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李东阳生平简介？李东阳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09 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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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李东阳生平简介？李东阳历史评价？

李东阳

李东阳，字滨之，号西涯，生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李东阳祖籍是湖南茶陵人，因为他的父亲李淳在京城金吾卫当军士，所以全家居住在北京，称为戍籍，按明朝制度，戍籍之户是要世代当兵的。李东阳从小就聪颖过人，4岁时就能书写一尺见方的大字，见者无不称奇，时称为神童。后来消息传到宫中，明代宗亲自召见面试，过皇宫的门槛时，因小东阳年幼个矮，迈步很吃力，陪同的太监逗他说： “神童脚短。”李东阳高声答道： “天子门高。”代宗心中很是喜欢，将小东阳抱置膝上，令人拿上林苑的珍果给他吃，还赏给他一些钱。并特别加恩，诏命李东阳入国学读书。待到他长大一些后，代宗又在他6岁和8岁时两次召见他，命他讲《尚书》大义，李东阳年纪虽小，但讲得头头是道，代宗对他很是赏识。有一次曾经出一对子试他，上句是“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对出下句为： “蜘蛛满腹经纶。”后李东阳拜相，有人以为当时之对就是先兆，当然这是迷信，但也说明李东阳确实学识过人。

明英宗天顺八年，李东阳18岁时就成为进士，授于翰林院编修之职(七品史官)。并选庶吉士，即选派进士中的优秀者在翰林院读书，由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士亲自指导。后来，又陆续升迁为侍讲学士(从五品)，担任东宫太子的讲官。

孝宗即位后，李东阳以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参与编纂《宪宗实录》，书成后晋为太常少卿(正四品)，仍兼侍讲学士。孝宗弘治五年(1492)，全国大旱，过去讲迷信，认为是政有所失遭致天谴，因此朝廷要求百官进言以求补阙失。李东阳摘取《孟子》一书7篇文章的大义编成条例，并加上自己对朝政得失的看法和建议，写成数千言的奏章。孝宗看后认为奏章说得很有道理。当时徐溥为内阁首辅，正因内阁草拟诏书任务繁重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李东阳当时已闻名于文坛。所以借机向孝宗推荐他，比照明成祖任用王直的故例，召李东阳入内阁专领草拟敕诏之职。于是孝宗提升他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管起草诏敕、典诰。这时李东阳虽入内阁，但只是作一些文字工作，还不能够参预政务。

弘治八年二月，阁臣邱濬逝世。李东阳与谢迁(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同时入内阁参预机务，正式进入宰辅之列。后又加封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最初，李东阳与徐溥、刘健、谢迁同为阁臣，因他工于文章，所以一应阁中奏疏都出自其手，每有疏章出阁，词彩华丽，百官争相传诵。

弘治十一年，徐溥因目疾致仕，刘健代为首辅。据史书记载，刘健出身编修，熟习典故，素有经济之志，为人正派。入阁后秉公办事，从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 也不去结交权贵，断事公正无私。而谢迁见事明敏，多言善辩，长于分析，很有口才。李东阳则处事历练，善于策划。每当孝宗召见议事，三人总是竭力尽心提出建议，遇有不可行之事，三人也能同心协力，再三谏止。当时传谣：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三人并称贤相。起初，对三人的奏请，孝宗并不是每次都听从，后来随着对三人的信任不断增加，几乎是每请必准。每次召三人议事，孝宗都屏退左右，独与三人谈。门外侍候的太监听不清三人说些什么，只听到孝宗连称“好!”“好!”。后又特赐三人蟒衣，其宠信无以复加。

李东阳尤能体恤民情。弘治后期，天灾屡现，人民生活困苦。且战乱不断，内有云贵、两广地区的土著起义，外有鞑靼、火筛等元蒙旧部族的侵扰，朝廷常常兴师讨伐，为此供养了大批军队，供役之费巨大。孝宗晚年迷信佛道，在京城大兴土木，修建台阁寺观等，差役繁重，科派层出不穷。将帅官吏趁机剋扣军饷，借机营私，人民不堪其苦。李东阳忧心如焚，力劝孝宗减免科役，革除弊政，重视理财。于弘治十六年召户部重议盐法，统一税收，打击私盐和不法贩运。

