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锡昂人物传,朱锡昂生平事迹,朱锡昂评价

Posted 2022-05-08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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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物传朱锡昂人物传,朱锡昂生平事迹,朱锡昂评价

朱锡昂，字识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任书记，是广西早期革命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正如广西同志在他殉难一周年时的挽联所写的那样： “血洒玉林，芳流千古;功高八桂，痛切同侪”。朱锡昂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一)

一八八七年四月，朱锡昂出生在广西博白县沙河区山桥乡上洞村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朱慎恒，在乡下教私塾; 母亲王氏，为人善良。祖父时家里置有二石种①的田，雇有长工耕种，另有少量土地出租。朱锡昂从小随父亲读书，成绩优异，毛笔小楷尤其写得工整秀丽。一九○三年，父亲送他赴玉林州试，得中秀才，取第一名。消息传开，乡亲纷纷前来祝贺，一些绅士也向“小秀才”打躬作揖。

一九○七年，朱锡昂去广州考入广东实验学堂(后改为广东高等工业学堂)，被编在甲班，并选为班长。为了表达自己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和愿望，他和雷沛鸿等同学借用《列子》中“黄帝梦游华胥之国”的典故，在住房门上挂了块写着“华胥”二字的牌子①，经常邀请一些进步同学来研究学问，讨论时事，阅读进步书报。

在广州读书期间，朱锡昂很敬佩杰出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烈士，用秋瑾的反清革命斗争精神，教育和激励自己。他还将秋瑾写的诗，如“爆烈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巳忘身。……前仆后继人应在，为君不愧轩辕孙”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录作座右铭，经常背诵，并与学友互勉互励。一九○八年，光绪皇帝“驾崩”，学堂当局要求学生披麻戴孝，到灵堂吊孝时还要放声大哭。朱锡昂十分气愤，暗地串连潘乃德等同学，在一片嚎哭声时故意纵声哈哈大笑，闹了一场震动学校内外的“笑吊”喜剧。学校当局恼羞成怒，立即张贴布告，对所有发笑的学生给予记过处分。朱锡昂对布告嗤之以鼻，愤愤地说： “记过者，记功也，妙哉! ”事后，有人赞他是“直士” ，也有人骂他是“逆子”，他并不介意，对同学说： “吾侪若不干一番大事业，则反清救国夙愿难展，‘直士’ 徒有其名而已。”不久，经该校施正甫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②。一九一一年，朱锡昂秘密组织一批同学参加同盟会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开始，他准备配合起义部队攻打总督衙门，后因外地来的同盟会员不熟悉去总督府的道路，由他担任向导③。这次起义，由于准备仓促和战斗指挥不周，在清军反扑下失败了，但他却受到了一次革命风暴的锻炼，更加坚定了“前仆后续、拚歼贼臣”的革命决心。

(二)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西宣告独立，地方局势逐渐安定。这时，朱锡昂从广东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回到广西，被广西省府委派为玉林五属教育团副团长，并出任玉林五属中学校长; 一九一二年冬，又任省参议会参议员。一九一三年秋，因南宁府立中学校长雷沛鸿出国留学，由雷介绍朱锡昂接任该校校长。一九一五年，朱锡昂被聘改任怀集县(现属广东省) 中学第一任校长。一九一六年，经友人推荐，朱锡昂前往肇庆担任广东肇庆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林虎(隐青，陆川人)的秘书，曾劝林虎广贴布告，明令军队和地方当局实行“三禁”：禁烟、禁赌、禁娼。二、三年后，朱锡昂改任广东郁南县知事，以爱国爱民，为官清正，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知名一时。他对祸国殃民的鸦片毒品深恶痛绝，曾明令严禁吸毒，凡土豪劣绅违禁者也一律惩办。一九二一年，他任广西省议会秘书长，由于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感到厌恶，遂于第二年辞官归里，回到玉林，重新担任省立第九中学 (即原来的玉林五属中学，后改为省立高级中学、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校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想做官，他回答说： “做官高高在上，剥削人民，虽有吃有用，而人民无衣无食，居心何忍?”他还刻了一枚有“独立自尊” 四字的印章，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①。后来，广西省当局多次邀请他出任省课吏馆长、教育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要职，他都一一拒绝，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

朱锡昂到九中任校长后，从广州、上海等地多方聘请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到校任教，并以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拿来救济师生员工的生活。他要求老师勇于探索，大胆施教，努力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一改学校过去读死书的沉闷局面。

