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尚奎人物传,杨尚奎生平事迹,杨尚奎评价

Posted 2022-05-04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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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奎

杨尚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他农民出身，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著名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赣粤边特委副书记、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政协主席，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州军区第三政委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他是共产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和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6月，薄一波题词称道他 “一生自强不息，举止光明磊落”。

农民出身的苏区干部

杨尚奎，曾用名杨上魁、老穆，江西省兴国县江背乡坪上渔溪村桂竹坑人。祖籍广东省梅县，系客家人。1905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他的祖父是一个勤劳、厚道的庄稼人，除了种田、做篾以外，农闲时还当挑夫、轿夫。祖父60岁时，想吃点猪肉，家里没有钱买。有一天，天下大雨，河里涨水，门前的小河沟里从上游冲下来一只小死猪，祖父把它捞起来，烧了吃，结果中毒死去①。此事对杨尚奎刺激很深，直到他的晚年，还伤心地对家人讲述这件事。

杨尚奎七八岁时，开始帮助家里放牛、割草、拣粪。9岁进本村私塾读书。读完三年私塾，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2岁以后，他跟父亲、叔父一起种田、砍柴，学做篾工，到十七八岁时，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跟父亲从兴国挑篾器到广东南雄或梅县去卖，又从这些地方挑盐回兴国，往返1000多里，每次只能赚到几块银元。

1928年，杨尚奎的家乡兴国江背一带出现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游击队。他回忆说： “我23岁时 (1928年) ，就听说有共产党，有井冈山朱、毛的队伍，还听说万安、东固、桥头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群众还议论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了穷人，讲平等……这些议论对我影响很大，同时也想到自己是个23岁的人了，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没有自由，越想越恼……”②于是，杨尚奎毅然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和地下农民协会，与其他的游击队员一起到外地的土豪劣绅家里“打三节棍”、“吊羊牯③; 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动员农民作好迎接朱、毛红军的准备。同年冬天，中共兴国县委组织各地游击队一度攻占了兴国县城。杨尚奎参加了这次攻城战斗。

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县城。中共兴国县委召开十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杨尚奎带领本地的游击队与农民协会会员1000多人远道赶来参加大会。红军来了以后，兴国的工农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党的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逐渐转向公开。由于杨尚奎工作积极，斗争坚决，家庭成分好，中共组织决定让他担任江背乡渔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村赤卫队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29年9月，当地中共组织负责人林云山、张声帮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尚奎入党以后，工作更加积极、忙碌。他既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慰劳红军，又要组织赤卫队和群众团体，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和《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贴在村子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并向围观的群众逐条宣传、解释。不久，他被调到乡里担任中共支部书记兼赤卫大队政委。1931年1月，中共兴国县委决定调杨尚奎任县委宣传部部长。他走遍了兴国县境的东南西北，把宣传工作做到了墟镇、村庄、田间和老俵家里，兴国县成了 “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全县80%的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妇女在家生产又支前。1932年3月，杨尚奎调任中共宁都县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又调任胜利县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在省委书记李富春领导下工作。1933年12月，杨尚奎被调往石城，兼任中共石城县委书记。

1934年5月，杨尚奎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派他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问题》等理论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赣南省委，阮啸仙任书记，杨尚奎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这时，阮啸仙派他到油山一带了解情况，为后来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初步的准备。

艰苦转战在赣粤边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南方革命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作了部署，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部分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中共赣南省委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成立信康赣雄(后改称赣粤边) 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并配备了一批干部和一个营的兵力，共700余人。其任务是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取得联系。1934年12月下旬，特委在于都县小溪召开动员大会，杨尚奎向开赴赣粤边的干部战士作了动员报告。动员大会之后，部队立即出发。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加之敌人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中央苏区的三角地带，所以部队能够比较顺利地前进。部队渡过了河阔水深的桃江后，进入赣粤边的边缘地区，在王富墟与粤军一个连遭遇，将其击溃后，沿着赣粤边山路继续向西挺进，经过大垅、龙回、上乐等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底到达油山，与坚持在这个地区斗争的油山游击大队及中共信丰县委书记刘符节等会合。

油山，是大余县梅岭东面的一座高峰，海拔1000多米，地处赣粤两省交界，横跨信 (信丰)、余(大余)、雄(南雄)三县。从雄余边界的梅岭到信康 (南康) 边界的莲花窝，长达八九十公里，宽三四十公里，形成一个长条的半月形地区。这里，重峦叠嶂，竹木丛生，接近城市，紧靠平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打游击的好地方，群众基础也很好。早在1926年，周围数县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工农运动。在中央苏区时期，这里的革命力量大发展，先后成立了主力红军二十二军、三十五军、二十一军，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西南屏障。中央苏区丧失后，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赣粤两省军阀又有矛盾，因而有八支游击队分散在这里的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

李乐天、杨尚奎率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来到油山以后，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击长征中的红军和“扫荡” 中央苏区，油山地区一时还比较平静。特委以油山为中心，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保持了近千人的武装力量，为后来项英、陈毅转移到油山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3月，中央苏区的形势险恶，被围困在仁风山区的红军无法继续坚持。根据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应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的进行游击战争” ，“反对大兵团出动的方针” ，以团为单位分散各地游击①等指示，项英、陈毅当机立断，组织部队分九路进行突围。在各路部队脱离仁风山区之后，项英、陈毅于3月中旬开始突围转移，途中巧遇原中共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在他的带领下，部队沿一条曲折小路，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转移①。

