一个师。这时，部队尚存1 500余人枪①。从武平向西北方向转移时，又遭敌军阻击。朱德随即指挥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穿山西进。沿途除战斗减员外，自动离队的干部、战士越来越多。10月下旬，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政工干部中主张继续坚持斗争的，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一人，处境非常困难。

在天心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顿。他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们走; 即使只留下十枝、八枝枪，仍要坚持革命。他鼓励大家说：俄国1905年的革命失败，虽然暂时是黑暗的，但是，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同时，他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军阀混战不可避免，只要他们相互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发展。他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在会上，陈毅也讲了话，宣布了革命纪律。通过这次整顿，指战员的思想逐步稳定，士气开始高涨起来①。

10月底，朱德率部经信丰，到达粤、赣边界的大庾(今大余) 地区。这时，正如朱德所预料的，军阀混战爆发了。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战争，已顾不上追击起义军了。朱德和陈毅利用这个机会在大庾进一步整编部队，撤销了已成空架子的军、师建制，合编成一个纵队，下设三个支队，共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 另外，把剩余的军官和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队。同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进行了整顿，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为了隐蔽，部队暂时采用 “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司令员朱德 (化名王楷) ，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②。

11月上旬，朱德率部抵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赣南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进一步对部队进行整训。这次整训的中心是使部队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逐步实现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方向的战略转变。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灵活作战，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同时，要求部队不但要善于作战，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打土豪、闹革命，并整顿了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在整训期间，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小课天天上，大课隔一两天上一次。部队还经常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群众劳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③。

经过多次整顿、整编、整训，巩固了部队，加强了纪律;同时，在赣南上犹县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一个营取得了联系，听说毛泽东率领的一部分秋收起义部队已上井冈山，就派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去联系。这时，朱德率领的部队已有1 000多人，情绪稳定，士气开始高涨。但是，严重的问题是部队的给养难以解决，时届隆冬，有的指战员仍穿着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医药、弹药等供应也十分困难。正在此时，驻防于湘粤边境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人来同朱德联系。范石生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滇军同僚。范与蒋介石有矛盾，为防蒋的吞并，范正积极寻找同盟军，以壮大实力，与蒋对抗; 因此，当他得知朱德部队的行踪，即派人前来联络。朱德认为这是摆脱目前困难处境的一次机会，因此，与陈毅、王尔琢商量并经军中中共组织讨论后，不顾军内一部分人的反对，决定同范石生合作，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并亲自赴汝城与范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他带领的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切行动要听从共产党的调动;同时，部队内部的组织、训练及物资支配等，范部不得干涉。范同意后，这支部队即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名义暂时列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序列，朱德仍以王楷的化名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团团长;范部迅即供应了一批现款和弹药、冬衣、被服等物资。随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那个营，也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团的名义列入第十六军序列，由张子清任团长。至此，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暂时摆脱困境转向了坦途。

点燃湘南烈火

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取得范部的物资供应并得到休整后，士气更高，战斗力更强了。除第一四○团和第一四一团外，还有一支由200余湖南宜章、汝城农民组织的革命武装，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也与朱德取得了联系，改称第十六军特务营。为了统一领导暂时隐蔽在第十六军中的这三支革命武装，成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由陈毅任军委书记;同时，建立了政治部，健全了党支部，在连队设立了政治指导员。这时，朱德与粤北、湖南的中共地方党组织也已取得了联系，于11月下旬在湖南汝城召开了当地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朱德在会上提出了由革命军打先锋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农民暴动计划。

汝城会议后，正逢范石生率领第十六军去广东作战，军部移驻广东韶关。朱德率部随军部南下，到达广东仁化时，与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指示朱德担任北江特委委员，并命令他率部继续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但当他率部到达韶关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把从广州退到韶关一带的起义军余部200余人收编后，即转移到韶关西北30里的犁铺头休整、练兵。当时，朱德还不能公开打出红旗，亮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是，由于他同范石生有约在先，行动不受范部约束，所以，他领导的这支部队在行动上执行的完全是革命军队的任务，每到一地，就加紧进行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支援当地工农革命斗争。在犁铺头练兵的这段期间，部队有较多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推动了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2月中旬，朱德让张子清、伍中豪率领隐蔽在第十六军中的一四一团，带一部分子弹，先去井冈山。下旬，他和陈毅在犁铺头会见了由井冈山派来联络的何长工。以后，朱德又收到中共中央给他的两封信，要他加强与毛泽东的联系，脱离范部，并指示他率领这支部队按照师的建制成立党的师委会，指定他担任书记; 还告诉他，广东革命委员会已授予他们部队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番号①。

