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 刘华人物传,刘华生平事迹,刘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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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 刘华人物传,刘华生平事迹,刘华评价

“满腔热血如春雨,洒遍劳工神圣花。”这是刘华烈士生前所写的豪迈诗句。他以自己短暂的、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誓言,并以其英雄业绩,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一)

刘华原名炽荣,字剑华。一八九九年九月十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泥溪陈车沱 (现宜宾县泥溪公社新泥大队) 一个佃农的家庭里。尽管全家人不分寒暑、不避风雨在租种的土地上劳动着,到头来依然一贫如洗,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刘华八岁那年,父亲刚卖掉一头猪,准备还债过年,突然几个荷枪实弹的官兵闯进门来,硬说这是贩卖私盐得来的钱。他们翻箱倒柜,把卖猪钱没收并绑走了他的父亲。祖父只得东奔西走拼凑了一笔所谓“罚款”,才把被关押了一个月的父亲赎了回来。官吏和地主的贪婪凶残,在刘华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刘华九岁进小学读书。上学时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校担水扫地,回家就跟着父亲到地里去干活。学校里一些富家子弟常常嘲笑他,叫他“泥腿杆子”。

在学校,他对老师所教的《三字经》和“四书”之类的书籍兴趣不大。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学以贵其能致用,之乎者也欲何求?”①他喜读历史书籍,对陶侃、祖逖等这些不忘国耻家仇、不甘享乐的历史人物十分敬佩,经常以“陶侃运甓”、“祖逖闻鸡起舞”来鞭策自己。他更盛赞屈原“志洁行廉,争光日月,其身虽死,尚犹凛凛然有生气存焉。”认为后之学者“当以屈原之爱国为法可也。”②他以为每个热血青年都当“劳心苦力,朝斯夕斯,孜孜为学,执善固执。”③成国家有用之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四川,刘华高兴地剪去发辫,说: “我今作真正国民矣!”④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一九一五年,刘华十六岁,在泥溪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而失学。

一九一七年起,川、滇、黔三省军阀在四川长期混战,使四川人民陷于绝境。刘华为了谋生,两年中足迹所至川北、乐山等地,先后当过盐锅厂和茶馆的杂工。一九一九年,刘华来到成都,本想得到在军队里任副官的大哥的资助,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可是大哥也无力相助。他只得在军队中当了兵,改名剑华,想用武力来改造中华。

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华的眼界豁然开朗。他在家信中高兴地说,他接受了两种崭新的知识,一是“劳工神圣”的思想;一是文学革命,实行白话文的主张; 并鼓励弟妹侄儿们学好白话文和加强劳动⑤。

一九二○年八月,刘华不堪忍受地主和军阀的残酷压迫,毅然脱离军队,从四川启程去上海。临行,他对前来送别的叔父说: “我决不辜负此行,定要磨砺以须,勇往直前。”①

(二)

刘华抱着“发展平生之志”的满腔热情到了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印刷所绘石制版课充当学徒。这里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资本家还经常逼迫学徒无偿地开夜工。刘华常常熬得两眼通红,满布血丝。当时学徒的工资是一月三块钱,而在厂里包一个月的饭也要三块钱。为了节省几个钱,他只好和其他学徒合在一起,三个人吃两客饭或五个人吃三客饭。

刘华在每日艰辛劳动后,仍刻苦读书,寻求真理。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几乎都用来购买进步书籍和革命刊物,每天晚上仔细阅读。

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并经常用这些革命道理在厂里学徒中间进行宣传。他说: “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本是一根藤上结的瓜,现在又一样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我们大家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帮助。”②

为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培养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主办了上海大学,并附设一个中学部。向往真理的刘华得知此事后,便四处奔波,多方托友,表达了自己想入学的愿望。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三日,刘华终于进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在进校的第二天,他满怀喜悦地写信给四川家乡的叔父说,能够进上海大学读书“是我这一生的历史上的大大的一件幸事。”信上,他还激情洋溢地说: “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认清了前途,就是拚命也要去干,总希望有一个好结果。”①

刘华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还经常到大学部旁听。党的领导人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经常给学生上课,系统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党的迫切任务。他努力学习,就象正在生长着的小树,拚命吸吮着丰富的政治养料。

