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丧国权，马关之约_一、马关条约

Posted 2023-01-05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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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丧国权，马关之约_一、马关条约

>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太后和，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奕?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　　可是命运没有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清朝注定只能任由摆布。由于美、德、俄各有各的打算，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日本拒绝和他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竟然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　　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李鸿章渡日>>　　之前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　　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李鸿章入京以后，慈禧太后又称病不出，让光绪皇帝负责接见，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翁同主张倘若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也可以忍辱负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有人还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一世迁都最终战胜的故事，要求迁都再战，但很快被否决。>>　　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于是在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　　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住在接引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下关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原陈政。>>　　从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而且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指挥“直隶平原作战”。所以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　　李鸿章于是等对方“开价”，问及条款，日方决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出示条款。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岛之事，李鸿章答以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总之，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唯恐和议中梗。日方以严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成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后期谈判>>　　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突然遭到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造成李鸿章左眼下受伤。>>　　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让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　　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　　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　　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这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　　确认朝鲜独立；>>　　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　　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　　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其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　　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如此危言耸听，简直就是敲诈。>>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少1亿，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　　伊藤对李鸿章说：“李中堂，见到我这次的修正案，你只有答应或者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问：“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伊藤博文回答：“可以辩论，但不能减少。”>>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总理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伊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第六次）谈判，会谈从2时30分延续到7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唯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第九章东汉王朝