杨尚奎从地下交通站得知项英、陈毅要来油山的消息，非常高兴。他和李乐天在油山的崎岖山路上，迎接了风尘仆仆的项英和陈毅。一见面，陈毅就扶着拐杖哈哈大笑说： “国民党还认为我们在仁风山区哩! 嘿，我们都到了油山了! ” 4月初，蔡会文(赣南军区司令员) 、陈丕显(少共省委书记)率领中共赣南省委突围部队300余人也来到油山，与项英、陈毅等会合。从此，项英、陈毅直接领导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油山成了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杨尚奎和项英、陈毅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并协助他们领导和指挥了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是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这年春天，蒋介石派余汉谋为司令官，成立赣南第六绥靖区，调粤军第一军和江西保安第十一、十二团及各县铲共团队共4万余人，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游击队”。在军事上，他们利用游击区周围的河流、公路、村庄，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 在政治上，他们整顿保甲制度，张贴反动标语，重金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和杨尚奎等;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严格控制墟场，限制群众购买生活用品，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为了避敌锐气，保存力量，项英、陈毅决定部队分散游击，领导机关从油山转移到北山。行前，他们在南雄县的大岭下村，召集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汇报会。杨尚奎在会上汇报了三个多月来赣粤边的斗争情况，如实地反映了赣粤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沿袭中央苏区时的一套作法和作风，强调正规化，党政机关摊开办公，部队集中行动，集合、点名、出操都吹号，群众工作也是老一套。对如何坚持游击战争，大家认识也不一致。许多同志认为只要挺过三个月，红军主力回师，中央苏区即可恢复。个别人则主张与敌人“死打硬拼”。杨尚奎认为应当统一认识，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在汇报会上肯定了赣粤边特委的工作成绩，特别是保存了革命力量，也批评了那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和继续采用苏区的一套工作方法的作法。他们指出，敌军“清剿”在即，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游击，苏区那套作法不能适用现在游击战争的环境。

1935年4月中旬，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的石湾村召开了全体党政军干部会议。杨尚奎和蔡会文、李乐天、陈丕显、刘新潮等及连以上干部70余人出席了会议。项英、陈毅总结了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教训，然后指出：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苏区虽失掉了，但人心归向共产党;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必然会爆发。“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 ‘血本’ ，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①他们强调：我们既要反对悲观失望的情绪，又要反对盲目乐观的思想。

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长岭会议制订了 “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的方针; 并决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之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信南等县委，建立组织系统。在军事上，会议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和油山为主要根据地，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①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决战和硬打强攻，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粉碎敌人的 “清剿”。在组织上，把部队编成四个大队，大队下面设若干分队，分散活动。项英、陈毅坐镇北山，指挥各地。长岭会议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它是赣粤边进入新的斗争阶段的新起点，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长岭会议上，杨尚奎坚决拥护项英、陈毅讲话和会议制定的方针、措施，它“使我们绝大多数干部认清了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克服了消极和悲观情绪，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增强了革命斗志” ，“是我们思想和认识上一个很了不起的飞跃”②。

长岭会议后，各大队人马分头出发，杨尚奎跟随和保护项英、陈毅到了北山帽子峰，并直接参加指挥部的工作。

1935年5月，粤军和江西保安团完成了对赣粤边的包围之后，即对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余汉谋夸下海口，“这一次 ‘清剿’ 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①

为了保存实力，特委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隐蔽措施。游击队不住房宅，改变装束，并进一步分兵各地。杨尚奎带一个侦察班和一个特务班随项英、陈毅在北山天井洞一带活动。在油山和北山，特委组织了50多个游击小组，有时进行夜间袭击，有时在白天埋伏，俘捉敌人的哨兵和反动的区长、保长，或者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后方。游击队曾奇袭过南雄的乌迳、里栋、水口，大余的青龙、新城、池江、长江、留地、游仙墟、西华山坞矿，信丰的九渡墟、大阿、禾秋、黄泥排等地。杨尚奎参与研究和组织了这些战斗。由于赣粤边各个游击区协同配合，执行了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和战术，使余汉谋“限期三个月消灭赣粤边共军”的计划破了产。敌人只好把期限从三个月延期为半年、一年，最后变成长期“清剿” 。红军游击队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得到了发展，仅油山和北山两个地区的游击队，就扩大到500多人。

敌人在军事“清剿”的同时，还对红军游击队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游击队员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陈毅的这些诗句，是对当时生活的如实描述。杨尚奎和游击战士们一样，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开始时，他们在山上搭棚，睡统铺，几个人合盖一床毯子，靠相互的热量温暖身体。敌人封山以后，草棚不能住了，雨天就在大树底下撑把雨伞避雨睡觉，晴天就在坟上的石板上休息。敌人封锁了大路就走小路、山路，或者干脆在河沟小溪里走，以免留下足印。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游击区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游击队。他们出村时带一些粮食、油盐和日用品送给游击队。有时，他们把粮食用品送到指定地点，让游击队去取，或者把粮食和盐装在打通的竹竿里，把竹竿丢在山里，唱着山歌叫游击队去拣。尽管如此，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还是常常没有饭吃。杨尚奎和游击队只好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游击队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1935年。

1935年11月，特委在信丰潭塘坑召集中共南雄县委和信康赣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针对敌人采取移民并村，加紧进攻游击队的新情况，决定动员党团员随群众出山，重建党支部，并决定指挥部人员分散到县委，县委领导分散到区委。项英、陈毅、刘新潮留信康赣，杨尚奎、陈丕显去南雄、大余，李乐天去三南，罗世珍调信南。南雄县委书记由杨尚奎兼任。

1935年12月，李乐天去三南途中，在信丰县小河坳背村被粤军和铲共团包围，身负重伤，英勇献身。

李乐天牺牲以后，中央分局决定由杨尚奎继任特委书记。杨尚奎谦虚地对项英说： “还是您兼任好。”陈毅在一旁插话说： “尚奎同志不要推了，政治上项英多指导，军事上我来帮助你。”从此，杨尚奎在项英、陈毅的关怀下，肩负起了赣粤边特委书记的重任①。他不但协助项英、陈毅领导整个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而且还奉命去开辟梅山新区的工作。

