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施洋人物简介，施洋人物评价

Posted 2022-05-08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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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施洋人物简介，施洋人物评价

少年时代

施洋，字伯高，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出生在湖北竹山县杨家湖桂树村(现太平公社双桂大队施家湾) 的一个“世代书香”家庭。

施洋的祖父施廷瑾，是清朝的廪生。他很钟爱他的孙儿。当施洋喃喃学语时，就把他抱在膝盖上，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希望他将来长大成人，能够跃登金榜，光宗耀祖。施洋的伯父和叔父也能诗会文。施洋的父亲施永贞，排行老二，清朝廪生，是一个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私塾教师。他关心国事，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清朝政治腐败，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现实，忧国忧民。施洋四、五岁时，他的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讲屈原、岳飞、文天祥以及洪秀全的故事。这些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施洋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施洋九岁时，他的祖父、祖母、伯父等七人相继去世，家庭完全破败衰落。他的父亲因忙于家事也不能出外教书谋生，只好靠当卖首饰家产度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生活十分困难。

由于家境贫寒，施洋十一岁才开始上学，断断续续在私塾里读了六年书。当时，这所私塾设在一个很偏僻的大山沟里，离施洋的家有十几里。沿途荆棘遍地，有的地方还有许多坟堆，有些成年人也胆怯不敢单身走过，但施洋求学心切，不顾危险，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走在这人迹稀少的羊肠小道上。尽管私塾老师再三叮嘱他不要起得太早，以免发生意外，甚至说就是迟到了也不受处罚。但施洋仍然按时到校，从不迟到。

施洋学习非常刻苦用功，经常读书习字到深夜。桂树村里有一座太神庙，村里人为祈求太神菩萨保佑他们五谷丰登，人财两旺，所以在庙里点了一盏长明灯。施洋家里买不起灯油，于是就经常到这里来借光读书。隆冬夜晚，施洋的衣服单薄难以御寒时就搓搓手，跑跑步，仍继续学习。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削了一根又圆又滑的小木棍，放在脚底下，冷时就前后滚动木棍，用以取暖驱寒。几年功夫，他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完了《史记》、《水浒传》等许多中国名著。他的记忆力和接受能力很强，书中许多人物事例，读后能够随手拈来，用以观察和比喻生活。有的篇章还背得滚瓜烂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更是牢记心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施洋从小热爱劳动。他六岁时就参加了田间的零星劳作，经常跟母亲、伯母下地种瓜种菜，与同村的小孩上山拾干柴。有时手脚受伤，皮破血流，他不吭一声。他在私塾读书时，每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刈草砍柴，挑水烧饭。农忙季节，私塾照例放假，他就跟着家人到地里去干活，锄草拾肥，播种刈麦，样样都干，还干得不错。村子里的人夸他为“小把式”。

一九○三年，施洋的父亲兄弟分家，他就过继给伯母为子，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次年六月，鄂西北山区，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加上地主富人的剥削压榨，许多贫苦农民无法生活，只好典儿卖女，出外逃荒。大旱之年，施洋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面对这贫困饥饿的凄惨景象，施洋开始想到了自己一家和穷苦难民的出路问题，立下了发愤读书拯救穷人的志向。

一九○七年，施洋奔赴离家九十里的县城，投考竹山县高等小学堂，考试成绩优异，本应名列前茅。但由于遭到豪绅的嫉妒而落第。施洋家族中有一劣绅害怕施洋考上学校得了功名，会妨碍他对施家的统治，于是四处活动，贿赂县衙当局，串通学校主事人，以“五官不正” (头上长有癞痢)，“衣冠不整” (衣衫褴缕) 为由，取消了施洋的入学资格。施洋怀着满腔悲愤回到了桂树村。由于劳累过度，悲愤太甚，害了一场大病。这件事对施洋的刺激很深，在他的心里深深埋下了仇恨反动统治者、“反叛” 旧社会的种子。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七年，施洋在妻子郭秀兰和岳母的资助下，毅然离开竹山这个偏僻闭塞的山乡，考入了郧阳府立农业学堂。

当时的中国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茫茫的黑夜里，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

先进的人们，纷纷走上探索的道路。施洋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痛苦地寻找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入学后，他刻苦学习，以学问为生命，食不求饱，居不求安，专心致志于蚕科专业，终年不旷一堂课。课余，或者做试验，或者阅读进步书刊。当时梁启超等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使他发生极大的兴趣，经常手不释卷。施洋品端学优，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被誉为“特别学生”。一九一○年，施洋在农业学堂毕业后，转入郧阳农业中学，拟学好农业本领，将来发展农业，以救中国之贫困。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施洋为革命潮流所鼓舞，断然剪去自己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自己的父母妻子也剪掉长辫，放弃裹脚，以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一九一二年，农业中学停办，施洋回到家乡，创办国民学校，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并亲自带领学生开垦荒地，栽桑养蚕。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总见他奔走于林场桑圃之间，无倦容，无畏色。每当压苗采桑之期，他起早睡晚，忘我地劳动。有时遇大雨淋漓，衣履透湿，泥泞遍身，他亦若无其事。施洋的行动得到了穷苦学生及其家长的赞扬与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富人、绅士的非议与反对，胡说什么“真是没有出息，读了几年书，还来种庄稼，生就是上不得台盘的人”。对此施洋却嗤之以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学校附近的大片荒山旷野变成了桑园麦地。他办学取得的成绩，备受农民群众的称赞。从此，施洋不仅在学校被人誉为“特别学生”，而且在社会上也渐露头角，引人注目了。

一九一三年，施洋被委为本县农务会的创办员。后被举为该会会长。该会的章程计划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不辞劳苦，走遍本县的山山水水，进行实地调查勘察，惨淡经营，规划一切; 同时不厌其烦地向农民作宣传，启发他们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使他们懂得只有发展农业与林业，才能改变祖国贫困落后面貌。在施洋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农务会，一年之内，会员就发展到数千人。农务会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农务会之成功，施洋更负众望，于是又被委为本县宣讲员。他工作高度热情，为鼓动和宣传群众，一改以前演讲之陋规，不择人，不择地，不择时，利用群众婚丧祀神演戏等各种集会之机会，运用他那善于讲演的口才，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同时，鼓吹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并还鼓动群众赶神拆庙，破除迷信。他的演讲，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富有鼓动性。后来有人回忆说： “施洋每次演讲，乡民男女听者云集，如观演戏，每演讲完毕，犹不忍去，其开导乡村之影响颇大”①。施洋的成绩昭著，誉满山乡。但却被土豪劣绅指斥为“疯子”，并遭到他们的谩骂和围攻。