弘治十七年，孔子故乡阙里的孔庙重建落成，李东阳奉旨前去祭告。回京后将沿途见闻写成一章上奏说，天津一带，因天久旱夏麦都枯死田中，而秋禾因缺雨种不下去。沿运河一路，拉纤的船夫体无完衣，田里的农夫面有菜色。青州一带尤其严重，以至盗贼横行。江南、浙东一带流亡逃荒的人充满道路，以至地方户口减耗一空，官库里的储粮不足10日，官吏的俸禄已拖欠几年。东南沿海各省，本是国家财富所出之地，遭此大灾已无余力。北方本来就贫瘠，如此下去，国无积蓄，危险也就不远了。

造成灾害的原因，不唯天灾，亦有人祸。李东阳指出：臣访之道路，原因在于朝廷无所事事的闲官太多，而国家用度没有规划。每大兴土木，随意加派差役、科税。这些科税大都落在劳动人民身上，有权势的大家巨族，皇亲国戚趁灾扩占田地，甚至地跨郡县。各地的藩王的供给，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加上一些游手好闲之人冒充皇亲的仆从，私立关卡，收取商税，使商贩受扰不敢作买卖。苏杭一带的织造官都为宦官把持，更是结伙营私，胡作非为。长此下去，国家怎么能不败呢?陛下曾多次下诏要求群臣反映民情，检举弊政。可是事关贵戚和内廷，必受到层层阻挠。难以上达圣听。这次若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像臣这样久居内阁，每日处理章奏，犹不能知道详情，何况陛下高居九重，就更难体察下情了。“夫闾阎之情，县郡不得而知。县郡之情，庙堂不得而知。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终于蒙敝，容隐之端甚小，蒙敝之祸深矣。”孝宗闻奏，感叹良久，下诏免除山东灾区的税粮; 并下令群臣检讨、反省各自的政事，议奏、检举害民弊政; 罢免了苏杭、南京织造的宦官; 并决定实行两京五品官员以下六年一考察的制度。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召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同至乾清宫，说： “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三人同为顾命大臣。

武宗即位，改元正德。年仅15岁。当年东宫太监刘瑾、谷大用、马永成等八人并受宠信，人称“八党”。尤其是刘瑾，本来姓谈，景泰年间自宫成为太监，认中官刘太监为父，改姓刘。武宗即位后使他掌钟鼓寺(负责乐舞杂戏等)，每日以鹰犬、摔跤等杂耍引导武宗游乐。武宗年幼好玩，在八党的诱惑下逐渐不理朝政，甚至一两个月不问国事。刘瑾还以武宗大婚为由，传旨要内库拨银四十万两，并令镇守内臣每人贡献一万两。又在京城郊区增置皇庄，逐渐增至二、三百所，令宦官守庄，百姓困扰不堪。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痛恶“八党”乱政，联合户部尚书韩文等众大臣上疏历数八人罪恶，请武宗诛杀刘瑾等。武宗闻奏大惊失色，因三人是顾命大臣，不得不问，但又痛惜八党，竟至痛哭流涕不吃饭。于是派司礼监中官李荣和王岳到内阁传达他的旨意，请求将八人迁至南京。一日内去了三次。刘健和谢迁声色俱厉，坚持要将八人问斩，李东阳态度较为缓和。王岳性格历来刚直，嫉恶如仇，这时大声说： “阁臣们说得对，就这么定了!”随后按刘、谢的意见上奏。武宗还想开脱八人，刘健约韩文诸九卿明日到朝伏阙面争，王岳内应，必诛刘瑾等人。不想吏部尚书焦芳暗中将消息透露给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到武宗寝宫环跪在地下磕头痛哭，诬陷说： “臣等都是为了陛下快乐才招人所嫉，并且鹰犬小事怎么能危害国家呢?这都是司礼监王岳想结交外臣限制陛下的行动出入，所以先除陛下心腹之人。”武宗大怒，立刻将王岳收监并令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掌东西厂。明代为了加强君权，从太祖朱元璋起废丞相，设内阁，对臣下奏章拟出处理意见，称为“票拟”，交送皇帝裁决。明成祖开始重用宦官，设有宦官机构12监，4司，8局，共24衙门。并设有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其中司礼监掌章奏机要，即内阁“票拟”呈进后，由司礼监太监用红笔将皇帝的意见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硃”。所以司礼监的太监最受皇帝信任，也有机会影响皇帝的决定，改动内阁的“票拟”。第二天，众大臣入朝，知道事情有变，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都上疏辞职。刘瑾传旨将刘、谢辞退而独留李东阳，同时任命焦芳入阁。将王岳充军南京，后又派人将他追杀于途中。刘健和谢迁离京时，李东阳为他俩饯行，忍不住流下泪来。刘健正色言道： “何必流泪，当日如果多说一句话，今日我们不就一同去了?”李东阳默然无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较软弱的一面，所以刘健讽刺他当初不敢力争。一直到晚年辞官归家后，每谈起刘、谢二人罢归一事，李东阳总是痛哭流涕，后悔自己当年未能跟二人同去。

