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使来华,入朝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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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第二节 英使来华,入朝觐见

2、晋朝历史 第二节 发展文化

第二节 英使来华,入朝觐见

  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只有他国对自己有所求,而自己则对外无任何需求。由于这种思想,清政府对外的政策都是以政治需要为先导,随政治形式的变化而变更的。> >    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抗清斗争,清政府为切断其与大陆上的联系,实行了严密的海禁政策,下令封锁海域,不准船只入海,又 将近海居民向内地迁移。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沿海居民,特别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的自由,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极大影响。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 在顺治、康熙初年都曾派使节到北京请求开放通商,遭到了强硬拒绝。> >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清政府于转年开放了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但实际上受水陆交通等条件限制,对外的贸易基本上都集中在广州一处。> >    17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开始在西方国家确立,为扩大原料来源、寻求商品市场,资本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特别是已夺得海上霸权的英国,国 内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东进的欲望更为强烈,先是侵入印度,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作为侵略东方的基地,紧接着就派武装商船来到中国的澳门,并驶往广州,企 图以武力敲开中国闭关着的大门。> >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之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 始。英国后来又在广州设立了商馆,英对华贸易额逐步上升,到18世纪末,英对华贸易值分别占欧美国家输入、输出值的90%和70%左右。清政府有限的对外 开放,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重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鉴于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出现的违法行为,也 出于国内政治安定的需要,清政府明令取消其他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为限制外商,又强化了广州的公行制度。公行行商实际上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一方 面是受官方任命,向外商征收租课,另一方面又受外商委托,办理纳税事宜。公行制度极大限制了外商在华贸易活动。地方官对外商来华贸易,也多持消极态度。乾 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向乾隆皇帝上奏“防夷五事”,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外商在华过冬、役使华人、雇华人传递信息及对外商、外商 船停泊处严加管束稽查等。> >   为确保英商在华利益及顺利进行商品输出、资源掠夺等活动,英国决定派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与清政府进行官方交涉。> >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组成了一个以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使团除设有正副使之外,还有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和精通天文、化学的航海技术的专家及武装卫兵等在内的几百人随行。> >   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经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向航行而来。清政府知道英使访华的消息后,以为他们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来,下令各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 >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十五日到达澳门,六月十八日抵达天津的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天津宴请了使 团。使团在天津逗留数日,由徵瑞陪同前往北京。七月二十九日,使团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临行前,双方就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进行了 较为激烈的争论。清方代表徵瑞提出马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而马戛尔尼执意不肯。争执未果,双方不欢而散。使团到达承德之后,继续商议礼节问题,最后 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皇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皇帝手的礼节。> >   八月初十清晨,乾隆帝在王公 大臣的陪同下,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等人。马戛尔尼以一膝屈拜,然后将所带礼品及英王书信进呈给乾隆帝,乾隆帝接受礼品及马戛尔 尼的问候之后,设宴招待使团主要成员。会见之后,乾隆帝责成和等人陪同使团成员在避暑山庄游览观光。八月十三日,使团成员参加了为乾隆帝举行的盛大生日 庆典。> >   乾隆帝在承德庆祝完生日后,清政府认为英使团来华任务已经完成,便让他们准备回国事宜。马戛尔尼见此,便在回到北京的不久,立刻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英方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项:> >   第一,准许英国派员居住在北京,照管本国的商务;> >   第二,同意英商到宁波、舟山及天津进行商贸活动;> >   第三,英国商人应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立一商馆,作为贮存、发卖货物之用;> >   第四,在舟山附近择一小海岛处,作为英商留居、收贮货物之地;> >   第五,在广东省城附近拨出一小地方,让英商居住,并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经商;> >   第六,要求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 >   对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清政府官员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乾隆皇帝考虑再三,决定亲自给英国女王写一封回信。> >    乾隆皇帝对英方提出的要求,丝毫不妥协和让步,以严厉的措辞,有理有据地加以驳回,而对于身负重任的马戛尔尼来说,此次中国之行他是希望而来,失望而 回。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初三,英国使团离开北京。此前,马戛尔尼曾向清政府提出再逗留二日,企图再做一次说服清政府的努力,但乾隆皇帝限令使 团务于三日离京。使团只好乘船沿运河南下,十二月到达广州,尔后便乘船回国,于转年八月返抵伦敦。> >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交给 他们的使命,英国欲从清帝国获得外交和商贸特权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但通过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经过与清政府上层人物的接触,对当时清帝国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斯当东在回英国后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特使及全体随员在将近两年的期内为国家完成了 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他们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在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是“前所未有和不可磨灭的”。马戛尔尼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有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使团回国后对清帝国 的全面介绍,使英国政府看到了清王朝已经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中,这正是英国向中国展开攻势的大好时机。

