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澜人物传,张澜生平事迹,张澜评价

Posted 2022-05-04 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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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

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51年在张澜80寿辰时，马叙伦为他写了这样一首祝寿诗：

蜀道回头四十春，

一呼振臂覆珠申。

拥麾弟子多连帅，

杖策先生老缙绅。

发愤主盟争直道，

投艰东走为强民。

纵教地籁喧邻里，

自有天游控敌人。

脱网北来襄大业，

驰书西去劝归仁。

一代祯祥徵上寿，

五朝阅历尚全身。

不须孟浪称无量，

且举醪觞祝大椿。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张澜一生中光彩夺目的历程。诚然，他也如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那样，在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一条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他曾主张君主立宪，后来转变到民主革命的阵营里来，最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前后，他在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及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中名声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他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战胜利后，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立场是鲜明、坚定的。他那种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使他愈到晚年愈焕发出生命的青春。

1949年，张澜已77岁高龄，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光辉的极顶，德高而望重。是年9月，在举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临张澜住处，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 “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我又没有什么……”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爽朗地笑着讲： “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 ”①10月1日，在这举世瞩目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位副主席围绕在毛泽东的身旁。张澜穿着朴实的长衫，胸前飘拂着白须，精神矍烁。

青少年时期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 (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一个贫寒家庭。张澜的父亲张文卓 (号海楼) ，是南充县的秀才。他为人正直，品学兼优，厌恶官场，无意仕途。他与王氏夫人有四子七女，但仅有不足四亩的田产。为维持生计，张文卓在一座古庙里办了一个冬学，以资补贴，仍入不敷出，全家只得迁居到西充县永清乡租赁王姓地主家的田地耕种，长期过着勉强餬口的清苦生活。张澜排行第三，自幼半耕半读，到二十几岁还常常破衣赤足。但他勤劳好学。在读书识字和农事耕作方面，他的父亲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从父亲那里，他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史诗赋的启蒙教育，也接受了艰苦朴素、刚正不阿的性格熏陶。1894年张澜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生。他深得顺庆府兼南充县学教喻骆文廷的赏识，被聘请到广安县紫荇书院任教习。此时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全国鼓动维新运动。维新思潮的传播，使士林耳目为之一新。紫荇书院就是在这种新风气的推动下由蒲殿俊等人创立的。张澜在该院一面执教，一面自学，开始突破程朱理学而讲求经世致用学说，崇尚古今有志改革之士。他同蒲殿俊等人一起倡议破除迷信，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维新运动遭到失败，但维新思想已深入人心。1900年，张澜因父亲逝世回到南充，继承其父的教馆主持教学，同时又受业于南充著名的维新派举人谢怀宣①。张澜从谢怀宣那里更多地了解了朝廷的腐朽昏庸和维新变法的意义，更加坚定了改造社会的意志。

1903年，张澜获得了一个机遇。他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的资格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深造。他先是被选入尊经书院攻读经义。骆文骧担任掌院①。在一年学习中，他刻苦地攻读了诸经中最难读懂的《仪礼》。他攻读经书并不拘泥于古人的注释，而是在维新思想指导下，对新思想与旧思想作比较研究，使自己既通晓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和文物制度，又确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也许正是这一年的潜心研究，使他奠定了一个学说上的基础，从而使他能在40年代写出了《说仁·说义》、《墨子贵义》等学术著作，批判地继承儒家和墨家的仁义学说，对仁义作出了古为今用的一些新的解释。到日本留学，大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发生了一生中第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清朝固守陈规而日趋腐败，两相比较，使张澜深深地产生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极大地强化了他的维新思想。当时，在留日学生中正展开着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主义之间的争论。梁启超的影响很大。他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主张君主立宪，但在他鼓吹改良主义的同时，大量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使不少青年从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张澜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当时还没能一步就跨入到革命的阵营，而是步入了改良主义的一边，但是这对于他自身的思想变化来说，还是不失为前进了一步的。

张澜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他置身于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形成了这样一些思想：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认为世道是变迁的，因而主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讲“仁”就应该爱民，提倡民主、平等; 讲“义”就应该为人正直无欺。对于人的价值观、生死观，他主张： “人的价值，不在生与死这两面，要看他生前是不是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在生〔前〕真的有益于人民，死后人民自然要永远纪念他。”“在生〔前〕如果损人利己，人们只望他早日毁灭，即使把他一时莫可奈何，也会象 ‘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 那样地诅咒他。”①在这样一些思想指导下，张澜开始行动起来。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参加中华留日学生会发起的拒绝出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为慈禧太后70生辰举行的祝寿活动，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让位给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结果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卒业后即被押送回国。

他的第二个行动是回国后致力办新学。1904年张澜回到家乡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他建立实验室，推荐新派人士来校开设理化、体育、外语等新课程，订立许多新的制度规章，把府中办成一所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式学校。朱德曾在该校求学，后来他对史沫特莱回忆说： “我常和其他同学聚到教师们家里。大部分教师是改良派，其中一名就是张澜。”“这些教师在讲课时和平常的谈话里，都隐约地夹杂着间接的反清政治宣传。他们并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反对 ‘旧制度’。我们深知此中意味，也不明说出来。”②不久，张澜赴成都，先后受聘为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和东文学堂学监。为了革新教育，他联络刘士志、熊涛、徐子休、罗纶、王又新等教育界人士，向四川省当局提出了改进全省教育的方案，并对政治有所指责。从此，张澜遭到了四川省当局的忌恨。1906年春夏，成都的新学堂联合在南较场举行体育运动大会。巡警借故打伤学生。张澜对巡警的蛮横无理十分气愤，立即联络了几所学校的校长，向巡警道抗议，要求向学生赔礼道歉。当局本来就对张澜不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张澜愤然辞职。返回南充。张澜的刚直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他与王又新等六名教育界人士被誉为“六君子” ，在社会上初露头角。