刘瑾掌司礼监后，总是设法先搞一些杂艺进献，然后乘武宗玩兴正浓时，呈上各司的奏章请批阅，惹得武宗心烦，于是事无大小一概委托刘瑾处理。从此刘瑾任意传旨行事，武宗多不知情，也不过问。当时朝臣奏事，都要先包上红皮呈刘瑾，称为“红本”，待刘看过后再取下红皮呈皇帝，称“白本”。刘瑾权倾朝野，有“立皇帝”之称。

此时内阁除李东阳外，又加焦芳和王鏊。焦芳为人粗鄙，正人臣子都厌恶他的为人，所以他只好结交宦官以图进身。看到刘瑾势大，所以卖身投靠，并且处处助纣为虐。王鏊虽然正直，但也无力与之抗争。入阁仅四年就辞职而去。开始，李东阳还想与刘瑾相抗衡，于正德二年奏荐户部尚书杨廷和入阁，二人互为倚重。王鏊辞职后，刘瑾又趁机安排其亲党吏部尚书刘宇和兵部尚书曹元入阁，李、杨势单力薄，并且常常受到刘瑾的排挤，只得虚与委蛇，以求自保，常悒悒不得志。李东阳曾有赠友人诗一首： “斫地哀歌光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表明其犹豫傍徨的心情。

当时，刘瑾专权横行，朝内大臣没有不遭其侮骂讥讪的。但对李东阳表面上还是很礼敬的样子。李东阳因此能在逆境中存留下来，并能在刘瑾乱政时为其弥缝其间，尽力补救一二。对遭刘瑾打击、陷害的一些公卿大臣也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开脱救护，从而保护了不少人。

正德三年六月，有一天退朝时在御道上捡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列数了刘瑾的罪行。刘瑾矫旨令百官都跪于奉天门外受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300余人都列为怀疑对象下狱。李东阳极力营救，恰好又查出是宦官内部所为，众人才得免罪。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因筹措边饷不合刘瑾心意，被下狱严刑拷问，几乎被打死，也是李东阳百方开脱劝解，最后刘瑾将二人削职为民释放出狱。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等都曾因小过错被刘瑾抓住拷打，全赖李东阳力救而免于杖死堂上。

刘瑾曾发布一条新例律，凡抓住盗贼，不但本人治罪，还要将其家属、邻居发配戍边。李东阳不同意这个办法，认为牵连无辜太多。有一次共抓获盗贼70余人，司法官员想按新例律执行，李东阳制止说： “如果这样，那百年以内的旧案都可以重新追查了。”于是得免。刘瑾怨恨刘健、谢迁等人当年弹劾他，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报复打击。先是在正德二年将刘、谢、韩文等53人列为奸党，在朝廷张榜通告。后又于正德四年将刘、谢削职为民，并借口谢迁的家乡余姚人京官较多，攻击谢迁徇私结党，以此论罪想抄二人的家。也是靠李东阳据理力争，多方排解得免。