(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朱锡昂被选派到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①。途经上海时，他接触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到达日本后，朱锡昂与广西留日学生住在一起，并同中国共产党日本留学生支部接触。在党的帮助教育下，他摒弃了教育救国的空想，决心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初，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五年春，朱锡昂离开日本，前往菲律宾考察，同年三月回到玉林学校，带回了一批日文版的《资本论》、《哲学之贫困》、《唯物史观》等马列书籍。他回到学校后，立即发动学生订阅《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请人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悬挂在学校礼堂两旁。他经常到附近的仁东、六卢、大路、下寮等村调查农村现状，了解农民疾苦，启发农民政治觉悟。他还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在学校礼堂向工人和文化知识界发表演说，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势力侵略中国的罪行。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扩展到全国各地，玉林县也成立了有工、农、商、学、居民参加的玉林各界后援会，由省立二中学生会负责人朱光翼任会长，朱锡昂任名誉会长。在他的指导下，后援会发动各界人民在县城大府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痛斥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还组织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宣传。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湖南省长沙正式召开。朱锡昂和苏诚二人代表广西省教育会出席了这次会议①。他在广西的教育业绩，受到湖南代表的钦佩，曾以湖南省教育会的名义，赠送他一幅湘绣，对他表示敬意。现在这幅湘绣仍保存在广西博物馆里。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朱锡昂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②。这时，朱锡昂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更加积极地在校内校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朱锡昂立即领导全校师生，组织宣传队，每十人一组，分赴城区和乡村开展宣传，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大力支援北伐战争。当北伐军攻下武昌时，玉林县各界在大府园召开庆祝大会，朱锡昂在会上发表了热情赞颂北伐军的讲话。

这一年，贵(贵县)、兴 (兴业)、玉 (玉林) 公路通车，朱锡昂被邀请参加通车典礼，并在会上致词。他一点也不附和当局说什么 “公路通车后，交通方便、万民同福” 的论调，而是严正地指出：贵、兴、玉公路，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筑成的，在当今情况下，公路的通车，不过是便于帝国主义推销更多的商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钱财罢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什么“同福”可言! 他的这些触及社会锢弊的“贺词”，曾使一些到会的达官贵人十分难堪。

朱锡昂对附近各县的学生运动也很关心，积极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鼓舞他们的斗争。如博白县中学的女生听了他介绍苏联和日本的妇女情况，号召她们学习苏联妇女的革命精神，破除封建思想，争取妇女的自由、平等的报告以后，很多女生剪掉辫子，有的退了父母包办的婚约，勇敢参加社会宣传活动。当他得知该校女生以罢课的方式反抗县当局对她们进行社会宣传活动的阻挠和破坏，并来信请求支持时，他便立即回信，表示支持她们的斗争，并在信中向她们介绍湖南长沙等地学运情况，给该校女生增添了力量。朱锡昂关心学生进步的另一方面，是对学生的错误思想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一天傍晚，当他路过校园的草坪，听到几个学生在谈论“共产共妻”的谣言时，心情十分沉重。晚上，他走进这几个学生所在的教室，愤怒地批驳了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和诬蔑。第二天，他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严厉的抨击，说： “共产党主张共产，但反对公妻。唯有官僚、地主、资本家才纳妾嫖妓，才是公妻。”①

