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刘健生平简介？刘健历史评价？

Posted 2022-05-09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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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刘健生平简介？刘健历史评价？

刘健

刘健出生在六朝古都洛阳，其家庭既是书香门第，又是官宦之家。父亲刘亮饱读经书，满腹经纶，曾任三原县(今陕西三原龙桥镇)教谕，即掌管文庙祭祀、负责教育县学所属生员的官。刘健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受到了正统的封建教育，同时中原古都的传统文化对他也颇多影响。刘健少年时聪慧端庄，善交游，他曾与同乡阎禹锡、白良辅同游天下，获益匪浅。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刘健考中进士，时年28岁，迁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谢绝交游，发愤学习，为以后担当大任辅佐皇帝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

成化初年，刘健参加撰写《英宗实录》一书，当时他因服丧在身，坚辞不受，无奈皇帝不允许，只得奉命参加撰写。书完成后，得到皇帝的赏识，晋升翰林院修撰，之后经三次累迁官至少詹事。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历经坎坷的皇子朱祐樘被立为太子，刘健因其学问深粹，被选为东宫太子的师傅，从此刘健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他从国家社稷的长远利益着想，认真教授太子。同时刘健与太子，君臣朝夕相处，感情甚笃。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宪宗病死，朱祐樘继位，年号弘治，是为明孝宗。孝宗登极后，刘健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并进入中央最高机构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1491)刘健连续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旋即又改武英殿大学士。当时明孝宗之所以重用刘健，一方面是赏识他管理国家的才能，另一方面与刘健相处几十年，师生之谊、辅育之恩特别深厚，加上明孝宗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重用刘健也带有一种报恩的想法。弘治十一年(1498)春，又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替因病致仕的徐溥为内阁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重权的宰相。而刘健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始终以国家社稷的兴盛安危为自己的责任，积极向年轻的皇帝提出各种建议，希望他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做出一番政绩。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甲戌夜，紫禁城清宁宫发生大火，烧毁房屋数十间，直接责任者太监李广畏罪自杀，为使皇帝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刘健与大学士李东阳、谢迁上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畏惧的，因为奸佞蛊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灾害及天气异常的发生都是由此造成的。今幸肇事者已自裁，圣心已经领悟，但是，隐匿的坏人还没有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弊政还没有改革。希望皇上能奋发图强，重用贤达之士，罢黜奸邪之人，下诏明示赏罚。凡是应该做的事，不可优柔寡断，更不要因循守旧，贻误大局，那样就后悔莫及了。”明孝宗看了刘健等人的奏疏，极表赞赏，并认真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凡事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其带动下，内阁大臣们都能做到同心辅政，竭心尽虑，对皇帝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孝宗皇帝作为一个开明之主，也鼓励臣下积极提出建议，特别是对刘健，他刚即位时，对其意见有时采纳，有时还不采纳，但后来实践证明刘健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孝宗越来越信任他，刘健的奏请他无不认真采纳，对刘健更加尊重。他们虽为君臣，明孝宗平时都是称呼他“先生”! 而不直呼其名，其尊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刘健每次入宫进见，明孝宗都屏退左右，请刘健坐下，君臣促膝交谈。刘健都是详细向孝宗陈述自己的意见，孝宗则认真听取，说到赞同处还不住地点头称善。在孝宗朝凡是选拔或罢黜文武大臣、科税屯田、监税马政等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是刘健提出并具体组织实施的。如果说明孝宗是中兴之主的话，刘健则是“弘治中兴”的功臣，那么刘健到底帮助明孝宗实行了哪些改革措施呢?

弘治十四年(1501)蒙古部族南侵，大同告警，明孝宗召镇远侯顾溥率军抵御。但军队缺饷严重，明孝宗屡下旨廷议，刘健等人上奏说： “国家的财富生产是有限度的，而今光禄寺一年费用增加了数十倍，各种织造都讲究新奇玲巧，供奉僧侣的斋费一天就达巨万，太仓的储备怎么够供应的呢?皇宫内府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兼并土地、夺占盐利，其数目以千万计，加之大兴土木，苛捐杂税必然征收不已。单是就冗官的俸禄，内府工匠的饭费，岁增月积，越来越多，没有止境，这样资财那能不匮乏呢? 而今陕西、辽东边患刚发生，湖南、广东、贵州又兴军旅，不知如何筹措应付?望陛下断绝无益的费用开支，躬行节俭，为内外官员带个好头，让群臣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讲求兴利除弊之策，这是天下人所盼望的。”刘健的建议为明孝宗所采纳，次年四月就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第一项改革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官，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做法是：对不称职或闲散官员实行革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要论罪谪戍，全国共有五百余人被革职。二是对晋升冗滥的中下级官吏实行降职使用，从三品至八品各降一到两级，并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调动，使官吏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基地，从而有利于廉洁执政。三是迫令致仕，对各级应到退休年龄而没有退休的官吏，令其照原官致仕。通过这一番整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大大精减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同时也节省了财政开支。

