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杨奇清人物传,杨奇清生平事迹,杨奇清评价

Posted 2022-05-04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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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杨奇清人物传,杨奇清生平事迹,杨奇清评价

(一)

杨奇清，原名杨淑清，1911年11月6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和兄弟姊妹共十口人。全家除耕种自有少量土地外，还租种地主的30多石田，艰苦度日。杨奇清自幼聪颖厚道，8岁上学，因家境贫困，时断时续，一有空闲就帮家里干活。因此，打柴、磨豆腐、编箩筐、打耙、扶犁，什么活计他都能干。

1926年平江大旱，全县饥馑，穷人没饭吃，地主却在仓里放着稻谷发霉。杨家告贷无门，只得用观音土拌野菜充饥。观音土消化不了，杨奇清腹胀如鼓，幸赖祖父从山里找来草药救治，才保住性命。杨奇清的母亲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年仅20多岁，就悲惨地离开了人间。社会的不平，亲人的惨死，在杨奇清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926年夏秋，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还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军。杨奇清的父亲杨益德和叔父、堂叔都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和父辈的影响下，杨奇清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担任儿童团团长和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率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协助大人们打土豪、查奸细。他坚定勇敢，机智灵活，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在一次禁烟斗争中，他有个堂叔抽鸦片，儿童团员们看是他的长辈不敢去查。杨奇清知道后毫不犹豫地说： “应当去，跟我走! ”他带着一伙孩子去了，命令把堂叔捆起来。可是堂叔个子很高，孩子们谁也够不着。他急中生智大喝一声： “弯下腰来! ”堂叔自知理亏，只好弯下腰来束手就捆。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紧接着国民党在湖南全省开始血腥屠杀。平江县国民党代理县长曹修礼与国民党驻军勾结，抢夺农民自卫军的枪支，捣毁农会、工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关闭所有革命机关，纠集土豪劣绅组成“拥蒋捧喝团”，秘密制定屠杀计划。这时，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郭亮秘密来到平江，召开中共平江县委紧急会议，决定将已掌握在中共秘密党员余贲民手中的县团防局、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平江县工农义勇军。6月19日，工农义勇军逮捕了曹修礼，平江县临时政府委员会宣告成立。不久，工农义勇军撤离平江，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了残酷的“清乡”。国民党驻军阎仲儒旅，伙同地主进行了大半年烧杀抢掠，群众称之为“阎王清乡”。共产党的20个区委及所属支部几乎全遭破坏。但是英雄的平江人民没有被吓倒，中共地下县委迅速恢复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并且组建了一支拥有800多人、300多枝枪的平湘游击队，多次组织暴动。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杨奇清经受了锻炼。1928年初，他参加了青年义勇队。一天夜里，他们与地方游击队配合，乘地主们在郑源祠堂祭祖时打了进去，把那班土豪劣绅抓起来，向他们筹粮筹款，并就地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者，狠煞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3月16日，中共平江县委罗纳川等组织发动了10余万群众参加的“扑城”。17岁的杨奇清是扑城敢死队队员。这天清晨，参加扑城的群众和游击队员化装成和尚道士、抬轿迎亲的、抬神还愿的、做小买卖的、跑江湖玩把戏的、走亲戚看热闹的等不同身分，涌进平江县城。攻城信号一响，城外的敢死队发起冲锋，杨奇清率先冲入城内，城内的人高呼响应，一时杀声震天，打得敌人措手不及。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率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黄公略率领的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在驻地嘉义镇先于20日起义。杨奇清在中共嘉义区委书记涂正坤和区委委员李克家的带领下，参加了起义。接着，杨奇清又作为向导，领着黄公略部经河泾、谢江、周方、恩溪、钟洞等地，于23日下午到达平江与彭德怀部汇合。平江起义后，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7月24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和各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杨奇清的父亲杨益德调乡苏维埃工作。7月27日黄昏，红五军撤出平江县城。杨奇清回地方游击队，在辜家洞、灶门一带坚持游击，组织暴动。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送情报，为游击队偷运食盐。

1929年初，经童干周介绍，杨奇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3月，游击队袭击岭川地主武装挨户团，杨奇清先行潜入岭川作内应。此战一举消灭了挨户团，缴获了60多枝枪。

1930年4月3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重返平江，经中共地方组织介绍，杨奇清参加了红五军。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后，杨奇清被分派到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7月22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县东门外天岳书院举行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进攻长沙誓师大会，军民欢腾。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23日战斗开始，三天打了四仗，红军以8000人打败了敌军3万多人，并乘胜打进长沙。杨奇清随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参加战斗。他虽然刚刚参加红军，但他作战勇敢，很懂得执行政策。在一次战斗中，他抓到一个俘虏，那俘虏跪求饶命，他见俘虏手里没枪，便问枪放到哪里去了，俘虏忙从草丛里取出枪来双手捧上，又掏出两块银元。杨奇清接过枪来告诉俘虏，红军要枪不要钱。随后又把那俘虏带到团部，给了他3元钱，要他回家，再也不要替军阀和土豪劣绅卖命了。

红军打进长沙后，杨奇清按照军团政治部的部署，到处张贴三军团前委发布的《告群众书》，刷写标语，散发《红军日报》，日夜奔忙。8月6日，三军团撤出长沙，向浏阳方向开进。部队到达平江时，有人对杨奇清笑着说： “恭喜发财! ”他笑道： “红军一切缴获归公。我只留了一个不倒翁作纪念。我革命的决心就像不倒翁一样。”杨奇清把这个小不倒翁保存了好多年。