(四)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疯狂进行“清党”活动，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这时，朱锡昂接到广西省教育厅长黄华表发来的电报，警告他不要再领导学生闹革命。朱锡昂阅后满腔怒火，立即在学校周会上向全体师生宣读电文，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罪行，号召大家与反动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会后，他给黄华表复电，说：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行动，领导学生救国救民，并不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若说我二中师生有爱国革命行动，乃是学校的光荣。由于敌人已将朱锡昂列在通缉名单之列，他于同年七月被迫离开学校，秘密前往上海。途经南宁时，他住在玉林五属会馆里，被敌人发现，派兵前来逮捕，恰逢他走出大门，那些匪军不认识他，见他穿着平民服装，以为是会馆职工，便喝问道： “喂，朱锡昂住在哪个房子里?”他回答说，住在最后的房子，匪军听后一涌而入，他便趁机走脱，后经湛江、广州到达上海，住在一位日本朋友家里。朱锡昂在上海期间，曾到复旦大学看望原广西省立九中的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此后，他便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还远涉南洋苏门答腊一带，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初冬，朱锡昂从南洋返回香港，住在俞作柏①的公馆里。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广西籍共产党员陈勉恕、俞作豫(俞作柏之弟)等人。党组织先安排朱锡昂到《香港日报》社工作;同年十一月，又将他和陈勉恕、俞作豫、朱士华等人派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巳由鄂返粤，在广州另立旗帜，与南京反革命头目蒋介石对抗。张发奎获悉俞作柏与桂系有矛盾，便派人到香港请俞作柏担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七军指挥部指挥长，指挥部设在广州吉祥路。朱锡昂等几位共产党员到广州后，公开身分就是第七军指挥部的秘书，暗中则积极为广州起义做准备。朱锡昂被分配负责一个区的起义准备工作，经常前往暴动总指挥部联系。同志们看到他为准备起义而日夜奔忙的情景，曾用“朝发白云楼，夜争海珠渡”的诗句来赞美他。广州起义失败后，朱锡昂与俞作豫、陈勉恕等奉命分头撤退。十二月十三日晚，他们先避八曾当过南宁市商会会长的周君实的设在广州的“宝隆”商店，第二天又化装到沙面租界搭英商轮船赴港，仍住在俞作柏在港的楼房里，与广东省委在港的负责人杨殷等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一月，党组织决定委派朱锡昂率领在港的广西同志回桂，恢复和发展广西党的组织，领导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决定由他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们分三批启程，约定在北流集中。当大家来到北流后，朱锡昂立即派人分头联络留在广西坚持斗争的同志，并在黎家庄黎衍家里秘密召开有党员、团员、进步青年等二十人参加的会议，其中有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和特委巡视员董铨汉等人。他向大家传达广东省委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利益，疯狂镇压革命，加紧对农民的剥削; 地主、豪绅不顾农民死活，加租加税，广大劳苦农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们要在农村发动农民起来革命，要与农民建立感情，搞好关系，做农民兄弟的知心朋友。同时，还要做好工运、军运、学运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会后，朱锡昂除分派同志到已有联系的贵县、玉林、北流、陆川、博白等县活动外，还派出党员到宾阳、南宁、梧州、柳州、桂林等地联络失散的党员。当时，中共广西特委临时办事处设在黎衍家里，并在北流县城设“华丰”商店和一个医务所为联络处，朱锡昂化名张志先住在办事处，全面负责并兼顾玉林方面的工作。他患有肺病，经常胸痛，但他带病坚持工作，经常与俞作豫等头戴斗笠，身背长烟筒，挂上布口袋，到北流县附近九代坡村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劳农会，发展党的组织。他在九代坡村发展了张善宗、张善棠等四名同志入党，在村里建立了党支部①和劳农会。在九代坡村的影响下，关塘、牛柑塘、竹围、民乐、金城、塘岸等村也迅速建立了劳农会。

同年三月，朱锡昂与党内秘密交通员张震球从北流取道九代坡步行到玉林县城郊的瑶岭村，住在该村一间原来装粪用的屋子里，领导该村劳农会开展反对地主夺耕的斗争。他经常找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促膝谈心，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讲国民党“清党”的罪行，讲实行减租减息的意义和农民翻身的革命道理，使这里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四、五月间，朱锡昂化名滕柏，从玉林来到贵县，通过党员张国才与杨翰峤、姜绍文等党团骨干取得联系。这时，正是中共贵县县委机关遭到破坏不久，县委书记陈培仁刚被杀害，党组织一时处于停滞状态。他帮助贵县的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鼓励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并着手重新组织贵县党团联合县委，使贵县、玉林、北流、博白等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与南宁、梧州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原称中共广西“一大”)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张国才家举行，到会代表十多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朱锡昂和张伯群(张弟杰)作为玉林五属党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原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主持。大会决定接受广东省委关于夏收暴动的决议案; 决定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农运和工运，组织和扩大农民武装，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成立全省劳农会组织，以推动全省农运的发展。会上选出朱锡昂、邓拔奇、雷经天、董铨汉等十五人为中共广西特委(后改为临时省委)委员，由恽代英指定朱锡昂、邓拔奇、董铨汉等七人为常委，朱锡昂为特委书记兼管宣传科，董铨汉为候补书记兼管组织科①。为了便于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会议还决定在交通方便且又靠近广州的梧州市设立特委机关。