张澜的第三个行动是，反对贪官污吏。他回南充后，担任了顺庆府中学监督，同时开办了民立高小和初小两所小学以及端明女校等。他大力推行新的教育制度，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南充风气为之一新，远近传颂，慕名而来南充求学者日众。与此同时，张澜还约集地方人士，创设了农会、工会、商会的“三会公所” ，发动学生，开展了反苛政、反贪污、反对浮收粮税的活动。南充的知县邓隆为此对张澜恨之如骨，欲以“妄图抗粮”的杀头大罪加害于张澜。但怯于张澜受民众拥护，不敢贸然动作。四川有这样一首民谣： “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无奈表方何!”①这个“七品知县”就是指邓隆。张澜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清朝政府的认识，对它已不抱希望。朱德回忆： “他既有反封建皇帝又有反贪污的精神”①。川省提学使欲笼络张澜，答应让他担任提学司的要职，张澜没有接受。1909年四川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罗纶担任了正副议长。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张澜认为清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咨议机关徒有空名，因此婉言谢辞。

在四川保路风潮中

1911年，张澜卷入了辛亥革命前夕的保路风潮。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参加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并逐步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清斗争相结合的一段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开始在中国争夺矿山开采和铁路建筑权。四川等省人民开展了保卫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提出了自办铁路的要求。1903年，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建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1907年，该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计划自修一条东起宜昌，途经万县、重庆，西至成都的铁路。自修铁路资金筹款办法有好几种，其中以“抽租之股”为主要来源。“抽租之股”即 “凡业田之家……收租有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②。这样，四川的大小地主形式上都是铁路公司的股东。川汉铁路与四川人民息息相关。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于1911年4月11日突然发布一道上谕，宣布铁路国有政策。5月，又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原本已答应由政府监督、人民自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清政府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于是，激起了湘、鄂、川、粤人民的反对，四川人民的反抗尤为激烈。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与把持川汉铁路公司的四川绅商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他们首先起来向清政府争路权。开始，运动只限于他们自己的狭小圈子之内，多数绅商对清政府还存在某种幻想，希望通过由川督(王人文)代奏的方式，恳请清政府收回成命，仍准四川铁路商办。但是，清政府对这些温和派川绅们的答复是一道道夺路上谕和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的下达。这就进一步侵害了与川汉铁路休戚与共的川绅们的利益。自此，他们开始把维护自己铁路财源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借款夺路”的爱国之举结合起来。而在清政府拒绝他们的请求之后，绅商们也只有以反帝相号召，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获取胜利的希望。张澜就是这一时期川绅领导集团中，比较自觉地使四川保路运动带上鲜明反帝色彩的激进分子。

为了壮大声势，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形成了以股东会为大本营，以咨议局为后盾，以保路同志会①为先锋的三位一体的争路体制。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在省股东代表临时会，以与保路同志会相呼应。张澜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会议。数千与会者一致表示： “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此铁路借款合同若非抵押，实则供奉。……佥谓吾辈今日之集会，实亡国民之集会也。”张澜在会上正直敢言，突出代表了与会者那种“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方可得全队之生” ①的为保路一决死战的精神，在股东代表中受到赞扬。

7月28日，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在铁道学堂召开准备会议，提出“保四川川汉铁路仍旧自办案”。8月3日，为了给即将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助威，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全体大会欢迎股东代表，到会者近万人。张澜以股东代表身分发表演说，炽烈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天，正是“屠夫”赵尔丰接川督印的日子。张澜在演说中针锋相对地警告赵尔丰： “有谓君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②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 不赞吾人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事固起于盛宣怀，今则不止在一盛宣怀，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非盛宣怀亦盛宣怀”; 并进一步给赵尔丰一个下马威： “远处之盛宣怀吾等固誓死仇之，近处如有盛宣怀吾等亦誓死仇之。”③当时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第28号报告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澜演说时的会场气氛：“股东中所推代表张君表方发表演说。张君本吃于口，然字字血忱，语语精神。当时会中有狂呼者，有掩泣者”，“当张君言时，激昂慷慨，万众且泣且呼。”并评论说，“同志会众皆谓能补本会所未及。”

之后，在同年8月5日正式开召的股东特别大会上，经500余代表投票选举，张澜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颜楷为会长) 。

张澜在参加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之初，表现了一种不达“保路废约”誓不罢休的精神，但总的来说尚未脱出立宪党人温和斗争的框架。一份张澜参与主持的股东会的 “公呈” 这样写道： “窃惟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拮据创办，路工正在进行，忽传将收归国有，股东等血资所聚，万命是依，不能不遵据律章，特开股东会议。譬如临危将死，召家人为永诀之辞，兼部署其身后之事。此即使暴客操刀，刑官决犯，恐亦不忍不贷以须臾，俾得从容尽意。”①张澜和他领导的股东会所采取的斗争手段，主要还是寄希望于 “质问邮部” (邮传部)、“呼恳(川督)代奏”等请愿乞恩的方式。

8月24日，四川群众的罢市、罢课斗争从成都开始，迅速席卷全川，进而发展为广泛的抗捐抗粮斗争。四川人民保路运动的发展，突破了立宪党人所构筑的藩篱。张澜作为一名留过学，接受过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爱国士绅，毕竟不同于旧式的封建士大夫。应该说，是炽热的爱国心促使张澜以无畏的精神投入了立宪党人所领导的保路运动; 当清廷对立宪党人的请愿乞恩置之不理之后，还是炽热的爱国心促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行列。

正当四川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对张澜等人嫉恨已久的赵尔丰，于9月7日对张澜、罗纶等八人实行诱捕。后被囚禁于督署花厅内。督署内伏兵棋布，逻卒梭巡。据张澜回忆：诱至督署花厅时“独罗纶与余，前以一弁持枪抵胸，作欲放势; 后以一弁持刀临于颈，作欲砍势，被捕者相顾震栗。俄而尔丰出，严责川人争路之非，余独与抗论”①。张澜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铁路，断不能认为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认为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出卖给外国，这将是引狼入室、危害不浅。赵尔丰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拍案大叫：“张澜太横强! ”②随即拘禁了张、罗等人。张澜没有被吓倒。相反，他在狱中闲适乐观地赋诗抒怀，与蒲殿俊、罗纶诸人歌咏唱和，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