梅山，是游击区中心油山地区的边缘，是油山与北山的联结点，对开展游击斗争十分重要。由于梅山离大余县城很近，敌人在大梅关驻了一个连，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进行开辟新区的工作十分困难。1936年春，杨尚奎化名老穆，带领武工队来到梅山。为了发动群众，他和当地农民一道下田干活，利用从小学会的一套篾工手艺，串门走户。农忙季节，他下田帮助农民耕种; 雨季和农闲时，他就到农民家里编竹篮、箩筐，边做手艺，边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在梅山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成立了中共梅山区委。这块离大余县城仅几公里的白色区域变成了赣粤边游击区的一块可靠革命根据地。项英、陈毅经常来这里活动。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粤军停止了向赣粤边的进攻。7月，余汉谋的第一军从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撤走，江西的保安团、铲共团也龟缩起来，赣粤边的形势出现了转机。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特委在信丰潭塘坑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游击队长和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由杨尚奎主持，项英、陈毅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 “两广事变”的实质是假抗日，真争夺，两广军阀打出“倒蒋抗日”的旗号，想达到夺取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会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明确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政治口号，要求游击队相应地集中，进攻敌人的据点，扩大游击区。杨尚奎按照特委会议的决定，把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作了较大的集中，一次集中一二百人，向铲共团，向土豪劣绅，向国民党的乡公所实行反击，先后攻打了大余的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和南雄的里栋、乌径、邓坊和信丰的九渡、大阿、黄泥排。游击队的活动逐渐由山区推向平原。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红军游击队就扩大了一倍，油山地区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除杨尚奎在梅山建立了梅山区委外，陈丕显在池江地区的里、彭坑、小汾等地成立了贫农团，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并分别建立了共青团组织。整个赣粤边境，东起信丰桃江，南到三南，西接梅岭、北山，北至章水平原的广大区域，都成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新城、赣州设有特委的地下交通站，于都设立了中央苏区各县的联络点。杨尚奎曾派黄明镜化装为小贩，回到兴国、瑞金侦察情况，与中央根据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

不久，蒋介石用收买分化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接着就派嫡系部队四十六师来接替粤军的防务。8月，四十六师向赣粤边发动了第一次“清剿”，将赣粤边划分成信康赣、信康余、余雄、三南四个“清剿区”，实行“篦梳式” 的 “搜剿”，扬言“四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为了粉碎蒋军进攻，杨尚奎主持特委召开了专门会议，作出《九月决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游击战争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口号，制定了发展“两面政权”的策略。据此，杨尚奎在游击区派出一些没有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人士去当保甲长，把敌人的保甲制度，变成表面为国民党做事，实际是为红军游击队做事的“两面政权” ，还迫使一些反动的保甲长转向中立，要他们保证不给国民党军队带路和给红军游击队提供方便。在赤白交界区，派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的区长、保长搞统一战线，建立“黄色村庄”，保护群众利益; 对游击区外围或白色区域的保、甲长，游击队则争取他们保持中立，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动保甲长，则毫不留情，杀一儆百。这样，敌人被分化瓦解了，群众的基本利益得到了保护，游击队常常活动到赤白交界区，甚至在大余县城和南雄县城也设立了游击队的联络据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军四十六师暂时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杨尚奎通过地下党获得一张香港《工商日报》，载有对西安事变的报道。项英同陈毅、杨尚奎仔细研究以后，以特委名义起草了《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一文，阐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意义和前途。接着，特委在油山召开了干部会议，统一大家对新形势的认识，并作出决定：积极准备力量，在农村、城市积极展开救亡活动，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此后，杨尚奎以各种方式向游击队指战员和广大群众解释西安事变的真相，号召大家拥护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又一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2月起，敌四十六师又先后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两次大的进攻。敌人采取分区重复“清剿”的办法，强迫群众砍山开路，最后放火烧山。游击队采用兜圈子的办法，和敌人捉迷藏。遇到零星、小股敌人，就趁机歼灭他们。敌人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余地区，特委就布置北山和信南游击队采取积极行动，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致使敌人首尾难顾，“分区搜剿” 也无济于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军四十六师乃于7月11日终止了对赣粤边的进攻。

七七事变后，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者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报道。他们由衷地欢呼“抗日的号炮响了! ”项英立即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战争高潮》一文，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胁迫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 号召赣南人民“为联合抗战、保卫祖国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特委决定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到处进行武装宣传。7月底，特委从同情者手里弄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其中有一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摘要，杨尚奎和项英、陈毅、陈丕显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喜欢的状态真是不可形容。”①他们终于找到了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发表抗日宣言，积极组织抗日力量，并利用机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迫使其联合抗日。为了慎重起见，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新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坚持党的原则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从此，赣粤边的工作重心转向抗日。

1937年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呼吁与国民党合作，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让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8月15日，特委发表《告赣南民众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为使群众接受党的正确主张，杨尚奎召开专门会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把抗日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流到大余、南康、赣州等地。经过宣传教育，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人心，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不热烈拥护，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也赞叹“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为了做好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江西和赣南的实现，赣粤边特委用书信形式把《宣言》和《告民众书》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四十六师师部，以及国民党的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政府。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正式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马葆珩和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敦促协商合作抗日事宜。

但是，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和国民党军队，却借机造谣，说什么“油山共匪要求投诚”，并卑鄙地发出信件，要义勇军负责人出来“自新”，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针对这种情况，杨尚奎召开干部会议，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污蔑，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加上“八一三” 以后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也开始从游击区周围撤走。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一面准备下山谈判，一面交待杨尚奎积极扩大部队，壮大自己力量，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杨尚奎率领义勇军的武装宣传队，到大墟镇以至县城城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得热火朝天，影响很大。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致函项英、陈毅，要求派负责人前去谈判。接着，国民党四十六师和大余、南康、南雄、信丰等县县长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称： “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限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亡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①一时腔调大变。