一九一四年，辛亥革命巳经失败，中国又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爆发时，施洋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满以为祖国的富强指日可待。这时，他对于这种革命巳经完全失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啊，你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经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施洋，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愤然离开偏僻的山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昌。他决定继续读书，考进了湖北警察学校，以求得到新的学问和继续寻找挽救中国的出路。一九一五年他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

此时的武昌，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民族意识迅速觉醒，民主主义精神空前高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施洋也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洪流。

湖北法政学校是一般纨袴子弟求官发财的一个阶梯。该校多数学生不读书，不守纪律，任意旷课，而且还有许多终年不入校读书的挂名学生。有的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醚的寄生生活。而施洋则不然，他的朋友后来追忆说： “伯高超然自树，拔乎流俗，专志求学，不为恶染。他以求学去改造社会为目的，从未因他人之鄙薄而自移，蓋不独具不拔之意志，而且有过人之眼光也”①。施洋不惜牺牲一切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阅读宣传新思想的进步书刊。《新青年》等书刊是他爱不释手的必读之物。他学习非常刻苦用功，黎明即起，独自赴校中清静之处潜心研习。星期天也不外游，竟日在校读书。因此，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一七年夏毕业时荣获甲等第一名。

施洋生活艰苦朴素，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节衣缩食，有的学生每年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他只需一百多元。他时时处处以颜回为榜样，陋巷箪瓢，不改其乐。施洋不仅学业出众，生活俭朴，而且对政治时事十分关心，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阅读报纸，细心研究国内外的政治消息，并经常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他还经常参加校内外的一些爱国宣传活动。这给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七年，施洋在法政学校毕业后，以不谙于外国语为恨，仍留武昌学习英语，并呈请律师证书。施洋法学精深，雄辩惊人。为了进一步精通法学，他广交有志之士，与武汉法学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法政学会。施洋积极主张律师是保障人权，伸张公理的工具，而反对把律师当成升官发财，谋取私利的手段。

一九一八年冬，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施洋不畏严寒，千里迢迢奔赴古都北京，应文官考试。他在试卷中，慷慨陈词，洋洋万言，批评时政，宣传革命思想，故此名落孙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却更加激发了他的战斗热情，增强了改造社会的斗志和信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施洋获知俄国革命的消息，精神振奋，耳目一新，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他热情推崇“劳工神圣”，心中燃起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一九一九年春，桃红破蕊，柳绿舒条，施洋领到律师证书后，便满怀激情地迎着新曙光，在武汉开始了律师的生涯。

在 “五四”运动中

一九一九年，在俄国十年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五月七日，恽代英、林香浦 (林育南)在中华大学的运动会上散发“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点燃了武汉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十七日，武汉学联正式宣告成立。十八日，武汉数千名学生涌向街头，示威游行。顿时，沉寂的武汉三镇充满了生气。阅马场上，紫阳湖畔，江汉关内，鹦鹉洲头，到处是激昂的演讲，到处是正义的呼声，爱国反帝的怒火越烧越旺。

在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反帝潮流的鼓舞下，施洋挺身而出，投入战斗。他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律师公会紧急会议，提议发通电、写宣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且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六月一日，武汉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冲破反动军警的严密统治，上街演讲，向军阀王占元公开宣战。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走狗、湖北督军王占元，惊恐万分，出动大批军警，实行血腥镇压。当天有学生数人倒在血泊中，受伤和被捕者有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这一惨案，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无比愤怒。当时施洋目睹惨状，怒不可遏，奋然而起，仗义执言，利用律师的合法身份，一面指导学生将死亡学生送去法院检验; 一面召开律师公会会议，提出援救学生议案，呈请法院提起公诉。他又邀约同志，发表宣言，致书当局，要求严惩凶手，抚恤伤亡者，恢复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自由权利。接着，施洋又积极筹备发起武汉各界追悼殉国学生大会。在武汉学联等十八团体在汉口召开的追悼五名死难学生的万人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愤怒声讨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当天，会场上，设讲台数处。施洋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自早至晚，轮流到各讲台进行讲演。他舌干唇焦，泪竭声哑，与会者无不感叹泣下。

在施洋的影响下，他的爱人郭秀兰和三弟季高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

“六三”以后，上海等地的工人以政治罢工参加了爱国运动，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各地商人也先后举行罢市。在全国罢工罢市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恽代英等人的指导下，十日，汉口商界开始罢市。而武昌却在军阀王占元淫威的直接压迫之下，戒备森严，爱国市民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一时尚未行动起来。施洋当时认为，如果武汉工商学各界取一致行动，就能给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否则，孤军作战，将一事无成。于是，他不避艰险，四处奔走，联络武昌各界人士，连夜草印宣言传单，到处散发，鼓动罢市。六月十二日，武昌市民终于冲破阻力，集会于积善堂。施洋激情奔放，登台讲演，向商民宣传罢市的重要意义以及罢市的要求与条件。他强调指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爱国反帝是我们每个市民的天职。到会的听众，无不被施洋的讲演所激动、振奋。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林育南后来这样写道： “以伯高讲演之熟练，又益以爱国之真诚，讲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感动。伯高的主张和指导，遂为一般人民所信从……。”①会后，施洋还深入商店，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在施洋等人的鼓动和具体组织下，十二、十三两日，武昌商界全体罢市，他们提出了“罢市救亡”、“休业救国”、“除卖国贼，救爱国学生”的口号，并宣称： “不惩卖国贼，决不开市! ”一个新的爱国浪潮在武汉掀起。它象长江的滚滚激浪，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湖北、武汉的反动统治。