在刘瑾专权的五年里，李东阳名为内阁首辅，实无力与他抗衡，但又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虽处处委屈求全，总不免得罪刘瑾。加上焦芳又嫉妒李东阳位列自己之上，常在刘瑾面前挑拨，总想取而代之。因此李东阳的处境日趋险恶。他曾主持编纂《通鉴纂要》，书成后，刘瑾借口誊录中有错字罢免了誊录官数人，并要追究李东阳失职之罪。李东阳不得不托人求情谢罪。还有一次李东阳上疏求宽恤几件事，触怒刘瑾，竟矫旨诘责他至数百言，朝廷内外大臣闻听后都替李东阳担心。李东阳对刘瑾的专横跋扈也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他曾作《腹剑辞》： “腹中剑，中自操，一日不试中怒号，构仇结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为劳。生无遗忧死余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说明他亦有金刚怒目之时。

正德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诛。李东阳曾上疏自责： “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斥再三，或径自改篡，或持回密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謄黄，逼令落稿(即送出记录皇帝指示的黄纸)，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这番话比较实事求是地表明了他的心境和处境，功过论述也比较恰当。武宗对他好言慰留，多数朝臣对他的处境也都表示谅解。但也有一些注重气节的人认为他遇事不力争，唯求自保，不是正人君子的做为。

侍郎罗圮，曾是李东阳的门生，就曾上书写信劝他早日退位，并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李东阳接信后，只有低头长叹而已。李东阳曾作《端礼门》乐府诗，其中有：“碑可毁，亦可建。盖棺事，久乃见。不见奸党碑，但见奸臣传。”说明他心中还是正邪分明，不过回天无力，唯有等待日久自明。

刘瑾获罪，焦芳、曹元、刘宇也相继罢相。李东阳加封左柱国，同时刘忠、梁储入内阁，政事为之一新。但因武宗昏侈，且张永、谷大用等其余“八党”仍受宠信，所以朝政最终不行。李东阳等多次上疏规劝，武宗都不听用。正德七年冬，武宗要调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的兵马3000进京，而将京师人马轮番调出戍边。言官交谏，李东阳也上疏提出十条不便于调动的理由，武宗都不听。命他草拟诏书，并亲自坐在宫门外催促，李东阳等大臣坚不奉诏。第二天，武宗竟自内宫降旨调兵入京。李东阳知道武宗不可辅佐，以年老几次上书求退，终在年底辞职。时年66岁。归家闲居四年后，于正德十一年(1516)去世。终年70岁。赠为太师，谥号文正。

李东阳为人很讲孝道。他刚入翰林院时，经常与朋友相会饮酒，有时兴致高时要到深夜才回家，不管多晚，他的父亲总是披衣坐等他回来后才睡。有一次天冷，父亲受了点凉，李东阳从此终生不再夜间出外饮酒。对待子孙他总是严加教训，不使他们以父荣子贵。按明朝制度，京官三品以上者可以荫封一个儿子为官。李东阳官居一品，朝廷按例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正五品)，他两次上疏力辞，认为荫封太重，最后只封为尚宝寺司丞(六品)。后他的儿子受到御史张芹的弹劾，武宗因李东阳的缘故要追究张芹，削减他的俸禄。李东阳却上疏引咎自责，并请免去儿子的荫封，但没有获准。

李东阳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坛，都以温和容物而闻名。但凡他认为违“礼”之事，却丝毫也不肯马虎。他在任太常少卿时曾主持弘治六年的会试，为内帘主考官。当时礼部尚书耿裕任外帘监考官。按明朝科考制度，主考官在考场位列监考官之前。在入帘举行大宴时，耿裕以自己的品级在李东阳之上，所以不肯礼让李东阳。后来在入帘后命题时，李东阳特命首题为：“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以此讽劝耿裕要讲礼让，可说是戏而不谑了。

弘治十二年会试，李东阳与少詹事程敏政同为主考官。当时江左才子唐寅应试被怀疑有弊，因此被除名。后来查出与程敏政有涉，而李东阳照样清名无损。

李东阳为官48年，居相位17年，同时也是文坛领袖。他的文章典雅、工丽，朝廷大著多出自他的手。他的诗作也很多，且名重一时，有《芜对录》、《怀丽堂集》、《燕对集》等。由于他位列阁臣，官高位重，门生满朝。追随他的文人也很多，形成以他为首的“茶陵派”。