1937年9月11日，陈毅作为我方代表由大余县长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游击队按我方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在大余县之池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在集中改编期内，国民党各县政府及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其他问题，则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最后决定，担保可以解决。

9月24日，项英坐着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来的小汽车前往南昌，进行谈判。项英到南昌后，通过博古给叶剑英和毛泽东打了电报，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国共合作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南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重要问题。不久，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得到释放，赣粤边开始呈现和平的景象。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来临，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正式转达党中央关于将游击队改称抗日救国武装的决定，通知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改编。10月初，陈毅奉命去湘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动员说服湘赣边游击队下山改编。10月12日，项英离开赣粤边，经南京转赴延安，向党中央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详细汇报。至此，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方告结束。

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在政治上坚定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它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与超过红军游击队40多倍的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大批兵力，在军事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它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火种，发展了革命力量，锻炼了大批骨干，逐步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赣粤边的革命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①中央政治局也曾赞扬赣粤边的同志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②身为赣粤边特委书记的杨尚奎，在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

1937年10月，项英、陈毅相继离开赣粤边之后，赣粤边领导工作的重担全落在杨尚奎身上。根据赣州谈判协议，特委在大余县成立了江西抗日义勇军池江办事处(后改称新四军池江通讯处)，杨尚奎为主任，以公开合法身分进行抗日工作。池江办事处，实际上就是特委的办事处。特委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游击队下山和集中整训的问题。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杨尚奎和陈丕显研究决定，游击队集中必须采取“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油山和北山的游击队先在信丰县的潭塘坑集中，尔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各地游击队陆续向大余的里、板棚下和池江一带集中，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这时，特委领导一面指示县委、区委派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县、区代表谈判，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给游击队下山让路等协议，一面到各地去寻找游击队，说服动员游击队员下山。杨尚奎负责寻找北山游击队，并与国民党赣南当局继续谈判。北山游击队和信丰、南康、大垅的游击队在信丰潭塘坑集中，尔后开往大余池江。不久，三南游击队也来到池江。湘南红军游击队从桂东沙田也开到池江整训。各地游击队集中后，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计400余人。紧接着，部队开展了军事训练。在军事方面，主要是术科训练，以适应由国内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在政治方面，则着重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经过整训，部队纪律优良，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许。

杨尚奎在抓抗日义勇军整训工作的同时，还派出一个20多人组成的宣传队，到原游击区、县城、大墟镇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鼓动大家参加和慰劳抗日义勇军。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许多热血青年要求参加抗战，加入义勇军。短短的几个月，部队就扩大了一倍，达700多人。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江西抗日义勇军相应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的一部分，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陈丕显等随队待命出发。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赣粤边特委，成立赣南特委，杨尚奎任书记，归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继续领导赣粤湘边15个县的革命斗争。

1938年2月15日，集中在池江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向安徽岩寺开拔，走向抗日最前线。杨尚奎等特委领导人和赣粤边的群众敲锣打鼓，欢送自己的子弟兵上前方。同时，杨尚奎主持召开了赣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赣南党的工作的五大方针：开展与巩固统一战线; 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大量地发展党的组织，加紧训练干部; 建立和恢复青年与妇女工作; 加强特委的组织领导。他提出了“补钉子，修桥梁”的口号，即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 党组织薄弱的地方，进行整顿、充实和加强。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到1938年底，赣南特委所属党员，由国共合作建立时的300多名发展到3400多名。在大发展的基础上，杨尚奎又提出“从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对新发展的党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集中训练，清洗了个别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在组织机构方面，特委加强了对各县的联系和指导。县级组织由抗战前的三个县委，发展到八个县委，一个中心区委，两个工作团，分别领导45个区委和200多个支部。

与此同时，杨尚奎着力抓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根据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矛盾变化的总形势，在赣粤边提出“朋友越多越好”的号召，从特委、县委到区委、支部，凡是面目公开了的干部，都要经常与各方面联系，以进步分子为桥梁，广交朋友;还挑选了一部分干部担任乡保甲长，参加国民党的县抗敌救援会、县妇女指导处、三青团等组织，用间接办法从各种社会关系和工作中去接近上下层，推动统一战线工作。这些派进去的党员干部，在宣传党的主张，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大余、南雄、信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局等，遵照国共合作的方针，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取消铲共团，洗刷反共标语改写抗日标语等。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公开保证将过去共产党政治犯完全释放，允许新四军驻大余通讯处合法存在，还将刚出狱的方志敏烈士夫人缪敏送到大余县平民医院治病。他把两百张盖有大余县政府官印的空白公文笺交给特委自行使用。陈毅曾赞扬他是“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南雄县县长莫雄，也是一位开明县长，他和共产党南雄县委共同建立了一支脱产的150余人的壮丁常备队，排长以上均由游击队的老干部充任。在整个赣粤边有20多个壮丁队，其中有十多个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这些统战关系，对掩护我党发展组织，建立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赣南特委在赣粤边各县建立了许多抗日团体，如抗敌后援会、青年先锋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队、青年抗日同志会、木船工人救国会等，还成立过抗日自卫队等武装组织。这些抗日团体建立以后，开展了许多抗日救亡活动，在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国难纪念日，都举行纪念集会，组织宣传队写标语，出壁报，发告群众书等。抗敌后援会还以保为单位召开抗日军人家属联欢会，通过了抗日军人家属免征工役、免出临时捐税、免还老债等决议，有的地方还组织了代耕队。