施洋奔放的爱国热情，英勇的革命行动，灵巧的指挥艺术，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赞扬，但却遭军阀王占元之疾视。他们派遣密探、巡捕，暗中盯梢、跟踪，最后竟下令通缉。施洋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领导学生和市民进行战斗。施洋已成为武汉各界公认的领袖。

罢市的胜利，鼓舞了各界人民的斗志。为了巩固武汉各界的团结，协调步调，统一行动，掀起更广泛的爱国反帝的群众运动，施洋与学生代表肖骧等以律师公会、学生联合会发起，联络武汉各教育会、农会、商团保安会等筹备组织湖北各界联合会。七月十二日，武汉农、工、商、学、报各界团体的代表三十人，在汉口辅德中学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与会代表公推马刚侯为筹备主任，施洋等十二人为筹备员。施洋、王明仆等四人被推举为筹备起草员，负责拟定章程，起草宣言和各种传单。各界联合会的章程宣言以及各种函电文件，大多出于施洋的手笔。在施洋等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各界联合会是以“拥护政府、监督政府、辅助政府为宗旨，以无党无派无偏无颇为依归，以筹备储金振兴实业为会务”，号召“农工商学报各界及其他各界可亲可爱之仁人君子除私见，勿忘 (念) 旧恶，以国家为前提，以外交为要务，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既往种种……即昨日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当此外交危急，国家存亡之时，亦当释仇救国舍党对外……。”①宣言特别强调团结各界民众，进行救国的重要性。

湖北各界联合会成立后，施洋等人进行了大量的救国宣传活动，推动武汉爱国反帝运动的广泛开展。而反动军阀却极端仇视。他们用“散布新思潮”、“反对现有政府，创造新政府” 的罪名，命令警厅“从严干涉，务使解散”。更有甚者，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罗织罪状，诬蔑发起旨在“谋国货之振兴，外交之胜利”的湖北各界联合会为“过激派机关”，是“意在摇动市面，煽惑人心，牵动外交，破坏大局，其居心甚为险恶”。并声言要“严加侦察”、“依法拘案讯究”①。施洋等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破军警的阻拦，避开军警的侦缉，加紧进行筹备工作。八月十八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怡园后的爱国公司胜利召开。施洋被推选为该会的副会长和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十八日夜晚，施洋偕同各界代表肖骧、陈雨卿等，披星戴月，驱车北上，代表湖北各界民众向北洋政府请愿，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要求言论集会等自由。此后，施洋就奔走于京、津、沪、宁、汉之间，积极进行救亡运动。

十月一日，施洋和天津、上海、济南等地各界代表郭隆真、张静庐等三十人齐集北京中央公园 (中山公园)，结队持旗，直入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代表们行至总统府前被卫兵阻拦，反动政府要员拒不接见请愿代表。不久，周恩来率领的天津学生代表也赶来请愿和声援②，和全国各界代表里外呼应。

当时，施洋发表了动人演说，控诉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他演说时愤慨激昂，声泪俱下，守卫军警和市民群众听后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在施洋的带动下，请愿代表纷纷发表演说，高呼口号，整个新华门顿时沸腾起来。激烈的演讲声，愤怒的口号声汇合在一起，划破昏暗的天空，震撼着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黑牢笼，激荡着千百万爱国志士的心。晚上，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弹压，全国各界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代表们英勇战斗，十月十日还举行了同盟绝食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在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十一月一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请愿代表。

施洋从这次请愿斗争中认识到，爱国反帝乃久远宏大的事业，非一时一地一人之力所能胜任，只有广泛发动各界人士共同行动，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出狱之后，他与各界代表共同筹商，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

早在九月中旬，天津各界联合会就派出代表马骏、刘清扬等三人到沪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起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施洋被举为筹备员。他四出奔走，呼请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救国斗争。他奋笔疾书，宣传筹备各界联合会的宗旨。该会的“组织纲领、函电宣言，以及劝告全国农工商学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①。经过二个月的积极工作，十一月十日，全国各界代表二百多人齐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选举了京、津、沪、宁、汉等地代表为驻会常任理事，负责日常工作。施洋之奔走呼号，功绩卓著，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长。他的“热忱毅力，夙所共佩”②。全国各界联合会，在马骏、刘清扬和施洋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铁窗生活的严峻考验，施洋已成为全国各界很有声望的领袖。

一九二○年春，施洋回到了武汉。他在总结前段救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悟到了一个真理，即救国运动的主力是民众，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救国。他曾深有感触地说： “广大空泛的缺乏实力之运动，实无以救国”①。如何唤起民众?施洋认为，必须普及平民教育，开发民智，向民众灌输新思想新文化。

热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先进分子，学习马列，深入工农，宣传群众，走上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施洋和恽代英、黄负生等先进分子一样，积极参加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并且深入工农群众，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 (后改为《新青年》 ) 的出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施洋在湖北、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恽代英、黄负生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青年》等报刊，孜孜不倦地阅读李大钊、陈独秀、还包括胡适等人的文章，广泛接触和研讨各种新思潮，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凡是宣传新思想的书报出版，他不管经济如何穷困，就是饿着肚子也要设法购买。阅后又赠送或借给他的亲戚朋友，广为宣传。他还到处演讲，提倡新思想，抨击旧思想; 提倡科学，宣传破除迷信; 提倡尊重女权，反对旧礼教; 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在他的宣传鼓动下，许多青年冲破了旧思想的牢笼，砸碎了旧礼教的枷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