这次大会建立了新的省特委领导机关，统一了全省各地党组织，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这对推动全省工农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朱锡昂转到梧州市省特委机关工作。他针对当时有些县的基层党组织尚未恢复、农村的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经常深入到这些地区去检查、指导工作，在玉林五属各县及南宁、桂林、柳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还以做“生意”为掩护，前往广州、香港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工作。即使病倒在床，也从不肯停止他的看书学习和处理工作等活动。同志们很尊重他，称他为革命长辈，但他却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太晚，不能早日为革命效力，总是以革命晚辈自称。因此，同志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晚叔” 。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底，临时省委委员昌景霖叛变，使设在梧州的省临委机关和通讯联络处 (梧州大东下路学后街 “耀记”鞋店)遭受严重破坏，省临委委员郭金水、李秀农等被捕牺牲，朱锡昂因外出幸免于难。为应付这种危险局势，他决定把党组织转移到农村，并派北流县张罕恩等同志前往贵县、南宁、芦圩等地，把昌景霖叛变事件通知各地党组织。这时，他巳不能在梧州立足，便化名“王亚三”，于十二月秘密转移到玉林县境，并在新桥榕木根村设立广西临时省委办事机关，继续领导全省革命斗争。

在玉林，朱锡昂曾化装为算命先生，到新桥门口岭最贫穷的郑四婆、吴九佬等农民家里，了解当地农民疾苦，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至今，当地农民还记得他教过的歌曲，其中一首《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歌词是这样的：“来来来，打倒它反动派，那伯他国民党小奴才! 高举着我们的红旗向前进，高举着我们的红旗向前进;杀杀杀，国民党的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打倒它，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①

在朱锡昂的发动、组织下，榕木根和陂共等村的大部分农民加入了劳农会，仅榕木根村劳农会员就有三四百人。朱锡昂非常重视建立农民武装组织，曾指示各村的劳农会都要建立农民自卫军。他还与俞作豫一道，教育、改造了以丘宏才、丘大伯为首的新桥地区的“绿林军”。这支“绿林军”驻扎在六万大山里，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有矛盾。当他们生活有困难时，朱锡昂便设法派人送去一些粮食和日用品; 当他们同国民党军警激战并处于危急时，朱锡昂和俞作豫立即派农民自卫军前往支援，共同打退国民党军警的进攻。所有这些，使得“绿林军”的首领深受感动，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革命主张，同意把部队改编为农民武装，随后组成了我党领导的玉林五属农民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朱锡昂在新桥榕木根村农民郑振南家里举办了两期农运骨干训练班，每期十多人，学习十天左右。参加学习的有李健雄、苏厚光、苏宠松(均为党员教师)、林云龙(新桥七小进步学生)等二十多人。学习的内容有“社会发展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革命必胜的道理”、“农村工作”等，朱锡昂和玉林县委领导人王懿仁(后牺牲) 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的讲课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声音也很宏亮，深受学员喜爱。每当夜幕降临，学员们便在煤油灯下听课学习，直到半夜或拂晓时才分散离去。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分别奔赴农运第一线。这一期间，玉林县各地革命斗争非常活跃，革命力量有较快发展，全县团员和党员共有一百多人，“劳农会”员达三千多人①。桂东南其它各县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朱锡昂去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回来后，在北流县黎家庄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此，他着力抓农民武装的建设工作，没多长时间，北流县的武装游击队员已达好几百人。至左、右江起义前夕，玉林五属各县的农民武装，改编和扩充为我党直接控制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后参加了百色、龙州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八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朱锡昂在斗争中机智勇敢，并得到群众的保护，几次都化险为夷。有一次，他在博白县三育大园村准备召开农会骨干会议时，突然，遭到当地反动民团的围捕，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化装成一个看水的老人，披戴蓑衣笠帽，扛着锄头，沉着而机智地走出村外。对于这些风险，他置之泰然，常对关心他的安全的同志说： “一个人迟早总是要死的。俗语说：三十有死，四十有亡，只要是我们为真理而死，为大众利益而死，死也甘心，死也有价值。”“搞革命是会遇到生命危险的，有的人可能被敌人抓进监狱严刑拷打，有的人可能会被杀头，但我们不应该怕死，至死也不能叛党。”①

(六)

一九二九年五月，蒋桂军阀混战，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准备接管广西军政大权。俞、李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向来同情和倾向革命，与我党关系密切，加上俞作柏是共产党员俞作豫的异母兄弟，李明瑞是俞家兄弟的姑表亲属。他们三人从小在一起生活、读书，又曾一起在旧军队中工作，感情笃厚。朱锡昂便利用他们这种关系，通过俞作豫的活动，从俞、李部队中搞来一批武器弹药。同时，他正确分析形势，认为俞、李回广西主桂后，有利于广西革命力量的发展。为了迎接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朱锡昂一面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派俞作豫前往湖北，协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明瑞带领部队迅速回广西; 一面加紧训练干部，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为争取革命的新发展做好准备。