8月23日，红三军团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成立红一方面军。8月24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再次进攻长沙。由于敌人已有准备，红军攻打20余日不下，9月12日撤围。杨奇清参加了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杨奇清的父亲杨益德被国民党逮捕。敌人为了获得平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对他施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一字未吐，次年5月15日，被敌人杀害于平江嘉义桐梓，三天不许收尸。同时被害的还有杨奇清的叔叔和其他四名党员。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杨奇清参加了这次反“围剿”战斗。战后，杨奇清从宣传队调一师三团三连任连党代表(后改称指导员)。他在宣传队工作期间，正值反AB团高潮，宣传队被抓走了好几个人。由于他对这些人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对当时那种乱捕乱杀十分反感。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杨奇清参加了强攻建宁之役。7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参加了全歼敌上官云相七十四师的莲塘战斗。1932年1月，三军团奉命夺取赣州，杨奇清在攻城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到后方红军总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先后任一所和三所指导员。半年后他伤愈归队，调任一师二团二连指导员。1933年1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金竹山伏击战中，杨奇清率部勇猛冲杀，解决了敌五十九师一个旅部的警卫部队100多人，活捉了旅长。

1933年5月，经团长李寿轩推荐，杨奇清进入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杨奇清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8月结业，先被分到红三军团一师任特派员，随后调军团保卫局任执行科科长。同年年底执行科改为执行部，杨奇清任执行部部长。从此杨奇清走上了保卫工作岗位，开始了他几十年的保卫工作生涯。

军团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巩固部队，保卫党和政府机关的安全，保卫首长，保卫机密，反对敌探奸细的破坏，防止叛逃事件发生。军团保卫局下设侦察、执行两个部。侦察部负责侦察情报和反奸防特; 执行部负责保卫首脑机关、首长的安全和人犯的追捕、预审、看押和处刑的执行。时值保卫战线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和干扰，在肃反工作中实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方针和方法，不正确地强调了保卫机关的独立系统和垂直领导，使各级保卫机关失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在工作中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不调查，不研究，轻信口供，不重证据，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搞逼供信;被审人被逼随意乱供，诬陷好人，审讯人又根据这些供词，乱捕乱杀。由于错误的肃反路线和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同志受到错误处理。这条错误的肃反路线严重地影响到红军内部，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反AB团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当时错误肃反路线的一个集中反映，许多好同志因被诬陷为AB团而被杀掉。

另一方面，当时保卫战线面临的敌情也非常严重。国民党在几次“围剿”失败之后，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苏区，从事破坏活动。

年轻的杨奇清对于当时错误的肃反路线不会也不可能有清醒明确的认识。但他秉性正直厚道，又是从基层连队上来的，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对实际情况了解比较透彻，因此他不热衷于错误肃反路线的那一套做法。他在一开始就注意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再下结论，审理案件十分慎重，显示了一个保卫工作者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 “围剿” ，战事十分频繁。当时执行部的人员很少，案子却积累很多，其中大多数都属于地方上的，而且案情都比较复杂。部队要经常行军打仗，不论什么性质的案件都必须快审快结，工作难度很大。杨奇清工作十分辛苦，但从不叫苦叫累，为了及时审清案件，经常废寝忘食，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但不论时间多么紧迫，他总是认真负责、细致踏实地工作，从不草率从事，不搞逼供信和打骂那一套。每次审问之前，他都要对案件进行细致的研究。发现证据不足或者案情有假时，他或到侦察部门去查问材料来源，或到发案单位及有关地方去调查落实，总要想方设法查个水落石出，最后才结案处理。他不仅自己不搞逼供信，而且还经常提醒教育他下面的干部也不要那样干。在战争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审讯人员的素质，杨奇清举办了三军团系统预审人员训练班。他亲自讲课，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对于要处以死刑或徒刑 (当时主要是做苦工) 的案犯，杨奇清尤为慎重，都要亲自审查全部案卷，严格掌握，决不草率。有个营党代表(后改称教导员)被打成AB团，很快就要拉出去枪毙。杨奇清听了他的申诉，觉得案情不实，立即亲自到那个营里去调查，士兵们都说他很好。杨奇清据实上报，终于使这个营党代表受到公正处理，制止了一起有关人命大事的冤案。在作战途中，有些新战士开小差，后来又跑了回来。有人主张处决，杨奇清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些人不理解我们党的政策。逃跑是可耻的，但也反映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都杀了头，打击面宽了，对我们并没有好处。而且这样的事，也不能光保卫局说了算，要跟他们所在连队的党组织商量。

杨奇清对证据确凿的敌人却十分坚定果敢，从不宽贷。1933年初冬，保卫局在抚州敌我交界地带抓到一个国民党侦探，罪应处决。因第二天要打仗当晚必须执行，杨奇清和另外两个同志把犯人带到一个深沟边沿，刚要动手执行，那个狡猾的家伙一下子跳进了深沟，他毫不犹豫也紧跟着跳了下去与敌人展开搏斗，那个执行的同志跟着也跳了下去。两个人终于制服了敌人，完成了任务，保卫了我军事秘密。

1934年4月，杨奇清改任侦察部部长。

广昌战役前，军团保卫局便衣侦察队出去侦察，碰到一个自称是蒋军家属的年轻妇女。侦察队员假称自己是蒋军被俘人员，要求她帮助他们逃走，她同意给予帮助。侦察队员据此便认为那位妇女不是好人，把她抓了回来。审讯中她承认曾答应给予被俘人员帮助，但对其真实身分只字未吐。后来又从她的衣角里搜出了一个小红五星，侦察队员以为她是杀了红军以假冒真的坏人。审讯了大半夜没有结果。杨奇清听了汇报之后，再三吩咐不得鲁莽，要耐心对待，她不供身分，其中必有缘故。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当侦察员把这个妇女带到广昌县保卫局时，局长一见便说： “怎么你们把我的侦察员也抓了呢?”原来这个妇女是广昌县保卫局的秘密侦察员，那个小五星是暗号。当时军队保卫部门有权处理地方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搞逼供信，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杨奇清经常以此事告诫他的部属，不能搞逼供信，也不要随便搞反侦察。