一九二○年二月，恽代英、林育南、黄负生等创办宣传新思想新学说的“利群书社”营业后，施洋和许多革命青年经常来这里或攻读马列书籍和进步书刊，研讨革命理论，或讲演国内外时事，探讨各种思想的是非。施洋与恽代英、林育南等交往甚多，关系密切，在宣传新思想的战斗中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为了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一九二○年春，施洋和恽代英、黄负生等，在武昌黄土坡创办了“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①的《武汉星期评论》。该刊相继出版达三年之久。施洋经常撰文，宣传革命思想，鼓吹改造社会，革新和普及教育，并以尖锐泼辣的文字揭露旧制度的黑暗和北洋政府的腐败，抨击湖北的政治、教育和社会等问题。《武汉星期评论》的出版，给当时被王占元统治下的沉闷的武汉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推动了新思想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施洋又积极发起平民教育运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的教职员和学生联合组织了一个提倡通过普及教育来改造社会和救国图强的社团——平民教育社，还创办了《平民教育》杂志。从此，“平民教育”的口号风靡全国。一九二○年春，施洋等人在武汉热烈响应，积极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发起组织 “湖北平民教育社”。施洋热切希望通过改造和普及教育的手段来丰富人民的知识，用新思想来唤起民众，达到救国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四月四日，“湖北平民教育社”正式成立，施洋被推为大会主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演说。他指出： “中国外交之失败，是由于国家贫弱无力，是由于教育不发展，实业不振兴。……现在要救贫弱，挽危亡，应当从根本着手，非一时的空泛运动所能济事。五四运动，学生固然用了全力，然而普通一般人并未实际参加，所以这运动并没有很大的力量，加之国家贫弱巳久，故更不能收实效。大多数人岂但没有参加，并且他们还有不知道这次运动的意义。他们并不是不爱国，因为他们不知国是什么，国家于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没有知识的缘故。因此，我们感觉平民教育，非常切要，所以我们组织 ‘湖北平民教育社’ ，从本处做起，以发展平民教育，使一般人民，有了必要的知识，知道国家是什么，国家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时他们自然知道要爱国的方法，以尽国民的责任。那时他们自然知道发展实业，使人民都有职业，减除寄生生活的人，自可致国家于富强。这时国家必不致受别国的欺侮，外交必不致失败。即或外人有欺侮的事，国民必全体起而反抗，决不至如现今的失败。可知平民教育是救中国的根本政策，这是我们组织平民教育社的宗旨。希望大家都努力做平民教育的运动。”①施洋的讲演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并公推施洋为总务主任，刘宏勋、刘云生等为评议员。施洋为该社草拟的宣言，鲜明泼辣，文字俊逸，言简意深，轰动一时。当时报名入社人数曾达到一百多人，社员之多仅次于北京的平民教育社。

为筹措办社经费，社员们慷慨解囊，施洋带头捐献了省吃俭用的全部积攒。同时，他还不辞辛劳，串街走巷，进行募捐。当时有些人故意刁难诽谤，说什么“施洋律师的生意大概不好吧，不然，怎么会到处伸手讨钱呢?”施洋对此毫不在意，坦然地告诉朋友说： “为了平民教育，这些话我经得起!” 在募捐中，施洋带病工作，痔疮磨破，殷殷流血，疼痛不巳。朋友们劝他卧床休息，他执意不从，欣然回答： “为了孩子们上学读书，疼痛无怨”。在施洋等人的努力下，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武汉设立了平民教育学校七所，还创办了《平民日刊》、平民图书馆以及平民阅报处等。

施洋兼任平民学校的教员，奔走各校，不管大雨倾盆，狂风巨浪，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渡江，来往于汉口武昌之间，演讲授课，从不迟到，更不误课。他讲话简明扼要，语言生动，富有趣味; 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能与同学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及其家长的喜欢，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施先生”，家长们称赞他是“贫民的拥护者”。“平民教育四字，惊破了武汉沉闷的空气”①，北洋军阀和一小撮反动文人视平民教育社“为洪水猛兽之过激派”，施洋 “更为当局所忌刻”②。平民教育社后因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和经费困难，被迫停办。施洋因此感觉到赤手空拳，提倡平民教育仍然不能达到救国与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他决心继续探索。

一九二○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宗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施洋等都是最初参加研究会的成员。施洋入会后，刻苦攻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积极参加研究会的一切活动。在研究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施洋经常报告学习马列的体会，介绍自我改造的经验。同时，施洋还深入到武昌徐家棚产业工人住区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当中，了解工人的疾苦，参加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宣传“劳工神圣”和社会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指导人力车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通过这些活动，施洋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使他把初步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下，在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等的帮助下，施洋根据切身的体会，批判了自己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错误观点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逐渐懂得了离开社会主义讲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能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的。而无政府主义也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决不能在实际上解放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他曾深有体会地说： “无政府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在理想上是很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①。施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后，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沿着马列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向旧世界勇猛搏击。

热情支持朝鲜独立运动

一九二○年，朝鲜青年党李愚民、赵重久等经沪来汉，宣传独立运动。施洋满腔热忱地欢迎这些不远万里来到武汉的友人，并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正义斗争。施洋和朝鲜人士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多次交换对日问题的看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施洋认为如果没有两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就不可能打倒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施洋态度诚恳，言必由衷，得到了朝鲜人士的信任。为了援助朝鲜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除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压迫，施洋建议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他的建议得到武汉各界进步人士的赞同。此后，施洋以极大的热忱，从事中韩联合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偕同朝鲜爱国人士李愚民、赵重九等，深入到各学校、各团体进行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宣传朝鲜人民遭受的苦难以及中朝联合起来，进行互助的必要性。施洋等人的奔走呼号，使中朝联合运动深入人心，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革命友谊。一九二一年四月， “中韩互助社”正式宣告成立。武汉各学校、各进步团体以及各界进步人士出席了隆重的成立会。大会公推施洋及朝鲜爱国人士李基彰等起草宣言、章程及进行计划。为了使中朝的联合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施洋四处活动，联络全国各界志士仁人，共同组织“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施洋的串联发动下，湖南、四川等地也先后成立了 “中韩互助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中朝联合运动的高潮，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大大增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当时驻沪的朝鲜政府特派员曾特地来汉，对施洋等给予朝鲜人民的援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中韩互助社”成立后，在施洋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惊恐，他们急忙派遣侦探跟踪盯梢，监视施洋和朝鲜志士的行动。当时居住在汉口法租界的朝鲜爱国人士赵重九夫妇，不幸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侦探所诱陷，几乎遭到逮捕。施洋知道后，立即致函法国领事，义正辞严地要求依法保护朝鲜人士的人身安全。经过施洋的努力，朝鲜志士才勉强在法租界栖身。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当时心毒手狠的日领事，密令侦探在赵重久夫妇住宅的饮水管中，投放剧毒药物，结果使赵重久等中毒，生命垂危。施洋闻讯，积极进行营救，才使赵重久夫妇化险为夷。一九二二年，李基彰迁居武昌时，遭到了跟踪的日本警察抄查逮捕。在中国警察的阻拦下，将他拘禁在武昌警察署。施洋及各界人士对此义愤填膺，三番几次的向有关当局进行交涉，要求释放李基彰。同时强烈要求日本领事馆严惩非法捕人的日本警察，向我国赔礼道歉，并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非法事件。施洋又面谒湖北交涉员，进行严厉质问，提出严重抗议。经过施洋等人一个月的交涉，李基彰才被释放出来。施洋还亲自募捐款项，救济在中国的朝鲜人士。当时凡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士，对施洋慷慨无私的援助，无不感激涕零。