为了维持生活,刘华在学校里半工半读,为学校刻讲义、缮写文书。因而,他的学习时间就更紧张。但是,他非常刻苦,经常学习到深夜。进校不久,他就被吸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被选为上海大学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他还担任上海大学平民义务学校执行委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向社会,开展平民学校的教育活动。

在上海大学学习的一年,是刘华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地委审查并批准了第一党小组 (上海大学组) 提出的刘华等人为党员的意见。他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满腔激情地向党表达了这样的决心: “为党的事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三)

入党以后,刘华虽然仍在上海大学学习,他的心却飞向工人中间。一九二四年秋天,刘华一再向党表达自己的要求:“我是印刷厂的学徒,深知工人的痛苦和反帝、反资本家的决心。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人领导他们。如果共产党员能接近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经常开展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斗争,领导他们建立工会组织,那么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就会把当前的革命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现在应选择一些肯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同志去作工人运动。我对这个工作是很愿意担任的。虽然我是到上海大学来学习社会科学的,但不仅要在学校里学习,更重要的要到工人群众中去锻炼自己。”

党接受了刘华的要求,派他协助邓中夏、项英在沪西组织工人运动。沪西是工厂集中区,日本帝国主义所开设的纱厂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一九二四年九月,根据党的指示,在邓中夏、项英、李立三等领导下,在小沙渡 (今西康路)原有的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党对沪西工人运动的领导。刘华担任了俱乐部的副主任,分管俱乐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俱乐部刚建立时,刘华选择了附近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内外棉第七厂 (今上棉二厂) 作为工作重点。他白天到厂里当勤杂工,借勤杂工可以到处流动这个条件,广泛地接触工人,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的道理。工人们很快就和刘华熟悉起来。那些曾经起来反抗过日本资本家和工头压迫的工人,更把刘华当作知心朋友,经常和他在一起诉说衷肠。每听到阶级兄弟姐妹的血泪控诉,他除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积极的鼓励外,还常常因势利导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说: “我们纺的棉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任他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捆住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解放我们自己。”①

工人们急切地问: “可是谁来团结我们?谁来领导我们干?”刘华便向大家介绍了安源工人斗争的先进经验。他最后说: “我们眼前的任务,就是要象安源那样,把工人都组织起来,加入俱乐部,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尽力团结各厂工友,准备斗争! ”②在刘华的悉心帮助教育下,许多工人很快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有些还成了其中的骨干力量。如顾正红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有一个时期,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刘华就和三四个工人一起带上一条长凳,到各个纱厂门口去演讲。这时候,工厂门口照例已有好多工人在等候上班。因为按照资本家规定: 上工不能迟到,否则要扣工资,甚至一天不准上工。工人们只得早早地等候在厂门口。刘华就选中了这样一个时机做宣传工作。为了防止资本家和工头的迫害和捣乱,与刘华同去的三四个工人就四处散开,替他望风放哨,一有动静就发出暗号,好让他在工人中间隐蔽起来。

刘华站在长凳上,向工人们讲述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讲述着各厂工人的悲惨遭遇。他说: “难道我们要一辈子过这样的苦难日子吗?不! 我们工人要过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 ”刘华刚毅的声音划破了黎明前沉寂的夜空,扣动着工人的心弦。“民国八年那回响应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我们工人罢工的功劳很大。但那时工人没有组织团体,所以运动一过就散了,东洋资本家还是欺侮工人。现在可不同了,我们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又组织了俱乐部,我们一定会得到很大的胜利。”①

白天,刘华和工人群众一起生活和劳动。晚上,他和邓中夏、项英、恽代英等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同工人们谈心,给工人们上课。他善于用生动的语言,把社会上和工厂里工人如何反抗资本家的英勇斗争事迹讲给大家听。他还编写一些鼓词和顺口溜,用这种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反动本质,鼓舞工人团结战斗。有一首鼓词是这样写的: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真,帝国主义资本家,不做工来专门剥削人,拿我们当牛马,做活儿养他们。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齐心协力,打倒他们,工厂归工人!”②

就是这样,沪西工友俱乐部,不仅是工人读书、听讲的场所,更主要的是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之为“到俱乐部里听道理”。要求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增多。有些工厂如同兴纱厂、内外棉三、四、九厂和日华纱厂等,还组织了俱乐部小组。据一九二四年年底统计,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俱乐部的会员已接近两千人,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党依靠这些积极分子,与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党在沪西工人中扎下了根。

