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张际春人物传,张际春生平事迹,张际春评价

Posted 2022-05-04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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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张际春人物传,张际春生平事迹,张际春评价

(一)

张际春，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笆篱堡罗轸洞谢家村。他出身贫苦，家中虽有一点薄田，但年年入不敷出，主要依靠父亲租种地主和公堂的土地养家。

张际春六岁时，父亲送他去读私塾，十五岁入初级小学，十七岁考入县城高级小学，二十岁时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这期间，常因路费和学费筹措不得而中途辍学。

张际春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政局激烈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人民开始觉醒，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一天天深入，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张际春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逐步觉醒，向往革命。一九二二年四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在三师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他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远大的理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是实现这种伟大理想的唯一道路，我们青年人应该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张际春的心弦。他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理想。从此，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①，并积极靠近党组织，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一九二三年，三师的党组织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刘智远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三师的教工和学生分成了“驱刘派”和“挽刘派”，张际春和张经武、曾希圣、任云甫等进步学生，都属“驱刘派”。一次，刘智远从长沙返回衡阳，“驱刘派”打着校旗，拿着驱刘传单，西渡湘江到刘的住所，反对刘智远返校。可是，“驱刘派”返校后，“挽刘派”又打着校旗，渡过湘江，欢迎刘智远返校。“驱刘派”师生十分义愤，立即派出由张际春等组成的“请愿团”，到长沙省教育司交涉，并组织起来，把守校门，使刘智远在长达一星期的时间内入不了校门。刘智远电告省教育司求助，教育司派特派员梁铸球到衡阳进行弹压。梁铸球以武装驱逐“驱刘派”学生，护送刘智远返回学校，并张贴布告，开除“驱刘派”五十三名学生的学籍。“驱刘派”再次派出“请愿团” ，到长沙向湖南省当局请愿并抗议，张际春参加了“请愿团”的斗争。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活动，得到水口山和安源煤矿工会组织的支援。斗争坚持到暑假以后，谭延闿的部队从广东开到衡阳，答应被开除的学生全部转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这一事件才告结束②。

一九二五年夏，张际春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实行第一次合作，湘粤两省的工农运动正逐步发展。张际春返回宜章后，先在本乡初级小学任教，兼办农民协会;后到满塘张家完全小学教语文。这期间，他与同事张登騵等组建了国民党区党部，张际春任常务委员。他们还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夜校，进行反对北洋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张际春与张登騵二人在宜章县城，由李佐民、高静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张际春在县立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教，同时担任新改组的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 在共产党内担任女师党小组组长，兼作学生工作和教师联合会的工作。他还在党所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东江普宁农运》课，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二)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宜章，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张际春、张登騵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李兆甲等都遭到敌人通缉。张际春在县城无法立足，返回家乡隐蔽，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由广东进入宜章境内。张际春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农民暴动，策动民团倒戈，配合朱、陈部队攻打宜章。

宜章起义成功后，朱、陈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宜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宜章县的工会、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等，很快恢复和组织起来。张际春奉调进入县城，担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县农民协会秘书长。这时，国民党宜章县保安队邝镜明部，逃踞临武县水东镇，伺机捣乱破坏。张际春等率领农民自卫军驱逐了这伙敌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军队从广东进攻湘南。张际春随宜章工农武装改编的、以胡少海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在朱德. 陈毅统一率领下，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转移，四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合编后，张际春先在三十二团党委会工作，后调到二十八团党委会工作。三十二团是由活动在当地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张际春遵照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的指示，在团党代表的领导下，深入连队，同士兵共甘苦，向士兵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期间，他曾参加了粉碎敌人“进剿”和“会剿”湘赣边界根据地的多次战斗。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直属部队和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因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粤北进军，张际春随二十八团行动。进军部队打下福建长汀后，正式编成三个纵队，张际春调到由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编成的第二纵队，任宣传科长。这期间，他参加了江西的瑞金、于都、安远、广昌、永丰，闽西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漳平、龙岩，粤北的梅县、丰顺、大埔等地的战斗和群众工作。