发动自治驱王运动

一九二一年前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自治”的潮流。湖北就是这种运动的先驱。当时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极力鼓吹驱逐王占元“鄂人治鄂”的主张。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北政客夏寿康在，“鄂人治鄂”的紧锣密鼓声中，登上了省长的宝座。当时有些人对北京政府派来的这位新统治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夏氏来汉之日，武汉各界人士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集会。

此时的施洋，为反对王占元的反动统治，也十分赞成自治运动。但是他主张的自治运动，与当时官僚政客所叫嚷的“自治”有着原则的不同。为了使人们对新来的统治者夏寿康不存幻想，施洋在欢迎夏寿康的集会上，别树一帜，以各界联合会的名义，制作了一面白布大旗，上面写着：

“请夏省长特别注意： (一) 我们决心是要开‘国民大会’ 解决国事的; (二) 我们决心是要‘平民自治’，‘同业自治’ 的，那武人、官僚、政客、绅士、议员、流氓、财阀们的假自治，是我们拚命反对的; (三) 我们决心是要自制省宪法的; (四) 我们决心是要清理省有的财产的; (五) 我们决心是要废除督军的; (六) 我们决心是要裁兵的，至多不得过一师一旅; (七) 我们不是仅欢迎你做省长——是要你莫干涉我们的自由的; (八)我们原不想你做善事，只要你莫做恶事; (九) 我们原不想你利民，只要你不害民; (十) 我们希望你处处在穷人身上着想，不希望你替富人发财; (十一) 我们希望你替湖北劳动界改善生活，不希望你替寄生虫似的流氓、政客谋饭吃; ……”①。在欢迎会上，施洋作了数小时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讲演完毕还散发了传单。

施洋提出的“十二条”及其讲演，阐述了他对自治运动的主张，提出了对政府的要求与希望，批评了各种不正确的意见，痛斥了军阀、官僚、政客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自治，明确地指出了湖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施洋的主张代表了这个自治运动的正确方向，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重视与注意。后来夏寿康曾几次会晤施洋，并装模作样地向他征徇意见。

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湖北自治”的闹剧中，王占元军队在武昌发生兵变。七日清晨，武昌城内枪声大作，浓烟滚滚，商店住户被洗劫一空。许多妇女被奸淫，甚至惨遭杀害。这一兵变，激起了武汉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施洋的注意力则由自治运动转向驱逐王占元的运动。

湖北督军王占元，督鄂七年来，聚敛敲剥，纵兵殃民，祸鄂之罪，擢发难数。当时的汉口各界联合会，在“致政府电” 中对王占元的罪恶作了如下的概述： “王占元督鄂以来，白蚀公款，搜刮民财，滥发纸币，私铸铜元，运销卢盐，克扣军饷，种种贪婪，罄竹难书。”①

王占元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湖北各界人民无不切齿痛恨。当“自治”呼声高涨、王占元军队在各处譁变的时候，施洋和各界联合会就开始酝酿发动驱王运动。武昌兵变发生后，施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湖北人民对王占元的愤怒已到了极点，广大学生和市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近年来，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解散革命团体，迫害进步人士的臭名，已传闻天下; 王占元与邻省军阀的矛盾日趋尖锐，处境极为孤立。驱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挺身而出，以湖北各界联合会为核心，联络各界人士，召开秘密会议，策商具体办法，发动驱王运动。

兵变后的第一天，施洋冒着生命危险，由汉口渡江来到武昌，深入街头巷尾，调查兵变情形及受灾状况，然后用宣言和传单公诸于世。接着，他又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连发讨王通电七次，向全国宣布兵变惨状和王占元的罪恶以及驱王自治的主张。当时参加驱王运动的人后来回忆说：通电“激昂愤慨，义正词严，足以丧王贼之胆而激起全国人之义愤。驱王运动，即由此开始。”①

施洋等人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恨。王占元急忙下令通缉施洋，并派遣军警，四处搜捕。但他不顾危险仍镇静地指挥各界群众继续战斗。

当时驱王运动，力量对比悬殊。王占元拥兵逾万，武装到了牙齿，而武汉的平民群众则力单势薄，手无寸铁。施洋等人认为，如不借助外力，驱王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提出了“联吴 (佩孚) 驱王”的主张，即利用吴、王的矛盾，借吴之力，把王占元驱出湖北。施洋和钟海澄先生根据各界联合会的决议，奔赴河南洛阳，面请吴佩孚，发兵来汉，驱走王占元。阴险狡诈的吴佩孚，此时，正倾全力霸占陕西地盘，无暇兼顾，而且借口湖北的事机未熟，巧词谢绝。施洋和钟海澄只好失望而归。在由洛阳回汉途中，他们发现有王占元的密探跟踪，并诘问他们。下车时，他们好容易才把尾巴甩掉，机智地脱险。

当时的武汉，侦骑密布，岗哨林立。施洋等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已经十分困难。经商议，他们认为湖南群众基础比较好，革命势力比较雄厚; 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又大倡“联省自治”，有可乘之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施洋化装上船，离开了武汉。

施洋到长沙后，继续进行驱王活动。他单人独骑，四处奔走，呼吁各界声援。他以湖北各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草拟长篇宣言，揭露王占元祸鄂历史、湖北兵变惨状，以及湖南人民应援助湖北人民驱王的理由。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讨王檄文。宣言发表后，引起湖南各界人士对湖北驱王运动的同情和注意。接着施洋等人又创办了《湘鄂通讯社》，专门揭发王占元的祸鄂罪行和刊登驱王的文章，大造驱王舆论。他们还遍谒湖南当局要人及社会名流，请求“援鄂驱‘王’”。