1938年9月，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新西兰人) 来到赣州，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办事处“ (简称“东南工合”) ，中共党组织派孟受曾来赣州协助艾黎工作。杨尚奎根据周恩来关于积极支持和参与“工合”运动的指示，派薛扬、张石仁、黎雪明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工合” ，与孟受曾接上组织关系，成立“东南工合”支部。他们在“东南工合”担任了重要工作，不但掩护了党的组织，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安排了部分失业工人就业，而且恢复和发展了战时的工业生产，从物质上支援了抗日战争。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密令“地方务求严厉”制裁共产党。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赣南的形势也迅速逆转。在此之前，国民党就将曾与陈毅谈判的赣南行政区专员马葆珩调走，任命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为专员。刘来赣州后，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反共防共政策：组织和训练大批特务，制造事端，散布反共言论，解散抗日团体; 扩充地方反动武装，成立保安团; 游击区的土豪劣绅趁火打劫，强迫农民偿还旧债，反动气焰嚣张起来。

1939年3月，杨尚奎在大余县的小汾村召开了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精神，总结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一年来的工作，确定会后工作方针。杨尚奎首先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批判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错误。他结合赣南的情况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国民党要进攻我们，就坚决打击。国民党说新四军是残兵败将，武器不行，还污蔑共产党抗日是 ‘看日’ ，这是闭眼说瞎话，新四军一到前线就抓到了日本人，我们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谣言。”①杨尚奎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南昌，他们如果到了赣南，各地党组织要坚壁清野，带起队伍打日本，不要害怕，虽然我们武器差，但是我们路熟，又有群众的支持，一定能打胜仗。党组织要保守秘密。国民党还会反共，要防止这一手。我们共产党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上了当，第二次合作不要再上当，要提高觉悟，保持力量。”①

会议结束后，特委利用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保卫江西，巩固赣南”的口号，曾派了40多名党员参加“战时民众组训班”学习，结业后回到各县组训壮丁，利用合法阵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国民党当局提出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的口号，特委便在原游击区由抗敌后援会出面，提出“免交老租旧债，新租减半缴纳” ，并发动群众进行“拒交”斗争，最后迫使信丰县出告示宣布： “新租减一半，捐税不得平均摊派，老租旧债，还得起的要还，还不起的可以不还。”大余小汾一带，则实行了 “二五减租”。

根据抗战初期赣南党组织比较活跃，一部分党员已经暴露的情况，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突然袭击，杨尚奎适时地采取了许多应变措施，使党的组织隐蔽精干。他指示把一些 “面目红了”的干部，转入地下或调往别处。特委机关由原来的二三十人减少为几个人，并逐步向山里转移，各县机关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并经常变换联系地点。由于杨尚奎的工作细致，准备充分，尽管反共顽固派制造了一些磨擦，但党的组织没有受到破坏。

1939年6月，蒋经国调来赣南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主政赣南，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五大设想。杨尚奎在党的会议上指出： “表面上蒋比刘好一些，但是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放弃。”②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1939年11月，特委在信丰潭塘坑召开了特委成员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杨尚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积极提高全党特别是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培养全党的战斗力，准备应付突变。”①他提出防止国民党赣南当局突然袭击的三项紧急措施：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油山山区; 各县委机关应相机转移办公地点; 党的工作人员要分散隐蔽活动，做好武装自卫的准备②。为了保持联系，特委组织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线。

1939年12月下旬，杨尚奎从赣粤边动身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他告别了红色赣粤边的老俵和患难与共的战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了五年之久的丛林和山地。他身穿国民党的军服，肩挂国民党的少将军衔，堂堂正正地取道韶关、桂林、重庆、西安，一路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亲切接待。1940年1月，他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受到党中央组织部的热情欢迎。

由于七大延期召开，中央组织部安排杨尚奎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在毫无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自己的记忆，向中央写了数万言的《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对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后赣南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了全面的总结。中央对杨尚奎的汇报表示满意，书记处专门发了文件肯定和赞扬了赣南特委的工作，指出“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方抗战后，地下党在极艰苦环境下于当地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发展了群众工作，这是特委及干部努力的结果。”①

1941年9月，杨尚奎从马列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担任干部科科长，参加了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杨尚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热情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干部，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问题。

1942年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同年9月，杨尚奎进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党校的整风运动。杨尚奎分在党校一部，并担任一个支部的书记。党中央规定了干部必读的22个整风文件。杨尚奎一篇一篇地认真研读，他联系历史，联系现状，写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简历》一文，记叙了赣粤边五年斗争的历史，讴歌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在文章中还解剖了自己，检查了长岭会议之前特委在组织上的等待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作风上的经验主义。

随着党校学员的增加，党校相继成立了二部、三部、四部。杨尚奎后来调到四部任副主任。四部是由中央军事学院来的学员和一部分工农干部组成，约千余人，下设十多个支部。杨尚奎经常深入学员中间，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开展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杨尚奎参加了党的七大。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南下广赣干部大队，杨尚奎任大队副政委。行前，毛泽东同杨尚奎、刘俊秀、钟平等几位江西老干部谈话，说： “江西是老根据地，是历史上出铲平王的地方，江西的群众很好，现在抗日大反攻的时刻即将到来，你们应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②

6月下旬，杨尚奎等率广赣干部大队离开延安南下。

创建东满根据地的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内战，共产党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争取东北”，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为此，中共中央确定了 “先北后南”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2万干部、10万军队，挺进东北。

杨尚奎统率的“南下广赣干部大队”在晋中的交城、文水一带接到调往东北的命令，立即挥师北上，于1945年10月底到达吉林省长春市。吉林省当时辖长春、吉林两个市及永吉、延吉等25个县，这些市县绝大部分处于中长铁路沈阳、长春线以东，习惯上称为东满。东满地处东北腹地，是北满南满西满的枢纽，它的中心城市长春，曾是伪满首都，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日本投降后，又是苏联红军驻东北总司令部所在地; 而美军支持下的国民党“东北行营”、“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因此，东满是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焦点。党中央非常重视东满，指示要在这里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1945年11月10日，东北局宣布成立吉林省委，领导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工作。吉林省委下设永吉、延边两个地委，任命杨尚奎为永吉地委副书记兼敦化县委书记①。杨尚奎受命后，立即率领危秀英、韩容鲁、杨上堃等连夜乘运煤车前往敦化，投入创建东满根据地的斗争。