尽管杨奇清在保卫局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从不自视特殊。他没有那种特殊感、优越感、神秘感，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分扎根在群众之中。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些老同志回忆起来都感慨地说： “那时杨奇清还很年轻，他在 ‘左’ 倾路线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很不容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2月，红军进入贵州，杨奇清由侦察部又调回执行部任部长。为了保卫首长和首脑机关以及电台等要害部门的安全，维护通讯联络的畅通，杨奇清经常不避艰险，不畏饥寒，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为了给军团各级首长配备合格的警卫人员，他还乘战斗间歇休整的机会举办警卫员训练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忠于职守，在紧急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首长安全的优秀警卫人员。三军团的警卫工作做得比较出色，杨奇清出力甚多。长征途中，他还多次负责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遵义会议期间，三军团第六师在遵义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到蒋军吴奇伟部猛攻，处境危急。军团长彭德怀指示必须立即发电报给六师，但电台总是联络不上。那时军团部也遭到进攻，国民党军巳近在咫尺，电台也巳处于敌军火力之下。在此紧要关头，杨奇清临危不惧，带人守住电台，终于和六师取得了联系，使六师摆脱被敌消灭的危险，安全返回。

8月，红军到达巴西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巴西会议。杨奇清负责部署了巴西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会后，他又推荐跑得最快的预审员叶运高带领一个手枪班，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紧急命令送到驻在20里外阿西的邓发率领的中央第二梯队(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如谢觉哉、林伯渠等都在这个梯队) ，使这个梯队按时赶到巴西一同北上，迅速脱离危险地区。

在翻越大雪山、穿过水草地的艰苦行军中，杨奇清已是“有马之官”，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的同志骑，自己步行。一路上，他关心着每一个人。三军团保卫局钟枫爬雪山走不动了，杨奇清说： “你抓住彭总的骡子尾巴走。”使钟枫胜利过了雪山。走出草地不久，杨奇清见李月波发高烧，走不动，立即把自己的马给李月波骑。他在缺粮时把饭让给别人吃，在寒冷时把衣服让给别人穿，至今还为人称颂。

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奇清调红十五军团任军团保卫局局长。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他指示保卫部门一定要注意政策，对于地方上的敌人，只要不是特务和恶霸，都应以教育为主，不要杀头。1936年6月，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合组西征军向陇东进发，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并接应二、四方面军出草地，杨奇清负责西征军的情报工作。西征结束后，杨奇清仍任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主力进驻陕西三原、耀县一带。杨奇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在三原云阳镇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保卫干部训练队，即三原训练队。这个训练队既轮训在职的保卫干部，也吸收一些优秀的知识青年党员，对于提高保卫干部的素质扩大保卫干部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杨奇清不但要处理训练队的各项事务，而且还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他讲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常列举一些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案例，生动活泼，学员们非常爱听。每次讲课之后，他就和学员们一块吃野菜小米饭，睡麦秸铺。这个训练队的绝大部分学员，后来都成了保卫战线上的骨干。

(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25日，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和所属各师、旅设立锄奸部门。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锄奸保卫工作的上级领导机关为总部保卫委员会，最初由傅钟、陆定一、杨奇清三人组成，后改由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恒、杨奇清五人组成。锄奸部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巩固部队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杨奇清将其归纳为八个字： “锄掉奸细，保卫自己。”另外，在抗战初期，锄奸部还担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帮助地方政权建立公安机关的任务。

在全民抗战的新形势下，杨奇清在东渡黄河进军山西途中，一再教育干部要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部队行至晋南侯马，抓到一个原是国民党员的日本特务，证据确凿，决定公开处死并布告周知。布告稿把犯人的身分写为： “国民党员、日本特务”，杨奇清看后说： “只写汉奸就行了，这样有利集中矛头抗日。”刘伯承听了后称赞道： “改得好! ”

1937年10月，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八路军总部也移驻晋东南，杨奇清积极投身于反奸防特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建设工作。当时，日军猖狂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军政官员纷纷逃跑，地方政府陷于瘫痪，日伪汉奸特务乘虚而入，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国民党特务也利用统一战线乘机混入共产党、八路军，进行破坏捣乱。他们甚至和日特合流，直接接受日特机关指挥。杨奇清在八路军前方总部保卫委员会领导下，充分发挥军队锄奸保卫部门专职机关的力量，采取各种形式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侦察破案和群众反奸防特工作，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奇清对地方公安保卫工作的组织建设、干部配备、人员培训工作，也倾注了很大精力。1938年夏，他与一二九师锄奸部部长邱积成一起，详细研究了军队保卫部门如何帮助地方政权迅速建立健全各级公安机关的问题，以及军队和地方保卫部门协同作战等有关事宜，决定由总部和一二九师锄奸部为地方公安机关输送干部、培训人员。按照杨奇清的指示，野政锄奸部侦察队的20多名队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先后被抽调到地方担任各县公安局局长，成为保卫战线的骨干。

时隔不久，经过紧张筹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举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简称保训班) 和锄奸部支持地方政府在长治莲花池举办的山西省第五专署保卫干部政治训练队(简称政训队，后对外称“青岛部”) 先后开学。保训班由杨奇清亲自主持，谭善和、李月波等任教员，学员都是来自军队和地方的保卫干部; 每期三四个月，主要学习侦察、审讯、技术通讯等锄奸保卫业务。政训队由锄奸部派出的刘秉琳负责，专门培养地方公安保卫干部，设有侦缉、情报、审讯、总务四个股，还有一个保卫队，学员大都来自部队、牺盟会和其他进步组织，也有一些青年学生;主要学习锄奸保卫工作的基础业务知识。这两个训练机构不仅是培训教育机构，同时也是锄奸破案的实体，实行教育训练和实际工作相结合，以训练推动工作。杨奇清经常到保训班和政训队给学员们讲课。针对当时还存在的神秘孤立观点和单纯强调福尔摩斯那一套，他反复讲解中共的肃反路线和锄奸政策，特别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进行调查研究，占有材料，获取证据，坚决反对逼供信。这样讲，生动具体，与实际联系紧密，给学员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两个训练机构先后培养了数百名保卫干部，充实了根据地各级公安保卫机关，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公安保卫战线的中坚力量。