(四)

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刘华等组成。

这时沪西工友俱乐部已取得沪西尤其是日商纱厂工人的信任和拥护。由于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种种暴行,广大工人早已忍无可忍,反抗的怒火有一触即发之势。工人们希望俱乐部能替工人出些好主意,率领大家反抗日本资本家。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监工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受到工人群起责问。日本资本家恼羞成怒,悍然把粗纱间甲班男工全部开除,并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全厂工人忍无可忍,举行了罢工。罢工开始后,项英、刘华等人认为当时纱价低落、美棉奇涨,日本纱厂自恃实力雄厚,正企图趁此排挤打击中国纱厂,因此日本纱厂绝不会因罢工而关厂;同时又考虑到工人群众对日本资本家暴行的强烈反抗要求,决定利用当前有利形势,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来一次总同盟罢工,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并趁此推动各厂成立群众性的工会组织。

党中央支持这一行动,专门成立以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刘华等负责的罢工委员会,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项英、刘华等,在俱乐部专门召集了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各厂工人代表几百人开会,作出具体部署: 一面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领了半个月工钱再动手; 一面派骨干加紧联络各厂工人,准备同盟罢工。

按照党的指示,刘华投入了紧张繁忙的战斗。有一些积极分子忍耐不住,心急地问刘华为啥还要等几天?刘华笑着回答说: “心急吃不得热粥,不能横冲直撞,一定要有计划地跟敌人斗,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打得狠,还要忍一忍,好比伸出拳头去打人,先缩一下再伸出去,不是打得更有力吗?”①他同各厂工人代表商量了罢工斗争应提出的条件: 不准打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无故克扣工人工资等等; 他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并亲自起草了罢工宣言,揭露日本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压榨和侮辱的事实; 他深入到各厂工人中间,不断进行宣传鼓动,激励工人斗志; 为了寻找罢工后召开大会的合适场地,他四出奔波。刘华以自己的全部精力为迎接沪西日商纱厂的第一次大罢工而努力。

二月九日,日商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的七千多名工人在领到工资后,于下午两班制工人交接班时,趁日本资本家毫无准备之机,在一片“罢工啦! ” “罢工啦! ”的喊声中,纷纷关掉机器,涌出厂门。罢工工人一路高喊“不准东洋老板无故开除工人”等口号,向苏州河北岸挺进。沿途许多刚从各纱厂放工的工人也自动加入了这股洪流。队伍一下子扩展到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向潭子湾汇集。

潭子湾,原是闸北华界的义冢地,杂草丛生,平时很少有人。罢工工人在这里集会,可以避免租界帝国主义巡捕的捣乱。一万多名罢工工人齐集潭子湾,荒凉的潭子湾立刻沸腾起来,半空中“反对东洋人打人”的白布大旗迎风飞舞,场地上人山人海。刘华从人群中走出来,登上一个较高的土堆,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工友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罢工开始啦! ”全场群众“罢工啦! ” “罢工啦! ”的欢呼声在潭子湾上空滚动,在苏州河两岸回荡。会上,李立三、项英、邓中夏相继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他们十分同情工人兄弟姐妹的痛苦,完全赞成工人为反对东洋资本家虐待而罢工,坚决支持工人罢工直到胜利。这些高亢激昂的声音有力地吸引着全场工人,鼓舞着工人的斗志。就在一片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刘华代表罢工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在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拥戴下,刘华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内外棉纱厂工会的委员长。一次声势浩大的日商纱厂的总同盟罢工开始了。

刘华执行党中央指示,通过内外棉纱厂工会,积极发动群众,扩大罢工规模。在那次大会以后的三天之内,内外棉公司所属十一家日本纱厂全部实现了罢工,各厂的“养成工”也参加了罢工行列。罢工还迅速扩大到其他一些日商纱厂。到二月十八日,已有二十二家日商纱厂,三万五千多工人参加了罢工,使“二七”惨案后一度消沉的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