五月中旬，朱锡昂接到广东省委的紧急通知，前往香港开会，研究俞、李回桂后广西党组织面临的新形势与任务。按照党的指示，他多次到“俞公馆”与俞作柏商议回广西后的合作与行动计划，最后，商定农历五月初五(公历六月十一日)那天，由朱锡昂在玉林领导端阳节农民暴动，俞作柏则拨出一个师的兵力在梧州策应，目的是夺取玉林县政权①。

朱锡昂从香港回到玉林后，同玉林县委负责人王懿仁一起立即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朱锡昂日夜奔忙，他既要起草暴动的宣传材料，又要检查、督促各地准备工作; 并考虑和部署如何从外县抽调军事人员来支援、以及暴动后的退路等问题。

由于玉林城乡各地大量出现了宣传暴动、揭露敌人罪行的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敌人加紧派遣特务，到处搜索情报和侦缉朱锡昂的下落。

敌人预先收买了新桥门口岭附近的坡心村农民林七，让林七通过其堂兄林三的介绍，加入劳农会，从内部收集情况。这时，朱锡昂恰巧从外地检查布置工作后回到新桥，于农历四月二十五(公历六月二日)晚上，同王懿仁、郑振南(劳农会领导人)参加了门口岭马屋劳农会召开的新会员会议，新会员中就有被敌人收买的林七。林七等会开完，立即向玉林县县长唐朝绳报告。唐朝绳闻讯后，当夜命令玉林城防队长唐云通知新桥城防队长梁晨秋带兵去榕木根捕人。唐云曾受过共产党的影响。他接到命令后，一面派人给梁晨秋传达命令，一面暗中派亲信到门口岭给朱锡昂送信。可送信人走到牛头浪村迷了路，来到附近亮着灯光的卢五家里问路，并说明是给朱锡昂送信。卢五刚参加当晚朱锡昂召开的干部会回来，知道朱锡昂和王懿仁在新桥七小住宿，但他不知道来人的身分，怕上敌人的当，要来人把信留下，由他代送给朱锡昂。卢五不知事情的急迫，拿到信后，心想朱锡昂连日劳累，可能已经入睡，等第二天一早送去也不迟，结果却误了大事。第二天，即六月三日拂晓，朱锡昂和王懿仁的住处巳被敌人包围，他与同志们分头向村外冲去。敌人一面开枪，一面追赶。当时，朱锡昂虽然披着蓑衣，戴着笠帽，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但因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引起敌人注意，集中兵力朝他追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朱锡昂命令身边负责保卫他的四名武装人员快跑，不要管他，说他一个人被敌人抓去没什么关系，不要使武装受到损失。在他的掩护下，这几名武装人员终于脱险，而他却被敌人逮捕了。

朱锡昂被捕后，立即被押到玉林县城。玉林县长唐朝绳一面严刑审讯，一面电告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请示处理办法。黄绍竑命令唐朝绳迅速将朱锡昂就地秘密杀害。

朱锡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畏惧，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对革命的坚强信心。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深夜十二时，敌人在玉林城外北角楼城脚公路旁的小榕树下，将朱锡昂秘密杀害。

注释

①一石种的田相当于12市亩。

①雷沛鸿: 《辛亥革命的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0期。

②③访问潘乃德记录。

①曾善友、朱万瞻:《国庆忆英雄——朱锡昂烈士永生》 (1959年) 。

①《广西历年派员出国考察史系表》,存广西第一图书馆。

②关于朱锡昂入党时间、地点问题,说法不一。本文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第6辑中《血洒玉林,功高八桂》及苏厚光等的回忆材料。

①《历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分类汇编》,存湖南省图书馆。

②据《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议文件》。

①据李家金等的回忆材料。

①俞作柏与朱锡昂同是玉林五属人,俞当时担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因同情我党,倾向进步而遭受排挤,借外出视察为名,潜逃香港。

①访问张罕因记录(1978年7月)。

①据广西特委1928年7月30日给中央的信。

①访问苏基裘记录(1978年)。

①参见中共玉林县委党史办: 《中共玉林县党史简编》 (1924—1949),未刊稿。

①访问苏基裘记录(1978年)。

①访问黎福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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