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Posted 2022-05-30 辩证法

篇首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要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我们首先就必须弄清它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和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这就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许多思想体系之间的理论联系的背后恰恰是实践之间的联系。新的实践是在旧有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新的理论与旧有理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中国化、要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又是因为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更高意义上的继续。

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国情，许多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面临过的历史实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们长期以来渴望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无法抹杀这些实践活动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当然也就无法否认它们在理论上的批判继承性。对此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新旧文化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是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很快就面临着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蒋介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自居，在国统区大肆宣扬以唯生论、力行哲学为中心的法西斯“新文化”，并授意一批学者在知识界研究所谓新理学、新心学，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情”，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便预示着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代表，谁就能够获取民心，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定中国向何处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自秦汉以来，封建主义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给中华民族增添了沉重的思想负担。长期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广大的农民阶级，因此，农民革命一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国的农民阶级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深刻的经验教训，可供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革命进行总结、借鉴。

近代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改良到革命，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在近代史上留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启迪了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总结，吸取了他们思想成果中的辩证法、唯物论因素，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征。其主部内容是强调经验，讲求实际，重在人生、伦理、道德和对政治生活方面的应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等。

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使中国人民长年局限于狭隘的思想圈子之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性思维的发展，同时也培养出了他们讲实际、重经验的思维传统。从古代墨子的贵“亲知”到近代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使整个中国哲学史都体现出了求实际、重经验的理论特点。

诚然，这种盲目的、自发的求实际、重经验的思想倾向，不会培养出科学的实践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与这种民族思维传统不无联系。毛泽东的《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它坚持和发展了“马、恩、列、斯”的实践观点，而且还在于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华民族这种讲实际、重经验的思维传统，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现。“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这一《实践论》的副题，就已经充分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理论特征。我们看不到这种特征，就无力反驳那种认为“两论”是照抄苏联19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错误论点。

由于过分地强调经验、讲求实际，使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相对地忽视了科学的思辨。墨辩、名家稍纵即逝，使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滞并满足在经验论的水平上。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原因之一。但是，对实际经验的重视，在古代也曾使中国的科学特别是技术发明一度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一些科学家和考据学家在研究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从事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工作，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一个典范。

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经验、求实际，使人们对于探求物质世界本源的兴趣远逊于探讨物质对人间生活关系的兴趣。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传统辩证法思想往往来自对人间生活的观察，生活辩证法的特点成为中国哲学的又一思想传统。我们从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中获得的往往是人生的智慧。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它是辩证法，也是人生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生活辩证法的重要特征。

先秦诸子哲学基本上也都属于社会论的政治哲学。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在这种政治学说中发挥自己的中庸辩证法；兵家重战事、求功利，在战争中发展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老子则将兵家的军事斗争学上升到政治层次的“君人南面术”，以求得“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功效。到了近代，无论是康有为还是谭嗣同，他们都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引申出政治道德方面的自然人性论。他们往往把自然的规律看作人间的规律，由自然来比附历史，而重在历史。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发挥自己的变法思想，突出了生活辩证法的特征。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长期的武装斗争生涯，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暇去从事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教条主义的失误，也使他们看到了只有将理论运用于实际，才会真正发展出丰富的辩证法理论。因此，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也同样带有生活辩证法的理论特征。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它有《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光辉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又有《论十大关系》等经济生活辩证法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政治生活辩证法的光辉著作。

与生活辩证法特征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往往还偏重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要维持政治生活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统一，不仅要有严酷的法制，而且还要有一整套稳定的人际关系理论，使人们意识到各自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以便在实际生活中，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盘根错节，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牢固，也为建立在亲子之爱的情感心理上的伦理道德学说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此，自孔孟以来，中国的传统思想就十分重视伦理学说，强调以“修身”为本，由此而“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这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确实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课题。

早在1920年代初，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很重视对人生观、道德起源和发展等问题的探讨，并做出了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毛泽东则在自己的学说中把世界观作为人生观的前提，提倡革命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阐明了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人生、自由、爱及爱国主义等伦理学范畴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到了近代，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又一思想传统。现实物质力量的薄弱往往使人们乞求于纯粹的心灵。近代中国，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缺少真正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和发达的自然科学知识，使近代思想家们不能不注意强调主观精神、意志的作用。他们往往热衷于借用或改造陆王心学以及佛教唯识宗来给自己鼓劲、打气，虽然最终都不免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但也适应了他们所倡导的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精神，激励着大批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为国捐躯。可以说，注重人的精神力量，发扬主观能动性，其积极的成分占据了近代民族精神的主导方面，反映了近代思想家要求变革、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不能等同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但处在同样的地域环境，面对更加凶嚣的敌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份优秀的思想成果，剔除了其中的唯心主义糟粕，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自觉能动思想。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自觉能动观，不仅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中国大地上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进行了一些简要的考察。从这些考察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中国特色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历史的延续性决定了文化的继承性，而且还因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后来文化的形成有一种特定的制约作用。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由于它们共处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民族母语，长期稳定的社会生活，使他们的思维形成本民族的独特方式，并通过民族心理沉淀下来。而这种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又会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认识活动产生选择、限制和支配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疑也感受到了这种制约作用。如前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特别注重哲学的实际应用，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哲学问题，突出发挥了军事辩证法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都与中华民族求实际、重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作用有关系。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可供我们发掘的东西还很多。本文只择其要点做如上的简述。

真正要探讨一个理论体系的特色，就必须深入到这个体系的深层中去，要从外在的相似之处找出其内在的思维方式上的共通之处，并进而发掘其背后的实践线索。本文也只是一个尝试，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在当前全面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外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与冯贵贤合作撰写的，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毛泽东思想研究 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思想研究 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民族的思维方式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