第二项改革是：抑制僧尼道士人数的膨胀，停止营造寺庙道观。明宪宗在世时崇信佛、道二教，在全国营造了大量寺观，僧道人数达50余万人，每年耗费大量资财，成为社会的一大痼疾。孝宗继位后，在刘健等人的帮助下，罢免和遣散禅师、真人、法王、国师近千人，命令部分无度牒的行童道童立即还俗。对于利用宗教进行罪恶活动的妖僧，则给以严厉打击。通过这些措施，节约了大量经费，解放了大批生产力，抑制了宗教活动的恶性膨胀，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项改革是开经筵，恢复一日三朝制。孝宗继位后，在刘健等人的督促下，孝宗皇帝恢复了在文华殿听课的制度，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三天，由侍讲官员给皇帝和大臣们讲课，讲授内容是历朝历代的兴废得失，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并结合现实，颂扬或批评时政。刘健以自己特有的身份，鼓励讲官要直言不讳。他说： “如果唯恐伤时，而劝戒少颂扬多，虽日日进讲，又有何益?”在他的支持下，一时言路大开，在朝中形成了勇于批评时政的风气。与此同时在刘健的倡仪下，孝宗恢复了早朝、午朝、晚朝的朝仪。这一制度是在明初创业伊始，朱元璋定下的，但后世皇帝多有废止，有的连一天一次的早朝都不坚持。孝宗继位后，百业待兴，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奏报研究处理，这样在刘健的倡导下，恢复一日三朝，这一制度的恢复表明了孝宗朝君臣决心励精图治、安邦兴国的决心。

在刘健等人的努力下，明孝宗所实行的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国家大业开始中兴。

二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重，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召刘健入乾清宫，明孝宗坚持着从病榻上坐起来，自叙即位以来所经历的事情，并令近侍作了记录。接着，孝宗帝拉着刘健的手嘱托道： “先生辅助我很辛苦，我很感激。东宫太子聪明，但年龄尚幼，贪图逸乐，先生应常劝他读书学习，辅助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刘健眼含热泪，顿首讲道： “请陛下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重托，竭尽全力辅助太子，保住大明的江山社稷。”

第二天孝宗帝驾崩，其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刘健遵照孝宗的嘱托，认真辅助武宗皇帝，坚持孝宗朝的改革方针，将孝宗帝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的一些措施，以遗诏的形式颁布推行下去，保征了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明武宗不同于他的父亲明孝宗，他的生活环境，他所接触的人不一样了。他从小生长在深宫，整日养尊处优，只知享乐，不思进取。特别是在当太子时，与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人关系甚密，后来武宗继位，这八人更成为武宗身边的近臣，日夜陪伴武宗左右，称为八党，他们为了博取其欢心，一味引导武宗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运动，使武宗入迷，武宗则醉心于此，对讲官们呆板的说教及索然无味的各种课程越来越反感，常常传出停止日讲和朝参的命令，朝政与学业逐渐被荒废。

刘健看到武宗的种种劣行，非常着急，立即上书讲到：“陛下登极后颁布诏书，天下欢呼，想望太平盛世，诏书颁布今已两月有余，未闻裁撤冗员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言乃一番空谈。这就是当前阴阳失调、淫雨不停的原因。如今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等内臣增加了数倍，朝廷养军匠的费用达数万，这些仅供内宫役使，却不裁撤。文武大臣旷工怠事，虚糜废日，只知领取俸禄，对这样的人却不罢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达数百人，也不罢免。宫内承运库几年累计支银数千万，起初连账簿都没有，有数百万不知去向，也不进行查对。至于放掉皇家苑林内的珍禽奇兽，遣散先朝宫人，这是新政所公布要实行的，而陛下却多方牵制，不允许实行，这样做何以告慰四海之人的希望呢?”