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厉行锄奸运动”，要求唤起前后方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意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的活动; 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加强锄奸教育; 设立锄奸部门，使奸徒无藏身之处。毛泽东强调指出： “锄奸运动应该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律看待。还需要注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的目的在肃清真正的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杨奇清对十年内战时期错误的肃反路线记忆犹新，衷心拥护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他先后在总部驻地和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保卫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并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要求各级锄奸保卫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照执行，凡是背离群众肃反路线的一切做法必须严加制止。

从1938年10月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一再声称“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在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始全面搜集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报。1939年1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妄图聚歼八路军主力。八路军前方总部决定成立两个纵队抗击敌人：一个纵队由彭德怀、左权率领，留太北地区;另一纵队由黄克诚、杨奇清率领，到太南地区。杨奇清兼任抗大一分校政委。同年10月，粉碎敌人围攻扫荡，杨奇清率部胜利回师太北，与总部会合。

1939年1月9日，杨奇清在《新华日报》 (华北版) 发表《加强锄奸工作》一文。文章总结回顾了抗战开始一年多来的锄奸工作概况和成绩，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敌特活动，提出了根据地锄奸工作的任务。他具体地历数了敌特利用封建组织、训练汉奸、派遣特务、毒化等进行破坏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根据地军民加强锄奸防特工作：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锄奸教育，使每个老百姓都成为“抗战中的侦察员”; 加强各县锄奸组织的教育训练; 加紧地方戒严; 加强户口管理; 防止敌人挑拨离间。实践证明，他的分析论断是正确的，提出的各项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在人民政权内设立保安机构或公安局。同时指示锄奸保卫部门要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以加强敌人内部工作。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在可能的条件下，成立专门部门，训练保卫工作干部。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中，强调党对保卫工作的实际领导，要求各级党委把这个部门视为党的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野政锄奸部部长的杨奇清，组织所属锄奸保卫系统的干部认真学习这些文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他要求各级锄奸保卫部门一定要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坚决肃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那种“独立系统，垂直领导”的错误做法; 一定要重视锄奸保卫工作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当时的战争环境，采取各种灵活方便的形式进一步加强干部培训工作;一定要采取措施，加强情报派遣工作。在杨奇清的领导下，野政锄奸部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不论是锄奸防特斗争还是情报派遣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派遣工作开展之初不少同志有思想顾虑，不敢大胆放手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杨奇清采取个别教育和举办小型训练班等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解除他们的种种顾虑，并对有关工作方针、策略以及打入敌内后如何立足和开展工作等问题给予具体指导。当时，重要的派遣工作大都由他亲自掌握，从派出人员的挑选、培训到具体工作方案的制订都亲自经手，连细微末节的问题都不放过。在杨奇清言传身教的带动下，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先后在武安阳邑镇和林县任村等地建立了派遣工作站，把数百名情报人员派往铁路沿线敌占区各大城市，渗透到日伪军、政、宪、特内部，本着长期隐蔽的原则，相机开展工作，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地下尖兵，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日伪军的一些重大行动大都为我掌握。这一工作，对八路军掌握敌情、清除潜入的特务间谍、配合部队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来组织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也都有重大影响。杨奇清对派出的情报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安全关怀备至，批评那些不注意保护干部和忽视干部安全的做法，教育那些不愿意在敌内坚持工作的同志认识在敌内工作的重大意义。有个干部在反“扫荡”中被日军俘去并取得了日军的信任。后来，这个干部借口有事回到根据地要求留下来不走，杨奇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们在那里起的作用大，有时能解决千军万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同志听了十分感动，又愉快地回到了日本人那里。由于杨奇清严肃认真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锄奸部的派遣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经锄奸部派出的人员，无论在同日伪还是在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大都能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有一位教导员被派到石家庄，在一次偶然事件中被捕，虽经敌人多次严刑烤打，但他始终只字未吐，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直至石家庄解放才被从狱中解救出来。

1939年5月，山东湖西地区①发生一起“肃托”案件。当时，地委和苏鲁豫游击支队某些负责人竟认为湖西地区党政军组织几乎全部掌握在“托派”手中，乱捕乱抓，诬陷冤屈许多干部，弄得人心惶惶。日伪军乘机破坏捣乱，妄图把湖西根据地搞垮。后来在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的直接干预下停止了“肃托”，制止了事态恶化，挽救了一批党政军干部，粉碎了敌人破坏湖西根据地的阴谋。杨奇清在9月间得知湖西“肃托”情况，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并按彭德怀的指示急电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对此案的处理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 (也称晋西事变) ，悍然下令“讨伐”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并镇压各地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阎锡山在军事进攻失败之后，又指使其特务机关策划暗杀决死一纵队的主要领导薄一波等人。杨奇清奉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前往一纵队驻地，采取防范措施。他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与决死队政治部商讨了按照八路军的体制在决死队各部全面建立政治机关和保卫工作、选调干部到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政锄奸部保训班培训，以及彻底清理阎锡山的政工人员和特务分子等问题。杨奇清此行，不仅挫败了顽固派的暗杀阴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决死队部队的建设和巩固。后来他还派黄天祥等前去协助落实有关建立和加强保卫工作的具体事项。