与此同时，施洋与孔庚等人奔走呼号，召集在湖南从事驱王运动的湖北各界人士，制定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推举省总监，组织省务院。施洋被推为省总监和省务院秘书。他的工作更加紧张，整日整夜地忙碌着，他草拟了省临时自治约法。省务院的政令和重要通电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

施洋精明能干，办事果断，秉公行事，公而忘私。有一次，一个失职军人带领一伙暴徒，持刀举枪，闯进总监办公室，强令施洋给他们加官晋爵，并要给那个为首的封一个“司令”或指挥的头衔。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施洋的拒绝。于是这伙暴徒，就拳打脚踢，动起武来。尤有甚者，有几个亡命之徒竟掏出手枪，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施洋，强迫就范。而施洋却从容不迫，毫无惧色，并理直气壮地依据临时约法进行批驳，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施洋奉公守法，不为强力所屈服的精神，湘鄂各界人民无不交口称誉。

为了扩大驱王队伍，发动湖南各界人士援鄂驱王，施洋等人夜以继日地积极进行计议。他们在反复分析研究湖南军阀赵恒惕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联赵驱王”的策略。

一九二○年赵恒惕赶走谭延闿攫取湖南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内炮制所谓“省宪法”，对外则大倡所谓“联省自治”。所谓“联省自治”，只不过是赵恒惕扩充势力，扩大地盘的一个代名词罢了。赵恒惕在湖南站稳脚根后，对武汉这个军事要地早已垂涎三尺，常常窥测时机，欲取而代之。施洋等人看透了赵恒惕的心思，于是以湖北临时省政府和省总监的名义，多次面晤赵恒惕及其政府要员，谒请湖南出兵援鄂驱王。

不久，驱王的湖北自治军开始行动，赵恒惕答应出兵援助。七月十七日，他以欢迎湖北军阀、政客蒋作宾等为借口，召开军事会议，决议以援鄂为名，出师湖北。二十日，下达总攻命令。施洋亲赴前线，参加自治军战役。二十九日，湘鄂联军在羊楼司一带，大败王占元，接着又迅速攻占湖北兵家要地汀泗桥，距王占元盘踞的巢穴武昌城仅百余里。北洋军阀王占元在湖北的统治危在旦夕。八月十日，王占元发表“离任电”，被迫宣布离任北上，仓惶出逃。至此湖北驱王自治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正当湘鄂军逼近武昌，节节胜利的时候，直系军阀吴佩孚急派爪牙肖耀南带兵南下，虎视武汉，按兵不动，准备坐收渔利。王占元逃离武汉后，肖耀南立即取而代之。八月九日，吴佩孚从河南率军南下，以貔貅数万之众，以逸待劳，开赴前线，挞伐久战疲乏的湘鄂自治军。从此，湘鄂之战遂变成湘直之战。同时，吴、肖不惜卖国殃民，勾结帝国主义，出动兵舰，夹击自治军。更有甚者，十四日，吴佩孚密令掘溃武昌全口长堤，企图一举淹死湘鄂自治军，其用心何其毒也! 溃堤后，长江滔滔洪水淹没了武昌、鄂城等四个县的大部分土地，吞噬了一千八百多户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数百名湘鄂自治军的士兵。湖北人民一劫于王占元的兵变，再劫于吴佩孚的惨祸。十七日，吴佩孚下达总攻令，湘军大败。二十七日，直军占领岳州，并致书赵恒惕，劝其北附。九月一日，赵恒惕与吴佩孚签订停战协定，湘军自鄂撤退。湖北自治军完全失败，临时政府被迫解散。吴佩孚、肖耀南窃夺了人民驱王的胜利果实。湖北人民仍处在北洋军阀残暴统治下。施洋大失所望，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叹息道： “驱去一虎，又来二狼! ”

驱王自治运动的残酷阶级斗争事实，又一次教育了施洋，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明确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封建军阀是革命的对象; 同时，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力量，逐渐懂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动力。以前，他进行的种种救国活动都失败了，原因何在呢? 是因为没有找到救国的真正办法和社会力量。他从惨痛的经历中懂得了“没有民众的基础——民众的组织与武装，革命是不会成功的”①。只有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去，宣传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与战斗力，依靠最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铲除重重黑暗势力，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能拯救危亡的祖国、解放灾难深重的人民。

武汉工人运动的先驱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公开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湖北等地区成立了分部。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一成立，就选派了一部分党员和先进青年，如林育南、郑凯卿、李伯刚、项德隆和施洋等，深入到武昌徐家棚、江岸、汉口租界等重要产业和职业工人中去采取办识字班、工人子弟学校以及工人夜校等方式和工人接近，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建立俱乐部，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武汉的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武汉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①。

施洋“在湖北作劳动运动，是开始的第一人”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开始注意劳工运动。由于他出身贫寒，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他在执行律师业务以后，就经常与劳动人民接触，对于工人凡是关于法律上的事务，他总是尽力设法帮助解决，不索取任何报酬。一九二○年，施洋创办平民教育社与平民教育学校时，就很注意对劳动人民的教育。后来，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指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

汉口租界是武汉地区人力车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广大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巡捕、中外资本家以及把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这是一个蕴蓄着无限潜力的工人运动的处女地。施洋十分重视这个地方，他经常来到这里，详细探问工人的工作及家庭生活情况，用聊天、谈心等方式向工人讲“劳工神圣”、“劳工解放”，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励他们反对“洋大人”、车行老板以及把头的压迫，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还帮助他们解决法律上的一些事务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从而很快地与工人建立了感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广大工人把施洋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施洋这个奔走国事的名人，声望很高的律师，而毅然深入社会最底层，与当时许多人认为最卑贱的工人乃至如牛马的“臭苦力”交朋友，并为他们谋利益，实在使当时社会上众人钦佩。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汉口租界车行老板宣布加租 (每日每乘八百文增加车租一百文) ，施洋知道后立即召集工人代表秘密开会，商量对策。在施洋的指导下，人力车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车老板见势不妙，连忙取消加租原议，因此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