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对于一向在中国横行无忌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罢工开始不久,就使日本纱厂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日本《朝日新闻》估计,仅“内外棉”十一个厂的直接损失就达五十万日元 (当时一日元相当中国零点七五个银元) ,加上间接损失将达百万日元以上①。大阪的金融界也连连惊呼: “上海罢工是整个日本纺织业的生死问题。”①因此,在上海的日商纱厂老板个个心如火燎,坐卧不安,天天聚在一起,策划各种阴谋诡计。他们勾结其它帝国主义,派出巡警,在租界里甚至越出租界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罢工工人与工会干部,唆使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封闭一些纱厂工会,冲散工人的集会,甚至逮捕了罢工领导人邓中夏。对于刘华,他们也通过帮会流氓,给他下了所谓“最后通牒”,威胁他不准在工人当中进行活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②。

面对这些威胁恐吓,刘华的回答是:“我还是要干下去的!我活着,是为了工人兄弟,为了千百万同胞,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一句话,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就是把我害死,还有别人会干下去的。”③在邓中夏等被捕后,他和项英一起担负了全部工作重任。罢工后各厂先后成立了工会。刘华还和工会干部一起,在各厂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和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防止敌人对罢工进行破坏活动。罢工期间,刘华还亲自编写了大量新闻体裁或民歌形式的传单,鼓励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他在一张传单中写道: “资本家,多狡猾,不但是,以利动,并且暗中来拨弄。这奸计,要明亮,免得后来上他当。任便你,千百计,我们还是顾团体。工友们,讲团结,别样方法求不得。这样来,他没法,我们工会要弄大。”④语言通俗、生动,使工人们感到十分亲切,增添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刘华日日夜夜和罢工工人在一起,在斗争中注意培养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断壮大我们党的队伍。顾正红就是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罢工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工人斗争的口号也从“反对东洋人打人! ”发展到了 “抵制日货”、“东洋人的厂搬回东洋去! ”反帝斗争很快得到全市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工、商、学各界四十多个团体组成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在全市掀起一个支援工人罢工斗争的热潮。在工人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下,日本资本家被迫拉上海总商会出面和工人谈判。三月一日,他们接受不再随便打人和无故开除工人等一部分条件; 淞沪警察厅也释放了邓中夏。罢工取得了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消息传来,工人们奔走相告,鸣放鞭炮,到处一片欢腾。刘华也和工人们一样,分享着斗争胜利的喜悦,但是他思考得更多。在罢工胜利时,他激动地对工人说:“工友们,我们胜利了,这次虽然没有加到工钱,但是东洋老板第一次向我们工人低头,被迫答应以后不再虐待工人,并且在事实上承认了我们工会。这个胜利是我们奋斗得来的,是我们团结的结果。今后我们还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工会,把工会办得更好。只要大家对工会热心维护,就不愁得不到更大的胜利。”刘华还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日本资本家破坏复工条约,对工会和工人施加迫害。他说: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工人利害相共,生死相依,唯有团结一致跟他们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①刘华这一番话,深深印入工人心中,使大家头脑保持清醒,准备着更大的斗争。

(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华作为上海几十万产业工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二月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会组织日益发展,经过刘华等同志的努力,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的绝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工会不断出面代表工人利益向厂方交涉。这使日本资本家感到恐慌。日本报纸公开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①因此,日本资本家加紧暗中策划,伺机破坏。四月间,他们就借口棉价高涨,纱市清淡,趁机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开除工人。五月七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日本纺织同业会”,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如果工人罢工,厂主可以任意处置工人、关闭工厂。日本资本家的毒辣手段,引起内外棉三、四两厂工人首先起来罢工反抗。接着,内外棉八厂等工人也准备响应。

五月十日,刘华召集各厂工会代表研究对策,针对当时棉价继续升高,纱市清淡,日本资本家可能会趁机停掉部分工厂的情况,认为罢工正中他们的诡计,对工人不利,决定采取轮流怠工的方式进行斗争。在工会统一部署下,从五月初起,内外棉、同兴、日华等厂工人纷纷怠工,彼伏此起。日商纱厂产量不足,工资要发,使日本资本家十分狼狈。

五月十五日晚,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宣布关厂,以此刁难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反对关厂的阴谋,惨遭日本工头枪杀。惨案发生后,日本资本家又勾结英法帝国主义、军阀进行镇压,并迫使中国报纸不得登载工人斗争的消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晚,李立三、刘华等立即动员和组织群众将惨案经过公诸社会,争取社会支持; 同时决定以罢工的行动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罪行。刘华连夜赶到中华书局印刷厂,召集工人积极分子,痛陈顾正红惨案真象,请求印刷业声援。第二天,他不顾劳累,在工会办事处又主持了各厂工人代表集会,组成罢工委员会,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项条件。委员会还推选刘华为公祭顾正红烈士筹备处的总主任。于是,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一万多工人首先实现政治性罢工。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号召全上海工人、学生、市民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斗争。工会派出代表到各学校、团体报告顾正红被枪杀的经过及日本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事实。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在潭子湾隆重举行。