一九三○年夏，张际春调任红四军秘书长。部队从闽西、赣南经兴国北上，在樟树镇打败敌王捷俊旅，然后西渡赣江，经清江等地抵南昌以西，攻打牛行车站，以纪念“八一”。此后，部队西进，往高安、上高、万载等地，抵湖南浏阳县文家市，与以黄公略为军长、蔡会文为政委的红三军等部会合，共同围歼文家市的敌人，击毙敌混成旅旅长戴斗垣。接着，乘胜向长沙挺进，与彭德怀所率红三军团五军、八军一起，再次攻打长沙，围城半月未攻下，我军自动撤退。红四军经株洲、醴陵、萍乡等地回到赣西，攻克吉安，取得大胜，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张际春参加了成立省政府的通电起草等工作。

同年秋，张际春调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长。部队渡过赣江向东，称东路军，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宁都，广昌等地区活动。十二月，张际春调到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 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春，张际春又调任红三军秘书长。部队在江西藤田、谭头、东固一带，一边整训，一边做群众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时，敌机施放毒瓦斯，张际春在去教导队上课的路上中毒，后经治疗痊愈。敌人开始第二次“围剿”后，张际春随部队从江西吉安的富田打起，向东横扫，经乐安、广昌，直至福建的建宁，历时半个月，席卷七百里，活捉敌师长公秉藩，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 的胜利。

此后，张际春调到以曾士峨为师长的红四军十一师，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一到职，就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部队从兴国的莲塘一带打起，追击敌韩德勤部，进到高升一带，与敌广东部队蒋光鼎、蔡廷锴等部接触，激战竟日，伤亡较大，晚间撤出战斗，师长曾士峨负重伤后牺牲。部队在兴国地区短期休整后，继续战斗，于夜间从敌人的空隙中穿过，绕到宁都的黄陂，包围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歼其大部。接着，回头追击西线撤退之敌，放过蒋、蔡部，在方石岭将韩德勤部消灭过半。经过连续持久地作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十一师和十二师合编为红十一军，张际春任军政治部主任。部队根据毛泽东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的指示，开往赣东石城一带，打土围子和拔除山寨，以消灭苏区内的白点; 同时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初，张际春调任红四军十三师(十二军三十五师改编)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先在瑞金壬田一带整训，后围绕打赣州城的任务，经于都、信丰边境进到赣州西的唐江圩驻守，一面发动群众，一面保障打赣州的侧翼。结果，因敌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增援，赣州未克;部队经南康、信丰边境返瑞金一带，集中待命。后来，由红三、四军和以左权任指挥兼政委的红十五军组成东路军; 十三师改名为四十五师，归十五军指挥，张际春仍任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向闽西、闽南前进，参加了龙岩、南靖战斗，并以南靖县的山城堡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同年夏，部队回师，经武平、会昌进到南雄地区，歼灭敌广东部队一部，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

不久，四十五师划归红三军指挥。部队经信丰、宁都、兴国一带，向北前进，配合五十五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攻克宜黄城，歼灭了守敌。以后，部队又划归红一军团指挥，番号改为三十一师，张际春仍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经南丰、广昌地区，进到抚州以西之浒湾、枫山铺一带，迎击敌吴奇伟的九十师，歼其大部。十二月，部队在黎川进行整训和改编，张际春调到以李卓然为主任的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后兼任军团裁判所所长。

张际春在红军中是一名很出色的宣传家。他谦虚谨慎，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频繁作战、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张际春主办了军团油印的《战士报》。为了办好报纸，他经常深入连队，与基层干部、战士谈心，了解他们对报纸宣传的想法和意见，以改进工作。一次，他和李卓然下连队，发现战士们很喜欢听《三国演义》、《水浒传》上的故事，喜欢猜迷语。张际春根据这些意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报纸上宣传战斗任务，鼓舞斗志，密切军民关系，使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还经常到前线了解战斗情况，以第一手材料，及时写出战地通讯和评论，鼓励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在艰苦斗争环境里，张际春对开展部队的文娱活动也很重视。为此，他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自编自演《庐山之雪》讽刺剧的建议。当时，政治部的同志们都没有编过剧，也没有演过戏。他自告奋勇带头参加演出，结果，演出很成功，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而推动了部队文娱工作的开展。