赵尔丰原想通过对川绅施加压力，平息四川人民的斗争，结果反而给人民的保路斗争火上浇油。张澜等人被捕的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督署衙门，群情激愤，人声鼎沸，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打死30余人，群众 “不稍退却”，“宜门外伏尸流血，闭不通矣”，巡防军持械夹道，居民闭户，有兵无民。成都街上，老百姓搭的“圣位台” 比比皆是，台上供德宗(光绪)像，神位两侧书写着从光绪上谕中摘取的两句话： “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有小学生数十抱德宗牌位进署，命开门迎入大堂，谕慰始去。”③人们抬出已死的光绪帝作护符，固然体现了在立宪党人领导下的保路斗争所带有的皇权主义色彩; 但也应该看成四川人民为在血泊中坚持保路斗争所采取的一种斗争艺术。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州县闻讯赶来支援。赵尔丰继续弹压，人民群众前赴后继，死者不可胜数。群众运动再次突破了立宪派领导人所划定的轨道，迅速在全省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烽火，使保路运动形成燎原之势。清廷派端方率鄂军从湖北入川救援，中途兵变，端方被杀。赵尔丰“黔驴技穷”，又慑于四川人民武装起义的威力，不得不于11月1日将张澜等人 “礼请” 出督院，蒲殿俊、罗纶等人亦被释放。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澜作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以其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出了贡献。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成都宣告成立。随之发生成都兵变。12月8日，在平定兵变后重新建立军政府。张澜被聘为军政府参赞，后又出任川北宣慰使。张澜到职后，即着手惩办清朝余孽，除暴安良，打击土豪劣绅利用哥老会假冒同志军搞武装叛乱的阴谋，遣散巡防军500人，安置散兵游勇，整编保路同志军，川北秩序逐渐稳定。他还和地方人士共同创办学校发展实业。张澜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为政清廉，因公负债600多串 (钱) ，自己卖租产、借债偿还，得到川北人民的爱戴。

从拥袁到反袁

1913年，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正在使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一方面分化瓦解孙中山、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另一方面收买利用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他筹划着通过召开第一届国会使自己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逐步加强独裁统治。梁启超当时极受四川蒲殿俊等立宪派人士的推崇。是年3月，张澜与蒲殿俊、罗纶等在四川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同赴北京出席定于4月8日召开的国会。袁世凯为了压倒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在国会召开前密谋暗杀了宋教仁，在国会召开期间又指使梁启超以民主党为主体合并共和党与统一党为进步党。张澜被蒲殿俊拉入了进步党。但不久张澜就察觉到进步党只是一个钻营私利的党派，毅然宣布退出，退回了党证。他后来曾一再解释过：参加进步党“那是蒲伯英(殿俊)硬给我安的，我从未承认过”①。

在参加国会期间，张澜参加联署弹劾国务总理赵秉钧及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提案。赵秉钧实际上是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他与周学熙都是袁世凯的心腹要员。张澜还联合川籍议员致书袁世凯，要求撤换“失政殃民”的川督胡景伊，遭到袁世凯的拒绝。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包围国会强行选他为大总统。张澜虽然也投了票，但从中看到了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更产生了不满。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在达到当选大总统的目的后即解散了国会。蒲殿俊留在北京混迹于政界，张澜与罗纶离京返川。在归途中，张澜屡见官兵以剿匪为名大肆残杀掠夺百姓的景象，对袁世凯的统治越发失望。张澜回抵南充后，担任了县立中学校长。他时常向学生揭露袁世凯的专横和野心，并组织学生军事训练，静待时局的变化。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竭力制造恢复帝制的舆论，年底即正式宣布承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他的僭号丑行立即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反对。12月24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正式通电讨袁，建立护国军。蔡锷担任了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张澜在北京参加国会期间已结识了蔡锷，闻讯立即响应，派出了杜步云去云南与蔡锷取得了联系。杜步云往返于蔡、张之间传递信息。张澜还与罗纶等人策动川军驻南充的混成旅旅长钟体道，鼓动他响应反袁的护国运动。1916年1月10日，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南，以促进四川独立，巩固和扩大西南讨袁阵线。蔡部入川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等起义参加护国军，护国军进攻叙永、泸州等地，矛头直逼据守在成都的陈宦 (袁世凯派往四川以防蔡锷北犯的心腹爪牙，时任四川督军兼巡按使) 。3月28日，张澜在南充成立了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张澜任政务长，钟体道任总司令，罗纶任参谋长。这是四川最早树起的一面反袁旗帜。张澜在川北本来就声名卓著，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川北护国军广集枪枝，扩充队伍，发动20余县的民团起义，改编了各县的警备队，在川北造成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4月上旬，张澜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正式发布文告，历数袁世凯违背约法，窃国称帝的罪行。此后，川北出现了一片讨袁声。张澜在川北领导的护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蔡锷在川南的进军，使陈宦陷于南北夹持之中。5月初，张澜致函陈宦，晓以大义。信中说： “顷阅报载，康有为、汤化龙致书于大总统，皆请其去位，以弭兵端; 如再据位自固，必招大乱。”“今日之国是，莫先于此，弭今日之乱祸，亦莫要于此。”①陈宦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张澜的劝告，遂与蔡锷达成妥协，于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影响所及，湖南也宣布独立。袁世凯深感众叛亲离，6月6日，在恚恨交加中死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1916年7月底，蔡锷进入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职。蔡锷对张澜十分敬重，入成都不久即电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并派杜步云持亲笔信给张澜。信中说： “治蜀应如明治天皇之治日本，预期十年，可见成效。”这是希望张澜在四川坚决推行新的政治。信中又写道： “蜀将有延、仪，二将不睦; 但有管夷吾在，吾无忧矣。”①这是意欲请张澜出面调解罗佩金、刘存厚、周骏等人的矛盾。张澜担任道尹后，立即着手革新政治。他果断地处决了冉射平等川北一批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恶霸，大长了民众的志气。他整编了北洋军的散兵，加强了钟体道的部队。他厉行精兵简政，罢贪官，奖廉能，使嘉陵道上闾舍无恐，百姓为此交口称赞。张澜还几次应蔡锷之约，赴成都调解罗佩金与刘存厚之间的矛盾，但几经斡旋，都没有成功。蔡锷病势益重，8月9日离成都赴日本就医，不幸于11月8日病逝。当时，罗佩金一身兼任四川省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个要职，并利用裁军极力排挤川军，引起刘存厚等部极其不满，欲联络贵州军阀戴戡讨伐罗佩金。1917年2月，张澜再赴成都调解，仍无结果。张澜迭电北京政府告急。指出： “罗督军裁军失平，致激川军全体抗议，势成水火，……罗督军调兵索饷，备战益急。川军各师地处危疑，力谋抵抗，祸发在迩，人心惴惴。”要求：“即派大员来川彻查，分别功罪去留，庶几川乱可平。”但北京的权贵们正热衷于自身权力的角逐，无暇南顾。滇军和川军终于在4月中旬发生大战，结果是川黔联军击败了滇军，罗佩金败逃川南。北京政府任命戴戡为四川省长。戴戡又把省长、督军和军务会办三职集于一身。张澜屡劝他让出一职给刘存厚，戴戡利欲熏心，执迷不悟，不听劝告。于是，黔军与川军矛盾激化。7月间，黔军与川军大战。结果是黔军全师覆没，戴戡自杀身亡。8月至11月，北京政府先后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军务会办。护国运动以来四川的兵争终告一段落。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发动了护法运动。南方军阀为了自身的利益，暂时趋附于护法运动的旗帜之下。不过对他们来说护不护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唐继尧已控制云南、贵州两省，正垂涎于四川，欲称霸西南。罗佩金败北，戴戡身亡，这本来已激怒了唐继尧，正待对川军施加报复。现在他正可以举“护法”的旗帜，对四川师出有名了。他成立了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就在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以军政府的名义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唐继尧又任命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由熊克武率滇、黔军入川。张澜被卷入到这场军事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极为错综复杂的争斗漩涡之中，陷于几乎不能自拔的境地。