“十二月事变”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愤恨极大，决死队的锄奸保卫工作曾一度出现“左”的倾向。杨奇清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疏导和制止。他经常教育有关工作人员说：对敌人的特务活动要有正确的估量和认识，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过分夸大。混入我们内部的特务奸细毕竟为数不多。以为“特务如麻”，把什么问题都归诸敌人的破坏，必然误中敌人陷害好人的奸计，伤害好人，犯扩大化的错误。在锄奸工作中一定要分清问题的性质，正确执行政策，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做到不放过一个特务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为此，必须加强侦察工作，决不能以审讯代替侦察，更不能轻信口供。在杨奇清和野政锄奸部的具体指导下，决死队的保卫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1939年12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专门召开情报工作会议，指令其特务机关“要向共产党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共产党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进一步加紧对共产党 (军) 的调查研究”①。1940年，日军又提出，“在1941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②。1941年，日军又进一步提出，“要彻底肃正华北治安，依靠武力讨伐不可能取得成效”，“必须统一发挥多元的综合措施”，“破坏共产党组织……中枢机关为主要”③。日本特务机关大力加强特务的训练和派遣，八路军前方总部成了他们破坏的重点。有一段时期，总部驻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桐峪一带，特务分子活动相当猖獗。他们有的钻进民兵组织，有的以行医为掩护，有的以在寺庙里出家念佛为遮盖，建立特务组织，收买革命队伍内部人员，甚至组织地下维持会。他们造谣惑众，搜集情报，袭击机要通信员，劫取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盗窃枪支弹药，投毒暗害，还有的直接为敌人带路，指引轰炸目标。

为了确保八路军前方总部首脑机关和首长的绝对安全，杨奇清领导锄奸部和驻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方面狠抓驻地群众锄奸小组和公安员的组织建设，发动群众严密防范，堵塞漏洞，另一方面派出专人协同地方公安机关组织侦察破案，先后破获重大案件多起，予敌以沉重打击。1942年底，一个日伪和国民党合流的特务组织指使潜伏在总部驻地附近的一个女特务，拉拢收买警卫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总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调查，很快就顺藤摸瓜一举捕获了全部案犯，使敌人阴谋彻底破产。

杨奇清一向关心爱护干部，工作上要求极为严格，生活上关怀备至。1940年秋，一二九师新四旅锄奸科科长寇庆延身染重病，杨奇清前去看望，还要爱人肖彬步行十几里把自己当月的全部津贴送给寇庆延，让他买点营养品滋补身体。寇庆延至今常说： “5元钱今天说来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却是他一个月的津贴啊!对我说来简直就是救命钱! ”

1941年初，为加强群众性的锄奸防特工作，锄奸部决定组织锄奸网，罗瑞卿主任指示要制订一些条例。杨奇清主持制订了《抗日根据地锄奸网工作条例》和《网员须知》，把抗战以来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政策条例化、制度化，大大促进了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审查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后，杨奇清在4月间主持草拟并下发了《对嫌疑分子问题的通知》。他强调在清理工作中一不能有麻痹思想，二要相信经过战争考验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务必做到不放松一个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以及挑拨军民关系的一系列谰言，杨奇清还在陟县晋冀豫区党委机关专门作了《关于国民党特务问题的报告》，详述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后来，地方公安机关还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下发了《国民党特务活动及我们对策的指示》。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桐峪召开。杨奇清部署了这次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宣告成立，边区公安局同时组成。在具体确定地方公安机关工作方针任务职能范围时，杨奇清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同年秋，晋冀鲁豫根据地各县县委先后成立保卫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县的锄奸防特工作。

11月黄崖洞保卫战之后，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囚笼政策”，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广泛组织武工队，开赴敌占区开展斗争。杨奇清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前总委派，率前总直属机关工作团深入武安北部地区，协助县委部署反“蚕食”斗争。他和工作团的同志们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争取胁从分子、失足者结合起来，并相机加强情报派遣工作，内线外线相配合，仅半年多就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斗争经验。彭德怀对武北地区反“蚕食”斗争经验极为重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地区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出了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反“蚕食”斗争的重要方针，加以推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精神，杨奇清于1942年初在野政锄奸部设立了研究室，自己兼任主任。该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侵略军、宪兵、特务等部门的情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同时通知华北各区锄奸保卫部门，建立敌占区点线工作，打入敌内搜集情报，使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战略要地的情报派遣工作大有进展。

1942年5月，日军采取用“铁壁合围”，陆空配合向太行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发动大“扫荡”。25日激战终日，彭德怀、罗瑞卿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冲出合围，左权牺牲。罗瑞卿率部至武安与杨奇清会合时，敌紧追而来，形势十分危急。杨奇清镇定自若，立即指挥总部警卫部队和当地的武工队展开狙击。直到掩护罗瑞卿等安全转移，并把老百姓和怀孕行动不便的爱人肖彬掩藏到山洞里之后，他才冒着枪林弹雨，杀出重围，收集冲杀出来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边打边转移，与总部会合。