敦化位于吉林省东部，山岭起伏，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伪满时期，这里是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日本投降后，敦化成为我党与国民党争夺的主要阵地。

抗战胜利的锣鼓一响，敦化县城就挂出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国民党分子刘化一联络当地士绅，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不久，当上了敦化县县长，把持了县政权。

8月下旬，抗日联军干部刘建平随苏联红军来到敦化，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成立了教导队。9月下旬，成立县保安司令部，刘建平任司令。这时各乡屯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刘建平命令这些队伍派代表来县听候编遣，各乡屯纷纷派来代表，接受编遣①。县保安司令部把各乡屯武装按地区编为八个保安大队，共4000余人。这些队伍，成分严重不纯，其中混有土匪、把头、抗联叛徒、伪满军警宪特、日本关东军的散兵游勇等，土匪头子李忠玉、唐玉、张永春、张震湖等占据了大队长、中队长的位子，军权基本上没有掌握在司令部手里。杨尚奎的任务，就是要在敦化建党、建政，整顿军队，创立巩固的敦化根据地。

1945年11月12日，杨尚奎到达敦化，住进保安司令部。第二天，宣布省委命令：组建中共敦化县委，杨尚奎兼任县委书记，危秀英任组织部长，韩容鲁任宣传部长，杨上堃、刘建平为县委委员。同时宣布充实县保安司令部的力量，杨尚奎任政委、杨上堃任参谋长。县委组建完毕，杨尚奎主持县委第一次会仪，分析敦化形势，研究夺取县政权和整顿军队的方案①。由于日伪法西斯统治的严密封锁，抗战胜利前，很多群众连中国共产党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县党部进行拥蒋宣传，很多群众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盲目地把国民党看作是国家的正统，把中央军看作是抗日的正统; 抗联干部虽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但尚未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关系。根据这一情况，杨尚奎提出下列行动方案：第一，成立“敦化各界联合会”，发表《告敦化同胞书》; 第二，各界联合会筹建县工会、农会、学生会，广泛发动群众; 第三，向广大群众宣讲“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情况，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宣讲“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的抗日要求以及张学良至今仍被软禁的事实，宣传八路军、抗联的抗日事迹，纠正群众的盲目正统观念。

会议还通过了杨尚奎提出的整军办法：派遣骨干到各大队加强领导; 动员当地工人、学生，并抽调各大队较好的青年士兵到教导队集训，扩编教导队为教导大队。

县委会议后，杨尚奎指示各委员立即分头行动。当天，保安司令部便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拿了下来，国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第二天，敦化各界联合会筹备处的牌子挂了起来，《告敦化同胞书》也贴了出去②。委员们深入工厂学校及居民家中串连、发动群众。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始沟通。

敦化各界联合会筹备处的同志动员了不少产业工人加入教导队，保安司令部把他们编成两个连，加上原来的教导队组成教导大队。杨尚奎十分重视这支武装，亲手抓集训工作。在一周的集训中，三次到大队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进行阶级教育。这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的队伍，后来成为同叛军斗争的主力。在集训的同时，杨尚奎和刘建平、杨上堃等研究决定，派侯化民、修培新、钟声等分别到大山乡大队、额穆大队、大山嘴子大队任政委，改造这些大队。杨尚奎还把自己的警卫员杨某派到官地大队任机枪连连长，加强官地大队政委沈风山的力量①。

尽管杨尚奎等为整顿军队作了很大努力，但还不能扭转我党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因为在刘建平收编八个大队的同时，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以及军统特务纷纷以“中央先遣军” 、“第十五集团军” 、“军统局敦蛟工作组” 等名义，拉拢保安大队的头目，发给蒋介石签署的“上校团长” 、“中校营长” 等委任令。八个大队长的不少头目，已暗中当上了国民党的团、营、连长，成为“明八路暗中央” “先八路后中央”分子。而且，杨尚奎刚抵达敦化，蒋军便占领山海关，接着我军又撤出锦州、沈阳……消息传出，东北各省我党新收编的武装多数叛变，不少地方的县委书记被杀，敦化已危在旦夕。

就在这时，长春发生了我党地方干部领导的反对国民党暴行的群众抬尸游行，提出 “驱逐国民党接收大员” 、“人民掌管政权” 等口号。当时长春在苏军军管之下，蒋介石和苏联订有《友好条约》，苏军要受条约的约束。我们的这一行动使苏军为难，苏军统帅部要求吉林省委撤出长春市②。1945年11月下旬，苏军敦化警备司令召集杨尚奎、刘建平、刘化一等开会，宣布苏军统帅部命令，要县委和保安司令部撤出城去，并婉转声明，如不撤出，不能保证安全。会上，杨尚奎提出必须留翻译卢森等八人驻城，“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 ，实际是收集情况并进行苏军的工作，苏军表示同意①。11月26日晚，县委和司令部撤往城南郊的巴尔普工厂。出发前，杨尚奎指示王言亨：秘密留城，物色可靠工人，另行单线联系，及时向县委汇报情况。

县委、司令部刚刚出城，驻额穆的八大队长李忠玉叛变，叛军直趋驻官地的三大队。杨尚奎接到情报，知道国民党已秘密派人去三大队，策动大队长张震湖叛变，官地局势不稳。杨尚奎不顾同志们的再三劝阻，偕杨上堃驰赴官地。他一到官地，张震湖果然叛变，局势已不可挽回，他只好回到南郊②。

12月初，杨尚奎率领部队撤到驻黄泥河子的一大队。在这里，杨尚奎和刘建平指挥部队进剿唐玉叛军，朝鲜老乡积极配合，冒枪林弹雨送来大米饭团和米酒。部队摧毁叛军三个炮台，占领其巢穴——红石砬子屯，击溃叛军，取得很大胜利③。