张澜担任四川省省长后，力行新政。他废止苛捐，严禁贪污，反对封建，洁身自爱，清廉奉公。在用人方面，不存党派偏见。例如，他起用了颇有才干的国民党员潘大道担任政务厅厅长的要职，引起进步党人士的不满，但他力排众议，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原则。然而，张澜却没有能力去克服军阀混战，没有能力使四川人民摆脱战乱的祸害。1917年12月中旬，滇、黔军占领重庆。周道刚辞去四川督军的职务，由刘存厚继任，钟体道担任了军务会办一职。但川军势单力薄，难以抵御滇、黔军的进攻。1918年初，宜宾、富顺、内江等地纷纷告急。张澜急电北京政府： “南北战争，经年俶扰，南方既允言和，转有攻闽粤之举; 北方本主停战，复出两路征南之兵。” “顷拳大总统有电，布告停战，……川军据前日之明令，通电停战，讵滇、黔昨日突在叙府、富顺、内江等处进攻，似此兵祸相寻，乱曷有极?迫切陈词，为民请命。”①这个电文已明显表露出张澜对北京政府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不满，对南北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怀有深切的忧虑，希望北京政府能拿出制止四川战祸的良策。他的这种希望自然只是个幻想。其时段祺瑞正被冯国璋挤下了台，直系和皖系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他们本身就是战祸的祸根，能出什么 “良策”?张澜当时的认识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层面，但他始终是为四川人民着想的，这点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张澜考虑到熊克武原系川军将领，因此试图说服他停止对川军作战，并在滇、黔、川军中进行调解。他恳切地致电熊克武： “川苦兵祸，前因滇、黔野心侵略，激成战斗，已属兄弟阋于墙; 近闻贵部五师复径加入，在遂宁方面，与二师接仗，更属骨肉相残。由滇、黔之战至化为川与川之战，而滇、黔且收渔人之利，川局直将破坏糜烂，不可收拾。吾侪扪心自问，何以对我川人?故为川计，五师与川军，无论如何，决不能再战; 即对滇、黔亦请设法调解，勿徒为内讧之争。”②熊克武拒绝了张澜的恳求，滇、黔军继续发动攻势。2月初，宜宾、遂宁、安岳、富顺、内江各县均被滇、黔军所占，成都危急。张澜无奈，于2月16日电告川军各将领： “日昨召集军政各界筹商，佥谓欲解目前纠纷，舍与南方一致进行，别无他策。”①三日后，张澜离任北上，省长职务由潘大道代理。刘存厚等率川军主力退入陕南。张澜于5月2日抵达了北京。就在张澜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广州的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唐继尧等人极力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然辞去了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张澜的失败与孙中山的失败显然有性质上的不同。在全国政治斗争的格局中，张澜身不由己的站到了护法运动的对立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西南政治斗争的格局中，他竭力维护经过护国运动取得的四川独立，站在维护四川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滇、黔军阀对四川的吞并，这种初衷和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张澜当时的根本弱点在于，他没有能够识破段祺瑞政府搞的是假共和，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正是这个弱点，导致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路。