武宗对刘健的劝诫虽勉强答应，但并不准备实行，而在他身边的宦官却日益得势，越来越胆大妄为。如武宗出京祭祀祖庙，宦官们披甲带刀簇拥在武宗左右，招摇过市，公然违背太监不准出宫的祖制，对祖宗家法都不放在眼里。武宗朝太监得宠，刺激了部分人纷纷净身去当太监，于是各衙门及皇宫王府太监人数急剧膨胀，有的役使太监数百人，有的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光禄寺对太监的供应骤然增加了数倍。刘健等老臣看到这些非常痛心，常在武宗面前数说其弊端，规劝武宗勤于政事，恢复中断的学业，但这位少年天子的心已经玩野了，很难收回来，根本就不听他们的劝诫。

正德元年(1506)二月，武宗听从吏部尚书韩文的建议，派遣有司参与管理畿辅近郊的皇庄，但每个皇庄却仍保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并以宦官为主管理皇庄。对此，刘健上书讲道： “皇庄本来是进奉两宫的，应该全部委托有司去管理，不应当以宦官为主，这样做就失掉了朝廷尊亲之意了。”同时刘健还列举了宦官管理皇庄横征暴敛，骚扰庄民的种种劣行，但武宗根本听不进去。

当时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的官员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并目无王法，多行不义。刘健与内阁臣僚拟旨处理，处理意见送上，武宗不同意，令再拟旨，刘健上书力谏，说：“奸商谭景清破坏盐政得不到惩罚，北征将领有的无功却能授官，武臣神英身带重罪还敢违法，御用监的书篆竟敢乱收银两，这些都是以一两个人的私恩，而破坏百年定制。如今实行政令维新，却发生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昼见、太阳无光、内贼纵横、外寇猖獗、财匮民穷等等严重形势。而内外劣臣乘机作奸，排挤忠直之士犹如仇敌，保护奸邪之人犹如骨肉。这样日复一日，越来越严重，国家发生灾祸和变乱恐怕不会太远了。臣等受先帝所托，心中常记着自己的责任，前次拟旨从宫中传下，不知何因?竟要改易，似这类事情已经很多，不可能都列举出来，我若只顾惜身家，一味阿顺陛下，那样则罔上误国，死有余辜。前次所拟四疏，不敢更动改易，谨以原拟封进。”但是，四封奏疏递进，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武宗仍然不予理睬。

过了几天，刘健接着又上疏讲道： “臣等受先帝重托，临终顾命，拳拳以陛下为寄托，痛心刻骨，誓以死报。陛下即位诏书所言，天下人拭目以待，而今朝令夕改，国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对朝廷的政令有的拒不执行，有的随意改变。现在形成一种坏风气，提出建议者以为多言; 认真干事者以为多事; 连章上奏者谓之亵渎和骚扰; 改革弊政者谓之纷更。对于国计民生，陛下不闻不问，只要事情涉及到近幸贵戚，则非常重视。这些臣等知道是不可能改变的，但义当尽言，比如上奏的盐法、赏功诸事，已讲清利害了，过了几天，陛下仍没有任何答复，若认为臣等讲的对，宜应批准施行，若认为讲的不对，也应当进行驳斥。现在留中不发，视之若无。政出多门，错误归咎于臣等。宋代朱熹曾讲过：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负先帝，又负陛下，天下后世将怎样评论我呢?我想来想去还是乞求陛下让老臣退休吧。”刘健的这一奏折送上之后，武宗假情假意地优旨安慰了刘健一下，并挽留他，不批准其退休。但刘健要求发下的几道奏疏，却仍然没有答复。

过了五天，刘健又上奏，历数政令有十个失误，斥责贵戚、近幸尤其痛切。因再次提出几个奏疏留中不发的事，武宗不得已，将前疏发下，命各部官员详细议论上报，而朝内外官员的上奏，同刘健指出的一样。武宗不得不勉强听从，颁旨实行。而一些奸邪之人因失势或利益受到损害对刘健切齿痛恨。刘健并不惧怕这些人的咒骂或报复，使他惧怕使他痛心的是武宗不听他的劝阻，荒废朝政，使他治理国家的远大抱负成为泡影。他知道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使自己不成为让后世咒骂的历史罪人，他再次上奏章请求退休，阁臣李东阳、谢迁随后也上奏乞休，但武宗仍然没有批准。

正德二年(1507)六月，刘健乘上早朝时毫不客气地当面对武宗批评道： “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也命令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还有何事急于此者。陛下滥赏赐多糜费，不崇尚勤俭，臣认为弹射钓猎不能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宫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能施于宫禁。今陛下的学习荒废已久，对正人不亲，对直言不闻，下情不达，凡此种种愈益严重，臣不胜忧惧。”

武宗听后，心中虽然很生气，但刘健讲的句句在理，面对满朝文武他不好发作，只得假情假意地说道： “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在改过。卿等所言极是，朕当行之。”刘健急忙将廷臣的奏折选其重要的呈上。内容主要是劝诫武宗不要单骑驰驱，轻出宫禁; 不要频繁临幸太监住处，泛舟海子; 不要迷恋鹰犬弹射; 不要经常食用宦官内侍进献的饮膳等等。这些奏章呈进之后，同样又如石沉大海，没有了下文。