一九三四年初，张际春调到第二步兵学校 (即公略学校)，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张际春因为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受到排挤和打击，在六、七月间即改任步校训育处副处长。由于大家对他了解，不久，又调到红五军团任宣传部长。十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中，张际春一直跟随全军的后卫部队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行动，主要是协助部队进行宣传鼓动、部队收容和筹粮等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为摆脱蒋介石十几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当我军渡过赤水，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察觉敌人巳在长江沿岸布防。毛泽东决定红军迅速二渡赤水，回师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张际春奉命带着一部电台到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传达军委要该团停止前进、准备战斗的命令。他召集李屏仁、张南生等几位团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落实军委命令，并直接组织指挥战斗，胜利地完成了防御阻敌、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秋，张际春奉命随刘伯承组织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他任高级指挥科主任教员，负责政治课的教学工作。一九三六年五月，第二次北上过草地时，张际春代理“红大”政治部主任。在这期间，他与刘伯承等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深入到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继续北上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十一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大学合并，改编为红军大学第二校，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调张际春到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一队学习，并担任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

(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际春从“红大”毕业，先留校政治部工作，后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 八月，调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太原失守后，党中央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保卫黄河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成立绥德河防警备区，张际春于十一月调任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绥德特别区委委员。警备区所辖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开辟的老苏区，群众基础较好。我军以河防名义进驻那里以后，国民党政府绥德行政专署专员何绍南，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又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张际春除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严格执行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负责与何绍南接触和谈判，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三月，张际春调回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名)政治部主任和党务委员会书记，与罗瑞卿一起，负责“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他们遵照毛泽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题词，为树立“抗大”的优良校风而努力。

张际春到任以后，“抗大” 曾发生了一起枪杀案。开枪杀人的是红军的一位年轻指挥员，出身贫苦，立有战功; 死者是一位无辜的女学生。对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杀人事件如何处置，当时众说纷纭。张际春、罗瑞卿经过审慎研究，认为应从大局出发，严肃惩处，不能姑息，经报请党中央批准，边区政府审理后，依法将凶手处死。此案执法以严，在全国影响很好。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奉命从延安迁移太行山根据地，训练前线的八路军干部。张际春与罗瑞卿一起，率领总校机关人员和学员数千人，东渡黄河，经晋绥进入晋察冀。时经半年，历尽艰辛，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于一九四○年一月胜利到达太行地区。一九四二年九月，张际春代理“抗大”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①。

一九四三年一月，张际春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十月，调任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审干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他返回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际春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及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从这时起直到整个解放战争胜利，张际春一直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领导下工作，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张际春遵循毛泽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刘、邓直接领导下，结合部队当时存在的和平麻痺思想，教育部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使部队保持了高度戒备。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当国民党阎锡山部和孙连仲部进攻解放区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展开了英勇的自卫反击，取得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的胜利，给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以迎头痛击。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与其他战略区的兄弟部队一起，展开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新的形势下，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张际春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拟订了《团的党委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在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试行。条例规定： “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简称 ‘团委’ ”。“团委”是全团“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任务是实现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及上级党委决议、军政机关指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致和团结，保证全团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正确开展，和作战、训练等任务的完成。”团委书记“每半月左右召开团委会一次，讨论布置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给团司令部、政治处及全团以工作方针上的指示，以及检查、讨论司令部、政治处的工作。” “团委会依托政治处为其执行决议的日常办公机关”①。该条例上报中央后，中央军委极为重视，批转全军试行。

为了推广试行条例，张际春组织人员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实行党委制的经验。此后，部队的营、旅、纵队和军区、军分区也都建立了党委制，同时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普遍的整顿。各级党委制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各次战役和战斗任务的完成，对部队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总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张际春起草了《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的指示，指出：“半年来自卫战争中部队工作的经验完全证明，无论是保证战斗任务、练兵任务的完成也好，或者是团结官兵、团结军民、瓦解敌军等任务的完成也好，只要发挥了和组织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赞助，就有力量有办法，一切工作就可以做好，而且做得很好。”否则就是另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认识这一环，是非常必要的。”①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张际春为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起草了《为完成一九四七年自卫战争的任务而奋斗》的动员令。要求“不放松地继续克服部队中和平思想和个别松懈、涣散、怯懦的情绪，团结一致，不灰心也不骄傲，兢兢业业地继续消灭进攻的敌人。”这一动员令的贯彻执行，对晋冀鲁豫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批被俘或起义的国民党士兵补入部队，如何教育、改造和使用解放战士，是当时部队面临的新问题。张际春对部队成分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各有所长。如何使他们取长补短，是提高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任务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某部解放战士王克勤，贫农出身，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六年，受尽虐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经过诉苦教育，又看到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阶级觉悟很快提高，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当上了班长。他在班内经常对新解放战士进行诉苦教育，尽心尽力地把在蒋军中学到的军事技术教给新战士，在班内开展团结互助活动。因此，他所带领的那个班，成为模范班。他本人从一个被国民党军队任意驱使的工具，转变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并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张际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典型，并建议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及时发出了学习王克勤的指示，很快在军区所属各部队中，开展了学习 “王克勤运动” 。这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新的经验。党中央很重视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开展的学习王克勤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指出： “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借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瓦解敌人，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张际春就是这样地悉心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刘、邓首长领导下，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部队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并积极推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使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士气，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五)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作战，我军共歼灭蒋介石的军队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余万人，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中央、毛泽东紧紧抓住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及时作出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并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指向大别山，把进军中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了胜利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张际春为中原局常委。