在五四运动前后

张澜这次进京，一直居住到1920年8月才回四川。在此期间，北京政府依旧承认他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了 “四川省长行署”。张澜力所能及地为四川人民办了一些事。7月间，他把四川濬川银行在北京的分行改组为总行，对分设在汉口、宜昌、上海、芜湖的分行也进行了改组，尽可能减少四川军阀对银行的侵扰。1918年底，北京政府忙于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外交斗争，准备同广州军政府举行和平会议，暂缓南北军阀间的矛盾。张澜发表了《告川人书》，呼吁熊克武、刘存厚等四川军界人士“念切桑梓，望速合词吁恳中央，并致电和平会议，将滇、黔军妥为安置，勿使久驻川境，以贴国家地方将来之大患。滇、黔不乏明达之人，必能以国家为前提，而无所于争议”①。他尤其关怀川籍在京求学的青年学生，希望在他们中间能培育出一批拯救国家与民族的优秀人才。1919年3月，蔡元培和吴玉章等人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为宗旨，积极筹办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张澜很赞成他们的宗旨和活动。当时想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很多，仅川北的学生就有300多人，其中南充籍的就有100多人。蔡元培、吴玉章等主持的华法教育会的基金有限，无法满足众多青年的要求。吴玉章同张澜商量解决办法，刘伯坚、赵世炎、陈毅等学生代表也找到张澜请求给予帮助。张澜热情地表示支持。他以四川省长名义，会同教育总长，商请交通部拨出川汉铁路股款利息十多万元，用其中一部分提供给华法教育会作基金，一部分借贷给200多位川籍学生，每人300元作为赴法的旅费，陈毅等人也是这时赴法留学的。暂时不走的学生，也给予资助，进入北京法文专修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对于不能出国的川籍学生，张澜提出：“勤工俭学在外国可以搞，在国内也可以搞嘛! ”他极赞赏在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经与蔡元培商量后，将一批川籍学生安排到北京大学旁听。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获得了资助，在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办了一个食劳轩饭馆，以营利收入维持读书费用。当时，由于军阀割据的影响和五四运动，一度使交通、邮政受阻，有约500名川籍学生收不到家里的汇款，学生选派了杜象谷为代表去找张澜，请求帮助。张澜及时地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每人借贷了50元，第二年又借贷了一次。在上海、武汉求学的川籍学生，也得到了同样的借贷。不少进步学生解除了生活上的顾虑，更集中精力投入了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

张澜蛰居北京期间，爱国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思想文化大解放的运动。在爱国主义和思想解放这两点上，张澜同当时的先进分子李大钊的心是相通的，同广大爱国学生的心也是相通的，1918年12月，北京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蒲殿俊担任了社长，张澜兼任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领导工作①。两个月后，李大钊被聘为该报第七版(即副刊)的编辑，使《晨报》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前夕，该报大量报道了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关注的巴黎和会的详细情形。有关中国权益的问题和北京政府的态度，该报也都以“紧要新闻”作了突出的报道。与此同时，副刊在“名人小史”栏目上，连载了《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前言中明确说明发表此文是“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4月10日开始，又连续发表长篇通讯《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从教育方针、土地国有、男女平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12个方面，比较客观地介绍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破除反动报刊把苏俄描绘成“洪水猛兽”的恶意宣传，使民众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从苏俄与英美的比较中，对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有一个新的认识。4月23日，该报又醒目地报道了中国“外交上之大失败”、“山东人民为青岛问题泣告父老书”等特大消息。5月1日，副刊上特别编辑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五一” 节杂感》，预言： “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许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李大钊的署名文章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注意。5月2日和4日，该报先后发表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明确提出了三条主张：第一，请政府电专使坚不署名; 第二，请政府向和会宣告脱离关系; 第三，政府如让步屈服则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晨报》的激烈言词，明显地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该报大量地详细地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坚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运动的实际领导者陈独秀。同时，连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大学宜首开女禁论》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这份报纸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代表错误思潮的文章，但主要地已成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①。这是一份大型的日刊，拥有众多读者，其影响是广泛的。因此，5月23日，该报受到了京师警察厅的监视。张澜等人十分不满，采取了相应措施。该报在头版上方天天都刊登了“特别广告”，声明本报“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警察厅) 审核后方准登载，在此监视状态中，凡读者诸君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②

五四运动后，各种志在改造中国的思潮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张澜也在进一步探索着救国济民的真理，研究各种新思想、新事物。1919年7月间，王光祈 (若愚) 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90多人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被推举为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是四川籍青年，1914年来北京求学，1918年6月以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名义在北京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活动，尤主张工读主义。前面提到的劳食轩饭馆就是经他主办的。张澜通过自己的学生杜象谷与他取得了联系，详细询问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形。王光祈给张澜看了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名单，其中有李大钊、赵世炎、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邓仲夏等人的名字。张澜赞许地说： “此乃振兴中华希望之所在，少年中国之干才将辈出。”又说： “振兴中华重任，只有靠你们担负。”他还特地叫杜象谷把名单抄录了下来①。不久，张澜又亲自到南池磁器库王光祈住处交谈，并向他借阅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张澜当时与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都很同意王光祈的工读主义，认为这是一个培养人才、改造中国的好办法。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试行的北京工读互助团遭到了失败，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张澜推荐他担任了北京《晨报》驻德国特约通讯员。在此期间，张澜还支持过周恩来在天津、北京的革命斗争，支持过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分赴苏俄考察。

这个时期，张澜的思想比以前是大大地丰富了。他开始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 他是站在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的; 他很赞赏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认为教育应与劳动相结合，把这看作是培育有用人才的好办法。1920年8月22日，张澜因母亲逝世，即日奔丧返川。此时，段祺瑞已在直皖战争中遭失败而下台，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控制了北京政权。年底，大总统徐世昌正式发布命令，免去了张澜所任四川省省长的职务。张澜是带着莫名的愁苦来到北京的，现在则带着在五四的运动中获得的许多新思想离开了北京。

“南充自治”的实验

张澜回到四川后，滇、黔、川三省军阀在川境的混战已经平息，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张澜对刘湘等人鼓吹的“川人治川”和“联省自治”等口号颇为赞成。但是他的出发点与军阀是有所不同的。军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在四川的割据，而张澜则是为了救国救民。他认为： “要救国救民，只有伸张民权，才能制止战争”。他希望通过“自治”，拯救百姓于水火。他提出了一个设想： “要搞四川自治，先从川北着手，把南充作为试点，然后推广其它地方”①。他的意见得到了吴玉章的支持和鼓励，也征得了熊克武、刘湘、何光烈等人的同意。1921年初，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 “南充自治”的实验。