同年10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因路局开除小工81人，武昌徐家棚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他们提出了撤换英总管、恢复被开除的工人和增加工人工资等要求。罢工开始后，施洋和林育南等利用武汉、上海报纸这些舆论工具，揭露路局压迫剥削工人的种种罪恶，说明工人生活困苦情况，呼请各界起而援助，并指导“粤汉路职工联合会”，领导与团结广大工人进行斗争，历时五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后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正式宣告成立，施洋立即参加工作。从此，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再次宣布加租(每日每乘车由八百文增加到一千文) ，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抗，掀起了罢工的怒潮。这次罢工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的第一次大战斗。武汉党组织派施洋、林育南、郑凯卿直接领导了这次战斗，并取得了胜利。

罢工的次日，施洋、林育南等召集人力车工人代表秘密开会，通过了罢工计划，并决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具体领导工人进行反抗加租斗争。施洋受工人代表的委托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等传单，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 (一)车夫会成立，车行老板不得干涉; (二)取消加租议案; (三)原租价减为六百文。罢工后，汉口租界内车辆停驶，交通陷于瘫痪。这次声势空前的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惶恐不安，社会各界人士也极为关注。当时在人力车工人中曾出现了一些慌乱现象。有的思想动摇，有的畏惧，有的甚至还散布悲观论调。大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此时匿居在法租界指导罢工斗争的施洋，又遭到巡捕和侦探的严密监视与盯梢，他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为统一思想，鼓舞斗志，施洋深入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工人说： “诸位不要慌乱，我们要从忍耐痛苦中取得利益，压迫我们的车行主，我们不给他们以打击创痛，他们是不知我们的厉害的，他们决不会让步。我们若不坚持下去，这次失败以后就更受他们的欺压，而且租价一加，我们简直不能生活了! 诸位! 大家齐心努力，坚持到底，我们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当尽力援助你们，一切危险牺牲，我都不怕。困苦的同胞们!紧紧的团结坚持呵! ”①施洋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热情的宣传鼓动工作增强了工人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施洋在白色恐怖下，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的革命行动，给工人们增添了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

罢工斗争的第五天，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出面进行 “调解”，会上，他们宣读了英国工部局允许车行加租的布告，借以恐吓工人代表。施洋听后怒发冲冠，率领工人代表，愤然退席，表示抗议，并发表声明，拒绝“调解”。

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的同情和声援，施洋指导工人组织“车夫讨饭团”，并连夜赶制各种旗帜和传单，为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作准备。在六日晚的工人代表会上，作出了“以乞丐团形式，结队向租界游行”①的决定。七日上午，人力车工人，结队持旗，从汉口大智门出发，沿途行乞，并举行空前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时上海《时报》作了以下报导： “今早八时，各车夫循序在英租界集合，共计六七千人，有执旗者，有未执旗者，类皆破帽短装，鹑衣百结，当雨后严寒之天，缩瑟而行，绕英租界俄租界至法租界，秩序井然”。当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慌忙下令戒严，不准通行，并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弹压。据十二月八日的《时报》报导说： “安南巡捕，以来福枪及枪刺逐众，且向开枪”。于是激动众怒，工人们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与军警巡捕进行搏斗， “报以砖石棍棒，巡捕与苦力死伤多人”。愤怒的工人群众击毁了法捕房、利通车行、首倡车租加价的法人医生梅里住宅门前的玻璃，击毁了利通车行汽车之电灯数枚。而“其他邻舍街巷，毫无惊动。”②此次罢工威震全国，震撼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武汉的反动统治。最后法租界当局和车行老板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对湖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罢工胜利后，施洋、林育南等立即指导工人组织工会，建造会所。施洋为工会起草了章程和宣言，还制定了工会的组织法。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工会为十人团选举一什长，十团选举一百长，由百长组织代表会议选出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这一组织法是中国现代工会最早的一个组织法。施洋为车夫工会规定的宗旨和草拟的组织法，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但却遭到了青年会一些头头的激烈反对。他们强行扣留由他们保管的罢工胜利时车行老板免收工人三天车租的款项，企图以此破坏人力车工会的成立。施洋代表工人向青年会交涉再三，据理驳斥，青年会才被迫将款交给人力车工人。

在施洋、林育南的指导下，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会，在罢工胜利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樊一狗、易明发、刘华山、陈定华被选为工会的执行委员，施洋被聘为最高顾问和对外的全权代表。

接着，施洋又为人力车工人建造工会会所奔走数月，花了不少心血。林育南曾这样回忆说：施洋“为建造工会会所，事务纷繁，艰难万状。忍为此负债累累，备尝艰苦，然不稍怨悔，誓力支持，卒将广大之会所告竣。”①

这个凝集着施洋无数心血的汉口人力车工会会所，是湖北工人阶级自己修造的第一个会所。后来“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成立后也在此办公。武汉工人代表经常来这里学习、集会，共商国家大事。因此，这里既是武汉人力车工人学习、战斗的园地，又是湖北指导工人运动的参谋部、作战指挥部。

汉口人力车工会成立后，施洋又积极协助项德隆 (项英) 等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项德隆、林祥谦、曾玉良等被选为俱乐部干事，施洋被聘为法律顾问。同年二月，施洋曾极力赞助的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俱乐部又胜利诞生，施洋又被聘为法律顾问。接着成立的武汉其他一些俱乐部或工会也都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施洋身兼多职，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凡是工会法律上的事务都由他担负，工会的文告通电也由他起草。施洋真是 “一日万机”，“应接不暇”①。

施洋与工人患难与共，呼吸相通; “极能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②赢得了工人的拥护与尊敬，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劳动者律师”。

一九二二年夏天，施洋用在工人斗争的火红熔炉中炼出的一颗丹心，向党写了一份申请书，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不久，在六月的一个万木苍翠、荷花飘香的日子里，施洋经许白昊、项德隆介绍，武汉地区党组织讨论和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施洋“自入党后，对于劳动运动，更为猛烈精进。”③