这时，驻大蒲柴河的二大队大队长李文章 (抗联干部) ，邀请杨尚奎率军进驻大蒲柴河。杨尚奎认为：立足大蒲柴河，会合二大队，可处于有利形势。但对李文章能否掌握二大队，却无把握。于是，一面起兵缓行，一面派人侦察。途中，遇到王言亨，王除了汇报敦化县城情况外，并反映他在大蒲柴河观察到的情况，认为二大队中队长张永春、参谋黑龙有叛变迹象，杨尚奎立刻警觉起来。部队开进大蒲柴河西门，并未停留，便从北门出去，转回马号屯，把司令部设在马号。进大蒲柴河时，李文章出来迎接，杨尚奎郑重交代李文章注意张、黑动向，李不以为然①。

司令部驻马号期间，杨尚奎、刘建平率教导大队去夹皮沟、三道荒沟、四道荒沟等地攻打李玉保叛军，教导大队长李公发负伤，一个排长阵亡，部队只剩200余人，退驻十八道沟。这时，杨尚奎收到大蒲柴河消息：张永春、黑龙叛变，李文章遭惨杀。杨尚奎立即找刘建平研究，认为马号已无法立足，决定翻越六棵松大山，前往桦甸，并派两名战士奔黄泥河子，令郑基斗火速率一大队到六棵松岭南柳树沟集合。这时，漫天大雪，北风怒吼，杨尚奎抱病和刘建平、杨上堃率部在雪深齐腰、零下30多度的山谷中急行军两日，登上六棵松岭，打起火堆，露天宿营。夜11点，派往一大队的战士回来，带回意外的喜讯：朝鲜义勇队五支队从太行山来到黄泥河子，准备回国，听说我们有困难，愿意留下来帮助我们打开局面，郑基斗大队长正在黄泥河子待命。杨尚奎、刘建平立即决定：全队返回黄泥河子。命令下达后，刘建平、杨上堃连夜率队北进;杨尚奎带病率警卫人员于次日清晨下了六棵松岭。

回到黄泥河子，与朝鲜义勇军会师，队伍共有1000余人，声势大振。就在此时，敦化苏军转变态度，派卢森来，迎接部队进城。

苏军转变态度有下列几个因素：吉林省委、敦化县委尊重苏联的外交政策，接受苏军要求我军撤出的通知，使苏军为难的局面缓和; 各地叛军反苏反共面目已经暴露，敦化叛军偷袭苏军火药库，截击枪杀苏军小分队人员，引起苏军愤恨; 杨尚奎派驻城内的卢森等八位同志，监视刘化一等人，及时揭露他们的罪行，使苏军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①。

1946年1月2日晚，苏军派车将杨尚奎、刘建平、韩容鲁及全军秘密接进敦化。杨尚奎向苏军提出，希望他们帮助消灭叛军。次日，苏军以剿灭土匪为名，把驻守飞机场的挂国民党旗子的叛军缴械。1月13日，杨尚奎派教导大队向敌警察大队进攻，经过激烈巷战，活捉刘化一，国民党的县政权垮台。刘建平出任县长，韩容鲁任副县长，李公发任公安局长，敦化县政权归共产党掌握。

1946年2月下旬，奉命来敦化剿匪的吉东警备二旅开进敦化。二旅旅长邓克明与杨尚奎、刘建平及苏军将领举行联席会议②，决定联合行动，对叛军进行围剿。3月12日，几路大军猛攻叛军，毙敌300余名，叛军张永春残部400余人逃往大蒲柴河，保安一大队配合二旅乘胜追击，迫使张永春投降③。至此，敦化县数千名叛匪基本肃清。

1946年7月初，东北局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七七决议》，号召各省把发动农民、搞好土改、创建巩固的根据地摆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7月10日，杨尚奎调任吉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④。

杨尚奎接任吉南地委书记后，分析了吉南地区的形势，决定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扩军、剿匪、并配合野战军消灭蒋军，巩固扩大吉南根据地。

在扩军问题上，杨尚奎吸取敦化扩军失败的教训，改变招兵买马的方式，采取严格的个别审查，个别吸收，和边扩大、边整顿、再扩大、再整顿的滚雪球办法。到任的第三日，他组建起一支人数不多、但十分精悍的桦南武工队，任命长征干部赵青山为队长。接着，指示各县按这一原则组建起各县的武工队。杨尚奎、王效明几次召集各县武工队长开会，研究配合军队消灭土匪的问题。1946年8月25日，江东武工队配合二十四旅七十一团在夹皮沟一带剿灭江东股匪，捕获匪首“老徐头”。9月24日，那尔轰武工队配合二十四旅七十三团歼天当地股匪，捕获匪首金山。10月20日，桦南武工队在德胜屯一举歼灭国民党少校团副、惯匪头子“九江好”的队伍，活捉“九江好”就地正法，大快人心①。

随着剿匪的不断胜利，武工队不断扩大，地方武装逐步发展起来。10月14日，杨尚奎把桦南武工队扩编为桦南游击大队; 10月20日，又签发了《吉南地委关于加强地方武装的几个问题的指示》②，桦甸、盘石、伊通、双阳、永吉等县以及吉蛟地区，都按文件的指示，陆续将武工队扩编为游击大队。

杨尚奎指示游击大队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游击区。当时，敌人侵占了吉南的桦甸、伊通、盘石、永吉、双阳等县城及城郊。游击队便在这些敌占区破坏铁路、桥梁和通讯设备，并打埋伏，袭击小股敌军，有效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迫使敌人缩小阵地，游至区不断扩大①。