张澜推行的“自治”，首先是力图以“民治”反对“军治”。为此，他组织了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1921年4月，吴玉章在重庆召开四川省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号召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等。会后，张澜在南充召集了有24个县参加的川北善后会议，在他主持下通过的“决议”，突出地反映了他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并揭露了军阀高唱“自治”的虚伪性。“决议”写道： “查半年以来，全川军队，多至二十余师。日言裁兵，实则裁人之兵，而增己之兵;日言禁止招匪，实则附我者即不认为匪; 日言自治，实则只见军治，而不让人民自治。” “决议”宣称： “自今以后，不惟一切估派勒捐之款，概不承认;即我人民应纳一切粮税，久已预征，勒取无余，当然不能重纳。”①这次会议结束后，在张澜的号召和影响下，南充即试行了军政分开，军阀只管征收捐税，不得干涉县政。同时试行司法与行政分开，司法独立，行政不得对其干涉。司法处的主任等由民意机关地方法团公推。凡初审及轻微案件的审理，由承审员单独进行; 凡复审及重案的审理，则由知事(即县长)和承审员会同进行。除必须保密的特殊案件外，一律实行公开审讯，任人旁听。县知事也由地方法团公推，下设行政处，由两课组成，一课主管教育、实业; 一课主管警察、团练等。行政处的主任和课长，由地方法团提名后由知事聘任。张澜领导的自治筹备处在改组县政府的同时，还兴办了贫民借贷处、贫民消费协社、贫民工厂、通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讲演社、公园、模范市场、平民学校等，以促进民治。另外还创办了《民治日报》等报刊，对地方自治实行舆论监督和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提高民众自治的意识和能力，张澜还举办了川北自治讲习会，向各县介绍推广南充自治的经验，邀请吴玉章等人主讲民权理论。张澜推行的上述“民治” ，对限制军阀的横行霸道、保护民众的利益，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例如，1922年，何光烈控制的川北盐税局巧立名目，要各县上缴所谓“簸户捐”。南充县的自治筹备处立即发动民众进行抵制，终于使这项苛捐没有能够实行。1925年5月，何光烈又想出个新点子，要征收“佃当捐” ，规定农民佃田当地的契约，都要他盖章收捐后才算数。对此，有了“民治”意识的学生和民众，群起反对，当众殴打了何光烈派出收捐的两名专员。何光烈找张澜交涉，要查办凶手。张澜表示，查是可以的，办则必须找出凶手方可办。何光烈要审讯学生，张澜让自己的侄子张烈当代表去接受审讯。何光烈审不出个结果，只得把他放了。何光烈迁怒于张澜，派人交去第五师师长印等对张澜进行威胁，张澜盛怒斥责了来人。何光烈百般无奈，慑于张澜的威望和民众势力，只好有所收敛。不仅被迫取消了“佃当捐”，而且连部队放假也与学生的假日错开，免得又发生军民纠纷。社会上一时盛传，在南充“丘八怕丘九”①。当然，张澜所实验的“民治”，是在承认以地主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军阀统治的总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民治”并不损害地主阶级和军阀的根本利益，谈不上真正地推翻军阀统治。它只是一种有限度的社会改良而已。1927年，四川军阀依附于蒋介石，强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南充的一切“民治”也就完全烟消云散了。

张澜的“南充自治”，还十分强调“实业的自治”。为什么要注重实业呢?他说：第一，“盗贼大乱，糜不起于生计困穹。”“故非注重实业，使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则祸乱将无已时。”第二，“地方自治事业无论兴办何项，皆非有款不行。” “故非注重实业，使地方富力增加，则款项无法筹集，自治不过是徒挂招牌。”第三，“现今的教育，尤其非注重实业，使多数青年得有谋生的智识与技能，则地方智识阶级以后将悉变为游民，社会愈益不得安静。”①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张澜领导的自治筹备处设立了实业所。南充地区有传统的蚕丝业，实业所因地制宜，首先推广植桑。为此，实业所函请各乡、场的农会，租地作苗圃，培养桑苗，以廉价出售给农民。实业所对各苗圃给予一定的资助，并派技术人员前往指导。其次是帮助农民优选蚕种，防治蚕病。再次是试制100多架新式缫车，在各乡、场推广使用。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代缫处和售丝协社，提高缫丝的质量和便利蚕丝的出售。实业所还派出人员到杭州、南通等地学习养蚕缫丝的好经验，在南充推广。张澜计划用十年的时间，使“南充全境将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制丝的精良在本国中最底限度也当与杭州比并，南充俨然成为蚕丝业的著名产区。”他憧憬着这种“实业自治” ，将使“地方富力增加，从前贫苦小户无有不充裕，家里的儿童都有力量去进学校，教育可以普及了。” “其他地方应办的事业，亦无不一一兴办，臻于完善。”他认为： “南充自治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是有成效了。” 为此，他“发大心愿” ，决心“努力前进”。他满怀信心地说： “长江浩浩始于滥觞，南充将来一定可以与南通媲美的一句话，谁人能够阻止它的实现呢! ”②张澜的“实业自治” 思想，主要是反映了当地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在张澜的提倡和促进下，南充的桑蚕丝绸业的确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24年全县有了约十个缫丝厂。张澜还创办了平民织布厂、嘉陵织绸厂等。但这些民族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如他所说的“谁人能够阻止”，而是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严重排挤和阻碍。因此，“实业自治”也如同“县政民治”一样，结果是“龙头蛇尾，无法实行下去”①。

张澜推行的“南充自治”，收获比较大的是在教育事业方面。几年之内，他使南充拥有了450多所国民学校，其中模范国民学校40多所，高等小学11所，男女中学各1所。无论在办学规模上还是在教育改革上，南充的教育事业在川省各州县中，都是非常发达的。张澜亲自担任了南充县立中学的校长和县立瑞明女子中学的校长。他这个时期办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要把教育的基础建筑在实业上面” ，“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②，大胆地改变了 “从前的教育方针” 。1922年春季，他针对南充缺乏农蚕业的指导人才，在中学特地开设了农业班，使学生掌握农蚕业方面较高的学识和技术。1923年春季，又特地开设了工业班，使学生掌握染织方面和改良机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24年开始，他又开办一年制和二年制的蚕业速成班和四年制的蚕丝专业班。他聘用了一些专门技师给学生上课，还建立了一个模范丝厂，使学生能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为了促进南充的普及教育，他在中学里分设了师范部，培养小学教师。师范部自己设有附属小学，作为师范学生的实习场所。为了改善南充人民的健康状况，中学里还办有中医班，学生以学习切脉诊断、开方配药为主要课程。除了这些职业性的专业班以外，一般的中学生则分为文理科，文科主要攻读文史，理科主要攻读数理和外文。张澜实行这种办学方针，使大部分毕业生能直接为发展南充的实业自治服务，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因此深受实业界人士和学生的欢迎、拥护。由于教育事业是同社会实业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学校里也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不单纯地学书本上的知识，还必须练习各种专业操作，要求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的公共劳动，以班为单位轮流值班煮饭种菜，形成了脱掉长衫，放下斯文架子，以劳动为荣的好风气。对学业、劳动等表现优秀的学生，校方给予奖励，可以免交伙食费、学费等。张澜如此办学，免不了受到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省教育部门还故意刁难，拒绝在毕业证书上盖印。张澜不予理睬。盖有南充校方印章的毕业证书仍然深受社会欢迎。南充的教育闻名四乡，许多外地学生远道前来就学。