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竭力破坏追悼大会,英国领事下令禁止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通过租界。租界的巡捕横蛮地拘捕了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学生。然而,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是扑不灭的。这天,潭子湾广场上,人群如潮,怒吼如雷,会场四周挂满了各工会、各团体送来的挽联、挽幛; 正中台上,烈士遗象两旁悬挂着刘华亲笔写的挽联: “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批是“工人先锋”。参加追悼会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共有一万多人。刘华发表了沉痛而又激昂的演讲。他说道: “今天敌人打死我们一个,明天我们就有十个、百个站起来,火,是扑不灭的! 顾正红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他将唤起更多的人起来跟敌人斗争! ”①到会群众个个义愤填膺,阶级仇、民族恨交织在一起,满腔热血在沸腾! 人们不断振臂高呼: “为顾正红烈士报仇! ” “打倒帝国主义!”整个会场变成了愤怒的海洋。追悼大会成了显示中国工人阶级战斗意志和伟大力量的示威大会,成了动员各界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誓师大会。

为了积极地领导社会各阶层人民,掀起一个反帝运动的新高潮,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刘华为坚决贯彻党的决议,日夜不眠地在工会办事处进行紧张的工作。他派出工人代表,分别到复旦、同济等许多学校去讲演,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真相,争取学生的支持; 他组织若干工人宣传小队,亲自划定地域,落实示威的准备工作。

五月三十日,几千工人和学生组成演讲队,满怀反帝激情,手拿小旗,从全市各个角落向租界行进。在公共租界的几条马路上,帝国主义派出的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工人和学生抱着不怕牺牲的革命决心,一面向市民慷慨激昂地演讲,一面散发革命传单。南京路上人山人海,长期埋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冲天而起。

面对上海人民的反帝怒潮,租界里帝国主义巡捕房竟出动大批武装巡捕逮捕演讲的学生达一百多人,并在捕房门前屠杀抗议的群众,当场打死十三人,几十人受伤。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当夜,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群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向帝国主义进行还击。

旧仇新恨,激起了工人们无比愤怒。刘华以内外棉纱厂工会负责人的名义主持召集了沪西各厂工会干部一百多人开会,积极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为了促成全市实行“三罢”,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刘华带领七百余名工人向上海总商会进发,去督促总商会下罢市令。沿途,正在示威宣传的工人、学生纷纷加入队伍,到达天后宫 (今河南北路桥堍) 总商会时,已汇集了近万人,把总商会团团围住。群众当即在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议决发布实行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命令,要求总商会答复。经过刘华等的交涉和斗争,总商会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在“六月一日起实现全市罢市”的文告上签了字。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上海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上海总工会在革命风暴中诞生了。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职务) ,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第四办事处(沪西区)主任。上海总工会一成立,立即发表《告全体工友书》,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并决定“从六月一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①

六月一日,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斗争全面实现了! 上海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六)

“五卅”运动期间,刘华经常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常常是吃一点大饼油条充饥。有时他和工人谈话谈得晚了,就把自己的大饼油条塞给工人吃,自己挨饿过夜。由于长期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使刘华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但他把病痛置之度外,仍然坚持工作。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他的家里又遭到不幸,军阀部队抢劫了他的家,弟弟被打死,父亲被拉走,祖母病危,母亲重伤。哥哥接连来信、来电,催他速回四川。刘华虽然十分悲痛,但是在给哥哥的回信中却说: “国家衰弱,强邻欺侮,神圣劳工,辄为鱼肉。我亦民族,我亦劳动分子,身负重任,何以家为?须知有国方有家也。”①他以天下为己任,胸中装的是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刘华的病日益加重,经常咯血,身体也越来越消瘦。八月,在李立三等一再催促下,刘华被送进上海宝隆医院 (今长征医院) 。工人们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纷纷转告他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少操心、多休息。他回答说: “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这是不可能的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成了我血肉相连的生命,一刻钟也离不开啊! ”②刘华叔叔得知他病重住院,也来信要他回家乡休养。他在回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也是非常光荣的。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苟一息尚存,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现在正与敌人作白刃战时,就是一分一秒钟,我也不能离开上海这个地方。虽然我已累倒吐血,但是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此时工人拥护我、党信任我,我应该完成党的任务。叔叔,请你劝说家里,不要挂念我。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艰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处此,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①这几句话,充分表露了一个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贞的高尚品德。