一九四七年五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准备“向中原进击”的指示。张际春协助刘、邓首长，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六月三日，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要求全军人人明白政治任务，号召发扬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 十三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认真学习新华社发表的《中共权威人士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①和新华社“五一”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以鼓舞部队的斗志。十四日，张际春主持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讨论和布置了转入战略进攻后进入新区的群众工作问题。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共四个纵队、十二万大军，从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三百里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个月内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张际春随主力出击，为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在他的主持下，政治部于八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目前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总结进入蒋管区作战以来的经验，为向大别山挺进，进一步作好思想、组织、政策上的准备。

八月七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进入鲁西南地区的五个纵队掩护下，分路向南挺进。全军指战员响应刘、邓提出的“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以神速的行动跨过陇海路，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越过宽达三十里、污泥及膝、没有人烟的黄泛区，接着又不断粉碎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涉过河、沙河、颖河、洪河。

八月二十三日，当我中路部队先头一个纵队刚刚抢过汝河之时，敌人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赶到了汝河南岸，将我另一个纵队和跟随中路部队行进的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挡在了汝河北岸，而身后敌三个师的追兵，相距只有五六十里。在这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万分险恶的关头，野战军指挥部果断地决定组织强渡。张际春亲临渡口，向部队宣传刘、邓关于“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指示，动员部队坚决勇敢地打过去。他随刘伯承先期渡河，指挥先头部队攻占了桥头堡，掩护后续部队继续渡河，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闯过了这道险关。然后，部队又急行军渡过沙河，胜利地到达大别山，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

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实行战略展开，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三十一日，邓小平政委给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为了使全军上下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张际春决定先用电报把邓小平的报告摘要，迅速传达到各部队;接着又主持恢复了油印的《军政往来》，复刊第一期上，就刊载了邓小平报告的全文。

张际春很重视报纸的作用。部队抢渡淮河时，他知道六纵队在息县搞到一部石印机，立即吩咐把机器保存起来; 不久，又要求留在冀鲁豫的胡痴带《战友报》班子南下，准备一有条件就办报。同时，他命令野政宣传部，千方百计地保存一台收音机，收听和记录新华社的广播，编印《时事新闻》，发给部队作为时事教育的材料。在南进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张际春还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注意抓好战士的文化生活。当部队开始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后，他催促野政组织部长陈鹤桥和宣传部长陈裴琴，及时编出了战略进军的歌曲。部队刚进入大别山，到处都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蒋介石正是手忙脚又乱，

我们又挺进大别山;

………

大别山好比一把剑，

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张际春听到这歌声，高兴地说： “这支歌唱到战略进军的点子上去了，曲子又是民歌，便于流行。”他还指示野政宣传部木刻工作者，用丈把白布绘了一幅 “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图”，利用行军途中和宿营时间，向指战员和当地群众讲解时事。至于组织文艺队伍下部队演出和进行宣传鼓动，更是经常的工作。为了使部队尽快掌握山地战，张际春特地请黄埔军校毕业的野政联络部部长杨松青，编写《山地战歌诀》，登在《军政往来》上，供部队学习。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我进入大别山区部队的围攻，野战军指挥部九月十九日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精简机关，减少重武器和马匹，充实连队，抽调干部加强根据地建设。二十七日，野战军指挥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刘、邓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现党的战略进攻的根本环节。张际春也在会上讲话，特别强调了群众纪律对于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全体指战员都必须学会克服困难，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①各部队遵照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边整顿边打仗，斗志昂扬地进行反围攻斗争。

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歼敌，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以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为一路，组成前方指挥部，在大别山内线展开游击战争; 以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为一路，组成后方指挥部，回渡淮河，北返五百里，在淮河区域外线进行斗争，以宽大机动展开，打击敌人。