张澜这个时期所致力的“南充自治” ，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开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他在办学中十分注重向学生灌输各种新思想。学校里订有《晨报》、《中国青年》、《向导》、《新蜀报》、《醒狮报》等鼓吹各种主义的报纸杂志，使学生关心政治，在比较研究中确立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他特别重视选聘有真才实学的、思想进步的教师来校执教。当时颇有名望的张秀熟、袁诗尧、杜象谷、任乃强等，都先后受聘来南充从事教育工作。张秀熟是1922年被聘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的。他把原定于4月间举行的开学典礼改到了5月1日，并让学生在这一天成立学生会，借此机会宣传了劳动节的意义。南充民众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知道劳动节的。张秀熟还特地谱写了南充中学的校歌：“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极天中。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雾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①张澜还亲自讲授修身课。他在五四时期已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他的课程虽然主要还是讲解经史格言的，但已完全抛弃了程朱理学家的陈腐老套，作出新的解释。他主要鼓励学生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努力学习，真正成材。进步思想的灌输，使许多学生在实际上都了解到搞“自治”就是要改造中国，就是要反对军阀的统治。学生们多次同何光烈的斗争，就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学生们还常常在寒暑假里组织起来下乡宣传剪发、放脚、男女平等以及宣讲时事政治，提高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2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开始派遣吴季蟠、黄知风二人到南充开辟工作，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组建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南充中学中任白戈等进步学生，就在这时先加入共青团，后来转为共产党员的。在中共的领导下，南充中学的学生会曾组织学生积极支援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南充的进步学生又一致声讨段祺瑞。在南充中学，国家主义派的影响也很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同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斗争。当时在农业班学习的罗瑞卿，就是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的积极分子②。

出任成都大学校长

张澜在南充试验“自治”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四川和全国的政治形势。他本希望南充自治的经验能在全省推广，使民权得以伸张，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事与愿违。1922年至1925年，川局一直处在军阀杨森、刘湘、熊克武、袁祖铭的混战之中，民众苦不堪言。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张澜就愤慨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悍然开枪屠杀同胞乃因国政日非，祸起萧墙。是年底，他又在刘湘和袁祖铭等召集的善后会议上，当着军阀们的面直言不讳： “历来祸害四川的是军人，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苛捐勒派。”①他憎恶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憎恶战争。然而，出路在哪里呢?他认为： “只有叫人民一致起来反抗，把民气激发起来，军人的气焰自然可以压抑。”②这也许是他从保路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南充自治等得出的一个结论。他认为，激发民气必须有人才。要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大人才。因此，他积极建议在四川仿照北大开办国立成都大学，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成，并一致推举他担任该校校长。

张澜1926年4月6日出任成都大学校长。他常说： “我办大学究竟办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对于学生究竟应走什么方向，是必须有个明确主张的。”③他心目里是要把成都大学办成西南的民主堡垒，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完全采用了蔡元培实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他称之为“兼收并蓄”) ，并具体提出了 “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响亮口号。对教师的聘任，他坚持“用人唯才，不拘一格” 的原则，不问个人的政治信仰，不干涉个人的学术见解。在成大教书的教师，有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有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员，有崇奉孔孟的遗老遗少，也有激烈反对孔孟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例如，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曾著文无情鞭挞儒家提倡的孝悌，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张澜聘请他担任文学系教师，四川的“五老七贤”就竭力反对①。有人说：吴虞不忠不孝，怎能教书?张澜反驳说：他在北大是反孔英雄，怎么不可以教书? “讲学自由嘛! ”②当时四川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封建保守的，成都大学别开生面，在四川开创了新的风气。对学生的学业，张澜要求严格，认真考查，鼓励勤学励行。对师生的政治信仰和社团活动不横加干涉。他提倡通过自由争鸣去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当时师生中形成了三派三社，一个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一个是鼓吹国家主义的惕社，一个是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派三社各自办有刊物，相互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学校每年拨出200元，资助这些刊物。张澜当然也有个人的倾向性，对进步思想、进步师生特别重视和关怀。他比较倾向社会科学研究社办的《野火》、《科学思想》和《定性分析》三个刊物，“不惜拿出自己的薪俸来津贴他们出版。”③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人刘愿庵来校参加辩论会并讲话，张澜带头鼓掌和叫好④。当时，北京大学受到北洋军阀的制约，国共两党都不好开展公开的活动，成都大学继北京大学而起，在西南独树一帜，很有民主自由空气。在这样一种空气中，使广大学生能明辨是非。全校有2000多学生，70%左右拥护社会科学研究社，参加健行社和惕社的各不到百人①。中共能在成大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这同张澜的办学方针不无关系。这时，张澜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进步，开始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陈毅、朱德等在万县具体领导民众开展反帝运动。成都的中共党员刘愿庵、张秀熟等人创办了《九五日报》宣传反帝，他们请张澜担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张澜欣然接受。1927年3月，英美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南京惨案，以图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刘湘等军阀竟不准四川人民对帝国主义抗议示威，且在重庆制造了镇压民众的“三三一惨案”。成都的中共领导人立即组织了后援会，声讨刘湘。张澜积极支持成大的学生响应。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成都也笼罩着白色恐怖，刘湘等欲镇压参加后援会的进步学生。张澜在7月14日公开发布了《校告》，尽力保护进步学生。《校告》中写道：大学为最高学府，“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②。