　　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 　　——东汉强化皇权的措施刘秀迫使十余万饥饿的赤眉军缴械归附之后，这位一度混迹于绿林起义军中的西汉皇族的后裔，终于消灭与他逐鹿中原的最强大的政治对手，跻身于“兴继祖宗”的“中兴”帝王之列。为了巩固新建立的东汉政权，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刘秀将主要的攻势指向称雄各地的割据势力，进行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兼并战争。经过十余年征战，刘秀消灭了各割据势力，结束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统一了全国，进一步巩固了东汉政权。 > > 　　在全国统一之后，刘秀针对西汉末年皇帝失权，强臣擅政的状况，首先削除功臣的兵权，而且不以功臣任职，即不让他们典兵预政，以利于加强和巩固皇权。然而，刘秀以优厚的封土食邑的条件，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后汉书·贾复传》）去。当时只有少数的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等，“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以示“恩遇甚厚”（同上）。 > > 　　与此同时，东汉王朝在承袭西汉旧制的基础上，又继续削夺“三公”的权力，将朝政大权转归尚书台，而且加紧对于地方的控制，并在政治制度上相应作了某些变革。 > > 　　东汉建立后，尚书发展成为总揽朝政的最高机构，其职权及机构设置比西汉时更加扩大，总称为尚书台。又由于它是禁内近侍，由皇帝直接指挥，故又称为“中台”。东汉的尚书台，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其副职称为尚书仆射。下设六曹，其设置情况及职务，诸说各异。据《晋书·职官志》称：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每曹置尚书一人，连同尚书令、尚书仆射二人，谓之“八座”。尚书之下设左、右丞各一人；尚书郎（或称侍郎）36人（一作34人），每曹6人；尚书令史18人，每曹3人。尚书台权尊势重，如参与朝政决策、出纳王命、典守机密、任用官吏、奏劾刑赏等等，都在它的职权之内。原来属三公的职权，尚书台取而代之，三公之职空有其名。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成为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尚书秩卑而权重，三公位尊而无权，这两者形成的反差，正是汉代极权政治发展的产物。这种“以小御大”的政治现象，乃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而发扬光大于东汉时代。就这一点而言，刘秀称为“光武”皇帝，确实当之无愧。 > > 　　为了强化皇权，东汉王朝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日益加强。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在京师设置司隶部，督察中央直辖区；又在全国分置12个州，即冀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由十二刺史各部一州。然而，东汉的州刺史不限于监郡，其职权远比西汉时期扩大。刺史除了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安帝以后，又赋予刺史领兵、发兵之权。当时刺史将兵镇压农民、少数民族起义的事例屡见不鲜。刺史的职权超越了监察之限，逐渐变成拥有军、政权力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东汉各朝皇帝无不通过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操纵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 > 　　不仅如此，为了削夺地方兵权，防止发生叛乱，对郡一级的机构，也作了某些变革。建武六年（30），刘秀下令罢省诸郡都尉，由郡太守兼职；停止每年秋季地方举行的军事演习，即所谓“都试”。翌年三月，又裁撤地方兵种，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这样，除了边郡要地仍然设置都尉之外，内地郡一级就没有主兵的都尉了，也没有地方军队。兵权完全由中央直接掌握。内郡一旦遇有军情，虽然还可以再设都尉，但事讫即罢，是属于临时性的措施。由于郡太守兼任都尉，到东汉中期以后，便形成集军政权力于一身。当时由太守领兵、发兵的事例甚多，其职权更加扩大了。这是东汉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化。 > > 　　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沿袭西汉旧制。但是东汉初期，因人口大量减少，刘秀曾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裁并400余县，并相应省减吏员。因此，东汉县一级的行政区划，比起西汉末年变动较大。县级政区的合并，从刘秀的本意说，是为了简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其实扩大了州郡的管辖范围。 > > 　　此外，东汉王朝建立后，仍然实行封国制。所分封的诸侯王国，数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大约20余国左右。诸侯王一般食封一郡，与西汉初期相比，其封地显然大大缩小。东汉政府对诸侯王各种权力的限制甚严，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重申“阿附藩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官吏，由中央直接委派，吏员也比西汉减少；诸侯王虽然有食邑权，但是到明帝时，甚至对所食租税也加以限制，规定一年不得超过2　 000万（租税折成钱数）。东汉王朝对诸侯王势力的抑制，使之无力形成对抗中央的强大的政治势力。终东汉之世，王国名存实亡，如郡县一般。 > > 　　东汉的侯国，根据列侯食县，或者食乡亭，可分为县侯、乡侯和亭侯，主要是对功臣、宗室和外戚的封赐。东汉政府对侯国的控制同样很严。侯国置相一人，如县令、长，主治民，由中央委派，不臣于列侯；食邑千户以上，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的，仅置庶子一人；其余官属，也比西汉少。所以，列侯在其封国，仅食租税而已，政治上无实权，势力更加衰弱。 > > 　　刘秀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加强皇权的措施，虽然暂时稳定了统治秩序，但是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尚书台执掌朝政大权，以及扩大州郡军政权力等措施，后来都变成削弱皇权，以致断送东汉王朝的后患。这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 > 　　二、优饶豪右侵刻羸弱 > > 　　——东汉前期的经济政策 > > 　　东汉王朝建立后，一方面因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国家财政困难，需要恢复社会生产；一方面又纵容豪族地主势力发展，土地集中的现象日趋严重，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断增加。为了恢复社会经济，东汉政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 > 　　首先，释放奴婢。西汉末年以来，由于广大农民破产的结果，社会上奴婢数量急剧增加，因此释放奴婢对恢复社会经济，便具有积极的意义。东汉初年，刘秀曾根据不同情况，九次下令释放奴婢，或者禁止虐待奴婢。如建武二年（26），下令凡民有“嫁妻卖子”，沦为奴婢的，如本人要求回归父母家中，则听其自由，主人敢拘执不放，即依法论处。 > > 　　上述一系列释放奴婢的诏令，使广大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转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扩大了东汉王朝的赋役来源。 > > 　　其次，实行军士屯田，减轻赋役。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继续在进行，军队给养开支很大。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东汉政府一面增加赋税的征收，实行什一之税，一面利用内地大量的荒地，派遣军队屯田。如建武四年（28），刘隆奉命与马成等征讨李宪，之后即被调往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屯田。建武六年（30），刘秀的亲信部将、讨虏将军王霸，奉命屯田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后来改屯田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同年，固始侯李通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大破公孙述之后，又还军屯田顺阳（今河南淅川南）。还有五官中郎将张纯，也曾经将兵屯田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当时的军士屯田，主要集中在弘农、南阳两郡。军队边作战边生产，既有利于休整，又可以解决军队给养。这是一项战时的应急措施，减轻了封建国家的财政负担。 > > 　　经过短短几年的军士屯田，除了供应军队的粮食之外，国库粮食略有积累，逐渐扭转了财力匮乏的局面。为了休养生息，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建武六年（30）冬，刘秀下令恢复西汉旧制，改什一之税为三十税一，减轻赋税的征收。 > > 　　次年三月，东汉政府又裁罢地方武装，“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帝纪》），即遣散回乡参加生产。此项诏令与集中兵权有关，但是地方正卒的废除，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也有利于发展生产。 > > 　　第三，纵容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王朝是豪族地主支持建立的政权。王朝建立之初，这些豪族地主以功臣的身份，先后被分封为列侯，获得了优厚的食封特权，封国大的达数县之地。博士丁恭曾对此提出异议：“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认为封国太大，不利皇室的统治。但是刘秀回答说，“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后汉书·光武帝纪》），表示将纵容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 > > 　　后来，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限制功臣典兵预政的同时，所给予的食封特权更加优厚。建武十三年（37）四月，刘秀再一次大封功臣将士，功臣增邑更封者甚多。其中如贾复，被定封为胶东侯，封地达六县之多。类似这种对功臣“益封”、“增户邑”的记载，在东汉初年举不胜举。上述事实进一步表明：对功臣贵势政治上限制，经济上纵容乃是东汉王朝的基本国策。 > > 　　在这种政策下，东汉初所封功臣侯，人数甚多。据《后汉书·朱景丹等传·论》载：“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这个数字当指功臣侯而言。这些功臣侯的封国，大的有六县或四县之地，与西汉侯国大的约为一县相比，扩大三至五倍左右。当时封食一县的功臣侯，食邑户数有的达数千之多。如鬲侯朱的封地相当一县，属于平原郡，食邑户数就有7　300户。栎阳侯景丹的封地，也相当一县，刘秀称它“万户邑”，户数达万户之多。可见封食数县的功臣侯，食邑户数估计最少在两三万户以上。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西汉初功臣侯封户的最高数量。这些功臣侯每年所食租税，少的有百万斛，多则千万斛以上，是东汉一大批食封的贵族。他们的食封特权，父死子嗣，可以世代继承下去。除了封功臣侯之外，还有王子侯、外戚恩泽侯，加上诸侯王，又是一支庞大的食封贵族。所有这些构成了东汉政权上层的主体。

第九章 丧国权，马关之约_一、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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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东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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