为了实现宽大机动展开，后方指挥部又常常分路行动。有一次，刘伯承与中原局机关的部分同志，进到光山县北向店菜园地区，无意中闯进了敌十一师主力部队的宿营地，幸好天黑，敌人未察觉。负责警卫任务的杨国宇，一面布置战斗部队掩护，一面催促刘伯承司令员赶快上马转移。刘伯承问：张际春副政委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是否转移?杨国宇答道：派人去联系了。刘伯承说： “不联系上中原局和际春同志，我是不走的! ”直到派去联络的王参谋跑回来报告说，张副政委和中原局机关已经转移时，刘伯承才上马，在夜色中悄悄离去。

在为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而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犬牙交错的残酷斗争中，张际春一直不失时机地、有的放矢地进行着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初到大别山时，由于长途跋涉得不到休整，部队十分疲惫; 加之在新区和新环境下高度分散，战斗频繁，又无后方依托，斗争十分艰苦，在部分同志中出现了思想涣散和纪律松弛的现象。刘、邓及时指出，要抓紧进行形势任务和纪律教育。张际春积极贯彻这一指示，及时以野战军政治部名义发出《到达大别山以后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中心在于：一，深入创造鄂豫皖边解放区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准备，认识鄂豫皖边解放区的战略地位和人民的革命传统;认识我军有各解放区战略反攻的密切配合，有条件有信心粉碎敌人的进攻。二，诱导部队迅速习惯无后方的和现地条件的作战环境和生活环境; 认识困难是暂时的，为了消灭蒋军，解放人民，完成创建解放区的伟大政治任务，生活上的困难是可以忍受和逐步克服的。三，严整政治纪律，加强群众工作，认识部队政治纪律不好，会使我们创造解放区的任务无法完成，甚至失败。号召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进行宣传，每一个人必须为团结群众，为保卫人民解放军在人民中间的荣誉和争取在人民中的良好影响而斗争。”①接着，野政又发出《时事教育切不可放松》一文，通报表扬并介绍推广了一纵队十九旅五十二团的经验。这个团过淮河后，担任牵制敌人、掩护大军进军大别山的任务。由于经常处在单独行军和分散作战中，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文件，也没有条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部队产生了一些埋怨和不正常的情绪，影响了战斗力。当他们从友邻部队中得到一张野政编印的《时事新闻》，学习了新华社《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后，不正常情绪很快一扫而空，巩固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并迅速投入了战斗。野政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重视这一经验，不断地对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张际春还根据当时部队遇到的实际问题，自己动手写了《恢复疲劳，准备打仗》、《怎样习惯南方生活》、《怎样擂谷子》、《桐子油为什么不能吃》等针对性强、短小精干的文章，对部队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冒风雪，忍饥饿，斗争异常艰苦。张际春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样，除坚持与战士共甘苦外，还常常在山垭路口召开干部会议或给部队作战斗动员，鼓励大家战胜困难，勇往直前。一九四七年冬，部队因远离后方，冬装没有着落。张际春根据刘、邓首长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制做”的号召，深入基层，与战士们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很快解决了冬装问题。张际春深知，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关系到我军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的大问题。因此，他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一次，张际春随部队在麻城县夜行军，发现路上抛撒了不少甘蔗叶子。他判断这是我军其他过路部队拔地里的甘蔗吃后扔下的，宿营后便打电话查问，并派干部去检查群众纪律和处理赔偿道歉等事宜。事后，张际春教育部队说： “我们在新区作战，要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就必须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我们要以党的各项政策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夺取全国胜利。”当他得知有的干部因跃进大别山的胜利而居功叫苦时，就严肃地指出：是不是我们特别有功、特别苦呢?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自然我们在战争中出了很多力，但所有战场的兄弟部队都是经过艰苦奋战才取得胜利的，他们有的担子比我们更重。我们应当好好向兄弟部队学习，否则，就会妨碍我们的前进，我们就要落后。