自从广州起义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后，范石生开始对朱德的部队隐藏在自己军中感到害怕了。同时，蒋介石也已发觉朱德部队的行踪，准备加以消灭。范石生不忘旧谊，向朱德通报了情况，并赠送几万银元，让他率部迅速离去。可惜的是，以特务营名义隐蔽在范部的那支革命部队，在接到朱德的通知后，动作迟缓，被敌缴械，领导人何举成在战斗中牺牲。

脱离范部后，朱德即回军北上，向湘南进发。1928年1月上旬，部队来到湘、粤边界的广东乳源县北部的梅花乡杨家寨子。在这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人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组织宜章暴动。宜章在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这里群众条件较好，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宜章县委的领导同志向朱德汇报了有关宜章的具体情况，一起研究发动暴动的具体措施。当地有一个出身于豪绅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名叫胡少海，当过北伐军的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湘、粤边境，并与当地工农武装和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朱德决定利用他的特殊身分智取宜章。他先让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团副团长的名义，给宜章县县长杨孝斌写了一封信，说是奉命率部回桑梓驻防，以防共军北上。胡少海是宜章县里著名大豪绅的五少爷，豪绅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当胡少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部分部队入城时，被当地豪绅当作国民党军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天，朱德率主力进城，并在县长设置的欢迎宴会上，把在座的当地官、绅全部扣押，同时，解决了该县团防局和警察局的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宜章暴动胜利了，革命军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番号，朱德也不再用王楷的化名。因为这一天正是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将近年关，故称年关暴动。宜章暴动胜利后，邻近各县在革命军的支援下，也纷纷起来暴动，来势迅猛异常，震惊了湘、粤两省的军阀、豪绅。他们决定派兵镇压。

1月下旬，驻防粤北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许克祥，率部自韶关进犯宜章。朱德根据新的游击战略，决定暂时放弃宜章城，不与敌军硬顶，遂率部主动撤往宜章西南约80里地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地集结。这次许克祥一共带了六个团前来“进剿”，气焰嚣张，狂妄异常，根本不把工农革命军放在眼里。他把位于湘、粤交界的粤北重镇坪石作为基地，把军需辎重存放此地，派兵留守，自己带主力进到靠近宜章的一个较大的圩场岩泉，把六个团分驻在坪石、岩泉之间，形成了一字长蛇阵。朱德利用许克祥的狂妄和其兵力分散的弱点，在当地群众武装赤卫队、自卫军的配合下，挥师突袭岩泉，采用北伐时在“铁军”中形成的猛打、猛冲、猛追战术，冲垮了许部一个又一个团，一直追到坪石，歼敌1 000多人，把他六个团全部打垮，并占领了他的后方仓库，许克祥本人也差一点被革命军活捉。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湘南地区的广大群众，许多地方党的同志和积极分子，高兴地跳起来说： “去报仇，去报仇! ”到处追歼许部的溃兵败将。为了庆祝打败“马日事变”的刽子手，有的地方盐贩子卖盐不收钱，等于赈济穷人。这次战斗缴获了许多山炮和迫击炮，以及大批步枪、机关枪和200多担子弹。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所作的那首词——《西江月》中，有“黄洋界上炮声隆”之句，其中的“炮”就是在坪石战斗中缴获的。另外，这次战斗中还抓到了许多俘虏，朱德把其中本质较好的一部分补充了自己的部队，把缴获的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宜章暴动后新组建的宜章农军，将它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任师长。后来，朱德说： “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①。

打败许克祥以后，湘南各地群众对于暴动的热情更高了。朱德立即挥师北上郴州、耒阳，发动湘南总暴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也表示赞同朱德发动湘南暴动，同意他的部队可以不再回广东去了。在暴动中，朱德基本上采用了广州起义时制定的纲领、口号和政策。他领导工农革命军和各地农军，在湖南纵横驰骋，一个月内，暴动的烈火在湘南各地先后燃起，参加暴动的群众达100余万人。其中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五个县全部参加暴动，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革命武装。继宜章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以后，郴州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成立了第四师，资兴成立了独立团，永兴成立了警卫团; 此外，桂阳、安仁、常宁、桂安、汝城、衡阳、荣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11个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也参加了暴动。在各县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于3月16日至20日在永兴举行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开始土地改革，实行插标分田①，把武装起义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相结合。

在发动湘南暴动过程中，朱德认识了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伍若兰，并于1928年2月与她在耒阳结婚。伍若兰“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她“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②。可是，1929年2月，这位坚强的革命者被国民党抓去了，把她折磨了很久，后在长沙被砍头示众。

在湘南暴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共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主义也不断发展起来。3月上旬，省委决定，要把沿湘、粤大道两侧各五里的村庄房屋全部烧光，企图以此阻止国民党军进占湘南;同时，在镇压反革命中也杀人过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于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朱德、陈毅等军队领导人竭力抵制。朱德苦口婆心地反复告诫当地干部和积极分子：房屋是劳动人民造的，革命成功了要归还给人民; 对于反革命分子也要区别罪行大小，弄清事实，镇反不要树敌过多③。但是，他的劝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湖南省委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同时，这时湘、桂军阀混战停息了，双方共同派了七个师，分南、北、西三路，协同镇压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德、陈毅等认为在湘南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决定向井冈山转移，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这时，毛泽东也亲自带领一部分井冈山的部队下山接应朱德上山。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彼此心仪已久的革命巨人，终于率部在井冈山会师了。