1943年1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通称温村会议) ，邓小平做了题为《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强调指出要“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温村会议之后，杨奇清主持召开了全军锄奸工作会议，贯彻温村会议的精神，还特别讲了有关嫌疑分子的问题。他强调确定嫌疑分子必须非常严肃，决不能捕风捉影乱加怀疑。绝对不可将怀疑当作事实，写成材料，装入档案。凡是入档的材料必须按规定经某一级党委批准。他还提出，保卫干部要敢于站出来保护好人，即使这个人受冤而死，也要敢于为他说话为他翻案。杨奇清还举了一个实例：晋冀鲁豫边区有个干部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过反动组织，在刑讯逼供下承认了一些莫须有的罪行，被判处死刑，并且牵连了不少人。后来有位同志看了案卷，觉得疑点甚多，向杨奇清提出，经向罗瑞卿汇报，进行复查，果然证明是一宗冤案。杨奇清要求与会者以这个案例为鉴戒。他这样教育干部，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也这样身体力行。对于中央社会部通报的某些干部问题，他也总是坚持唯实不唯上的原则，稳妥地予以处理。为此，杨奇清虽不止一次地遭到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批评，但是八路军前方总部许多曾被认为是嫌疑分子、经杨奇清澄清是非予以释疑的干部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1943年3月，杨奇清被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调回延安汇报工作，4月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这年夏秋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在审干中康生搞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10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更加审慎的政策。但是，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受延安审干做法的影响，抢先进入审干，掀起所谓“坦白运动”，也发生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的许多好同志，特别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员被打成特务、奸细、反革命分子，野政锄奸部的一个科长和野司特务团的参谋长因不堪忍受，相继自杀。杨奇清当时在延安，他领导的野政锄奸部中大多数同志被整成特务或有反革命历史的坏人。1944年1月，杨奇清学习未结束时，毛泽东召见杨勇、舒同、杨奇清三人，要他们回前方纠偏。杨奇清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部长，在邓小平、滕代远领导下，着手纠正整风运动中的错误。他一到前总驻地，就有不少同志向他诉说整风中挨整的情况，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杨奇清废寝忘食，和审干人员一同深入到各个单位开展调查研究，看材料，听汇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对待本人的申诉，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很快查清了绝大部分人的问题，凡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其中被拘押的一律予以释放。对于各单位送交保卫部门看管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也组织力量进行了清理，绝大部分也都证据不足得到了解脱。4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九条方针，总结整风审干的经验教训，并给蒙受冤屈和打击的一大批干部宣布平反。会后，杨奇清又专门为总部特务团的领导干部开会，说服一些同志给在整风中挨整的同志赔礼道歉，清除了相互之间的误解和隔阂，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在甄别处理总部直属机关整风错案的同时，杨奇清对地方上整风中发生的一些偏差错误和重大案件，也给予很大关注。他组织查清了小学教员集训中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案”，使绝大多数教员得以解脱。有个审讯单位变相逼供，给“犯人”的菜里放很多盐，不给水喝，促使被审者招供。本来这是极其错误的，而他们却还当作“先进”经验想加以推广，受到杨奇清的严厉批评和制止。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开始发起局部反攻。晋冀鲁豫边区部队连续发动攻势作战，根据地不断扩大。为了为抗战胜利后锄奸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转变作准备，杨奇清对情报派遣和敌伪军的工作抓得很紧。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杨奇清要求各级保卫部门必须把工作重点由日伪方面转向国民党顽固派方面，明确提出情报派遣工作要充分运用根据地的力量和原有的工作基础，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全面内战。当时上海、天津、北平等地的大批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奔根据地，杨奇清派这批同志中的不少人回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派出人员争取了石家庄警察局一个管档案的，弄到了敌人搞的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材料和黑名单，使中共地方组织得以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上党战役发起，杨奇清指挥所属虏获敌大批文件资料。10月，邯郸战役发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1万余人起义。杨奇清派人参与了起义部队的整训，在军政大学受训的起义军官纷纷要求为人民服务，军大保卫部根据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情报策反任务，遣送他们回蒋管区，为以后解放战争期间大规模蒋军起义及整训起义部队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士兵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经验。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之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部队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四纵队。其中第四纵队的作战任务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杨奇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7月胡宗南部从晋南北犯，与阎锡山部配合南北夹击，企图打通同蒲线南段，占领晋南地区。陈赓将军率领4纵在闻喜、夏县战役中予敌重创。9月下旬在浮山官雀战役中，我4纵又获大胜，全歼胡宗南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整编第一旅。杨奇清参与指挥了官雀之战。他亲自深入战斗第一线，详细介绍敌情，进行战前动员，部署侦察，巧设奇阵，深得基层指战员的拥戴。他还大力号召指战员们在战场上注意搜集敌人的文件资料、片纸只字。他说： “切不可小看那些旧纸片片，有时那些不起眼的纸片片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此役俘虏了大批蒋军士兵，缴获了许多新式武器，杨奇清在抓俘虏兵政治教育的同时，还从俘虏兵中选了一些素质好的机炮手当教员，举办了榴弹炮炮手训练班。不到两个星期就培训出一批机炮手，解决了利用缴获新武器装备自己的问题。

1946年11月，四纵奉中央军委命令，越过同蒲铁路，准备西渡黄河，参加陕甘宁边区作战。后因形势变化又折回来，先后参加了吕梁战役、汾 (阳) 孝 (义) 战役，重返太岳区安泽一带休整。此时，地区公安机关和安泽县公安局正在复查一起“三青团”案。这起案件几乎把全县绝大多数干部和小学教员都打成了三青团分子，搞得人心惶惶。大量的材料证明这是一起假案，但一些同志认识不一，看法严重分歧，给复查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杨奇清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使许多受冤屈的同志都得以解脱。

1947年，杨奇清调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他领导全区保卫干部大力开展各项工作，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并为胜利后建立人民公安保卫机关作了必要的准备。

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杨奇清主持了这次会议，滕代远、薄一波出席并作了重要指示。会议通过了《三月保卫工作会议决议 (草案) 》，还决定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准备战略反攻。

4月10日，针对“还乡团”和“复仇队”等反动武装在解放区边缘地区进行破坏的敌情，杨奇清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边缘地区武装反特斗争，粉碎顽伪特务“还乡团”阴谋活动指示》，由中央局社会部下发各部队和地方机关。3、4月间，蒋介石派人到山西长治汪村，对在那里整训的原高树勋起义部队的军官们进行策反。整训人员汇报：高部一些军官有阴谋叛变迹象，敌情比较严重; 并说部队驻地的饮用水源有人投毒，已有一头牛中毒死去; 还说起义部队已经出现了名为“华岳纵队”的反动组织。杨奇清冷静审慎地引导办案人员深入查证，原先的疑点一一被否定：那条耕牛是食有毒植物致死;群众交来的“毒物”经反复化验并不含毒;“华岳纵队”是一个下级军官被逼招供、串连坦白，实际上并不存在。杨奇清亲自向高树勋通报了情况，同时指示在神泉办训练班，对起义军官集中进行了教育审查，处理了少数确有问题者，使绝大多数解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不到半个月就全部结案，从而稳定了起义部队。后来这支队伍打仗非常勇敢，攻打邓县时首先登城的就是该部的战士，中央曾予通报嘉奖。