杨尚奎还指示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锄奸活动。9月25月，桦甸县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错草沟，在敌自卫团团长刘万胜家中，将刘捕获，带至村外枪决。同日，又捉拿邻村大奸霸崔青山，在村外枪毙，并张贴布告，宣布其罪状。这些活动，震慑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抓丁、抽捐、派款、征粮等活动，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斗志②。

1946年12月，蒋军集中兵力向南满根据地发起战略进攻，东北野战军发动了 “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的著名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杨尚奎、王效明指挥二十四旅，配合野战军作战。1947年1月，根据野战军总部的命令，杨尚奎、王效明派二十四旅七十二团会合吉东警备二旅于七日向桦树林子国民党精锐六十军阵地发起攻击，经过两天苦战，攻下敌军要塞桦树林子镇及牧丹粒子山峰，歼敌1200余人③。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后，1947年5月至7月，东北野战军向东北蒋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杨尚奎、王效明亲率二十四旅配合野战军在吉长线发起攻击。6月5日，收复伊通、双阳、攻克昌图，歼灭蒋军4400余人④; 接着派遣桦南游击大队会同军分区教导队拔掉蒋军在桦甸外围的全部据点，16日，收复桦甸。到1947年10月初，吉南全区面积扩大了12倍，人口扩大了14倍⑤，蒋军龟缩进吉林市、长春市，坐以待毙。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复查，彻底开展反奸清算、分配土地的斗争。

扩军、剿匪、消灭蒋军的一系列胜利为彻底开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解放大军挺进东北之初，吉南各县和东北各省一样，曾先后开展过土改运动，但由于当时时局不稳，加上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欺骗恐吓，多数地方形式上斗了奸霸，分了土地，实际是“明斗暗不斗”、“明分暗不分”，雇贫农并没有真正翻身。当时人们把这种情况叫作“半生不熟”或叫“夹生饭”。1947年2月，东北局发出反对“煮夹生饭”的号召，吉南各根据地陆续开展了反对“煮夹生饭”的斗争。1947年8月下旬，杨尚奎在老牛沟召开了地委扩大会，研究了反奸清算、复查分地的方案。会后，地委、各县分别组织了若干工作队，奔赴江东、桦南、盘南各屯乡，深入群众，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复查。全区地、县各级负责同志都亲自下到村屯。杨尚奎深入八道河子、徐家屯进行调查①。根据调查，总结出几类情况：一类是屯子里的封建势力打垮了，土地牲口分得好，群众情绪高; 另一类是屯子里的封建势力从政治上打倒了，但没有从经济上根本打垮，被斗的奸霸自己都说：还只斗掉俺一半哩，总有一天翻过来; 最糟的一类是屯子里表面上热热闹闹，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应有尽有，天天唱歌; 实际上，农会主任、自卫队长、土地评议委员、锄奸委员……统统是奸霸的狗腿子，群众被踩在脚下，不敢吱声。

根据各地调查情况杨尚奎召开土改复查工作队队长会议，要求对各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第一类要保持巩固; 第二类要深入反奸清算，从经济上彻底斗垮奸霸势力; 第三类，改选村干，重新丈量分配土地，严惩奸霸，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在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到9月底10月初，土改复查工作基本结束。

第三，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生活一时还很困难，战士生活也很艰苦。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供给军队需要，中央指出，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已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任务。杨尚奎、王效明和专员沈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率干部、战士在老牛沟、夹皮沟开荒种地，1947年5月，松花江边春回大地。杨尚奎抓紧农时，及时召开地委、专署、军分区联席会议，研究春耕生产问题，会后发出紧急号召： “动员男女老少、人力畜力等所有力量，一齐动手抢种”; “各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和工作队，有计划地分派到各村屯，帮助动员、组织、推动、检查、完成突击春耕任务”。在领导带头，群策群力的大干声中，全地区春播工作，仅15天便圆满结束①。

在注重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杨尚奎还注意抓纺织、编席、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并亲自编席示范，手工业工人受到很大鼓舞。这些产品除自用外，还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在生产活动中，还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互助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进一步发动群众寻找经济效益更高的生产门路，如采集药材，开本炭窑，办小油坊、粉坊、豆腐坊等②。这样，吉林地区的军民生活，一步步地得到改善。

第四，参军参战、拥军优属支前。

吉南人民政治上获得解放，经济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改善，真正成了主人，于是参军参战，拥军优属，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

1947年6月28日，杨尚奎签发《吉南地委关于大量扩兵的指示》，各县纷纷响应，掀起参军热潮。参军人数有的县超过原定名额的一倍，有的县超过三倍。盘石有一个乡竟送来400名。应征战士有的骑高头大马，有的坐大轱辘车，群众前呼后拥敲锣打鼓欢送。各县县委、吉南地委多次举行盛大欢迎会，参军健儿披红戴花，高呼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人欢马腾，盛况空前。扩军按上级规定吉南地区招兵3500名，实际参军人数竟超过万名以上①。

在参军的同时，支前工作也热气腾腾展开。省军区任命杨尚奎兼吉南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杨尚奎动员村乡干部带头，和群众一起修桥补路，一样出担架、出大车，保证了前方的需要，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1947年11月4日，《吉林日报》头版发表《吉南新区战勤经验》一文，总结了五点经验向各地推广，认为其“基本经验是贯彻以发动群众为主的方针”，其“基本方法是不要单纯命令惩办，要领导带头，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这些经验的总结，准确地反映了杨尚奎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

1947年12月，杨尚奎调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次年9月，调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协助省委书记陈正人工作。1949年4月，中央决定调杨尚奎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成立吉林南下干部大队，杨尚奎任大队长兼政委。他和东北战友依依惜别，率领数千南下干部，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江西鞠躬尽瘁

1949年6月，杨尚奎到江西后，首先协助省委书记陈正人开展剿匪斗争。7月上旬，省委、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剿匪会议。会后仅一个月，就歼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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