井冈红旗

朱德与毛泽东领导的两支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红军，全军1万余人，枪2 000余枝，还有山炮和迫击炮。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朱、毛二人长期共事合作、并肩战斗，人称“朱毛”，成为红军的旗帜，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许多外国人以及不太了解红军情况的中国人常常以为朱毛是一个人，而他们领导的红军，也被人们称为朱毛军。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峰峦巍峨，层岩叠嶂，山高、林密、路险，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的根据地。两军会师以后，极大地壮大了革命力量。朱德和毛泽东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在井冈山地区形成割据局面，首先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维埃区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逐渐向外发展到更广大的地区去。井冈山革命势力的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不安。两军会师大会刚结束，江西敌军一个师即前来“进剿”。该师指挥官杨如轩是护国军时期朱德的老部下，朱德很了解杨的用兵特点。他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前去迎敌。第二十八团是由原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战斗力较强;第二十九团则是由湘南宜章农军改编的，枪支较少。5月6日，朱德采用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战术，在遂川县五斗江打垮了杨部一个团，乘胜追击，又把另外两个团击溃，粉碎了赣敌的这次“进剿”，并于7日第一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杨如轩不甘心失败，又在江西吉安纠集了四个团，于5月中旬向永新进犯。朱德率部主动撤出永新，退向宁冈，并占领了湘赣边界湖南一侧的高陇镇。部队从5月初开始，连续奔波作战，非常疲劳，朱德正准备命令部队休整几天，忽然接到情报说，杨如轩占领永新后，即派出两个团向宁冈“进剿”，永新的敌军兵力相对比较空虚。朱德决定不放弃战机，再次攻打永新。从高陇到永新一共130里地，他准备一早动身，当天赶到永新。可是，没想到这段路非常难走，许多路段满地都是石子儿，脚踏在上面，使不上劲，走不快。这样，走到离永新还有二三十里的地方，天就黑了。朱德下令宿营。第二天，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伏击敌军一个团，打死敌军团长，第二次占领了永新，再次粉碎了敌军的“进剿”。当时，杨如轩正在城里司令部听留声机，红军突然入城，他措手不及，匆忙跳城出逃，他的一只洋狗被打死，手上也负了伤。迅速、秘密、坚决是朱德用兵的一大特点。这次重占永新，还缴获大批弹药和5万银元，有助于缓解红军的物质供应困难。

接连两次胜利，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①。在这时期，朱德和毛泽东等还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

井冈山地区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单靠江西一个省的力量，不能扑灭这里的革命火焰。于是，6月中旬，敌人纠集了湘赣两省共十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湘赣两军各五个团，其中湘军的战斗力较强，赣军的战斗力较弱。朱德和毛泽东决定避强击弱，集中兵力打击赣敌。赣军有两个指挥官，一个是前不久在永新负伤跳城逃脱的杨如轩; 另一个是杨池生。这时红四军的兵力有四个团，即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共6 000余人; 原来还有第三十及第三十三两个团，已奉命返回湘南。朱德决定采取迂回包围战术消灭进犯之敌。他命令第三十二团埋伏在白石口附近，相机袭击敌军的前线指挥部;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被派去攻击老七溪岭之敌，得手后即绕向进攻新七溪岭之敌军的后路。朱德自己则率领第二十九团及第三十一团的一个营据守新七溪岭，吸引敌军。两军接火后，朱德手提冲锋枪亲自在火线上指挥作战，战斗异常激烈，他的帽子被子弹打穿，而他却安然无恙。当第二十八团遵照他的命令攻占老七溪岭后，乘胜直指龙源口，抄向进攻新七溪岭敌人的后路，朱德及时挥兵出击，敌军腹背受击，全线崩溃。这一仗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粉碎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对这次胜利，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羊、杨谐音，“两只羊”即指杨如轩、杨池生二人。不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吉安、安福两县的一部分，以及遂川北部和湖南酃县的东南部，达到了边界的全盛时期。

但是，敌人决不会放任革命势力的发展。7月上旬，湘赣两省又纠集了11个团的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为粉碎敌军的这次“会剿”，朱德与毛泽东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永新牵制赣军; 朱德则率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乘湘敌吴尚部进攻宁冈之际，绕向其后路进攻湖南的酃县和荣陵，调动吴尚回援，在运动中寻机击破该敌，然后回军打击赣敌。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进入湖南后，迭获胜利。可是，就在此时却发生了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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