张际春从长期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政治工作必须做到基层，并注意不断总结和推广基层的政治工作经验。他领导的野政机关，除整训或总结工作时集中外，常常只有少数留守人员，多数干部经常被派到各部队去; 遇有重大任务，则派部长们带工作组下去，帮助工作。他还采取通信的形式通报情况，指导工作。一九四八年年初，陈鹤桥带队到一纵队了解和检查连队工作时，张际春写了一封致陈鹤桥并转一纵队政治部的长信，指示： “加强政治工作，应该主要地放在加强下层群众工作，战士的工作，发动战士及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强调，“把重点放在战士中去，放在连队中去，放在支部中去，就是部队中的群众路线。”政治机关对于部队工作，“基本点应检查连队工作好不好(这也就等于检查了上面的领导)，是否发动了战士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必须教育全体政治工作人员 (与指挥员) ，珍重战士，爱护战士(就是俘虏也应珍重，因为他们也是贫苦农民)，依靠战士，使之成为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有纪律的队伍。”“应提高现有的战士质量，准备变成骨干。”①六纵队解放襄(阳) 樊 (城) 时，由于战前进行了深入的政策教育，战斗中和战斗结束后严格执行了党的城市政策，襄樊各界群众反映很好。张际春就要他们总结经验，并在总结上详加批注，发给各部队参照执行。这样互通情报，使机关干部既了解上面精神，又了解下面情况，采取的措施就比较切合实际和有力，使政治机关真正发挥了党委得力助手的作用。

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提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 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 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的配合下，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最好的前途，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的占领大别山的光荣任务。这是刘伯承、邓小平卓越指挥和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也凝聚着张际春的大量心血。

(六)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中原地区的斗争任务是：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我军继续前进的基地。

二月，中央军委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并决定将挺进在豫陕鄂边的陈赓兵团归还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将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拨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出大别山后，进驻豫西宝丰一带，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这时，中央从华北解放区调了一批新战士，补充野战军。

为了搞好整党整军，张际春指示野政发出了《整党工作与展开战士中的诉苦民主运动结合起来》的指示，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党整军，以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得到不断的进步”。指示强调“必须抓住这一环节，把整党工作与展开战士中的诉苦民主运动结合起来。”①新战士到来之前，张际春即派人迎接。接着，他又指示野政，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了《关于正确认识新战士，做好新战士的工作》的指示，使新战士到部队后处处感到温暖，决心向老战士学习，杀敌立功。

为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统一已进入中原地区各部队的指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五月九日决定：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张际春等为常委;成立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军区兼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舂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②。

五月下旬，中原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自卫战争以来政治工作经验并部署今后的工作。刘伯承致开会词，邓小平作《党委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张际春系统总结了政治工作，提出了如何加强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工作的经验和措施③。这次会议，对加强部队党委工作和政治工作建设，迎接更大的战斗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月底到八月初，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所作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决定整党整军运动进入最后阶段：检查团以上机关的领导作风。张际春据此在军区和野战军系统作了具体部署。

部队经过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扬了三大民主和优良作风，提高了战斗力，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相互协同，纵横驰骋，扫荡中原之敌。经过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重要战役，打碎了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解放了洛阳、开封、郑州等重要城镇和广大农村。

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经过六十五天的激烈战斗，歼灭了国民党军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人，使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之师丧失殆尽，长江防线和其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及武汉地区，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为我军渡江作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张际春在总前委的领导下，组织各级政工人员，搞好战地政治鼓动和战俘的处理工作，为各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进入整训。张际春写了《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的思想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报告谈到，战役前部队的主要政治工作，是着重向部队说明秋季作战任务在于配合友邻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大量歼灭中原蒋军，全部解放中原;说明战役的整体性、持久性和行动作战的连续性，以克服对于渡江作战存在着的恐惧心理，和某些部队因大别山遭到削弱急于得到补充，而不愿打消耗大、缴获少的钳制战的情绪。战役中，由于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一方面使得部队指战员极为兴奋，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轻敌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领导上及时提出了坚决的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而在政治工作上对敌政治攻势和在战术上想办法的军事民主，战壕中火线评功，火线整编队伍等政治工作，亦同时随着进一步展开。”因此，指战员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作风。报告最后肯定了在战前动员中提出的“军政双胜”的口号，即不但在军事上要打好仗，“而且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入城纪律、俘虏政策、团结友邻、缴获归公等要求”，是十分正确的。