杨奇清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不论是讲话还是下发的文件都要考虑再三，字斟句酌反复讨论修订。1947年7月，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下发的几个有关解放区公安保卫工作的文件，都是几经他亲自修改最后才定稿的。在杨奇清主持领导下，晋冀鲁豫侦察情报部门改变了分散交叉互相抵消力量的状况，统一部署指挥，使情报派遣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不少派出人员深入敌人心脏，占据了要害岗位，有的甚至当上了军统的组长。他们利用职业掩护获得了大量情报，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高度评价。这些情报资料不仅直接配合了军事斗争，及时打击了敌特的破坏活动，而且还为后来接管城市、清扫残敌提供了许多方便。如徐州等一些重要城市的城防工事图，都是派出人员利用各种条件获取的。开封市敌人有4部电台，情报站按照杨奇清的部署，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弄到手中。对从新乡沿平汉线往北一直到石家庄，各大据点的政治经济情况特别是敌特机关和警察局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了如指掌。这些地方一解放，这些情报就发挥巨大作用，为迅速建立新秩序扫清道路。

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后，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和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滕代远兼任部长，许建国、杨奇清任副部长。9月，华北局社会部召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合并以来的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华北地区保卫工作的总方针为：健全组织，肃清匪特，巩固秩序，配合作战。要求各级保卫机关巩固农村面向城市，大力加强治安工作、侦察工作和情报工作，培训准备干部，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向全国革命的胜利迈进。这次会议还专门部署了对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会议结束时，杨奇清作了总结，根据当时强调集中统一的精神，他特别着重阐述了贯彻集中统一的重要意义，要求保卫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要走群众路线，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反对孤立主义; 要实事求是，重证据不重口供，反对逼供信，反对乱捕乱杀。他还专门提到有关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的处理问题，指出如无破坏非法活动者，应本着分化改造争取教育、团结多数的方针，举行登记，从劳动生产、执行法令诸方面给予定期考察，切忌树敌过多。后来全国各大中城市解放后对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实行公开登记的做法，就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发展来的。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第一兵团围攻山西省城太原，上级决定杨奇清出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他立即选调了一批城工干部、保卫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训练，初步掌握太原敌情和社会情况后，开赴太原前线。为了检验同志们对太原敌情的熟悉程度，他在途中还仔细考问这些同志有关太原各特务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和其他情况，大大促进了同志们研究分析敌情的积极性。平津战役揭开序幕以后，按中央战略部署，暂停进攻太原，杨奇清奉中央电令离开太原前线，仍回华北局社会部，作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参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开的专门会议，同谭政文、许建国等人共同筹划研究进城接管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华北局社会部副部长许建国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杨奇清率华北局社会部全体工作人员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名义开展工作。在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北平市公安机关和中央领导机关警卫机构的组建工作，为清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污泥浊水，深挖敌特潜伏组织，稳定社会秩序，开创新中国城市公安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杨奇清特别着重抓了隐蔽斗争。他一进入北平，立刻就派华北局社会部二室主任李广祥深入到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协助开展侦察和情报工作。他本人经常到那里去听取汇报，了解侦察破案和搜捕残敌的进展情况，并直接部署破获一些重大案件，摸索如何适应城市特点开展侦察、情报和各项公安业务的具体经验。另外，针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特殊情况，杨奇清与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根据天津等地经验，部署北平市公安局对军警宪特等旧人员进行公开登记，集中学习，分别审查，妥善处理，这一措施对稳定北平社会秩序，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迁入北平，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杨奇清专门调派了一些同志去筹备组建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机构，并一再教育警卫人员不得疏忽大意。进城之后，毛泽东住在香山。一天晚上，中央警卫师师长给杨奇清办公室打电话，说毛泽东住地附近发现一个身带“独眼龙”手枪的可疑人。接电话的一位年轻秘书，没有及时向杨奇清报告。第二天早上那位师长又来电话说，周恩来已过问过此事。这位秘书才赶紧报告杨奇清。杨奇清听了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说：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马上报告?你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吗?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要他认真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杨奇清立即召开会议，商量采取紧急措施。当这一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后，他又亲切地对那位秘书说：“我早晨急了一点，但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那里出点什么事，那还了得?今后对这类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宣布成立，罗瑞卿任部长，杨奇清任副部长。公安保卫具体业务工作由中央社会部划分出来，由军委公安部主管。杨奇清协助罗瑞卿，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述，筹划全国性的公安保卫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杨奇清参加了这次会议，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罗瑞卿领导下，杨奇清亲自组织了这次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主持制定了开国大典的保卫方案。他不仅细致地审查了方案的细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在9月30日夜里还实地检查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上天安门的路线和各保卫工作人员的具体岗位。由于中共北京市委深入动员，罗瑞卿、杨奇清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北京市广大公安干警辛勤工作，坚守岗位，30万人参加的盛典进行得非常顺利，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四)

1949年10月15日，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 (即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 在北京召开，杨奇清积极筹办并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情况汇报，交流了工作经验，讨论了全国公安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当前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部署了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的组织建设。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确定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肃清残余反革命势力，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 杨奇清为副部长兼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其后，他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随后各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建立。