张澜想走一条“教育救国”的路，但这条路越走越窄，到1928年春就走不下去了。四川的反动势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开始向成都大学这座民主堡垒开刀，制造了血腥的二一六惨案。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月14日省一中的学生打死了反动校长杨廷铨，根本原因则是反革命派要实行捕杀共产党人的“清党”政策和打击张澜的进步活动。2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省一中和成都大学，逮捕了100多名进步师生，成都大学被捕者20余名。当局不加审讯，立即就枪杀了14人，其中有六名是成大的学生。14人中有四名并不是共产党员，成大的六名学生中也有一名不是共产党员，另一名才入党几天。这14人均与省一中事件无直接关系。第一个被枪决的就是曾与张澜在南充中学共事、深受张澜敬重的袁诗尧。他是成都高师附中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国民党左派刊物《准星》的主编。被枪决的成大学生之一钱芳祥是学生会总务长，曾为张澜争得办学经费出过大力，是张澜熟悉和喜爱的学生。另一学生胡景瑗，被抓时入党才十天，表现英勇顽强。张澜闻讯，十分震惊、愤怒。他立即找刘湘、刘文辉等交涉，要求马上释放被捕学生。2月19日，张澜悲愤沉痛地发表了致当局的辞职公函。他痛切地写道： “年来革命突进，政局屡变，政治无轨道可循，而教育实首受其弊。”他尖锐地指出： “办杨案必先严究该校之主凶，而后胁从之真伪乃分; 清共党必以事实为证据，而后私人之诬陷方免。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 “大学事前未接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予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①这份辞职信，实际上是对反动军阀的声讨和抗议。2月21日，张澜又去找了刘文辉等军阀，气愤地质问： “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刘文辉等以张澜是社会名流，才答应可以收尸。张澜立即安排人员把成大的六位烈士合葬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他说：这样可以使后人见着碑墓，知道四川军阀的野蛮残忍! 张澜提出辞呈后，广大学生和家长纷纷要求军阀让张澜复职，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同军阀的斗争。刘文辉等害怕出现更大规模的反军阀群众运动，只得假意向张澜道歉，并请他复职。3月12日，张澜接受了全校师生和各方人士的再三挽留，勉强同意复职，并发表了复职演说。他揭露当局以办杨案、清共党为借口残杀学生，根本企图是要用淫威来压制兵农工学商对军阀统治的不满。这种阴谋“不能不谓其计巧而手毒”。“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 ”他勉励学生“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与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号召大家向孙中山学习，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不要把“说得来三民主义四个字的人，便叫做革命同志”。学校复课后，一些还受到通缉的进步学生不能回校学习。张澜为了不使学生再受到摧残，又找当局交涉，要求取消“通缉令” ，同时也答应在成大的三个社团同时宣布解散。在这次事件中，张澜不畏强暴，主持正义，至此在四川人民中的声望更高了。

成都的“二一六惨”案是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革命派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张澜是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的，站在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残酷的斗争现实，粉碎了张澜“教育救国”的梦想，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大变化。在随后的二年里，他发表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之出路》等重要文章和演说，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他集中地批判了国民党新军阀所推行的 “党化教育”，公开宣称： “现代的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他竭力提倡民主教育，号召成大的师生： “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他强调研究学问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必害怕触及时忌。他指出： “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他还说： “我们不能抛弃了当前的实际，而只在书本子里研究陈说。”在张澜的教育下，成都大学虽然也笼罩在社会白色恐怖中，但许多进步师生仍坚持发扬了“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进步的精神”。张澜思想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他已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有了初步的研究和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跳出他原先主张的“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圈子，转而主张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他的锋芒是直指当时正在建立的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他在《中国学生之出路》一文中指出： “造成中国现在生产不能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之侵入。”“帝国主义为继续其自身底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的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的内战。”他得出结论： “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的势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他号召青年学生应勇敢地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写道：“中国学生对于这种改造环境开辟出路的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 “中国的出路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因而学生的前途，不在旧社会中，而在新社会中。”①

张澜的思想变化和他所发表的上述言论，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势必也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仇恨。1930年8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张澜的教育影响下，成都大学有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共产党员曹荻秋等在广汉发动的兵变，临行前这些学生把自己的铺盖行李书籍用品等寄存在成大的图书馆里。图书馆的负责人是张澜的秘书杜象谷。有人向反动当局诬告说，张澜、杜象谷同参加起义的学生有勾结。当局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加害于张澜，于是就向杜象谷开刀，把杜象谷逮捕入狱，目的还是借此打击张澜，欲拔掉他们的眼中钉。张澜当时因公在重庆，闻讯大怒，立即向刘文辉提出了严重抗议。经过反复交涉，才在三个月后将杜象谷保释出来，使杜免遭大难。1931年春季即将开学，反动当局又故意停发成都大学的教育经费，对张澜百般刁难。张澜忍无可忍，被迫再次愤然辞职，返回家乡南充。临行前他对教师说： “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超。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又说： “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 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民主革命的活动家，高瞻远瞩、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 反动当局摧毁了成都大学这座民主堡垒，但却从反面促使张澜走上了为民主而斗争的新高峰，即促使他在不久的将来建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一座更宏大、更坚实、更有影响的民主堡垒。

御蒋联共与“川人自保”

1931年春，张澜被国民党所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排挤出成大后，回南充任南充中学校长。这期间，他继续在教育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曾在南充中学设机械科，建机械厂，聘有专门技术者为教师，兴办职业教育，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呕心沥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惧日外交”，东北坐视沦丧并在国难当头积极反共、图谋四川。这不能不引起他深深的忧虑。

蒋介石自1927年在屠杀革命人民的血泊中上台之后，在疯狂屠杀共产党、“围剿”红军根据地的同时，为了剪除异己，扩充蒋系势力，与各个地方实力派进行连年不断的混战。此时，蒋介石谋划拉拢四川军阀杨森以实现其图川的野心。当时，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湘，见此形势恐祸延及己，又怕红军势力发展，有大难临头之感。刘湘原是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提拔起来的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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