粤汉工潮中打头阵的急先锋

一九二二年秋，武汉的工团如雨后春笋，工会会员急剧增加，工人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原来作为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已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于是湖北党组织派林育南和施洋等发起筹划成立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以便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武汉及湖北的工人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和施洋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工人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施洋协助工会开办工人业余学校，亲自给工人讲课读报，宣传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他还经常利用各工团成立，到会祝贺或工人集会的机会，发表演说，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取得政权，把产业收归国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①。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工人指明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作斗争，消灭这些“不劳而食坐拥万金，吸取我们劳动者的膏血以滋养他们蠢笨的肥躯的资本家”、“黑良心的糊涂蛋”②，才能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施洋的讲话， “为工人群众所倾倒”③。马列主义的雨露春风，滋润了工人群众的心田，吹散了他们眼前的迷雾，促进了他们的觉悟与联合。七月底，施洋指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把该厂俱乐部改组为工会。接着，“武汉工团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林育南兼任工联会的秘书主任，负责该会的日常工作，施洋被聘请为该会的法律顾问。加入该会的有二十八个工会，三万多会员。“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方总工会”①。

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又推动了武汉、湖北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武昌造币厂、汉口水电公司、大冶铁矿、丹水池煤油栈、武汉轮船、武汉染织厂等处的工人纷纷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些工会成立前，施洋直接或间接参与筹划; 成立时，他赴会演讲。所以，许多工会都聘请他为法律顾问。由于全省工会组织蠭起，组织范围扩大，“武汉工团联合会”很快就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施洋就参加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粤汉铁路武长工人因反虐待、反侮辱爆发了全路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派郭亮 (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 参加领导这一罢工; 湖北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派林育南 (武汉工团联合会的秘书主任、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负责人) 和施洋(武汉工团联合会、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法律顾问) 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罢工开始后，粤汉铁路局局长王世㻙，勾结湖北督军肖耀南派来一连军队到徐家棚弹压，同时又通过监工唆使一些落后的工人接手开车，并派武装押运。九月十日晚，几百名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组成的队伍，冲在火车头前进行卧轨阻车。王世㻙兽性大发，指挥军警进行了血腥镇压。火车嗵嗵地嘶叫着向南疾驶，行至岳州 (岳阳)，岳州工人在共产党员郭亮的指挥下，卧轨截车。郭亮是最先卧下去也是卧在最前面的一个。结果也遭镇压。徐家棚和岳州两处铁路工人被打死打伤和被捕者共达二百几十人。郭亮等46人被捕后，被押至武昌一监狱。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闻讯赶到新河站工人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罢工斗争与营救被捕同志。新河总站工人俱乐部向交通部发出快邮代电，要求严惩王世㻙，并通告全国，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同日毛泽东派何叔衡来武汉和湖北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林育南、施洋等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的办法。林育南、施洋等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立即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工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九月十二日，武汉工联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致援助粤汉路罢工斗争的办法。当时会议决定以武汉工联会名义，通电全国宣布肖耀南罪状;派员慰问徐家棚、岳州罢工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 发动武汉各界捐募款项，救济罢工工人，组织粤汉工友宣导团，散传单，发宣言，向全国宣布惨状和罢工经过，号召湖北及全国工人起来声援粤汉铁路罢工工人。在发出的宣言中说： “武汉工团联合会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事，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的事; 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耻辱，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耻辱。因此这个问题要我们劳动阶级全体去解决。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各工团以实力援助这次罢工。粤汉铁路的工友呀! 你们要勇敢决绝坚持到底，百折不回，我们誓尽力为你们的后援! ”①

武汉工团还组织了“粤汉罢工后援会”。武汉工团联合会和京汉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又作出了“三日内如不作圆满解决即全体罢工”的决定。武汉工联还发动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武汉工联筹款一千元，江岸工人俱乐部援助了五百元。这都有力地援助了粤汉铁路的罢工斗争。

九月十一日，株萍铁路和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罢工，以实力声援粤汉路罢工斗争。九月十五日，长沙工人俱乐部等工团发出通电，呼吁大家联合起来，打倒穷凶极恶的军阀，扑灭敲骨吸髓的工贼，援助粤汉路罢工，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即举行同盟罢工。此外，京汉路的长辛店、郑州、信阳及陇海路的洛阳等站工人都致电路局，坚决表示三日内如不答复粤汉路工人的要求条件，即举行同盟大罢工。上海等地各工团也纷纷发来函电，声援粤汉路罢工斗争，各地的援助款项也源源而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援粤汉路工人罢工的高潮。在这种情势下，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急派交通次长劳之常来武汉，妄图平息这汹涌澎湃的罢工怒潮。

九月十四日晚，江岸刘家庙车站，人声鼎沸，旗帜如林，京汉、粤汉及武汉各工团三千多工人聚集在一起，举行请愿示威。施洋坐镇刘家庙，亲自指挥工人向那即将来汉的交通次长劳之常示威。劳之常的专车刚进站，工人们就蜂涌上前，控诉王世㻙的罪行，递交请愿书。并把施洋亲笔书写的两面大白旗举到劳之常的面前。一面旗上写着：

“请交通次长看粤汉路局长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之大惨剧：岳州死六人，伤六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三十七人。徐家棚伤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命在垂危者八人，逼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九人。……”①

另一面旗上写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等要求条件②。

工人们还愤怒高呼： “惩办行凶军警，为工人们除害! ” “讨还血债，为死者报仇! ” “不自由勿宁死! ” “杀人者死! ” “工人是杀不尽的! ”当时，喊声震天，群情激奋。劳之常见此情景，毛骨悚然，呆若木鸡。只好诺诺连声： “明天解决”，“明天解决”。

十六日，工人们没有见到劳之常的答复。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又组织了一次声势更大的示威。这天，大智门车站，人山人海，喊声雷动，群情更加激昂。劳之常和王世㻙同坐一辆小汽车，徐徐进入车站，愤怒的工人和死伤、被捕工人的家属一涌而上，将汽车围住。劳、王见势不妙，急令司机加大油门开足马力，妄图逃走。

狐狸出洞，机会难得。施洋大叫一声： “工友们! 劳之常想逃跑，快拉住他论理! ”③工人们闻声而动，将汽车团团围住，一阵怒吼，把劳、王轰下车来。这时，堂堂的次长劳之常和王世㻙心惊肉跳，汗水如雨。当场被迫同意发给受伤工人每人二十元养伤费，并答应把工人要求带回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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