建国之初，杨奇清是公安部唯一的副部长。他是罗瑞卿部长的得力助手，协助罗瑞卿领导全国公安干警，依靠人民群众，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加强对敌斗争和治安行政管理，胜利进行镇反、肃反运动，教育改造罪犯和地富反坏分子，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国民党有计划地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分子依然存在。他们伺机进行捣乱破坏，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杨奇清主管政治保卫和侦察情报工作，根据中央的部署，协助罗瑞卿指挥全国公安侦察部门首先向残余反革命势力发起强大进击，集中搜捕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深挖了潜伏特务组织和间谍分子;与此同时，还部署各地进行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及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肃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杨奇清还参与领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清匪反霸、打击流氓盗窃、禁绝烟毒、封闭妓院、取缔赌场、配合民政部门收容游民乞丐，建立革命新秩序，全面建设和开展各项公安业务工作。

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周恩来和罗瑞卿直接指挥下，杨奇清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成功地组织了毛泽东访苏专车的保卫，开创了我国的专车保卫工作。1950年1月周恩来赴苏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和2月间毛泽东、周恩来回国时的专车保卫工作，也都是杨奇清负责组织的。尽管当时从北京到满洲里火车要运行6天6夜，沿线的治安情况也不很稳定，但由于专车保卫人员和全体列车工作人员高度警惕，严格按照保卫方案行事;铁道部门和沿线居民同公安干警密切配合，这三次繁重的专车保卫任务都得以圆满完成。通过这三次实践，杨奇清指导有关同志总结经验，制订专车保卫守则，加强了警卫机构的建设，为我国的专车保卫制度进一步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当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之际，突然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中共中央要公安部限期破案。杨奇清在组织毛泽东访苏专车保卫的同时承担了这一任务，亲自组织侦破。他指挥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市的侦察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不到两月就如期将这个号称“万能台” (台长、报务员、译电员全由一人担任的电台) 的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挖了出来，缴获了电台、密码、手枪等大批罪证，主犯计兆祥束手就擒。这是建国初期破获的第一部潜伏台。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又发现一潜伏台和台湾当局联系。杨奇清再次组织天津、北京和河北的公安机关，乘其立足未稳便一举破获。这就是国民党保密局专事搜集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抗美援朝情报的“天津特别组”潜伏台，主犯秦应麟等一干人犯全部落网。

为了适应隐蔽斗争的特点和需要，把原来适应农村环境的工作部署和方法，迅速转变到以城市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杨奇清在组织进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同时，倾注很多精力于侦察工作的基础业务建设。在杨奇清的指导下，各级公安机关的侦察部门，从系统调查入手，开展专案侦察，运用秘密力量，铺设“外线”，进行技术建设，建立业务档案，在很短的时期内就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以后的侦察和情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50年起，杨奇清协助罗瑞卿召开了一系列专业工作会议，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基础建设，并且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4月，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研究经济保卫工作的情况，确定经济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形式等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保卫工作必须在实际上接受党委直接领导这一极为重要的方针。这次会议在公安保卫工作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月29日，杨奇清在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上专门汇报了全国经保工作会议的情况，强调对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反动分子必须严加惩办，对一切反革命活动的首要分子应厉行镇压，必须加强经济保卫工作，提高警惕，以免国家财产遭受损失。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同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也跃跃欲试，妄图卷土重来。杨奇清提醒各级公安部门，一定要注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和新动向。7月6日，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关于密切注视匪特活动加强侦察保卫工作的指示》。同日，公安部召开首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并解决了公安机关治安行政部门的职责和建警等重大问题; 研究并草拟了治安行政管理的各种工作条例。这次会议还确定当时治安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政府法令，取缔与镇压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同盗匪、流氓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事故作斗争，采取各种措施整顿恢复社会秩序。8月25日，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杨奇清和陈龙筹备和主持了会议。会议详细地分析了全国解放后的敌情，总结了前一段侦察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确定了侦察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专门机关必须和广大群众相结合;重点解决了侦察工作使用秘密力量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对以后几十年的侦察工作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杨奇清在这次会议上还专门就侦察干部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要求侦察干部下苦功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和现代化技术。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部署贯彻执行“镇反”指示。会后，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集中扫荡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杨奇清强调要注意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反对草率从事，特别是在捕人杀人问题上，尤为慎重。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作为总政保卫部部长，杨奇清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为会议题了词。会议讨论确定了全国解放后军队保卫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若干具体问题。1951年5月10日，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确定镇反工作从现在起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6月，杨奇清带领工作组到华东地区上海、无锡、南京等地考察“镇反”运动开展情况，并向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央作了汇报，建议再次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力争做到既坚决彻底又慎重稳妥。接着，他又派刘涌带一个小组到安徽的合肥、巢湖地区了解镇反情况。后来他到中南地区考察，发现一些地方有“左”的倾向，及时提请有关部门注意纠正。

1952年4月，杨奇清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南地区毗邻港澳，情况复杂，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特务破坏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南地区又是即将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不论是对敌斗争还是经济保卫，任务都很繁重。杨奇清在中南工作期间，狠抓全区各项公安业务建设，整顿侦察队伍，组建经济保卫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加强干部培训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使中南地区公安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杨奇清到中南工作的时候，正值全国开展“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运动后期，不少同志担心火烧到自己头上，思想很不稳定。杨奇清到任之后首先着手解决“三反”运动的遗留问题。他一方面深入到干部当中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逐个落实揭发出来的问题，凡情况不实的，一律予以纠正。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对此很满意，对杨奇清说： “你们处理得很好，很好! ”

1952年夏秋间，杨奇清针对侦察队伍幼弱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在隐蔽斗争中克敌制胜，必须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专案侦察队伍。他详细地讲解有关秘密力量的建设、专案侦察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做法，使大家掌握隐蔽斗争的战术。在杨奇清的直接指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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