九月十八日,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奉系军阀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发布通缉令说: “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四川人刘华迭在闸北非法集会,激动人心,扰乱治安,故特通令所属军警,一体查办捉拿,并恐避匿租界,爰知照捕房协缉。”②英、日等驻沪领事,甚至馈赠军阀一百万元,要他们秘密杀害刘华③。

然而,敌人的凶残并不能吓倒刘华。他毅然决然地出了医院,并挑起了更艰巨的重担,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理委员长,继续领导着上海工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敌人象疯狗般地到处搜捕刘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于叛徒的告密,刘华在途经公共租界时,不幸被英捕房密探抓去。十二月二日,他们就急忙将刘华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

刘华被捕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上海总工会向军阀孙传芳发出了要求马上释放刘华的抗议书;日商纱厂工人多次举行罢工,在罢工工人所提的条件中,都有强烈要求释放刘华这一条; 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们,特别是沪西工人群众,还准备举行示威游行,迫使敌人释放刘华。刘华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想方设法带口信出狱,劝阻工人们不要为他一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更大的牺牲①。刘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毒打和十万巨款的引诱,始终坚贞不屈②。

这时,军阀孙传芳刚取代奉系军阀邢士廉统治上海。他急于控制局势,平息工潮,以讨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欢心。十二月十七日晚间,在上海总商会欢迎孙传芳的宴会上,在座的日本商团头目和英国驻沪副领事一起向孙传芳进言: “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③大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口说: “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惩一儆百。”④孙传芳秉承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旨意,当场叫副官打电话给戒严司令严春阳,着令将刘华“秘密枪决,灭尸不宣。”⑤

深夜十一点钟,在南市蓬莱路附近的荒地上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年仅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五卅”反帝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华,在中外刽子手的同谋下,为中国人民、为中国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华牺牲时,刽子手们的宴席还在继续。消息传来,他们举杯狂吠: “从此杀一儆百,一劳永逸。”

刘华遇害第二天,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不顾孙传芳“秘密”和“不宣”的命令,抢先刊登了刘华被杀的消息。他们以此来夸耀帝国主义者唆使走狗行凶的“成功”,同时来一个“俾众周知”,恐吓上海的工人阶级。

但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几十万工人听到刘华壮烈牺牲,人人悲愤交加。他们有的臂缠黑纱,以志哀思; 有的关车停工,表示抗议。全市百万工人、市民,在“五卅”公墓奠礼上高喊: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 ”“为我们的领袖复仇! ” “刘华同志不死! ”更多的工人立下庄严誓言: “继他平生未尽志,个个争做革命党。”一个刘华倒下去了,千万个革命者决心继承烈士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

注释

①②③⑤转引自刘选皋(刘华叔父): 《刘华烈士传略》,未刊稿。

④上海“刘华雪冤委员会”编: 《刘华不死》,1926年5月版。

①转引自刘选皋: 《刘华烈士传略》。

②徐洛德: 《刘华烈士二三事》,见《中国工人》 1957年第6期。

①复制件存宜宾市烈士陵园。

①②姜沛南: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

①姜沛南: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

②《五卅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版。

①姜沛南: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

①茅盾: 《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①转引自《五卅运动》。

②③转引自徐洛德: 《刘华烈士二三事》。

④原件存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

①姜沛南: 《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五卅运动资料汇编》,未刊稿。

①许豪炯: 《刘华——“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5期。

①见1925年6月4日上海《热血日报》。

①上海“刘华雪冤委员会”编: 《刘华不死》。

②许豪炯: 《刘华——“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

①刘选皋: 《刘华烈士传略》。

②见1925年12月4日《申报》。

③《张维桢同志回忆》,见《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8期。

①《悼刘华同志》,见1926年1月2日《中国青年》。

②1958年4月11日上海《解放日报》。

③④⑤许豪炯:《刘华——“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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