这一报告，写得具体、生动，既反映了部队情况，又总结了经验教训，毛泽东看了非常赞赏，当即批示道： “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有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中原局在商丘召开扩大会议，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准备向江南进军”的指示，集中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会议要求蔑视美蒋反动派，树立渡江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兢兢业业，正视困难，积极完成渡江准备的思想，为渡江南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都题了词，以志悼念。张际春题词有二，其一是： “巍巍太行，沧沧东海，烈士英名，辉煌千载。”其二是： “烈士陵园的建筑成功，它代表着千百万人民对于为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忠勇牺牲的烈士无限的追念和崇高的表彰。这是烈士们的无尚光荣，同时它将更加深切的感召广大优秀的儿女，使其更加坚定团结，英勇地向着民族和人民的敌人继续战斗，一直把敌人完全粉碎为止。”

二月九日，总前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决定渡江作战时间、地点、部署、准备及支援前线工作等问题。会后，全军进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渡江演练和各种物资器材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组成“二野前委”; 张际春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张际春全力投入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他组织政治部的人员分数路下部队，与各级军政人员一起，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和军事演练。这时，部队驻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四月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凌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拟定的《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同时在指定的地点，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迅速突破敌军江防，于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七)

南京解放后，张际春兼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除了繁忙的部队政治工作外，还以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对当时南京文化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混乱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和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二野”与“三野”共同完成渡江作战任务后，“二野”承担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七月十八日，“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兵力部署以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问题。会上，张际春就如何加强部队进军西南的政治工作讲了话。会后，张际春组织野战军政治部各部门，帮助和指导各部队召开党代表会议，贯彻前委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各部队通过党的代表会议，表扬了好的单位和个人，批评了居功骄傲和缺乏整体观念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大大发挥了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提高了部队特别是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加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进军途中，张际春又领导部队对人员、马匹的健康情况进行了普查，进行了乘车坐船和预防疾病的教育，并以支部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开展了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所有这些，都为完成解放和建设西南的任务，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西南解放后，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了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二、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刘伯承为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西南军区。张际春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管理部部长以及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副书记，还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

这时，张际春的任务更加繁重了。首先是接管和改造重庆市。重庆曾是国民党的“陪都”，情况极其复杂，社会秩序异常混乱; 广大人民因国民党长期统治，生活极端困苦，大批失业人员需要安置就业;充斥街头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需要收容改造，大量旧政权人员需要包下来进行教育和使用;外国机构和外国侨民需要审慎地区别对待;工厂、商店需要恢复生产和营业……真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张际春在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外国不法分子的挑衅，很快建立了革命秩序。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有条不紊地接管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为改造和建设重庆市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张际春仍以极大的精力参加西南局的工作。他除参加会议外，每天要处理大批的函电和公文。这些函电、公文中，有许多带有相当的急迫性，他以高度的责任感、顽强的毅力和很高的工作效率，及时和妥善地加以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是彻夜不眠。他习惯于自己动手，许多重要的总结和报告，都亲自草拟。一九五○年，经他起草、邓小平签发的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个综合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除党政工作外，张际春对军区的工作也不稍放松。他参与了进军西藏和剿匪等各次战役、战斗的决策; 指挥部队搞好接管城市，开辟农村，协助地方党政搞好政权建设，清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

当时部队中有人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他们向往大城市，不愿驻乡村，更不愿继续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于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发出了《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及时给部队敲响了警钟。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又联名写信给各军政首长及政治部，指出： “高级干部起来一致警惕，才是消灭骄傲横蛮、违犯纪律、严重脱离群众现象的基本环节。”①他们要求各级首长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做出表率，并表扬奖励了大批保持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人员，坚决处理了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张际春作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部长，对地方和军队的某些干部问题，都作了审慎严肃的处理。新解放区的人民对于我党我军严明的纪律，莫不拍手称颂。与此同时，张际春还按照西南局的指示，组织排演了历史剧《闯王进京》，对地方和军队干部进行预防“糖弹”袭击的教育。这样，地方和军队都克服了开始滋长的不健康思想，保持了优良传统和作风，胜利地进行了巩固和建设大西南的艰巨任务。张际春“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②

(八)

一九五四年初，张际春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同时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一九五六年，他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前后，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际春进京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向毛泽东表示：我多年作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工作中来嘛! ①

张际春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努力熟悉和掌握宣传教育工作业务。他常到大、中、小学作调查研究，并以报告和写文章的形式，推动党的宣传、文教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在一九六○年写的《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一文中，阐述了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必要性及其途径，他说：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度发展，迫切要求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发展教育。”“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三者是紧密结合着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文化。”因此，“应该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普及全民教育，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并尽快地培养出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攻克科学技术堡垒，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他指出，发展教育事业的途径，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中央全面规划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下，实行国家办学和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军队、人民公社、城市街道办学并举，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教育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他强调，保证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解决师资问题”。而解决师资问题也要两条腿走路：要培养新师资，也要提高现有的师资;要长期培养，也要短期训练; 要多办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也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能者为师，就地取材; 要办全日制、半日制师范，也要办业余师范; 要增加专职教师，也要扩大兼职教师。同时，要“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①