明永乐、弘治年间，诗文以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风行一时，内容上粉饰太平，形式上追求雍容典雅。文人进士都以台阁体为标准，以致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诗坛、文坛长期萎靡不振。李东阳的茶陵派诗文，较之台阁体更强调“发人之情性”的艺术特征，反对“句句字字摹拟而失真”。他特别重视诗歌的“时代格调”，认为一定的时代环境产生一定的艺术风格。“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他上承严羽沧浪之说，认为诗与文应有区别。文章要善于“纪述铺叙，操纵开合，为所欲为。”而诗则是为了“陶冶情性，感发志意”。“歌咏吟叹流通动荡之用存乎声。”强调诗的声律和音乐作用。他的《丽堂诗话》对魏晋以来的诗作，诗人及诗的风格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李东阳曾对侍郎费廷言说，如拿一首从未见过的诗给他看，他就能辨别出是那个朝代的作品。费廷言不太相信，一天特拿失传很久的白居易的《长庆集》试验东阳。结果只看了一首，他就认定是唐诗，又看了一首，就确认是白居易之作。可见其功力之深。李东阳推崇唐诗的雄浑壮阔的风格，但李东阳的诗却大都只讲求形式、音律而内容较贫乏。他公开说作诗要摆脱“头巾气”、“馂馅气”、“粉脂气”，但却不可缺少“山林气”或“台阁气”。虽然李东阳的茶陵派诗文还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气息，但却是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所以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说：“长沙(指李东阳)之于何(景明)、李(梦阳)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李东阳作为宰辅大臣，是很有气度和雅量的。他的门生遍布朝廷，每当早朝罢，门生们都群集其家，谈文论武，吟诗作赋，但没有一个人谈及官场势力之事。孝宗时，有一位监生曾上疏弹劾李东阳和当时的首辅大臣刘健，说二人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之人，急宜斥罢。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孝宗很生气，将这名监生下狱。李东阳与刘健却引咎自责，认为内阁对下面的意见没有及时处理，致使人产生误会，监生所告虽不实，但却是出于对国事的关心，力保奏他出狱。

刘瑾伏诛后，抄得许多大臣给他的书信，有的过于卑谄，武宗很生气，要下旨查办与刘瑾通信的大臣，东阳劝说道：“过去汉光武帝平叛贼王郎，得到手下臣民与王郎的通信文书数千封，一件也没看而全部烧掉，以安人心。现刘瑾罪状已分明，过去与他通信的人多是畏惧他的权势，还望陛下广大涵容，不追究为好。”因此没有株连许多人。

李东阳为官也很清廉，曾有门生自兴化进京办事，顺便送两幅帕巾和四把扇子给他。他犹豫半天，后因扇子已题了字，所以只好收下，但却把帕巾退了回去。晚年归家后，家无余资。冬天家里不生炉子。看书写字时冷的受不了，只好把桌案搬到房外太阳底下，晒着太阳阅读，一天中桌案要随着日影移动多次。故人去拜访他，只见其家徒四壁，除书籍外，其余家资不足富贵人家宴请一次客人的费用。

李东阳除诗文外，书法也很好。特别工于隶书和篆书。他手书的碑帖、书版等远播四方，辞职归家后，慕名请他题诗作文，书写条幅的人很多，其润笔之资就成了一家人主要衣食费用的来源。据说有一天，他已写了很长时间的字，夫人又拿来一些纸，他不禁露出疲倦之色，不想动笔。夫人开玩笑说：“今天可是有客人来，你难道能让饭桌上没有鱼和新鲜的蔬菜吗?”李东阳一听，连忙笑着继续写下去，直至写完才休息。其名士风度可见一斑。

李东阳去世之日，家中没钱不能治丧，还是众门生和手下故吏们凑钱将其安葬。后人评论：刘瑾当权时，公卿大臣少有不受其打击迫害的，独不敢加害李东阳，并不是他有什么权术，而主要是他贞操洁正，使刘瑾也不得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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