晋朝历史 第二节 发展文化

>   魏晋时代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现代的文化巨人鲁迅称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步入了“自觉”。这一历史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时期,它毫无疑问地也包括晋武帝执政的20多年时间。>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澜先生还指出: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 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土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   另外,这也与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司马氏的提倡有关。> >    司马氏家族本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教”,崇尚风雅,追求文化知识。司马懿以“博学洽闻”而在少年时代即知名于众。司马师“雅有风采”,与该时的文化 名人夏侯玄、何晏等人齐名。司马昭的妻父,就是魏晋儒教两个主要流派之一的“王学”的代表人物王肃。王肃注解过的《尚书》、《诗》、《论语》、《三礼》、 《左氏传》以及其父王朗所注的《易传》等,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支持下,被列于官学,成为当时的儒生必读之书。> >   司马懿的确在诛杀曹爽时 同时捕杀了何晏、邓扬、丁谧、毕轨等儒士、名人,这就是史载的“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司马师则杀了当时名士中名望极高、与何晏同为领袖人物的夏侯玄。司 马昭则杀了思想史、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嵇康。因此,后人多有认为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对文化人也采取高压以至杀戮政策,失却了道义。诸多文化人、儒 士不愿合作,又处于高压之下,只得以“癫狂”态度处世,而嵇康等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而是反对司马氏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反对司马氏提 倡的虚伪的名教,故而被杀,云云。这些说法当然有其道理。> >   但是,如果客观地看问题,司马懿不杀曹爽及其党羽,反过来就是他自己垮台; 司马师不杀夏侯玄等,反过来就是他自己被废、被杀;司马昭之杀嵇康,主要是因为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不仅不合作,反而多有威胁、颠覆性的言行。难道历史 上,古今中外曾有哪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能够坐视嵇康这类人而任其所为吗?情感不能代替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逻辑和你死我活的事实。> >   至于杀戮得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君主不是在平民百姓的白骨堆上,在鲜血淋淋的倾轧中,登上皇位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其实质是“吃人”。> >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不比曹氏父子本身在文化方面的许多建树,但他却尊重知识,力促文化发展的。加之他登上皇位以后,司马氏已不存在同其他政治集团的争斗问 题了,因此他对文化人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多次下诏书,从各方面促进文化的发展,许多儒学大家,文学家,史学家及各种文化人才,都在他朝中居官。> >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就下诏任命庾敷、秦秀等19人为博士,以张华、刘实为太常之官,负责兴建太学和整理书籍,史书记有“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 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   由于晋武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太学生有3000人之多。> >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七月,他下令营造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成就一件规模壮观的文化艺术品。> >   泰始四年六月(公元268年),晋武帝又在诏书中写道:“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晋之。”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提携之意。> >   泰始六年冬十一月,晋武帝亲临当时太学的教习场所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以示关怀和鼓励。> >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三月,他下诏说: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即司马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倡导宗室戚属学习文化、礼仪。> >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这种“国子学”大概相当于现今的“贵族学校”之类。> >   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有一个叫不准的人挖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得到漆写小篆古书十几万字的竹简。晋武帝下令收取,藏于秘府,显示了对文化古籍的重视。> >   晋武帝出身于儒学世家,自然对儒学投以关注。他在位期间,儒学得到发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人。他少年孤贫,博学而善于写文章,在音乐和声律方面亦有造诣。曾在曹魏时任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晋武帝为晋王太子时,即与傅玄关系密切,任傅玄为散骑常侍。晋武帝登位后,封他鹑觚子爵位,官至侍中、太仆、司隶校尉。> >    傅玄是当时一位卓有声望的儒学家,他向晋武帝上疏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 觉也。”晋武帝阅启下诏说:“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在肯定了傅玄的良好用心后,晋武帝接着指出:“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 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可见,晋武帝不仅赞同傅玄之见,还与其有所切磋。> >   傅玄除著有《傅子》外,还有文集百余卷传世。> >    《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共4部、6录,合140首,几十万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写就的内篇时评价说言辞丰富道理充实,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杨墨的 偏颇,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说。唐朝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和观点。宋朝时,《傅子》一书内容散佚甚多,后经后代学者辑 录,得以大体恢复姆·傅玄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易经》的元气说和阴阳关系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他强调人的作用,将其概括为“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注重事实,提出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而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接近减少失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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