武宗在朝中宠信宦官，对他们言听计从，因而他的许多活动被太监所左右，虽然刘健等老臣连章上奏进行规劝，但仍不能改变。武宗还是沉迷于各种游戏之中不能自拔。其后武宗派遣宦官崔杲等人去江南督办织造，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挪用盐税两千余万两。刘健得悉，上奏诤谏，厉言不可。武宗召刘健等人至东暖阁询问协商此事，刘健以充足的理由，批评得武宗无言以对，对刘健的批评武宗很恼火，他正言厉色地说道： “天下事那能都是内官所坏呢! 朝臣中坏事者十有六七，你是应该知道的。”其后仍然动用盐税办理织造。刘健等不得已又再上奏章阐明利害进行诤谏。过了几天，武宗突然良心发现，自愧上次对刘健等顾命大臣的态度有些不妥，为了弥补过失，他竟然同意了刘健的奏请。于是，内外朝臣对此都很高兴，认为皇帝有过即改，国家社稷有望了。但此后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明武宗被八个宦官所迷惑，荒淫无度，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刘健等老臣密谋清除“八党”。他们连章上奏，要求武宗诛杀八个阉党。朝中监察御史及各部尚书也一起上奏列举阉党的罪状，请求处置。武宗看到满朝文武都要求诛杀“八党”，于是派司礼官拿着他的手谕去内阁对刘健等人说：“朕暂且改过，你们为了朕赦免八党可以吗?”刘健厉言说：“八党所行之事，得罪的是祖宗，不是陛下所能赦免的。”接着又分析道： “人君与小人，不知而误用，天下人还希望君主醒悟，而将小人除去。知道是小人而不清除掉，小人会更加放肆。君子会越来越危险，导致混乱甚至亡国。并且邪正不能并立，今文武大臣都请求除去‘八党’，陛下已知道他们的罪状，而故意留在左右，这样朝臣怀疑畏惧，这八人也不自安。这样上下相猜，内外不协调，必然由此产生灾祸和混乱。”武宗仍然不听，于是刘健等人以去职诤谏。武宗不得已命司礼官王岳持旨通知内阁讨论，内阁讨论的意见一天三次送达武宗面前，但武宗仍然不同意清除“八党”。而是欲将刘瑾等人安置到南京去。刘健闻讯推案哭道： “先帝临崩，握着老臣的手，托付给大事。而今陵土未干，此辈就败坏到这种程度，我死了之后有何面目去见先帝。”说完泪如雨下，嚎啕大哭。

司礼官王岳素来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见此情景，对武宗也表示不满，对刘健等老臣的意见也极表赞成，并许为内应，帮刘健清除“八党”，不料事机泄漏。

到了晚上，刘瑾等八人看到大祸临头，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起跪倒在武宗面前，大声哭泣，求皇帝救救他们。并揭发出司礼官王岳为刘健等人做内应之事，武宗闻听大怒，立即下令将王岳逮捕下狱。而刘健等人却不知，仍等待王岳给传递消息。

第二天斗争进入决战阶段，朝中九卿大僚在吏部尚书韩文的倡导下，一起跪倒在宫门前，再次诤谏，要求诛杀“八党”。刘瑾等八人在宫中也使出浑身解数，动员各种力量在武宗面前说情，企图让武宗赦免他们。宫门外，九卿大僚坚持到近中午，刘健等内阁老臣也亲临现场，他对大家鼓动说： “事已至此，各位大人应该坚持。”说完也在前面跪了下来。但一会，形势大变，武宗传下谕旨，对“八党”皆不问，并任命刘瑾为司礼官，“八党”转危为安，再次得势。

刘健和谢迁等内阁老臣看到大势已去，只好再次要求退休，武宗对他们已经厌烦，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刘健等人退职返乡后，刘瑾等八人仍然怀恨不已，捏造各种罪名进行打击陷害。第二年三月，刘瑾矫旨罗列了53人为奸党。刘健为奸党之首，并且在朝堂张榜公布。于是，53人中仍在职的全部被革职，有的则被监禁或流放，以刘健为首的一批忠直之士全部遭到清洗。

正德五年(1510)，“八党”又矫旨将刘健等人削籍为民，并追夺各种封号。一代忠臣落到了十分悲惨的境地。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死，世宗继位，“八党”被诛杀。年已90的刘健被平反昭雪，明世宗对刘健等老臣抚慰赏赐有加，并荫及其孙刘成学，将其晋升为中书舍人。嘉靖五年(1526)三月，刘健因病去世，享年94岁。死后还留下准备上奏的表章数千言，其内容是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士，远奸佞。刘健去世后，明世宗赐恤甚厚，赠太师，谥文靖。

刘健一生光明磊落，正己率下，为国家社稷忠心耿耿，明代的辅臣很少能有和他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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