张际春很重视毛泽东关于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他主张研究和整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收集中医偏方，总结经验，以便更有力地发展祖国的新医学和新药学。

党对张际春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六月，张际春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林彪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时，他说： “不能说 ‘顶峰’ ，‘顶峰’ 就是到顶了，不能再发展了，这并不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③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现江青的私党戚本禹混水摸鱼，反对周恩来总理，就及时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揭露，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因此对他不满，加上他的夫人、老红军战士罗屏议论过江青的丑事，江青等对他们就更加仇恨，蓄意加以陷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张际春，诬陷他是“黑帮”、“活阎王”、“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那天夜晚，张际春回到家里气愤地说： “我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顶住! ”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慨。

在“四人帮”接二连三地迫害打击下，罗屏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清晨，心脏病突然发作，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张际春忍痛代他的孩子们写了一幅挽联：“革命的女红军战士，革命的妈妈安息吧。”罗屏本来是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但“四人帮”却造谣说“罗屏是自杀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周恩来在接见“文办”负责人时，很关心地询问了罗屏去世的情况，并且批评说： “罗屏同志去世了，‘文办’ 为什么不写报告?她是病故的，有人却说是自杀的，你们回去写个报告给我。”

张际春在人民大会堂被批斗后，毛泽东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曾明确指示： “不要老揪住不放! ”可是，“四人帮”却继续对他进行迫害。张际春身处逆境，坚强不屈。“四人帮”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来教育工作的成绩，硬要他承认“文办”试办的北京市丰盛学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他坚决驳斥说：“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好学生，不能说是 ‘黑样板’ ”。“四人帮”攻击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他针锋相对地说： “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嘛，怎么能说是 ‘修正主义苗子’ 呢! ”他还说： “办学校除了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外，还要传授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说一强调文化学习就是智育第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江青接见广州“造反派”代表时，以突然袭击的手段，点了陶铸的名，并进行恶毒的诬蔑和陷害。张际春拿到传单后，义愤填膺地说： “陶铸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有什么权力随便点名打倒?党内怎么能这么干?”

由于张际春不肯屈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恨之入骨，进而株连他的子女，迫害他的全家。一九六七年初，康生在中央党校煽风点火，说：张际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际春的女儿在党校，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要注意他们的动向。从此，张际春被诬陷为“反革命”，子女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人担心他的安全，把他身边的一瓶安眠药收了起来。他发现后严肃地说： “请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对党对人民要负责任，困难是暂时的，我还是要革命的。”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张际春对党对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满着信心。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张际春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他年近七十，无人照料，要自己到粮店买粮，自己生炉子做饭，还要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一天，他被人从电车上挤下来摔伤，从此身体日益衰弱。一九六八年九月初，他身患重病，得不到及时诊治，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九月十二日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召开了追悼会，为张际春平反昭雪。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韦国清致悼词，赞扬他的一生，“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决不留情，对同志坚持团结”，“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①。

注释

①张际春: 《伟大的启蒙和教诲》,载湖南“三师”1964年六十年校庆专刊。

②张际春: 《部分简历的补充》 (1968年8月20日) 。

①《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①《刘伯承军事文集》编纂组1979年编的《刘伯承军事文集》第8卷(专册附录) 《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14页。

①《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3页。

①这一评论是毛泽东起草的,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改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①陈鹤桥、陈裴琴: 《张际春同志在大别山》,见《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25—226页。

①载《军政往来》第47期。

①张际春: 《关于改进部队政治工作的一封信》,见《刘邓大军南征记》第38—39页。

①载《军政往来》第75期。

②参见军事科学院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50页。

③《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28页。

①《张际春政治工作文集》第54页。

①引自《刘伯承军事生涯》第294页。

②《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①宋任穷: 《深切怀念张际春同志》,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①载《红旗》1960年第3期。

②《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③高成林、周锁洪: 《学习张际春同志的革命精神》,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①高成林、周锁洪: 《学习张际春同志的革命精神》。

①《中共中央悼词》,197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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